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传奇文类特征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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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年,笔者曾提出一个判断: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基本的文类特征。传记辞章化的风尚何以形成于中晚唐时期?初步的答案是:六朝的文、笔之辨凸显了辞章与子史的文类差异,也为传记与辞章的融通提供了可能;而跨越文体壁垒,以文、笔打通的方式从事写作,乃是中晚唐之际的文坛风尚,唐人传奇正是在这种文坛风尚中成熟并臻于鼎盛的。
引文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2)关于传、记的异同,清代学者章学诚有云:“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传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8页)章学诚的看法自有其理由,而本文则采取“从众”的处理方式,化繁为简,以便于展开讨论。
(3)针对“《史记》于‘怪事’、‘轶闻’,固未能芟除净尽,如刘媪交龙、武安谢鬼,时复一遭”的情形,钱锺书作了这样的申述:“马迁盖知而未能悉见之行者。”不能据此认为史家可以从事于神奇荒怪。《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二《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轶事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按《封禅书》:‘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大宛列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此三则足征马迁载笔取材之旨,亦即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古代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皆哲人之明理,用心异乎史家之征事。屈原《天问》取古来‘传道’即马迁‘不敢言’之‘轶事’、‘怪物’,条诘而件询之,剧类小儿听说故事,追根究底,有如李贽《焚书·童心说》所谓‘至文出于童心’,乃出于好奇认真,非同汰虚课实。《左传》宣公二年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襄公二十九年又特载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其曰‘不敢言’者,小心也,亦谦词也,实则大胆而敢于不言、置之不论尔。”(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1—252页)
(4)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22页。
(5)邵长蘅《青门簏稿·与金生》,清光绪间武进盛氏刻《常州先贤遗书》本。
(6)班彪《北征赋》:“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册,第579页)
(7)曹大家《东征赋》:“唯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4册,第987页)
(8)朱乔森编著《朱自清文集·学术论著卷Ⅰ》,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9页。
(9)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册,第448页。
(10)葛晓音《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11)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12)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8页。《唐代小说研究》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发行,1956年修订重版。
(1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1年版,第378页。
(1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版)上册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看法跟郑振铎相同。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文学史研究者的共识。
(15)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16)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
(2)关于传、记的异同,清代学者章学诚有云:“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传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8页)章学诚的看法自有其理由,而本文则采取“从众”的处理方式,化繁为简,以便于展开讨论。
(3)针对“《史记》于‘怪事’、‘轶闻’,固未能芟除净尽,如刘媪交龙、武安谢鬼,时复一遭”的情形,钱锺书作了这样的申述:“马迁盖知而未能悉见之行者。”不能据此认为史家可以从事于神奇荒怪。《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二《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轶事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按《封禅书》:‘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大宛列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此三则足征马迁载笔取材之旨,亦即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古代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皆哲人之明理,用心异乎史家之征事。屈原《天问》取古来‘传道’即马迁‘不敢言’之‘轶事’、‘怪物’,条诘而件询之,剧类小儿听说故事,追根究底,有如李贽《焚书·童心说》所谓‘至文出于童心’,乃出于好奇认真,非同汰虚课实。《左传》宣公二年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襄公二十九年又特载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其曰‘不敢言’者,小心也,亦谦词也,实则大胆而敢于不言、置之不论尔。”(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1—252页)
(4)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22页。
(5)邵长蘅《青门簏稿·与金生》,清光绪间武进盛氏刻《常州先贤遗书》本。
(6)班彪《北征赋》:“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册,第579页)
(7)曹大家《东征赋》:“唯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第4册,第987页)
(8)朱乔森编著《朱自清文集·学术论著卷Ⅰ》,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9页。
(9)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册,第448页。
(10)葛晓音《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11)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12)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8页。《唐代小说研究》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发行,1956年修订重版。
(1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1年版,第378页。
(1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版)上册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看法跟郑振铎相同。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文学史研究者的共识。
(15)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16)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