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39年大生纺织公司对日本“军管理”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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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军管理"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逼迫华资企业与之合作,进而劫夺企业产权或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是沦陷区内华资企业无法回避的难题。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期间,大生纺织公司在沦陷状态下以抵押经营的方式复工并维持生产,顽强抵抗了日方以"军管理"威迫"合作"来"合法"劫夺大生产权的图谋,是当时日占区内华资企业中较为罕见的特例。大生之所以能成功抗拒日军压力长达一年之久,一是因为大生在南通经济社会中的基石地位令日方对其投鼠忌器;二是因为陈葆初等南通绅商在日伪及地方当局复杂关系中的灵活应对。由此可见,企业的战争应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
引文
(1)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军队管理企业监督章程》(1942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2)参见鈴木茂「日本帝国主義下の中国に於ける軍管理工場と資源独占——戦時日本の対中国投資と政府出資法人—1」、京都大学経済学会編『経済論叢』、116卷1·2号、1975年8月、55—78頁;庄志龄:《“军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朱婷:《1937—1945年在华日资工业企业的扩张及其特点——以战时华中沦陷区为例》,《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马俊亚:《抗战期间日军对江南棉纺织业的掠夺与控制》,《桂海论丛》2015年第4期;张连红、张朔人:《战时江南水泥厂的命运与汪政权的角色——以日方强拆机器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刘凤华:《抗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久大精盐公司》,《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参见Lloyd E. Eastman, “Fac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75-303。
(4)王克文著,徐有威、蒲建兴译:《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物资统制”的一个侧面》,《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
(5)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Shanghai area, 1937-1945,” in Wen-hsin Yeh(ed.), Wartime Shanghai(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62-85.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6)卜正民:《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卜正民、施恩德编,陈城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83—220页。
(7)古厩忠夫「戦後地域社会の再建と対日協力者」、『日中戦争と上海、そして私——古厩忠夫中国近現代史論集』、研文出版、2004年、336—360頁。
(8)蒋宝麟:《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问题——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王春英:《“统制”与“合作”: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商人(1937—1945)》,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
(10)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1)王春英:《“民族”与“民生”的互见:以战时美亚公司为例》,《学术界》2014年第4期。
(12)《陈葆初致严惠宇信》(1937年9月3日),《大生纺织公司致各董事、监事函》(1937年9月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本文所引南通市档案馆藏信件之标题皆由笔者根据信件内容整理拟定。
(13)《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与德国蔼益吉驻华电气公司签订的抵押质权合同》(1938年1月10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Ⅳ》,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647页。
(14)李登魁,字升伯,1925年8月代表上海银行团接管大生一厂,后担任大生一厂和副厂经理,革新厂务,勉力维持大生的经营。1936年,大生成立总管理处“总揽两公司全部事务”侵夺经理职权,10月取消经理职务。1938年9月,李升伯再次请辞。参见张季直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注释11;《大生纺织公司总管理处组织规程》(1935年12月31日大生一、三厂董监联席会议通过),《民国二十五年大生董事会议案大生一三厂董监事联席会》(1936年10月4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Ⅳ》,第54、452页;《成纯一致李升伯函》(1938年9月30),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Ⅴ》,通州市华民彩印有限公司2007年印装,第84页。
(15)以上关于“南通特务机关”和“南通班”的介绍,主要根据大生负责交涉的代表成纯一和大生副厂厂长王元章等致陈葆初的信件、大生内部通信以及“南通县自治会”档案整理所得。参见南通市档案馆藏,《陈葆初信件》,人物档案,F004/311/6;《陈葆初信件》,人物档案,F004/311/7;《陈葆初信件》,人物档案,F004/311/8;《陈葆初信件》,民国档案,A209/112/591;《陈葆初信件》,民国档案,A209/112/598;《大生总管理处所存日寇劫管期间内部通信》,张謇大生档案,B401/111/618;《大生副厂厂长王元章致陈葆初成纯一函件》,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自治会及所属各机关组织纲要办事细则、职员名册》,民国档案,A209/111/1;《县长薛郢生履历表》,民国档案,A209/111/383。川又务,1938年3月随日军进入南通,9月初离开南通,先后担任“南通宣抚班”班长、“南通班”班长,是占领初期负责南通占领区事务的主要日方官员,与大生交涉人员关系较融洽。滨本宗三郎,日军“南通特务机关长”,是“合作”交涉阶段日方在南通的直接负责人之一,与大生厂方关系不睦。
(16)1922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曾赴南通进行旅行调查,对张謇在南通所取得的成就赞叹有加,对张謇在南通的地位也深有体会。报告中有“领主”“张謇王国”“张謇即南通,南通即张謇”等语。参见「『南通事情』提出ノ件」、大正11年8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378700、各國事情關係雜纂/支那ノ部/上海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7)《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18)《□□致陈葆初信》,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原件为残件,笔者根据信件内容判断写信人为马迪庵。
(19)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4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20)《录银团来信》(残件,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21)《王元章致徐静仁、蒋嘏堂、沈燕谋信》(1939年3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1/111/618。
(22)《大生改组实有益于中国人》,《海洋时报》(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3/111/199。
(23)《王元章致徐静仁、蒋嘏堂、沈燕谋信》(1939年3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1/111/618。
(24)「『江北経営ニ関スル指導要領』送付ノ件」、昭和13年10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160000、參考資料關係雜件/一般ノ部第六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译文引自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11—1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25)《□□致陈葆初信》,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2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27)《接收大生纺织公司总报告书》(1945年11月29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Ⅴ》,第288—289页。因为大生的反对以及涉及所谓的“德债”,“收买”办法不可行。大生官股几占三分之一,日方由横滨正金银行从江苏银行提取了大生官股股票,但大生假托“抵押经营”,不向伪政权领照注册,公司股票不加入伪交易所买卖,多次拒绝官股过户要求,因此阻止了“没收”选项。
(28)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25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29)《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30)《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第390—391页,注释2。
(31)柯丽莎(Elisabeth Koll)注意到陈葆初在1943年日方“发还”后直至抗战结束期间担任了大生董事长这一事实,仍然认为“企业从未真正脱离过张氏家族”。此观点或可商榷。陈葆初从日占初期开始就是大生的实际掌控者之一,“发还”后更是完全掌控了大生。柯丽莎著,金彩虹译:《在战争和政治困境中争取家庭和公司利益:20世纪20—50年代初大生企业的转型》,张忠民、陆兴龙主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
(32)《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33)徐宇春希望陈葆初用他自己以前“对付三先生(张詧)之妙法”继续与日方交涉,陈葆初与张詧之不睦由此可见。参见《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9年3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
(34)陈葆初因协助大生获得银团救助有功而当选董事。《大生三厂股东会改选董监》,《纺织时报》第1237期,1935年,第2页。
(35)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2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36)《大生纺织公司接收经过补报书》(1946年3月6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Ⅴ》,第318页。另外陈葆初也自认是当时大生的代表。其妻声称,“氏夫负责大生全责,力排众难,砥柱中流……实权在握”。《陈王氏具状书》(1946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5/111/473。陈王氏,陈葆初之妻。
(37)《陈朱氏陈葛氏具状书》(1946年)、《葛松亭具状书》(1946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5/111/472。陈朱氏,陈葆初大弟聘初之遗孀。葛松亭,陈葆初幼弟珩初遗孀陈葛氏之弟。
(38)《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39)成纯一,南通吕四港人,经理李升伯的得力助手。1927年曾任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清党委员,后担任大生“总稽核”。日占初期,以“驻厂专员”身份主持大生系企业的复工与“合作”交涉事宜,自申“明知此来于个人有害无益,危险甚多,惟以多年恩惠正应报称;且厂之存亡攸关啬公全盘事业与江北民生,故毅然成行”。1938年4月谣言日军进攻吕四,成纯一为“救家乡父老”,立即赶回老家,欲动用自身与日军的关系进行联络疏通。“南通自治会”想把他也拉入会,成获得川又务的默许才得以幸免。在大生被“军管理”后,成纯一仍负责善后。1940年9月成纯一从大生解职后,受托接手吕四区的同仁泰盐公司(1904年张謇创办)。1941年春因经济困顿举家从沪上迁回南通,居乡期间经营的酱园倒闭,后担任汪伪吕四区区长,被新四军击毙。参见《成纯一致李升伯函》(1938年9月30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Ⅴ》,第84页;《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1938年7月13日、1942年3月1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0)《录银团来信》(残件),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41)《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2)《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3)《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4)《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9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7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9年2月2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7)《大生纺织总管处某致陈葆初信》,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48)《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9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9)《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50)此“中央政府”非汪精卫政府,而是当时日方正在推动将南京的“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临时政府”合流而成的“中央政府”。
(51)《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南通特务机关长警告书》(1938年11月13日)、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调查书》(极密,昭和十五年六月,译文),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25—29、16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2)《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二,陈琛氏所发表),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9—40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3)《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0—3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4)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4—35、4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5)《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5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6)《大生改组实有益于中国人》,《海洋时报》(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3/111/199。
(57)《成纯一致陈葆初信》(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58)《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2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59)《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1938年4月),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0)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调查书》(极密,昭和十五年六月,译文),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10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61)《大生纺织总管处某致陈葆初信》(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62)薛郢生,清代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南通师范学堂毕业,抗战前历任南通地方货物税所所长、市政筹备处主任、公款公产管理处主任等要职及南通自治会理事兼慈善股主任。南通沦陷后,1938年任“南通自治会”会长,同年11月任“南通县知事”,1940年9月任“南通县”县长。徐宇春,留日毕业,清末及民初曾出任军职,回乡后担任南通自治会卫生股主任,一直从事报领沙田和包税等营生。保云孙,通州师范学校毕业,抗战前历任通州教育、实业、慈善、税务各职。参见《县长薛郢生履历表》(1941年7月),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1/383;《南通自治会职员录》,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1/1。
(63)管劲丞等:《南通沦陷前后》,《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4页。
(64)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135页。
(6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7)《□□致陈葆初信》(残件,标明日期为“26日”)、《知致陈葆初信》(残件,1938年),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8)《施友予致陈葆初信》(1938年6月2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69)抗战胜利后负责查明薛郢生充任伪职期间罪行的南通县警察局督察长罗振春报告说,“以该逆程度较高手段高明,因此人情浓厚,合境人民咸重情面,且职又系异乡人士,入境未久,所有地方有关方面均被含情善言掩饰,所以该逆在任伪职期内所有罪行实无明显确切之依据可报”。其言虽有助薛郢生推脱之意,亦反映出薛郢生等做事谨慎不留痕迹的风格。就目力所及,尚未发现“南通自治会”“南通县知事公署”等伪政权参与“日方—大生”交涉的官方文件。《南通县警察局督查处报告》(1946年12月2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4/111/435。
(70)《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29、3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1)《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2)《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7月6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3)《成纯一致陈葆初、沈燕谋信》(1939年1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4)“自治会”先与大生方面协商,然后将拟定的复新复业办法提交给特务机关。德本愤怒地在“自治会”的文稿上画×并扔掷于地。《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6月2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5)《薛郢生致徐宇春信》(除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73。
(76)《知致李升伯信》(1938年6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87。
(77)《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8)《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3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
(79)日军驻厂哨兵扣押了自上海返通的职员。《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2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0)「独逸権益関係懸案解決促進関係」、昭和15年6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621100、支那事变第三國人保護取締及引揚關係(独逸人關係)第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1)《南通特务机关长滨本宗三郎致大生纺织公司一二三副电各厂之指令》(1938年10月20日),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调查书》(极密,昭和十五年六月,译文),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15—16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82)《录成纯一昨日来信》,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3)《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4)《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2、16日);《成纯一致陈葆初、静老及诸位董事、燕公信》(1938年12月15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7)《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0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88)《李传薪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1。
(89)《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0)《吴蓂阶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4/111/175。
(91)《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4、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2)《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93)《成纯一致陈葆初、沈燕谋信》(1939年1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4)《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9年2月2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7)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2—33、4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98)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4—35、4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99)《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6、26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100)《大生纱厂被迫停工,德国领事严重抗议》,《申报》,1939年3月10日,第3张第9版。
(101)「江蘇省南通所在大生紡績公司ノ権益関係」、昭和14年3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620900、支那事变第三國人保護取締及引揚關係(独逸人關係)第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2)《钟渊江北事处致大生纺织公司函》(1939年10月10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3/111/199。
(103)《接收大生纺织公司总报告书》(1945年11月29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Ⅴ》,第288页。
(104)《成纯一致总管理处信》(1940年12月26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105)《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9年3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
(106)《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9年3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107)《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民国三十五年股东会议事录》(1946年5月6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Ⅳ》,第332页。
(2)参见鈴木茂「日本帝国主義下の中国に於ける軍管理工場と資源独占——戦時日本の対中国投資と政府出資法人—1」、京都大学経済学会編『経済論叢』、116卷1·2号、1975年8月、55—78頁;庄志龄:《“军管理”与日本战时对上海华资企业的攫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朱婷:《1937—1945年在华日资工业企业的扩张及其特点——以战时华中沦陷区为例》,《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马俊亚:《抗战期间日军对江南棉纺织业的掠夺与控制》,《桂海论丛》2015年第4期;张连红、张朔人:《战时江南水泥厂的命运与汪政权的角色——以日方强拆机器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刘凤华:《抗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久大精盐公司》,《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参见Lloyd E. Eastman, “Fac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75-303。
(4)王克文著,徐有威、蒲建兴译:《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物资统制”的一个侧面》,《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
(5)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Shanghai area, 1937-1945,” in Wen-hsin Yeh(ed.), Wartime Shanghai(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62-85.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6)卜正民:《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卜正民、施恩德编,陈城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83—220页。
(7)古厩忠夫「戦後地域社会の再建と対日協力者」、『日中戦争と上海、そして私——古厩忠夫中国近現代史論集』、研文出版、2004年、336—360頁。
(8)蒋宝麟:《战时沦陷区内民族资本与日方的“有限合作”问题——以上海刘鸿生企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王春英:《“统制”与“合作”: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商人(1937—1945)》,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
(10)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1)王春英:《“民族”与“民生”的互见:以战时美亚公司为例》,《学术界》2014年第4期。
(12)《陈葆初致严惠宇信》(1937年9月3日),《大生纺织公司致各董事、监事函》(1937年9月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本文所引南通市档案馆藏信件之标题皆由笔者根据信件内容整理拟定。
(13)《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与德国蔼益吉驻华电气公司签订的抵押质权合同》(1938年1月10日),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Ⅳ》,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647页。
(14)李登魁,字升伯,1925年8月代表上海银行团接管大生一厂,后担任大生一厂和副厂经理,革新厂务,勉力维持大生的经营。1936年,大生成立总管理处“总揽两公司全部事务”侵夺经理职权,10月取消经理职务。1938年9月,李升伯再次请辞。参见张季直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注释11;《大生纺织公司总管理处组织规程》(1935年12月31日大生一、三厂董监联席会议通过),《民国二十五年大生董事会议案大生一三厂董监事联席会》(1936年10月4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Ⅳ》,第54、452页;《成纯一致李升伯函》(1938年9月30),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Ⅴ》,通州市华民彩印有限公司2007年印装,第84页。
(15)以上关于“南通特务机关”和“南通班”的介绍,主要根据大生负责交涉的代表成纯一和大生副厂厂长王元章等致陈葆初的信件、大生内部通信以及“南通县自治会”档案整理所得。参见南通市档案馆藏,《陈葆初信件》,人物档案,F004/311/6;《陈葆初信件》,人物档案,F004/311/7;《陈葆初信件》,人物档案,F004/311/8;《陈葆初信件》,民国档案,A209/112/591;《陈葆初信件》,民国档案,A209/112/598;《大生总管理处所存日寇劫管期间内部通信》,张謇大生档案,B401/111/618;《大生副厂厂长王元章致陈葆初成纯一函件》,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自治会及所属各机关组织纲要办事细则、职员名册》,民国档案,A209/111/1;《县长薛郢生履历表》,民国档案,A209/111/383。川又务,1938年3月随日军进入南通,9月初离开南通,先后担任“南通宣抚班”班长、“南通班”班长,是占领初期负责南通占领区事务的主要日方官员,与大生交涉人员关系较融洽。滨本宗三郎,日军“南通特务机关长”,是“合作”交涉阶段日方在南通的直接负责人之一,与大生厂方关系不睦。
(16)1922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曾赴南通进行旅行调查,对张謇在南通所取得的成就赞叹有加,对张謇在南通的地位也深有体会。报告中有“领主”“张謇王国”“张謇即南通,南通即张謇”等语。参见「『南通事情』提出ノ件」、大正11年8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378700、各國事情關係雜纂/支那ノ部/上海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7)《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18)《□□致陈葆初信》,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原件为残件,笔者根据信件内容判断写信人为马迪庵。
(19)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4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20)《录银团来信》(残件,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21)《王元章致徐静仁、蒋嘏堂、沈燕谋信》(1939年3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1/111/618。
(22)《大生改组实有益于中国人》,《海洋时报》(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3/111/199。
(23)《王元章致徐静仁、蒋嘏堂、沈燕谋信》(1939年3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1/111/618。
(24)「『江北経営ニ関スル指導要領』送付ノ件」、昭和13年10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160000、參考資料關係雜件/一般ノ部第六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译文引自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11—1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25)《□□致陈葆初信》,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2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27)《接收大生纺织公司总报告书》(1945年11月29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Ⅴ》,第288—289页。因为大生的反对以及涉及所谓的“德债”,“收买”办法不可行。大生官股几占三分之一,日方由横滨正金银行从江苏银行提取了大生官股股票,但大生假托“抵押经营”,不向伪政权领照注册,公司股票不加入伪交易所买卖,多次拒绝官股过户要求,因此阻止了“没收”选项。
(28)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25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29)《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30)《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第390—391页,注释2。
(31)柯丽莎(Elisabeth Koll)注意到陈葆初在1943年日方“发还”后直至抗战结束期间担任了大生董事长这一事实,仍然认为“企业从未真正脱离过张氏家族”。此观点或可商榷。陈葆初从日占初期开始就是大生的实际掌控者之一,“发还”后更是完全掌控了大生。柯丽莎著,金彩虹译:《在战争和政治困境中争取家庭和公司利益:20世纪20—50年代初大生企业的转型》,张忠民、陆兴龙主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
(32)《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33)徐宇春希望陈葆初用他自己以前“对付三先生(张詧)之妙法”继续与日方交涉,陈葆初与张詧之不睦由此可见。参见《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9年3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
(34)陈葆初因协助大生获得银团救助有功而当选董事。《大生三厂股东会改选董监》,《纺织时报》第1237期,1935年,第2页。
(35)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2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36)《大生纺织公司接收经过补报书》(1946年3月6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Ⅴ》,第318页。另外陈葆初也自认是当时大生的代表。其妻声称,“氏夫负责大生全责,力排众难,砥柱中流……实权在握”。《陈王氏具状书》(1946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5/111/473。陈王氏,陈葆初之妻。
(37)《陈朱氏陈葛氏具状书》(1946年)、《葛松亭具状书》(1946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5/111/472。陈朱氏,陈葆初大弟聘初之遗孀。葛松亭,陈葆初幼弟珩初遗孀陈葛氏之弟。
(38)《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39)成纯一,南通吕四港人,经理李升伯的得力助手。1927年曾任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清党委员,后担任大生“总稽核”。日占初期,以“驻厂专员”身份主持大生系企业的复工与“合作”交涉事宜,自申“明知此来于个人有害无益,危险甚多,惟以多年恩惠正应报称;且厂之存亡攸关啬公全盘事业与江北民生,故毅然成行”。1938年4月谣言日军进攻吕四,成纯一为“救家乡父老”,立即赶回老家,欲动用自身与日军的关系进行联络疏通。“南通自治会”想把他也拉入会,成获得川又务的默许才得以幸免。在大生被“军管理”后,成纯一仍负责善后。1940年9月成纯一从大生解职后,受托接手吕四区的同仁泰盐公司(1904年张謇创办)。1941年春因经济困顿举家从沪上迁回南通,居乡期间经营的酱园倒闭,后担任汪伪吕四区区长,被新四军击毙。参见《成纯一致李升伯函》(1938年9月30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篇Ⅴ》,第84页;《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1938年7月13日、1942年3月1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0)《录银团来信》(残件),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41)《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2)《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3)《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4)《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9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7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9年2月2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7)《大生纺织总管处某致陈葆初信》,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48)《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9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49)《陈琛自述国难期中经过》,第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50)此“中央政府”非汪精卫政府,而是当时日方正在推动将南京的“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临时政府”合流而成的“中央政府”。
(51)《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南通特务机关长警告书》(1938年11月13日)、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调查书》(极密,昭和十五年六月,译文),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25—29、16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2)《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二,陈琛氏所发表),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9—40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3)《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0—32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4)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4—35、4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5)《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5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56)《大生改组实有益于中国人》,《海洋时报》(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3/111/199。
(57)《成纯一致陈葆初信》(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58)《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2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59)《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1938年4月),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0)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调查书》(极密,昭和十五年六月,译文),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10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61)《大生纺织总管处某致陈葆初信》(未标明时间),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
(62)薛郢生,清代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南通师范学堂毕业,抗战前历任南通地方货物税所所长、市政筹备处主任、公款公产管理处主任等要职及南通自治会理事兼慈善股主任。南通沦陷后,1938年任“南通自治会”会长,同年11月任“南通县知事”,1940年9月任“南通县”县长。徐宇春,留日毕业,清末及民初曾出任军职,回乡后担任南通自治会卫生股主任,一直从事报领沙田和包税等营生。保云孙,通州师范学校毕业,抗战前历任通州教育、实业、慈善、税务各职。参见《县长薛郢生履历表》(1941年7月),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1/383;《南通自治会职员录》,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1/1。
(63)管劲丞等:《南通沦陷前后》,《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4页。
(64)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135页。
(6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7)《□□致陈葆初信》(残件,标明日期为“26日”)、《知致陈葆初信》(残件,1938年),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68)《施友予致陈葆初信》(1938年6月2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8。
(69)抗战胜利后负责查明薛郢生充任伪职期间罪行的南通县警察局督察长罗振春报告说,“以该逆程度较高手段高明,因此人情浓厚,合境人民咸重情面,且职又系异乡人士,入境未久,所有地方有关方面均被含情善言掩饰,所以该逆在任伪职期内所有罪行实无明显确切之依据可报”。其言虽有助薛郢生推脱之意,亦反映出薛郢生等做事谨慎不留痕迹的风格。就目力所及,尚未发现“南通自治会”“南通县知事公署”等伪政权参与“日方—大生”交涉的官方文件。《南通县警察局督查处报告》(1946年12月2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4/111/435。
(70)《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29、3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1)《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2)《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7月6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3)《成纯一致陈葆初、沈燕谋信》(1939年1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4)“自治会”先与大生方面协商,然后将拟定的复新复业办法提交给特务机关。德本愤怒地在“自治会”的文稿上画×并扔掷于地。《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6月2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5)《薛郢生致徐宇春信》(除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73。
(76)《知致李升伯信》(1938年6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87。
(77)《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4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78)《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3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
(79)日军驻厂哨兵扣押了自上海返通的职员。《知致陈葆初信》(1938年5月2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0)「独逸権益関係懸案解決促進関係」、昭和15年6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621100、支那事变第三國人保護取締及引揚關係(独逸人關係)第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1)《南通特务机关长滨本宗三郎致大生纺织公司一二三副电各厂之指令》(1938年10月20日),南通特务机关:《对于处置大生纺织公司调查书》(极密,昭和十五年六月,译文),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15—16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82)《录成纯一昨日来信》,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8;《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3)《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1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4)《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1月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2、16日);《成纯一致陈葆初、静老及诸位董事、燕公信》(1938年12月15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87)《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0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88)《李传薪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A209/112/591。
(89)《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0)《吴蓂阶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9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4/111/175。
(91)《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4、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2)《关于大生纺织公司之中日合作交涉经过》(其一,钟渊方面发表者),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93)《成纯一致陈葆初、沈燕谋信》(1939年1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4)《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5)《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9年2月22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6)《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7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97)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2—33、4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98)陈琛:《抗战时期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文献之一》(修正本),1946年,第34—35、41页,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6。
(99)《成纯一致陈葆初信》(1938年12月16、26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100)《大生纱厂被迫停工,德国领事严重抗议》,《申报》,1939年3月10日,第3张第9版。
(101)「江蘇省南通所在大生紡績公司ノ権益関係」、昭和14年3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620900、支那事变第三國人保護取締及引揚關係(独逸人關係)第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2)《钟渊江北事处致大生纺织公司函》(1939年10月10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3/111/199。
(103)《接收大生纺织公司总报告书》(1945年11月29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Ⅴ》,第288页。
(104)《成纯一致总管理处信》(1940年12月26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105)《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9年3月4日),南通市档案馆藏,张謇大生档案,B402/111/175。
(106)《王元章致陈葆初信》(1939年3月8日),南通市档案馆藏,人物档案,F004/311/7。
(107)《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民国三十五年股东会议事录》(1946年5月6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Ⅳ》,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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