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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的华北地方行政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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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聚焦于始自蒙古南下徇地中原、迄于忽必烈至元初年大约六十年间(1210s—1270s)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发生激烈改易的现象,对该区域内路、府、州、县行政建置与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问题,进行考释和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所涉腹里地区内各级地方行政建置,逐一加以清理和考释。
     在对《元史·地理志一》进行考释的基础上,本文还主要探讨了金元之际华北地方行政制度(州)的变迁、“腹里地区”的形成以及世侯占有州郡给该地区部分路与直隶州的形成以重要影响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考察和分析金元之际华北地区州的滥置,以及蒙古草原旧制对中原官制带来冲击的基础之上,廓清了州在节度体系下分等之制发生转变的历史实相与历史缘由;本文认为,随着路制的定型与蒙元独特的军事镇戍体系的形成,州之节度体系的分制原则渐趋式微,给有元一代乃至整个明、清时期的州制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针对金元之际出现的一系列“十道”现象,本文详细探究了这种类似于财政型性质的较高层准政区的历史变迁状况;并进而指出,元初“十道”体制崩解的过程,其实正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后来所谓的“腹里地区”的历史形成过程。金元之际汉人世侯问题极为突出,本文以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汉人世侯辖地在窝阔台汗八年实行“画境之制”前后发生改变的情况为中心展开讨论,揭示出汉人世侯占有州郡给华北地区部分路、直隶州的形成以重要影响的历史事实。
This essay dwells on the historical vicissitude of Northern Cathay's local administrative regionalization, 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ivision of different Prefecture, Subprefecture and District, with its main focus on the radical change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regionalization in this area during roughly 60 years (1210s-1270s), between the Mongolians' conquest of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Yuan Dynasty established by Khublai Khan.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ent in this essay is its analysis based on textual research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regional division on all levels in the Central Area mentioned in the Volum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which is Volume 58 of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Volum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essay also discussed three related topics, namely,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on system with its elementary units of Subprefec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Area and the changes of its regional division in the Central Area.
     After scrutinizing the messy Subprefecture division of Northern Cathay in the late Jurchen-J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induced by Mongolian's nomadic system, the author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provides historical reasoning for the change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ubprefecture under the system of Military Commission.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with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a unique Yuan military system of garrisoning and guarding town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ubprefecture under the system of Military Commission began to decline, which brought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Subprefecture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even furthered its influence to the successive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the late Jurchen-J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Ten Circuits(or Ten Prefectures) and its sequences, which the essay carried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is para-province regionalization of a quality similar to fiscal division. Moreover, the essay proposes that the melt-down of this Ten Circuits( or Ten Prefectures) system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ctually provided some traces fo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alled Central Area. In the late Jurchen-J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some Han hereditary peerages are extremely prominent, whose occupation and governing of some Subprefectures and Districts as their territory greatly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Prefectures and Direct Administrative Subprefectures in Northern Cathay. The essay illustrates this historical fact by analyzing two typical territories of Han hereditary peerages and their changes in the yea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unit divided (画境之制) in the 8~(th) year of Okodei Qhan.
引文
[1]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
    [2]诚如南宋使蒙人员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所称:“其官称,或赞国王,或权皇帝,或宣差。诸国亡俘,或日中书丞相,或将军,或宣抚运使,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亦如《经世大典序录·制官》所云:“既定中原,取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苏天爵:《元文类》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元]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上、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
    [2][元]刘应李原编、詹友谅改编,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苏天爵:《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赋典·都邑》。
    [4]王颋认为,《经世大典·赋典·都邑》的沿革叙述部分,很可能主要或直接依据了《元一统志》。关于《元一统志》、《经世大典·赋典·都邑》及《元史·地理志》三者间关系问题,详可参阅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研究》第一篇《载籍元地志》,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1989年。
    [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载同氏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张安宁墓表》之跋文。
    [1]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通玄大师珏公纪行之碑并序》之跋文。
    [2]需要指出的是,柯氏尚著有《新元史考证》一书,对《元史》诸卷多有考证,然则于《地理志》部分却阙如。柯绍忞:《新元史考证》,刊于民国丛书第五编第4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据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版影印。
    [1]参阅王颋,《元代路制的源流和变迁》,载氏著《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
    [1]笔者朱见此书,兹转引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自序。
    [1]姚大力:《论蒙古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蒙元政治制度研究之一》,南京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1986年,第209页。
    [1]傅海波、崔瑞德主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2][民国]李世祜修、刘思亮纂:《襄陵县志》卷二四,《艺文》,据民国十二年刊本影印。
    [3]肖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第342页。
    [4]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刊元朝政权的性质》,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58卷。
    [5]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影印。
    [1]李治安:《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在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88至389页。
    [2]详可参阅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五,《曹州禹城县隶侧近州郡事状》,四部丛刊本。
    [1]《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2]默书民:《元代的山东东西道辖区考析》,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元]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上,《常山郡部》,四库全书本。
    [2]《元好问全集》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
    [3]王颋认为,蒙古国时期山东地区还存有大名路、彰德路、德恩路、胶潍路、沂海路等。参阅氏著:《元代行政地理研究》第56至57页。
    [4]例如,《元典章》卷四二《过失杀·神刀伤死》内有“至元八年四月奉尚书省札付来呈备濮州路申”;卷四五《奸生子·奸婢生子随母》内有“至元六年十月中书右三部据曹州路来申”云云。
    [1]《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2]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大元故平定等州大总帅聂公神道碑铭并序》。
    [3]李庭:《寓庵集》卷六《夹谷公墓志铭》;《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赵仲墓志》:《嘉靖重修三原县志》卷一○,《忠定郝公神道碑铭》,[明]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0册。
    [4]转引自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至146页。
    [5]《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
    [6]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第55至56页。
    [1]可参阅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第6页。
    [2]《元史》卷二,《太宗纪》。
    [3]《元史》卷四,《世祖一》。
    [4]《元史》卷六,《世祖三》。
    [5]魏初:《青崖集》卷五,《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
    [6]《元史》卷一五○,《郝和尚拔都传》。
    [7]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
    [8]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二○,《怀孟万户刘公先茔碑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93册;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五,《勅赐辅国上将军大宗正府也可札鲁花赤赠荣禄大夫平章柱国温国公谥惠珊竹公神道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1]爱宕松男:《元代的录事司》,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7页。
    [1]需要指出的是,据《元史·地理志》,至元三年的省并,主要集中在平阳路、河南、汴梁等路;而巩昌、凤翔等路则多发生在至元七年。
    [1]《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2]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第102页。
    [3]余蔚:《宋代的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九,《职官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6页。
    [3]参阅余蔚前揭文。
    [4]文天祥:《文山集》卷三,《已未上皇帝书》,四库全书本。
    [5]详可参阅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直接隶属于道的州,应是后来元代直隶省部之州(即直隶州)的滥觞。
    [6]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载《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
    [2]《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
    [3]《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4]《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5]参测:《王裕墓志铭》、《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兹转引自傅林祥前揭文。
    [6]《辽史》卷二,《太祖下》。
    [1]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至85页。
    [2]《金史》卷三,《太宗纪》。
    [3]《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
    [4]《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
    [5]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一八。
    [6]《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三。
    [7]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一》。
    [1]《金史》卷一○九,《许古传》。
    [1]需要说明的是,表格中所列由县升州者,除河东北路寿阳县所升之晋州作为一个州级建置著录于《金史·地理志》外,其他所升诸州都不作为正式建置著录在《金史·地理志》中,故而这些所升之州不存在与金原来所设之州互为重合,这更加能说明其时州之滥置的程度。
    [2]如乐平县升皋州、蒲县升蒲州等。参阅《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传》、《胡天作传》。
    [3]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贾辅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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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类记载在金元载籍中屡见不鲜,如《金史·地理志》就保存了较多的资料:宁边州、通州、苛岚州由刺史州升防御州,陕州、毫州、蔡州由防御升节度州,解州、泽州、沁州由刺史州改节度州;据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与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二○《正议大夫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均提及蓟州节度使张滋,年代所指应指金末无疑,可见蓟州亦由刺史州改节度州;据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四库全书本)卷一六《故磁州安抚使李公神道碑铭》载:“庚辰(1220),(金)宣抚司事废,无所依恃,帅材勇三干人、众五万口诣军,投身我朝。太师国王承制授公辅上将军,奎源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佩金虎符,雄镇河朔”,是知磁州由刺史州改节度州;据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八《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载:“奉圣,本秦上谷郡地,唐始立新州。石晋割赂于辽更今名。亡金升武定军节度”,是知奉圣州曾升节度州。
    [2]《金史》卷一一一,《古里甲石伦传》。
    [3]到何之:《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
    [4]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三六,四库全书本。
    [5]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6]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二,《千户贾侯父墓铭》,四部从刊本。
    [1]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五,《大元故怀远大将军怀孟路达噜噶齐兼诸军鄂勒蒙古公神道碑》。
    [1]据《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仪氏先茔记》胡氏之跋文,认为仪氏“同知解州,有政绩。继而尹曲沃、隰川、修武、济阴”,应是至元初行迁转法后的事情。此说甚是。
    [1]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六六,《史进道神道碑》,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光绪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版。
    [2]《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
    [3]李图等纂:[光绪]《重修平度州志》卷二四,《元昭武大将军汉军都元帅左监军崔公神道碑》,道光二十九年刻本,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
    [4]李庭:《寓庵集》卷六,《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田公墓志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藕香零拾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5][清]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二一,《振衣冈题名二种》,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
    [6]《元好问全集》卷三二;《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七;《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七。
    [1]《元史》卷一五一,《杜丰传》。
    [2]《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乡宁县赵侯墓志》。
    [3]关于元初中原地区各地地方“长官”的称谓问题,可参阅陈得芝前揭文的相关讨论。
    [4][苏联]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1]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七,《上宋主请区处书》。
    [2]#12
    [3]《元史》卷五,《世祖二》。
    [4][清]牛昶煦等纂修:《丰润县志》卷四,《丰润县碑记》,清光绪十七年修、民国十年铅字重印本。
    [5]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1]《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二七,《刘会碑》;[民国]王宷廷等纂:《重修新城县志》卷二二,《至元二年初建儒学碑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刊于《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
    [2]《元文类》卷五○,《张宏引状》。
    [3]《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
    [4]张之翰:《西严集》卷一九,《大元故荣禄人夫中书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四库全书本;《元史》卷五,《世祖二》;《事林广记·序》。
    [5]《元史》卷五《世祖二》:“至元元年八月,……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赋、囚徒起数,月中省部。又颁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条格。”
    [6]《元史》卷六,《世祖三》。
    [1]关于省并州县之后给各地带来的问题,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八《为蝗旱救治事状》由所涉及:“随路自省减并隶州县以后,极有宽阔去处或有尉处,多系主簿兼摄,至有尉簿全阙去处,如山东州郡所在虽有专尉,其地广物众,委系难于照管。”
    [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复立博野县》。
    [3]至元十七年蠡州直隶于省部,不在此例,其设置缘由尚不十分明确。
    [4]李治安:《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载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
    [5]《元史》卷五八,《地理一》。
    [6]李治安先生针对元代侧重于户口数多寡来定路府州县等级的状况曾述及:“蒙古统治者虽然表面上继承沿用了汉地路府州县及宣慰司等政区形式,但在重新组建上述官府秩序之际,还是顽强地把草原万户、千户、百户等依户数定建制的传统塞了进来。其结果是动摇了汉地传统王朝主要依据辖境大小确定郡(州)县行政级别的的原则,转而较多地注重户口多寡。换句话说,依户口数实施州县升路升州之类的改造,隐藏着蒙古草原旧俗的政治文化背景。”参阅氏著:《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三),在《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三期。
    [1]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四库全书本。
    [2]爱宕松男:《元代的录事司》,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7页。
    [3]叶子奇:《草术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
    [4]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
    [5]元人王磐《河间总管题名记》云:“皇元平一海内,重司牧之任。以河间为重寄,其出镇者皆尊位高秩,而总管统兵民治之,其权比古节度使,来居此者又多素有功”,可见路被视为古之州,它取代了过去州代表重寄一方的地位。载[清]乾隆二十五年《河间府新志》卷二○,兹转引自《全元文》卷六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册,第250至251页。
    [1]王结:《文忠集》卷四,《上中书宰相八事书》,四库全书本。
    [2]参见王曾瑜:《金朝军制》,第31至32页。
    [3]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载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第270页。
    [1]金代转运司路的财政区划性质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辽代亦效法宋朝的转运司路制,在州县之上相继设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平州、辽西以及长春八个路份,而且这八个路份“事实上成为辽朝州县区域划分的单位”,详可参阅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笔者以为,宋、辽、金的此种财政区划性质,肯定具有其前后的沿袭性,对于各朝诸州县区域的划分也必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廉访使杨文宪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7页。
    [3]姚燧:《牧庵集》卷二八,《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四部从刊本。
    [4]关于此点,赵琦前揭文中的讨论亦含有此义。
    [5]详可参阅《元史》卷四,《世祖一》;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至八一《中堂事记》中对诸路宣抚官赴开平述职事迹的记载,其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考校课程;《元典章》三《均赋役》、二二《课程·恢办课程条画》、二四《纳税·种田纳税》、二五《差发·包银从实科征》等内容,均可窥见一斑。
    [6]《元史》卷八,《世祖五》;卷二○五,《阿合马传》。
    [1]关于东真困的势力范围,西北自上京城,西南至婆速路,兼及辽东半岛,东南到曷懒路与恤品路。详可参阅韩儒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内贾敬颜所撰“东真国”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至34页。
    [2]关于“画境之制”,史料所载十分有限,除上所述《张柔神道碑》提及外,《元好问全集》卷二二六《严实神道碑》与《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公》亦有提及,其文云:“初,公之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及是画境之制行,公之地于魏则别大名,又别为彰德,齐与鲁则复以德、济、兖、单归我”;“初,乙未、丙申间,诸道所统,仍金之旧”。
    [3]详可参阅张金铣、赵文坦、李治安等氏前揭论文。
    [4]元好问:《元好问伞集》卷三二;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四。
    [1]张金铣认为,“金元之际,官制未定,道、路之称并用。十道,亦称十路”,参阅张氏前揭文。
    [2]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元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3、1234页。
    [3]详可参阅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载《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碑》。
    [5]《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附载于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6]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7]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并序》。
    [1]参阅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8页;另可参阅爱宕松男:《蒙古人政权治下的汉地版籍问题》,载《和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0年。
    [2]如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被分封给火雷公主位下,凤翔府一百三十户分封给灭古赤,详可参阅《元史》卷九五,《食货三·岁赐》。
    [3]姚大力:《论蒙古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蒙元政治制度研究之一》,南京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1986年,第209页。
    [4]李庭:《寓庵集》卷六,《故京兆路都总官府提领经历司官太傅府都事李公墓志铭》;同卷,《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田公墓志铭》。
    [5]元明善:《清河集》卷六,《参政商文定公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6]《元史》卷二,《太宗纪》。
    [1]李庭:《寓庵集》卷六,《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田公墓志铭》。
    [2]关于耶律朱哥的事迹,详可参阅周清澍:《元桓州耶律家族史事汇证与契丹人的南迁》,载氏著《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元史》卷一五五,《汪世显传》。
    [4]详可参阅姚燧:《牧庵集》卷八,《乔木堂记》,四部丛刊本。
    [5]《元史》卷一六三,《马亨传》。另据李庭《寓庵集》卷二《送宣课粘合正卿北上二首》载,似乎粘合正卿亦为其地课税所官员。不过从诗文“春秋朝会新王命”来推测,其时间亦应在忽必烈治理京兆地区时为是。
    [4]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易州李氏角山阡表》,中华书局,1997年版。
    [5]姬志真:《云山集》卷七,《洛阳椟云观碑》。《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版。
    [6]周密:《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1]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物,《杨惟重神道碑》。
    [2]《元史》卷一五二,《张子良传》。
    [3]《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4]关于河南地区不是“十道”之一,张金铣亦有所分析,详可参见氏著前揭文。
    [5]《元史》卷四,《世祖一》。
    [6]《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引王博文撰《行状》。
    [1]《会史》卷二六,《地理下》。
    [2]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五《故进义副尉元氏县主簿马君墓碣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载:“圣朝既平金,平阳、太原郡各一王。辽山、和顺故隶平阳,与太原接壤。守臣主彼者,率其徒劫二县民,籍之,民从违相半,遂自为敌,日千百斗击,君甚不平,谓众曰:‘圣天子既定封民,各有属。此王之民而为彼户,可乎?'录其版白诸府,府畏忌不果行,会灭薛二辈行断事官,往诉其状,寻奏复之。因檄君为和顺令。”
    [3]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
    [4]《元史》卷一五○,《李守贤传》。
    [5]《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大元国乡宁县赵侯墓志》载有“叠授平阳府行省胡公丞相及总府文字”语;[明]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卷一○,《忠定郝公神道碑铭》。
    [6]参阅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1]《三原县志》卷一○,《忠定郝公神道碑铭》。
    [2]关于粘合父子开府彰德事,详可参阅赵琦、周清澍著:《蒙元时期的粘合家族与开府彰德》,载《中华文史论丛》总第67辑。
    [3]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五,《大元故怀远大将军怀孟路达噜噶齐兼诸军鄂勒蒙古公神道碑铭》。
    [4]《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
    [5]《元好问全集》卷三○,《冠氏赵侯先茔碑》。
    [6]《元史》卷一五三,《王玉汝传》。
    [1]各道辖境部分参考了李治安、张会铣、赵琦等人观点,各道辖境之具体状况及不同点,下文在叙述十路宣抚司时将予以展开,兹不具论。
    [2]《元史》卷四,《世祖一》。
    [3]关于十路宣抚司的辖境问题,史卫民有所提及,但所言甚简,参阅氏著前揭文。
    [1]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四,《顺天府孔子新庙碑》。
    [2]《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
    [3]《元史》卷一二○。
    [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大元故昭勇大将军北京路总管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王公神道碑铭》。
    [5]《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
    [6]《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7]康悖:《伊吾卢氏世系状》,《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三引《康文靖公集》。
    [1]《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
    [2]《元史》卷一二○。
    [3]《元史》卷四,《世祖一》。
    [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一《故翰林学士河东南北路宣抚使张公挽诗序》云:“迨中统辛酉,先生自河东宣抚改授翰林学士兼中书省参议,其秋,恽亦以都司就列机务之暇,接论思殊。”
    [5]姚燧:《牧庵集》卷二二《金故昭勇大将军行都统万户事荣公神道碑》载:“河朔平,太宗即位,三年辛卯,肇置征收课税所河北东、西道,辟为沧盐办课官。”
    [6]下文在考察大名彰德路宣抚司的辖境时将作详细考论。
    [1]详可参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八八;《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六册)卷一八。
    [1]《元史》卷四,《世祖一》。
    [2]《元史》卷四,《世祖一》。另据魏初《青崖集》卷三《赵公泉记》载:“赵公(赵良弼)家世将种……上在潜邸,公与廉、赵、姚、张诸人偕入扈从。主上龙飞,诏公宣抚陕西、四川等路”云云。
    [3]《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4]《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赵良弼事略》。
    [5]张维纂:《陇右金石录》卷五,民国三十二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本,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
    [1]参阅史卫民前揭引文。
    [2]《滋溪文稿》卷一○,《董公神道碑铭》。
    [3]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
    [4]《元史》卷五,《世祖二》。
    [5]史卫民前揭引文。
    [6]《元史》卷六《世祖三》载:“[至元二年十二月丁巳]又请罢北京行中书省,别立宣慰司以控制东北州郡,并从之”;卷七《世祖四》载:“[至元八年]以国王头辇哥行尚书省于北京、辽东等路”;卷八《世祖五》载:“[至元十一年]以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
    [7]《元史》卷六,《世祖三》。
    [8]十路宣慰司废后,中统至元之初虽有诸路十路奥鲁总管府、九路转运司或十一路转运司之设,由于其存留时间不长,对于地区区划影响有限,兹不作详述。
    [1]时人描述各地方武装纷起的情状有谓:“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杰并起,于是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参阅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五,《万卷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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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姚燧:《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
    [4]《元好问全集》卷二六,《严实神道碑》。
    [5]《畿辅通志》卷一六九,《怀孟万户刘公先茔碑》。
    [6]《涞水县志》卷末,敬铉所作《李伯甫政绩》,[清]陈杰等纂修:《涞水县志》,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1]关于这种各地世侯类似于承包一地,负责向蒙古朝廷缴纳赋税的问题,或许有个十分具体的事例可兹说明之。据《元史·严忠济传》载,“忠济治东平日,借贷于人,代部民纳逋赋,岁久愈多。及谢事,债家执文券来征。帝闻之,悉命发内藏代偿”,史料内虽只是提“代部民纳逋赋”,但其背后所体现出的真正内涵实质上正是各地世侯承包、负责一地税赋之事。“强悍难制”之大世侯尚且如此,其他世侯的情况更可以想见。
    [2]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3]魏初:《青崖集》卷五,《故总管王公神道碑》。
    [4]敬铉:《李伯甫政绩》,《涞水县志》卷末,《余录》。
    [5]姚燧:《牧庵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
    [6]《元史》卷一二三,《阔阔不花传》。
    [7]王磐:《张柔神道碑铭》;《元好问全集》卷二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1]陈高华:《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实》,载氏著:《元史研究新论》,第308至309页。
    [2]屠寄:《蒙兀儿史》卷五二,《严实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年版。
    [1]陈高华:《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实》,载氏著:《元史研究新论》,第309页。
    [2]详可参阅:《元史》卷一五二,《齐荣显传》。
    [3]此处所谓金代博州之状况,均依据《金史·地理志》记载而来。下文凡所涉及金代之状况者,亦同。
    [1]济州升济宁府时间在至元六年,其后才府、州分立,故而此处将《元史·地理志》所载系于济宁府下之诸县均调整至画境前后的济州之下。
    [2]《大清一统志》卷六九,“砀山县”条。
    [3]可参阅《元史》卷一五二《刘通传》之记载。
    [4]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
    [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五。
    [2]详可参阅:《元好问全集》卷三○《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的相关记载。
    [3][民国]丁世恭修、刘清如纂:《馆陶县志》卷一○,《张元帅墓志铭》。
    [4]据《齐河县志》卷三三《钟离氏义甫公墓志》:载:“公讳珍,字义甫,本姓钟离氏。…不恤小嫌,严鲁公(实) 与之游…岁丙戌,严鲁公授以都巡之职,使镇西境,御水上下,讲邑获安。岁壬辰收金,公将兵三千渡河,因誓众曰‘金己亡矣,百姓何辜,但以不幸为杀…'岁甲戌,授武卫将军、武城县尉。岁丙申授武城县承,始朝命也”,武城属严实,是为明证矣。[民国]杨豫等修、阎廷献等纂:《齐河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5][清]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二一,《振农冈题名二种》,载《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
    [1]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二一。
    [2][清]舒化民修、徐德城纂:《长清县志》卷一六,《备考》之“张鹤鸣”条,道光十五年刊本。
    [3]《元史》卷一五二,《刘通传》。此外,据杜仁杰撰《故宣差千户保靖军节度使李侯神道碑》,载严实麾下李顺为德州防御使事。参阅:舒化民修、徐德城纂:《长清县志》卷一○。
    [4]关于齐河县的归属问题,“下篇”已有比较详细的考述,兹再行简述于此:《元史·刘通传》载:“[严]实荐[通]于太师术华黎,以通为齐河总管。寻授镇国上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而据《元好问全集》卷三一《齐河刘氏先茔碑记》:“录侯[刘通]前后功,授镇国上将军、知济南府事兼东平路左副元帅,治齐河。”所谓“齐河总管”,应是指齐河为济南府治。关于此点,依《齐河县尹李公墓碑》亦可推知,该墓碑云:“[李忠]仕东平侯严武惠公……壬辰以劳授武节将军,齐河县尹。……[齐河]县有小十四乡,乱中陷于历城,公办诸济南,遽归之”。可见,作为济南治的历城,在金元之际与齐河多相交错,济南设治于齐河,亦可得解。
    [5]《元史》卷一五一,《赵天锡传》;《元好问全集》卷二九,《千户赵侯神道碑铭》。
    [1]关于潞州,据《元好问全集》卷三○《故帅阎侯墓表》载:“[壬午(1222年)严实]偕国兵略地上党”云云,是知其情。
    [2]关于磁州自严实所统之地析出之事,据徐世隆所撰《张元帅墓志铭》记载:“庚寅(1230年),上断制,割磁州隶河北西路,行台(指严实--笔者)矫制,仍领磁州元帅府事,食邑以前户,佥封一百户”,是知,早在庚寅岁(1230年)磁州已有从严实领地析出的相关动向。参见《馆陶县志》卷一○,民国二十五年刊本。
    [1][清]吴汝纶纂:《深州风土记》卷十一,《元孝感圣姑庙碑》,据清光绪二十六年文瑞书院刻本影印,刊于《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
    [2]《元史》卷一五一。
    [1]程钜夫:《雪楼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2]李治安:《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载《元史论丛》第10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一三,《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4]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一一。
    [5]关于赵柔初降蒙古的具体情况的考证,可详参阅池内功:《蒙古的金国经略与汉人世侯的成立(一)》,载《国国学院大学纪念论文集》,1980年。
    [6]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故易州等处军民总管何侯神道碑铭有序》。关于易州的归属问题,下文“易州”条内亦有相应的更进一步的说明。
    [1]苏天爵著:《滋溪文稿》卷一九。苏文关于房山在金代的建置沿革与《金史·地理志》所载一致。
    [2][民国]冯庆澜等修、高书官等纂:《房山县志》卷七,《艺文·碑记》,据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影印。
    [3]《元史》卷一五一。
    [4]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研究》,第52页。
    [5]详可参阅《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卷一一八,《移剌众家奴传》。
    [6]柯绍忞:《新元史》卷四五《地理志》,以及汪辉祖《元史本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页)卷八《证误八》,均采至元四年复置说。
    [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徽政院使张忠献公神道碑》与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二○《正议大夫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均提及蓟州节度使张滋,年代所指应是金末。
    [1][清]牛昶煦等纂修:《丰润县志》卷四,《文苑》(上),清光绪十七年修、民国十年铅字重印本。
    [2]《丰润县志》卷一,《建置沿革》。
    [3]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元史>三》。
    [4]汪辉祖:《元史本证》卷二四,《证遗一》,第262页。另,柯绍忞《新元史·地理志》亦与汪辉祖说同。
    [5]据《金史·地理志》载,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以渔阳县大王镇升县,属蓟州。
    [6]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另,《元史·世祖纪六》亦有漷阴于至元十三年八月升漷州的记载。
    [1]苏天爵:《元文类》卷二九。
    [2]据《元好问全集》卷三三《致乐堂记》,该记作于癸丑年(1253年),称张无咎为温阳人;另据魏初《青崖集》卷五《张处士墓铭》谓“处士讳谦,字无咎,顺州温阳人。”可见蒙古国时期县尚存,殆入元后废。
    [3]兹引自王颋:《完颜金行政地理》,第52至53页。
    [4]安次县于贞元元年(1153年)隶永安府,寻隶大兴府,王若虚《进士彭子升墓志》中有“大兴安次主簿”一语,是知金己隶大兴府。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三,四部丛刊本。
    [5]清修《东安县志》亦称安次由大兴府改隶霸州时改名,然其时间误记为中统元年。参阅[清]李光照纂修《东安县志》卷一,《地理志·沿革》,民国二十四年铅字重印。
    [1]《金史》卷一○六。
    [2]《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卷一○六,《术虎高琪传》。
    [3]《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另,标点本《元史》在“[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条后作注,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文云:“按,升开平为上都,在四年五月戊子:升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在四年五月庚子。不应此时先有上都及松、云二州之名。据下文四月庚戌以望云、松山课程隶开平府,可证其时不称上都也。”
    [1]柯绍志认为清塞改名开平在中统元年,但未知所据。参阅《新元史》卷四五,《地理志一》。
    [2]《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
    [3]参见《元史》卷二,《太宗纪》。此外,提及宣德路(或山西东路)建置的史料尚有:《元史》卷一四九《刘黑马传》载:“[太宗元年]授[刘黑马]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元文类》卷五七《耶律楚材神道碑》云:“[太宗三年]宣德路长官、太傅[耶律]秃花失陷官粮万余石,密求奏免。”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卷四四《上都孔子庙碑》载:“山西东路课税长官刘中”: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太宗十一年]即遣断事官术虎乃宣差山西东路”;《元史》卷一五○《郝和尚拔都传》载:“庚子岁(1240年),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等等。
    [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有一太宗九年丁酉八月二十三日的圣旨,文云:“仰宣德州达鲁花赤、管民官收附,遍行诸路,一体施行。”此时所谓“州”,其实是“宣德州路”。
    [5]《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第7194页。
    [1]《明一统志》卷五,“宣平废县”条,四库全书本。
    [2]《元史》卷一五一。
    [3]语见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
    [4]《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第7194页。
    [5]《元史》卷六。另,《元史》卷一○《世祖七》载:“[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是岁,西京奉顺州及彰德等处水旱民饥。”此处所谓“西京奉顺州”疑误。其时,奉顺州早己隶上都路宣德府,此处应断为“两京、奉顺州及彰德。”
    [6]《新元史》卷四五《地理志一》载,永兴县“至元六年省入本州,未几复置。延祜右六年并入奉顺州。”此当据《元史·仁宗本纪三》而补,兹附记于此。
    [1][清]刘荣等纂修:《广昌县志》卷二,《建置沿革表》,光绪元年刊本。另,《畿辅通志》卷一四“广昌县”条,《山西通志》(四库全书本)卷四“广昌县”条,均有元为涞源郡之说。
    [2][清]郭磊纂修:《广灵县志》卷一,《沿革》,乾隆十九年刊本。
    [3]《畿辅通志》卷一六六,《史进道神道砷》。
    [4]标点本《元史》卷五《世祖二》载:“[中统三年十二月]割北京、兴州隶开平府。”此处标定疑误。中统三年只是割北京路兴州隶开平,而非北京路和兴州,其间不应点断。
    [5]关于宜兴县,该县曾于致和元年升宜兴州之事,《元史·文宗纪》有载;另,钱大昕依《开平县界石》之 碑文亦有考述。兹附记于此。参阅钱大昕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六册。另据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并序》云:“天历元年[与致和元年同年--笔者],[宜兴]县升为州,就命知宜兴州事,进阶承务郎。”
    [1][乾隆]《钦定热河志》卷六二,《建置沿革八》,四库全书本。
    [2]新旧桓州之地理方望,可参阅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中堂事记上》记载的行程内容。
    [3]详可参阅周清澍:《元桓州耶律家族史事汇证与契丹人的南迁》,载氏著:《蒙元史札》。
    [4]《大清一统志》卷二四,四库全书本;《畿辅通志》卷一四,《建置沿革》。
    [5]《元史》卷一○,《世祖纪七》。另,据张翥《蜕庵集》(四库全书本)卷四有《云州龙门镇韩母刘孝节卷》诗,此时龙门尚未升县。
    [1]《元史》卷四,《世祖一》。
    [2]萧爽斗:《勤斋集》卷三,《威宁张氏新阡表》,四库全书本。
    [3]《元史》卷五,《世祖二》;卷六,《世祖三》。
    [4]据《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载:大德十一年,武宗在隆兴路所属的旺兀察都之地建行宫,立宫阙为中都,并专设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至火兀年十二月,中都立开宁县,降隆兴路为源州。至大四年四月,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 此地于武宗、仁宗朝建置沿革遭此改动,殆与武宗、仁宗两兄弟之皂位争夺有联系。另,李治安《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一文对此有所考述。
    [5]《元史》卷一四九。
    [6]《元史》卷一一,《世祖八》。另可参阅汪辉祖:《元史本证》卷二四,《证遗一》。
    [1]据《金史·地理志》载,承安二年(1197年)以抚州新城镇置。
    [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
    [3]《元史》卷二六,《仁宗三》。
    [4]刘伯温:《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续修四库全书本。
    [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
    [2]《元史》卷一二四,《塔本传》。
    [3]据《金史·地理志》载,迁安属中都路平州,辽以所俘安喜县民置,因名安喜,大定七年(1167年) 更名迁安县。
    [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复立博野县》。另据《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二三《燕分幽州》“抚宁”条载:“至元二年省入昌黎县,七年以路当要复置,属本府。”
    [5]据《金史·地理志》载:“辽营州邻海军,以所俘定州民置广宁县。皇统二年降州来属,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广宁府重,故更今名。”
    [6][清]杨文鼎、王大本等修纂:《滦州志》卷九,《封域志·邱墓》之《鲜卑元帅仲吉墓》,据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影印。另,《元史》卷一六五,《鲜卑仲吉传》。
    [7]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一三。
    [8]据汪辉祖《元史本证》卷二四《证遗一》云:“案,《英宗纪》延祜七年,‘并永平路滦邑县于石城'。是石城于至元三年后复置,本路亦别有滦邑县也。”柯绍忞《新元史·地理志一》认为,石城复立及元有滦邑县之事,均不可考。另,元人释祥迈在立于至元十五年的《大觉寺中兴之碑》中云:“(平州)郡之县有九,迁安甲焉。”所谓平州,应指平滦路,这里说到九县,应包括至元初年省并的海山县(海阳旧县)、石城县和马城县。参阅:[民国]滕绍周修、王维贤纂:《迁安县志》卷二○,《金石篇》,据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1]《元史》卷一一八。另据《元史》卷七《世祖四》载,至元七年八月开始设应昌府官吏。
    [2]程钜克:《雪楼集》卷五,《应昌路报恩寺砷》;[清]《巨野县志》卷二○,《相哥八刺鲁王元勋世德碑》,道光二十四年本。
    [3]《巨野县志》卷二○,《相哥八刺鲁王元勋世德碑》。
    [4]王颋:《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5]《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详细论述可参阅李治安前揭文。
    [6]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载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
    [7]《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卷一九,《成宗纪二》;卷二一,《成宗纪四》。
    [8][民国]罗福颐撰:《满洲金石志》卷四,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刊于《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
    [9]《元史》卷二六;《元史》卷二八。
    [10]李治安:《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
    [1]周清澍:《江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
    [2]陈旅:《安雅堂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3]《畿辅通志》卷一六八,王磐《张柔神道碑铭》,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光绪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版。
    [1]据下文“安州”条,“[安州]至元二年废为镇,入高阳县,后复改变州,隶保定。”与此处记载同。
    [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复立博野县》。
    [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四。
    [1]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二○,《怀孟万户刘公先茔碑》。贾辅为祁阳刺史事,可参阅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并序》。
    [2]此处可参阅下文晋州“安平县”条相关内容之考述。
    [3]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
    [4]鼓城在元太宗十年时为军民万户,估计此时他属,不再隶祁州。详可参阅下文“鼓城”条。
    [5]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复立博野县》。
    [6]《康熙束鹿县志》卷一○,《艺文志》,刊于[民国]谢道安所修《束鹿县志》(五志合刊),据民国二十六年 铅印本影印。
    [1]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三,“束鹿县”;《大清一统志》卷一○,“束鹿县”。
    [2]据《新元史》卷四六。柯绍忞:《新元史》,中国书店影印 1988年版。
    [1][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一六,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2]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
    [3]《大清一统志》卷一五六;《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黎城”条。
    [1]《常山贞石志》卷一五,《故金吾卫上将军知中山府事王公神道碑》。
    [2]《常山贞石志》卷一八,《追赠董俊圣旨碑·碑阴并两侧》。
    [3]《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四,《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铭》。
    [4]参阅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二六,《东茔改葬后祭文》;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静修先生刘公墓表》。
    [5]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一五。
    [6]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澬川渔逸何体仁墓碣铭》。
    [1]姚燧:《元文类》卷三一。
    [2]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
    [3]《新元史》卷四六《地理志一》“赵州”条内云:“《旧志》:太祖十五年割所属栾城、元氏隶真定。按,二县本隶真定路,《旧志》误也。”据上文“栾城”条之考证,元人多称栾城属赵州,《元史·地理志》之说必有所本,柯氏所论似过武断。
    [4]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
    [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六。
    [6]金人王寂曾云:“沃为河朔名郡,面临城其辅邑也。临城本房子之故地。”王寂:《拙轩集》卷五,《瑞葵堂记》,四库全书本。
    [7]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一三,《朝请大夫大明路治中致仕冯君先茔碑铭》。
    [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复立博野县》。
    [9]引自《全元文》卷六一,第二册,第248页。
    [1]详可参阅《元史·太祖纪》,《元史·王义传》,《金史·武仙传》以及《金史·张甫传》等。
    [2]姚燧:《牧庵集》卷二七,四部丛刊本。
    [3]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
    [4]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研究》,第53页;同氏着:《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10页。
    [5]据王博撰《严氏墓碑铭》:“见之信都,冀州依郭之县也。……曰宝,运判,公之父也,以其兄(曰让,也隶于真定史开府帐下)殁于事,袭其军职,兼分治信都县丞,出征则为队将,回则宰民事,此国初之制也。国家有事于南鄙,随、文、广州、蕲、黄皆与功,开府史公深相器重,凡料敌审势,多与之谋,摧锋陷坚多委之任。由是升充本县尹。”参见:民国《冀县志》,王树枬等纂修,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6]《明一统志》卷三,“南宫县”条,四库全书本。
    [7][民国]傅振伦等纂修:《新河县志》之《舆地考·沿革表》,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8]《畿辅通志》卷五四,《古迹·新河旧城》。
    [1]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
    [2]《新河县志》虽于此处未揭资料来源,但从行文看来当有所据,故此处从《县志》之说。
    [3]《新元史》卷四六《地理志一》亦云:“太宗四年析南宫县地置”,殆因袭《元史》之误。
    [4]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
    [5]李治安:《<元史·食货志三·岁赐>笺注》,载氏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414页。
    [6]如姚燧《牧庵集》卷一八《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王逢:《梧溪集》卷四《刘节妇有序》,四库全书本。
    [1]《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五,《晋州治记》。另据《常山贞石志》卷十五《晋州五岳观碑》碑末所题:“宣授千王安国、宣授千户王安民、奥鲁千户王安德,宣差节度使功德主王安仁”,此可与《晋州治记》相印互证。
    [2]《元史》卷四,《世祖一》。
    [1][清]吴汝纶纂:《深州风土记》卷一一,据清光绪二十六年文瑞书院刻本影印,刊于《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
    [2][清]宋荫桐纂修:《安国县志》,《沿革第二》,据清光绪三十二年手抄本,民国年间补抄稿本影印。
    [1]姚燧:《牧庵集》卷二七《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云:“而邢则今中书右丞相之祖封国。”
    [2]刘秉忠:《刘太傅藏春集》卷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3]另,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六《大元故元帅左都监曲周县令杜公神道碑铭》;延祜六年《虚照禅师塔记》均提及邢台帅府事,参阅:[清]戚朝卿等纂修:《邢台县志》卷七,《古迹》,据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影印。
    [4]《元史》卷四,《世祖一》;姚燧:《牧庵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
    [5]《元史》卷五,《世祖二》。
    [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九,《改邢州为顺德府记》,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另亦可参看《畿辅通志》卷九七。
    [2]详可参阅李治安:《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
    [3]刘秉忠:《刘太傅藏春集》卷六。另,同卷王磐撰《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真刘公神道碑铭并序》亦有提及刘润仕本朝,历邢州录事事。
    [4]以上转引自《广宗县志》卷二,《舆地略·沿革》。民国姜榓荣修、韩敏修等纂:《广宗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另,《新元史·地理志一》云:“《旧志》作武道镇,误倒。”“武道”当作“道武”。
    [5]《广宗县志》卷九,《金石略》。
    [1][清]周章焕等纂修:《南和县志》,《艺文》(上),据乾隆十四年抄本影印。
    [2]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
    [3]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六。
    [4]姚燧:《牧庵集》卷二七,《鄢陵主簿毛府君阡表》。
    [5]《嘉靖广平府志》卷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原刊本,1982年版。
    [6]李治安:《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
    [1]据作于承安二年(1197年)的《鸡泽县重修庙学碑》云:“天会中,鸡泽县抚定后寄治于北台头村,至今因之”;《畿辅通志》卷二五载:“金时寄治北抬头村,大定中始筑城。”参阅张金吾:《金文最》卷七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
    [2]据《金史·地理志》,大定七年,析魏县立广平县,隶大名府。
    [3]参阅《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另,据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中,滏阳县附见于魏郡部彰德路,清人注云:“案,磁州滏阳县,惟金以之隶彰德。元本属广平路。盖是书为记游览古而作,路经滏阳,历记所见,实未遍历洺邢也。故附见于彰德路云。”迺贤将磁州滏阳置于彰德路条下之记载,值得重视,惟其具体情彤,尚待进一步讨论。
    [4]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六,四库全书本。
    [5][民国]丁世恭修、刘清如纂:《馆陶县志》卷一○,《张元帅墓志铭》。
    [1]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九,《滏水记》:卷一七,《大元故奉训大夫知宿州事张公神道碑铭》。
    [2][民国]张应麟修、张永和纂:《成安县志》卷一四,《金石》,据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3]据《金史·地理志》载:“天会七年以井陉县升(威州),置陉山郡军,后为刺郡。”
    [4]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二,《邵巡检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5]《广宗县志》卷九,《金石略》。
    [6][民国]崔正春修、尚希宾纂:《威县志》卷一八,《会石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姚燧:《牧庵集》卷二四。
    [2]详可参阅汪辉祖:《元史本证》卷八,《证误八》。
    [3]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五。
    [4]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
    [5]《大清一统志》卷一五六。
    [1]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八。
    [2]《元史·地理志》“彰德路”条记升州时间为至元四年,兹从《本纪》之说。
    [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使董公神道碑铭》。
    [4]参阅《金史》卷一○八,《胥鼎传》;王颋:《完颜金行政地理》,第101页。
    [5][明]《正德大名府志》卷一,《疆域志·沿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6]《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
    [1]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
    [2]此据《元史》卷一五三《王玉汝传》即可推知,其文云:“大名长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隶大名。”
    [3]《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
    [4]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冠氏赵侯先茔碑》;《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
    [5]《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牧庵集》卷一九《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
    [6]据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一四《滴漏铭有序》云:“惟皇践祚之元祀,分天下而为十路,置宣抚使,以大名、怀孟、卫辉、相、磁、邢、洺实中夏之腹心,可择望崇位重者镇抚之。特命内相左丞张公莅焉。公来治魏,革旧弊,立新政,布宣教条。”同书卷一八《缑山先生杜公墓志铭》载:“中统建元立十道宣司,左丞张公首奏先生提举大名六郡学校事”,云云。此外,据姚燧《牧庵集》卷一三《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亦可推知,其文云:“明年[至元二年],进嘉议大夫,签南京、河南、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行中书省事,始罢世侯,而易其地。”
    [7]《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清]杨晨纂:《定兴县志》卷一七,《张宏范墓碑》,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8]据《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载:“[天会八年]金于故城西南十一二里置营,修立大名县城郭”,《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九,《室壁卫分》。
    [1][民国]任傅藻修、穆祥仲等纂:《东明县新志》卷二,《沿革》,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九。
    [3][清]李于垣修、杨元锡纂:《长垣县志》卷一五,《金石录》,嘉庆十五年刊本。
    [4]据《金史·地理志》载,大定六年(1166年),滑州割隶大名府;明昌三年(1192年),滑州为卫州支郡,仍隶河北西路。
    [5]清人钱大昕对于《元史》此处记载滑州沿革,颇多批评:“滑州自唐、宋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乃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时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钱氏指出《元史》颇多此类错误,即将某地升节度(军)者视为建置之变动。本研究凡涉此类问题者,不再一一指出。参阅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
    [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六,四库全书本。
    [1]据《金史·地理志》载,内黄本隶大名府,大定六年(1166年)来属滑州。
    [2][道光]《浚县金石录》载有至元五年所立一碑记,题为《大元大名路浚州□□□李家道□并建三元真君行祠记》,可见其时确已为大名路属邑矣。参阅[清]熊象阶撰:《道光浚县金石录》卷下,清刻本。
    [3]《元史》卷六,《世祖三》。
    [1]《元史》卷一,《太祖纪》。
    [2]于钦:《齐乘》卷三。
    [3]据《畿辅通志》卷一四:“元初分无棣之半置西无棣,仍属沧州。至元二年并入乐陵,寻复置”;《新元史》卷四六《地理志》办称:“又分其(无棣)西界于故城置县,仍属本州,谓之西无棣县”。
    [4][民国]耿兆栋监修、张汝漪总纂:《景县志》卷一四,《故实志·古迹·琢》,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另可
    [1]据《金史·地理志》载,乐寿于金天会七年升为寿州,天德三年更名献州。
    [2]《畿辅通志》卷一三,“交河县”。
    [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建城夫子庙记》,四库全书本。
    [4]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七○,《有元张君墓表》,《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5]《畿辅通志》卷一三,“任丘县”。
    [6][清]刘统修、刘炳纂:《任丘县志》卷一,《古迹》,乾隆二十七年刊本。据《元史·地理志》“安州,唐为唐兴县,隶郑州。宋升顺安军。金改安州,治渥城县。”
    [1]乾隆《山东通志》卷三,四库全书本。
    [2]《明一统志》卷二四。
    [3][元]于钦:《齐乘》卷三。
    [4][清]王世臣修、孙克绪纂:《茌平县志》卷三,《重修庙学记》,康熙四十九年刊本。 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九,《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六册。
    [1]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四。
    [2]至元十二年,任城废;至元二十三年,复置任城,仍隶济州。
    [3]《元史》卷一九三,《石圭传》;卷一五二,《石天禄传》。
    [1]姚遂:《牧庵集》卷一四。
    [2]《齐乘》卷三。
    [3][清]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二一。
    [4][清]舒化民修、徐德城纂:《长清县志》卷一六,《备考》之“张鹤鸣”条,道光十五年刊本。
    [1]《元史》卷一五二,《刘通传》。
    [2]李治安:《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载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76页。
    [3]《元史·地理志》所谓“金创立此县”,据《齐乘》载:“本宋济南之耿济镇……金刘豫家此镇,僭位后置为县,属济南。大定八年(1168年)始城之。”于钦:《齐乘》卷三。
    [4]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一。
    [5]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一○。
    [6]《金文最》卷六八《清河县晕修庙学记》载:“逮齐阜昌初,恩州为河水垫溺,因徙治历亭县”。
    [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2]许有壬:《圭塘小稿》卷一○,四库全书本。
    [3][清]梁永康等修、赵锡书等纂:《道光冠县县志》卷九,《艺文志》,民国二十三年补刊本。另可参阅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二二。
    [4]《元史》卷一五二,《岳存传》。
    [5]李治安:《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载氏著《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75至376页。
    [1]《齐乘》卷三。
    [2]《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元史》卷一《太祖纪》载:“[太祖十六年]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以琳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
    [3][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九。关于李全领地范尉,据郝经《郝义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三《齐太公庙碑》云:“今大行台李公总统山东淮南道,开府于益都,东海、西河、穆陵、无棣四履尽在统内。”
    [4]《元史》卷二○六,《李璮传》。
    [5]详可参阅陈高华:《杨四娘子的下落》,载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991年版。
    [6][民国]邹允中纂:《寿光县志》卷一三,《元冯垖神道碑铭》,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7][民国]《平度县志》卷二,《张枢重修石上清观记》题有:“特进山东东淮南尚书省杨妙真讧石”字样。
    [8]《元史》卷五,《世祖二》;卷六,《世祖三》。
    [9]《元史》卷一○,《世祖七》。此外,亦可参阅《齐乘》卷三。
    [10]据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二一,《临朐县复立县事碑》,此碑立于至元十五年,亦与《地理志》合。
    [1][民国]梁中权修、于清沣纂:《齐东县志》卷六,《艺文志》,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另据《元史》卷五《世祖二》载:“[至元元年八月]城郯,以沂州监战塔思、万户孟义所部兵戍之。”
    [2]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二八。
    [3]据《金史·地理志》,滕县旧名滕阳,大定二十四年更名滕县。
    [4][清]吴若灏修、钱枱等纂:《邹县续志》卷二,《方舆志·沿革》,光绪十八年刊本。
    [1]王颋对峄州之设立问题云:“兴定五年,立峄州,军事,隶开封府路;寻陷。”参见氏箸:《完颜金行政地理》,第95页。
    [2]《齐乘》卷一。另,《新元史·地理志一》亦载此事。
    [3][清]李祖年修、于霖逢纂:《文登县志》卷八,《人物一》,光绪廿三年修,民国廿二年铅印本。
    [4]王旭:《兰轩集》卷一六,四库全书本。
    [5]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五,《牛氏先德碑铭》;卷一一,《府君迁袝表》。
    [1]刘祁:《归潜志》卷一四,《归潜堂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另据程钜夫《雪楼集》卷九《薛庸斋先生墓碑》云:“国初游大同,过应州,高、韩二帅喜而荐之中书令耶律公,得应州教授,俾子弟学焉。”此处亦提及高帅某。
    [3]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六《赠奉政大夫骁骑尉大同县子萧公神道碑铭》;《元史》卷五,《世祖二》。
    [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内有“应州元帅韩公”之谓:上文所引程钜夫《雪楼集》卷九《薛庸斋先生墓碑》亦提及韩候。另据姚燧《牧庵集》卷一二《报恩寺碑》云:“报恩寺者,女僧德之所创也。德,金城韩氏子,考讳诰,任兵马都元帅、彰国军节度使。”此处韩诰估计就是应州韩帅。
    [5]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第56页。
    [6]《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7]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
    [8][民国]霍殿(?)等纂:《马邑县志》卷一,《地理志·沿革》,据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影印。
    [1]《马邑县志》卷一,《地理志·沿革》。
    [2]《新元史·地理志》云:“金大同府旧有宁边州宁边县,至元中分其地入武、朔二州。”此记载疑误。事实上,《元史·地理志》己明确记载,至元二年,宁边州半入武州,半入东胜。此当从《元史·地理志》之说。
    [3]《新元史·地理志》径直改将“宁边”改为“宁远”。
    [4]李逸友:《元丰甸城道路碑笺证》,载《元史论从》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另,可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二《丰州平治道路碑》。
    [5]《元史》卷一二五。
    [6]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第56页。
    [1]柯绍忞:《新元史》卷四五,《地理志一》。
    [2][元]字兰肹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第104页。
    [3]《元史》卷一五○,《郝和尚拔都传》。至元四年立于太原晋祠的《重修汾东王庙记》有“宣差五路万户府参议旧伯英篆额”字样,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
    [4]葭州于金末割入延安府,据《金史·地理志》载:“本晋宁军,贞元元年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两,兴定二年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下文将不再对该州作讨论。
    [1]《大明清类天问分野之书》卷一二载:“兴定四年,祁州属晋州焉。”另据王颋《完颜金行政地理》云:“贞祐四年,[祁县]改隶歵州;寻仍改隶太原府”,“贞祐四年,立歵州,军事”。然其未揭所据史料,兹附记于此。参阅:《完颜金行政地理》第117页。
    [2]柯绍忞:《新元史》卷四五,《地理志一》。
    [3][民国]刘玉玑、仇曾祜修,胡万凝纂:《太古县志》卷三《地理·沿革》,据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影印。
    [4][明]洪武《太原府志》,收于《永乐大典》卷五二00。
    [5]《太古县志》卷三,《地理·沿革》。此处所谓“兴定四年(1220年)于清源置晋州”,盖指后来晋州迁治于清源县。详可参看下文“清源县”条。
    [6]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四库全书本。
    [1]关于晋州的设立,亦可参阅《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传》。
    [2]《新元史》卷四五,《地理志一》。
    [2]引自清人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河中府疏》之碑后记,据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影印。
    [4]姚燧:《牧庵集》卷二四,《谭公神道碑》。
    [5]据《金史·地理志》载:“本清源县之徐沟镇,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升。”
    [6]《元史》卷一,《太祖纪》。
    [7]萧爽斗:《勤斋集》卷三,《威宁张氏新阡表》,四库全书本。
    [8]《山西通志》卷一四八。
    [9]魏初:《青崖集》卷五,《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另需指出的是,《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一《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铭》将“汾州”作“平安州”。
    [1]据壬子年(1252年)所作《太平崇圣宫宣谕》有“今据太原府路平遥县太平崇圣宫”之记载。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
    [2]据《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一《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铭》,梁瑛“升征行都元帅,以[平遥]县行平安州事”。此处所谓“平安州”,胡聘之认为平遥县曾升“平安州”,可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李君墓志》之胡氏跋语。
    [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六,《耋杖图赞》。
    [4]详可参阅:《元一统志》,第104页。
    [5]《元一统志》卷一,第123页。
    [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六。
    [1]《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周献臣碑》。
    [2]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元史〉三》,第1235页。
    [3]另可参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张安宁墓表》胡氏所加按语。
    [4]《元好问全集》卷三五,《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
    [5]《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元史三》,第1235页。
    [6][清]王会隆纂修:《定襄县志》卷六,《人物·武功》,雍正五年增补,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7]《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故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宣授征行千户周侯神道碑》。
    [8]《定襄金石考》卷二,《玄元观记》。
    [9]牛诚修:《定襄金石考》卷二,《创建永胜院功德记》。另,元好问《创开滹水渠堰记碑》立于宪宗二年壬子,末题定襄令为赵浩,亦可证。
    [1]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大元故平定等州大总帅聂公神道碑铭并序》,以及胡聘之所作按语。
    [2]《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传》;乐平升州,亦可见《金史·地理志》(下)。
    [3]《山西通志》卷五。另,元好问有《皋州见聂侯》诗,此时作年不详。然据《元好问全集》卷一0《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龙泉诗》之整理者注云:“毛本、历藏本将此诗置于《皋州见聂侯》后”,可知此诗作年在丙辰前,然具体年代仍待考。若明此诗作年,对于我们理解皋州之废年当有补益。兹附记于此,俟考。
    [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九,《论复立博野县》。
    [5]《元史》卷七,《世祖四》。
    [1]《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六,《郭泰铭》。
    [2]《元一统志》卷一,第125页。
    [3]柯绍忞认为广武县省入崞州。参阅:《新元史》卷五四,《地理志一》。
    [1]《山右石刻丛编》卷三0。
    [2]《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
    [3]《元一统志》卷一,第107页。
    [4]《元一统志》卷一,第125页。
    [1]《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五,《盂县重修文庙记》。
    [2]《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九,《大元武略将军辽州知州刘公神道碑》。
    [3]《金史》卷一四,《宣宗上》。
    [4]《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元史》卷一,《太祖纪》。
    [5]《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此处所谓“行省胡公”当不是指胡天作,参阅《赵仲墓志》后胡聘之所作跋语。
    [6]《元史》卷一五0。
    [7]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
    [1]李治安:《〈元史·食货志三·岁赐〉笺注》,载氏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411页。
    [2]关于《平阳府临汾县新廨记》一文,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四库全书本)卷九收录该文,而王恽《秋涧集》卷三七亦收有此文。据《秋涧先生大全集》,此文之后尚有“至元丙子三月日记”一语,而《紫山大全集》所收文并无此语;而据明人刘昌所编《中州名贤文表》卷二十四亦收有此文,且列于王恽名下;另,考较王恽与胡祗遹之行实,王恽曾为平阳路总管府判官,而胡祗遹未在平阳任官。综上所述,此文当为王恽所撰无疑。之所以羼入《紫山大全集》,盖清人整理文集时有所不逮而致误也。
    [3][民国]李世祐修、刘思亮纂:《襄陵县志》卷二四,《艺文》,据民国十二年刊本影印。
    [4]《襄陵县志》卷二四,《艺文》。
    [5]所谓后复改冀氏县为岳阳县,据[民国]杨世瑛等修,王锡祯、宋思本等纂《安泽县志》(据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影印)卷二《舆地·沿革》云:“[县民]董清等以属冀氏不便等情具告,[至元]十三年复并入岳阳,至是则合三县为一县矣。”然其所据材料来源未予揭示,故附记于此。
    [6]《元史》卷六,《世祖三》。
    [7][民国]李钟珩修、王之哲等纂:《岳阳县志》卷一三,《古迹》,据民国二年刊本影印。
    [8]蒲道源:《闲居丛稿》卷二四,四库全书本。
    [1][民国]杨世瑛等修,王锡祯、宋思本等纂:《安泽县志》卷一五,《艺文》。
    [2]《元史》卷一,《太祖纪》。
    [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
    [4]《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七,《大元故镇国上将军河南淮北蒙古都万户府副都万户赠辅国上将军枢密使护军追封云中郡公谥襄懋忽神公神道碑铭并序》。
    [5]李庭:《寓庵集》卷七,《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公神道碑铭》。
    [6]《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月公普救寺二疏》。
    [1][民国]周振声等修、李无逸等编:《虞乡县新志》卷九,《金石考》(下),据民国九年石印本影印。
    [2][民国]《虞乡县新志》卷七,《官师表·序》。
    [3][民国]何燊修、冯文瑞纂:《万泉县志》卷一,《舆地·沿革》,据民国六年石印本影印。另据《元史》卷一0《世祖七》两处提到复置万泉县事:“[至元十五年二月]复立河中府万泉县”,“[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复置万泉县,隶河中府”。再据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二《过万泉县今废》诗,其作年亦应在至元初年无疑。
    [4]《山右石刻从编》卷二六,《吴信碑》。
    [1]程钜夫:《雪楼集》卷六。
    [2]《山右石刻从编》卷三一《樊氏先茔之记》所作跋语。
    [3]《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三,《故河津镇西帅史公墓碣铭》。
    [4]《元史》卷一《太祖纪》云:“[太祖十四年(1219年)]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另据《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在:“[兴定三年(1219年)十一月]大元兵平晋安府,行元帅府事、工部尚书粘割贞死之”。两史记载合。然《元好问全集》卷三五《朝元观记》谓庚辰冬(1220年)绛阳破,疑误。
    [5]《元史》卷一五0。
    [6]《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六,《绛阳军节度使靳公神道碑》。
    [7]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二。
    [1]《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七一。《绛州后园题名》诸本均作“两州六县三十万户之盛”,其中“三十万户”显误,兹据以改正。
    [2]王颋:《元代行政地理》,第55页。
    [3]据《金史·地理志》,金绛州领八县,较元代多领平水一县。平水县于金兴定四年,从胡天作之请而徙置汾河之西。然其于何年废入何县,史阙其载。据前揭王颋文,至中统元年底仍存平水县,然未知所据。
    [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六。
    [5]《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六,《绛阳军节节度使靳公神道碑》。
    [6]关于翼城升翼州事,亦可参阅《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兴定四年]天作请以晋安府之翼城县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置平水县于汾河之两,朝廷皆从之。”
    [7][民国]马继桢督修、吉廷彦编纂:《翼城县志》卷一,《建置沿革》;卷五,《古迹》,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8]《翼城县志》卷三七,《艺文》(上),段天章撰《杨县尹墓表》。
    [9]《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九,《垣曲县新修文庙记》。另据《元史》卷一0《世祖纪》亦载,至元十六年改垣曲县入绛州。
    [1]《金史》卷一四,《宣宗上》。其中潞州置帅府,还可参阅《金史》卷一0八《胥鼎传》。
    [2]《元史》卷一九三,《任志传》。
    [3]《元好问全集》卷二九,《故帅阎侯墓表》。
    [4]《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
    [5]《元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二九,《故帅阎侯墓表》。
    [6]《襄陵县志》卷二四,《艺文》。
    [7]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九。
    [1]《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一。
    [2]刘因:《刘文靖公文集》卷二0,《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
    [3]李俊民:《庄靖先生遗集》卷八,《山右丛书初编本》第十五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安邑为上贡蒙廷的葡萄酒产地,壬子(1252年),蒙廷曾对安邑县发有《葡萄园宣谕》;中统二年六月,元廷“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元史》卷四,《世祖一》。
    [2]《闻喜县志斠》卷一,《沿革》,附于[清]李遵唐纂修《闻喜县志》之后,据乾隆三十年刊本影印。
    [3]《闻喜县志斠》卷二,《人物》。
    [4]《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四,《迁修洞霞观记》。
    [5]《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一二,《觜参晋分》。另,元至治二年《司马温公祠堂塐记》云:“陕州夏县,今为晋宁之属也,乃宋朝司马温口文正公之故乡”云云。参阅《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二。
    [6]《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一二,《觜参晋分》。
    [7]《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六。
    [8]《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八。
    [9]《山西通志》卷五,“芮城县”条。
    [1]《山西通志》卷二0四,《艺文》。
    [2][清]白鹤修、史传远纂辑:《武乡县志》卷四,《艺文》(上),据乾隆五十五年刊本影印。
    [3]《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七,《故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宣授征行千户周侯神道碑》。
    [4]《山右石刻从编》卷二九,《大元武略将军辽州知州刘公神道碑》。
    [5][清]王家坊、葛士达总纂:《榆社县志》卷九,《碑记》,据光绪七年刻本影印。
    [1]参阅《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八;《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八,《吉州学乡贤杨贞行迹碣》后胡聘之所引《续资治通鉴》内容。
    [2][清]吴葵之总修、裴国苞纂修:《吉县志》卷六,《古迹》,据光绪五年铅印本影印。
    [3]《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
    [4]《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后土庙重修记》;卷二八,《大元国乡宁县赵侯墓志》。
    [5]李庭:《寓庵集》卷六,《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用公墓志铭》。
    [6]《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后土庙重修记》;卷二八,《大元国乡宁县赵侯墓志》。
    [7][民国]赵祖抃修,吴庚、赵意空纂:《乡宁县志》卷一二,《文选上》,据民国六年刊本影印。
    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
    程钜夫:《雪楼集》,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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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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