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张栻之义理辨析与学脉建构——中和·仁说·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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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熹与张栻同辈论交,彼此欣赏。于学术分歧之际,剔除疑义,纠举偏失,进而于日用之间察识,化解动静纷扰,开展儒学系谱,二程歧异得以厘清,张栻的引介与启发具有关键作用。只是以往以道南与湖湘学脉是相互竞逐的关系,将朱熹思想发展视为湖湘学没落原因,不免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或是标举存有,认为张栻不能发其师精蕴,只能顺从朱熹说法,不免见其偏,不见其全,此与理学发展脉络相违背。朱熹从"中和"之辨,建立心统性情架构;厘清《太极图》与《通书》之关系,绾合天道与道德;进行"仁"说辨论,最终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确立经典诠释内容。理学得以成立,有赖两人无私分享,学术为公,可为典型,意义所在,固不可以门户论之。
引文
(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312页。
(2)来年张栻父亲张浚病逝,朱熹前往吊唁,与谈更为深入。刘述先撰《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79页)认为,此时场合不对,不可能有深度的学术讨论。然而,束景南撰《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于隆兴二年(1164)载:“九月,赴豫章哭祭张浚,与张栻面论湖湘学中和之说,得胡宏《知言》,结识胡宏弟子吴翌。”可以了解朱熹于李侗死后,急于突破学术困境的心情。
(1)黄宗羲《宋元学案》,全祖望补修,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第1635页。
(2)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4293页。
(3)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609页。
(4)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8年,第97页。
(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432页。云:“张南轩师事胡五峰,然‘受教之日浅’,固不能发其师之精蕴。又其天资明敏,心思活泼,看似通达柔和,而实禀性清弱,故其与朱子往复辩难,率多以朱子为主动,顺从朱子之格局,其所言说大都尾随其后而弥缝之。……此见其力弱才短,故软塌而被吞没也。其学无传,亦非偶然。朱子乐与之谈,而又深致赞佩之辞,亦只喜其明敏而随和耳。”
(6)田浩撰《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197页言:“张栻在朱熹1185年写这封信的五年之前已经过世,因此朱熹这时无须被迫承认张栻的贡献。而朱熹在为了刊刻而编辑张栻书信时,省略了张栻提出这一点的那封信,所以朱熹承认这一短语原本来自张栻就更令人惊讶了。”又:“刘述先教授甚至抱怨,张栻著作里没有任何胡宏异见的踪影,但事实上张栻文集是朱熹所编辑的。”又:“朱熹毫无疑问在选择性地保存张栻作品之际,简化了道学传统的多样性。”
(7)陈逢源《“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台北:台湾政大出版社,2013年,第179-220页。
(8)陈逢源《从“中和”到“仁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爱之理,心之德”义理进程考察》,《东吴中文学报》第29期,第15-34页。
(9)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79-81页;陈来撰《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按:刘述先书第89页认为丙戌年朱熹还在追求的过程中,应是到过潭州访问张栻之后,才有思索的成果,所以中和旧说四函应系于戊子,乾道四年(1168)朱熹三十九岁时。然依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355-359页。核以何镐来访,讨论中和之说,中和旧说四札应系于乾道二年(1166),朱熹三十七岁时,朱熹与张栻讨论已发未发,与湖湘交流时间可以推更之前,配合朱熹以源头活水诗,咏其“主敬”思想,朱熹思想转折,已可概见。
(10)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3册卷三十《答张钦夫三》、《答张钦夫四》,第1157-1159页,及卷三十二《答张敬夫三》、《答张敬夫四》,第1241-1244页。此四书即论中和旧说四札,束景南撰《朱熹年谱长编》系于乾道二年(1166),第355-358页。陈来撰《朱熹哲学研究》第103-104页。考其语脉顺序,应是第一书、第四书、第二书、第三书。
(1)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3373页。
(2)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3329-3330页。
(3)(日)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163页。
(4)陈逢源《“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第207页。
(5)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06页。乾道九年(1173)“继续与张栻讨论《洙泗言仁录》与《仁说》,修改《仁说》”案语:“长达二年之《洙泗言仁录》与《仁说》论辨至此结束,二人仁说思想取得大体一致。往返书信,前人讨论已多,可以参考赖尚清撰《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辨”书信序次详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4期(2014年第4期),第112-113页。
(6)例如陈淳撰《答陈伯澡》第五书“文公有《仁说》二篇,莫须已曾见否。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一篇近方得温陵卓丈传来。”见:《北溪大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二十六,第706页。甚至刊刻《朱子文集》误以张栻《仁说》为朱熹的《仁说》,参见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7册第3400页,卷六十七“校勘记”云:“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仁说》。又注:‘此篇疑是《仁说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删正之。”两人说法相近,产生混淆,后人甚至提出质疑,认为朱熹以编辑《南轩文集》之便,将自己心得附入。对此说法,陈荣捷撰《朱子新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397-381页,列举四点回应,认为“自私用知”有违朱熹性格,说法并不可信。
(7)张栻《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31-1032页。
(1)朱熹《朱子文集》,第3391-3392页。
(2)朱熹《朱子文集》,第1265-1266页。
(3)朱熹《朱子文集》,第4202页。
(4)张栻《张栻集》,第1074-1075页。
(5)朱熹《朱子文集》,第3867-3868页。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2)张栻《张栻集》,第96页。
(3)张栻《张栻集》,第314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长安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275页,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十八》云:“来教又谓熹言以静为本,不若遂言以敬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故熹向来辄有是语,今若遂易为敬,虽若完全,然却不见敬之所施有先有后,则亦未得为谛当也。”参见拙撰《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义理思惟》,《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第331-409页。
(7)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8)朱熹《朱子文集》,第3523页。
(1)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按语云:“朱子谓《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然会而言之,三端而已:性无善恶,一也。心为已发,故不得不从用处求尽;‘仁,人心也。’已发言心,故不得不从用处言仁;三者同条,二也。察识此心,而后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则不过辞气之间。”(第1377页)。所引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82页。
(2)朱熹《朱子文集》,第3700-3701、3705页。
(3)朱熹《朱子文集》,第3378-3380页。
(4)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言“太极无所为图也,况其所为图者,虽出自周子濂溪为赵宋儒门之首,而实本之二氏之所传”,认为一传自陈搏,一传自僧寿涯,皆非儒学。《毛西河先生全集》(嘉庆元年刊本)卷一,1页,旨在于辨证宋学渊源不正。参见:钱穆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4页。然朱熹建构《太极图》之义理,特别申明周敦颐转益多师,出于创发为多。
(5)朱熹《朱子全书》,第79页。
(1)朱熹《朱子全书》,第72页。
(2)朱熹《朱子全书》,第73页。
(3)朱熹《朱子全书》,第74页。
(4)张栻《张栻集》,第917-918页。
(5)张栻《张栻集》,第917-918页。
(6)朱熹《朱子全书》,第95页。
(7)陈逢源《治道·儒学·心性---朱熹道统论之渊源与脉络》,《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10月22-23日,第248-265页。
(1)近人对于道统有诸多讨论,苏费翔考据朱熹之前,已有人使用“道统”一词,李流谦《澹斋集》中写与张浚书信,已言“至于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张浚为张栻父亲,推断“道统”一词于张氏家族已是习用语汇;其次,张栻颇为关注北宋理学家祠堂,并且致力于将周敦颐加入二程为核心的传承系谱当中。参见:苏费翔、田浩撰《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6-88页。
(2)朱熹《朱子文集》,第163页。
(3)朱熹《朱子文集》,卷七十六第3813-3814页。《张南轩文集序》云:“敬夫既没,其弟定叟裒其故稿,得四巨编,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于世,非子之属而谁?’予受书愀然,……遽取观之,盖多向所讲焉而未定之论,而凡近岁以来,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精语,反不与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资甚高,闻道甚蚤,其学之成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盖未尝一日以是而自足也。……于是乃复亟取前所搜辑,参伍相校,断以敬夫晚岁之意。”按核内容,朱熹搜辑张栻晚岁的材料,相互补校,以证明张栻学术之精彩,但是否删除早岁文字,并未清楚交代,朱熹本身尚且保留中和旧说材料,《延平答问》搜辑与李侗书信,未因感受未深而剔除,文献失收,未必可以归责朱熹,补充张栻晚岁成熟意见,才是朱熹重点所在。
(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378-3379页)卷一百六十一“《南轩集》四十四卷”提要云:“栻殁之后,其弟杓裒其故稿四巨编,属朱子论定,朱子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未及蒇事,而已有刻其别本流传者,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论,而末年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语,反多所佚遗,乃取前所搜辑,参互相校,断以栻晚岁之学,定为四十四卷,并详述所以改编之,弁于书首,即今所传淳熙甲辰本也。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辨龂龂,不少假借,如第二札则致疑于辞受之间,第三札辨墓祭中元祭,第四札辨太极图说注,第五六七札辨《中庸注》,第八札辨游酢祠记,第十札规朱子言语少和平,第十一札论社仓之弊,责以偏袒王安石,第十五札辨胡氏所传二程集,不必追改,戒以平心易气,第二十一札辨论仁之说有流弊,第四十四札论山中诸诗吾未和平,第四十九札论《易》说未安,是从来许意思,未能放下,第四十五札规以信阴阳家言择葬地,与胡季随第五札,又论朱子所编名臣言行录未精细,朱子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忤,又栻学问渊源,本出胡宏,而与朱子第二十八札,谓胡寅《读史管见》,病败不可言,其中有好处,亦无完篇。又第五十三札,谓胡安国《春秋传》其间多有合商量处,朱子亦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嫌,起以见醇儒心术,光明洞达,无一毫党同伐异之私,后人执门户之见,一字一句,无不回护,殊失朱子本意。”
(5)参见:刘述先撰《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171页;田浩撰《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961页。
(2)来年张栻父亲张浚病逝,朱熹前往吊唁,与谈更为深入。刘述先撰《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79页)认为,此时场合不对,不可能有深度的学术讨论。然而,束景南撰《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于隆兴二年(1164)载:“九月,赴豫章哭祭张浚,与张栻面论湖湘学中和之说,得胡宏《知言》,结识胡宏弟子吴翌。”可以了解朱熹于李侗死后,急于突破学术困境的心情。
(1)黄宗羲《宋元学案》,全祖望补修,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第1635页。
(2)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4293页。
(3)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609页。
(4)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8年,第97页。
(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432页。云:“张南轩师事胡五峰,然‘受教之日浅’,固不能发其师之精蕴。又其天资明敏,心思活泼,看似通达柔和,而实禀性清弱,故其与朱子往复辩难,率多以朱子为主动,顺从朱子之格局,其所言说大都尾随其后而弥缝之。……此见其力弱才短,故软塌而被吞没也。其学无传,亦非偶然。朱子乐与之谈,而又深致赞佩之辞,亦只喜其明敏而随和耳。”
(6)田浩撰《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197页言:“张栻在朱熹1185年写这封信的五年之前已经过世,因此朱熹这时无须被迫承认张栻的贡献。而朱熹在为了刊刻而编辑张栻书信时,省略了张栻提出这一点的那封信,所以朱熹承认这一短语原本来自张栻就更令人惊讶了。”又:“刘述先教授甚至抱怨,张栻著作里没有任何胡宏异见的踪影,但事实上张栻文集是朱熹所编辑的。”又:“朱熹毫无疑问在选择性地保存张栻作品之际,简化了道学传统的多样性。”
(7)陈逢源《“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台北:台湾政大出版社,2013年,第179-220页。
(8)陈逢源《从“中和”到“仁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爱之理,心之德”义理进程考察》,《东吴中文学报》第29期,第15-34页。
(9)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79-81页;陈来撰《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按:刘述先书第89页认为丙戌年朱熹还在追求的过程中,应是到过潭州访问张栻之后,才有思索的成果,所以中和旧说四函应系于戊子,乾道四年(1168)朱熹三十九岁时。然依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355-359页。核以何镐来访,讨论中和之说,中和旧说四札应系于乾道二年(1166),朱熹三十七岁时,朱熹与张栻讨论已发未发,与湖湘交流时间可以推更之前,配合朱熹以源头活水诗,咏其“主敬”思想,朱熹思想转折,已可概见。
(10)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3册卷三十《答张钦夫三》、《答张钦夫四》,第1157-1159页,及卷三十二《答张敬夫三》、《答张敬夫四》,第1241-1244页。此四书即论中和旧说四札,束景南撰《朱熹年谱长编》系于乾道二年(1166),第355-358页。陈来撰《朱熹哲学研究》第103-104页。考其语脉顺序,应是第一书、第四书、第二书、第三书。
(1)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3373页。
(2)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3329-3330页。
(3)(日)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163页。
(4)陈逢源《“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融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第207页。
(5)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06页。乾道九年(1173)“继续与张栻讨论《洙泗言仁录》与《仁说》,修改《仁说》”案语:“长达二年之《洙泗言仁录》与《仁说》论辨至此结束,二人仁说思想取得大体一致。往返书信,前人讨论已多,可以参考赖尚清撰《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辨”书信序次详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4期(2014年第4期),第112-113页。
(6)例如陈淳撰《答陈伯澡》第五书“文公有《仁说》二篇,莫须已曾见否。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一篇近方得温陵卓丈传来。”见:《北溪大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二十六,第706页。甚至刊刻《朱子文集》误以张栻《仁说》为朱熹的《仁说》,参见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第7册第3400页,卷六十七“校勘记”云:“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仁说》。又注:‘此篇疑是《仁说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删正之。”两人说法相近,产生混淆,后人甚至提出质疑,认为朱熹以编辑《南轩文集》之便,将自己心得附入。对此说法,陈荣捷撰《朱子新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397-381页,列举四点回应,认为“自私用知”有违朱熹性格,说法并不可信。
(7)张栻《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31-1032页。
(1)朱熹《朱子文集》,第3391-3392页。
(2)朱熹《朱子文集》,第1265-1266页。
(3)朱熹《朱子文集》,第4202页。
(4)张栻《张栻集》,第1074-1075页。
(5)朱熹《朱子文集》,第3867-3868页。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2)张栻《张栻集》,第96页。
(3)张栻《张栻集》,第314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长安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275页,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十八》云:“来教又谓熹言以静为本,不若遂言以敬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故熹向来辄有是语,今若遂易为敬,虽若完全,然却不见敬之所施有先有后,则亦未得为谛当也。”参见拙撰《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义理思惟》,《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第331-409页。
(7)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8)朱熹《朱子文集》,第3523页。
(1)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按语云:“朱子谓《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然会而言之,三端而已:性无善恶,一也。心为已发,故不得不从用处求尽;‘仁,人心也。’已发言心,故不得不从用处言仁;三者同条,二也。察识此心,而后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则不过辞气之间。”(第1377页)。所引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2582页。
(2)朱熹《朱子文集》,第3700-3701、3705页。
(3)朱熹《朱子文集》,第3378-3380页。
(4)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言“太极无所为图也,况其所为图者,虽出自周子濂溪为赵宋儒门之首,而实本之二氏之所传”,认为一传自陈搏,一传自僧寿涯,皆非儒学。《毛西河先生全集》(嘉庆元年刊本)卷一,1页,旨在于辨证宋学渊源不正。参见:钱穆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4页。然朱熹建构《太极图》之义理,特别申明周敦颐转益多师,出于创发为多。
(5)朱熹《朱子全书》,第79页。
(1)朱熹《朱子全书》,第72页。
(2)朱熹《朱子全书》,第73页。
(3)朱熹《朱子全书》,第74页。
(4)张栻《张栻集》,第917-918页。
(5)张栻《张栻集》,第917-918页。
(6)朱熹《朱子全书》,第95页。
(7)陈逢源《治道·儒学·心性---朱熹道统论之渊源与脉络》,《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10月22-23日,第248-265页。
(1)近人对于道统有诸多讨论,苏费翔考据朱熹之前,已有人使用“道统”一词,李流谦《澹斋集》中写与张浚书信,已言“至于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张浚为张栻父亲,推断“道统”一词于张氏家族已是习用语汇;其次,张栻颇为关注北宋理学家祠堂,并且致力于将周敦颐加入二程为核心的传承系谱当中。参见:苏费翔、田浩撰《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6-88页。
(2)朱熹《朱子文集》,第163页。
(3)朱熹《朱子文集》,卷七十六第3813-3814页。《张南轩文集序》云:“敬夫既没,其弟定叟裒其故稿,得四巨编,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于世,非子之属而谁?’予受书愀然,……遽取观之,盖多向所讲焉而未定之论,而凡近岁以来,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精语,反不与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资甚高,闻道甚蚤,其学之成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盖未尝一日以是而自足也。……于是乃复亟取前所搜辑,参伍相校,断以敬夫晚岁之意。”按核内容,朱熹搜辑张栻晚岁的材料,相互补校,以证明张栻学术之精彩,但是否删除早岁文字,并未清楚交代,朱熹本身尚且保留中和旧说材料,《延平答问》搜辑与李侗书信,未因感受未深而剔除,文献失收,未必可以归责朱熹,补充张栻晚岁成熟意见,才是朱熹重点所在。
(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378-3379页)卷一百六十一“《南轩集》四十四卷”提要云:“栻殁之后,其弟杓裒其故稿四巨编,属朱子论定,朱子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未及蒇事,而已有刻其别本流传者,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论,而末年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语,反多所佚遗,乃取前所搜辑,参互相校,断以栻晚岁之学,定为四十四卷,并详述所以改编之,弁于书首,即今所传淳熙甲辰本也。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辨龂龂,不少假借,如第二札则致疑于辞受之间,第三札辨墓祭中元祭,第四札辨太极图说注,第五六七札辨《中庸注》,第八札辨游酢祠记,第十札规朱子言语少和平,第十一札论社仓之弊,责以偏袒王安石,第十五札辨胡氏所传二程集,不必追改,戒以平心易气,第二十一札辨论仁之说有流弊,第四十四札论山中诸诗吾未和平,第四十九札论《易》说未安,是从来许意思,未能放下,第四十五札规以信阴阳家言择葬地,与胡季随第五札,又论朱子所编名臣言行录未精细,朱子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忤,又栻学问渊源,本出胡宏,而与朱子第二十八札,谓胡寅《读史管见》,病败不可言,其中有好处,亦无完篇。又第五十三札,谓胡安国《春秋传》其间多有合商量处,朱子亦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嫌,起以见醇儒心术,光明洞达,无一毫党同伐异之私,后人执门户之见,一字一句,无不回护,殊失朱子本意。”
(5)参见:刘述先撰《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171页;田浩撰《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