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华影业公司与中国进步电影(193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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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华影业公司自1930年成立至1937年停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影业公司之一。该公司的制片人、编剧、导演和演员都具有现代的宽容精神,接受西方影响,赞成五四运动的理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联华影业公司存世的一些影片来阐释该公司的独特之处。笔者在文中强调了美国电影对联华影业公司的影响,特别是形式上的影响,此外还强调了反复出现的主题(现代性问题、女性地位、教育的角色等)的重要性。这些问题按照导演的艺术选择和政治理念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它们反映了联华影业公司的人文精神和进步思想,这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契合的。
引文
本文原载Arts asiatiques(《亚洲艺术》)2006年第61卷。
(1)参见李少白《简论中国三十年代“电影文化运动”的兴起》,《当代电影》1994年第3期,第77—84页;Laikwan Pang,2002: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The Chinese Left-Wing Movement,1932-1937,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p.4-5.
(2)联华公司在1937年上海沦陷后便停业了。
(3)据Régis Bergeron统计,1929年在中国放映的影片中有90%是美国片。参见Régis Bergeron,1977:Le cinéma chinois,1905-1949.Lausanne,Alfred Eibel,p.81.
(4)1929年国产片只占10%,参见Marie-Claire Quiquemelle,2001:Cinema cinese:della prima legga di censura alla fine dell’era maoista,1927—1978,in Giulio Einaudi(éd.)Storia del cinema mondiale,IV,p.744.
(5)当时上海36家影院中有16家被毁,很多制片厂也关门停业。
(6)1932—1937年,明星公司共拍摄了31部左翼电影,联华公司拍摄了18部,分别占当时全部左翼电影的35%和23%。参见Laikwan Pang,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The Chinese Left-Wing Movement,1932-1937,p.241.
(7)只有约1/3的影片完全或部分地被保存下来。
(8)当时罗明佑的影院并不具备放映有声电影的条件,他因而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斥巨资购置设备放映外国影片,要么自己拍摄默片在影院放映,很明显前者具有很大风险。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9)黎民伟大约14岁时购买了第一部照相机。参见黎锡、罗卡《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10)郑正秋和张石川同年亦拍摄了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第45—50页。
(11)1928年该片节本以《蒲水玫瑰》(La Rose de Pushui)之名在法国上映。
(12)联华公司在上海和香港设有制片厂,北京也一度设厂,但主要力量还是上海的四家制片厂。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149页。
(13)联华公司也拍摄了十几部新闻纪录片等。
(14)例如Beverley Nichols写的一篇关于电影对青年儿童的影响的文章被翻译刊登在《联华画报》1936年2月16日第七卷,第10—11页。
(15)孙瑜曾两度赴美,第一次是1923—1926年赴美留学,第二次是1945年去了好莱坞。参见孙瑜《银海泛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1、152—170页。
(16)《第七天堂》对袁牧之1937年拍摄的《马路天使》有启发,孙瑜执导的《野玫瑰》似乎也受到该片的一定影响。
(17)黎莉莉、王人美和郑君里都是从联华歌舞团招募的,郑君里后来还表演话剧。
(18)联华公司的分裂主要是资金出现困难,而非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罗明佑在辞职之后依然为联华公司导演电影一事足以证明。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第373—374页。
(19)当然还有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在日本侵华这个历史背景下,当时几乎所有的国产片都具有爱国主义的色彩。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电影界认识到大众对温情脉脉的浪漫主义已不感兴趣,只有拍摄爱国主义影片才会受欢迎。孙瑜的《小玩意》和《大路》便是联华公司拍摄的两部成功的爱国主义影片。
(20)聂耳化名“黑天使”撰文批评该片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参见蔡洪声《蔡楚生的创作道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21)该评论见于1935年2月《农报》副刊,陈播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引用。
(22)作者估计是观看的好莱坞版《天伦》,该版结局与原版结局不同。——译者注
(23)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作为当时最优秀的国产片之一曾获得过莫斯科电影展的奖项。
(24)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第342页提到夏衍曾参加该片剧本的创作,但孙瑜在其回忆录《银海泛舟》中极力否认。
(25)该画报并未发行十年,此处有误。——译者注
(1)参见李少白《简论中国三十年代“电影文化运动”的兴起》,《当代电影》1994年第3期,第77—84页;Laikwan Pang,2002: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The Chinese Left-Wing Movement,1932-1937,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p.4-5.
(2)联华公司在1937年上海沦陷后便停业了。
(3)据Régis Bergeron统计,1929年在中国放映的影片中有90%是美国片。参见Régis Bergeron,1977:Le cinéma chinois,1905-1949.Lausanne,Alfred Eibel,p.81.
(4)1929年国产片只占10%,参见Marie-Claire Quiquemelle,2001:Cinema cinese:della prima legga di censura alla fine dell’era maoista,1927—1978,in Giulio Einaudi(éd.)Storia del cinema mondiale,IV,p.744.
(5)当时上海36家影院中有16家被毁,很多制片厂也关门停业。
(6)1932—1937年,明星公司共拍摄了31部左翼电影,联华公司拍摄了18部,分别占当时全部左翼电影的35%和23%。参见Laikwan Pang,Building a New China in Cinema.The Chinese Left-Wing Movement,1932-1937,p.241.
(7)只有约1/3的影片完全或部分地被保存下来。
(8)当时罗明佑的影院并不具备放映有声电影的条件,他因而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斥巨资购置设备放映外国影片,要么自己拍摄默片在影院放映,很明显前者具有很大风险。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9)黎民伟大约14岁时购买了第一部照相机。参见黎锡、罗卡《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10)郑正秋和张石川同年亦拍摄了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第45—50页。
(11)1928年该片节本以《蒲水玫瑰》(La Rose de Pushui)之名在法国上映。
(12)联华公司在上海和香港设有制片厂,北京也一度设厂,但主要力量还是上海的四家制片厂。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149页。
(13)联华公司也拍摄了十几部新闻纪录片等。
(14)例如Beverley Nichols写的一篇关于电影对青年儿童的影响的文章被翻译刊登在《联华画报》1936年2月16日第七卷,第10—11页。
(15)孙瑜曾两度赴美,第一次是1923—1926年赴美留学,第二次是1945年去了好莱坞。参见孙瑜《银海泛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1、152—170页。
(16)《第七天堂》对袁牧之1937年拍摄的《马路天使》有启发,孙瑜执导的《野玫瑰》似乎也受到该片的一定影响。
(17)黎莉莉、王人美和郑君里都是从联华歌舞团招募的,郑君里后来还表演话剧。
(18)联华公司的分裂主要是资金出现困难,而非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罗明佑在辞职之后依然为联华公司导演电影一事足以证明。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第373—374页。
(19)当然还有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在日本侵华这个历史背景下,当时几乎所有的国产片都具有爱国主义的色彩。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电影界认识到大众对温情脉脉的浪漫主义已不感兴趣,只有拍摄爱国主义影片才会受欢迎。孙瑜的《小玩意》和《大路》便是联华公司拍摄的两部成功的爱国主义影片。
(20)聂耳化名“黑天使”撰文批评该片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参见蔡洪声《蔡楚生的创作道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21)该评论见于1935年2月《农报》副刊,陈播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引用。
(22)作者估计是观看的好莱坞版《天伦》,该版结局与原版结局不同。——译者注
(23)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作为当时最优秀的国产片之一曾获得过莫斯科电影展的奖项。
(24)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第342页提到夏衍曾参加该片剧本的创作,但孙瑜在其回忆录《银海泛舟》中极力否认。
(25)该画报并未发行十年,此处有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