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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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Korea in 1948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in 1949,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North Korea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two ways: mutual ai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parti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and North Korean aid to the CCP for its fighting with the Kuomintang in the northeast coupled with CCP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th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North Korea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and the Koreans living in the area were cross-border people. Many such peoples' nationalities were not yet fixed,so both parties had to face disputes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the northeast,the CCP began to manage the Korean issue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ino-Kor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 attributes. However,the general thinking on these questions still had not cast off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revolution.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Korea in 1948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in 1949,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North Korea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two ways: mutual ai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 parti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and North Korean aid to the CCP for its fighting with the Kuomintang in the northeast coupled with CCP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th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North Korea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and the Koreans living in the area were cross-border people. Many such peoples' nationalities were not yet fixed,so both parties had to face disputes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the northeast,the CCP began to manage the Korean issue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ino-Kor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 attributes. However,the general thinking on these questions still had not cast off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revolution.
引文
(1)杨昭全:《建国60年来我国的朝鲜·韩国史和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综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2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79页。国外学者的专门研究也很少,只是在讨论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或苏朝关系历史时,对中朝两党关系有所涉及。
(2)详见沈志华、崔海智《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外篇(1919-1924)》,《韩国研究论丛》第2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内篇(1925-1935)》,《韩国研究论丛》第2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沈志华《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参见杨昭全《建国60年来我国的朝鲜·韩国史和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综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2辑,第468-474页。
(2)如[韩]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韩文),首尔,图书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59-70页;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522页;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3、590-591页;姚光《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的支持》,韩俊光、金元石主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Ⅱ,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7页。
(3)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大部分移居中国的朝鲜人没有确定其国籍。对于他们的称呼,史料中有“朝鲜人”、“朝鲜族”、“韩人”、“朝侨”、“韩侨”等,概念比较混乱。笔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只是出于行文方便,完全没有对其国民属性认定的意思。1953年以后,这方面的概念比较明确,一般来说,朝鲜民族中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的统称“朝鲜人”,取得中国国籍的称“朝鲜族”,居留中国而未取得国籍的称“朝侨”。
(4)《金日成全集》(朝鲜文),第2卷第19-24页,第6卷第260-262页,第8卷第384-389页,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2年、1993年、1994年版;[朝]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5、261-265页。有趣的是,在平壤出版的中文版《金日成著作集》中,这些文章都没有收入。
(5)[朝]吉在俊、李尚典著,韩宽浩等译:《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平壤,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39、168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3)《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530-531、534-535页。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0-601页。
(5)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6)赵俊清:《周保中传》,第493页。
(7)金日成在其回忆录中,有很大的篇幅讲述革命胜利后他与中国战友的友谊之情。见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15-234页。
(8)抗联教导旅及周保中与金日成的关系,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9)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10)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4页;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117-119页。
(11)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17-522页;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4-227页;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555页;蒋泽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图们办事处》,姚作起主编:《硝烟千里---解放战争时期的朝鲜族人民》,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200页。
(2)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4-205页。
(3)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470页。
(4)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4-20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页。
(5)《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472页。
(6)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7页。
(7)详细报告见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 Studies,Hallym University(ed.),HQ,USAFIK,Intelligence Summary Northern Korea,1989,Vol.1,No.30,pp.489-490;Vol.2,No.35,pp.32-33;Vol.4,No.152,pp.98-102。朝鲜的材料似乎可以证明部分情报的真实性,见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74-75页。
(8)《辽沈决战》下,第620页。
(9)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18-520页。金日成在回忆录里把时间说成是1947年初(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5页),有误。
(10)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109-110页。韩国学者的著作也提到此事,见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韩文),第65页。
(1)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也有材料说,过境伤病员等共18000人,战略物资的85%转移到鸭绿江东。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1页。
(3)《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第12页。
(4)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16-518页;赵俊清:《周保中传》,第590-591页。
(5)闵石麟:《韩国现况报告》(1947年1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特档016-4,转引自石源华《战后韩国驻华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关系述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2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71页。
(6)HQ,USAFIK,ISNK,Vol.1,No.25,pp.386-391.
(7)《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2页。
(8)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3页。
(9)张维权:《珲春军工生产基地》,延边历史研究所编:《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1988年编印,第193-194页。
(10)《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
(11)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2页。
(12)HQ,USAFIK,ISNK,Vol.1,No.30,pp.485-489.
(13)《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第203页。
(1)《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2页。
(2)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8页。
(3)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7、16-17,Самохин А.В.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ПК,1945-1946гг.//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7,№3,с.62、63-64.
(4)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04页。
(5)本书编写组:《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6)《军委致萧(华)曾(克林)电》(1946年7月4日)、《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8月24日),未刊。凡标明“未刊”者,皆未公开出版的书籍或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资料室藏。下同,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7)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
(8)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0,л.27,Самохин А.В.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ПК,1945-1946гг.∥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7,№3,с.64-65.
(9)《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39-240页。
(10)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59-61页。
(11)《关于第二十五集团军缴获的战利品》,1945年9月3日,ЦАМОРФ,ф.379,оп.11019,д.27,л.20。
(12)1946年年底陈云赴南满主持工作,在是否放弃南满根据地的争论中,陈云提出要“坚守”,其条件之一就是说这里“背靠沙发”(意指苏联、朝鲜的援助)。见萧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256页。萧劲光在讨论中也指出,“背靠朝鲜,使我无后顾之忧,使我反击有依托”,是中共坚持南满作战的根据之一。见中共吉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1985年编印,第4-5页。
(1)《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39页。
(2)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3-224页。
(3)关于苏联对北朝鲜占领和控制情况,详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4)详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上册第1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未刊;本书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6)在暗中援助中共方面,作为苏占区的旅大也起了重要作用,见汪朝光《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关系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第113-125页;郑成《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为例》、何思凯(Christian Hess)《苏联人在旅顺和大连的活动(1945-1955)》,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28-46页。
(7)《苏联驻北朝鲜民事管理局总局工作报告(政治部分)》(1948年12月),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с.255。
(8)HQ,USAFIK,ISNK,Vol.1,№30,pp.488-489.
(9)详见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第69-70页。
(10)其实,在中共数百万大军中,到1949年朝鲜族官兵总计约6.5万人(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7页),即便把他们都算为朝鲜籍,也只是一小部分。
(1)参见孙日春、沈英淑《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第54-60页。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见玄千秋《日帝的“第一次领事会议”及对朝鲜族不公平的“二重国籍”问题》,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火种·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2)》(朝鲜文),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5页。所谓“无国籍”,实际上是说不清国籍。日本吞并韩国以后,按道理朝鲜人应算是日本人,但这一点,不仅朝鲜人自己大多不认可,日本人也有争议,对那些移民中国的朝鲜人来说就更说不清了。
(2)《东北韩侨概况》,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5页。周保中认为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他掌握的可靠资料是170多万人。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局(馆)编《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1985年,未刊,第332页。苏军总政治部掌握的数字更少,只有150多万人。见《苏联红军总政治部第八局情况汇报》(1945年9月13日),ЦАМОРФ,ф.32,оп.11306,д.692,л.35-39。
(3)关内韩侨的人数有不同说法,据《申报》刊载的中国官方透露的数字是65363人(1945年8月),而韩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7万-8万人(1945年10月)。但不管怎样,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遣返政策,至1946年年底,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关内的韩侨已经“全部撤离中国”,共计58000人。见马军、单冠初《战后国民政府遣返韩人政策的演变及在上海地区的实践》,《史林》2006年第2期,第61、63页;金正仁《临政驻华代表团的组织与活动》(韩文),《历史与现实》1997年第24期,第133页。
(4)《闵石麟致吴铁城函》,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特档016-26,转引自石源华《战后韩国驻华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关系述考》,《韩国研究论丛》第20辑,第271-272页;《东北韩侨概况》,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636页。
(5)赵凤彬:《我的人生自述:一个朝鲜族家族变迁史录》,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86-87页;韩泽洙:《庆贺解放之日》,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胜利·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5)》(朝文),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年12月),《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辑,第332-333页;刘俊秀:《在朝鲜族人民中间》,《延边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第3页,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722-724页。
(6)中央设计局东北调查委员会:《东北复员计划》(下册),1945年8月,未刊,第175页。
(1)《东北韩侨处理通则》(1946年4月),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3卷,首尔,历史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5页。
(2)《处理韩侨临时办法》、《东北韩侨产业处理计划》,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姜丰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解决东北朝鲜族国籍问题的过程》,《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0页。
(3)《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56、384页。在东北国民党“收复区”朝鲜人受迫害的详细情况,见金春善《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政策及其影响》,《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49页。
(4)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4-95、109页。
(5)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所编:《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1999年编印,第925-929、111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23页。
(6)《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19、21-22、86页。
(7)《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第925-929、1119页。
(8)《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95、678、964-965页。
(9)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第8卷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1961年版;《列宁全集》第24卷第137-138页、第25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988年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6页,第2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姜东柱:《从“八·一五”到十一月间的延边工作》(1945年12月)、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年12月),《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327-360页。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往事》,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1999年编印,第54-55页。周保中在报告中说,东北局在1945年9月底已经认为“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应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第327页)。有些学者也是这样认定的,见姜丰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解决东北朝鲜族国籍问题的过程》,《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1页。但这个说法在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中无法得到印证。有关文献读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当时朝鲜民族问题在东北局还说不清楚或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是周保中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比较早。
(2)《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78页。
(3)《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第34、39页。
(4)《通化地委档案》第1卷,第34页,转引自王丽媛、吕明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居民的国籍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第126页。
(5)《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8、9-11、24-25、321页。
(6)《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第76页。
(7)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往事》,《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第57-58页。
(8)《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99-129、132-136页。
(9)《陈云文集》第1卷,第485页。
(10)《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44页。
(1)《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31页。
(2)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满根据地》,1994年编印,第50、52-53、312页。
(3)《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02、146页。1947年2月20日,吉林省委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见《东满根据地》,第203-205页。
(4)徐基述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0页。1947年12月1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偿办法进一步规定:“在东北解放区境内少数民族应与汉人同等分地,并享有所有权。”见《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
(5)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辽东省委档案文件汇集(1946-1947)》,1986年编印,第246页。
(6)引言见《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58-359页。
(7)《东满根据地》,第201、65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77页。
(8)《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2-12页;中共延边州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1988年编印,第101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86页。资料中未标明币种。
(1)《东北韩侨居留证领发办法》(1947年8月18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3卷,第317页;《外交部核复中央党部秘书处对东北韩侨处理意见》,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688-689页。
(2)梁焕俊:《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朝鲜人分支部》,《胜利》,第147-152页;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永吉的黎明》,1989年印,第14页。这种情况只在1926年的上海出现过,那时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了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
(3)详见《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2-12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4、22-23、350-354页;徐基述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第102-105页;池喜谦《光复初期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及其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2页;《关于延边根据地的建设》,《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38页;崔支洙《朝鲜民主联盟琐忆》,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0辑,1986年编印,第102-106页;韩武吉、梁在华《解放初期牡丹江市朝鲜人民民主同盟的活动》,延边历史研究所《延边历史研究》第1辑,1986年编印,第107-123页;崔刚、张礼信《南满地区东北朝鲜人民主联盟》,赵京亨、徐明勋《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徐明勋、权宁河、梁在华《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胜利》,第115-120、131-132、133-142页。关于这些朝鲜人的组织或团体的名称,现在著述中混用“朝鲜”、“朝鲜人”、“朝鲜族”和“朝鲜人民”。为了搞清这些译名,笔者委托东北师范大学张民军、詹欣老师帮助查阅当年的《东北日报》、《吉林日报》、《合江日报》等,结果是,用的最多的是“朝鲜人”和“朝鲜”,没见到“朝鲜族”,特别是“朝鲜人民”的用法。
(1)关于朝鲜义勇军的建立、活动及第一次改编,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崔刚:《朝鲜义勇军史》(朝鲜文),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3)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6、134-135页;崔刚:《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胜利》,第49-56页。
(4)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0辑,第3-5页;赵京亨、徐明勋:《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胜利》,第126-130页。
(5)金应三、金焕:《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胜利》,第77-82页;李昌役:《朝鲜义勇军及其第五支队》,《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第25-29页。
(6)韩青、李枫:《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和独立大队》,《胜利》,第38-43页;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第29-30页。
(7)宋武燮:《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胜利》,第94-99页。
(8)金应三、金焕:《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胜利》,第78-79页;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韩文),第102页。
(9)韩光、安华春:《解放战争时期延边重要事件选辑》,《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第66页。
(10)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2: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1947-195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362.
(1)详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231页。
(2)《彭真年谱》第1卷,第371页。
(3)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4-885页;唐洪森:《略谈东北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官兵》,邢安臣、白俊成主编:《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4)韩青、李枫:《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和独立大队》,《胜利》,第38-43页;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第29-30页。
(5)崔刚:《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胜利》,第49-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印,未刊,第76页。
(6)金应三、金焕:《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胜利》,第82-83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786页。
(7)《永吉的黎明》,第17页;赵京亨、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胜利》,第65-66页;《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页。
(8)韩光、安华春:《解放战争时期延边重要事件选辑》,《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第78页。
(9)《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朝鲜义勇军暂编方案》(1946年3月25日),转引自杨昭全《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金健人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第55页;崔刚:《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胜利》,第51页。
(2)赵京亨、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胜利》,第65-66页。
(3)文正一:《战斗在我国战场上的朝鲜义勇军---为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作》,《黑龙江民族丛刊》1985年第3期,第54-55页;《全心全意为人民,创建延边根据地》,韩俊光、姚作起:《解放战争时期的东满根据地》,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4)黄凤锡:《桦甸军政学校成立前后》,姚作起主编:《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5)《金刚简历》(复印件),笔者私人收藏。
(6)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7)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延边历史事件党史人物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88年编印,第248-249页;资料编辑室:《抗联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85-186页;崔圣春主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8)徐基述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第85-87页;徐明勋:《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省剿匪斗争中的朝鲜族》,韩俊光、金元石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Ⅱ,第258-259页;资料编辑室:《抗联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87页。
(9)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3卷,第1323-1325页。中共东北抗联教导旅委员会成立时,书记是崔石泉(崔庸健),17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6名朝鲜人。1945年8月24日新组建的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是周保中,委员中的朝鲜人有姜信泰和金光侠。
(10)韩光、安华春:《解放战争时期延边重要事件选辑》,《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第66页。
(11)梁在华:《牡丹江军区的朝鲜族官兵》,《胜利》,第24-25页。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3卷,第1289页;《彭真年谱》第1卷,第301页。
(1)毛泽东11月12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是12万支枪和一些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陈云11月29日给东北局和中央的报告说是枪10万,炮300。见《陈云给东北局、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未刊。抗联干部收取武器的情况,详见《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77-478页。
(2)《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20页;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829-830页。周保中后来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抗联已建立部队十几个团,人数达4万以上。《周保中文选》,第30页。
(3)《彭真年谱》第1卷,第32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749页。但也有著作说周保中被任命为第四副司令。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彭真传》第1卷,第361页。笔者无从考察,暂取解放军科学院的说法。
(4)《彭真年谱》第1卷,第359-360页。
(5)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往事》,《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第52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1页。雍文涛提到这样一个史实:在国民党发动进攻的危难时刻,中共招募的很多队伍哗变。如敦化县8个武装大队中的7个都叛变了,唯独朝鲜族大队除外。
(6)《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139-146页。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4卷,第925页。
(8)金日成与姜信泰关系极为密切,私交甚笃,对其能力也颇为推崇。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2-245页。
(9)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9页。
(10)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人员分布概况》,《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第29页。
(11)详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2)《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9页。
(1)在中共党内和军中的任职,姜信泰到1946年7月结束,金光侠到1947年5月结束。《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4卷,第925、941页。
(2)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7-268、283页。
(3)《吉林军区司令部三年工作报告》(1948年12月),转引自邢安臣、白俊成主编《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少数民族》,第150页。
(4)姜根模:《他的高尚的人格与情操》,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风浪·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7)》(朝鲜文),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353页。
(5)ЦАМОРФ,ф.379,оп.166654,д.1,л.12、59-60、72;АВПР Ф,ф.06,оп.8,п.39,д.638,л.93-94,转引自Ки Кван Со 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c.136-139。
(6)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 тношений в20-50-егод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35-160;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7-268页。关于朝鲜干部回国任职的详细介绍,见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11、16、23-28、31-38、70、84、89、101页。朝鲜人民军成立时,姜信泰(姜健)任总参谋长,金光侠任作战部长。
(7)《彭真年谱》第1卷,第392、399页。
(1)《彭真年谱》第1卷,第362页。
(2)朱士焕:《在东满根据地创办军政大学》,姚作起主编:《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第55-73页;金址云:《朝鲜族军政干部的摇篮---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史略》,《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115-125页。
(3)崔圣春主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第244、276页。
(4)《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7-8页。
(5)金址云:《朝鲜族军政干部的摇篮》,《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118页;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8-269页。
(6)朱士焕:《在东满根据地创办军政大学》,周佑:《我在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的岁月》,姚作起主编:《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第64、80页。到1948年5月吉林省委加强了对朝鲜族干部回国的限制,规定必须经地委审查和批准,并要求“如非确实需要者,不得轻易批准,尽可能越少越好”。《吉林省委组织部给延边地委的通知》(1948年5月21日),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首尔,历史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7)《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99页;崔圣春主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第257-258页。另见白栋材《对东满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的回顾》,《东满根据地》,第355-356页;池喜谦《光复初期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及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页。1985年中共延边州委组织部对这次审干重新审查,纠正了其中的错案。
(8)《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59-62页。
(1)《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156、101-102页。
(2)《关于延边根据地的建设---延边州委党史办综合材料》,《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42-143页。
(3)《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137页。
(4)延边地委:《关于延边民族问题》(1948年8月15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84-385页;延边公署:《延边中朝国境出入情况报告》(1950年3月28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523-536页。至于此期东北朝鲜人回国的人数,苏联驻朝鲜民事管理局按照过境登记的统计报告说,1946年6月至1948年12月有378296人。见《苏联驻北朝鲜民事管理局总局工作报告(政治部分)》(1948年12月),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с.255。但据中国地方政府的统计,到1949年年初,居住东北的朝鲜人有120余万。见《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2,第2-12页。如果按照前引数字1947年东北朝鲜人还有140万计,那么回国者只有20万。此间的差距大概在于,苏军的统计数字只是过境人数,而在这些人中,应有一部分属频繁往来者或从其他口岸返回中国者(如前面提到的中共军队)。
(5)《延边公署专员致各县长函》(1947年2月27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71-72页。
(6)《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454-455页。
(7)《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87-391页。
(1)《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92页。
(2)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回忆说,当时朝鲜族人民“内心深处却仍然认为朝鲜是祖国”,“突然让他们加入中国国籍,是会伤害他们感情的”。所以,从策略出发,只能采取两个国籍的办法。刘俊秀:《在朝鲜族人民中间》,《胜利》,第709-711页。
(3)《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28页。
(4)《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32页。
(5)《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93-395页。
(6)《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104-136页。
(7)《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7页。
(1)本书编写组:《朱德海一生》,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2)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3)《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通知》(1949年10月19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522页。
(4)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学界已有专门研究,见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199、211-213页。这里仅讨论中共处理朝鲜族官兵回国的态度和方式问题。
(5)《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
(6)《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7)《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1949年6月,东北局要求吉林省紧急为一六四师扩充朝鲜新战士15000名,限令7月18日前完成移交(《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487、488页)。这个数字应含在该师回国人数中。
(8)《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5,л.25-27。
(1)《聂荣臻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9,Новаяи н 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89-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页;《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3)《邓子恢、谭政给军委、总政及林彪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未刊。文件中使用“朝鲜籍”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人绝大多数并未确定国籍。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上册,1988年印,第4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882页。
(6)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80-281页。
(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上册,第4页。
(8)详细过程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85-228页。
(9)1950年5月3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金日成到莫斯科来谈了一些事情。5月13日,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催促下来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的计划。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19-220页。
(10)关于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详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甚至到1956年,在朝鲜人民军中还有5000多中国籍朝鲜人,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朝鲜籍人员尚有百余人,其中很多人要求回国。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4卷,1991年,未刊,第61、153-154页。
(2)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观点,即种族(Race)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民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中国学者马戎建议,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而将原来习惯称呼的“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y)改成“族群”或“少数族群”(Ethnic Group)。见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并认为以此来阐释“朝鲜民族”问题,具有学术和现实的意义。
(2)详见沈志华、崔海智《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外篇(1919-1924)》,《韩国研究论丛》第2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内篇(1925-1935)》,《韩国研究论丛》第2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沈志华《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参见杨昭全《建国60年来我国的朝鲜·韩国史和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综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2辑,第468-474页。
(2)如[韩]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韩文),首尔,图书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59-70页;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522页;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3、590-591页;姚光《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的支持》,韩俊光、金元石主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Ⅱ,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7页。
(3)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大部分移居中国的朝鲜人没有确定其国籍。对于他们的称呼,史料中有“朝鲜人”、“朝鲜族”、“韩人”、“朝侨”、“韩侨”等,概念比较混乱。笔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只是出于行文方便,完全没有对其国民属性认定的意思。1953年以后,这方面的概念比较明确,一般来说,朝鲜民族中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的统称“朝鲜人”,取得中国国籍的称“朝鲜族”,居留中国而未取得国籍的称“朝侨”。
(4)《金日成全集》(朝鲜文),第2卷第19-24页,第6卷第260-262页,第8卷第384-389页,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2年、1993年、1994年版;[朝]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5、261-265页。有趣的是,在平壤出版的中文版《金日成著作集》中,这些文章都没有收入。
(5)[朝]吉在俊、李尚典著,韩宽浩等译:《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平壤,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39、168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3)《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530-531、534-535页。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0-601页。
(5)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6)赵俊清:《周保中传》,第493页。
(7)金日成在其回忆录中,有很大的篇幅讲述革命胜利后他与中国战友的友谊之情。见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15-234页。
(8)抗联教导旅及周保中与金日成的关系,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9)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10)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4页;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117-119页。
(11)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17-522页;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4-227页;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555页;蒋泽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图们办事处》,姚作起主编:《硝烟千里---解放战争时期的朝鲜族人民》,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200页。
(2)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4-205页。
(3)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470页。
(4)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4-20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页。
(5)《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第472页。
(6)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7页。
(7)详细报告见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 Studies,Hallym University(ed.),HQ,USAFIK,Intelligence Summary Northern Korea,1989,Vol.1,No.30,pp.489-490;Vol.2,No.35,pp.32-33;Vol.4,No.152,pp.98-102。朝鲜的材料似乎可以证明部分情报的真实性,见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74-75页。
(8)《辽沈决战》下,第620页。
(9)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18-520页。金日成在回忆录里把时间说成是1947年初(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5页),有误。
(10)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109-110页。韩国学者的著作也提到此事,见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韩文),第65页。
(1)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也有材料说,过境伤病员等共18000人,战略物资的85%转移到鸭绿江东。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1页。
(3)《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第12页。
(4)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16-518页;赵俊清:《周保中传》,第590-591页。
(5)闵石麟:《韩国现况报告》(1947年1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特档016-4,转引自石源华《战后韩国驻华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关系述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2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71页。
(6)HQ,USAFIK,ISNK,Vol.1,No.25,pp.386-391.
(7)《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2页。
(8)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3页。
(9)张维权:《珲春军工生产基地》,延边历史研究所编:《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1988年编印,第193-194页。
(10)《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
(11)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202页。
(12)HQ,USAFIK,ISNK,Vol.1,No.30,pp.485-489.
(13)《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0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第203页。
(1)《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2页。
(2)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8页。
(3)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7、16-17,Самохин А.В.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ПК,1945-1946гг.//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7,№3,с.62、63-64.
(4)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04页。
(5)本书编写组:《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6)《军委致萧(华)曾(克林)电》(1946年7月4日)、《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8月24日),未刊。凡标明“未刊”者,皆未公开出版的书籍或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资料室藏。下同,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7)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
(8)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0,л.27,Самохин А.В.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ПК,1945-1946гг.∥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7,№3,с.64-65.
(9)《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39-240页。
(10)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59-61页。
(11)《关于第二十五集团军缴获的战利品》,1945年9月3日,ЦАМОРФ,ф.379,оп.11019,д.27,л.20。
(12)1946年年底陈云赴南满主持工作,在是否放弃南满根据地的争论中,陈云提出要“坚守”,其条件之一就是说这里“背靠沙发”(意指苏联、朝鲜的援助)。见萧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256页。萧劲光在讨论中也指出,“背靠朝鲜,使我无后顾之忧,使我反击有依托”,是中共坚持南满作战的根据之一。见中共吉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1985年编印,第4-5页。
(1)《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39页。
(2)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23-224页。
(3)关于苏联对北朝鲜占领和控制情况,详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4)详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上册第1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未刊;本书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6)在暗中援助中共方面,作为苏占区的旅大也起了重要作用,见汪朝光《战后中共与苏联在旅大关系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第113-125页;郑成《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为例》、何思凯(Christian Hess)《苏联人在旅顺和大连的活动(1945-1955)》,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28-46页。
(7)《苏联驻北朝鲜民事管理局总局工作报告(政治部分)》(1948年12月),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с.255。
(8)HQ,USAFIK,ISNK,Vol.1,№30,pp.488-489.
(9)详见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第69-70页。
(10)其实,在中共数百万大军中,到1949年朝鲜族官兵总计约6.5万人(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7页),即便把他们都算为朝鲜籍,也只是一小部分。
(1)参见孙日春、沈英淑《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第54-60页。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见玄千秋《日帝的“第一次领事会议”及对朝鲜族不公平的“二重国籍”问题》,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火种·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2)》(朝鲜文),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5页。所谓“无国籍”,实际上是说不清国籍。日本吞并韩国以后,按道理朝鲜人应算是日本人,但这一点,不仅朝鲜人自己大多不认可,日本人也有争议,对那些移民中国的朝鲜人来说就更说不清了。
(2)《东北韩侨概况》,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5页。周保中认为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他掌握的可靠资料是170多万人。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局(馆)编《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1985年,未刊,第332页。苏军总政治部掌握的数字更少,只有150多万人。见《苏联红军总政治部第八局情况汇报》(1945年9月13日),ЦАМОРФ,ф.32,оп.11306,д.692,л.35-39。
(3)关内韩侨的人数有不同说法,据《申报》刊载的中国官方透露的数字是65363人(1945年8月),而韩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7万-8万人(1945年10月)。但不管怎样,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遣返政策,至1946年年底,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关内的韩侨已经“全部撤离中国”,共计58000人。见马军、单冠初《战后国民政府遣返韩人政策的演变及在上海地区的实践》,《史林》2006年第2期,第61、63页;金正仁《临政驻华代表团的组织与活动》(韩文),《历史与现实》1997年第24期,第133页。
(4)《闵石麟致吴铁城函》,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特档016-26,转引自石源华《战后韩国驻华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关系述考》,《韩国研究论丛》第20辑,第271-272页;《东北韩侨概况》,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636页。
(5)赵凤彬:《我的人生自述:一个朝鲜族家族变迁史录》,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86-87页;韩泽洙:《庆贺解放之日》,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胜利·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5)》(朝文),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年12月),《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辑,第332-333页;刘俊秀:《在朝鲜族人民中间》,《延边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第3页,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722-724页。
(6)中央设计局东北调查委员会:《东北复员计划》(下册),1945年8月,未刊,第175页。
(1)《东北韩侨处理通则》(1946年4月),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3卷,首尔,历史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5页。
(2)《处理韩侨临时办法》、《东北韩侨产业处理计划》,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姜丰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解决东北朝鲜族国籍问题的过程》,《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0页。
(3)《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56、384页。在东北国民党“收复区”朝鲜人受迫害的详细情况,见金春善《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政策及其影响》,《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49页。
(4)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4-95、109页。
(5)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所编:《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1999年编印,第925-929、111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23页。
(6)《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19、21-22、86页。
(7)《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第925-929、1119页。
(8)《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95、678、964-965页。
(9)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第8卷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1961年版;《列宁全集》第24卷第137-138页、第25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988年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6页,第2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姜东柱:《从“八·一五”到十一月间的延边工作》(1945年12月)、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年12月),《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327-360页。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往事》,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1999年编印,第54-55页。周保中在报告中说,东北局在1945年9月底已经认为“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应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第327页)。有些学者也是这样认定的,见姜丰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解决东北朝鲜族国籍问题的过程》,《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1页。但这个说法在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中无法得到印证。有关文献读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当时朝鲜民族问题在东北局还说不清楚或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是周保中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比较早。
(2)《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78页。
(3)《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第34、39页。
(4)《通化地委档案》第1卷,第34页,转引自王丽媛、吕明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居民的国籍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第126页。
(5)《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8、9-11、24-25、321页。
(6)《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根据地》,第76页。
(7)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往事》,《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第57-58页。
(8)《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99-129、132-136页。
(9)《陈云文集》第1卷,第485页。
(10)《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44页。
(1)《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31页。
(2)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满根据地》,1994年编印,第50、52-53、312页。
(3)《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02、146页。1947年2月20日,吉林省委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见《东满根据地》,第203-205页。
(4)徐基述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0页。1947年12月1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偿办法进一步规定:“在东北解放区境内少数民族应与汉人同等分地,并享有所有权。”见《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
(5)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辽东省委档案文件汇集(1946-1947)》,1986年编印,第246页。
(6)引言见《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58-359页。
(7)《东满根据地》,第201、65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77页。
(8)《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2-12页;中共延边州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1988年编印,第101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86页。资料中未标明币种。
(1)《东北韩侨居留证领发办法》(1947年8月18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3卷,第317页;《外交部核复中央党部秘书处对东北韩侨处理意见》,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688-689页。
(2)梁焕俊:《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朝鲜人分支部》,《胜利》,第147-152页;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永吉的黎明》,1989年印,第14页。这种情况只在1926年的上海出现过,那时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了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
(3)详见《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2-12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4、22-23、350-354页;徐基述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第102-105页;池喜谦《光复初期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及其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2页;《关于延边根据地的建设》,《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38页;崔支洙《朝鲜民主联盟琐忆》,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0辑,1986年编印,第102-106页;韩武吉、梁在华《解放初期牡丹江市朝鲜人民民主同盟的活动》,延边历史研究所《延边历史研究》第1辑,1986年编印,第107-123页;崔刚、张礼信《南满地区东北朝鲜人民主联盟》,赵京亨、徐明勋《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徐明勋、权宁河、梁在华《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胜利》,第115-120、131-132、133-142页。关于这些朝鲜人的组织或团体的名称,现在著述中混用“朝鲜”、“朝鲜人”、“朝鲜族”和“朝鲜人民”。为了搞清这些译名,笔者委托东北师范大学张民军、詹欣老师帮助查阅当年的《东北日报》、《吉林日报》、《合江日报》等,结果是,用的最多的是“朝鲜人”和“朝鲜”,没见到“朝鲜族”,特别是“朝鲜人民”的用法。
(1)关于朝鲜义勇军的建立、活动及第一次改编,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崔刚:《朝鲜义勇军史》(朝鲜文),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3)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6、134-135页;崔刚:《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胜利》,第49-56页。
(4)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0辑,第3-5页;赵京亨、徐明勋:《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胜利》,第126-130页。
(5)金应三、金焕:《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胜利》,第77-82页;李昌役:《朝鲜义勇军及其第五支队》,《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第25-29页。
(6)韩青、李枫:《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和独立大队》,《胜利》,第38-43页;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第29-30页。
(7)宋武燮:《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胜利》,第94-99页。
(8)金应三、金焕:《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胜利》,第78-79页;李钟奭:《北韩-中国关系(1945-2000)》(韩文),第102页。
(9)韩光、安华春:《解放战争时期延边重要事件选辑》,《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第66页。
(10)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2: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1947-195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362.
(1)详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231页。
(2)《彭真年谱》第1卷,第371页。
(3)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4-885页;唐洪森:《略谈东北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官兵》,邢安臣、白俊成主编:《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4)韩青、李枫:《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和独立大队》,《胜利》,第38-43页;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第29-30页。
(5)崔刚:《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胜利》,第49-5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印,未刊,第76页。
(6)金应三、金焕:《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胜利》,第82-83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786页。
(7)《永吉的黎明》,第17页;赵京亨、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胜利》,第65-66页;《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页。
(8)韩光、安华春:《解放战争时期延边重要事件选辑》,《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第78页。
(9)《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朝鲜义勇军暂编方案》(1946年3月25日),转引自杨昭全《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金健人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崔海岩:《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史》(朝鲜文),第55页;崔刚:《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胜利》,第51页。
(2)赵京亨、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胜利》,第65-66页。
(3)文正一:《战斗在我国战场上的朝鲜义勇军---为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作》,《黑龙江民族丛刊》1985年第3期,第54-55页;《全心全意为人民,创建延边根据地》,韩俊光、姚作起:《解放战争时期的东满根据地》,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4)黄凤锡:《桦甸军政学校成立前后》,姚作起主编:《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5)《金刚简历》(复印件),笔者私人收藏。
(6)详见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7)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延边历史事件党史人物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88年编印,第248-249页;资料编辑室:《抗联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85-186页;崔圣春主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8)徐基述主编:《黑龙江朝鲜民族》,第85-87页;徐明勋:《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省剿匪斗争中的朝鲜族》,韩俊光、金元石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Ⅱ,第258-259页;资料编辑室:《抗联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87页。
(9)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3卷,第1323-1325页。中共东北抗联教导旅委员会成立时,书记是崔石泉(崔庸健),17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6名朝鲜人。1945年8月24日新组建的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是周保中,委员中的朝鲜人有姜信泰和金光侠。
(10)韩光、安华春:《解放战争时期延边重要事件选辑》,《延边历史研究》第3辑,第66页。
(11)梁在华:《牡丹江军区的朝鲜族官兵》,《胜利》,第24-25页。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3卷,第1289页;《彭真年谱》第1卷,第301页。
(1)毛泽东11月12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是12万支枪和一些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陈云11月29日给东北局和中央的报告说是枪10万,炮300。见《陈云给东北局、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未刊。抗联干部收取武器的情况,详见《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477-478页。
(2)《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20页;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829-830页。周保中后来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抗联已建立部队十几个团,人数达4万以上。《周保中文选》,第30页。
(3)《彭真年谱》第1卷,第32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749页。但也有著作说周保中被任命为第四副司令。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彭真传》第1卷,第361页。笔者无从考察,暂取解放军科学院的说法。
(4)《彭真年谱》第1卷,第359-360页。
(5)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往事》,《延边文史资料》第9辑,第52页;《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11页。雍文涛提到这样一个史实:在国民党发动进攻的危难时刻,中共招募的很多队伍哗变。如敦化县8个武装大队中的7个都叛变了,唯独朝鲜族大队除外。
(6)《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139-146页。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4卷,第925页。
(8)金日成与姜信泰关系极为密切,私交甚笃,对其能力也颇为推崇。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2-245页。
(9)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9页。
(10)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人员分布概况》,《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第29页。
(11)详见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12)《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9页。
(1)在中共党内和军中的任职,姜信泰到1946年7月结束,金光侠到1947年5月结束。《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4卷,第925、941页。
(2)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7-268、283页。
(3)《吉林军区司令部三年工作报告》(1948年12月),转引自邢安臣、白俊成主编《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少数民族》,第150页。
(4)姜根模:《他的高尚的人格与情操》,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风浪·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7)》(朝鲜文),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353页。
(5)ЦАМОРФ,ф.379,оп.166654,д.1,л.12、59-60、72;АВПР Ф,ф.06,оп.8,п.39,д.638,л.93-94,转引自Ки Кван Со Из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c.136-139。
(6)Почтарев 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 тношений в20-50-егод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35-160;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7-268页。关于朝鲜干部回国任职的详细介绍,见吉在俊、李尚典《金日成与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第11、16、23-28、31-38、70、84、89、101页。朝鲜人民军成立时,姜信泰(姜健)任总参谋长,金光侠任作战部长。
(7)《彭真年谱》第1卷,第392、399页。
(1)《彭真年谱》第1卷,第362页。
(2)朱士焕:《在东满根据地创办军政大学》,姚作起主编:《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第55-73页;金址云:《朝鲜族军政干部的摇篮---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史略》,《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115-125页。
(3)崔圣春主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第244、276页。
(4)《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7-8页。
(5)金址云:《朝鲜族军政干部的摇篮》,《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118页;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8-269页。
(6)朱士焕:《在东满根据地创办军政大学》,周佑:《我在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的岁月》,姚作起主编:《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第64、80页。到1948年5月吉林省委加强了对朝鲜族干部回国的限制,规定必须经地委审查和批准,并要求“如非确实需要者,不得轻易批准,尽可能越少越好”。《吉林省委组织部给延边地委的通知》(1948年5月21日),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首尔,历史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7)《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99页;崔圣春主编:《中国共产党延边历史大事记》,第257-258页。另见白栋材《对东满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的回顾》,《东满根据地》,第355-356页;池喜谦《光复初期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及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页。1985年中共延边州委组织部对这次审干重新审查,纠正了其中的错案。
(8)《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59-62页。
(1)《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156、101-102页。
(2)《关于延边根据地的建设---延边州委党史办综合材料》,《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142-143页。
(3)《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137页。
(4)延边地委:《关于延边民族问题》(1948年8月15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84-385页;延边公署:《延边中朝国境出入情况报告》(1950年3月28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523-536页。至于此期东北朝鲜人回国的人数,苏联驻朝鲜民事管理局按照过境登记的统计报告说,1946年6月至1948年12月有378296人。见《苏联驻北朝鲜民事管理局总局工作报告(政治部分)》(1948年12月),АВПРФ,ф.0480,оп.4,п.14,д.46,с.255。但据中国地方政府的统计,到1949年年初,居住东北的朝鲜人有120余万。见《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2,第2-12页。如果按照前引数字1947年东北朝鲜人还有140万计,那么回国者只有20万。此间的差距大概在于,苏军的统计数字只是过境人数,而在这些人中,应有一部分属频繁往来者或从其他口岸返回中国者(如前面提到的中共军队)。
(5)《延边公署专员致各县长函》(1947年2月27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71-72页。
(6)《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454-455页。
(7)《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87-391页。
(1)《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92页。
(2)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回忆说,当时朝鲜族人民“内心深处却仍然认为朝鲜是祖国”,“突然让他们加入中国国籍,是会伤害他们感情的”。所以,从策略出发,只能采取两个国籍的办法。刘俊秀:《在朝鲜族人民中间》,《胜利》,第709-711页。
(3)《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28页。
(4)《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32页。
(5)《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93-395页。
(6)《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8-1987)》,第104-136页。
(7)《三年来朝鲜民族工作的材料》(1949年6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700/1/13,第7页。
(1)本书编写组:《朱德海一生》,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2)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3)《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通知》(1949年10月19日),《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522页。
(4)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学界已有专门研究,见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199、211-213页。这里仅讨论中共处理朝鲜族官兵回国的态度和方式问题。
(5)《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
(6)《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7)《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1949年6月,东北局要求吉林省紧急为一六四师扩充朝鲜新战士15000名,限令7月18日前完成移交(《中国地区韩人归还与政策》第6卷,第487、488页)。这个数字应含在该师回国人数中。
(8)《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5,л.25-27。
(1)《聂荣臻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9,Новаяи н 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89-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页;《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3)《邓子恢、谭政给军委、总政及林彪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未刊。文件中使用“朝鲜籍”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人绝大多数并未确定国籍。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上册,1988年印,第4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882页。
(6)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80-281页。
(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上册,第4页。
(8)详细过程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85-228页。
(9)1950年5月3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金日成到莫斯科来谈了一些事情。5月13日,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催促下来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的计划。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19-220页。
(10)关于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详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甚至到1956年,在朝鲜人民军中还有5000多中国籍朝鲜人,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朝鲜籍人员尚有百余人,其中很多人要求回国。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4卷,1991年,未刊,第61、153-154页。
(2)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观点,即种族(Race)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民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中国学者马戎建议,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而将原来习惯称呼的“少数民族”(Minority Nationality)改成“族群”或“少数族群”(Ethnic Group)。见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并认为以此来阐释“朝鲜民族”问题,具有学术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