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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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STIRPAT随机模型,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基于200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两个方面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产生倒"U"形影响效应,即当制造业集聚未达到"门槛值"之前,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加剧了环境污染,而一旦集聚水平超过"门槛值",制造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才能够显现。此外,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关联效应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倒"U"形曲线"门槛值"位置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制造业集聚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而发挥环境正外部性。本文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省份,检验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地区及行业异质性。其中,相比于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制造业集聚表现出更为显著加剧环境污染的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东部省份表现出对环境污染更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西部省份抑制作用更显著。
引文
1.毕克新、付珊娜、杨朝均、李妍:《制造业产业升级与低碳技术突破性创新互动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12期。
2.陈国亮、陈建军:《产业关联、空间地理与二三产业共同集聚--来自中国212个城市的经验考察》[J],《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3.程东全、顾锋、耿勇:《服务型制造中的价值链体系构造及运行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11年第12期。
4.童健、刘伟、薛景:《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5.龚健健、沈可挺:《中国高耗能产业及其环境污染的区域分布--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6.龚新蜀、李梦洁、张洪振:《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11期。
7.何小钢、张耀辉:《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期。
8.韩峰、谢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9.刘胜、顾乃华:《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来自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年第11期。
10.孙浦阳、韩帅、许启钦:《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影响》[J],《世界经济》2013年第3期。
11.沈能、王群伟、赵增耀:《贸易关联、空间集聚与碳排放--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
12.王恕立、胡宗彪:《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J],《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3.原毅军、谢荣辉:《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J],《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9期。
14.于斌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吗?--基于行业、地区和城市异质性视角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15.杨浩昌、李廉水、刘军:《高技术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J],《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2期。
16.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
17.Albornoz,F.,Cole,M.A.,Elliott,R.J.R.,et al.,2008,“In 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pillover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Vol.32,No.1:136-163.
18.Keeble,D.,Nacham,L.,2001,“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R],Working Paper,Cambridge.
19.Humphrey,J.,Schmitz,H.,2002,“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Regional Studies,Vol.36,No.9:1017-1027.
20.Dietz,T.,Rosa,E.A.,1994,“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J],Human Ecology Review,Vol.1:277-300.
21.Esty,D.C.,Dua,A.,2011,“Sustaining the Asia Pacific Miracl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J],Peterson Institute Press All Books,Vol.3,No.1:150-152.
22.De Leeuw,F.A.A.M.,et al,2001,“Urban Air Quality in Larger Conurb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J],Environmental Modelling&Software,Vol.16,No.4:399-414.
23.Hansen,B.E.,1999,“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93,No.2:345-368.
24.Hosoe,M.,Naito,T.,2006,“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ransmission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Vol.85,No.1:99-120.
25.Schwarze,R.,1996,“The Role of Common Law in Environmental Policy:Comment”[J],Public Choice,Vol.89,No.1-2:201-205.
(1)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不包括青海、西藏、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
(1)由表2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呈抛物线非线性关系。当ln indagg=0.1021/(2×0.1881)=0.2713,即制造业区位熵为1.3112(e0.2713)时达到“门槛值”。
2.陈国亮、陈建军:《产业关联、空间地理与二三产业共同集聚--来自中国212个城市的经验考察》[J],《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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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健健、沈可挺:《中国高耗能产业及其环境污染的区域分布--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6.龚新蜀、李梦洁、张洪振:《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11期。
7.何小钢、张耀辉:《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期。
8.韩峰、谢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9.刘胜、顾乃华:《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来自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年第11期。
10.孙浦阳、韩帅、许启钦:《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影响》[J],《世界经济》2013年第3期。
11.沈能、王群伟、赵增耀:《贸易关联、空间集聚与碳排放--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
12.王恕立、胡宗彪:《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J],《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3.原毅军、谢荣辉:《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J],《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9期。
14.于斌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吗?--基于行业、地区和城市异质性视角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15.杨浩昌、李廉水、刘军:《高技术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J],《科学学研究》2016年第2期。
16.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
17.Albornoz,F.,Cole,M.A.,Elliott,R.J.R.,et al.,2008,“In 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pillover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Vol.32,No.1:136-163.
18.Keeble,D.,Nacham,L.,2001,“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R],Working Paper,Cambridge.
19.Humphrey,J.,Schmitz,H.,2002,“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Regional Studies,Vol.36,No.9:1017-1027.
20.Dietz,T.,Rosa,E.A.,1994,“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J],Human Ecology Review,Vol.1:277-300.
21.Esty,D.C.,Dua,A.,2011,“Sustaining the Asia Pacific Miracl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J],Peterson Institute Press All Books,Vol.3,No.1:150-152.
22.De Leeuw,F.A.A.M.,et al,2001,“Urban Air Quality in Larger Conurb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J],Environmental Modelling&Software,Vol.16,No.4:399-414.
23.Hansen,B.E.,1999,“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93,No.2:345-368.
24.Hosoe,M.,Naito,T.,2006,“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ransmission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Vol.85,No.1:99-120.
25.Schwarze,R.,1996,“The Role of Common Law in Environmental Policy:Comment”[J],Public Choice,Vol.89,No.1-2:201-205.
(1)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不包括青海、西藏、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
(1)由表2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呈抛物线非线性关系。当ln indagg=0.1021/(2×0.1881)=0.2713,即制造业区位熵为1.3112(e0.2713)时达到“门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