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内聚性及其演进的模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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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Chinese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and cohesiveness
- 论文作者：赵轶峰
- 英文论文作者：Zhao Yifeng
- 年：2015
- 作者机构：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 论文关键词：中华文明 ; 延续性 ; 内聚性 ; 古典社会 ; 帝制农业社会 ; 帝制农商社会
- 英文论文关键词：Chinese civilization ; continuity ; cohesiveness ; Classical Society ; Imperial Agricultural Society ; Imperial Agric-mercantile Society
- 会议召开时间：2015-12-01
- 会议录名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十一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G122
- 学会代码：HHWM
- 学会名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页数：17
- 文件大小：1174k
- 原文格式：O
摘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延续性和内聚性,在其演进的历史中,经历了前古典社会、古典社会、帝制农业社会、帝制农商社会等若干历史阶段。中华文明的这些性征及其演进历程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实现当代中国的合理发展,需要深刻体察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经验。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and cohesiveness.It experienced the periods of pre-Classical Society,Classical Society,Imperial Agricultural Society,and Imperial Agric-mercantile Society.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ss of evolution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which should be taken und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n the strategy-making of the present China.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and cohesiveness.It experienced the periods of pre-Classical Society,Classical Society,Imperial Agricultural Society,and Imperial Agric-mercantile Society.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ss of evolution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which should be taken und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n the strategy-making of the present China.
引文
(1)基佐著,沅芷、伊信译:《法国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卷,第8-9页。
(2)在许多关于文明的定义中,类似下述说法很常见:“文明可视为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总和。”这类定义无所不包,过于宽泛,缺乏作为分析工具的明确意义。参看盛邦和、井上聪:《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册,第115页。
(4)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
(1)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55页。
(1)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第44页。
(1)王弼注:《老子注》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1956年,第3册,第14页。
(2)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天”主要指作为自然存在的宇宙,以此概念为轴心推演出的大量政治文化语汇,如天理、天道、天人、天听、天下、天伦、天休等等,都含有顺天以应人的意蕴。
(3)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36页。
(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6,《季氏第十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522页。
(1)王先谦:《荀子集解》《天论篇第十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88年,第306-307页。
(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1414页。并请参看拙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
(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2,《为政第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461页。
(4)参看赵轶峰等:《关于王权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对话》,载赵轶峰主编:《权力·价值·思想·治道——明代政治文化丛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1-335页。
(1)“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在《大学》从《礼记》中析出后得到更广泛流传。其说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0《大学第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1673页。
(2)《淮南子》有言:“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13,《汜论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新编诸子集成》,第922页;今人张舜徽先生更明确指出:“夫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虽各自成一家,不相为谋;然亦有所见大合、殊途而同归者。后人籀绎其书,但知其异而不见其同,犹不足谓善学也。”见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前言第1页。
(3)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8,“成公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297页。
(1)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5-56页。
(2)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学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1)笔者关于中华文明演进阶段性的一般看法,最初表述于笔者与赵毅共同主编的《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版)导言中,晚近研究中保持了基本线索,但在各阶段之划分及含义分析方面,有所修改并趋于明确化。
(2)高亨:《诗经今注》,《商颂·长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9页。
(3)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多士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20页。
(1)唐中叶以后以至宋代,中国发生了诸多深刻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的基本事实,但相关的解释却有许多差异,还是需要继续研讨的话题。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人研究中影响甚大的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宋代近世说”无论从实证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看,都非笃实,如从其现实取向角度看,则更是出于为从学术角度为当时日本侵华政策提供合理性的目的。笔者相关看法,参看《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6期。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证,参看黄艳:《“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古代文明》,2014年4期。
(1)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和拉美国家的一些学者,如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Santos)、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提出了“依附论”,大体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中心与边缘两元的结构,中心区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边缘区国家提供劳动力、原料和市场,这种结构使得边缘区很难达到发达区域的经济水平,所以长期结构性地依附于中心区。这一理论在阐释许多努力复制欧美体制国家历史道路时是发人深省的,但如用以分析中国道路,解释力就大为削弱。
(2)在许多关于文明的定义中,类似下述说法很常见:“文明可视为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总和。”这类定义无所不包,过于宽泛,缺乏作为分析工具的明确意义。参看盛邦和、井上聪:《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册,第115页。
(4)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
(1)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55页。
(1)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第44页。
(1)王弼注:《老子注》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1956年,第3册,第14页。
(2)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天”主要指作为自然存在的宇宙,以此概念为轴心推演出的大量政治文化语汇,如天理、天道、天人、天听、天下、天伦、天休等等,都含有顺天以应人的意蕴。
(3)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36页。
(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6,《季氏第十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522页。
(1)王先谦:《荀子集解》《天论篇第十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88年,第306-307页。
(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1414页。并请参看拙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
(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2,《为政第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461页。
(4)参看赵轶峰等:《关于王权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对话》,载赵轶峰主编:《权力·价值·思想·治道——明代政治文化丛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1-335页。
(1)“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在《大学》从《礼记》中析出后得到更广泛流传。其说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0《大学第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1673页。
(2)《淮南子》有言:“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13,《汜论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新编诸子集成》,第922页;今人张舜徽先生更明确指出:“夫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虽各自成一家,不相为谋;然亦有所见大合、殊途而同归者。后人籀绎其书,但知其异而不见其同,犹不足谓善学也。”见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前言第1页。
(3)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8,“成公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297页。
(1)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5-56页。
(2)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学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1)笔者关于中华文明演进阶段性的一般看法,最初表述于笔者与赵毅共同主编的《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版)导言中,晚近研究中保持了基本线索,但在各阶段之划分及含义分析方面,有所修改并趋于明确化。
(2)高亨:《诗经今注》,《商颂·长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9页。
(3)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多士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1980年,第220页。
(1)唐中叶以后以至宋代,中国发生了诸多深刻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的基本事实,但相关的解释却有许多差异,还是需要继续研讨的话题。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人研究中影响甚大的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宋代近世说”无论从实证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看,都非笃实,如从其现实取向角度看,则更是出于为从学术角度为当时日本侵华政策提供合理性的目的。笔者相关看法,参看《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6期。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证,参看黄艳:《“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古代文明》,2014年4期。
(1)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和拉美国家的一些学者,如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Santos)、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提出了“依附论”,大体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中心与边缘两元的结构,中心区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边缘区国家提供劳动力、原料和市场,这种结构使得边缘区很难达到发达区域的经济水平,所以长期结构性地依附于中心区。这一理论在阐释许多努力复制欧美体制国家历史道路时是发人深省的,但如用以分析中国道路,解释力就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