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家族研究（184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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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太仓唐文治家族三代人在1841—1954间的历史,包括受教育内容、职业选择、婚姻关系以及思想观念。这三代人是：父亲唐受祺、唐文治本人、唐文治的三个儿子唐庆诒、唐庆增、唐庆永。本文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简略描述唐文治的先祖在1644—1840间的生活状态。唐家原籍南京,因明末战乱迁居太仓。太仓是清代江浙漕粮北运的起点,唐家属于卫籍,由于卫籍需要承担漕运,这决定了家族需要承担漕运。此外,唐家在牙行和布业经营上也有史料记载。这些构成了唐家在这个时间段的经济生活,此时唐家过着较为稳定安逸的生活。
第二部分,唐受祺出生于1841年,此时家道中落,家族希望唐受祺在科举仕途上能够有所作为,但唐受祺不能如家族所愿。1865年,唐受祺获得恩贡身份后,既未继续攻科举,也没有重振家族衰落的商业,而以塾师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唐受祺在其塾师经历中培养了两名进士(1892年的唐文治和1894年的吴敬修),并以此为耀。1892年,儿子唐文治中进士后,唐受祺随其居住北京,生活重点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再做塾师,开始参加到编辑古人遗集、集资助赈的活动中,并乐于此道,度过后半生。
第三部分,唐文治是唐家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主要是由于他在科举上的成功,改变了家族的命运。1892年,唐文治中进士后未入翰林,而是直接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后任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榷算司、商部左侍郎,直至1906年底署理农工商部尚书。1907年2月,唐文治因丁母忧回籍,同年底经邮传部尚书陈璧推荐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监督,直至1920年因眼疾辞职,成为交通大学历史上影响最重要的校长之一。1920年,唐文治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直至病逝,奉献教育40余年。唐文治在发展自己事业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家族关系,除父亲获得“诰封荣禄大夫”的待遇外,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在很多事情上,也得益于唐文治。
第四部分,对于唐文治的三个儿子来说,父亲在社会上的事业,为他们提供了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三个儿子在唐文治的安排下,接受了从小学、中学、大学或留学的教育过程。唐庆诒、唐庆增、唐庆永学成回国后,最先都是在高校中任职。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都能够有所施展,学以致用,比如唐庆诒是著名的英语语言学家,唐庆增和唐庆永两人共同参加了中国经济学社的创办活动,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家族内部,他们在唐文治的安排下,择期成婚,婚后还要承担赡养家人的义务。
唐文治家族的百年发展史,既是个人奋斗影响家族发展轨迹的历史,同时也有来自社会变革带来的新因素。在中国近代史的艰难转变过程中,唐文治家族的发展经历表明：个人奋斗对家族生存状态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另外,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代变化对个人或家族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ang Wengzhi's family in the 1841-1954.It includes their education,career choices,marriage,and ideas.The three generations were:Tang shouqi,Tang Wengzhi,and three sons Tang Qingyi,Tang Qingzeng,Tang Qingyong.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Tang Wengzhi's ancestor between 1644 and 1840.The Tang's family went to Taicang from Nanjing,becaus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s war.In this period,the family need to transport grain to the captial from Taicang by ship,and they also operate business.
The second section is about Tang Shouqi.He was born in 1841,the year was the begi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He studied hard,hop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imperial offcialdom.However,he could't.In 1865,he was given Engong Identity,and then as a teacher to support his family.In 1892,he lived with his son in Beijing,and began to edit ancient's postthumous,help the poor,donor coummunity,and so on.
The third section is about Tang Wengzhi,he is the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which was mainly due to his imperial success,changed the family's fate.From 1892 to 1907,he was as senior official of the Qing Dynasty.After 1907,he was appointed the supervison of Shanghai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Ministry of Posts and Telegrapfs(now SJTU).In the family,he was the center of the family.The reason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his cause,he also formed a social relation.
The forth section is about Tang Wengzhi's three sons.Of the father's cause in the community,Tang Wengzhi could provide them a stable living and learning enviroment.Three sons received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from the primary,secondary,to university or study abroad.Tang Qingyi,Tang Qingzeng,Tang Qingyong were to serve in the university.They elective the object of marriage under the father's required conditons,after marriage they bear the obligation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In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the history of Tang's family decalare:the individual effort is important to the family,and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nstance has some effect on the personal and family.
第一部分,简略描述唐文治的先祖在1644—1840间的生活状态。唐家原籍南京,因明末战乱迁居太仓。太仓是清代江浙漕粮北运的起点,唐家属于卫籍,由于卫籍需要承担漕运,这决定了家族需要承担漕运。此外,唐家在牙行和布业经营上也有史料记载。这些构成了唐家在这个时间段的经济生活,此时唐家过着较为稳定安逸的生活。
第二部分,唐受祺出生于1841年,此时家道中落,家族希望唐受祺在科举仕途上能够有所作为,但唐受祺不能如家族所愿。1865年,唐受祺获得恩贡身份后,既未继续攻科举,也没有重振家族衰落的商业,而以塾师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唐受祺在其塾师经历中培养了两名进士(1892年的唐文治和1894年的吴敬修),并以此为耀。1892年,儿子唐文治中进士后,唐受祺随其居住北京,生活重点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再做塾师,开始参加到编辑古人遗集、集资助赈的活动中,并乐于此道,度过后半生。
第三部分,唐文治是唐家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主要是由于他在科举上的成功,改变了家族的命运。1892年,唐文治中进士后未入翰林,而是直接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后任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榷算司、商部左侍郎,直至1906年底署理农工商部尚书。1907年2月,唐文治因丁母忧回籍,同年底经邮传部尚书陈璧推荐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监督,直至1920年因眼疾辞职,成为交通大学历史上影响最重要的校长之一。1920年,唐文治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直至病逝,奉献教育40余年。唐文治在发展自己事业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家族关系,除父亲获得“诰封荣禄大夫”的待遇外,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在很多事情上,也得益于唐文治。
第四部分,对于唐文治的三个儿子来说,父亲在社会上的事业,为他们提供了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三个儿子在唐文治的安排下,接受了从小学、中学、大学或留学的教育过程。唐庆诒、唐庆增、唐庆永学成回国后,最先都是在高校中任职。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都能够有所施展,学以致用,比如唐庆诒是著名的英语语言学家,唐庆增和唐庆永两人共同参加了中国经济学社的创办活动,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家族内部,他们在唐文治的安排下,择期成婚,婚后还要承担赡养家人的义务。
唐文治家族的百年发展史,既是个人奋斗影响家族发展轨迹的历史,同时也有来自社会变革带来的新因素。在中国近代史的艰难转变过程中,唐文治家族的发展经历表明：个人奋斗对家族生存状态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另外,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代变化对个人或家族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ang Wengzhi's family in the 1841-1954.It includes their education,career choices,marriage,and ideas.The three generations were:Tang shouqi,Tang Wengzhi,and three sons Tang Qingyi,Tang Qingzeng,Tang Qingyong.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Tang Wengzhi's ancestor between 1644 and 1840.The Tang's family went to Taicang from Nanjing,becaus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s war.In this period,the family need to transport grain to the captial from Taicang by ship,and they also operate business.
The second section is about Tang Shouqi.He was born in 1841,the year was the begi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He studied hard,hop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imperial offcialdom.However,he could't.In 1865,he was given Engong Identity,and then as a teacher to support his family.In 1892,he lived with his son in Beijing,and began to edit ancient's postthumous,help the poor,donor coummunity,and so on.
The third section is about Tang Wengzhi,he is the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which was mainly due to his imperial success,changed the family's fate.From 1892 to 1907,he was as senior official of the Qing Dynasty.After 1907,he was appointed the supervison of Shanghai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Ministry of Posts and Telegrapfs(now SJTU).In the family,he was the center of the family.The reason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his cause,he also formed a social relation.
The forth section is about Tang Wengzhi's three sons.Of the father's cause in the community,Tang Wengzhi could provide them a stable living and learning enviroment.Three sons received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from the primary,secondary,to university or study abroad.Tang Qingyi,Tang Qingzeng,Tang Qingyong were to serve in the university.They elective the object of marriage under the father's required conditons,after marriage they bear the obligation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In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the history of Tang's family decalare:the individual effort is important to the family,and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nstance has some effect on the personal and family.
引文
①孙本文著：《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71页。
②徐杨杰著：《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①王祖畲纂：《太仓州志》,1919年,第43-44页。
②王祖畲纂：《太仓州志》,1919年,第46页。
③来新夏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39)》,学苑出版社,2006年1月,第481页。
①《黄冈蔡氏宗谱·卷一·黄冈蔡氏漕务纪略》,民国戊午年九思堂刊本。
②参见(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③参见徐斌著：《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
④唐景星著：《爱莲居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10页。
⑤王祖畲纂：《太仓州志·旧志》,1919年。
⑥(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创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①在相关的史料中,“牙行”也被称为税行、保行等。“牙行”是一种类似于经纪人的中间经济组织,从事牙行的人被称作“牙人”、“牙商”等。牙行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客商代理、批发、存放、转运商品以及提供食宿等服务,有些较大的“牙行”还须监督商人纳税或者向商人发布政府的公函等。牙行主要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比如漕运重镇、河运要道等。参见张泰、刘宗棠著：《论清前期的牙行制度》,载《求索》,2007年11月。
②档案：《户部题本》,内务府总管傅恒,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题。藏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转引自张泰、刘宗棠著：《论清前期的牙行制度》,载《求索》,2007年11月。
③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9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46页。文中笔者简称《年谱》。
①唐景星著：《先祖父事略》,《墨池杂著》,上海图书馆藏,1888年。
②《年谱》,第80页。
①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人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②唐景星著：《先祖父事略》,《墨池杂著》,上海图书馆藏,1888年。
③(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创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④唐文治著：《茹经堂文集·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4年,第5页。下文中简称《茹经堂文集》。
⑤参见易惠莉著：《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4月。
①参见易惠莉著：《科举制度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唐景星著：《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墨池杂著》,1888年,上海图书馆藏。
③唐景星著：《爱莲居诗钞·卷二》,俞凤宾编：《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5页。
④唐景星著：《赘人自序》,《墨池杂著》,1888年,上海图书馆藏。
⑤(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①唐景星著：《爱莲居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6页。
②《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36页。
④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2页。
⑤王慧言、唐文治辑：《乙亥志稿·人物》,1935年,第13页。
⑥唐振常著：《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⑦樊百川著：《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①倪玉平著：《招商局与清代漕粮海运关系再研究》,载虞和平、胡政主编：《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茹经堂文集·卷五》,第2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2页。
①《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②唐受祺后来为报答钱健齐启蒙之恩,特地嘱咐唐文治关照钱健齐的孙子钱祥士(字峻楣),聘任他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时名)庶务员。参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第191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页。
①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自序》,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
②王祖畲著：《墨池杂著·序》,《墨池杂著》,1888年,上海图书馆藏。王祖畲,字岁三,号紫翔,江苏太仓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曾任山西淳县、河南汤阴等地知县,后丁父忧归乡不复出,精研程朱理学,主持宿迁、海门、崇明等地书院,著有《春秋经传考释》、《读左质疑》、《史记校证》、《汉书校正》、《太仓州志稿》、《镇洋县志稿》等十余种。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据学者研究：家族内部一旦发现子弟有科举潜力,家族中长辈就会全力支持他读书,他也就无需从事除读书以外的其他活动,而“一个童生仅参加县府两试的费用,就要用去10两银子。 ……在清初10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石粮食,相当于一个3口之家农民的全年口粮,甚至是全部家产。因此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贫苦农民一般是负担不起的。”参见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④《茹经堂文集·卷五》,第24页。
⑤徐斌著：《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①《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2页。
②张研、毛立平著：《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③唐受祺著：《悼亡》,《浣花庐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8页。
④《太仓州志·卷十·选举》,第51页,《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0页。
①张仲礼著：《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②李伯重著：《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5页。
④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第2页。
⑤《年谱》,第4页。
⑥关于“镇海卫漕粮事”一事,唐受祺和唐文治都没有说明缘由,只是说此事在唐文治的姨丈黄浚之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而根据当时黄浚之在太仓当地负责处理“浮粮事务”,可以推测“镇海卫漕粮事”有可能和“浮粮”有关。参见《茹经堂文集·卷五》,第412—414页。
⑦《年谱》,第8页。
⑧(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①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10页。
②《年谱》,第36页。唐受祺著：《哭次孙庆平》,《浣花庐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11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4页。
④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1—303页。也有的学者将唐受祺这样没有官阶的称作“小绅士”,他们可以身着敬重的长袍,从事训导、教学、书吏或他种与这一装束相称的活动,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参与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动；在当地遭灾时,他们也会组织对流民、无家可归的人、老人和贫民的救济；当发生骚乱时,他们可以在皇帝的认可下资助、招募甚至统率民团。参见(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17页。
⑤唐受祺著：《九月初八日南归记事》,《浣花庐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8页。
⑥唐受祺著：《徐家汇寓齐》,《浣花庐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9页。
⑦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四》,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8页。
①《盛宣怀档案》：《诰封荣禄大夫唐若钦老伯大人七十大寿言》、《吕景端致盛宣怀函》、《沪上同人公启》,档号：080702、086364、106072。
②唐受祺著：《七十初度自述》,《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9页。
③《年谱》,第66页。
④唐受祺著：《春日迁居锡山新屋》,《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2页。
⑤王慧言、唐文治辑：《乙亥志稿》,1935年,第13页。
⑥《年谱》,第68页。
⑦《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⑧《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①《年谱》,第78页。
②《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③吕坤(1536—1618),字叔简,河南宁陵人,明代文学家、思想家,著有《交泰韵》、《呻吟语》、《去伪斋文集》。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著有《补农书》、《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近古录》。张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著有《笃素堂集》。
④唐受祺著：《唐封翁手书格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
⑤《年谱》,第90页。
⑥王慧言、唐文治辑：《乙亥志稿》,1935年,第13页。
①由于同乡的关系,唐文治后来在仕途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翁同龢的提携和帮助,翁同龢经常“夜请唐蔚芝先生小饮”(《翁同龢日记》1892年8月29日),商量工作和私人上的事务,1898年翁同龢因举荐康有为主张变法而遭革职,离京那天,京官因怕受牵连都未送翁同赫,而唐文治毅然不顾同僚劝告亲自送翁同龢出京。参见《年谱》,第18、26页。
②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③《申报》,《南菁同学会元旦聚餐》,1940年2月24日。
④《年谱》,第19页。
⑤《年谱》,第19页。
⑥唐文治在奏稿中提出了八点主张：一,正人心、别流品；二,务刚断、严赏罚；三,奖气节、去阘冗；四, 正官常、破资格；五,拔真才、变科目；六,改武科、用火器；七,联邦交、简使臣；八,赛漏危、节浮费。唐文治著：《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茹经堂奏稿·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①《年谱》,第52页。
②朱英著：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③余子侠著：《唐文治与清末商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月。
①《申报》,1907年2月21日。
②《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2—124页。
③盛懿、孙萍、欧七斤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85页。
④《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①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348页。
②《文教资料》,1982年,第7—8期。
③健实著：《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国专季刊》,1933年5月。
④即便不是自己的学生,唐文治也经常与后生交流,提携后辈。1920年代,在无锡教书的钱穆曾与唐文治有过频繁接触,当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与钱穆教书的学校是对门,一次偶然的机会,钱穆拜见了唐文治,虽然两人此次只谈了两个小时,但这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临走时唐文治把他的全部著作打成两大包送给钱穆,后两人经常交往,成为忘年交,钱穆晚年还经常回忆两人的交往,称“蔚老的气度风范常留余心目中”。参见陈勇著：《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①《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第6页。
②《年谱》,第53页。
③《盛宣怀档案》,《俞书祥致盛宣怀函》,档号：042576。
④《盛宣怀档案》,《唐文治致盛宣怀函》,档号：057718。
①《盛宣怀档案》：《唐文治致盛宣怀函》,档号：044094-1。
②《盛宣怀档案》：《唐文治致盛宣怀函》,档号：044094-2。
③《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4页。
④参见凌微风著：《唐文治》,西冷印社,2008年,第156页。
①陆汝挺著：《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文史资料》(12辑)。
②陆汝挺著：《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文史资料》(12辑)。
③太仓市档案馆保存了一封唐文治联合其他人写给吴国桢的信,全文如下：(唐文治、张元济、项兰生、叶景葵)等蛰居本市,不问外事。顾学潮汹涌,愈演愈惨,谁非父母,谁无子弟,心所不忍,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至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派兵调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杂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区域之言,此诚为(唐文治、张元济、项兰生、叶景葵)等所未解。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似非政府爱民之旨。况中共区域已入战争状态,不知派何人以何种交通工具送往?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送往中共区域之说,(唐文治、张元济、项兰生、叶景葵)等未敢轻信,然办法离奇,令人骇悸。伏望愷恻慈祥,处以镇静,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学校自行开导,其呼吁无悖于理者,亦宜虚衷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太仓市档案馆,全宗号：303。另外,《学生报》(1947年6月6日)也报道了此事。④周金品、张春亭著：《从原子弹到脑科学—唐孝威院士的传奇人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⑤击汝挺著：《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文史资料》(12辑)。
⑥张人凤著：《近代中国出版业奠基人张元济》,《世纪》,1998年第1期。
①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①唐受祺著：《训长孙庆诒游学美国辞》,《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编：《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1927年,第7页。
②《忆往录》,第9页。
③《忆往录》,第18页。孟宪承(1894—1967),字伯洪,江苏武进人,毕业于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后任教于清华学校,1918年公费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教育学,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教育史。回国后,孟宪承先后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教学,1949年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著有《民众教育》等。孟宪承是唐庆诒父亲唐文治任职交通大学校长时的学生,在此之前,唐庆诒的未婚妻
俞庆棠与孟宪承已经认识,并且合译了杜威的《思维与教学》、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
④《忆往录》,第18页。
⑤唐庆诒自1921年担任交通大学教师后,中间虽有几年在其他学校兼职,但他一直没有离开交通大学,在交通大学任职一直到1985年去世,长达60余年。
⑥《忆往录》,第25页。
⑦《忆往录》,第31页。
①唐庆诒对当时的心情做过下面的描述：“苦闷万分,每晚借酒浇愁,并强记韩文,精神大损,觉思想忽飘不定,有时仿佛闻雷声,似当头雷震即将击下者。至学期结束,即回无锡休养,而心情恐怖益甚,夜不成寐。某晚静坐,觉白光一点自头顶飞出,嗡然作声,头痛如裂。……某日上午,忽觉此身判裂为二,时断时续,有时有二我相对而坐,午餐时,似有黑云白天而降,笼罩全身,随即昏厥,约半分钟后始醒,自觉沉沦苦海,与尘世隔绝,吁人生到此,尚何言哉。”《忆往录》,第31页。
②刘其昶：《回忆唐文治先生和唐庆冶先生》,《师生永契——庆祝母校成立100周年纪念册》,交通大学1942级电机工程系校友编,1996年。
③盛懿、孙萍、欧七斤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④《忆往录》,第44页。
①唐庆增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这部著作只完成了汉代以前的研究,唐庆增本拟在建国后完成汉代之后的研究,但是后来因为历史原因,直至抱憾离世,没能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下编。
②唐庆增著：《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上海社会科学书店,1933年4月,第1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资料：银行篇(一)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专辑》,1980年,第18页。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民主与建国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①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两》,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第285页。
②丁孝智著：《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③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第81页。
④吴研人著：《当代名人轶事大观》,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4版,第49页。
①朱岑楼著：《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②周金品、张春亭著：《从原子弹到脑科学——唐孝威院士的传奇人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唐孝威系唐庆永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实验的直接参加者,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和脑科学家,唐孝威自幼与唐文治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49年唐孝威去清华大学读书长达20年的时间。
③朱自清在1945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应唐庆永夫妇之邀,至其家跳舞与桥戏,并进晚餐。”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32页。又有“1931年唐孝威 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模范小学学习……在那段国难的日子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唐兄妹三人”。参见周发勤著：《唐孝威科学实验十四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5页。可见此时唐庆诒的妻子正在上海抚养唐孝威三兄妹,而唐庆永已经与情人同居。
①《年谱》,第95页。
②周金品、张春亭著：《从原子弹到脑科学—唐孝威院士的传奇人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③熊贤君著：《俞庆棠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④余因著：《好老师好前辈》,《俞庆棠文集》,政协江苏省太仓市文史委员会编,1997年,第117页。
⑤《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第27页。
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三》,第7页。
①《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1页。
②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档案号： LS2_309。
③《忆往录》,第22页。
①(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②《盛宣怀档案》：《诰封荣禄大夫唐若钦老伯大人七十大寿言》,档号：080702。
①《申报》,《南洋公学校长问题之电函》,1920年5月7日。
②《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四》,第15页。
③1919年,唐庆诒积极抗议凡尔赛条约中关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颇能说明这一点。唐庆冶在回忆录中写道：“(唐庆诒)与黄凤华代表中国学生会,赴华盛顿游说美国参议员,希望美国政府于批准《凡尔赛和约》时,不承认山东条款。盖此条款虽经威尔逊总统鉴订,尚须经三分之一参议员通过,始发效力。若美国果能于鉴约时声明不承认山东条款,则中国亦可照美国办法,抵制日本,此次仅得见议员七八人,大都为共和党人。同时,余投稿《华盛顿报纸》,鼓吹此事。”参见唐庆诒著：《忆往录》,第16页。
1、《申报》(1907年2月21日、1920年5月7日、1941年9月4日)
2、《学生报》(1947年6月6日)
3、《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馆藏)中盛宣怀与唐受祺未刊函稿、盛宣怀与唐文治未刊函稿、盛宣怀与俞书祥未刊函稿。
4、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校长关庚麟电唐文治文》、《交通大学校友募建书库征信录》、《唐庆诒信函》、《唐庆诒工资单》、《交通大学新聘及复旦调整来校教员名册》。
5、太仓市档案馆：《A BYGONE TIME——life in two worlds:east and west》(唐庆香著,1989年)、《唐孝纯生平》。
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3—12—015—01—066、03—12—015—01—057)
1、王祖畲纂：《太仓州志》,1919年。
2、王祖畲纂：《镇洋县志》,1919年。
3、金端表纂：《刘河镇纪略》(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4、唐文治,王惠言编著：《乙亥志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1935年。
1、唐承焘：《吟秋遗稿》,上海图书馆藏,1851年。
2、唐景星：《爱莲居诗钞》,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
3、唐景星：《墨池杂著》上海图书馆藏,1888年。
4、唐受祺：《浣划庐诗钞》,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
5、唐受祺：《唐封翁手书格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
6、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4年。
7、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9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
8、唐文治：《唐蔚芝先生演讲集》,交通大学出版处,1940年。
9、唐文治：《南菁日记》,无锡唐文治纪念馆。
10、唐文治：《唐蔚芝先生演讲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39年。
11、唐文治：《唐蔚芝先生劝孝编》,上海崇德善会,1942年。
12、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无锡国学专修馆,1923年铅印本。
13、唐庆诒：《南游日记》,人文印书馆,1935年。
14、唐庆诒：《忆往录》,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1946年。
15、唐庆诒：《漫游记》,常州人文印书馆,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
16、唐庆诒：《唐庆诒诗草》,上海图书馆藏。
17、唐庆增：《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社会科学书店,1933年。
1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
19、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0年。
20、唐庆增：《国际商业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
21、唐庆永：《现代货币银行及商业问题》,世界书局,1935年。
22、唐孝端：《先祖父唐文治事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23、张海华：《唐孝纯回忆祖父唐文治》,《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10期。
24、吴研人：《当代名人轶事大观》,世界书局,1923年。
25、《俞庆棠先生纪念集》,上海俞庆棠先生追悼会筹备委员会,上海图书馆藏,1957年。
26、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8年。
27、凌鸿勋：《记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传记文学》(台湾),第五卷第四期。
28、陈其昌、胡子远：《唐文治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1、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
4、徐杨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5、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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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
9、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沈阳出版社,2002年。
11、马学强：《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8年。
12、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
1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余子侠：《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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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19、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易惠莉：《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饶玲一：《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史林》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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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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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家庭问题的讨论,1915—1923》,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7、Jack A.Goldstone and Lisa Hoffman:《Family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in Northwest Europe and Imperial China, C.1780—1900》,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8、郭友琪：《入仕的新径与旧途——论科举废除后清政府对旧士人的再安排》,载《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9月。
9、王卫平、黄鸿山：《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载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②徐杨杰著：《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①王祖畲纂：《太仓州志》,1919年,第43-44页。
②王祖畲纂：《太仓州志》,1919年,第46页。
③来新夏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39)》,学苑出版社,2006年1月,第481页。
①《黄冈蔡氏宗谱·卷一·黄冈蔡氏漕务纪略》,民国戊午年九思堂刊本。
②参见(美)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③参见徐斌著：《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
④唐景星著：《爱莲居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10页。
⑤王祖畲纂：《太仓州志·旧志》,1919年。
⑥(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创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①在相关的史料中,“牙行”也被称为税行、保行等。“牙行”是一种类似于经纪人的中间经济组织,从事牙行的人被称作“牙人”、“牙商”等。牙行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客商代理、批发、存放、转运商品以及提供食宿等服务,有些较大的“牙行”还须监督商人纳税或者向商人发布政府的公函等。牙行主要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比如漕运重镇、河运要道等。参见张泰、刘宗棠著：《论清前期的牙行制度》,载《求索》,2007年11月。
②档案：《户部题本》,内务府总管傅恒,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题。藏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转引自张泰、刘宗棠著：《论清前期的牙行制度》,载《求索》,2007年11月。
③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9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46页。文中笔者简称《年谱》。
①唐景星著：《先祖父事略》,《墨池杂著》,上海图书馆藏,1888年。
②《年谱》,第80页。
①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人物》,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②唐景星著：《先祖父事略》,《墨池杂著》,上海图书馆藏,1888年。
③(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创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④唐文治著：《茹经堂文集·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4年,第5页。下文中简称《茹经堂文集》。
⑤参见易惠莉著：《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4月。
①参见易惠莉著：《科举制度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唐景星著：《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墨池杂著》,1888年,上海图书馆藏。
③唐景星著：《爱莲居诗钞·卷二》,俞凤宾编：《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5页。
④唐景星著：《赘人自序》,《墨池杂著》,1888年,上海图书馆藏。
⑤(清)金端表纂：《刘河镇记略·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①唐景星著：《爱莲居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6页。
②《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36页。
④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2页。
⑤王慧言、唐文治辑：《乙亥志稿·人物》,1935年,第13页。
⑥唐振常著：《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⑦樊百川著：《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①倪玉平著：《招商局与清代漕粮海运关系再研究》,载虞和平、胡政主编：《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茹经堂文集·卷五》,第2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2页。
①《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②唐受祺后来为报答钱健齐启蒙之恩,特地嘱咐唐文治关照钱健齐的孙子钱祥士(字峻楣),聘任他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时名)庶务员。参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第191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页。
①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自序》,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
②王祖畲著：《墨池杂著·序》,《墨池杂著》,1888年,上海图书馆藏。王祖畲,字岁三,号紫翔,江苏太仓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曾任山西淳县、河南汤阴等地知县,后丁父忧归乡不复出,精研程朱理学,主持宿迁、海门、崇明等地书院,著有《春秋经传考释》、《读左质疑》、《史记校证》、《汉书校正》、《太仓州志稿》、《镇洋县志稿》等十余种。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据学者研究：家族内部一旦发现子弟有科举潜力,家族中长辈就会全力支持他读书,他也就无需从事除读书以外的其他活动,而“一个童生仅参加县府两试的费用,就要用去10两银子。 ……在清初10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石粮食,相当于一个3口之家农民的全年口粮,甚至是全部家产。因此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贫苦农民一般是负担不起的。”参见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④《茹经堂文集·卷五》,第24页。
⑤徐斌著：《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①《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2页。
②张研、毛立平著：《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③唐受祺著：《悼亡》,《浣花庐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8页。
④《太仓州志·卷十·选举》,第51页,《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0页。
①张仲礼著：《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②李伯重著：《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5页。
④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第2页。
⑤《年谱》,第4页。
⑥关于“镇海卫漕粮事”一事,唐受祺和唐文治都没有说明缘由,只是说此事在唐文治的姨丈黄浚之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而根据当时黄浚之在太仓当地负责处理“浮粮事务”,可以推测“镇海卫漕粮事”有可能和“浮粮”有关。参见《茹经堂文集·卷五》,第412—414页。
⑦《年谱》,第8页。
⑧(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①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10页。
②《年谱》,第36页。唐受祺著：《哭次孙庆平》,《浣花庐诗钞·卷一》,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11页。
③《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4页。
④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1—303页。也有的学者将唐受祺这样没有官阶的称作“小绅士”,他们可以身着敬重的长袍,从事训导、教学、书吏或他种与这一装束相称的活动,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参与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动；在当地遭灾时,他们也会组织对流民、无家可归的人、老人和贫民的救济；当发生骚乱时,他们可以在皇帝的认可下资助、招募甚至统率民团。参见(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17页。
⑤唐受祺著：《九月初八日南归记事》,《浣花庐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8页。
⑥唐受祺著：《徐家汇寓齐》,《浣花庐诗钞·卷二》,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9页。
⑦唐受祺著：《浣花庐诗钞·卷四》,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8页。
①《盛宣怀档案》：《诰封荣禄大夫唐若钦老伯大人七十大寿言》、《吕景端致盛宣怀函》、《沪上同人公启》,档号：080702、086364、106072。
②唐受祺著：《七十初度自述》,《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9页。
③《年谱》,第66页。
④唐受祺著：《春日迁居锡山新屋》,《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辑,《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12月,第2页。
⑤王慧言、唐文治辑：《乙亥志稿》,1935年,第13页。
⑥《年谱》,第68页。
⑦《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⑧《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①《年谱》,第78页。
②《茹经堂文集·卷五》,第5页。
③吕坤(1536—1618),字叔简,河南宁陵人,明代文学家、思想家,著有《交泰韵》、《呻吟语》、《去伪斋文集》。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著有《补农书》、《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近古录》。张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著有《笃素堂集》。
④唐受祺著：《唐封翁手书格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
⑤《年谱》,第90页。
⑥王慧言、唐文治辑：《乙亥志稿》,1935年,第13页。
①由于同乡的关系,唐文治后来在仕途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翁同龢的提携和帮助,翁同龢经常“夜请唐蔚芝先生小饮”(《翁同龢日记》1892年8月29日),商量工作和私人上的事务,1898年翁同龢因举荐康有为主张变法而遭革职,离京那天,京官因怕受牵连都未送翁同赫,而唐文治毅然不顾同僚劝告亲自送翁同龢出京。参见《年谱》,第18、26页。
②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③《申报》,《南菁同学会元旦聚餐》,1940年2月24日。
④《年谱》,第19页。
⑤《年谱》,第19页。
⑥唐文治在奏稿中提出了八点主张：一,正人心、别流品；二,务刚断、严赏罚；三,奖气节、去阘冗；四, 正官常、破资格；五,拔真才、变科目；六,改武科、用火器；七,联邦交、简使臣；八,赛漏危、节浮费。唐文治著：《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茹经堂奏稿·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①《年谱》,第52页。
②朱英著：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③余子侠著：《唐文治与清末商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月。
①《申报》,1907年2月21日。
②《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2—124页。
③盛懿、孙萍、欧七斤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85页。
④《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①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348页。
②《文教资料》,1982年,第7—8期。
③健实著：《国联教育考察团莅锡来校演讲志略》,《国专季刊》,1933年5月。
④即便不是自己的学生,唐文治也经常与后生交流,提携后辈。1920年代,在无锡教书的钱穆曾与唐文治有过频繁接触,当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与钱穆教书的学校是对门,一次偶然的机会,钱穆拜见了唐文治,虽然两人此次只谈了两个小时,但这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临走时唐文治把他的全部著作打成两大包送给钱穆,后两人经常交往,成为忘年交,钱穆晚年还经常回忆两人的交往,称“蔚老的气度风范常留余心目中”。参见陈勇著：《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①《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第6页。
②《年谱》,第53页。
③《盛宣怀档案》,《俞书祥致盛宣怀函》,档号：042576。
④《盛宣怀档案》,《唐文治致盛宣怀函》,档号：057718。
①《盛宣怀档案》：《唐文治致盛宣怀函》,档号：044094-1。
②《盛宣怀档案》：《唐文治致盛宣怀函》,档号：044094-2。
③《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4页。
④参见凌微风著：《唐文治》,西冷印社,2008年,第156页。
①陆汝挺著：《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文史资料》(12辑)。
②陆汝挺著：《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文史资料》(12辑)。
③太仓市档案馆保存了一封唐文治联合其他人写给吴国桢的信,全文如下：(唐文治、张元济、项兰生、叶景葵)等蛰居本市,不问外事。顾学潮汹涌,愈演愈惨,谁非父母,谁无子弟,心所不忍,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至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派兵调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杂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区域之言,此诚为(唐文治、张元济、项兰生、叶景葵)等所未解。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似非政府爱民之旨。况中共区域已入战争状态,不知派何人以何种交通工具送往?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送往中共区域之说,(唐文治、张元济、项兰生、叶景葵)等未敢轻信,然办法离奇,令人骇悸。伏望愷恻慈祥,处以镇静,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学校自行开导,其呼吁无悖于理者,亦宜虚衷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太仓市档案馆,全宗号：303。另外,《学生报》(1947年6月6日)也报道了此事。④周金品、张春亭著：《从原子弹到脑科学—唐孝威院士的传奇人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⑤击汝挺著：《回忆唐文治(蔚芝)先生二、三事》,《无锡文史资料》(12辑)。
⑥张人凤著：《近代中国出版业奠基人张元济》,《世纪》,1998年第1期。
①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①唐受祺著：《训长孙庆诒游学美国辞》,《浣花庐诗钞·卷三》,俞凤宾编：《太昆先哲遗书》,俞世德堂印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1927年,第7页。
②《忆往录》,第9页。
③《忆往录》,第18页。孟宪承(1894—1967),字伯洪,江苏武进人,毕业于南洋公学和圣约翰大学,后任教于清华学校,1918年公费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教育学,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教育史。回国后,孟宪承先后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教学,1949年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著有《民众教育》等。孟宪承是唐庆诒父亲唐文治任职交通大学校长时的学生,在此之前,唐庆诒的未婚妻
俞庆棠与孟宪承已经认识,并且合译了杜威的《思维与教学》、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
④《忆往录》,第18页。
⑤唐庆诒自1921年担任交通大学教师后,中间虽有几年在其他学校兼职,但他一直没有离开交通大学,在交通大学任职一直到1985年去世,长达60余年。
⑥《忆往录》,第25页。
⑦《忆往录》,第31页。
①唐庆诒对当时的心情做过下面的描述：“苦闷万分,每晚借酒浇愁,并强记韩文,精神大损,觉思想忽飘不定,有时仿佛闻雷声,似当头雷震即将击下者。至学期结束,即回无锡休养,而心情恐怖益甚,夜不成寐。某晚静坐,觉白光一点自头顶飞出,嗡然作声,头痛如裂。……某日上午,忽觉此身判裂为二,时断时续,有时有二我相对而坐,午餐时,似有黑云白天而降,笼罩全身,随即昏厥,约半分钟后始醒,自觉沉沦苦海,与尘世隔绝,吁人生到此,尚何言哉。”《忆往录》,第31页。
②刘其昶：《回忆唐文治先生和唐庆冶先生》,《师生永契——庆祝母校成立100周年纪念册》,交通大学1942级电机工程系校友编,1996年。
③盛懿、孙萍、欧七斤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④《忆往录》,第44页。
①唐庆增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这部著作只完成了汉代以前的研究,唐庆增本拟在建国后完成汉代之后的研究,但是后来因为历史原因,直至抱憾离世,没能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下编。
②唐庆增著：《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上海社会科学书店,1933年4月,第1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资料：银行篇(一)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专辑》,1980年,第18页。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民主与建国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①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两》,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第285页。
②丁孝智著：《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③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第81页。
④吴研人著：《当代名人轶事大观》,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4版,第49页。
①朱岑楼著：《中国家庭组织的演变》,《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②周金品、张春亭著：《从原子弹到脑科学——唐孝威院士的传奇人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唐孝威系唐庆永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实验的直接参加者,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和脑科学家,唐孝威自幼与唐文治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49年唐孝威去清华大学读书长达20年的时间。
③朱自清在1945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应唐庆永夫妇之邀,至其家跳舞与桥戏,并进晚餐。”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32页。又有“1931年唐孝威 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模范小学学习……在那段国难的日子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唐兄妹三人”。参见周发勤著：《唐孝威科学实验十四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5页。可见此时唐庆诒的妻子正在上海抚养唐孝威三兄妹,而唐庆永已经与情人同居。
①《年谱》,第95页。
②周金品、张春亭著：《从原子弹到脑科学—唐孝威院士的传奇人生》,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③熊贤君著：《俞庆棠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④余因著：《好老师好前辈》,《俞庆棠文集》,政协江苏省太仓市文史委员会编,1997年,第117页。
⑤《茹经堂文集五编·卷五》,第27页。
⑥《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三》,第7页。
①《茹经堂文集·卷五》,第11页。
②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档案号： LS2_309。
③《忆往录》,第22页。
①(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②《盛宣怀档案》：《诰封荣禄大夫唐若钦老伯大人七十大寿言》,档号：080702。
①《申报》,《南洋公学校长问题之电函》,1920年5月7日。
②《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四》,第15页。
③1919年,唐庆诒积极抗议凡尔赛条约中关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颇能说明这一点。唐庆冶在回忆录中写道：“(唐庆诒)与黄凤华代表中国学生会,赴华盛顿游说美国参议员,希望美国政府于批准《凡尔赛和约》时,不承认山东条款。盖此条款虽经威尔逊总统鉴订,尚须经三分之一参议员通过,始发效力。若美国果能于鉴约时声明不承认山东条款,则中国亦可照美国办法,抵制日本,此次仅得见议员七八人,大都为共和党人。同时,余投稿《华盛顿报纸》,鼓吹此事。”参见唐庆诒著：《忆往录》,第16页。
1、《申报》(1907年2月21日、1920年5月7日、1941年9月4日)
2、《学生报》(1947年6月6日)
3、《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馆藏)中盛宣怀与唐受祺未刊函稿、盛宣怀与唐文治未刊函稿、盛宣怀与俞书祥未刊函稿。
4、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校长关庚麟电唐文治文》、《交通大学校友募建书库征信录》、《唐庆诒信函》、《唐庆诒工资单》、《交通大学新聘及复旦调整来校教员名册》。
5、太仓市档案馆：《A BYGONE TIME——life in two worlds:east and west》(唐庆香著,1989年)、《唐孝纯生平》。
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3—12—015—01—066、03—12—015—01—057)
1、王祖畲纂：《太仓州志》,1919年。
2、王祖畲纂：《镇洋县志》,1919年。
3、金端表纂：《刘河镇纪略》(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4、唐文治,王惠言编著：《乙亥志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1935年。
1、唐承焘：《吟秋遗稿》,上海图书馆藏,1851年。
2、唐景星：《爱莲居诗钞》,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
3、唐景星：《墨池杂著》上海图书馆藏,1888年。
4、唐受祺：《浣划庐诗钞》,俞世德堂印行,1927年。
5、唐受祺：《唐封翁手书格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
6、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4年。
7、唐文治著、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9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
8、唐文治：《唐蔚芝先生演讲集》,交通大学出版处,1940年。
9、唐文治：《南菁日记》,无锡唐文治纪念馆。
10、唐文治：《唐蔚芝先生演讲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39年。
11、唐文治：《唐蔚芝先生劝孝编》,上海崇德善会,1942年。
12、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无锡国学专修馆,1923年铅印本。
13、唐庆诒：《南游日记》,人文印书馆,1935年。
14、唐庆诒：《忆往录》,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藏,1946年。
15、唐庆诒：《漫游记》,常州人文印书馆,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
16、唐庆诒：《唐庆诒诗草》,上海图书馆藏。
17、唐庆增：《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社会科学书店,1933年。
1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
19、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0年。
20、唐庆增：《国际商业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
21、唐庆永：《现代货币银行及商业问题》,世界书局,1935年。
22、唐孝端：《先祖父唐文治事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23、张海华：《唐孝纯回忆祖父唐文治》,《档案与建设》,2006年第10期。
24、吴研人：《当代名人轶事大观》,世界书局,1923年。
25、《俞庆棠先生纪念集》,上海俞庆棠先生追悼会筹备委员会,上海图书馆藏,1957年。
26、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8年。
27、凌鸿勋：《记茹经老人太仓唐蔚芝先生》,《传记文学》(台湾),第五卷第四期。
28、陈其昌、胡子远：《唐文治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1、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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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ack A.Goldstone and Lisa Hoffman:《Family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in Northwest Europe and Imperial China, C.1780—1900》,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8、郭友琪：《入仕的新径与旧途——论科举废除后清政府对旧士人的再安排》,载《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9月。
9、王卫平、黄鸿山：《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载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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