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白银流入、被迫通商与银铜平行本位有效性研究——来自1819-1919年清代宁波府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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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1819-1919年海外白银流入、宁波口岸被迫通商背景下的银铜平行本位的有效性问题为考察对象,发现宁波当地相对市场化的银铜比价平行本位体制具有较高的市场有效性,对海外白银流入与宁波被迫通商等都做出了灵敏反应,并且也对冲了相关外部冲击对当地大米价格的负面影响,但这一机制在大米市场的有效性不应被高估。宁波通商口岸的开通,对宁波大米市场产生了正向冲击,其中相对市场化的宁波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外来冲击,说明市场化基础上的和平贸易而不是强迫贸易才是世界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人间正道。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silver-copper parallel standard in the context of oversea silver inflow and the forced trade of Ningbo treaty port during 1819-1919. It is found in the paper that the relatively marketized silver-copper parallel standard in Ningbo prefecture was highly efficient and responsive to the factors such as oversea silver inflow, forced trade in Ningbo, etc.; and also an offsetting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lated external shock on the rice price in Ningbo. However, this mechanism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The forced opening of Ningbo treaty port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rice market in Ningbo as an external shock on the one hand, in which the marketized silver-copper parallel standard played an offsetting role, indicating that mutual trade on the basis of peace and market rather than the forced trade should be the right way for sustainable trade in this worl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silver-copper parallel standard in the context of oversea silver inflow and the forced trade of Ningbo treaty port during 1819-1919. It is found in the paper that the relatively marketized silver-copper parallel standard in Ningbo prefecture was highly efficient and responsive to the factors such as oversea silver inflow, forced trade in Ningbo, etc.; and also an offsetting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lated external shock on the rice price in Ningbo. However, this mechanism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The forced opening of Ningbo treaty port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rice market in Ningbo as an external shock on the one hand, in which the marketized silver-copper parallel standard played an offsetting role, indicating that mutual trade on the basis of peace and market rather than the forced trade should be the right way for sustainable trade in this world.
引文
[1] 谢杭生:《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的波动及其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 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3] 陈春声:《清代广东银钱比价》,《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4] 王宏斌:《清代社会动荡时期银钱比价变化规律之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 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6] Chen Chau-nan ,“Flexible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1650-1850”,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7,issue 3,1975.
[7] 燕红忠:《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8]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9] Hongjun Zhao,”American Silver Inflow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Qing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20,issue 1,2016.
[10]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①赵红军详细研究了从秦汉到2010年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以及在公元11世纪、17-19世纪所面临的外生冲击及其在这种外生冲击下的制度变迁问题。详见赵红军《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
(1)史料记载,1645年开始,清政府命令规定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的兑换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在此后延续较长一段时间。详情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14《钱币考》,康熙十二年。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6-567页。
(2)参见杨瑞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书中第三篇系统讨论了清代银铜比价变动的原因、后果和对策。该书是在1962年繁体字版基础上改为简体字版。
(3)相关的研究有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517-550页。亦参考Hongjun Zhao,“American Silver Inflow and Price Revolution in Qing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1),pp.294-305。
(4)参见李隆生《清代的国际贸易:白银流入、货币危机和晚清工业化》,台北:秀威资讯出版公司,2010年,第148-155页。其中有关全国的统计数据清晰地显示出1736-1911年流入中国内地的海外白银数量,1826年以前,白银单向度流入中国,1826-1850年海外白银流入减少甚至出现流出状态,此后一直到1895年前,海外白银再次流入中国。
(5)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我们无法获知1843-1864年这一时间段宁波与国内外贸易的数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推断英国在1808年后推动鸦片贸易并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目的。有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可参见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Drugs,Dream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verlook Press,2014;Sanello,Frank and W.Travis Hanes III,The Opium Wars:The Addi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Another,Naperville:Sourcebooks,2002。
(6)有关这一点,可以从1793年乾隆皇帝让英使马嘎尔尼带给英王要求贸易、建立外交关系的回信中清楚地看出来。可参见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7)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我们无法获得1843-1864这一时间段的数据,但基于之前洋货进口情况一样的推理,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8)详见赵红军、李依婕、江福燕《上海国际贸易地位变迁与区域经济影响:基于旧海关史料和自贸区时空变迁视角的分析》第3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支持这一观点的现有文献主要有竺菊英《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原因探析》,《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竺菊英《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乐承耀《十九世纪中晚期宁波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原因》,《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8年第5期;王列辉《港口城市与区域发展——上海、宁波两港比较的视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
(9)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做过类似的论述。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21页。
(10)该数据来源于熊昌锟《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78-80页。原始数据来自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已编·金融”,1951年铅印本,第220-235页。
(11)我们有关宁波货币市场和粮食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探讨相关市场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以此作为一个判断市场有效性的方法。这一方法借鉴了Fama(1970)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主要思想,即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
(12)Hedonic定价法是国际房地产经济学中常见的一个衡量或者估算房地产价格的模型。其基本思路就是一套房子的价格是由房子周边的诸多因素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房子的供求关系。因此,在针对房子价格的回归或者估计中,就要考虑这些因素。参见Matt Moson,“Valuation Using Hedonic Pricing Models”,Cornell Real Estate Review,Article 10,Vol.7,2009,pp.62-73。又可参考G.M.Grether and Peter Miezkowski,“Determinants of Real Estate Value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1,pp.127-146;J.Kain and J.Quigley,“Measuring the Value of Housing Quality”,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45,pp.532-548;Peter Linnerman,“Some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Nature of the Hedonic Price Functions for the Urban Housing Market”,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8,No.1,pp.47-68。
(13)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应该将宁波与相关城市乃至国外贸易的数据纳入到针对宁波银铜比价的解释变量之中,原因是我们认为宁波与相关城市乃至国外的贸易将直接影响宁波与国内主要城市的银元进出口以及宁波与国外银元的进出口。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因素均已经被纳入我们针对宁波银铜比价的解释变量当中,所以,不应该再对此进行纳入,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以及回归的内生性问题。
(14)这一说法是我们的一种理论猜测,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第8章“清代的货币”中,详细介绍了清代的各级政府以及商人等通过铜钱的私铸、减重、掺假、铜的生产、消融或者铸造铜钱等形式,试图维持其与银钱之间相对固定的比例。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如上的推测。
(15)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此并不考虑宁波周边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对宁波米价的影响,原因是周边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都会以这些城市之间的粮食贸易、粮食套利的形式进行,既然是如此,它就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宁波与周边城市外国银元流出入、银条流出入等形式进行结算,如果我们纳入市场整合程度可能就会存在多重共线性与内生性问题。另外,更为关键的是,市场整合程度目前尚存在较为一致的评价指标,宁波与周边诸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市场整合程度,因此,这就使得纳入它进行分析,至少在时间序列数据层面产生诸多问题。
(16)有关宁波在过去200年间相对于全国而言具有更强市场化氛围的论述比较多。比如张守广《宁波帮志·历史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千马《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年。我们的观点认为,如果宁波具有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更加良好的市场化氛围,那么,这种市场化氛围会在多个市场中表现出来,比如粮食市场、货币市场等等。
[2] 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3] 陈春声:《清代广东银钱比价》,《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4] 王宏斌:《清代社会动荡时期银钱比价变化规律之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 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6] Chen Chau-nan ,“Flexible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1650-1850”,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7,issue 3,1975.
[7] 燕红忠:《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8]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9] Hongjun Zhao,”American Silver Inflow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Qing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20,issue 1,2016.
[10]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①赵红军详细研究了从秦汉到2010年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以及在公元11世纪、17-19世纪所面临的外生冲击及其在这种外生冲击下的制度变迁问题。详见赵红军《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
(1)史料记载,1645年开始,清政府命令规定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的兑换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在此后延续较长一段时间。详情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14《钱币考》,康熙十二年。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6-567页。
(2)参见杨瑞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书中第三篇系统讨论了清代银铜比价变动的原因、后果和对策。该书是在1962年繁体字版基础上改为简体字版。
(3)相关的研究有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517-550页。亦参考Hongjun Zhao,“American Silver Inflow and Price Revolution in Qing China”,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1),pp.294-305。
(4)参见李隆生《清代的国际贸易:白银流入、货币危机和晚清工业化》,台北:秀威资讯出版公司,2010年,第148-155页。其中有关全国的统计数据清晰地显示出1736-1911年流入中国内地的海外白银数量,1826年以前,白银单向度流入中国,1826-1850年海外白银流入减少甚至出现流出状态,此后一直到1895年前,海外白银再次流入中国。
(5)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我们无法获知1843-1864年这一时间段宁波与国内外贸易的数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推断英国在1808年后推动鸦片贸易并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目的。有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可参见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Drugs,Dream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verlook Press,2014;Sanello,Frank and W.Travis Hanes III,The Opium Wars:The Addi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Another,Naperville:Sourcebooks,2002。
(6)有关这一点,可以从1793年乾隆皇帝让英使马嘎尔尼带给英王要求贸易、建立外交关系的回信中清楚地看出来。可参见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7)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我们无法获得1843-1864这一时间段的数据,但基于之前洋货进口情况一样的推理,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8)详见赵红军、李依婕、江福燕《上海国际贸易地位变迁与区域经济影响:基于旧海关史料和自贸区时空变迁视角的分析》第3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支持这一观点的现有文献主要有竺菊英《近代宁波对外贸易衰落原因探析》,《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竺菊英《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乐承耀《十九世纪中晚期宁波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原因》,《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8年第5期;王列辉《港口城市与区域发展——上海、宁波两港比较的视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
(9)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做过类似的论述。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21页。
(10)该数据来源于熊昌锟《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78-80页。原始数据来自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已编·金融”,1951年铅印本,第220-235页。
(11)我们有关宁波货币市场和粮食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探讨相关市场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以此作为一个判断市场有效性的方法。这一方法借鉴了Fama(1970)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主要思想,即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
(12)Hedonic定价法是国际房地产经济学中常见的一个衡量或者估算房地产价格的模型。其基本思路就是一套房子的价格是由房子周边的诸多因素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房子的供求关系。因此,在针对房子价格的回归或者估计中,就要考虑这些因素。参见Matt Moson,“Valuation Using Hedonic Pricing Models”,Cornell Real Estate Review,Article 10,Vol.7,2009,pp.62-73。又可参考G.M.Grether and Peter Miezkowski,“Determinants of Real Estate Value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1,pp.127-146;J.Kain and J.Quigley,“Measuring the Value of Housing Quality”,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45,pp.532-548;Peter Linnerman,“Some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Nature of the Hedonic Price Functions for the Urban Housing Market”,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8,No.1,pp.47-68。
(13)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应该将宁波与相关城市乃至国外贸易的数据纳入到针对宁波银铜比价的解释变量之中,原因是我们认为宁波与相关城市乃至国外的贸易将直接影响宁波与国内主要城市的银元进出口以及宁波与国外银元的进出口。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因素均已经被纳入我们针对宁波银铜比价的解释变量当中,所以,不应该再对此进行纳入,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以及回归的内生性问题。
(14)这一说法是我们的一种理论猜测,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第8章“清代的货币”中,详细介绍了清代的各级政府以及商人等通过铜钱的私铸、减重、掺假、铜的生产、消融或者铸造铜钱等形式,试图维持其与银钱之间相对固定的比例。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如上的推测。
(15)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此并不考虑宁波周边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对宁波米价的影响,原因是周边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都会以这些城市之间的粮食贸易、粮食套利的形式进行,既然是如此,它就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宁波与周边城市外国银元流出入、银条流出入等形式进行结算,如果我们纳入市场整合程度可能就会存在多重共线性与内生性问题。另外,更为关键的是,市场整合程度目前尚存在较为一致的评价指标,宁波与周边诸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市场整合程度,因此,这就使得纳入它进行分析,至少在时间序列数据层面产生诸多问题。
(16)有关宁波在过去200年间相对于全国而言具有更强市场化氛围的论述比较多。比如张守广《宁波帮志·历史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千马《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年。我们的观点认为,如果宁波具有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更加良好的市场化氛围,那么,这种市场化氛围会在多个市场中表现出来,比如粮食市场、货币市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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