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叙事结构探析——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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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颜文姜孝妇故事源远流长、传播广泛,在鲁中及周边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总体把握故事文本状况的基础上,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深入考察文本叙事结构,我们发现其外在表现形式为虚幻的谶纬式的神异建构,是齐文化的反映,而其实质内容则为儒家传统的仁孝理念,是鲁文化的反映,叙事结构的二重性反映了地域文化因素的融合,这与两汉以来的官方主流哲学高度契合。故事文本具有正统的内容与新奇的形式,具有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使社会各阶层皆能从中获得文化价值认同并加以适当的运用,借以表达自身的政治、文化诉求,这是孝妇故事及其文本强大生命力的真正源泉。
Yan Wenjiang's filial women piety stor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entral reg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preads widely. On the basis of the wholly grasp of the story texts' situ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we found that the texts' external form was a divination type of illusory miraculous construction through further study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exts, which was a reflection of Qi culture; but the texts' essence was th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which was a reflection of Lu culture. The dualit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reflected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and this situation wa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official mainstream philosophy from Han Dynasty. The story text combined original content with novel form, and there was a typical character image in the story at the same time; so tha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could not only obta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and appropriate use from story texts but also express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mands through story texts, which is the powerful source of vitality of the filial women piety story and its texts.
Yan Wenjiang's filial women piety stor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entral reg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preads widely. On the basis of the wholly grasp of the story texts' situ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we found that the texts' external form was a divination type of illusory miraculous construction through further study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exts, which was a reflection of Qi culture; but the texts' essence was th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which was a reflection of Lu culture. The dualit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reflected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factors, and this situation wa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official mainstream philosophy from Han Dynasty. The story text combined original content with novel form, and there was a typical character image in the story at the same time; so that all sectors of society could not only obta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and appropriate use from story texts but also express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mands through story texts, which is the powerful source of vitality of the filial women piety story and its texts.
引文
(1)见[清]孙廷铨撰:《颜山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详见刘心明:《博山孝妇故事探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3)颜神民间信仰方面,有秦海滢:《明清时期山东孝妇河畔的望族-以淄川地区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后报告,2006年);赵树国:《明清鲁中民间信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陈杰:《试论颜文姜信仰存在的原因》,《民族遗产》2010年第6期;房慧君:《博山颜神信仰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颜神庙会方面,有陈杰:《颜文姜庙会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孝文化方面,有周光华:《孝文化及颜文姜祠索探》,《管子学刊》2003年第2期;于斐:《浅谈博山孝文化》(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详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5)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1)详见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2)说明:孝妇故事的最初文本如何,已无从稽考,此表所列仅为现存文献中的可见文本;除少数史籍中所载孝妇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可作直接的实证研究外,其余文本所载故事只能按照文本内容指向的逻辑上的发生时间、地点进行分析处理;此表所收录的文本,皆在故事发生地域、发生年代、孝妇孝行、孝感神异诸因素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关联性,故而归为一个大的系统,并最终归结到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不符合此条件的其他文本,未纳入表中;表中的前4种孝妇故事文本为颜文姜孝妇故事的关联文本,后7种为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
(1)齐地的方术、神仙学说甚至可以溯源至东夷文化,参见刘玉才:《齐地早期方仙信仰的文化考察》,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北大中文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252页。至于滨海地域与道教之关系,陈寅恪先生早有论述,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4页。
(2)齐地的方士文化,参见王克奇:《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管子学刊》2004年第3期。
(3)关于蜀地的巫风与老学传统,参见刘仲宇:《道教的形成与燕齐楚蜀地域文化》,收入陈秋祥等主编《中国文化源》,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年,第102-109页。
(4)儒学与方术的结合问题,参见王克奇:《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管子学刊》2004年第3期。
(5)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6页。
(6)[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8页。
(7)关于董仲舒对公羊学进行神学化改造的情况,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4-114页。
(1)谶纬与经学合流问题,参见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5-70页。
(2)谶纬对我国古代叙事思维、叙事结构、叙事体例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以至于渗透到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张泽兵对此有专门论述,详见氏著:《谶纬叙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9-210页。
(3)《淮南子》中的“齐之寡妇”文本实质上也可归为此类形式,只不过没有后面的洗冤及天象呈祥的环节而已。
(1)[西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页。
(2)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在一些特殊时期,尤其是朝代更迭、政局动荡之时,谶纬仍会被人有意识的运用以为政治斗争服务,这在南北朝的历次权臣禅代中多有表现,出身下层的统治者非常注意以巫筮、谶言来神化自己,对此,王永平曾做过考察,详见氏著:《略论宋武帝“微时多符瑞”及其原因》,《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隋唐易代前后、玄武门之变前后、武周革命前后、安史之乱前后,也能看到谶纬的身影,且掺杂了佛教等新的文化因素,参见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谶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能被有效禁绝,至隋代则基本销声匿迹,隋以后却有复起的迹象,其中的具体缘由,学界至今缺乏充分的说明。谶纬在魏晋至隋代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参见吕宗力:《魏晋南北朝至隋禁毁谶纬始末》,收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
(3)对于赵匡胤运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巩固权力的情况,学界早有论述,参见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第11-23页。葛兆光则对北宋初年的天命思想关注较多,详见氏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177页。
(4)关于唐代知识界对传统天人关系理论的批判情况,参见张躍:《唐代后期儒学的新趋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及[美]雷蒙特著、王頴译:《第九世纪初期对天的争辩》,收入《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164-230页。日本学者对宋代欧阳修等人的天人观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入研究,参见[日]寺地遵:《欧阳修における天人相关说への怀疑》,收入《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8卷1号,广岛:广岛大学文学部,1968年,第161-187页;[日]小岛毅:《宋代天谴论の政治理念》,《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7册),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日]小林义广:《欧阳修における历史叙述と庆历の改革》,《史林》66卷4号,东京:史学研究会,1983年。
(1)据嘉靖《青州府志》卷十,自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开始,由驻颜神镇的青州府通判于每年秋七月到灵泉庙致祭。清代沿用此制,置博山县后,由博山知县致祭。
(2)关于颜文姜孝妇故事在清代以来的民间文学中的叙事情况,详见董均伦、江源搜集整理:《颜文姜》,载博山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博山民间文学集成》,1989年;《颜奶奶》,载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4-636页。
(3)关于叙事结构,学界对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故事传说的关注较少,其总论性著作,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及[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叙事的本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详见刘心明:《博山孝妇故事探源》,《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3)颜神民间信仰方面,有秦海滢:《明清时期山东孝妇河畔的望族-以淄川地区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后报告,2006年);赵树国:《明清鲁中民间信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陈杰:《试论颜文姜信仰存在的原因》,《民族遗产》2010年第6期;房慧君:《博山颜神信仰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颜神庙会方面,有陈杰:《颜文姜庙会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孝文化方面,有周光华:《孝文化及颜文姜祠索探》,《管子学刊》2003年第2期;于斐:《浅谈博山孝文化》(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详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5)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1)详见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2)说明:孝妇故事的最初文本如何,已无从稽考,此表所列仅为现存文献中的可见文本;除少数史籍中所载孝妇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可作直接的实证研究外,其余文本所载故事只能按照文本内容指向的逻辑上的发生时间、地点进行分析处理;此表所收录的文本,皆在故事发生地域、发生年代、孝妇孝行、孝感神异诸因素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关联性,故而归为一个大的系统,并最终归结到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不符合此条件的其他文本,未纳入表中;表中的前4种孝妇故事文本为颜文姜孝妇故事的关联文本,后7种为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
(1)齐地的方术、神仙学说甚至可以溯源至东夷文化,参见刘玉才:《齐地早期方仙信仰的文化考察》,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北大中文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252页。至于滨海地域与道教之关系,陈寅恪先生早有论述,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4页。
(2)齐地的方士文化,参见王克奇:《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管子学刊》2004年第3期。
(3)关于蜀地的巫风与老学传统,参见刘仲宇:《道教的形成与燕齐楚蜀地域文化》,收入陈秋祥等主编《中国文化源》,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年,第102-109页。
(4)儒学与方术的结合问题,参见王克奇:《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管子学刊》2004年第3期。
(5)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6页。
(6)[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8页。
(7)关于董仲舒对公羊学进行神学化改造的情况,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4-114页。
(1)谶纬与经学合流问题,参见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5-70页。
(2)谶纬对我国古代叙事思维、叙事结构、叙事体例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以至于渗透到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张泽兵对此有专门论述,详见氏著:《谶纬叙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9-210页。
(3)《淮南子》中的“齐之寡妇”文本实质上也可归为此类形式,只不过没有后面的洗冤及天象呈祥的环节而已。
(1)[西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页。
(2)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在一些特殊时期,尤其是朝代更迭、政局动荡之时,谶纬仍会被人有意识的运用以为政治斗争服务,这在南北朝的历次权臣禅代中多有表现,出身下层的统治者非常注意以巫筮、谶言来神化自己,对此,王永平曾做过考察,详见氏著:《略论宋武帝“微时多符瑞”及其原因》,《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隋唐易代前后、玄武门之变前后、武周革命前后、安史之乱前后,也能看到谶纬的身影,且掺杂了佛教等新的文化因素,参见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谶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能被有效禁绝,至隋代则基本销声匿迹,隋以后却有复起的迹象,其中的具体缘由,学界至今缺乏充分的说明。谶纬在魏晋至隋代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参见吕宗力:《魏晋南北朝至隋禁毁谶纬始末》,收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
(3)对于赵匡胤运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巩固权力的情况,学界早有论述,参见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第11-23页。葛兆光则对北宋初年的天命思想关注较多,详见氏著:《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177页。
(4)关于唐代知识界对传统天人关系理论的批判情况,参见张躍:《唐代后期儒学的新趋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及[美]雷蒙特著、王頴译:《第九世纪初期对天的争辩》,收入《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164-230页。日本学者对宋代欧阳修等人的天人观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入研究,参见[日]寺地遵:《欧阳修における天人相关说への怀疑》,收入《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8卷1号,广岛:广岛大学文学部,1968年,第161-187页;[日]小岛毅:《宋代天谴论の政治理念》,《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7册),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日]小林义广:《欧阳修における历史叙述と庆历の改革》,《史林》66卷4号,东京:史学研究会,1983年。
(1)据嘉靖《青州府志》卷十,自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开始,由驻颜神镇的青州府通判于每年秋七月到灵泉庙致祭。清代沿用此制,置博山县后,由博山知县致祭。
(2)关于颜文姜孝妇故事在清代以来的民间文学中的叙事情况,详见董均伦、江源搜集整理:《颜文姜》,载博山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博山民间文学集成》,1989年;《颜奶奶》,载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4-636页。
(3)关于叙事结构,学界对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果较多,对故事传说的关注较少,其总论性著作,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及[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叙事的本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