毛泽东“理一分殊”思想发微——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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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重大思想与政治命题。他提出,共产党人必须批判地承继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遗产,将之转变为指导当前运动的方法。本文尝试揭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上形成的指导性思想方法——原则与表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的接续、发展,而且也是对程朱理学"理一分殊"论的继承、化用。"理一分殊"与"实事求是"一隐一显,共同构成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方法,对于当下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探索仍具有高度启示意义。
The idea of‘Sinification of Marxism,'first initiated by Mao Zedong in October 1938,remain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bot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senses. Mao once insisted that Chinese communists must inherit criticall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ies of ancient China and transform it into a method that aids in guiding the present move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one of Mao's main modes of thinking,that is,combining principle with various manifestation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is form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t is not just a continuation of Marxism-Leninism,but also an assimil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 doctrine of liyifenshu,i.e.,principle is one but its manifestations are many. Together with the principle of shishiqiushi(seeking truth from facts),liyifenshu constitutes the heuristic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upon which Mao launches his struggle against dogmatism. Mao's mode of thinking is still highly relevant to our current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China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idea of‘Sinification of Marxism,'first initiated by Mao Zedong in October 1938,remain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bot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senses. Mao once insisted that Chinese communists must inherit criticall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ies of ancient China and transform it into a method that aids in guiding the present move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one of Mao's main modes of thinking,that is,combining principle with various manifestation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is form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t is not just a continuation of Marxism-Leninism,but also an assimil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 doctrine of liyifenshu,i.e.,principle is one but its manifestations are many. Together with the principle of shishiqiushi(seeking truth from facts),liyifenshu constitutes the heuristic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upon which Mao launches his struggle against dogmatism. Mao's mode of thinking is still highly relevant to our current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China and Chinese modernity.
引文
(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2)同上,第658页。
(3)参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具体的删改情况可参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载[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二版)》第6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260-261页。
(4)关于“实事求是”这一观念的源流演变,参阅汪澍白:《“实事求是”探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53-61页;王兴国:《实事求是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6)例如,朱熹从学李侗(延平先生)时,曾蒙师教诲:“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引自[宋]赵师夏:《延平答问跋》,《延平答问》附录,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
(7)关于“理一分殊”这一命题的由来、内涵及其延展,参阅Wing-tsit Chan(陈荣捷),Chu Hsi:Life and Thought(Ch’ien Mu lectur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p.87-10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72、109-123页。
(8)梁漱溟:《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414页;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17-346页;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0-220页;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7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72页;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丁耘:《斗争、和谐与中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2期,第112-117页;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载《人民日报》2017年8月15日,第24版。海外学界的研究,可参阅[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典藏本》,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插图本)》,第5章“政治和构想: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分期与未来思想(1937-1945)”,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114页。
(9)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的例外是20世纪80年代汪澍白关于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他曾指出,毛泽东在业师杨昌济的影响下接受了朱熹的“理”本体论,而其关于发显与本体之关系的看法则“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论若合符节”(参阅汪澍白:《朱熹哲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载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112页)。然而,汪澍白没有沿此思想线索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发掘与探讨。
(1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第1版,收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5页。
(11)围绕《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记录稿的整理,曾发生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参阅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3页。《人民日报》发表的最终定本,应为胡乔木整理的版本。
(12)同注(10),第76页。“文革”期间流传的“万岁本”中收录的《谈话》版本之开篇,在文字内容、次序上有所不同。参阅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王晁星(收集):《毛泽东思想万岁(1947-1957)》,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8年,第107-108页。不过,两个不同版本呈现的哲理或者意义结构基本是一致的。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另参阅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9页。
(15)同上,第41页。
(16)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3页。另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03页。
(17)同注(10),第80页。
(18)同上,第82-83页。
(19)同上,第83页。
(20)胡适:《致蒋总统书》(1951年5月31日),载《联合报》(台北)1997年2月27日,第37版,转引自雷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载雷颐:《历史的裂缝:对历史与人性的窥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21)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另据胡乔木回忆,1941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任弼时曾专门检讨:“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主义加以反对是错误的。”(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22)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5页。
(2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24)同上,第172页。
(25)同上,第186页。
(26)同上,第211-212页。
(27)同上,第229页。
(28)同上,第230页。
(29)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77页。
(30)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617页。
(31)同上,第673页。
(32)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3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59-160页。
(34)同注(32),第320页。
(35)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载[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4年版,第258页。
(36)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55页。“理在事中”系清初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提出的思想主张,与理学的“理在事上”“理在事先”的观点相对峙。他认为:“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见李塨:《论语传注问》,载《李塨集》,陈山榜等点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梁启超曾将颜李学派归为“实践主义”。参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3页。青年毛泽东非常推崇颜元、李塨,尤其是激赏其反对主静的思想。受他们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经主张:“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参阅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回到《矛盾论》的基本义理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论述既有“理在事中”的意涵,又有“理一分殊”的意涵,而且二者互为声援,并不抵牾。不过,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与颜李学派的渊源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37)金观涛:《〈矛盾论〉与天人合一》,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6月号,第37页。
(38)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页。
(39)同上,第542页。
(40)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关于中国》(1927年7月28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8页。
(41)同上,第299页。
(4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27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43)陈伯达:《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载《解放》第43-44期(1938年),第72页。关于陈伯达在延安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参阅[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4)参阅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载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23页;陈晋:《毛泽东阅读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9页。
(45)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载《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5页。
(46)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3页。
(47)同上,第257页。
(48)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页。
(49)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
(50)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8页。
(51)参阅汪澍白:《朱熹哲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载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109-124页。
(52)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3页。
(5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页。
(54)朱熹曾说:“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参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性理二》,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
(55)冯友兰:《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56)同注(51),第112页。
(5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72页。
(58)同注(51),第110页。
(5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27,《论语九》,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975页。
(60)杨昌济:《论语类钞》,载王兴国(编校):《杨昌济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61)同上。
(62)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4-75页。
(63)同上,第74页。
(64)蔡林彬(蔡和森):《给陈绍林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1918年8月27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65)同注(51),第124页。
(66)关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除前文提及陈荣捷、陈来的著作,还可参阅蒙培元:《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6-26页;景海峰:《“理一分殊”释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25-138页;黄俊杰:《朱子的人文精神:理一分殊说》,载黄俊杰:《东亚儒家人文精神》,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73-188页。
(67)[宋]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载[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9页。
(68)[宋]朱熹:《中庸或问》,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95页。
(69)[明]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第19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页。
(70)[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28,《人道类》,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7,《与郭冲晦》,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9页。
(72)同注(59),第975页。
(73)参阅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22页。
(74)同注(32),第309-310页。
(75)同上,第310页。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的这些话在1937年的“讲授提纲”原稿中没有,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时加写的。
(76)同注(10),第76页。
(7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1页。
(78)同注(59),第973-974页。
(7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90页;另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6页。
(80)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7页。
(81)同上,第389页。
(82)这里,毛泽东是把十月革命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民族形式。当然,毛泽东同时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已蕴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等)。他在1957年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时的讲话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4页。
(83)同注(70)。
(84)同上。
(85)关于“抽象继承”问题,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载《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
(86)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第1版。
(8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历代·晋》,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224页。朱子在评论西晋元老王祥卧冰求鲤的孝感故事(“二十四孝”之一)时说了这句话。
(88)毛泽东在书信往来以及自己的著述中也时或提及朱熹。例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化用过朱熹的一句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
(89)同注(86)。
(90)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9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92)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231页。
(93)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94)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载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95)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已日益正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这一事实。参阅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第21-27页。
(2)同上,第658页。
(3)参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具体的删改情况可参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载[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二版)》第6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260-261页。
(4)关于“实事求是”这一观念的源流演变,参阅汪澍白:《“实事求是”探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53-61页;王兴国:《实事求是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6)例如,朱熹从学李侗(延平先生)时,曾蒙师教诲:“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引自[宋]赵师夏:《延平答问跋》,《延平答问》附录,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
(7)关于“理一分殊”这一命题的由来、内涵及其延展,参阅Wing-tsit Chan(陈荣捷),Chu Hsi:Life and Thought(Ch’ien Mu lectur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p.87-10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72、109-123页。
(8)梁漱溟:《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414页;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17-346页;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0-220页;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7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72页;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丁耘:《斗争、和谐与中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2期,第112-117页;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载《人民日报》2017年8月15日,第24版。海外学界的研究,可参阅[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典藏本》,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插图本)》,第5章“政治和构想: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分期与未来思想(1937-1945)”,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114页。
(9)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的例外是20世纪80年代汪澍白关于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他曾指出,毛泽东在业师杨昌济的影响下接受了朱熹的“理”本体论,而其关于发显与本体之关系的看法则“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论若合符节”(参阅汪澍白:《朱熹哲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载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112页)。然而,汪澍白没有沿此思想线索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发掘与探讨。
(1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第1版,收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5页。
(11)围绕《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记录稿的整理,曾发生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参阅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3页。《人民日报》发表的最终定本,应为胡乔木整理的版本。
(12)同注(10),第76页。“文革”期间流传的“万岁本”中收录的《谈话》版本之开篇,在文字内容、次序上有所不同。参阅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王晁星(收集):《毛泽东思想万岁(1947-1957)》,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8年,第107-108页。不过,两个不同版本呈现的哲理或者意义结构基本是一致的。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另参阅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9页。
(15)同上,第41页。
(16)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3页。另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03页。
(17)同注(10),第80页。
(18)同上,第82-83页。
(19)同上,第83页。
(20)胡适:《致蒋总统书》(1951年5月31日),载《联合报》(台北)1997年2月27日,第37版,转引自雷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载雷颐:《历史的裂缝:对历史与人性的窥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21)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另据胡乔木回忆,1941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任弼时曾专门检讨:“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主义加以反对是错误的。”(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22)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5页。
(2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24)同上,第172页。
(25)同上,第186页。
(26)同上,第211-212页。
(27)同上,第229页。
(28)同上,第230页。
(29)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77页。
(30)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617页。
(31)同上,第673页。
(32)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3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59-160页。
(34)同注(32),第320页。
(35)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载[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4年版,第258页。
(36)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55页。“理在事中”系清初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提出的思想主张,与理学的“理在事上”“理在事先”的观点相对峙。他认为:“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见李塨:《论语传注问》,载《李塨集》,陈山榜等点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梁启超曾将颜李学派归为“实践主义”。参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3页。青年毛泽东非常推崇颜元、李塨,尤其是激赏其反对主静的思想。受他们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经主张:“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参阅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回到《矛盾论》的基本义理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论述既有“理在事中”的意涵,又有“理一分殊”的意涵,而且二者互为声援,并不抵牾。不过,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与颜李学派的渊源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37)金观涛:《〈矛盾论〉与天人合一》,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6月号,第37页。
(38)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页。
(39)同上,第542页。
(40)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关于中国》(1927年7月28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8页。
(41)同上,第299页。
(4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27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43)陈伯达:《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载《解放》第43-44期(1938年),第72页。关于陈伯达在延安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参阅[美]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4)参阅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载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23页;陈晋:《毛泽东阅读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9页。
(45)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载《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5页。
(46)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3页。
(47)同上,第257页。
(48)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页。
(49)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
(50)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8页。
(51)参阅汪澍白:《朱熹哲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载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109-124页。
(52)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3页。
(5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页。
(54)朱熹曾说:“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参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性理二》,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1页。
(55)冯友兰:《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56)同注(51),第112页。
(5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72页。
(58)同注(51),第110页。
(5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27,《论语九》,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975页。
(60)杨昌济:《论语类钞》,载王兴国(编校):《杨昌济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61)同上。
(62)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4-75页。
(63)同上,第74页。
(64)蔡林彬(蔡和森):《给陈绍林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1918年8月27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65)同注(51),第124页。
(66)关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除前文提及陈荣捷、陈来的著作,还可参阅蒙培元:《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6-26页;景海峰:《“理一分殊”释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25-138页;黄俊杰:《朱子的人文精神:理一分殊说》,载黄俊杰:《东亚儒家人文精神》,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73-188页。
(67)[宋]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载[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9页。
(68)[宋]朱熹:《中庸或问》,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95页。
(69)[明]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第19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页。
(70)[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28,《人道类》,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7,《与郭冲晦》,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9页。
(72)同注(59),第975页。
(73)参阅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22页。
(74)同注(32),第309-310页。
(75)同上,第310页。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的这些话在1937年的“讲授提纲”原稿中没有,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时加写的。
(76)同注(10),第76页。
(7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1页。
(78)同注(59),第973-974页。
(7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90页;另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6页。
(80)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7页。
(81)同上,第389页。
(82)这里,毛泽东是把十月革命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民族形式。当然,毛泽东同时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已蕴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等)。他在1957年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时的讲话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4页。
(83)同注(70)。
(84)同上。
(85)关于“抽象继承”问题,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载《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
(86)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第1版。
(8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历代·晋》,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224页。朱子在评论西晋元老王祥卧冰求鲤的孝感故事(“二十四孝”之一)时说了这句话。
(88)毛泽东在书信往来以及自己的著述中也时或提及朱熹。例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化用过朱熹的一句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
(89)同注(86)。
(90)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9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92)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231页。
(93)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94)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载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95)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已日益正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这一事实。参阅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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