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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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甲骨卜辞文本纳入文学研究视野,要注意对其仪式语境的考量,充分重视文本的刻写位置、行款连续性,命辞、占辞、验辞的互文关系,将它们视作文本的构成要素乃至修辞手段。在甲骨卜辞中,占验辞的话语形式反映出殷商贞人表达褒贬的努力,话语主体的变迁体现出殷商王权与神权的进退;贞人身份从方国首领到王廷职官的转换,影响了卜辞的文本结构与占卜内容,并使占验辞渐趋程式化。贞人话语中的修辞方式体现为反常规的刻写形态和反复、递进等修辞技巧,与后世史官在《春秋》中使用的"春秋笔法"相近似,以"记录"本身构成修辞,并间接彰显价值判断。这揭示了中国修辞传统精英化、书面化的起源特征,以及监督、褒贬王政的功能指向。
If we consider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in light of literary research,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ritual context,the positioning of the inscriptions,the continuity of the form and arrangement of lines,and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criptions giving the subject(mingci),the result(zhanci)and the efficacy(yanci)of the divination.These should be regarded as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text and even as rhetorical devices.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the zhanci and yanci discourse forms reflect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Shang zhenren(court officials)to express approval and disapproval.The main body of the discourse changes shows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of royal power versus theocracy.The transition of the zhenren from the leader of a state to a court officer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 and as content of the divination text,making the zhanci and yanci more formulaic.The rhetorical devices in zhenren discourse appear as unconventionally inscribed forms and as repetitive and incremental rhetoric,similar to the style found in the later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Recording was rhetorical in itself,indirectly highlighting value judgments.This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quint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hetoric an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its written sources.
If we consider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in light of literary research,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ritual context,the positioning of the inscriptions,the continuity of the form and arrangement of lines,and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criptions giving the subject(mingci),the result(zhanci)and the efficacy(yanci)of the divination.These should be regarded as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text and even as rhetorical devices.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the zhanci and yanci discourse forms reflect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Shang zhenren(court officials)to express approval and disapproval.The main body of the discourse changes shows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of royal power versus theocracy.The transition of the zhenren from the leader of a state to a court officer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 and as content of the divination text,making the zhanci and yanci more formulaic.The rhetorical devices in zhenren discourse appear as unconventionally inscribed forms and as repetitive and incremental rhetoric,similar to the style found in the later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Recording was rhetorical in itself,indirectly highlighting value judgments.This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quint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hetoric an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its written sources.
引文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6页。
(2)“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大多数人,有一些是随随便便地这样做,有一些是凭习惯养成的熟练技能这样做。既然这两种办法都可能成功,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法则来。”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21—22页。
(3)“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24页)
(4)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媿。”“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5、385页)
(5)韩愈《争臣论》:“君子居其位,则死思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董诰等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40页)此处“修辞”近于“立言”。
(6)“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页。
(8)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9)这一政治传统至少到西周初期还留有痕迹,据《尚书·周书·大诰》的叙述,周公在东征之前,曾以“宁王所遗大宝龟”作卜,并将占兆结果诰布天下,向诸侯证明征伐的合理性,以及天命之所归。
(10)占卜主体为商王的卜辞称为王卜辞,其余归为非王卜辞。参见黄天树:《关于非王卜辞的一些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11)参见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12)参见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13)吴其昌最早提出:“凡此‘王■曰……’之文,其时代皆在殷末叶帝辛之世。”(参见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梅军对“王占曰”之文整理研究后进一步发现,其“主要见于宾组、历组、出组、黄类王卜辞,尤以典宾类、黄类卜辞为多。”(参见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14)占辞署名的贞人,在王卜辞中,有王臣、余、由、左卜等人;在花东卜辞中,则常见“子”。
(15)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17)《仪礼·士丧礼》:“宗人还,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43页)
(18)《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40页。
(19)曹兆兰:“每卜一事,须对钻凿燋灼纪兆,少则一个,多则数十。” (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20)David N.Keightley,“The Diviners’ Notebooks: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in Yau Shun-chiu and Chrystelle Maréchal,eds.,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Paris:Langages Croisés,2001,pp.11-25.
(21)其中也有为数较少的上下对贞。
(22)据曹兆兰统计,890例对贞卜辞中,在龟甲反面,以左正贞,右反贞为常,于66例中占63例;在龟甲正面,以右正贞,左反贞为常,于806例中占718例;在上下对贞中,以上正贞,下反贞为常,于16例中占15例。参见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23)沈培:《殷墟卜辞正反对贞的语用学考察》,丁邦新、余蔼芹编:《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05年,第218页。
(24)据孙亚冰统计,55组正反对贞卜辞的次序都以“先右后左”为主,正面内容共计19组,其中14组为“右正左反”;另28组是涉及死亡、疾病、忧患、做梦的负面内容,其中22组为“右反左正”。参见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6—167页。
(25)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171页。
(26)关于命辞的语气属于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学界仍有较多争议,本文倾向于视其为“有疑无问”,以陈述求检验的陈述句,并主张在占卜活动中不存在问答关系。相关研究参见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李学勤《续论西周甲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等。
(27)《史记》,第102页。
(2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29)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9、1024页。释文同时广泛参考其他释读和研究成果,下同。
(30)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
(31)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8、169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2—53页。
(32)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241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册,第72页。
(33)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
(34)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册,第202、6、89页;第3册,第1049页。
(35)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1767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第655页。
(36)“旬壬寅雨”自上及下刻写,“甲辰亦雨”中,“辰”字可能因漏记或为补充而后刻,两句应当是连贯的,也被涂朱。如果贞人没有待至丙日发现无雨,则不会刻写这两句。
(37)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1983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第731页。
(38)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74页。
(39)其中右半片空间不足,最后一行刻辞由原来的从右往左书写,改为从左往右书写,以求将内容完全呈现于一段卜辞之中。
(4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173页。
(41)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115页。而黄天树将宾组三类定为祖庚时期,因此商王的年岁可能并不是影响王占辞的唯一原因。
(42)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43)参见谢乃和:《从非王卜辞看殷商时期的家臣制》,《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4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下)》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
(45)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41页。
(46)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8、1238页。
(47)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48)例如《合集》24135卜辞: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朕卜有咎。’”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第1208页。
(49)最早的“占”是写在兆旁的刻辞,也被称为“兆序辞”。这类刻辞最初被用于标记卜兆出现的顺序 ,常见“一”“二”“三”直至“十”以上的数字,也有“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等附加单位的序数。一些序号实际上被刻于不同兆枝之旁,因此有可能表示一次烧灼中兆纹崩坼的顺序,而带有“告”字样的则更可能是一事多卜中的区分标志。
(50)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第1382、1465页。
(51)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8、1801、1817页。
(52)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第1882页。
(5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补编》第6卷,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918页。
(54)晁福林认为,商王称帝的变化始自廪辛、康丁时代,三期有“帝甲”之谓,五期称文丁为“文武武帝”。参见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5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9页。
(5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6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57)刘源:《〈春秋〉与殷墟甲骨文》,《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第15版。
(58)过常宝:《“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9)兹维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
(6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32、1734、2152页。
(61)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第6页。
(6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1页。
(6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2页。
(64)参见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6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13页。
(2)“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大多数人,有一些是随随便便地这样做,有一些是凭习惯养成的熟练技能这样做。既然这两种办法都可能成功,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法则来。”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21—22页。
(3)“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24页)
(4)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媿。”“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5、385页)
(5)韩愈《争臣论》:“君子居其位,则死思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董诰等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40页)此处“修辞”近于“立言”。
(6)“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页)
(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页。
(8)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9)这一政治传统至少到西周初期还留有痕迹,据《尚书·周书·大诰》的叙述,周公在东征之前,曾以“宁王所遗大宝龟”作卜,并将占兆结果诰布天下,向诸侯证明征伐的合理性,以及天命之所归。
(10)占卜主体为商王的卜辞称为王卜辞,其余归为非王卜辞。参见黄天树:《关于非王卜辞的一些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11)参见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12)参见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13)吴其昌最早提出:“凡此‘王■曰……’之文,其时代皆在殷末叶帝辛之世。”(参见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梅军对“王占曰”之文整理研究后进一步发现,其“主要见于宾组、历组、出组、黄类王卜辞,尤以典宾类、黄类卜辞为多。”(参见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14)占辞署名的贞人,在王卜辞中,有王臣、余、由、左卜等人;在花东卜辞中,则常见“子”。
(15)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17)《仪礼·士丧礼》:“宗人还,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43页)
(18)《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40页。
(19)曹兆兰:“每卜一事,须对钻凿燋灼纪兆,少则一个,多则数十。” (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20)David N.Keightley,“The Diviners’ Notebooks: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in Yau Shun-chiu and Chrystelle Maréchal,eds.,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Paris:Langages Croisés,2001,pp.11-25.
(21)其中也有为数较少的上下对贞。
(22)据曹兆兰统计,890例对贞卜辞中,在龟甲反面,以左正贞,右反贞为常,于66例中占63例;在龟甲正面,以右正贞,左反贞为常,于806例中占718例;在上下对贞中,以上正贞,下反贞为常,于16例中占15例。参见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23)沈培:《殷墟卜辞正反对贞的语用学考察》,丁邦新、余蔼芹编:《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05年,第218页。
(24)据孙亚冰统计,55组正反对贞卜辞的次序都以“先右后左”为主,正面内容共计19组,其中14组为“右正左反”;另28组是涉及死亡、疾病、忧患、做梦的负面内容,其中22组为“右反左正”。参见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6—167页。
(25)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171页。
(26)关于命辞的语气属于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学界仍有较多争议,本文倾向于视其为“有疑无问”,以陈述求检验的陈述句,并主张在占卜活动中不存在问答关系。相关研究参见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李学勤《续论西周甲骨》(《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等。
(27)《史记》,第102页。
(2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29)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9、1024页。释文同时广泛参考其他释读和研究成果,下同。
(30)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
(31)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8、169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2—53页。
(32)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241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册,第72页。
(33)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
(34)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1册,第202、6、89页;第3册,第1049页。
(35)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1767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第655页。
(36)“旬壬寅雨”自上及下刻写,“甲辰亦雨”中,“辰”字可能因漏记或为补充而后刻,两句应当是连贯的,也被涂朱。如果贞人没有待至丙日发现无雨,则不会刻写这两句。
(37)图版参见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1983页;释文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2册,第731页。
(38)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74页。
(39)其中右半片空间不足,最后一行刻辞由原来的从右往左书写,改为从左往右书写,以求将内容完全呈现于一段卜辞之中。
(4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173页。
(41)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115页。而黄天树将宾组三类定为祖庚时期,因此商王的年岁可能并不是影响王占辞的唯一原因。
(42)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43)参见谢乃和:《从非王卜辞看殷商时期的家臣制》,《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4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下)》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
(45)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41页。
(46)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8、1238页。
(47)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48)例如《合集》24135卜辞: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朕卜有咎。’”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第1208页。
(49)最早的“占”是写在兆旁的刻辞,也被称为“兆序辞”。这类刻辞最初被用于标记卜兆出现的顺序 ,常见“一”“二”“三”直至“十”以上的数字,也有“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等附加单位的序数。一些序号实际上被刻于不同兆枝之旁,因此有可能表示一次烧灼中兆纹崩坼的顺序,而带有“告”字样的则更可能是一事多卜中的区分标志。
(50)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3册,第1382、1465页。
(51)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8、1801、1817页。
(52)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4册,第1882页。
(5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补编》第6卷,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918页。
(54)晁福林认为,商王称帝的变化始自廪辛、康丁时代,三期有“帝甲”之谓,五期称文丁为“文武武帝”。参见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5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9页。
(5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6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57)刘源:《〈春秋〉与殷墟甲骨文》,《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第15版。
(58)过常宝:《“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9)兹维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
(6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32、1734、2152页。
(61)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第6页。
(6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1页。
(6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2页。
(64)参见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6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