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评《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和《模糊性治理:城市摊贩监管中的政府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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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路风(2016).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共482页.孙志建(2016).模糊性治理:城市摊贩监管中的政府行为模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共277页.本文拟评述的两部著作,在选题、问题意识、写作技巧、行文风格等方面皆大异其趣。《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以下简称《光变》)一书是数十
引文
代凯(2017).注意力分配:研究政府行为的新视角.理论月刊,3:107-112.
何艳玲、汪广龙(2012).“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开放时代,6:83-97.
路风(2006).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路风(2016).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乔尔·S.米格代尔(2012).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志建(2016).模糊性治理:城市摊贩监管中的政府行为模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谢秋山(2018).1993年以来的国内政府能力研究趋势及展望.学习论坛,2:61-67.
(1)京东方的企业史包括三个阶段。一是1953-1992年北京电子管厂的兴衰(第7-45页);二是1992-1998年北京东方电子集团的艰难转型(第50-72页);三是1998年以来京东方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决定回归高技术工业、特别是决定进入液晶显示行业并成长为产业雄狮(第72-79、91-95页和第4-7章)。
(2)路风教授将该设问转换为全书始终深刻关注的一个反事实问题:在政策环境和社会条件都不利的情况下,京东方为什么决定进入它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序第3页;第3、72、76、91-95、271页)?路风教授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京东方基于其历史经验而生发的“我们生而干高技术工业”的信念(第73、93、420-423页)。这种信念的实质是追求技术上的“独立自主”,其源头在于中国工业精神(第八章第三节)。
(1)本书将“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理解为:虽然它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一个获取和改进技术能力而非在知识前沿进行创新的过程,但其根本特征是坚持自主掌握技术---这是最终能够进行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第417页)。
(2)路风教授在这一主题上持续研究了中国的汽车产业、大飞机项目、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等。可以参考路风(2006)《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
(3)路风教授指出,中国的工业精神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其核心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精神跟建国之后“强国”优先的政治决断有关,但是有了政治谋略和布局后,真正把这种精神锻造出来、表现出来的还是具体的工厂和一代人,而不是这些决断本身或做出这些决定的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第8页、第八章第三节)。
(4)《光变》一书认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决断从“强国”逻辑转向“富民”逻辑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处理成对立关系,随之,“自力更生”被当做落后的东西而遭到抛弃,在近30年的时间内引发了工业精神的一度衰落(第443、455页)。
(1)《光变》一书的论证也许会遇到一种辩驳:那些被作者用来证明政府“能力不足”的例证,如果调换表述顺序或表述方式,恰恰能够用来证明政府能力之强。假如有人做如下表述,逻辑上也无可挑剔:中国政府总是凭借其能力调整政策,使其因时因势而动。建国以来的强动员形成了工业优先的强国战略,缔造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精神;适时地转向开放,把政府工作重转向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经过经济实力的积累,再次适时地调整战略,重新唤起工业精神并启动自主创新战略。如此,《光变》难以绕开的一个逻辑陷阱是:“强国”战略属于政治决断,“富民”战略也是政治决断,同样是政治决断,怎能说在前者那里就是政府能力强的表现,而在遵循同样逻辑的后者那里就成了“能力不足”的证据?
(2)不对称分权,是指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政策性集权”与“事务性分权”这种分权不彻底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不出事逻辑是指中国城市政府在摊贩监管中形成的那种“要管、但是不能管出事儿来”的心理。脱耦化是指组织的实际行动与组织的结构相互分离、组织的实际做法同正式安排有所脱节的现象(第203、205、207页)。
(1)《光变》用“强国”和“富民”这两种简化的目标表述方式解释中国政府政治决断的转向。“富民目标”指的是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强国目标”指的是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受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逻辑上的困难。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与“强国”相较,逐渐倾向“富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形成了后文引述的“三段论逻辑”的技术政策,路风教授认为这种转向与相应的政策代价太大。
(1)直线式思维即把技术进步的路径看成是以“科学-技术-产品”为顺序的一条直线;三段式逻辑的政策即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第366、446页)。
(1)如《模糊性治理》指出,“摊贩经济这种叫卖型经济同正规的厂商经济、城市科技、金融以及先进制造业相比,不具有主导性,不构成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第73页)。
(1)概念上,政府能力与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高度相似。比如:米格代尔(Migdal J.S.)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米格代尔,2012)。如果按照这种理解,中国政府更符合强能力的判断,而不是相反。关于国内学术界对政府能力的研究,有文章从三个方面做了概括:研究内容从抽象论述到兼顾具体分析转换,研究对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转换,研究背景从宏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到具体社会问题情境转换(谢秋山,2018)。
何艳玲、汪广龙(2012).“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开放时代,6:83-97.
路风(2006).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路风(2016).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乔尔·S.米格代尔(2012).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志建(2016).模糊性治理:城市摊贩监管中的政府行为模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谢秋山(2018).1993年以来的国内政府能力研究趋势及展望.学习论坛,2:61-67.
(1)京东方的企业史包括三个阶段。一是1953-1992年北京电子管厂的兴衰(第7-45页);二是1992-1998年北京东方电子集团的艰难转型(第50-72页);三是1998年以来京东方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决定回归高技术工业、特别是决定进入液晶显示行业并成长为产业雄狮(第72-79、91-95页和第4-7章)。
(2)路风教授将该设问转换为全书始终深刻关注的一个反事实问题:在政策环境和社会条件都不利的情况下,京东方为什么决定进入它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序第3页;第3、72、76、91-95、271页)?路风教授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京东方基于其历史经验而生发的“我们生而干高技术工业”的信念(第73、93、420-423页)。这种信念的实质是追求技术上的“独立自主”,其源头在于中国工业精神(第八章第三节)。
(1)本书将“后进国家的创新型企业”理解为:虽然它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一个获取和改进技术能力而非在知识前沿进行创新的过程,但其根本特征是坚持自主掌握技术---这是最终能够进行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第417页)。
(2)路风教授在这一主题上持续研究了中国的汽车产业、大飞机项目、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等。可以参考路风(2006)《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
(3)路风教授指出,中国的工业精神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其核心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精神跟建国之后“强国”优先的政治决断有关,但是有了政治谋略和布局后,真正把这种精神锻造出来、表现出来的还是具体的工厂和一代人,而不是这些决断本身或做出这些决定的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第8页、第八章第三节)。
(4)《光变》一书认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决断从“强国”逻辑转向“富民”逻辑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处理成对立关系,随之,“自力更生”被当做落后的东西而遭到抛弃,在近30年的时间内引发了工业精神的一度衰落(第443、455页)。
(1)《光变》一书的论证也许会遇到一种辩驳:那些被作者用来证明政府“能力不足”的例证,如果调换表述顺序或表述方式,恰恰能够用来证明政府能力之强。假如有人做如下表述,逻辑上也无可挑剔:中国政府总是凭借其能力调整政策,使其因时因势而动。建国以来的强动员形成了工业优先的强国战略,缔造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精神;适时地转向开放,把政府工作重转向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经过经济实力的积累,再次适时地调整战略,重新唤起工业精神并启动自主创新战略。如此,《光变》难以绕开的一个逻辑陷阱是:“强国”战略属于政治决断,“富民”战略也是政治决断,同样是政治决断,怎能说在前者那里就是政府能力强的表现,而在遵循同样逻辑的后者那里就成了“能力不足”的证据?
(2)不对称分权,是指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政策性集权”与“事务性分权”这种分权不彻底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不出事逻辑是指中国城市政府在摊贩监管中形成的那种“要管、但是不能管出事儿来”的心理。脱耦化是指组织的实际行动与组织的结构相互分离、组织的实际做法同正式安排有所脱节的现象(第203、205、207页)。
(1)《光变》用“强国”和“富民”这两种简化的目标表述方式解释中国政府政治决断的转向。“富民目标”指的是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强国目标”指的是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受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逻辑上的困难。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与“强国”相较,逐渐倾向“富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政治思维。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形成了后文引述的“三段论逻辑”的技术政策,路风教授认为这种转向与相应的政策代价太大。
(1)直线式思维即把技术进步的路径看成是以“科学-技术-产品”为顺序的一条直线;三段式逻辑的政策即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第366、446页)。
(1)如《模糊性治理》指出,“摊贩经济这种叫卖型经济同正规的厂商经济、城市科技、金融以及先进制造业相比,不具有主导性,不构成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第73页)。
(1)概念上,政府能力与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高度相似。比如:米格代尔(Migdal J.S.)认为国家能力是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米格代尔,2012)。如果按照这种理解,中国政府更符合强能力的判断,而不是相反。关于国内学术界对政府能力的研究,有文章从三个方面做了概括:研究内容从抽象论述到兼顾具体分析转换,研究对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转换,研究背景从宏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到具体社会问题情境转换(谢秋山,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