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详细信息    本馆镜像全文|  推荐本文 |  |   获取CNKI官网全文
摘要
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杂生性使得文学期刊构成了鲜活流变、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能够呈现文学历史及其存在样貌的复杂多变性。从这一基点出发,本论文爬梳了“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的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传播与建构的相关情况与若干问题,对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质疑与否定。
     一是梳理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概况。纵向来看,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陆文学期刊的相关传播活动大体可分为窗口期、高峰期,转型期和整合期四个阶段,同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感也经历了从隐约、凸显、分化和消失的过程。横向来看,首先,由于受众定位的差异,文学期刊中衍生出了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三种基本传播模式:学术的、纯文学的和大众的;其次,由于“地缘意识”、中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组合关系的差异,文学期刊中形塑出三种“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主次分明型、众生平等型和含混重叠型。大陆文学期刊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价值意义的多元流变,否定了那种认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是政治需要之产物的观点。
     二是鉴定了文学期刊传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时主体性的显现方式。首先,文学期刊通过栏目形制等期刊语言,将选取文本重新组合,并赋予其新的价值意义,使之融入期刊的整体氛围之中,从而体现出建构性力量。其次由于处在多重视角多种力量的纠缠之中,特定文学期刊总是以一种调和协商的方式,寻找不同力量之间的空隙与契合点,以实现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个性化传播。那种忽略对具体传播媒介的考察,只从宏观层面去把握“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研究思路,难免就会失之笼统与偏颇。
     三是分析了文学期刊的传播活动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影响。文学期刊的现场感源于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它呈现和促进了不同性质文学的融合生长过程。因此,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促进了不同区域与国家华文文学的整合过程,有利于整合性文学观念的形成。随着文学交流的日趋深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划地为界的术语也被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文学、华文文学、中文文学等整合性概念所超越。
Literature periodicals constitute a live and flexible scene of literature because it is continuous in time and miscellaneous in space; so we can see the co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s history and its existing condition when we study the periodical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nd why the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re transmitted and constructed in the literature periodicals of mainland, and has challenged the changeless imagination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inland.
     First, this paper includes a historical and current study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communicated in the literature periodicals of mainland, See longitudinally, whose development from the end of 1970's to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is divided generally into 4 stages: "window period" , "summit period" ,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and "integrated period" . Meanwhile the unitary feeling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lso involves a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mbiguity, highlight, differentiation and disappearance. See breadthwise, firstly, because different literature periodicals have different readers, there are three basic kinds of transmitting mode—Academic mode, pure literature mode and popular mode—in the literature periodicals. Secondly, because there is difference on combined modes of "geographical consciousness" , "Chinese conscious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literature periodicals, there stand three different structure modes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 namely, preferential type, equal type and ambiguous type.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structural mode and value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literature periodicals of mainland, we deny the view that it is always an outcome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Second,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subjectivity of literature periodicals has been presented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 The first way is that the chosen texts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in the literature periodicals through the special language (such as column and form) and given new meaning and value,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a harmonious ingredient of the periodicals. Secondly, having been placed in a point where various angles and forces are gathered together, the given periodicals always coordinate with different factors and look for the crevice and identity of these factors to realize the characteristic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f we neglect to study the specific medium and only see the general situation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inland, our study would be sweeping and unilateral inevitably.
     Third, the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periodicals' activities on communicating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 live scene of literature originating from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different texts presents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process of different literatures.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is also promoted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literature periodicals, which is helpful to build the integrated views on literature. The concept "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named after the regions and countries would be replaced by some integrated concept such as "Chinese literature all over the world" , "Chinese literature" , "HuaWen literature" , and "ZhongWen literature" etc with the deep exchanges on literature.
引文
[1]在刘登翰等著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以及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都追溯了文学创作的源头,原点时间甚至直逼18世纪。
    [2]刘登翰,《华文文学研究的瓶颈与多元理论的建构》,《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1期,35-37页。
    [3]学界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有时也简化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或“华文文学”,从下一节开始,本研究也采取“华文文学”的简称。
    [4]饶芃子,《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说》,广州:《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9-32页。
    [5]如《汕头大学学报》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栏一直延续到今(2008);2005年上海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仍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认定为从属于当代文学的二级学科;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会刊,2006年作为学会刊物的《华文文学》的英文名仍为TAIWAN、HONGKONG AND OCERSEAS CHINESESLITERATURE(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江少川、朱文斌主编的相关教程叫《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此外,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了独立的“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作家文库”等。
    [6]如公仲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包括的其实只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
    [7]刘俊,《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93页。
    [8]陈思和,《学科命名的方法与意义——关天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96页。
    [9]刘俊还通过本人专著与选本对这一术语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这些著作包括:《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9月)、《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包括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施叔青、张晓风、张翎、欧阳子、黎紫书、钟一雯,严歌苓等人的作品集。
    [10]如果作为学科命名,“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将承担着太多的功能,也遭遇更多的非议。正如西美尔所言,在学科体制化过程中,学科规训对于研究者、研究对象都可能成为一种桎梏,参见《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西美尔著,刘小枫编,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1]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等学者曾经强调,“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参见2001年2月26日的《文艺报》华馨版的同名文章。
    [12]刘增人:《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及其研究历史回顾》,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第6期,158页。
    [13]应凤凰:《人与杂志的故事——文艺杂志与台湾文学主潮》,台湾:《联合文学》,2001年6月号总第200期,17页。
    [14]吴福辉:《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1页。
    [15][16][17]传媒社会学,美国,麦克莱著;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14页,16页,117页。
    [18]刘先生的原文是:“据手头资料统计,1979年最早发表台湾文学作品的大陆刊物共有9家,它们是《当代》(第1期、第2期、第3期)、《上海文学》(3月号、4月号)、《长江》(第2期)、《清明》(第2期)、《十月》(第3期)、《新苑》、(第3期2篇)、《收获》(第5期、第6期各2篇)、《作品》(9月号)、《安徽文学》(11月号),共刊登5位作家的16篇小说,他们是:聂华苓7篇、白先勇3篇、於梨华2篇、李黎2篇、杨青矗2篇,见刘登翰先生的《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厦门:《台湾研究辑刊》,2000年第3期,84页。
    [19]王文艳,《台湾文学的出版与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汕头:《华文文学》,2006年第6期,42-47页。
    [20]大陆研究者率先关注的是大陆以外华文报刊与“华文文学”的关系,如陆士清的《略论(现代文学)杂志》(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1993年其学生杨幼力硕士论文为《台湾报纸副刊与文学的关系》;2000年暨南大学郑彩红的硕士论文《澳门文学之大众传播现象》;2004年南京大学陈嵩杰(朱寿桐的学生)的硕士论文为《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扬松年的《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新方向:文学传播探讨的意义》(《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计红芳的《改版前后的(香港文学)》(《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等;这些论述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参照性的理论话语,但他们都偏重文学史料整理,在方法论上尚未有新的突破,也未将“华文文学”的大陆传播作为潜在的参照系。
    [21]于青,《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在大陆出版概况》,北京:《世界华文文学》,1998年第2期,78页。
    [22]刘登翰等著,《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267页。
    [23]青萍,《(北京人在纽约),你好在哪里》),北京:《中国戏剧》,1993年第11期,50页。
    [24]夏德勇,《梁凤仪为何走红大陆》,汕头:《华文文学》,1993年第2期,25-26页。
    [25]同时,他还认为,“台港文艺热”对于大陆当代文学转型有着重要影响,正是台港文艺的推动下大陆文学实现了以下转变:一,主题的转变,化沉重的政治主旋律为轻松平常的生活轻音乐,使生命从压抑紧张状态转向柔情柔和的生活原态。二是人物类型的转变,高人全的英雄人物变成了自在、潇洒的普通人,三是创作手法的转变,由激情洋溢的革命浪漫主义到古典浪漫主义。
    [26]孟繁华,《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选自朱人可,张闳主编,《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二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24页。
    [27]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选白《害怕写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原文写于1997年,见《市政局公共图书馆.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7年。
    [28]此文原载香港《纯文学》1999年8月到9月,选自《古远清白选集》,吉隆坡:马米两亚爝火出版社。2002年版,199-212页。
    [29]许燕,《美华文学在大陆的传播过滤及其特征》,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6期,45页。
    [30]参见王一川的《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1]参见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论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还有黄奋鸣的《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北京:《文学评论》,2000年4月,4-9页)。
    [32][33]参考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123-125页。
    [1]许燕《人陆对北美华文文学的传播与过滤情况》、《华文文学》2005年第1期,古远清《十五年来香港文学在内地的传播》,原载香港《纯文学》1999年8月到9月,选白《古远清自选集》(吉隆坡:马米西亚爝火出版社,2002版。
    [2]现有的传媒集团,就是整合各种媒介的优势,占据有力的传播位置,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花城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海峡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及稍后的鹭江出版社以“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图书出版为土打特色,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以在出版台港与海外图书中作出重要贡献,其他偶尔出书的出版社则不计其数。
    [4]1961—1963年间“文艺调整时期至文革前夕,香港作家唐人的《金陵春梦》在广东等地已随处可见,文革后期,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伙小说,也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同乡探亲的港澳同胞流入闽粤等沿海地带。参考黄子平的《香港文学在内地》。
    [5]从1975年开始,随着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多数文学期刊义纷纷复刊,到1980年文学期刊达到了100多种。如《人民文学》、《诗刊》在1976年1月复刊;《收获》1979年1月复刊,《上海文艺》1977复刊,1979年10月更名为《上海文学》;《作品》1978年7月复刊等。同时,还涌现了一批新创刊的文学期刊,如1978年8月《十月》创刊:1979年有《花城》、《当代》、《随笔》、《天涯》创刊,1980年有《小说月报》、《名作欣赏》创刊等。参见《1949-2000年期刊出版记事》,张伯海,田胜立主编,北京:《中国期刊年鉴》编辑部,2002年卷创刊号。
    [6]1975年於梨华最先访问大陆,1978年后,义有为数较多的华文作家聂华苓、李黎、秦松 等回大陆探亲访友,带来不少文学信息,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学信使是聂华苓,因其主持美国的爱荷华写作工作室的缘故,带动了世界各地文学创作的深入交流。[7]张葆莘,《聂华苓二三事》,见《台湾轶事—聂华苓短篇小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144页。
    [8]人们在追溯原点时,很多学者倾向认定1979年6月《当代》创刊号刊发的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乃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
    [9]孟先生在和笔者多次电话联系后,还就当年刊载该文的情况写成了一篇专文,邮寄给笔者。在信中他提到,大约就在1979年7月,新华社的《参考消息》转载了一篇西方通讯社的述评报道,认为《当代》发表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似乎中共在文艺方面的新动向,见论文附录2。
    [10]引自孟伟哉先生在2007年4月给笔者的专文,见附录2。
    [11]如陈映真第一篇小说《云》由1981年第2期的《花城》刊载,随后1981年6月的《海峡》创刊号刊出其《一绿色之候鸟》,1982年第1期的《特区文学》与1982年8月的《祸建文学》分别刊出《乡村教师》,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陈映真小说选》,直到1983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2]1985年,共有十四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琼瑶的小说。
    [13]在1980年代中后期,《海峡》杂志几乎成为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橱窗或预告片,很多刊载的中长篇小说都发行了单行本。如琼瑶的《我是一片云》住刊载后,反响强烈,故编者就推出单行本。在1985年第1期编者言:“《我是一片云》在海峡文学期刊1983年第3、4期刊载后,深为读者喜爱,现应读者要求,本刊将这部小说和作者的另一小说《人在天涯》合为单行本,即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到1990年代后,多数作品因反映寥寥则止于期刊。
    [14]如《海峡》1981年在创刊号的封底简介了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小说选》与於梨华的《既见棕榈、又见棕榈》,1990年第2期则对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百部台湾小说作了全面宣传。
    [15][17][18]田志凌:《<花城>杂志—以先锋的姿态守望文学高地》,南方都市报网络版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gzzz/gzzz/200404160528.asp
    [16]韩雨亭,《<诗刊>:一本诗歌杂志的甜蜜记忆》,http://column.bokee.com/88956.html.
    [19]汪毅夫,《殷切中的期待—海峡百期寄语》,1999年第2期,第6页。
    [20]参见楚楚整理的《相期相勉,千里同行》,《台港文学选刊》,1987年5-6期的读者广场,168-170页。
    [21]1985年4月,《收获》已刊载张的《倾城之恋》,此乃1970年代末后大陆刊载的第一篇张爱玲的小说。
    [22]读者米信五封,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88年第6期,88页。
    [23]在1990年第1期的《四海》中有《致读者》言:“本刊可以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广大的工人、农民部队官兵、知识分子、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的师生员工、 文学艺术爱好者和关心港澳台及海外的各界读者,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文化机构、社会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均可订阅”。这样宽泛的读者定位,正是其运作追求雅俗共赏的前提与原因。
    [24]1990年代,《四海》的刊载中心之一为尤今等人的游记散文、梁风仪的财经小说、以及一部分武伙小说,《海峡》1990年代剑2002左右也以刊载台港言情中长篇为主要特色,《台港文学选刊》也以大众刊物定位,刊载较多的言情、纯情小说。
    [25]刘晗:《文本分层理论与经典建构问题》,2007年第2期,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15-119页。
    [26]根据皮埃尔·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的观点,一些权威的文学杂忠也是文学经典化的参与者;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7]《收获》、《花城》与先锋小说的关系,《上海文学》与寻根小说的关系,《人民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渊源、《十月》与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重要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当代》与“矛盾文学奖”的关联等现象与事实,逐渐奠定了这些文学刊物的权威地位,从而具有了某种合法化文学经典的权力,在海内外文坛上很有卢誉。尽管随着1990年代中期文学期刊的自我裂变与大语境的变化,这种权威性已经受到挑战,但一些海外华文作家仍以得剑这些刊物认可为荣耀,如张翎等作家就表现出了这种权威情结,她曾为在《收获》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作品而兴奋异常。
    [28]此外还通过设立文学奖项米突出某些作家作品。如《四海》的“海峡情”征文,首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徐霞客奖,《世界华文文学》的盘虏杯世界华文文学大赛,《海峡》的故乡水征文活动,《台港文学选刊》的读者推荐奖等,但这多是为了调动作者和读者对期刊的关注热度或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奖的影响也较小,并不能起到太大的经典化作用。
    [29]白舒荣、杨际岚、陈贤茂等期刊主编都是“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重要成员。
    [30]文学期刊在经典化中的重要作川是作为“发现者”的身份,如白先勇的经典化不可否认文学期刊的发现之功,但金庸的经典化就与出版社的运作更加密切。
    [31]李娜,《人陆近二十年台湾女性文学研究述评》,郑州: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32页。
    [32]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厦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84页。
    [33]钱虹,《香港文学研究纵横谈(1979-2003)》,汕头:《华文文学》,200606,54页。
    [34]饶艽子,《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说》,广州: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9页。
    [35]古远清,《中国15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走向》,南宁:《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52页。
    [36]吴奕锜,《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89页。
    [37]王铁仙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13-314页。
    [38]季仆:《人海的胸怀——贺<海峡>一百期>》,福州:《海峡》,1999年第2期,8页。
    [39]公仲,《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李频,《真善美,从个人出版转向市场》选白李频《大众期刊运作》,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328页。
    [41]《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祸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林承璜是《海峡》台港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参与编辑了数部“华文文学”史,也是福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和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员。《海峡》[台湾文讯]栏的重要编辑武治纯是人陆第一部台湾文学史的著者之一,也是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四海》主编的白舒荣、《华文文学》的数任主编都是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重要成员,《特区文学》有关“华文文学”的编辑丹圣、《小说界》的主编江曾培等也频频参与国内外有关“华文文学”的学术研讨会。
    [1]李频,《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251页。
    [2]1984年的《台港文学选刊》在传播思路上与1981-1983年的《祸建文学》接近,共山了两期,有些还是重复《福建文学》的篇目。
    [3]这里指的是作品在大陆的接受效应,而非作家作品的本意。如香港作家陈浩泉对大陆读者看了他作品以后产生的刻板印象——香港社会到处是抢劫杀人现象——感到非常不理解。
    [4]孟先生给笔者的来信中提到:“我想到了白先生的身世背景、想到了他作为白崇禧之子的特殊身份,想到了他风起云落的中国现代史,想带了他父亲为之奋斗的那个政党那个政权的败落……白先生笔触的可贵之处他渗透于他渗透于作品中的对这种所谓上流社会情态的厌恶、谴责、嘲讽与鞭笞,我的感受也许过于意识形态化,这却正是我的审美判断”。见本论文附录2。
    [5]如《当代》与《特区文学》都在发刊词中强调“革命的现实主义”。
    [6]在当时出版的相关书籍的简介、后记、序言中,也强调其“反映”功能,突出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如聂华苓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佚事》被认为是“写实主义的”,见该书的相关简介。
    [7]1980年代初,杨际岚是《福建文学》[台港文学之窗]栏的责任编辑,林承璜是《海峡》台港文学编辑室的主任,笔者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他们。
    [8](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运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88页。
    [9]在中国,对少数民族作家和外国作家也有这样的特殊记号,前者以区别于大陆的汉民族文学,后者区别于中国文学。
    [10]当时,人们对于大陆以外的文学世界了解甚少,认识角度也有所偏颇。如直剑1985年《收获》第2期刊载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时,还有读者来信说,不知道从哪个工厂里冒山个作家,一动笔就不同寻常,一时成为笑话流传人陆文坛。
    [11]朦胧的“整体感”还体现在期刊对作家的区域定位和专栏命名中。在界定作者身份时,编辑往往习惯运用“台湾、港澳及海外”这样的含混词语。《当代》云“聂华苓,台湾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女作家,在台湾、港澳和海外文坛上较有影响”(1979年第2期)。《十月》这样写到:聂华苓是在台湾、港澳和海外文坛上有影响的中国作家(1979年第3期)。《收获》介绍白先勇、於梨华:“白先勇原籍广西,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是台湾及海外当代较有影响的小说家,於梨华,原籍浙江镇海,一九五三年毕业丁台湾大学历史系,……是台湾及海外较有影响的女作家”(1979年第5期)。1984年的《特区文学》专栏也命名叫“台港及海外作品”。
    [12]参考孟先生的来信,见本论文附录2。
    [13]读者米信五封,《台港文学选刊》,1988年第6期,89页。
    [14]《小说界》在1984年改为双月刊,《台港文学选刊》、《特区文学》、《海峡》都在1985年改为双月刊。
    [15]瑞十华文作家赵淑侠的作品被多家期刊刊载,此外,《华人世界》还刊载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华文文学作品。
    [16]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作品有姜孝慈的散文《有如何使你快乐起来》,(《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方劲武的诗歌《并非易事》,(《华人世界》,1987年第4期);欧阳昱的短篇小说《月下》(《小说界》,1988年第4期)。
    [17]南美有巴西张玫珊的短篇小说《镜框》等,(《华人世界》,1987年第6期)。
    [18]参见表二。
    [19]《特区文学》在1985年-1989年先后连载了数部长篇小说(白洛的《飘飘在花花世界》、陈连心的《大香港》、马森的《生活在瓶中》和冯湘湘的《娱林外史》);《花城》在1985年第1期到第3期连载过陈浩泉的长篇小说《选美前后》);《台港文学选刊》在1985刊载了梁羽生的长篇小说《冰川天女传》:《海峡》从1984年底开始除了将台港与海外地区的长篇小说作为每一期的主打作品之外,还陆续推出港台中长篇小说专号;《华人世界》也推山了多部长篇小说。
    [20]直剑1990年代初,在王朔等作家出现后,大陆的通俗文学才暂成气候,一批典型的言情小说作者如万方等陆续浮山水面。
    [21]1983年到1988年间通俗文学报刊高峰期曾达270种以上,1988年也有190种,相信应有足够分量的台港文学作品夹杂其中。但因这些报刊在1988年起的期刊整顿与扫黄运动中此起彼伏,很快就销卢匿迹(1990年便下降到90种),故未能进入本研究视野。
    [22]此一阶段,期刊中这些作家的作品数量较多,从1985-1988年间,大致篇次如下:龙应台12篇、三毛10篇、琼瑶10篇、亦舒10篇、廖辉英8篇、张晓风6篇、席慕容5次。
    [23]诸如赵淑伙、欧阳子、西西、施叔青、颜纯钩、钟晓刚、琦君、黄凡、李昂、朱天心、苏伟贞等人的作品,也冈其关乎男女情感,可称之为亚言情小说,此类作家作品数量更多。
    [24]《当代》1979-1981年间设置的相关专栏可为一例。《当代》1979年第1期、第2期各刊载了台湾小说一篇,1979年第3期却一口气刊载了十三篇作品,其中包括香港诗人何达十首并不短的诗。1980年第1期、4期1982年第2、3、4期又取消了专栏,也没有刊载任何“华文文学”作品。1979年第1期叫“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1979第2期叫“台湾省文学作品选”,1979第3期叫“港台文学作品选”、1980年第3期又叫台湾省文学作品,1981年第5期义变成了“海外诗情”。同样,《特区文学》、《花城》的专栏也存在这些问题:就连策划较为充分的《福建文学》的“台湾文学之窗”也不得不预先澄清“陆续刊载的作品,并不以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大小为序”。
    [25]杨际岚,《交叉点上》,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90年第1期,90页。
    [26]专门性或半专门性的期刊,不管是刊物口号还是刊载文本的实际构成,都涵盖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如《海峡》海峡创刊词:它将成为人陆、台湾以及港澳、尔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侨作家百花争妍的园地。此外,非专门性刊物也在强化这样的想象,如《特区文学》的港澳及海外作品,《收获》的“朝花夕拾”宣称主要刊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等。
    [27]虽然各期刊主管部门不一(如1986年的《华人世界》由人氏文学出版社与统战部合办、1988年的《海内外文学》由统战部主管主办,《四海》由中国文联主管主办、《海峡》由海峡文艺出版主办,《选刊》由福建省文联主办,《花城》由花城人民出版社主办,而《收获》与《上海文学》则成立了专门的杂志社),但仍不能完全脱离上一级权力部门的监督。
    [28]《海峡》成立五周年之际,原福建省出版局副局长、《海峡》的创办人之一杨云肯定了《海峡》在文化统战中的种种实际效应,并针对不足提出几点意见,认为只有“这样,海峡便可进一步促进台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的交流,再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更好的发挥‘窗口'与‘纽带'的作用”。见1986年第6期的《海峡》扉页。
    [29]孟繁华,《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选白朱大可,张闳主编,《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224页。
    [30]专门性的理论刊物《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在1990年剑1995间属内部发行阶段,1995年才止式创刊,改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1998年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华文文学》也在2000年才转化为理论性学术期刊,因而此阶段有天“华文文学”的独立学术平台相对有限。
    [31]这一论争在1990年代初见分晓,通俗文学似乎获取了其合法地位,金庸的小说也被认定为文学经典,如1994年王一川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中,金庸赫然被排住第四位,排名仅在鲁迅、沈从文和巴金之斤。
    [32]有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篇小说,1988年第11期,人民文学)、《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短篇小说,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水床》(短篇小说,1988年第1期,小说界)、《红蚂蚁》(中篇小说,1988年第2期,小说界,)、《剑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篇小说,1988年第10期,文汇月刊)、《往事离此一箭之遥》(短篇小说,1988年第11期,北京文学):蒋濮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篇小说,1988年第10期,上海文学),《东京没有爱情》(中篇小说,1989年第5期,收获)、《尔京恋》(中篇小说,1991年第4期,收获)、《东京梦》(短篇小说,1993 年第4期,小说界);于濛的《名人老古和他的窒友们》(短篇小说,1989年第2期,小说界)、《老周的故事》(短篇小说,1989年第5期,小说界)、《啤酒肚文明》(短篇小说,1990年第1期,小说界);吴民民的《他山攻玉-中国留日学生心态》(长篇纪实文学,1989年第1和第3期,小说界)、《丸之岬》(长篇小说,1991年第6期,小说界)、《尔京夜话》(中篇小说,1993年第2期,小说界)《东瀛寻梦》(短篇小说。1989年第6期,青春丛刊);小草的《重见米格尔》(短篇小说,1989年第6期,小说界)、《捐》(短篇小说,1990年第2期,小说界);坚妮的《再见,亲爱的美国佬》(短篇小说,1989年第1期,小说界)、《晚茶》(短篇小说,1989年第6期,小说界)《美国没有猫》(短篇小说,1989年第2期,十月);此外,严力在《人民文学》、《小说界》《花城》等刊载作晶近20篇。
    [33]其中赵淑伙:20篇:非马:17篇:许达然:10篇;王渝:10篇:平路:10篇;陈若曦:10:李黎:9篇;郑宝娟:9篇:郑愁予:9篇;张系国:6篇;蓬丹:4篇;林湄:4篇;周腓力:4篇;袁琼琼:4篇;喻丽清:3篇。
    [34]1979年以黄需文博士为团长的新加坡作家代表团首次出访北京,带来新加坡华文创作讯息,从而使新加坡华文文学较早较多地被关注。一九九一年六月,云里风率领马华作协访问团剑北京、上海、厦门等城市,戴小华等人在一九九○年九月马米西亚政府开放中国旅游之禁令之后出访中国,则对马华文学作品的大陆流播起到重要影响。
    [35]新加坡:尤今18篇;周粲17篇;张挥10篇,黄孟文9篇,郭永秀7篇,方然6篇,陈瑞献(牧羚奴)4篇。马米西亚:戴小华6篇,朵拉5篇,云鹤4篇,吴岸4篇,潘雨桐3篇,商晚筠2篇,李永平2篇。泰国:年腊梅:7篇,司马攻:6篇,梦莉5篇,林牧6篇,子帆5篇,白令海4篇,孙爱玲4篇。菲律宾:柯清淡2篇,张放2篇,施约翰2篇;印尼:黄尔平8篇、袁霓2篇、冯世才1次。
    [36]朱文斌,《20世纪后期中国人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综述》见http://lib.zscas.edu.cn/rwxy/jpkc/zgxddwx/news.asp?id=233
    [37]1984年到1987年间,《小说界》陆续刊载了留学生小楂、易丹等人的作品,开始注意到这一文学动向的存在。1987年6月,由小楂、王渝等组成的纽约留学生文学团体“晨边社”成立并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止式提出了“留学生文学”这一命名,《小说界》对此迅速做出了反馈,于1988年1月特辟[留学生文学]专栏,全文登载了“晨边社”的《“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在大陆率先亮出“留学生文学”的旗帜:1988年10月《小说界》邀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作家与评论家,再次进行了有关“留学生文学”的专题座谈会,对其作了理论探讨,积极参与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建构。此后,[留学生文学]一直是《小说界》的保留栏目,从1988年到2004年间,该栏先后刊载了百余篇作品,推出和培养了不少新作者,成为了“留学生文学”成长壮大的重要园地。参见本论文第五章第三节。
    [38]据王士谷先生的《海外华文报刊的量化分析》中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由1082家锐减到655家,参见《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38-39页;吴妮的《东南亚华文传媒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参见《传媒》,2005年第5期,63-64页。
    [39]参见王士谷的《世纪之交的海外华文报刊》,(《国际新闻界》,199803,60-62页);吴潮的《我国对海外华文报刊的研究》(《传媒》,2006年第3期,9-11页)。
    [40]如香港的董政章、黄碧云;台湾的张国立、夏宁、陈雪、马米西亚的钟怡雯、黎紫书:新加坡的张曦娜等新生代作家都在文学期刊中异常活跃。
    [41]1992年的顾城之死与1995年的张爱玲之死,作为文坛热点,多数文学期刊都筹划了纪念专辑。
    [42]1997香港回归,1999澳门回归等政治事件都成为文学期刊进行专题策划的契机。
    [43]1993年3月,《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潘凯雄的文章《热热闹闹背后的长长短短——关于“新移民文学”的再思考》。该文对此前出现的各种命名进行了辨析,指出各自的优劣长短后,提出了“新移民文学”的概念,并作了一定论证。从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一概念获得许多论者的认同并得到广泛的使用。文学期刊对此也有所呼应,《四海》、《台港文学选刊》、《小说界》等都在1990年代中末期改用新移民的口号。1990年代后,此类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内容都远远超越了“留学生与留学生活”,命名的变化,实际反映了创作的变化。
    [44]陈贤茂等著,《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638页。
    [45]根据笔者的统计,上述作家在非专门性期刊出现次数分别如下:虹影13次,严歌苓12次,庄伟杰7次;赵毅衡10次;严力7次,张翎5次,章平5次,欧阳昱4次。
    [46]1996年第2期推出了以新移民创作为主的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专辑、11篇占9篇。
    [47]如池莲子的《黑客》(1996年第2期)、《SORRY》(1997年第2期)、《缘分》(1998年第2期)
    [48]如吕大明的《远古的月光》(1997年第2期)
    [49]如谭绿屏的《德国三兄弟娶三中国妻》(1997年第2期)。
    [50]如章平的《夜行的她和洛神利我》(1997年第2期)。
    [51]如池元莲的《带进棺材去的秘密》(1997年第2期)。
    [52]其中朵拉2次,陈若曦4次,余光中2次。
    [53]包括白先勇、刘以鬯、千幼华、黄春明、郑清文、陈若曦、袁琼琼、司马中原、黄凡、张系国、李昂、吴锦发、颜纯钩、七等生、萧飒、朱西宁、辛其氏、温瑞安、张大春、平路、苏伟贞、
    李永平、王定国、欧刚子、王文兴、杨青矗、吕赫若、孟瑶、於梨华、王祯和、段彩华、刘大任、沙究、雷骧、严歌苓、李乔、姜贵、尔年、马森、司马长风、姜贵、陈残云、陈映真、余光中、张君默、梁秉钧、罗兰、琦君等,其中刘以鬯、陈映真、余光中、陈若曦、袁琼琼、司马中原各2次,张大春3次。
    [54]其中余光中:32篇(次);朵拉:27篇:严歌苓:25篇;曾敏之:22篇;洛夫篇:20:黄维梁:20篇;廖辉英:19篇:虹影:19篇:王一桃:17篇;陈若曦:18篇;吴淡如:18篇:少君:16篇;陈映真:15篇;林清玄:15篇;尤今:15篇;张爱玲:13篇;郑愁予:14篇;郑宝娟:14篇:简镇:13篇;黄春明:13篇;龙应台:13篇;非马:13篇;黄孟文:13篇;陶然:12篇:钟怡雯:12篇;戴小华:12篇;陶里:12篇:刘以鬯:12篇;章平:12篇;庄伟杰:12篇:苦苓:11篇:林耀德:11篇:汉闻:11篇;於梨华:11篇;赵毅衡:11篇;李 黎:10篇;彦火:10篇;刘墉:10篇:梦莉:10篇;严力:10篇;司马攻:10篇;陈少华:10篇。
    [55]如柯岩的中篇小说《他乡明月》(1992年第3期);霍达的《访台纪事》(1994年第4期)
    [56]2003年《台港文学选刊》在封面上明确标记出“华文全球写作”,并在编者的话里明确提出:“2003年她的摄取面将继续由台港地区向海外各个华人居住地延伸,并扩大视野,包含原居大陆而迁徙海外的作家作品以及部分生活在大陆的作家的专稿(参见《台港文学选刊》,2003年第5期,104页)。而到2005年,它的“台港”两字在封面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模糊的装饰图案,强调的却是副标题——华文读者,这样的变迁未尝不是跨越区域走向整合的体现。
    [57]刘登翰先生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香港与台湾文学都曾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有过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表现形态,而到1980年代后,随着交流与对话的频繁,逐渐山现了回归母体的趋势,和人陆文学产生了整合(参见其《香港文学史》和《台湾文学史》(下)的总论)。其实,就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也未必有本质化的差异,两者之间叠加互通之处日显。[58]由于港台海外传媒上的作品是专门性期刊稿件的重要来源,它们对于大陆作家作品的刊载,也是造成专门性期刊不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1990年代以来,在台港等地的文学报刊中,出现越米越多的火陆作家的作品,台港一些文学火奖也屡屡被大陆作家拿走。如郭雪波的《人漠魂》获台湾第十八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首奖,《台港文学选刊》于1998年第12期转载之。
    [59]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北京:《文学争鸣》,1999年第4期,67页。
    [60]杨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谈到了期刊在经济上面临的困境,多次强调这一观点。
    [61]将通读者对这类评论性文章并不感冒,认为是搭配货,而专业读者义觉得不过瘾,失之简略。在《海峡》、《台港文学选刊》等的读者调查问卷中,理论栏目评价往往最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四海》与《台港文学选刊》中的理论文章也逐渐减少。
    [62]此外,还有由世界各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的电子杂志,如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通讯》、《布法罗人》、《未名》,澳大利亚的《网上唐人街·文化文学版》、加拿大的《联谊通讯》、《红河谷》、《窗口》、《枫华园》,德国的《真言》,英国的《利兹通讯》,瑞典的《北极光》、《隆德华人》,丹麦的《美人鱼》,荷兰的《郁金香》,日本的《东北风》等。
    [1]根据陈贤茂跟笔者的交流,在中心创办之后他们就开始酝酿出版一本杂志,以搜集更多的资料,试刊号发表的肖乾的《中国与新加坡文学交流的前景》一文中,肖先生也提剑了陈在1984年写给他的长信,谈到了研究资料缺乏问题和筹办杂志的想法。
    [2]1986年前后,《华文文学》开始刊载三毛、亦舒、廖辉英等通俗文学作品且大获成功,山现盗版,发行量达20万,该年度一口气推出了4本,创下了自1985年到1999年的历史记录,1987年也出了3本,而以前乃至以后(1995年为止)因所获取的经费有限,都是一年两本。但是经济上的成功却引来了研究者和大学主管部门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自降品味的媚俗行为。《华文文 学》迅速调整了即将倾斜的办刊方向,回到了研究性期刊的旗帜之下。
    [3]《华文文学》及所主管的研究中心都试图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刊物的主要特色。
    [4]1988年到1990年间,由于纸张、印刷等物价飞涨、读者转移,整个文学期刊界处于一阵恐慌之中。
    [5]思悠、雨萌《八十年代以米大陆出版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期刊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4年第2期,71页。
    [6]从文学期刊转向学术期刊后,《华文文学》在命名方面曾引发了争议,认为若是学术刊物,就应该改换一下名称,1995年前后,期刊编者也尝试更名为“华文文学评论”,终未有结果,在1999年它变成学会会刊时,还是有人提出,仅从命名来看,江苏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更象学术刊物,更合适。
    [7]大陆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性著作,前有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概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中有赵遐秋,马相武主编《海外华文文学综论》(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后有李君哲的《海外华文文学札记》(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但都未敢以“史”命名,也没有在视野上超过《海外华文文学史》。
    [8]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5到1999年,16个编委在《华文文学》上共发表论文87篇,多数论文都与其在文学史写作中所完成的主题直接相关。
    [9]秦牧,《祝贺(华文文学)创刊——代发言词》,《华文文学》创刊号,4页。
    [10]《编者的话》,《华文文学》试刊号,92页。
    [11]从陈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海外华文文学”边界相当模糊。在国籍、语种、人种数种视角之间游移,前一种表述中“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中隐含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以国籍和语种为基础的,而在他的分类中将“海外华文文学”与“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并置起米,则是以人种与语种视角米分类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大致相当于秦牧所言的外国华裔的华文写作。这其实是陈想强调海外华文文学不一定是中国人写的而产生的某种笔误,它也体现了我们一般人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潜意识理解,但这样的矛盾与裂缝,恐怕也与相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思考尚未成熟有关。后米在1988年第6期的《香港文学》发表《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特点及发展前景》以及1990年在《四海》上发表了《海外华文文学初探》时,理论思考才趋向成熟。
    [12]陈贤茂先生曾经跟笔者谈过白己经常给一些作品添色,若仔细阅读期刊,也会发现早期转载一些作品时常在文后见“略有删节、修改”之类的编辑说明。
    [13]该专辑中,对澳洲、欧洲与美洲等多个国家的新移民创作作了整体观照——有池莲子的《SORRY》,吕大明的《远古的月光》,谭绿屏的《德国三兄弟娶三中国妻》,章平的《夜行的她和洛神和我》等。
    [14][17]姜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标志性工程—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兼谈海外华文文学史写作》,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4期,72页,74页。
    [15]作为期刊,《华文文学》的容量自然有限,不可能刊载编辑所搜罗的所有作品,但期刊刊载的很多作品实际是以点米现面的。因此总体而言,由于文学史意识是贯穿在期刊运作中,期刊自身也就成为了文学历史的准文本。
    [16]如古继堂认为初编给人留下“统论弱、个论盛、大拼盘和体裁杂混”的印象,认为在整体论述、纵向论述、规律阐释方面存在不足。
    [18]古远清认为,《初编》对早已存在华文文学的越南、柬埔寨、缅甸地区关注不够,对作品的细腻生动的分析与文学史要求的侧重事实本身的叙述手法也有距离。见《拓荒性的贡献一评陈贤茂等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汕头:《华文文学》,1995年第1期,52-53页。
    [19]如《海外华文文学史》中第二编“泰华文学”中的第七节《陈仃的<三聘姑娘>》,原刊于《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第三编第三章第二节的《黄尔平论》原刊于《华文文学》1990年第2期等,诸如此类,不能胜数。
    [20]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207页。
    [21]《争鸣篇》编者按语,汕头:《华文文学》,1986年第1期,57页。
    [22]董丽敏,《想象的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9页。
    [23]编者按语,《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汕头:《华文文学》,199501,34页。
    [24](美)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5页。
    [25]《华夏诗报》经常主动挑起争端,造成圈子内的热点事件与口舌之战。而《台湾诗学季刊》的主编李瑞腾也擅长策划,常设置一些引爆式的专题专号,引出两岸三地的擂台赛。
    [26]2002年《华文文学》成为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会刊,尽管有很多因素,但《华文文学》数年耕耘中所造就的学术地位是最重要的原因。
    [27]从1985-1999年,历任编者都是汕头大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作者除了华文作家之外,大都与研究中心相关,根据统计,共发表574篇论文,其中中心成员就占了约90篇,占15%,其它大多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的文章。读者方面,由于《华文文学》定位为研究性文学期刊,几乎在市场上没有影响力,发行分数不过几千册,基本是在学院的“华文文学”研究者中流转。
    [28]其他带有一定学术诉求的文学期刊的困境也说明了这种传播模式的局限所在。如《世界华文文学》在面向“希望视野开阔的一流学者”的同时,却面临着经济危机,在大陆,它基本上没有市场发行量,其影响也主要在专业研究领域;在人陆以外,它也没有形成销售网点和固定的读者群,基本上依靠赠阅形式米影响“华文文学”创作界,随着中国文联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对其经济支持的中断,最终不得不停刊。《台港文学选刊》在试图提高学术地位,刊载较多理论文章的时却遭遇了普通读者的质疑和否定,不得不向更大众化的方向迈行。
    [29]《收获》在海外也享有较高卢誉,是海外留学生喜爱阅读和订阅的文学杂志之一。
    [30]包括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和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选段。
    [31]“专栏”共介绍作品42篇,作家34名、评介性文章26篇。
    [32]张宁在《底层与纯文学:两个不相关的事物的相关性》中对19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作了与笔者类似的阐释。
    [33]在1989年到1993年间,《收获》还在封面直接打出“纯文学”的英文口号。(HARVEST,A WIDELY CIRCULATED NATIONAL MAGAZINE DEVOTED TO PURE LITERATURE)
    [34]可参考第一章的统计数据与相关论述。
    [35]《桑青与桃红》1980在大陆由出版时,第四部分也被腰斩,原冈也是其中太多性爱描写等,与《收获》形成了呼应关系。
    [36]作为期刊个性化标忠之一的主编,在1986年也正式出现,巴金的名字被书写在扉页显要的位置。
    [37]《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认识了马原和扎西达娃,同年的《收获》发表了扎西达娃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和马原的《两海的无帆船》,标志着先锋小说与《收获》的结缘,后来,1986、1987、1988连续三年在《收获》上都集中刊载了带有先锋性的新潮小说,青年作家具有鲜明的探索性的作品为《收获》注入了新鲜血液,《收获》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参考《山花》2004年11期的《文学期刊与先锋文学》。
    [38]1985年7月张爱玲的《传奇》影印本由上海书店出版,这是新时期以米张著在大陆首次出版,比《收获》晚了一个月。
    [39]该文已在《香港文学》1985年第2期上刊载,但在人陆发表之后仍引起较大的反响,同年,还在《读书》上再次刊载,被认为是大陆新时期以米张爱玲研究的一篇重要著述。
    [40][41][42][43][65]王渝等,《我们的自白》,上海:《收获》,1986年第1期,108-109页。
    [44]张系国和西西都获得两次亮相于[朝花夕拾]专栏的机会。在一个空间有限的小栏目中两次推荐同一个作家,并不平常,“专栏”所推荐的34位作家,只有他们两位获此殊荣,足见其重要性。
    [45]刘登翰,《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441页。
    [46]王渝,《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8年第5期,186页。
    [47]如在刘登翰的《台湾文学史》中,在讲述张系国时,重点呈现的却是其反映民族主义和留学生题材的文学,科幻小说一句话带过。
    [48]实际上,在艺术技巧上锐意求新的作家们,自是个性毕露者。
    [49]《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6年第5期,146页。
    [50]《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9年第5期,189页。
    [51]《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90年第1期,198页。
    [52]《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90年第5期,121页。
    [53]陶东风、李松岳认为纯文学有三种涵义,一种是关注形式本身的实验与创新,一种是坚持弓作态度和价值立场的纯粹和严肃,还有一种是表现作家的本真、独特的个性与白我的文学。但无论把何者作为“纯文学”的标准,其内涵都与文学的白主性基本相同,即表现为形式白主、个性自主和精神自主,而1980年代中的“纯文学”观念,更多的体现为“个性的自主”和“形式的 自主”,前者相对的是类型化、模式化的文学,后者相对的则是以作品所反映的重大社会问题取胜的文学。(陶东风、李松岳,《从社会理论视角看文学的自主性——兼谈“纯文学”问题》,广州:《花城》,2002年第1期,202页)
    [54](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运用》,北京:华夏出版社,88页。
    [55]李子云,《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8年第2期,191页。
    [56]张辛欣,《两颗心、一片议论》,上海:《收获》,1987年第4期,192页。
    [57]王渝,《大珠小珠落玉盘——台港海外作家评论家眼中的杀大》,上海:《收获》,1986年第4期,104页。
    [58]此外还有《收获》的程望新、《人民文学》的朱伟。
    [59]李子云《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9年第6期,110页。
    [60]李子云《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9年第2期,200页。
    [61]《福建文学》的评介文章,如耘之《吴浊流在台湾反帝反封建文学中的地位》和《海峡彼岸的声音》、刘慰文《台湾乡土作家王拓》、包恒新《(现代文学》和它的放逐主题》和《台湾退役军人的乡愁》、黄拔光《小人物的代言人——王祯和》与《台湾著名工人作家杨青矗》等,都侧重介多“作者生平以及作品的主题倾向,且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如《台湾退役军人的乡愁》一文言“《传奇》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的小说一样,首先,集中而义强烈的表现了从人陆去台湾的国民党退役军人怀念祖国、眷念故土、盼望与亲人团聚的无限乡愁”。(《福建文学》,1982年第9期,58页)。
    [62]李子云1987-1988年主持的《小说界》中“海外华人文学作品”栏,在对於梨华、商晚筠、施约翰等作家作品的评介时,常畅谈这些作家的个人际遇与主持人与其交往认识的过程,艺术技巧谈的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刊物和专栏主旨对评介文章的制约与指引。
    [63]李子云,《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90年第5期,121页。
    [64]伙名,《愿你增色——作家、美术家对本刊的批评和建议》,广州:《花城》,1980年第5期,250-252页.
    [66]其中一些被认为是旅美的台湾作家。
    [67]张贵兴和李永平都被当成台湾作家来评价。
    [68]李子云,《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90年第6期,117页。
    [69]李陀在2001年第3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漫说纯文学》,率先对纯文学观念作出反思,并因此而引出焦点效应,众多学者都参与了讨论,纯文学观念具备片面性与局限性成为一种共识。
    [70]钱超英在《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一书中的观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1]如李子云是这样介绍李永平的《日头雨》的,她说:“读者对于小说所描写的环境背景和人物都属于中国的这一点,绝不会有任何误解,其中所表现的社会风俗、文化传统也是中国所独有的。而实际上,李永平笔下的吉陵小镇散发的是浓郁的南洋风味,而人物又怎会都属于中国呢? 见李子云,《主持人的话》,上海:《收获》,1989年第2期,200页。
    [72]以下简称为《选刊》。
    [73]虽名日《台港文学选刊》,但亦刊载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特别是1994年后,海外华文文学的分量递增,还出过海外华文作品专号和海外华文女作家专号,故可称为是传橘“华文文学”作品的期刊。
    [74]《北京文学》在1998年提出“好看小说”的理念,得到了期刊界的一致认可,《佛山文艺》在征稿启事中强调以下几点“要贴近生活,强调细节的表现力;故事要好看,有新意。没有故事或者故事陈旧的小说肯定刚不了;叙述要流畅,节奏要快,语言要有趣鲜活”,表现山对可读性的一种阐释。《海峡》在2000年提出“好看、耐看、爱看”的刊物宗旨。《选刊》在1998年第6期起也设立了“好看之榜”栏目,强调了“可读性”。
    [75]蔡凛立,《<北京文学>——篇篇好看,期期精彩——<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访谈录》,《北京文学》论坛,http://club.qikan.com/3884/ShowPost.aspx。
    [76]在《选刊》历年的发行广告词中常见“艺术性与可读性并重”的提法,如1988年每期的最后一页(96页)便宣称“创办四年多来,精心筹划以使容涵丰富,执著追求以达雅俗共赏,文学性与可读性兼具”。在1993年的广告词则直称“在内容上重视可读性、形式上突出观赏性,在作品选发上,既重视对台港澳及海外艺术价值突山,影响甚广的华文作家作品的介绍,也注意选发更能展示台港澳社会问题的纪实作品以及通俗文学佳作”(见每期封底)。
    [77]《台港文学选刊》不少读者也提出,其情字太重,女性化浓烈,参见邹晴《读者评刊会速记》,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90年第6期,18页;《海峡》也有不少读者反映太多囿于都市人的情感波折、婚恋变故,参见2000年第2期的《海峡》的《读者信箱》。
    [78]如在1980年代中期,《选刊》与《收获》两本期刊在对香港作家西西进行评介时,就表现了不同的趣味。《选刊》选抒了《象我这样一个女子》(1986/04),而《收获》选择的是《肥土镇灰阑记》(1987/03)。《象我这样一个女子》是一篇叙述手法较为平实、常被当成爱情故事米阅读的小说,除了题材的独特(一个殡仪馆化妆师的爱情)外,在富于实验性的西西小说中,其艺术手法并无过人之处。《肥土镇灰阑记》却是一篇充分展现西西艺术实验精神的代表作,跳跃、凝滞的叙述方式、蒙太奇式的镜头与画面转换,繁复变化的语言风格、缺乏故事性的单一情节设置,都成为特意设置的阅读障碍。
    [79]编者寄语,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9期,2页,
    [80]如1996年,读者对《选刊》各期以专号形式出版的计划提山了批评,《选刊》便取消了这一酝酿很久且已实施了一期的构思。《读者米信三封》,《选刊》,1996年第1期,56页。
    [81]如《行走的风景》在1991推出后,很受读者欢迎,1992年到1993年间,编辑部决定将之继续下去,并采取读者供应图象摄影资料,编辑楚楚予以文字点染的合作方式,它恰似《选刊》吸引读者的“佐料”,小小的摄影图片、短短的即景小语,轻灵而富有禅意的意境,滋润着读图时代人们干涸的心灵,这样的举措无疑扩人了《选刊》的影响力。
    [82]这一活动也是读者的建议。1989年,一位读者来信建议设立有奖推荐,以发动和吸引国内的 台港文学研究者推荐选目,这一意见被编辑部采纳(朱文华,《四条建议、一个希望》,《选刊》,1989年第4期,84页)。
    [83]第二届则改为白1984年以米的《台港文学选刊》的所有作品,也使读者的评论对象更白由更广泛。
    [84]《(选刊)之友有奖征文活动启事》,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88年第6期,96页。
    [85]大概是为了顾全各个层面读者的期待心理,《选刊》每期刊出的米稿其作者身份也力求多样化,米自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均有,其中还有一些是农村读者的米稿。
    [86]各次获奖人数分别为第一次31人,第二次30人,第三次25人,第四次26人。
    [87]与这些作家作品相关的评论性文章刊载多的原冈虽首先与编辑和刊物的导向有关,但主要还是相关米稿较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选刊之友”综述中编者都提及了这一事实。
    [88]参照式阅读是《(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英)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茨著,刘自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一书中提出的普通读者对待通俗文艺的一种阅读方式,即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阅读与接受方式。
    [89]“华文文学”对火陆文学创作与阅读心理的引导与塑造也在这一过程中无意中揭晓。
    [90]就是某些研究人员如当时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博十黎湘萍,暨南大学教师莫嘉丽等也放下套路,谈一己之见,轻松灵便,与其在学术期刊上的批评话语构成了鲜明对比。
    [91]在台湾,曾因“龙应台式的批评”的出现带动一股“批评小品”的写作风气;在大陆,也有《读书》上的学术小品文获得读者青睐,可见批评小品在现代社会的冲击力和地位,<选刊>的努力也就值得重视与认可。
    [92]刘登翰,《一个评委的感言》,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92年第2期,6页。
    [93]《第一届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读者推荐奖征稿启事》,《台港文学选刊》,1989年11期,96页。
    [94]很多作品都米源于推荐,但编者并没有在刊载时一一指出;这样甚至引出推荐者的不满,一些推荐者米信请求编者加以说明。
    [95]宋瑜,《实现阅读的可能》,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92年第3期,3页。
    [96]1998年的华兴杯推荐奖与2001年的惠泉杯阅读奖都是雷声大、雨声小。因参与人数寥寥,且多为学术圈内人,后不了了之,没有达到原有的发动大众参与、凝聚读者群的效果。
    [97]参考邵培仁《传播模式论》一文的观点,见《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6月,159-169页。
    [1]双语刊名是期刊刊名的复合形态,它的山现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符号化表现形式”。(《台湾期刊双语刊名的类型与功能分析》,李频《大众期刊运作》,148-154页),在大陆文学期刊中,期刊也经历了由单一刊名到复合刊名的变化,如(《收获)在1959-1966年只有中文名,从1979年到1988年增添了拼音书写(SHOU HUO),而从 1989年开始,则有了英文名“HAVERST”,《华文文学》和《四海》创刊伊始就有英语刊名,《台港文学选刊》自1993年起有并列英语题名,《当代》、《小说界》1980年代中期都开始有英文刊名并附英文摘要,《特区文学》1988年有英语刊名,这些重视“华文文学”的文学期刊都有走向世界的视野和行动。
    [2]许桂林,司徒尚纪,《广东华侨文化景观及其地域分异》,《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412页。
    [3]1979年,《广州文艺》有彦火《游菲零拾》外一章(1979年第11期,香港),黄河浪(水手的命运)(1979年11期,香港);《作品》有陶然小说《法庭上》(1979年第2期,香港)白先勇小说《思旧赋)(1979年第9期,台湾)、陶然的散文《夜归>(1979年第9期,香港)、谢君宜的散文《走鬼记>(1979年第9期,香港)、黄河浪的诗歌《一个女劫匪的故事>(1979年第11期,香港):此外,《花城>刊载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体裁的相关作品达15篇,广东应是当年大陆刊载“华文文学”数量最多,影响较大的一个区域。
    [4][5]编后记,深圳:《特区文学》,1982年第1期,163页。
    [6]编辑部感言,《十年天地几番新一写在创刊十周年》,深圳:《特区文学》,1992年第1期,7页。
    [7]《花城》中“华文文学”作品总量104篇,其中香港文学56篇,台湾20篇,香港文学占优势地位;而位于潮汕地区的《华文文学》中,作品总最553篇,东南亚292,香港107,台湾58,这种比率也与潮汕籍贯的东南亚作家较多有关系,这些都体现地缘传播的策略及特点。
    [8]1990年代初,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达300人,其中中国作协会员20多人,广东省作协会员100多人,香港会员30多人,从这一结构可看出,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文学文化交往有一定的互渗性与深度。
    [9]陈詠红在《近几年广东小说创作的三个错位现象透析》,广州:《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130页。
    [10]如谭日超的《看这里黄土怎样变成金》(1982年第3期)、曹刚的《特区第一楼》(1985年第1期);杨作乾等的《一方热土:记深圳新火车站的建设者》(1992年第3期)、刘学强的《中国股市与他》(1992年第1期)、曾培新等的《中国选美的序幕》(1993年第4期)等。
    [11]向同的《火中飞起的凤凰》(1990年第4期)与《特区三女性》(1991年第4期)、洪洋的《高速公路梦幻曲:胡应湘与广深高速公路》(1994年第3期)、江冠宁的《躺在热十上的丰碑:深圳市给排水工程指挥部纪事》(1994年第6期)、房千的《生命之树常绿:记因公殉职的龙岗植物园副总经理、共产党员黄瑞光》(1997年第2期)、宋奇霜的《税务官老梁:[梁煌荣]》(1995年第1期)等。
    [12]此外,《特区文学》中有不少小说也是典型的主旋律文学,详细论述可参见黄玉蓉的《政治文化的文学投射》(成都:《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3]黄玉蓉,《政治文化的文学投射》,成都:《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103页。
    [14]有韩笑的《深圳之歌》(1982年第1期);韦丘的《边城赋》(1982年第1期)、《青春和生 命-写在长长的海岸线》(1989年第3期)、《粤北访古》(1990年第2期)、《时代交响典》(1992年第2期)、《深山大泽》(组诗)(1990年第6期);冯永杰的(深圳抒情诗)(三首)(1994年第2期),《深圳组诗》(三首)(1994年第4期),《深圳感遇诗》(四首)(1990年第5期)《教育,走上街头》(1995年第4期)、《.鹏城写真三首》(1998年第1期).还有郭洪义的《芬芳的水泥与钢筋:组诗:特区建筑工人写意》(1991年第6期)、《深圳,抒情的花朵》(2000年第5期)、《淡淡的情思-特区生活二题》(1990年第4期);尚建国的《深圳风景三首》(1991年第5期)、《深圳风景:组诗》(1992年第6期);郑莹的《深圳两章》(1995年第2期)等。
    [15]比如关飞、林晓东、晓籁、程学源集体创作的9000行长诗《百年期待》是着眼祖国统一政治大业、庆祝香港回归的献礼之作: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红树礼赞》可看做一首散文化的政治抒情诗,作者用深圳特有的现实物象——红树林来歌颂深圳的敢闯精神和创新意识,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16]有东瑞的《果哥一家》(1982年第2期)、《香港咏叹调》(1982年第3期)、《看更人》(1983年第4期),海辛的(最后的手车夫)(1982年第2期);王方的《香港浮世绘》(1982年第2期)、《底层》(1985年第4期);夏马的《娘娜和她的丈夫》(1988年第2期)、《陋巷纪事》(1991年第1期):张诗剑的《金融图景》(1982年第4期);金尔方的《鞠家姆妈的悲哀》(1986年第2期)等。
    [17]有白洛的《暝色入高楼》(1983年第3期第4期,1984年第1期)与《飘飘在花花世界》(1985年第5,第6期),陈连心的《大香港》(1986年第3期),巴桐的《骚动》(1986年第2期),汉闻的《一脱成名》(1992年第6期)。
    [18]陶然的《大陆来客》(1986年第4期);冯湘红的《香港香港》(1985年第3期);夏婕的《粉蝶儿》(1989年第5期),陈娟的《神仙美眷祭》(1996年第2期)等。
    [19]在《特区文学》刊载后,《海峡》与《世界华文文学》也先后作了转载,可见其影响力。
    [20]海辛的《咏泥园迎新复》讲述了咏泥园花工的家庭生活变迁,女主人仙草和两个儿子先后离开了香港,去了美国,但生活极不如意,最终一一回到了故土。陶然的《“太空人”九七》中的陈季龙忍受不了加拿大的移民生活,不顾妻子反对在九七前回到了香港。东瑞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一分》中羁留在英国,一向厌倦中国文化的儿子大维在遭遇感情与事业危机后,决定在1997年7月1日零时1分到港,全家皆大欢喜。
    [21]卷首语,《特区文学》,1994年第1期。
    [22]1996年3月10号羊城晚报发布了《1995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一文,其中“新都市文学”与上海的“新市民文学”并列为第7件大事,编者加按语认为“这既是岭南文学界对中国文坛的看法,也是一种参与。”这似乎说明了“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已取得一定社会回响。
    [23]胡滨,《“新都市文学”的设问与追问》《特区文学》,1995年第3期,159页。
    [24]江强,《全力扶持业余作家创作——深圳市文联主席董小明接受本报专访》,南方日报网络版,2004年7月29日。
    [25]2007年8月23日,笔者电话采访主编宫瑞华先生,他总结了以上两方面的原因。
    [26]1984年,秦牧、曾敏之、陆士清等学者在广州的白云宾馆曾商议有关《四海》的筹办事宜。
    [27]《四海》丛刊全名为《四海: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从1986到1990年间陆续出版了10期,共发表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家135人的187篇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初具期刊的规格,为1990年在北京正式创刊的《四海》期刊提供了众多的运作经验,从编辑、主管部门和运作方式来看,丛刊与期刊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可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
    [28]从第2辑开始丛刊就有了英文名,并强调了面向世界的立场。
    [29]《香港文学》定位为世界性的中文文艺期刊,有很多读者作者觉得没有必要,认为名实不符。见主编刘以鬯在《沙漠里的绿草——编后记》里有关读者反馈的综述意见,《香港文学》1986年第13期,212页。
    [30]秦牧,《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四海》丛刊第1辑,1-2页
    [31]刑沅,《为发展世界华文文学而努力》,《四海》,1990年第1期,7页
    [32]执行主编白舒荣在1998年第1期的编者记《任重道远——从四海到世界华文文学》中指出“中国八十年代初,人们对于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停留在港台文学的层面,由港台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十多年后概念的这种转化,来自于华文文学自身发展的现实,为此,《四海——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杂志顺应天时,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并改作月刊。但期刊命名的改变,实际也与大陆学界对于整合性文学观念的普遍认可有关系。
    [33]有越南陈大哲的小说《婚外情》(1990年第3期),苏联沈冬明的诗歌《回忆江南春景》(外一首)(1990年第3期)。
    [34]包括秦牧、毕塑望、萧乾等大陆知名作家,也包括曾敏之、云鹤、李鹏翥、骆明、聂华苓等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作家,还有饶芃子、白少帆、陆士清、武治纯、封祖盛、陈贤茂、刘登翰、方修等知名学者。
    [35]郝明工,胡明蓉,《行走的歌吟——对于尤今童话的解读》,北京:《世界华文文学》,2000年第5期,25页。
    [36]“纯文学”的立场,有利于文学期刊以在市场竞争的劣势中保持着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37]在1998年第10期扉页的《编者语》中编者作了如此表白。此外,从1991年到1998年间期刊还连载了几部长篇武侠小说,包括美国肖逸的《鹤年堂》(1991年第5期-1992年第6期),加拿大冯湘湘的《剑侠悲情》(1998年第3期-5期)等。
    [38]《编者的话》,《四海》丛刊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190页。
    [39]《编者的话》,北京:《世界华文文学》,1998年第12期,扉页。
    [40]《四海——世界华文文学》基本是赔钱的,前期靠出版社的财政补贴,后期靠社会赞助来支撑。
    [41]陈若曦,《故土与新土》,《四海》第五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页。
    [42]有意思的是,《选刊》和《华文文学》等期刊显现出某种典型的女性气质,作为“她”而存在,但《四海——世界华文文学》反而显出爽朗大气,刚柔并济的风格特征,这或许与主编个 人的爽朗气质一定的联系。
    [43]有关女性的专辑专题分别如下:1993年第4期:《女性作家的小说专辑》;1995年第3期,为庆祝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又开辟了《女作家专辑》:1996年第4期:《世界华文女作家专号》;1998年第3期:《女作家专辑》:1999年第4期《台湾90年代青年女作家作品选》:2000年第6期:《新加坡女作家专辑》。
    [44]见白舒荣,《任重道远——从四海到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世界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6页。有意思的是,同样标举“世界性中文文艺杂志”的《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也有类似白舒荣的表述:“因为中国文学刊物是华文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任何地区(包括香港在内)的华文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决定在被某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创办一种‘世界性中文杂志'”(见《香港文学》1986年第13期,212页)。可见世界意识与中国意识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在“华文文学”传播中的普遍性。
    [45]李频,《期刊区域市场与文本分析方法问题》,见《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334页。
    [46]这一专栏持续的时间从1990年到2000年终刊,因受学术界对其命名变化的影响,专栏名1994年改为“新移民文学栏”,后又设立了“新留学生文学”栏。
    [47]这一专栏从1991年持续到1992年。
    [48]这一专栏以多种变体出现,在本节第一部分已经做了梳理,故不再重述。
    [49]编者按语,《海外游子献给母亲的歌》,北京:《四海》,1990年第2期,6-7页。
    [50]参见曾镇南《“边缘人”的视界和心音-关于留学生文学的通信》,上海:《小说界》,1989年第1期。
    [51]主编白舒荣在与笔者的电子邮件中曾经强调指出这是期刊稿源获取的主要方式。
    [52]祝勇,《乡愁乡愁——读四海的两个栏目》,北京:《四海》,1992年第2期,159页。
    [53]苏文整理,《四海印象谈片——苏州大学师生谈(四海)》,北京:《四海》,1994年第6期,154页。
    [54]1986年秦牧在《四海》丛刊第1辑的《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以及《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评奖的盛举》等文中强烈呼吁设立“华文文学”的大奖,1990年《四海》期刊主编在发刊词中也提出将举办首届四海——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奖,1998年《世界华文文学》又呼吁举办《世界华文短篇小说公开奖》,都有着文中所述的种种意图。
    [55]获奖文章包括法国周绍德《想念您,龙的故乡)、美国翁绍裘的《龙年谈民族感情)、瑞士张泳琴的《龙的传人)、厄瓜多尔林植璜《龙——百兽之至尊)、泰国杨菁菁的《长城行)、澳门刘少泉《龙年观中南海)、加拿大邓华征《沧海情-我心目中的中国》、泰国吴舜娟《我与中国》。
    [56]“我心目中的中国”龙年征文选登,编者按语,《四海》丛刊第十辑,174页。
    [57]《“四海华文笔汇”征文》,北京:《四海》,1996年第3期,128页。
    [58]正如评奖活动的主要评委与组织者之一,邓友梅先生所言:“如今世界几乎是有居民处就是华人,有华人处就有中华文化,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2000 年第1期,5页。
    [59]如第四届“海峡情”特等奖作品一并刊登在1992年5期的《四海》杂志上,1995年间还特意设置连续性专栏[海峡情]。
    [60]这些奖都是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奖,并不拘泥于某一地区,且持续时间较长,评选标准重艺术性,在汉语文学界影响更大。
    [61]可参见笔者拙文《大陆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接受——以20世纪8、90年代为例》,汕头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62](美),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50页。
    [63]诸如[爱国统一之声],[宏扬民族文化](1990)这些栏目,以及在香港回归(1997)与澳门回归(1999)时期刊中处处皆是的时政新闻报道,更是直接体现了期刊的这一立场的鲜明性。尤其是1997年,《四海》变得类似时政杂志,连续几期中,所刊载的文学作品都占次要位置,主要忙于介绍邓小平逝世及相关报道,以及香港回归前的诸多政治要闻。
    [64]留学生文学栏中绝大多数作家作品都被“华文文学”专业研究者视为当然的研究对象,故本研究也将之纳入研究范围。
    [65]《小说界》的刊物口号是“敏锐、海派、包容、可读”,强调“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向海内外发行”。
    [66]这可能是《小说界》对于流行的台港言情、武伙小说以及三毛的游记等都未加关注的原因。
    [67]《编者的话》,上海:《小说界》,1988年第1期,扉页。
    [68]《编后记》,上海:《小说界》,1995年第1期,208页。
    [69]在1988年第1期的《编者的话》中,期刊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新辟的[留学生文学]栏,但到1989年在《编者的话》里该栏已经被认定刊物的特色栏目,决定继续办下去。
    [70]第三任主编郏宗培是《小说界》有关“华文文学”作品的主要编辑者,他在办刊18年的回顾中特别指出,汪笨湖作品是作为兼顾“可读性与艺术性”的努力而刊载的。见郏宗培的《十八年辛苦不寻常》,上海:《小说界》,1999年第5期,178页。
    [71]根据陈思和的认定,曾小逸主编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在当时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反响很大,可见1980年代中期文学界正兴起并积极倡导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潮流。参见陈思和《20世界中外文学关系中“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8-9页。
    [72]如着力推出“留学生文学”,并对之有一定研究的江曾培先生(《小说界》前期的重要编辑,也是第一任主编)认为“留学生题材的作品,往往站得高,有一种世界意识或者叫全球意识”,可见期刊对留学生文学的定位。见《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小说界》,1989年第1期,181页。
    [73]《小说界》是一本在海外华人世界广为阅读的杂志。
    [74]在《小说界》创刊百期纪念活动中,特意推出这两位作家的随感,记录下了他们与《小说 界》的缘分。
    [75]如须兰本是上海某企业的普通职工,1992年第3期在《小说界》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仿佛》,在1993年,《小说界》又以专题形式分两期推出她的系列作品,并举行了其作品的专题研讨会,由此,这个名不经传的新作者有了足够的知名度,连台湾的《联合文学》也在1993年12月作了专题介绍。而《小说界》在1990年代中策划的[70年代以后]栏目则将棉棉、卫慧等上海新锐作家推向了大陆文坛的浪尖之上,影响广泛。
    [76]此外还有赵丽宏的报告文学《大上海啊》(1987年第1期)、于劲的《大崩溃:上海:一九四九·五》(1993年第3期)、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1993年第5期)、唐小峰的《逃亡上海:德奥犹太难民在1938》(1994年第3期)、汪天云的《夏衍在上海》(1997年第4期)等。
    [77]参考赵莉《出国留学热回归理性》,荆楚网—楚天金报,2007年6月5日。
    [78]如《十月》1982年第6期刊载了留美学生史咏、陈冲的电影剧本《大洋彼岸的思念》,《花城》有留美学生顾月华的短篇小说《三个女人的公寓及其他——留美生活剪影》(1983年第5期)与《从冬眠中醒来》(1986年第6期)、余小华的散文《我从大陆来》(1987年第4期)等:《人民文学》有蓬丹的短篇小说《但去莫复问》(1988年第3期)和散文《西城二帖》(1988年第10期)、查建英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1988年第1期)和《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1989年第3期);《上海文学》有蒋濮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1988年第10期);《收获》有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1989年第5期),此外,《作品与争鸣》有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1989年第1期)。
    [79]王富荣,《留学生文学会谈纪要》,《小说界》1989年第1期,191页。
    [80]李东芳,《寓言化写作-中国当代大陆留学生文学思潮的现代性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116页。
    [81]夏云是王渝的另一笔名,至2002年止,她除了在“留学生文学”专栏刊载6篇作品之外,还在其他栏目刊载了15篇作品,为刊物的基本作者。她是美国留学生组织晨边社的创办者之一,她主编的北美《华侨日报》是留学生文学的重要园地。
    [82]按照《小说界》的“留学生文学”的理解,海外华人作家作品栏的作品也可称之为留学生文学,如於梨华的《姐妹吟》(1988年第4期)、《回头不是岸》(1999年第6期)以及木马的《红手》(2000年第1期)更是直面留学生活,有时比留学生文学栏的作品更象留学生文学。
    [83]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出现了重振海派雄风的讨论,而其所依借的参照系,正是20世纪2、30年代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记忆与想象。
    [84]孙颙等,《面对一万个“?”——关于上海“大滑坡”的报告》,《小说界》,1989年第1期,37页。
    [85]吴民民,《留日学生心态录续卷》,《小说界》,1989年第3期,77页。
    [86]不少留学生文学作品在上海屡屡获奖,影响广泛。如1986年到1987度的第三届《小说界》作品奖中,11篇就有3篇是留学生题材的,陈洁的《东方的云》、程乃珊的《签证》、小楂的《芝 加哥重逢》,首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中《我的财富在澳洲》)获二等奖,第二届则有王周生的《陪读夫人》获三等奖等。
    [87]王安忆在《我看98、99上海作家小说》一文中将出生成长在香港、90年代再次移民于香港的程乃珊也认定为上海作家,她认为,程“在上海成就作家事业、又在上海具有影响力,可算作是上海作家”,按照她的这一标准,王渝、严力、於梨华、叶仁秋、易丹、严歌苓等人未尝不可是上海作家呢?王安忆的观点参见《小说界》,2001年第6期,154页。
    [88]如君达的《阳光下的一个人》(1998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寓言般的故事,一个澳洲的中国人,面临着工作、生活、婚姻的重重困境,极为难堪,但赌场上的胜利使他绝处逢生,实现了自己寻求财富与物质的迷梦,但拥有了财富仍不快乐,家破人亡、一无所有时反而找回了自我。戴舫的《猎熊黑涧溪》(2001年第3期).则是在美国的两位移民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从挪威来的阿瑟自负自尊,高高在上,从中国去的吴泊表面淳朴但却虚伪、老谋深算,结果,吴泊不动声色的谋杀了阿瑟。
    [89]随着上海的国际化都市进程,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了上海,一种反向的留学潮流开始出现,根据有关报道,从2001年开始,上海的留学潮开始了反向运转,成为了西方各国留学的中心。这应该是反向留学生文学出现的现实基础。
    [90]很多人认为,上海是否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若从经济建制等现实指标来看,尚有距离。但文学中的想象却超越了现实,也指引和迷幻了现实中的人们,郜元宝称之为一种有关上海的制度性想象的流行,参考郜元宝《一种新的上海文学的产生——以<慢船去中国>为例》《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
    [91]如柳岩的《金戒指》、薛海翔的长篇小说《情感签证》(1998年第5期)、唐颖的糜烂(1995年第4期)、禾家的《去是朝云无觅处》(2001年第2期)等。
    [92]期刊明确了微型小说的文体要求是“要求稍具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用千字以内的篇幅表达较大的意义与内涵”。
    [93]微型小说学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挂靠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一直是微型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的中心地带之一。
    [94]就在1992年,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微型小说季刊》创刊,为新华微型小说的发展和茁壮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5]在台湾,微型小说被称为“极短篇小说”、“小小说”等。
    [96]李永康,《小小说任重道远——访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杨晓敏》,南方日报网络版,2003年03月10日。
    [97]《小小说选刊》也开专栏介绍海外华文优秀作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正在筹办中的《中国微型小说丛刊》,也将开设专门的海外作品栏目。
    [98]该小说直面的就是留学生活。一位苦读数年终于通过加州大学地球物理专业博士资格考试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林振,如中邪般灵感促发,一时轰动了学术圈,但他却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之中,终于导致精神分裂,被谴回家,美国导师乘机窃取了他的成果,一举成名。
    [99]郜元宝,《一种新的上海文学的产生——以<慢船去中国>为例》,《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77页。
    [1]黄锦树在《国语、语言、民族:马华——民族文学史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分析刘登翰与刘小新的《对象理论学术平台》等文章时,认为大陆的“华文文学”传播与研究“总难免令人怀疑背后有某种国策的政治使命”(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三辑》,朱文斌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54页),他的观点代表了小部分港台与海外学者的视野。
    [2]陈大为、黄景树、王润华等海外学者都有过类似言论,而国内古远清、朱崇科等学者也发出了这种声音。参见陈大为的《接受与诠释——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论述(1987-2004》(《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二辑》,朱文斌主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黄锦树的《国语、语言、民族:马华——民族文学史及相关问题》,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古远清的《《20年来香港文学在内地的传播》,朱崇科的《谁的东南亚华人/华文文学——命名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等文章。
    [3]转引自朱立元的《接受美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34页。原见张国锋,《“接受美学系列谈”之二:文学与读者》,文艺报,1987年9月。
    [1]汪义生、潘亚墩,《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趋向管窥》,江西:《上饶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76-80页。
    [2]饶芃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北京:《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31-38页。
    [3]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上海:《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93-105页。
    [4]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北京:《国外文学(季刊)》,1997年第1期,27-32页。
    [5]刘俊,《18年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福州:《台港文学选刊》,1997年第7期,55页。
    [6]程文超,《华文文学圈:策略与意义》,汕头:《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12-13页。
    [7]白舒荣,《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4期,8-12页。
    [8]鲁西,《海外华文文学论》,桂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82-118页。
    [9]古远清,《中国15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走向》,南宁:《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52-56页。
    [10]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84-92页。
    [11]饶芃子,《世纪之交:海外华文文学的回顾与展望》,《暨南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1-3页。
    [12]吴奕錡,《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89-96页。
    [13]何与怀,《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海口:《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6期,62-69页。
    [14]饶芃子,《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说》,《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9-32页。
    [15]古远清,《香港文学研究二十年》,《南京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104-109页。
    [16]袁勇麟,《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口:《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90-93页。
    [17]刘登翰,刘小新,《都是“语种”惹的祸?》,《文艺报》华馨版,2002年5月14日。
    [18]刘登翰,《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31-39页。
    [19]陈思和,《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94-96页。
    [20]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149-155页。
    [21]戴冠青,《对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一种思考》,长春:《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36-39页。
    [22]李娜,《2003年内地的港澳文学研究述评》,汕头:《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42-50页。
    [23]刘登翰,《华文文学研究的瓶颈与多元理论的建构》,福州:《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411,149-155页。
    [24]朱立立,《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度》,福州:《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1期,40-42页。
    [25]刘小新,《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福州:《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4年11期,37-40页。
    [26]郝明工,《世界汉语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11-15页。
    [27]黄万华,《中国文学中的跨文化因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117-120页。
    [28]周海玲、张志强,《纷争、建构与悬置——关于华文文学命名科学性的思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2005年第3期,86-98页。
    [29]袁勇麟,《言说的疆域——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台湾研究季刊》,2005年第4期,90-96页。
    [30]朱崇科,《谁的东南亚华人/华文文学——命名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南京:《学海》,2006年第3期,183-188页。
    [31]樊星《话说“台港文艺热”》,汕头:《华文文学》,1993年第1期,17-18页。
    [32]思悠,雨萌,《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出版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期刊述评》,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4年第2期,71-73页。
    [33]陆士清,《略论<现代文学>杂志》,上海:《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87-92页。
    [34]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选自《害怕写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原文写 于1997年,见《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7。
    [35]颜泉发,《杨际岚与台港文学选刊》,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39-40页
    [36]古远清,《20年来香港文学在内地的传播》,原载香港(纯文学)1999年8-9月,选自《古远清自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爝火出版社,2002,199-212页,
    [37]于青,《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在大陆出版概况》,北京:《世界华文文学》,1999年第6期,78页。
    [38]李志,《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广州:《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105-109页。
    [39]许俊雅,《回首当年事——夏济安与<文学杂志>》,汕头:《华文文学》,2002年第6期,13-40页;2003年第1期,59-69页。
    [40]许燕,《论美华文学在大陆的传播过滤及其特征》,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41-45页。
    [41]李志,《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217-231页。
    [42]陈海峰,《花城25年(1979-2004):先锋与多元的坚持》,《肇庆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25卷第4期,31-34页。
    [43]许燕,《从媒介文化角度看美华文学的生成》,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161-167页。
    [44]许燕,《跨语境传播与身份著异——美华文学在大陆语境被过滤的作家因素分析》,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3期,38-41页。
    [45]古远清,《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55-58页。
    [46]扬松年,《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新方向:文学传播探讨的意义》,汕头:《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5-9页。
    [47]王艳芳,《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为考察对象》,《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10-14页。
    [48]计红芳,《改版前后的<香港文学>》,《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138-140页。
    [1]赖伯疆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2]刘登翰主编,《台湾文学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3]赵遐秋,马相武著,《海外华文文学综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4]潘亚暾著,《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饶芃子,费勇著,《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7]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9]李君哲著,《海外华文文学札记》,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10](新加坡)王润华著,《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11]刘俊著,《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4。
    [12]饶芃子著,《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3]王列耀著,《隔海之望——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望与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4](美国)赛弗林,(美)坦卡德著,陈韵昭译,《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5](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6](英国)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茨著,刘处雄译,《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7](美国)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8](英国)斯托克斯著,曾红宇,曾妮译,《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9](韩国)安春根著:张明惠译,《杂志出版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20]刘宁著,《文艺期刊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21]李频著,《大众期刊运作》,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22]勒大成主编,《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北京:文联出版社,2003。
    [23](美国)伦纳德·孟格尔著;朱启文,崔人元译,《期刊经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24]李频主编《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5](德国)姚斯,H.R.,(美国)霍拉勃,R.C.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6]朱立元著,《接受关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7](德国)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8](法国)波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9](法国)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0](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1](法国)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2003。
    [32](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
    [33](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胡不适译,《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33]陈思和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修订版。
    [34]陈平原著,《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35]李子云著,《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36]王一川著,《京味文学第三代——泛媒介场中的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郑彩虹,《论澳门文学之大众传橘现象》,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1。
    [2]许燕,《美华文学在大陆语境的传播与过滤》,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3。
    [3]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
    [3]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4]吴燕(燕字下有日字),《翻译相异性—1910-1920年<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表述》,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
    [5]梅启波,《欧洲文学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2006。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