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
摘要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并注意去除其"欧洲中心主义"气味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了解这一态度对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它显示了在"文化特性"与"科学普适性"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学家李济为探寻中国民族发展史而建立起的独特方法论及其所处的矛盾境地。
引文
[1]张森水注意到李济的考古学方法对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有很大的影响,见氏著:《李济先生与周口店研究——纪念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4期;王道还重点考察了李济的博士论文,认为其体质测量方法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错误观点上,见氏著:《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第163—187页;张子辉简要概括了李济的民族史观念,见氏著:《李济民族史观探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6期;王文光、段红云也曾提及李济的民族史研究,见氏著:《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李光谟与岱峻的著作对李济一生经历有详细叙述,提供了甚多基础资料。见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岱峻:《李济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1][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124页。
[2][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3]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103页。
[4]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5—109页。
[5]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张光直、李光谟主编:《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249页。
[2]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页。
[3][5]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文集》第1卷,第56,51—249页。
[4]朱希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6]语出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7]李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李济文集》第5卷,第303—309页。参见查晓英:《“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考古》2012年第6期。
[8]傅斯年:《傅斯年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函》,罗久芳等编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367页。
[9]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0页。
[1]李济:《新郑的骨》,《李济文集》第1卷,第24—32页。
[2][5][6]李济:《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李济文集》第5卷,第421,420,420—423页。
[3]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不过,这并不妨碍费孝通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的来源,追溯到史禄国那里。
[4]史禄国: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http://www.shirokogorov.ru/s-m-shirokogorov/publications/anthropology-of-northern-china;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1]李济:《新郑的骨》,《李济文集》第1卷,第30页。
[2]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8—30页。
[3]李济:《李济致傅斯年》,《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303页。刘小云认为,傅斯年本来极为支持史禄国,尤其是他的体质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研究,但在发现李济反驳史禄国的文章后,认为李济更符合他的理想。见刘小云:《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
[4]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57页。
[5]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
[6]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第5卷,第164—170页。李济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史语所)筹备期间的研究计划,本包括了若干民族调查的题目,并约有一位白俄的学者史禄国教授担任此事。后以社会科学研究所已有蔡故院长领导的民族学组,故北平改组时,史语所就决定不在本所重复这门研究。民国二十三年,复由总干事丁文江先生之建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组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列为第四组,并命名为人类学组;从此史语所的工作范围更扩大了,包括人体测量及原始民族的研究。但这一组开始所担任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为整理安阳出土的殷商时代人骨。”但事实上,1934年之前,史语所第三组已经开始人体测量等工作,李济的回忆也并不准确。
[7]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页;李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李济文集》第5卷,第303—309页。
[1]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文集》第1卷,第56—57页。
[2]参见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李济文集》第1卷,第332—333页。
[3]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第5卷,第164—170页。
[4]杜正胜已经指出,“史语所创所四巨头中,学术观点和发展策略与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济”。见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0页。
[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六月份工作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54页。
[6]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82页。
[7]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99页。
[8]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79—380页。
[9]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51、472页。
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总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01页。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李济文集》第1卷,第330页。
李济:《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李济文集》第1卷,第294页。
[1]李济:《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体质》,《李济文集》第1卷,第273页。
[2][4]李济:《中国民族之始》,《李济文集》第1卷,第275—280,275页。
[5]李济:《中国史前文化》,《李济文集》第1卷,第346页。
[6]李济著,万家保译:《中国文明的开始》,《李济文集》第1卷,第369—370页。李济本人多用“蒙古种人”的说法,但其英文著作的中文译者采用了更常见的“蒙古人种”。
[7]李济著,李光谟译:《古代中国文明》,《李济文集》第1卷,第402页。
[1]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411—412页。
[2]李济著,李光谟译:《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02—305页。
[3]李济:Chinese People,《李济文集》第5卷,第377—388页。
[4]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李济文集》第2卷,第60—91页。
[5]李济:《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李济文集》第5卷,第40—51页。
[1]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李济文集》第2卷,第60—91页。
[2]步达生著,李济译:《奉天沙锅屯与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及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李济文集》第1卷,第10—20页。
[3]李济:《古代中国文明》,《李济文集》第1卷,第402页。
[4]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55页。
[5]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叶曙曾忆起与李济谈论动物血型而被李济批评的事,也许李济在这段时间里,对人类学在生理方面的新进展下了一番工夫,才有可能纠正医学教授关于血型问题上的错误。叶曙:《值得特别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闲话台大四十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8—29页。李济在分析侯家庄商代人头骨测量数据时说过“如果颅指数在体质人类学上仍多少有点意义的话”,似乎也表明李济对体质人类学的新发展有点跟不上形势的感觉。
[6]参见刘武、叶健:《DNA与人类起源的演化——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3期;[美]史蒂夫·奥尔森著,霍达文译:《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1]人种史研究中的种族主义问题可参见王海龙:《人种与文化的关系考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2]例如王道还:《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63—187页;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对李济的中国民族体质研究也非常忽视,有可能因为李济反对魏敦瑞对北京人的推论,故与“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论”不合,参见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李济:A Study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李济文集》第5卷,第267—302页。
[4]李济:《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李济文集》第1卷,第310—318页。
[5]李济:《人之初——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英文本)》,《李济文集》第5卷,第263页。
[6]李济:《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做起》,《李济文集》第5卷,第33—34页。
[7]李济:《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李济文集》第5卷,第86页。
[1]李济:《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待定稿)》,《李济文集》第1卷,第434—456页。
[3]关于新、旧史家的比较,参见王汎森: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93—95。
[1][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124页。
[2][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3]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103页。
[4]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5—109页。
[5]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张光直、李光谟主编:《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249页。
[2]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页。
[3][5]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文集》第1卷,第56,51—249页。
[4]朱希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6]语出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7]李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李济文集》第5卷,第303—309页。参见查晓英:《“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考古》2012年第6期。
[8]傅斯年:《傅斯年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函》,罗久芳等编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367页。
[9]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0页。
[1]李济:《新郑的骨》,《李济文集》第1卷,第24—32页。
[2][5][6]李济:《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李济文集》第5卷,第421,420,420—423页。
[3]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不过,这并不妨碍费孝通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的来源,追溯到史禄国那里。
[4]史禄国: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http://www.shirokogorov.ru/s-m-shirokogorov/publications/anthropology-of-northern-china;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1]李济:《新郑的骨》,《李济文集》第1卷,第30页。
[2]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8—30页。
[3]李济:《李济致傅斯年》,《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303页。刘小云认为,傅斯年本来极为支持史禄国,尤其是他的体质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研究,但在发现李济反驳史禄国的文章后,认为李济更符合他的理想。见刘小云:《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
[4]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57页。
[5]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
[6]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第5卷,第164—170页。李济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史语所)筹备期间的研究计划,本包括了若干民族调查的题目,并约有一位白俄的学者史禄国教授担任此事。后以社会科学研究所已有蔡故院长领导的民族学组,故北平改组时,史语所就决定不在本所重复这门研究。民国二十三年,复由总干事丁文江先生之建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组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列为第四组,并命名为人类学组;从此史语所的工作范围更扩大了,包括人体测量及原始民族的研究。但这一组开始所担任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为整理安阳出土的殷商时代人骨。”但事实上,1934年之前,史语所第三组已经开始人体测量等工作,李济的回忆也并不准确。
[7]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页;李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李济文集》第5卷,第303—309页。
[1]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文集》第1卷,第56—57页。
[2]参见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李济文集》第1卷,第332—333页。
[3]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第5卷,第164—170页。
[4]杜正胜已经指出,“史语所创所四巨头中,学术观点和发展策略与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济”。见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0页。
[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六月份工作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54页。
[6]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82页。
[7]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299页。
[8]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379—380页。
[9]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51、472页。
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总报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01页。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李济文集》第1卷,第330页。
李济:《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李济文集》第1卷,第294页。
[1]李济:《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体质》,《李济文集》第1卷,第273页。
[2][4]李济:《中国民族之始》,《李济文集》第1卷,第275—280,275页。
[5]李济:《中国史前文化》,《李济文集》第1卷,第346页。
[6]李济著,万家保译:《中国文明的开始》,《李济文集》第1卷,第369—370页。李济本人多用“蒙古种人”的说法,但其英文著作的中文译者采用了更常见的“蒙古人种”。
[7]李济著,李光谟译:《古代中国文明》,《李济文集》第1卷,第402页。
[1]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411—412页。
[2]李济著,李光谟译:《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02—305页。
[3]李济:Chinese People,《李济文集》第5卷,第377—388页。
[4]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李济文集》第2卷,第60—91页。
[5]李济:《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李济文集》第5卷,第40—51页。
[1]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李济文集》第2卷,第60—91页。
[2]步达生著,李济译:《奉天沙锅屯与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及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李济文集》第1卷,第10—20页。
[3]李济:《古代中国文明》,《李济文集》第1卷,第402页。
[4]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文集》第1卷,第355页。
[5]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叶曙曾忆起与李济谈论动物血型而被李济批评的事,也许李济在这段时间里,对人类学在生理方面的新进展下了一番工夫,才有可能纠正医学教授关于血型问题上的错误。叶曙:《值得特别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闲话台大四十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8—29页。李济在分析侯家庄商代人头骨测量数据时说过“如果颅指数在体质人类学上仍多少有点意义的话”,似乎也表明李济对体质人类学的新发展有点跟不上形势的感觉。
[6]参见刘武、叶健:《DNA与人类起源的演化——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3期;[美]史蒂夫·奥尔森著,霍达文译:《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1]人种史研究中的种族主义问题可参见王海龙:《人种与文化的关系考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2]例如王道还:《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63—187页;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对李济的中国民族体质研究也非常忽视,有可能因为李济反对魏敦瑞对北京人的推论,故与“人类的多地区起源论”不合,参见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李济:A Study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Population,《李济文集》第5卷,第267—302页。
[4]李济:《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李济文集》第1卷,第310—318页。
[5]李济:《人之初——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英文本)》,《李济文集》第5卷,第263页。
[6]李济:《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做起》,《李济文集》第5卷,第33—34页。
[7]李济:《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李济文集》第5卷,第86页。
[1]李济:《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待定稿)》,《李济文集》第1卷,第434—456页。
[3]关于新、旧史家的比较,参见王汎森: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