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影响市场整合的政府路径——基于1776—1840年华北小麦市场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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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整理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同治《钦定户部则例》等相关文献,界定了清代政府救灾行为的基本构成。在此基础上,利用《清实录》建立政府救灾行为序列,结合粮价数据和自然灾害等数据,以1776—1840年的华北小麦市场为例,对政府救灾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清代中期,自然灾害对市场整合施加了显著影响,且存在以政府救灾行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即政府救灾行为是自然灾害影响市场整合的重要路径。
Reconstructing the sequence of government relief act, using the data of grain price in Qing Dynasty, and taking the wheat market in North China during 1776 to 1840 for example, we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relief act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disasters to market integration.The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relief ac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disasters.
Reconstructing the sequence of government relief act, using the data of grain price in Qing Dynasty, and taking the wheat market in North China during 1776 to 1840 for example, we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relief act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disasters to market integration.The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relief ac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disasters.
引文
(1)K.H.O’Rourke & J.G.Williamson,“After Columbus:Explaining Europe’s Overseas Trade Boom,1500-180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2,No.2,2002,pp.417-456.
(2)戴逸:《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学术界》2006年第1期。
(3)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4页。
(4)L.M.Li,“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s,1738-1911”,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0,No.3,2000,pp.665-699.
(5)张瑞威:《十八世纪江南与华北之间的长程大米贸易》,《新史学》2010年第1期。
(1)赵留彦、赵岩、窦志强:《“裁厘改统”对国内粮食市场整合的效应》,《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冯颖杰:《“裁厘改统”与民国时期市场整合——基于上海、芜湖、天津三地粮价的探讨》,《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
(2)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印行,第363—397页;陈仁义、王业键、胡翠华:《十八世纪苏州米价的时间数列分析》,《经济论文》(台北)1999年第3期。
(3)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W.Keller & C.H.Shiue,“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Long-Run Comparison”,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1,No.1,2007,pp.107-123.
(4)L.Yu,Two Essays on Price Movement across China’s Regions,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h.D.thesis,2010.
(5)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6)颜色、徐萌:《晚清铁路建设与市场发展》,《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2期。
(7)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255页。
(8)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
(9)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0)本文所谓“华北”,指华北平原地区,在清代行政建制上包括长城以南直隶地区、山东全省、河南中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的44个府级行政单位。
(11)文中将清中期的开端设为乾隆四十一年,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数据方面,1776年之后华北44个府(州)的小麦价格数据的整体连续性相对较好;其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乾隆朝后期,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亦逐渐走出前期的“盛世”局面,所以将乾隆朝后20年纳入清中期的时间范围。
(12)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李明珠著,石涛、李军、马国英译:《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李秋芳:《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7—88页。
(13)遭遇自然灾害时,清政府亦会采取截留或调运等行为,但通常情况下,所截留和调运的粮食或是源于各地常平仓所存粮食,或是源于他地采买。也就是说,截留和调运粮食在本质上或为延时籴粜,或为即时籴粜,因其最终仍根植于籴粜行为,故未单独列出。
(14)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19《蠲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2—163页;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5)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6)《清高宗实录》卷1293,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丙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3页。
(17)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8,《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602页。
(18)《清高宗实录》卷1227,乾隆五十年三月乙亥,第451页。
(19)就华北地区而言,在正常情况下,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征收期限是2月开征、5月底完半、8月接征、12月底征完,江苏是2月开征、7月底完半、8月接征、12月底征完。详见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9《奏销限期》、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8《蠲恤》,《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第596—598页。
(20)《清高宗实录》卷1228,乾隆五十年四月庚辰,第454页。
(21)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8《蠲恤》,《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第600页。
(22)《清高宗实录》卷1226,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子,第441页。
(23)《清高宗实录》卷1333,乾隆五十四年六月癸未,第1058页。
(24)《清高宗实录》卷1394,乾陵五十七年正月壬申,第724页。
(25)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16《直省各仓平粜》,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26)在清代中期(1776—1840)的华北地区,改征行为只施行了15次。详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册第281页,第24册第280页,第25册第296、1168页,第26册第1012页,第27册第511页,第29册第613页,第31册第781页,第34册第733、1043页,第35册第975页,第36册第663页,第37册第163、699、1106页。
(27)详见胡鹏、李军《农历抑或公历?数据形式对数理分析结果的影响——以清代中后期直隶小麦市场整合分析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综合使用之可行性论证与方法探讨——基于文献学和统计学方法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8)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一,华北地区只有12个固定观测站,不但难以与具体府(州)对应,而且在地域范围上没有覆盖到全部44个府(州),代表性值得商榷;其二,只涉及了干旱和洪涝两种灾害类型,而根据相应史料记载,风雹、冷冻和虫害等亦会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
(29)详见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7—3015页。
(30)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粮食市场,我们仅统计干旱、洪涝、霜冻、雹灾和虫害等5类可能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
(31)详见刘秀生《清代内河商业交通考略》,《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松浦章著,董科译《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37页;朱琳《清代淮河流域的粮价、市场与地方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98页。
(32)考虑到清代中期华北地区黄河航道的航运价值较低,鲜有商品运输的记载,故未将其纳入。
(33)D.P.Mackinnon,et al.,“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Mediation and other Intervening Variable Effects”,Pyschological Methods,Vol.7,No.1,2002,pp.83-104.
(34)详见温忠麟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
(35)目前,学界有关“价格整合”与“市场整合”的关系还有一定争论,但受历史文献资料限制,在探讨历史时期市场整合问题时,将“价格整合”作为“市场整合”指标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参见G.Federico,“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Market Integration in Europ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5,No.2,2012,pp.470-497;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朱琳《数理统计方法在清代粮价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6)详见朱琳《数理统计方法在清代粮价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7)参照清代粮价数据特点和粮价奏报程序,通过以下两个步骤建立年度府级自然灾害序列和季度府级政府行为:第一步,分别建立县级样本单位的自然灾害年度数据和季度政府救灾行为季度数据,若该县当年(或当季)有自然灾害(或政府救灾行为),记作“1”,反之则记作“0”;第二步,分别以县级年度自然灾害数据和县级府级政府救灾行为数据为基础,建立府级样本单位自然灾害年度数据和政府救灾行为季度数据,若府(州)下属县(州)中有自然灾害(或政府救灾行为),记作“1”,反之则记作“0”。有关清代粮价数据特点和粮价奏报程序,详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第2册,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罗畅《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比较与使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余开亮《粮价细册制度与清代粮价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此种量化统计方法客观上存在一定缺陷,即只反映了自然灾害和政府救灾行为的整体情况,没有体现等级程度和规模。针对这种缺陷,笔者目前正在设计和论证有效的定级标准和方法。
(38)考虑到清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往往会综合使用多种具体救灾行为,因此笔者不对政府救灾行为进行分类分析。
(39)华北地区的小麦单位距离的水运运输成本约为陆运的1/10—2/10。参见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16《直省各仓脚费》,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40)ADF检验结果显示,相关变量的水平序列平稳。受篇幅所限,文中未予列出,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41)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W.Keller & C.H.Shiue,“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Long-Run Comparison”,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1,No.1,2007,pp.107-123;L.Yu,Two Essays on Price Movement across China’s Regions,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h.D.thesis,2010;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第363—397页;陈仁义、王业键、胡翠华:《十八世纪苏州米价的时间数列分析》,《经济论文》(台北)1999年第3期;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2)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3)有关相关分析法的局限性,详见B.Harriss,“There is Method in My Madness:Or is It Vice Versa?Measuring Agricultural Market Performance”,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Vol.17,No.2,1979,pp.197-218。
(44)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古诺关于市场整合的定义:“是一整个疆域,其中的各个部分,因商业关系不受限制而联合在一起,市场内的价格能方便而迅速地调节为同样的水平”。即市场整合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层面的含义:价格序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市场价格会偏离长期均衡水平,但能够及时而迅速调整恢复。对于长期层面,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协整分析,可判断价格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于短期层面,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根据误差修正项系数计算调整速度半衰期:Half-Life,HL=ln(0.5)/ln(1+γα),α为误差修正项系数,γ≡[1-1],其数值越大,表明调整周期越长,市场整合程度越低;反之,数值越小,表明调整周期越短,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取调整速度半衰期的自然对数的负数形式(取负数形式主要为便于和采用价格差相关系数回归结果比较——均与市场整合程度为正向关系)。详见L.Brunt and E.Cannon,“Measuring Integration in the English Wheat Market,1770-1820:New Methods,New Answers”,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52,No.3,2014,pp.111-130。模型的具体设计方面:第一,对于协整方程形式,选取“无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带截距项”的模型;第二,对于滞后期,考虑到是季度数据,选取4阶滞后项估计VAR模型(3阶滞后项估计VEC模型),在VAR模型和VEC模型中加入季节虚拟变量;第三,对于长期层面协整关系的判断,当出现λmax和λtrace结果不一致时,根据Enders的建议,选择二者结果共同支持的结论,并采用5%显著水平标准;第五,对于短期层面调整关系的判断,排除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不显著或只有滞后项系数显著两种情况;第四,在ADF检验和协整分析时统一采用5%显著水平标准。参见K.G.Persson,Grain Markets in Europe,1500-1900:Integration and Deregul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D.Marks,“Unity or Diversity?On the Integration and Efficiency of Rice Markets in Indonesia,c.1920-2006”,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47,No.3,2010,pp.310-324。
(45)采用价格调整速度半衰期作为市场整合指标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有所差异、为完全中介效应,可能是由于样本范围差异所致,如广平府、汝宁府和海州等3个府(州)的小麦价格序列由于为水平平稳序列,所以在分析时并未纳入。
(2)戴逸:《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学术界》2006年第1期。
(3)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4页。
(4)L.M.Li,“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s,1738-1911”,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0,No.3,2000,pp.665-699.
(5)张瑞威:《十八世纪江南与华北之间的长程大米贸易》,《新史学》2010年第1期。
(1)赵留彦、赵岩、窦志强:《“裁厘改统”对国内粮食市场整合的效应》,《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冯颖杰:《“裁厘改统”与民国时期市场整合——基于上海、芜湖、天津三地粮价的探讨》,《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
(2)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印行,第363—397页;陈仁义、王业键、胡翠华:《十八世纪苏州米价的时间数列分析》,《经济论文》(台北)1999年第3期。
(3)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W.Keller & C.H.Shiue,“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Long-Run Comparison”,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1,No.1,2007,pp.107-123.
(4)L.Yu,Two Essays on Price Movement across China’s Regions,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h.D.thesis,2010.
(5)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6)颜色、徐萌:《晚清铁路建设与市场发展》,《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2期。
(7)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255页。
(8)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
(9)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0)本文所谓“华北”,指华北平原地区,在清代行政建制上包括长城以南直隶地区、山东全省、河南中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的44个府级行政单位。
(11)文中将清中期的开端设为乾隆四十一年,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数据方面,1776年之后华北44个府(州)的小麦价格数据的整体连续性相对较好;其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乾隆朝后期,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亦逐渐走出前期的“盛世”局面,所以将乾隆朝后20年纳入清中期的时间范围。
(12)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李明珠著,石涛、李军、马国英译:《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李秋芳:《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7—88页。
(13)遭遇自然灾害时,清政府亦会采取截留或调运等行为,但通常情况下,所截留和调运的粮食或是源于各地常平仓所存粮食,或是源于他地采买。也就是说,截留和调运粮食在本质上或为延时籴粜,或为即时籴粜,因其最终仍根植于籴粜行为,故未单独列出。
(14)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19《蠲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2—163页;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5)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6)《清高宗实录》卷1293,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丙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3页。
(17)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8,《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602页。
(18)《清高宗实录》卷1227,乾隆五十年三月乙亥,第451页。
(19)就华北地区而言,在正常情况下,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征收期限是2月开征、5月底完半、8月接征、12月底征完,江苏是2月开征、7月底完半、8月接征、12月底征完。详见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9《奏销限期》、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8《蠲恤》,《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第596—598页。
(20)《清高宗实录》卷1228,乾隆五十年四月庚辰,第454页。
(21)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84《查勘灾赈事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8《蠲恤》,《续修四库全书》第802册,第600页。
(22)《清高宗实录》卷1226,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子,第441页。
(23)《清高宗实录》卷1333,乾隆五十四年六月癸未,第1058页。
(24)《清高宗实录》卷1394,乾陵五十七年正月壬申,第724页。
(25)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16《直省各仓平粜》,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26)在清代中期(1776—1840)的华北地区,改征行为只施行了15次。详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册第281页,第24册第280页,第25册第296、1168页,第26册第1012页,第27册第511页,第29册第613页,第31册第781页,第34册第733、1043页,第35册第975页,第36册第663页,第37册第163、699、1106页。
(27)详见胡鹏、李军《农历抑或公历?数据形式对数理分析结果的影响——以清代中后期直隶小麦市场整合分析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综合使用之可行性论证与方法探讨——基于文献学和统计学方法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8)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一,华北地区只有12个固定观测站,不但难以与具体府(州)对应,而且在地域范围上没有覆盖到全部44个府(州),代表性值得商榷;其二,只涉及了干旱和洪涝两种灾害类型,而根据相应史料记载,风雹、冷冻和虫害等亦会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
(29)详见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7—3015页。
(30)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粮食市场,我们仅统计干旱、洪涝、霜冻、雹灾和虫害等5类可能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
(31)详见刘秀生《清代内河商业交通考略》,《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松浦章著,董科译《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37页;朱琳《清代淮河流域的粮价、市场与地方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98页。
(32)考虑到清代中期华北地区黄河航道的航运价值较低,鲜有商品运输的记载,故未将其纳入。
(33)D.P.Mackinnon,et al.,“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Mediation and other Intervening Variable Effects”,Pyschological Methods,Vol.7,No.1,2002,pp.83-104.
(34)详见温忠麟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
(35)目前,学界有关“价格整合”与“市场整合”的关系还有一定争论,但受历史文献资料限制,在探讨历史时期市场整合问题时,将“价格整合”作为“市场整合”指标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参见G.Federico,“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Market Integration in Europ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5,No.2,2012,pp.470-497;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朱琳《数理统计方法在清代粮价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6)详见朱琳《数理统计方法在清代粮价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7)参照清代粮价数据特点和粮价奏报程序,通过以下两个步骤建立年度府级自然灾害序列和季度府级政府行为:第一步,分别建立县级样本单位的自然灾害年度数据和季度政府救灾行为季度数据,若该县当年(或当季)有自然灾害(或政府救灾行为),记作“1”,反之则记作“0”;第二步,分别以县级年度自然灾害数据和县级府级政府救灾行为数据为基础,建立府级样本单位自然灾害年度数据和政府救灾行为季度数据,若府(州)下属县(州)中有自然灾害(或政府救灾行为),记作“1”,反之则记作“0”。有关清代粮价数据特点和粮价奏报程序,详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第2册,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罗畅《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比较与使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余开亮《粮价细册制度与清代粮价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此种量化统计方法客观上存在一定缺陷,即只反映了自然灾害和政府救灾行为的整体情况,没有体现等级程度和规模。针对这种缺陷,笔者目前正在设计和论证有效的定级标准和方法。
(38)考虑到清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往往会综合使用多种具体救灾行为,因此笔者不对政府救灾行为进行分类分析。
(39)华北地区的小麦单位距离的水运运输成本约为陆运的1/10—2/10。参见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16《直省各仓脚费》,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40)ADF检验结果显示,相关变量的水平序列平稳。受篇幅所限,文中未予列出,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41)C.H.Shiue,“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2002,pp.1406-1419;W.Keller & C.H.Shiue,“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Long-Run Comparison”,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1,No.1,2007,pp.107-123;L.Yu,Two Essays on Price Movement across China’s Regions,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h.D.thesis,2010;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第363—397页;陈仁义、王业键、胡翠华:《十八世纪苏州米价的时间数列分析》,《经济论文》(台北)1999年第3期;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2)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3)有关相关分析法的局限性,详见B.Harriss,“There is Method in My Madness:Or is It Vice Versa?Measuring Agricultural Market Performance”,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Vol.17,No.2,1979,pp.197-218。
(44)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古诺关于市场整合的定义:“是一整个疆域,其中的各个部分,因商业关系不受限制而联合在一起,市场内的价格能方便而迅速地调节为同样的水平”。即市场整合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层面的含义:价格序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市场价格会偏离长期均衡水平,但能够及时而迅速调整恢复。对于长期层面,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协整分析,可判断价格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于短期层面,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根据误差修正项系数计算调整速度半衰期:Half-Life,HL=ln(0.5)/ln(1+γα),α为误差修正项系数,γ≡[1-1],其数值越大,表明调整周期越长,市场整合程度越低;反之,数值越小,表明调整周期越短,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取调整速度半衰期的自然对数的负数形式(取负数形式主要为便于和采用价格差相关系数回归结果比较——均与市场整合程度为正向关系)。详见L.Brunt and E.Cannon,“Measuring Integration in the English Wheat Market,1770-1820:New Methods,New Answers”,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52,No.3,2014,pp.111-130。模型的具体设计方面:第一,对于协整方程形式,选取“无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带截距项”的模型;第二,对于滞后期,考虑到是季度数据,选取4阶滞后项估计VAR模型(3阶滞后项估计VEC模型),在VAR模型和VEC模型中加入季节虚拟变量;第三,对于长期层面协整关系的判断,当出现λmax和λtrace结果不一致时,根据Enders的建议,选择二者结果共同支持的结论,并采用5%显著水平标准;第五,对于短期层面调整关系的判断,排除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不显著或只有滞后项系数显著两种情况;第四,在ADF检验和协整分析时统一采用5%显著水平标准。参见K.G.Persson,Grain Markets in Europe,1500-1900:Integration and Deregul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D.Marks,“Unity or Diversity?On the Integration and Efficiency of Rice Markets in Indonesia,c.1920-2006”,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47,No.3,2010,pp.310-324。
(45)采用价格调整速度半衰期作为市场整合指标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有所差异、为完全中介效应,可能是由于样本范围差异所致,如广平府、汝宁府和海州等3个府(州)的小麦价格序列由于为水平平稳序列,所以在分析时并未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