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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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前言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因气候温润、环城遍植刺桐树,自古便有温陵、刺桐城(Zaitun)之雅称,现为台湾海峡西岸闽南厦(门)漳(州)泉(州)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除省府福州、经济特区厦门以外省内最大的城市。古泉州在未形成为单独政区前,它的所属名号变换纷繁。简单地说,远在三四千年前,这里(晋江流域)就居住着古越
引文
(1)席龙飞:《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海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
(1)史载: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永定二年(558年)经福建晋安郡(今福州),并从此“泛小舶至梁安郡(今泉州),更装大舶,欲返西国”。见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第430页。
(2)《千唐志斋》,文物出版社,1983年。
(1)《厦门志》(道光)卷2,《分域略》“山川”金榜山条。
(2)孙光圻:《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杨博文:《诸蕃志校释》,《新罗国》注释1,中华书局,1996年,第153页。
(2)[宋]曾巩:《存恤外国人请著为令札子》,《宁波海关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3)陈懋仁:《泉南杂志》。
(4)《全唐文》卷75,文宗七,“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1)Hirth and Roekhill,Chan Ju 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th Centuries,Entitled Chu-fan--ehi。转引自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印度中国见闻录》卷1,第60页。
(3)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7年。
(1)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68。
(2)《全五代诗》卷84(闽)黄滔《贾客》诗。
(3)五代石经幢文物,现藏陈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有关内容详见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
(4)《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
(5)同上引。
(6)《高丽史》卷1,第46页。
(1)《淳熙三山志》云:晋天福二年施为永隆金身罗汉寺。《闽都记》云:今为庆城寺。
(2)“玄衲”,史书有的写作“元衲”或“玄讷”,如《十国春秋》列传作“元衲”,何乔远撰《闽书》作“玄衲”。
(3)李玉昆:《高丽僧人玄讷与泉州福清寺》,载1999年11月9日《泉州晚报‘海外版》。
(4)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僧寺》,第480页。
(1)《泉州府志》卷40《封爵》,第2页。
(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闽一“太祖世家”。
(3)《宋史》卷483,《漳泉留氏》。
(4)[日]成田节男:《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庄景辉编译:《海外交通史译文集》,第127页,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学参考资料,2000年。
(1)休·R·克拉克著,张惠玲译:《政权空白期间泉州的政权、宗教和经济》,《泉州文史》,第10期。
(2)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店,1960年。
(3)陈娟英:《隋唐、五代闽南地区瓷业》,厦门市博物馆编,《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88—96页。
(1)《清源留氏族谱》,留鄂公传(手抄本)。
(1)《东坡奏议》卷6,《论高丽进奉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1)参考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海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海交史研究》,总第2期。
(1)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
(2)朴玉杰:《宋代商人来航高丽与丽宋贸易政策》,《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
(3)转引自朴玉杰:《宋代商人来航高丽与丽宋贸易政策》文中注释。
(4)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下册》,转引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高丽与宋金关系》,均刊于《南宋史论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1)转引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6-247页。
(2)《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5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三月壬申,第2577页。
(3)除经商外,当时有些中国人也随商船前往高丽寻求仕途,泉州人欧阳征于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投奔高丽,第二年被高丽政府任为左右拾遗。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泉商萧宗明与黄文景等一同前去高丽经商,临回国之前被劝留,莅年“权知阁门舜祗候”。高丽宣宗五年(元祐三年,1088年),泉州人刘载“随商舶来试,以诗赋授千牛卫录事参军。睿宗朝历左散骑常侍,吏礼部尚书,十三年以守司空尚书右仆射卒。载能文,性朴素,不事生产,虽偕商人来,自立朝不复相亲,时议多之”。
(1)《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8。
(2)《宝庆四明志》,〈郡志〉六“市舶”。
(1)《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03。
(2)金健人:《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学苑出版社,2001年。
(3)依据徐兢《宣和出使高丽图经》记载。
(1)朱彧:《萍洲可谈》卷2。
(2)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以金银博买,洩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磁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宋史》卷185,中华书局,1977年,第4538页。
(3)朱彧:《萍洲可谈》卷2。
(1)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
(2)徐本章、叶文程著:《德化瓷史与德化窑》,华星出版社,1993年。
(1)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新罗国”,中华书局,1996年。
(2)参见江静:《再谈新安沉船》,《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笔者注:古代泉州瓷器的包装主要用“稻草扎装”和“竹笼筐装”。“筐”、“支”、“床”为计量单位,“筐”的数量和质量数倍于“支”,而“床”又数倍于“筐”。在国内外水下考古中曾再现了古代瓷器以支装或环状排列的方式。
(2)李辉柄:《福建同安窑调查纪略》,《文物》,1974年,第11期。
(1)池崎让二、森本朝子:《跨越大海的陶瓷器》,《复活的中世》,平凡社。
(2)林忠干等:《闽北宋元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3)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4)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
(5)傅宋良、林元平:《中国古陶瓷标本——福建汀溪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见东京国立博物馆,1975年编,《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
(2)同上引。
(3)坂井隆夫:《贸易古陶瓷概要》,京都书院,1989年。
(1)何振良、林德民:《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磁灶窑瓷》,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页。
(2)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丘濬:《丘文庄公集》卷5,“天妃宫碑”写道:“宋宣和中,朝遣使于高丽,挟闽商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言之,赖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
(2)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海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
(1)史载: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永定二年(558年)经福建晋安郡(今福州),并从此“泛小舶至梁安郡(今泉州),更装大舶,欲返西国”。见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第430页。
(2)《千唐志斋》,文物出版社,1983年。
(1)《厦门志》(道光)卷2,《分域略》“山川”金榜山条。
(2)孙光圻:《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杨博文:《诸蕃志校释》,《新罗国》注释1,中华书局,1996年,第153页。
(2)[宋]曾巩:《存恤外国人请著为令札子》,《宁波海关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3)陈懋仁:《泉南杂志》。
(4)《全唐文》卷75,文宗七,“大和八年疾愈德音”。
(1)Hirth and Roekhill,Chan Ju 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th Centuries,Entitled Chu-fan--ehi。转引自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印度中国见闻录》卷1,第60页。
(3)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7年。
(1)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68。
(2)《全五代诗》卷84(闽)黄滔《贾客》诗。
(3)五代石经幢文物,现藏陈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有关内容详见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
(4)《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
(5)同上引。
(6)《高丽史》卷1,第46页。
(1)《淳熙三山志》云:晋天福二年施为永隆金身罗汉寺。《闽都记》云:今为庆城寺。
(2)“玄衲”,史书有的写作“元衲”或“玄讷”,如《十国春秋》列传作“元衲”,何乔远撰《闽书》作“玄衲”。
(3)李玉昆:《高丽僧人玄讷与泉州福清寺》,载1999年11月9日《泉州晚报‘海外版》。
(4)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3,《寺观类·僧寺》,第480页。
(1)《泉州府志》卷40《封爵》,第2页。
(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闽一“太祖世家”。
(3)《宋史》卷483,《漳泉留氏》。
(4)[日]成田节男:《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庄景辉编译:《海外交通史译文集》,第127页,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学参考资料,2000年。
(1)休·R·克拉克著,张惠玲译:《政权空白期间泉州的政权、宗教和经济》,《泉州文史》,第10期。
(2)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店,1960年。
(3)陈娟英:《隋唐、五代闽南地区瓷业》,厦门市博物馆编,《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88—96页。
(1)《清源留氏族谱》,留鄂公传(手抄本)。
(1)《东坡奏议》卷6,《论高丽进奉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1)参考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海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海交史研究》,总第2期。
(1)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
(2)朴玉杰:《宋代商人来航高丽与丽宋贸易政策》,《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
(3)转引自朴玉杰:《宋代商人来航高丽与丽宋贸易政策》文中注释。
(4)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下册》,转引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高丽与宋金关系》,均刊于《南宋史论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1)转引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6-247页。
(2)《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5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三月壬申,第2577页。
(3)除经商外,当时有些中国人也随商船前往高丽寻求仕途,泉州人欧阳征于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投奔高丽,第二年被高丽政府任为左右拾遗。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泉商萧宗明与黄文景等一同前去高丽经商,临回国之前被劝留,莅年“权知阁门舜祗候”。高丽宣宗五年(元祐三年,1088年),泉州人刘载“随商舶来试,以诗赋授千牛卫录事参军。睿宗朝历左散骑常侍,吏礼部尚书,十三年以守司空尚书右仆射卒。载能文,性朴素,不事生产,虽偕商人来,自立朝不复相亲,时议多之”。
(1)《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8。
(2)《宝庆四明志》,〈郡志〉六“市舶”。
(1)《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03。
(2)金健人:《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学苑出版社,2001年。
(3)依据徐兢《宣和出使高丽图经》记载。
(1)朱彧:《萍洲可谈》卷2。
(2)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以金银博买,洩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磁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宋史》卷185,中华书局,1977年,第4538页。
(3)朱彧:《萍洲可谈》卷2。
(1)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
(2)徐本章、叶文程著:《德化瓷史与德化窑》,华星出版社,1993年。
(1)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新罗国”,中华书局,1996年。
(2)参见江静:《再谈新安沉船》,《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笔者注:古代泉州瓷器的包装主要用“稻草扎装”和“竹笼筐装”。“筐”、“支”、“床”为计量单位,“筐”的数量和质量数倍于“支”,而“床”又数倍于“筐”。在国内外水下考古中曾再现了古代瓷器以支装或环状排列的方式。
(2)李辉柄:《福建同安窑调查纪略》,《文物》,1974年,第11期。
(1)池崎让二、森本朝子:《跨越大海的陶瓷器》,《复活的中世》,平凡社。
(2)林忠干等:《闽北宋元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3)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4)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
(5)傅宋良、林元平:《中国古陶瓷标本——福建汀溪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见东京国立博物馆,1975年编,《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
(2)同上引。
(3)坂井隆夫:《贸易古陶瓷概要》,京都书院,1989年。
(1)何振良、林德民:《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磁灶窑瓷》,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页。
(2)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丘濬:《丘文庄公集》卷5,“天妃宫碑”写道:“宋宣和中,朝遣使于高丽,挟闽商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言之,赖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