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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化时代的通才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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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转型研究,是了解今日中国历史学科主要特点和具体形态的重要内容。在史料、史观、以及史学思想多元化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现代史学在学术体制的成型、表达空间的架构以及史学思想的成熟等多重维度上出现了崭新的景象。尤其是“五四”后的20—40年代,成为史学转型的高峰。这一时期内,不仅学术成果迭出,更重要的是凭借学科的转型,一批熟谙中西史学理论、并接受现代史学学术规训的史学家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是史学转型的承受者和当仁不让的推动者,史学家张荫麟即是其中的范例。
     本文以张荫麟从20—40年代这20年间主要的学术活动为线索,来印证这一体制化的史学学科规训逐步建立的过程。因此,作为张氏求学和任教的主要场所——清华、他所参与的各类刊物以及围绕他的著述进行的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辨,就成为考察的具体对象。而在大量的细节中,笔者也将从张荫麟的学术交往和活动出发,注重对这一学术网络的群体描述和观念厘清。
     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张荫麟的清华经历为明线,历经求学、求职与任教等不同阶段,考察清华历史系从模糊的国文意识中独立到现代体制建立的过程;第二章以张荫麟学术活动密集的《清华周刊》、《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史地周刊》、《思想与时代》等刊物为线索,探讨史学转型过程中学人通过刊物所构建的学术网络以及在学术发表过程中对学科化过程的接受及反思;第三章以张荫麟的学术著述为源,将其关于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思考的观点变化,作为透射当时史学前沿问题的具体视角;第四章则是以张荫麟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为研究对象,纵向以通史撰写在这20年间的流变为参照,横向则以钱穆的《国史大纲》和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等作比对,从史学与世变的互动中反映史学转型中“求真”与“致用”意识交织的现实局面。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is the very approach to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rete forms of history discipline in today's China. Driven by source criticism, concepts of history and pluraliza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takes on brand new status on the aspects of shaping academic institution, constructing expressing space and maturating historical thought. Especially at the time of Post-May Fourth,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lourished in 1920-1940s, and there appeared a group of historians who were acquainted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and identified with modern historical discipline, which promoted the period of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historians accepting and pu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Zhang Yinlin was the prominent individual.
     The article traced the clues of his academic activities in these twenty years, which reflected the forming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historical discipline.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sing Hua College (the later Tsing Hua University) as his academic base, the important journals associated with him and his contemplation on historical theory in the works. And it would describe and define the academic groups from Zhang's communication and activities in detail.
     It falls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explored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ing modern academic institution through Zhang's experience of studying, job-hunting and teaching in different phases in Tsing Hua. The second chapter concentrated on the academic networ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acceptance and re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specialization in publication, through Zhang's main works on Tsing Hua Weekly, Critical Review, Literary Supplement of Ta-Kung-Pao,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Weekly of Ta-Kung-Pao, Thought and Times etc. The third part was to narrate Zhang's three distinguished opinions on historical thoughts about the materials, scientific and art nature, and basic concept of the history, which leads to the frontline of nowadays research. Then the last chapter, taking Zhang's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as the target, contains two comparisons. One was to compare with the wholly status of general history writing, another was took with Qian Mu's General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Miu Fenglin's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as comparative case stud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evolution, we could find the complex of searching for truth and searching for utility was always exis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引文
1 当然,中国的“新史学”是否由梁启超首先引入,并且他是否是具有这种全新历史意识的第一人,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诸多论点大多来自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之说(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而实际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学界的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注意介绍日本学者著译的新的历史书籍(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并在新式学堂引入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参见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比如瓦格纳教授就认为王国维(代罗振玉)于1899年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所撰写的序已经标志着这种全新历史意识的产生(参见 Wagner,"Importing a 'New History' for the New Nation:China 1899",in Glen Most ed.,Historization-Historisierung,Aporemata,Kritische Studien zur Philologiegeschichte,vol.5,G(o|")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2001)。
    2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165-167。
    3 参见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收入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湾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83-195。
    1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版“导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1-3。
    2 参见“最近史学之趋势”,金毓黻前引书。
    3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520-522。
    4 如桑兵就认为“与其他学人的划分相比,周予同的分法也有些怪异”,并且反对用条理太过明确派分法看待学术史,参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总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26-28。
    5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3。
    2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学报》第2期,1949年10月,页22,34-35。
    3 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
    4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 Wang Fan-sen,Fu Ssu-nia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 参见刘龙心:《七十年来对于“现代中国史学史”(1902-1949)的研究回顾与评析》,“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会议未刊稿,1998年12月。
    3 这两书的中译本分别是施耐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
    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 Axel Schneider,"Between Dao and History: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Dec,1996).
    2 Edward Q.Wa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p3-6.
    3 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
    4 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公司2002年,页4-6;以及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3-47。
    5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编序”,页5。
    6 参见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第四编“二十世纪历史教育与研究机构、史学社团和报刊、中外史学交流”。
    7 比如胡逢祥就对史学专业学会和专业机构的发展进行过考察,参见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史林》2005年第3期;《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史林》2007年第3期。
    1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三联书店2005年版。
    2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3 参见潘光哲对刘龙心《七十年来对于“现代中国史学史”(1902-1949)的研究回顾与评析》一文的评论部分,刘龙心前引文,页1094-1095。
    4 李春雷:《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王建伟:《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5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 《中国史纲》近年来出现了多个版本,仅上海古籍出版社就于1999年、2004年、2006年出版了三个版本,其他还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伴随《中国史纲》的出版热潮,学界对张荫麟也开始日渐关注,许多文章都对他的观点及重要性有所提及,如桑兵将张荫麟列为“他指”类的新史学代表人物,并突出他与钱穆通过新系统的通史写作共同树立的新史学标准,参见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页6,16,21-22;Axel Schneider在评论王晴佳所描述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时,认为不应该忽略张荫麟、柳诒徵、钱穆等写出一流通史作品、极富影响力的史学家,参见Axel Schneider,Book Review"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by Edward Q.Wang",The China Journal,No.47,(Jan.2002),pp220。
    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页61-76。
    3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前引书,页652-659。
    4 林丽月:《张荫麟史学理论评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78年第6期。
    5 李洪岩:《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学术研究》1991年第5期;《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6 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文史哲》2007年第1期。
    1 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211-215。
    2 王家范:《张荫麟与〈中国史纲〉》,收入氏著:《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黄静:《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
    张书学、王艳丽:《论张荫麟的通史编撰理论与方法》,《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 李欣荣:《张荫麟与通史撰述》,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未刊稿。
    5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未刊稿,页303-308。
    6 李欣荣:《张荫麟之史学及其交游》,《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毕业论文选(1995级-1997级)》,2001年9月;《张荫麟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民国学界》,收入胡春惠、薛化元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第4届两岸三地学术论文研讨会,2003年10月15日-17日)。
    1 参见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博士论文2002年未刊稿,页3-5。
    2 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页5。
    1 参见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08-310。
    1 清华学校于1911年由美国退还超收庚款所创办,在1925年之前主要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存在,到1925年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清华国学院),与旧制的留美预备部并行,直到1929年张荫麟这一届旧制学生留美之后,清华学校就正式结束,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0,23。
    3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146-147。
    1 参见《北京清华学校近章》,收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页160-164。
    2 慰:《清华学生之预备》,《清华周刊》第157期,1919年1月9日,页1-2。
    3 赵锡麟:《吾校国文何为而败坏》,《清华周刊》第184期,1920年1月9日,页1-4。
    4 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清华周刊》第186期,1920年4月30日,页6-7。
    1 赵锡麟:《改革国文部最宜注意之点--人的问题》,《清华周刊》第186期,页17。
    2 王造时:《教授国文的我见》,《清华周刊》第186期,页19。
    3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151。
    4 “国文教员分配课程”,《清华周刊》第191期,1920年9月24日,页28。
    5 “国学部新闻”,《清华周刊》第250期,1922年9月11日,页33-34。
    1 水:《解决国学问题的一个方法》,《清华周刊》第260期,1922年11月25日,页4。
    1 吴景超:《清华的国文问题》,《清华周刊》第272期,1923年3月9日,页1-2。
    2 《清华周刊》第284期,1923年6月1日,页27。
    3 汪鸾翔:《对于国学问题再略表我的意见》,《清华周刊》“国学问题专号”,1924年6月13日,页50。
    4 华:《与胡适之先生谈话记》,《清华周刊》第268期,1923年2月9日,页27-28。
    1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页298。
    2 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收入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页156-159。
    4 陆懋德:《国学之分析》,《清华周刊》第318期,1924年6月13日,页43-46。
    1 参见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38-353。
    2 参见刘晓琴:《梁启超与清华》,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480,484;
    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节录)》,收入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页386。
    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941-942。
    4 这一数据是通过清华大学图书馆所制作的“清华周刊数据库查询系统”(http://qhzk.lib.tsinghua.edu.cn/database/)进行相应关键词检索统计出的,该系统对于《清华周刊》的各栏目下的小条目都进行了分类编辑,因此可以较为准确的检索出涉及人物的相关条目。通过检索“梁启超”“梁任公”等词,共得到112条结果(已去除重复部分),同一主题的内容只算作一篇,比如对于1925年11月6日-12月4日分四期连载的《印度之佛教》在检索系统中共有4个条目,但是只算一篇文章,由此得出统计结果。同时笔者也对其他人名进行检索,以“胡适”为检索词共得到16条记录,以“王国维”为检索词共得到17条记录,而以“陈寅恪”为检索词仅得到3条记录(而且均为30年代后的)。
    5 参见桑兵:《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收入《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页148;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332。
    6 参见贺麟:《梁启超和吴宓老师》,收入庄丽君编《世纪清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页79-80;
    彭光钦:《请梁任公先生讲中国学术史》,《清华周刊》第299期,1923年12月21日,页2-3。
    1 根据贺麟的回忆,张荫麟只在民国十五年的夏初在他的陪同下拜谒过梁启超一次,与梁在课堂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参见贺膦:《我所认识的张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1日,页6。
    2 关于梁启超对张荫麟的评价,王焕镳、贺麟、萧一山在纪念张的文章中都有提及。萧一山的记载最为详细,他曾和梁启超谈及过张荫麟的才华,梁的回答是“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宝”,参见萧一山:《悼张荫麟君》,收入《非宇馆文存》三,文海出版社,页59。
    3 参见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270-271;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6。
    4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28;
    贺麟:《梁启超和吴宓老师》,页81。
    5 黎华赵根据徐规1943年所编的“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载《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以及参照台湾所出的两本张荫麟文集(分别是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版;李敏澍编:《张荫麟先生文集》上、下两册,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版),所考订的张荫麟著述篇目收录并不完整,比如张氏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文章就有不少遗漏,而他发表在《弘毅》和《国闻周报》上的文章也都没有收录,关于张荫麟的著述情况,笔者在现有几个目录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发现,请参考本文附录。尽管黎华赵所统计的篇目不全,但是他根据张荫麟文章内容将其划分为史学(下分学术思想史、科学史、宋史、古史、近代史、史学)、哲学、文学、政治、教育、其他等部分所做的量化统计,其结果基本上能够反映张荫麟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学术兴趣。参见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137-184,367-376。
    6 崔国良、王月华:《梁任公与张伯苓、张彭春》,收入《梁启超与饮冰室》,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175。
    7 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26-137。朱维铮先生对该表进行了多处校订。
    1 参见王锦光、闻人军:《史学家张荫麟的科技史研究》,收入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页163-164;黎华赵前引文,页386-387。
    2 所谓“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1990年的规范表述),参见董英哲、吴国源:《“李约瑟难题”文本考释》,收入王钱国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12。梁启超的问题实际上接近“李约瑟难题”的后半部分,参见姚雅欣、高策:《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构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解析》,收入杨舰、戴吾三主编:《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48。
    3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1卷1期,1924年6月,页38-72。
    4 张荫麟分别撰写了《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东方杂志》21卷23号,1924年12月加日;和《张衡别传》,《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1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页481。
    2 “叶恭绰君来函”及“编者敬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53期,1930年12月15日;
    王锦光、闻人军:《史学家张荫麟的科技史研究》,页168。
    3 参见徐规、王锦光:《张荫麟先生的科技史著作述略--纪念张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4 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200-201;
    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页151-154。
    1 贺麟:《戴东原研究指南》,《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日-12日;
    自昭:《博大精深的学者焦理堂》,《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十期,1924年4月11日,页13。
    2 张荫麟:《钱大昕和他的著述》,《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十期,1924年4月11日,页1-10。
    3 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东方杂志》23卷2期,1926年1月25日,页69-73。
    4 YLC:《清代生物学家李元及其著作》,《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十三期,1924年10月,页1-5。该文在几份张荫麟著作目录中均未收入,但根据刊后的“编辑余谈”(页30)感谢张荫麟等赐稿,而“YLC”应为“张荫麟”的英文缩写,所以确定该文为张荫麟的作品,。
    5 梁任公讲,吴其昌记:《读书示例--荀子》,《清华周刊》第370期,1926年3月12日,页149-151:及该刊第372期,1926年3月26日,页276-278。
    张荫麟:《荀子解蔽篇补释》,《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页276-282。
    1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料选编》第一卷,页276-280。
    2 《清华一览》1925年,页60-63。
    3 《1925年大学专门科筹备处拟就之课程》,《清华大学校史料选编》第一卷,页327-334。
    4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177-178。
    1 《评议会纪录》(1926年),页2-7,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006。
    2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72。
    3 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清华周刊》第383期,1926年6月11日,页1-3。
    4 泳沂(陆懋德):《历史系发展计划概略》,《清华周刊》第408期,1927年4月29日,页523;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51-52。
    1 这五位执行委员分别是总务陆懋德;文书刘崇鋐;组务张荫麟;出版张贵永;会计姚名达。参见《清华周刊》第418期,1927年10月28日,页332。
    2 “历史学会第一次常会”(附《历史学会暂行章程》),《清华周刊》第418期,页332-333。
    3 据《清华周刊》的统计,1912-1921年间清华所出现的宗教、学术、技艺、自治、联络感情、体育等各类会社达到65个之多,参见“本校历年会社一览表”,《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号,1921年4月28日。
    4 陈铨:《弘毅学会成立记事》,《弘毅》1卷1期,1926年5月,页67-68。
    5 《弘毅学会缘起》,《弘毅》1卷1期,页1-2。
    6 吴其昌:《弘毅学会学术股报告》,《弘毅》1卷1期,页69-70。
    1 《清华周刊》第370期,1926年3月12日,页172。
    2 参见《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页43-44;第381期,1926年5月28日,页792。
    1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376-379。
    2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原载《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收入胡道静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页61-70。
    3 比如他在《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中也曾尝试把国学类论文按照文学、史地、哲学等名目进行分类,参见《清华学报》1卷1期,1924年6月。
    4 “编者敬案”,《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53期,1930年12月15日。
    1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页192-193。
    1 这一管理的加强是通过推动各地大学“国立化”进程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对国民政府原先控制较弱的地区。王东杰曾通过个案研究对这一进程做过较为详实的分析,参见氏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版。
    2 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4-6。
    3 冯友兰:《校史概略》,《清华周刊》二十周年纪念号,1931年5月2日,页5-6。
    4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6-18。
    1 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收入罗久芳著:《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页130-131。
    2 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页12。
    3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页201。
    4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页16-17,29,108。
    1 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页10-11。
    2 正如蒋廷黻后来不止一次提到,“最早赏识我,劝我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罗志希”,蒋和罗在如何推动现代史学研究方面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参见罗家伦:《坛坫风凄--凭吊蒋廷黻先生》,收入罗久芳前书,页276。
    3 参见蔡乐苏:《蒋廷黻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新模式的建立》,《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页118-120。
    1 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第41卷向导专号,1934年6月1日,页22。
    2 蒋廷黻前引文,页22-23。
    3 《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5年,页1-2。
    4 《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页1-2。
    1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8。
    2 R.H.Tawney著,蒋廷黻译:《中国的教育》,《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页12-13。
    3 “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蒋廷黻转报中文、历史、社会人类等系工作报告”,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019。
    4 蒋廷黻:《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页4,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019。
    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页129-130。
    2 蒋廷黻:《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页5-6。
    1 蒋廷黻:《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页6。
    2 蒋廷黻前引文,页6-7。
    1 章寅:《清华学制沿革述略》,《清华周刊》第35卷向导专号,1931年6月1日,页10。
    1 参见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页150-151。
    2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72。
    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130。
    2 何炳棣前引书,页68。
    3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页49-53。
    4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127。
    5 蒋廷黻前引文,页128。
    6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页181。
    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128。
    2 罗家伦:《我和清华大学》,页133。
    3 蒋廷黻前引书,页130。
    4 转引自李孝迁:《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下),《东方论坛》2006年第1期,页81。
    1 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137;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69。
    2 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23。
    3 《吴晗自传》,收入苏双碧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页4。
    4 “吴晗致梁志冰”(1931年8月9日),收入苏双碧前引书,页56。
    5 “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收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07-608。
    1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页24。
    2 《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30年),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08。
    3 《本校常设委员会名录》(民国二十五年度),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页162。
    4 参见《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29-1937年)。
    1 该规章于1934年6月重印,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页174-181。
    2 “蒋廷黻推荐噶邦福为历史系教师”(1931年2月9日),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08。
    3 《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31年),清华大学前引档。
    4 以下所引两封信函均见“刘崇鋐函-请聘历史学系讲师齐思和先生''(1936年2月),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11。
    1 “冯友兰、刘崇鋐等推荐邵循正、王信忠为历史系教师(附履历)”(1935年5月),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08。
    1 《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36年),清华大学前引档。
    2 原定给吴晗的聘书是写明1937年8月1日-1938年7月31日聘为专任讲师,月薪为160元,但文学院长冯友兰于1937年6月28日又向学校致函“历史学系专任讲师吴晗先生请改为二百元起薪”,学校于6月29日回复“聘书已改写”。参见清华大学档案“1935年至1937年聘任各系各级教师的来往函件”,档号:1-2:1-111。
    1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页340。
    2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1925年8月6日,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53-54。
    1 参见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参见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3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9;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3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55。
    4 参见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369-370。
    5 “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收入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59-360。
    6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11。
    7 参见“致容庚”(1933年11月12日),《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4。
    1 “致傅斯年”(1933年11月2日),《陈寅恪集·书信集》,页46-47。
    2 参见李欣荣:《张荫麟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民国学界》,页275-276。
    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71。
    4 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后,由胡适负责“选聘新人”,30年代的北大人事建设实际上是在“胡适派学人群”的掌控下进行的,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页266-269。而胡适在晚年回忆到张荫麟时,仍然耿耿于怀:“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帮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61。
    5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2,页113。
    6 张申府与张荫麟通过《大公报·世界思潮》所构建的关系,具体将在第二章第三节进行详述。
    7 “叶崇智复容庚”(1933年11月27日),广州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转引自李欣荣:《张荫麟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民国学界》,页277。
    1 参见《清华同学录》,1937年4月,页255;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9。
    2 《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页174-177。
    3 “历史系(二十至二十六)年度教师一览表”,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12。
    4 张荫麟和沈有鼎的续聘和升职都是作为哲学系教师同时在聘任委员会提出讨论的,如1935年5月3日,各系专任讲师任期届满应行续聘请予讨论案,议决:应行续聘哲学系:张荫麟、沈有鼎;1936年6月8日,提议哲学系专任讲师张荫麟、沈有鼎升任教授案,议决:通过。参见《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沈有鼎的月薪参见“哲学系(二十至二十六)年度教师一览表”、“哲学系二十六年度续聘教师名单”,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12。
    5 在聘任委员会1937年5月20日的会议上,就议决通过“历史学系专任讲师王信忠、邵循正自下学期起升任为教授案”,参见《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1937年)。
    1 关于吴晗的薪金变化请参见前文中附录的“历史系1932-1937年度教师及薪金一览”和“历史学系1937年度续聘教师名单”两表。
    2 李欣荣:《张荫麟与通史撰述》,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未刊稿,页22。
    3 “张荫麟先生下年度续请假一年函准”(1936年7月22日),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111。
    4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12,14。
    1 参见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页151-152。
    2 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页55-56。
    3 张岱年在回忆1930-1940年代的清华哲学系时,指出有一个以逻辑分析方法为特征的“清华学派”,并将张荫麟也容纳在其中。参见张岱年《回忆清华哲学系--“清华学派”简述》,《学术月刊》1994年第8期,页11-13。
    1 “1936、1937年招考学生、转学生等各种统计表及命题、阅卷人员名单”,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 1-058。
    1 参见徐规:《张荫麟培养学生情况述略--纪念张师诞辰90周年》,《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 “国立清华大学补贴中国数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经费和出版费的来往文件”,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041。
    1 分别见“中国哲学会请允补助本会定期刊物出版费”,“冯友兰请提评议会核准每年补助中国哲学会出版经费”,“函中国哲学会关于补助定期刊物出版经费拟具意见”(1936年9月),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041。
    2 参见《评议会记录》(1934-1937年),清华大学档案,档号:1-2:1-006。
    3 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页131-136。
    1 关于“转型时代”,张灏先是设定为1895-1920年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后又将其拓展为1895-1925年初的前后30年左右的时间。分别参见氏著:《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109: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入《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134。
    2 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页191。
    3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博士论文2002年未刊稿,页3-4。
    4 李春雷:《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页97。
    1 王建伟:《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页80。
    2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43。
    3 《清华周刊》创刊于1914年3月,至1937年5月共出版676期。1947年2月复刊后,仅出版17期就最终停刊。
    4 毕树棠:《(清华周刊)的进步》,《清华周刊》第581期,1934年4月28日,页9-10;
    王瑶:《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收入《王瑶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93。
    1 黄延复:《清华周刊》及其价值,《(清华周刊)数据库》(代序),http://qhzk.lib.tsinghua.edu.cn/xu.htm。
    2 李宽:《(清华周刊)学术化与社会科学论文之史的一瞥》,《清华周刊》第581期,1934年4月28日,页17。
    3 关于《清华周刊》编辑制度的变化,请参考王云霞:《从(清华周刊)十年看清华文学传统渊源》,收入《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页91-92。
    4 景:《清华周刊之新生命》,《清华周刊》第268期,1923年2月9日,页3。
    1 参见《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九-十二期,1924年3月-1924年6月6日。
    2 《清华学报》曾在1915-1919年出版过5卷共40期,1920-1923年停刊。
    3 分别参见《清华周刊》第274、286、295期,1923年3月23日、9月20日、11月23日。
    4 张荫麟:《清华学报组织问题》,《清华周刊》第286期,1923年9月20日,页9-10。
    5 “《清华学报》编辑部成员及其分配”,《清华周刊》第303期,1924年3月1日,页67-68。
    6 景:《介绍几种中文的定期刊物》,《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一期,1923年3月1日,页1-4;“撰著提要”,《清华学报》1卷1-2期,1924年6月-12月。
    1 《清华学报》“引言”,《清华学报》1卷1期,1924年6月,页1。
    2 陈铨:《半年来之书报介绍副刊》,《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十二期,页1。
    3 任勇胜:《“清华园里好读书”--(清华周刊)的“书评”概述》,《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页94。
    4 《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九期,页21。
    1 《清华学报》1卷2期,页245,247-248。
    2 在黎华赵对“撰著提要”部分的统计中,学术思想史为26篇,他把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梁启超的《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以及日本山本博士的《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也算在内。黎华赵对这57篇论文的统计结果如下:学术思想史26篇,史学(史)3篇,古史3篇,近代史2篇,宋史1篇,文学5篇,哲学1篇,其他16篇。他将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等内容都归入了“其他”一类,参见黎华赵前引文,页142-161。
    3 桑兵:《国学研究与西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20-21。
    4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册,页32-33。
    1 “撰著提要”,《清华学报》1卷1期,1924年6月,页3,5-6。
    2 “撰著提要”,《清华学报》1卷1期,页14-16;1卷2期,页43。
    3 桑兵:《国学研究与西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16-19。
    4 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页8-9。
    5 参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页96-97:《吴宓日记》第1册,页98-102。
    1 参见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页6-7,27,42-45。李廷发:《北京的广东会馆》,《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页265-266。
    2 参见集成:《东莞明伦堂史略》,《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页23-24;“东莞明伦堂留学津贴办法”(1947年2月1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J27-1-46。
    3 1920年之后,留京东莞学会规定:入会之人不仅要是中学以上学生,并且要经过东莞会馆三人以上介绍,同时在全体出席会员半数以上认可下才能入会。留京东莞学会因为这一章程变更,还在开会时引发了一场会员之间的冲突揪打,当时的会长伦明和6位会员都被解送至警察署,并解保画押。参见“外右三区警察署关于东莞会馆开会并未报告区署,会员陈达材等互相揪打等情的呈”(1920年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J181-19-29401。
    4 李炳球辑“张荫麟乡谊史料辑录”,收入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41。
    5 吴晗:《记张荫麟》,《吴晗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348。
    6 参见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40-343。
    7 张越:《关于(燕京学报)》,《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页70-78。
    8 容庚在《颂斋自订年谱》中记录“1925年5月16日识张荫麟于陈垣家”;但是《吴宓日记》则记录是1926年5月16日与张荫麟“晤容庚、容肇祖兄弟”;另外容肇祖也回忆是1926年毕业前“陈垣约我们兄弟吃饭, 并请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和他的学生张荫麟(东莞同乡),由此,我们始与张荫麟相稔”。所以,据此考订张荫麟与容氏兄弟相识应为1926年5月16日于陈垣家,当时吴宓也在场。参见容庚:《颂斋自订年谱》,收入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224:《吴宓日记》第3册,页171:容肇祖:《我的家世和幼年》,《容庚容肇祖学记》,页250。
    1 张荫麟致容庚,1926年10月29日,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转引自李欣荣:《张荫麟与通史撰述》,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未刊稿,页23。原函无年份,由李欣荣考订。
    2 “容肇祖致陈垣”(1933年11月18日),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272。
    3 参见周忱:《张荫麟先生著述系年》,《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45-346。
    4 素痴:《评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大公报·文学副刊》第69期,1929年5月6日。
    5 参见史复洋在《(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中统计的“《燕京学报》著者论文数量排序表”,《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475-477。
    6 “致傅斯年”(1933年11月2日),《陈寅恪集·书信集》,页46-47。
    7 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
    8 参见李欣荣:《张荫麟与通史撰述》,页16。
    1 李炳球前引文,页341-342。
    2 顾潮辑:《(颉刚日程)中有关张荫麟的记载》,《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29-333。
    3 素痴:《评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
    4 素痴:《王国维先生与晚清思想界》,《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期,1928年6月4日。
    1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61。
    2 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11。
    1 参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版,页1-6。
    2 对《学衡》群体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热点,特别是《吴宓日记》出版以后,对理解《学衡》群体的学术交往和思想发展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催生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如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郑师渠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高恒文的《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学衡派”相关或以“学衡派”命名的学位论文数量极多,通过“万方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检索超过10篇以上。沈卫威在最近的一本新作中,还将“学衡派”拓展为超越了《学衡》杂志的,以“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结构复合体”,将《史地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风》、《思想与时代》等刊物都纳入进“学衡派”谱系中,参见氏著:《“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 参见沈松侨前引书,页78-80。李刚:《论<学衡>的作者群》,《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2002年3月,页76-77。郑师渠前引书,页65。
    4 参见沈松侨前引书,页202-206。郑师渠更进一步认为,张荫麟与柳诒徵及其弟子对通史编撰的关注和史学致用功能的强调是“学衡派”史学思想的特色,参见郑师渠:《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 吴忠良将该群体称为“南高史地学派”,认为该学派是史地学专业性质,而学衡派是综合性质;陈宝云则称其为“《史地学报》群体”,并以“文化民族主义”来统贯其思想进路。参见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未刊稿。
    6 陈峰:《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页95。
    1 刘霁:《学术网络、知识传播中的文学译介研究--以学衡派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未刊稿,页71-73。
    2 对于张荫麟译介作者的身份考订,请参考刘霁前引文,页33,47。
    3 吴宓除了在1930年8月-1931年9月欧游的一年中,请浦江清代为主编《文学副刊》外,其余时间皆担任总编。对于《文学副刊》的编辑组成,及其所用笔名的考订,请参考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30(注4)。
    4 “第五年之本副刊编辑赘言”,《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0期,1932年1月18日。
    1 毕树棠所归纳的西文杂志通常所包括的几种材料有时事评论与记载、名人传记、名人游记、学术界消息、书报评论、短篇小说、诗歌等。参见毕树棠:《英文定期出版物分类介绍》,《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十期,1924年4月11日,页48-51。
    2 《吴宓日记》第3册,1927年12月5日,页447。
    3 参见前引书,页408,412。
    4 《吴宓日记》第4册,1929年1月16日、1月19日,页196-197。
    1 沈卫威罗列并统计了《文学副刊》中评介过的新文化-新文学刊物,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请参考氏作:《(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0卷第2期,页51-53。
    2 《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5期,1931年12月14日。
    3 参见《茅盾著名长篇小说(子夜)》,《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5期,1933年4月10日: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516。
    4 参见知白:《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大公报·文学副刊》第60、62期,1929年3月4-11日。
    5 吴宓对张荫麟翻译《革命诗选》并不完全赞同,但仍然刊登出来,参见刘霁:《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理论界》2007年第2期,页212-213。
    6 关于在《文学副刊》中发表过旧体诗词的作者,请参见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页149。
    1 参见“新孔学运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99期,1931年11月2日;“孔诞小言”,《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7期,1932年9月26日;孔子“圣诞专号”,《国风》半月刊1卷1期,1932年9月。
    2 “胡适日记”,1932年12月30,《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254。
    3 “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1928年1月2日。
    4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页22-24,28。
    5 “第五年之本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0期,1932年1月11日。
    6 分别是贺麟的《大哲学家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199期,1931年11月2日)、克洛那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现代的意义》(201期,1931年11月23日)、张颐:《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207期,1931年12月28日)。
    1 参见贺麟:《斯宾诺莎与奥登堡论学书札》(254期,1932年11月14日)、《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255期,1932年11月21日)。
    2 该纪念专号包括了吴其昌:《朱子根本精神--即物穷理》(146期,1930年10月27日)、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46期)、素痴:《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147-148期,1930年11月3-10日)、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149-150期,1930年11月17日-24日)。
    3 蒋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249期,1932年10月10日)、《东北问题的新史料》(261期,1933年1月4日)、《从日俄敌对到日俄合作》(287期,1933年7月3日)、《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298期,1933年9月18日):邵循正:《评王光祈译西藏外交文件》(237期,1932年7月18日)、《评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考》(271期,1933年3月13日)。
    4 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44期,1930年10月13日)、张星娘:《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56期,1931年1月5日)、“冯承钧答张星烺”(159期,1931年1月26日)。
    5 陈恭禄:《评萧一山(清代通史)》(248期,1932年10月3日)、《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269期,1933年2月27日)、《评邢鹏举(中国近百年史)》(283期,1933年6月5日)、《为(中国近百年史)答邢鹏举君》(294期,1933年8月21日);萧一山:《答陈恭禄君评拙著清代通史》(252期,1932年11月3日);邢鹏举:《为中国近百年史答陈恭禄君》(290期,1933年7月24日);王芸生:《关于评邢鹏举中国近百年史之讨论》(286期,1933年6月26日)。
    6 “编者附言”(附于“清史馆来函”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
    1 《答朱希祖君》,《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期,1928年8月13日。
    1 朱希祖:《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清华学报》5卷1期,1928年6月。
    2 《评(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期,1928年7月30日。
    3 《答朱希祖君》,《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3期,1928年8月20日。
    4 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张国华主编:《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页214。
    5 《答朱希祖君》,《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3期,1928年8月20日。
    6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180-185。
    1 张荫麟:《评顾颉刚(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
    2 素痴:《评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
    3 素痴:《评三宅俊成(中国风俗史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5期,1928年4月16日。
    4 《评(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期。
    1 刘纳:《社团、势力及其他--从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页26。
    1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9;谢文通:《记历史学家张荫麟》,页55。
    2 参见素痴:《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6-177期,1931年5月25日、6月1日;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梁漱溟先生的乡治论》,《大公报·社会问题》第5期,1933年4月15日。
    3 贺麟前引文,页10。
    1 “本刊的旨趣”,《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期,1932年9月3日。
    2 参见《中国哲学会章程及会员录》,1936年4月5日编印。
    3 参见许全兴:《张申府与中国现代哲学》,《清华大学学报》1996年第11卷第1期,页49-53。
    4 芝生:《新对话》(一),《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2期,1932年9月3日,9月10日。
    5 芝生:《新对话》(二),《大公报·世界思潮》第6期,1932年10月8日。
    1 素痴:《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4期,1932年12月3日。
    2 芝生:《新对话》(二),《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5期,1932年12月8日。
    3 素痴:《戴东原乩语选录》(二),《大公报·世界思潮》第27期,1933年3月2日。
    1 参见《事,理与事实--关于“理”的讨论的谈片》(第28期,1933年3月9日);通讯“存在与有无”(第29期,1933年3月16日);季同:《谭“理”》(第31期,1933年3月30日)。
    2 参见《事,理与事实--关于“理”的讨论的谈片》。
    3 “关于东原乩语”,《大公报·世界思潮》第46期,1933年7月13日。
    4 朱自清:《三祝报章文学》,《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页424。
    1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页631-636。
    2 正如李根蟠所指出的,1932年11月开始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是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还早8年创刊,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页128。
    3 参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75-176。
    4 刘龙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社群为核心的观察》,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国际研讨会会议未刊稿,2005年9月,页2。
    5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页52-53。
    6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页44-45:夏鼐前引文,页55。
    1 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145。
    2 在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三个刊物。参见《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322-323;罗尔纲前引书,页45。
    3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1卷1期,1932年11月,页3。
    4 《汤象龙自述》,页323。
    1 “导言”(编者),《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2卷2期,1934年5月,页166。
    2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1卷1期,页2。
    3 参见刘龙心前引文,页17。
    4 “导言”(编者),《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2卷2期,页167。
    5 参见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3卷1期,1935年5月;
    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3卷2期,1935年11月。
    6 “发刊词”,《益世报·史学》第1期,1935年4月30日。
    1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页34。
    2 “傅斯年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42年),选自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266号。转引自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325。
    3 “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目),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页607-608。
    4 转引自陈峰:《正统视野之外的新史学:关于20世纪30年代“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未刊稿,页33。
    5 “导言”(编者),《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第2卷2期,页166-167。
    6 参见陈峰前引文,页34-35。
    1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1卷1期,页1。
    2 《汤象龙自述》,页323。
    3 “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1卷1期,页2。
    4 陈支平:《梁方仲教授对中国计量史学的开创性贡献》,汤明褪、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53。
    5 参见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7卷1期,1944年6月。
    6 参见陈峰前引文,页29。
    1 参见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6卷1期,1939年6月。
    2 参见杜学霞:《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 张越:《关于(燕京学报)》,《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页71。
    2 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3 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当时未发表),《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6页。
    4 顾潮,《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昆仲的交谊》,收入《容庚、容肇祖学记》,页193-205。
    1 顾潮辑:《(颉刚日程)中有关张荫麟的记载》,《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28-333。
    2 参见《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30-331。
    3 “发刊词”,《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期,1934年9月21日。
    4 “发刊词”,《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期,1934年9月21日。
    1 吴晗:《中学历史教育》,《独立评论》第115号,1934年8月26日,页14。
    2 罗家伦,《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大公报》,1934年1月21日,第3版。
    3 杨遵仪:《中学地理成绩》,《独立评论》第116号,1934年9月2日,页21。
    1 万福曾:《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天津),1934年9月23日,第4版。
    2 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期,1934年9月28日。
    3 “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撰会征稿启事”,《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1期,1935年2月7日。
    4 参见《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撰的一些问题》,《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4期,1935年3月1日;《关于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之讨论》,《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6期,1935年3月15日:《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征评》,《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0、131、139期,1937年4月2日、4月9日、6月4日。
    1 “复钱穆书”,《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6期,1935年3月15日。
    2 参见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期,1934年9月21日、9月28日: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0卷1期,1935年1月。
    3 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页95。
    1 参见张荫麟:《孟子所述古田制释义》、《春秋“初税亩”释义》、《战国时代的鸟瞰》、《战国时代的思潮、《汉初的学术与政治》、《大汉帝国的发展》,《大公报·史地周刊》第42、52、68、75、107、112期,1935年7月5日、9月13日,1936年1月10日、3月6日、10月16日、11月20日。
    2 吴晗:《中学历史教育》,页16-17。
    3 吴晗:《记张荫麟》,《吴晗文集》第三卷,页351。
    4 张荫麟:《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征评》,《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0期。
    5 “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1期。
    6 吴晗:《记张荫麟》,页351。
    1 根据张荫麟的弟子徐规、张效乾回忆,他于1940年7月29日离开昆明赴遵义,于是年秋天开始在浙大任教,直到1942年10月24日去世。参见徐规:《张荫麟培养学生情况述略》,页101;张效乾:《怀念张荫麟先生》,《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243。
    2 参见何芳昱:《“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未刊稿;彭媛嫒:《(思想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
    3 尽管何芳昱认为《思想与时代》第16期也可能是张荫麟负责编辑的,但本文仍然以1942年10月为界,将1-15期看作是张荫麟主编的时期。关于何芳昱的划分,参见其前引文,页68-69。
    1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页24。
    2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1。
    3 “征稿启事”,《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1年8月1日。
    4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1月1日。
    5 参见何芳昱:《“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页38-39。
    1 这是张其昀回忆的“二人文字缔交之始”,参见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页23。但是张荫麟实际上在1925年就已经在《清华学报》“撰著提要”栏中介绍了张其昀于1925年6月发表在《史地学报》3卷7期上的《南宋都城之杭州》一文,参见《清华学报》2卷2期,1925年12月。
    2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页23。
    3 “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收入:《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59。
    4 参见何芳昱前引文,页62-63。
    1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页26。
    2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15。
    3 冯友兰:《新原人》,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自序。
    1 参见贺麟:《儒家哲学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1年8月1日。罗义俊认为,贺麟在该文中“概述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提出‘新儒家思想'的概念”,将该文视为“当代新儒学往途的小结,来途的昭示”。参见罗义俊:《当代新儒家的历程何地位问题--代编序》,《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9。
    2 参见张荫麟:《哲学与政治》、《泰戈尔与爱因斯坦论实在与真理》,《思想与时代》第2期,1941年9月1日: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朱光潜:《政与教》,张荫麟:《从政治形态看世界的前途》,《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1日。
    3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11期,1942年6月1日,页1。
    4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页1-3。
    5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页3。
    1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页4。
    2 张荫麟前引文,页5-6。
    3 张荫麟一直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保持审慎的态度,他曾在讲授“历史研究法”的课上,批评《英国文明史》作者巴克尔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作用。但是,他仍然很重视气候地理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生产工具、经济制度与气候的突变,以及“大人物”的出现,皆可以导致文化变迁。参见管佩韦:《张荫麟教授的历史教学》,《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404-405;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版,页260-264。
    4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4年2月25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740。
    1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思想与时代》第2期,1941年9月1日,页16。
    2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页14-15。
    3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页16。
    4 张荫麟前引文,页17。
    5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第41期,页1。
    1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第1期,页13。
    2 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思想与时代》第1期,页42。
    3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1日,页1。
    4 具体可参见何芳昱关于“思想与时代社”学人依托浙大所开展的“通才教育观的实践”,参见前引文,页148-160。
    5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页5-7。
    1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页16。
    2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305。
    3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页16。
    4 谢幼伟:《何谓唯心论》,《思想与时代》第21期,1943年4月1日,页15。
    1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页14。
    2 刘家和在经过详实地考证后认为,“史学的致用与求真,作为一种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成为“中国史学传统中一对永恒的课题”。但是他也指出,与古希腊的史学传统相比,“中国学者在史学的致用与求真的限度方面缺乏深度的理论的思考”。参见刘家和:《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收入氏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1-14,23。
    3 关于“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变迁,参见朱潇潇:《史学与世变--以“新史学”发展历程中“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变迁为视角》,《兰州学刊》2008年第1期。
    4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页2-3。
    1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1982年),收入何俊编,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76-77,86。
    2 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页28-29。
    3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页26-35。
    4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页26。
    5 参见陈新前引文,页36。鉴于“历史主义”一词在各类不同语境中的多歧性与复杂性,伊格尔斯对该术语进行过详细的说明与界定,而这里所使用的是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强调历史现象多样性和个体的一种表达,以及对这种现象使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解方法的强调。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页28-31(注1)。
    6 彭刚:《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87-88。
    1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2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收入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页245-246,253。
    1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2。
    2 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两文,均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3,5-6。
    4 傅斯年为史语所选人,不仅看重北大出身者(钱穆就回忆到“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同时也倚重陈寅恪、陈垣等考证功夫了得的学者,把史语所和北大历史系办成了贯彻自己史学思想的机构。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页168;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页274,282-284。
    5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卷13期,1926年1月6日。
    1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40-141。
    2 参见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页24-27;
    张书学:《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再认识》,《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页58-61。
    3 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1929年2月11日。
    4 参见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页40-41;
    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页98-99。
    5 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五一七章。
    1 正如李孝迁所论证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和朗格诺瓦(C.V 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 Histofiques)是对民国学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教本。特别是《史学原论》的英译本在“五四”前后已在学人间广为传阅,而李思纯、李璜、黎东方等人赴法师从瑟诺博司,多半缘于《史学原论》在国内声誉。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页308,318-320。
    2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页270、272。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页23。
    4 参见周文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史学史研究述论》,《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页95。
    5 “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359。
    1 具体论述参见本文第一章,页24-25。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51。
    3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页128-129。
    4 胡适与傅斯年都有“取消哲学”、“废哲学”的主张,参见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302-306。
    5 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李洪岩编选:《素痴集》,页202。
    6 素痴:《评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
    1 素痴:《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2月17日。
    2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30。
    3 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页202-203。
    4 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美国寄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
    1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29。
    2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30。
    3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66。
    1 黎华赵通过文本对读认为,张荫麟所划分出的史料所受的限制,实际上受耶鲁大学美国史教授Allan Johnson所著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一书中第一、二章的启发,将其中观点加以编译采撷而成。但因为其中所使用的例证则是从《左传》、《史记》中所取的国史事例,所以仍有相当价值。参见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232-237。
    2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46。
    3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48。
    4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3-7。
    5 这些文章均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影印本)。
    1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该文后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
    2 参见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页214。
    3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206-207。
    1 正如彭国良所指出的,当时张荫麟提出默证问题后,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后绍来、梁园东、徐旭生、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都有类似的言论,至今还没有人能驳倒张说。参见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页52。
    2 彭国良前引文,页53-54。
    3 李锐:《“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学灯》网刊2007年第2期,http://www.guoxue.com/magzine/xuedeng/xd002_16.htm.
    1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之哲学》,《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页13-14。
    2 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时代观”的构造》,《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页53。
    3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2。
    1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页5。
    2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45-246。
    3 卡尔·洛维特对现代历史哲学是源自基督教“末世论”信仰有较为精彩的论证,参见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三联书店2002年版。
    1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页4,16-17。
    2 何兆武:《“普遍的历史观念”如何可能?--评康德的历史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77-78。
    3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47-248。
    4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48-249。
    5 张荫麟这里显然是针对好友贺麟所积极推动的黑格尔哲学热潮而言,对此他颇不以为然,正如贺麟所记 载的“在哲学讨论会里,他常发言公开反对我的思想”。从张荫麟本身研究历史所注重的经验主义出发,尽管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康德的理想主义,却无法接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一哲学路径与贺麟“离心不可以言物”的“新心学”思想显然无法融合,也是贺麟“引为最大遗憾”的。参见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10-11。
    1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49-250。
    2 张荫麟前引文,页252。
    3 李洪岩:《张荫麟先生传略》,《素痴集》,页280。
    1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54。
    2 参见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时代观”的构造》,页53。
    3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循环理论》,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三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页42-43。
    4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55-256。
    5 参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页260。
    1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57。
    2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57-258。
    3 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72-73。
    4 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页261-264。
    1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页7-9。
    1 张荫麟早在1928年所作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即有此观点,参见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29。
    2 参见侯云灏:《20世纪初近代科学的提倡与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页21-22。
    3 Edward Q.Wa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pp42-50.
    1 参见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4-20。
    2 任鸿隽:《科学概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页1-2。
    3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收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20-21。
    4 参见侯云灏:《20世纪初近代科学的提倡与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页21。
    1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3 章益国认为,近代学者中仅有张荫麟和姜蕴刚是对历史学科的艺术性进行过充分论证的。参见章益国:《历史艺术论--姜蕴刚史学思想评述》,《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页109。
    4 克罗齐用活的和死的以及是否具有精神活动来区分“真历史”和“编年史”,并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论断。参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页1-14:章学诚则用圆神和方智来区分“记注”与“撰述”,他指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上海书店1988年版(影印本),页13。
    5 燕雏:《评(清史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关于燕雏为张荫麟笔名之一的考证,请参见附录)
    1 参见王世德主编:《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页379-380。
    2 张荫麟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摩尔的伦理思想的,参见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页9。
    3 参见聂文军:《GE.摩尔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 王国银:《张东荪与西洋价值哲学》,《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页39-40。
    5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页346-351。
    1 参见温韧:《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及其时代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 柏格森:《笑》,蒋孔阳、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45。
    3 素痴:《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8期,1932年7月25日。
    4 张荫麟前引文,页243。
    5 参见朱潇潇:《论张荫麟早期的史学思想--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视角》,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史学新视野--理论、方法与实践”会议未刊稿,2004年11月。
    1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页128。
    2 张荫麟:《(古石刻零拾)序》,容庚:《古石刻零拾》,1934年12月(石印本)。
    3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29-37。
    4 素痴:《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8期。
    1 素痴:《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8期。
    2 张荫麟认为,“柏格森之立言,有时虽似扬直观而抑分析,然彼亦认分析为形而上学家不可少之修养”,参见张荫麟:《柏格森》,《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1年8月1日,页30。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268。
    4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2。
    5 参见李洪岩:《张荫麟先生传略》,页274-275。
    6 素痴:《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8期。
    1 参见章益国:《史与诗--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诗性》,《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页64-65。对于钱钟书所提出的“史蕴诗心”的命题,李洪岩和汪荣祖都进行过分析和解读,参见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96-203;
    李洪岩:《史蕴诗心--浅谈钱钟书的史学观念》,辛广伟、李洪岩编:《撩动缪斯之魂:钱钟书的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 汪荣祖:《史学九章》,页200。
    3 素痴:《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8期。
    4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页156-157。
    5 张荫麟:《(古石刻零拾)序》,。
    6 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理论领域重要的代表海登·怀特就在其《元史学》、《话语的比喻》、《形式的内容》等著作中通过论证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在形式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从而揭示出历史叙述的形式和结构是史学家诗性想像的产物,对传统“历史真实”概念提出了挑战。显然,张荫麟是不可能超越时代走到这一步的,他首先维护的仍然是历史的真实性基础。参见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以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 正如章清所点明的,史学之于晚清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参见章清:《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 朱潇潇:《史学与世变--以“新史学”发展历程中“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变迁为视角》,页122。
    3 参见黄静:《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页85。
    2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7册,1943年10月2日,辽宁书社1993年版,页5251-5252。
    3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陈新编选:《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90。
    1 “大屠杀”(Holocaust)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就其与历史表现的关系来看,它对于德意志民族和西方世界有着双重的影响。对于德国人来说,面临着如何将“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危机)所带来的历史认识上的断裂(创伤)加以弥合,将其纳入正常的历史叙述中:同时,有关“大屠杀”真实性的讨论也成为西方史学界和历史哲学界多年来的一个热点,它超越了事件本身,而涉及到历史认识的性质,以及历史学与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关系。参见约恩·吕森:《对大屠杀的回忆和德国的认同》,《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新:《“大屠杀”与历史表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 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页291-296。
    3 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页6-16。
    4 张灏:《思想与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页379-380。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546。
    2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页11。
    3 陈以爱认为,尽管从20年代以来民国学界就存在着讲求专精的“新汉学”与讲求会通的“新宋学”两派之争,但是在20年代下半期以后,两派学者却联手打造了力求证实的学风,造成了抗战前十年颇具“乾嘉之盛”的“京派”学术世界。参见氏著:《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页275-295。
    4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页1。
    5 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页52。
    1 参见王家范:《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页139-140。
    2 王家范:《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26。
    3 参见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83-184。
    4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6页。
    5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修订本),页13。
    1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页1。
    2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二”,页10。
    3 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判》,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五卷,页218。
    4 关于张荫麟具体接受何部门聘请编写何种教科书,以及傅斯年选择张荫麟来编写此书的可能理由,李欣荣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参见李欣荣:《张荫麟与通史撰述》,页19-24。
    5 素痴:《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期,1934年9月28日。
    6 吴晗:《记张荫麟》,页349-350。
    7 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贺昌群文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574-575。
    1 吴晗:《记张荫麟》,页350。
    2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
    3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328-333。
    4 比如李孝迁通过对多种晚清历史教科书的考察,认为受西方和日本史著影响、由进化论促成的章节体历史书写形式,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编纂学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逐渐取代了传统编年体和纪传体。参见李孝迁:《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
    5 参见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页4。
    1 燕雏:《评(清史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页85。
    2 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思想与时代》第116-118期,1964年3-5月,转引自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343。
    3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1941年5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初版,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尽管早在1932年9月就由钟山书局初版,但其主要观点则一直延续到1943年秋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这也是本文进行对读的时代基础。
    4 盛邦和将民族主义史学定义为在西潮冲击下,通过接续、更新传统资源来构建现代史学的一种思潮,张荫麟、钱穆、缪凤林尽管对传统和西方的态度不一,但是却都致力于将两者在历史叙述的形式和内容中加以融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将他们归入民族主义史学家。参见盛邦和、何爱国:《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7册,1942年11月1日,页5059。
    6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73。
    7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页3-7。
    1 黎华赵通过对比张荫麟在《思想与时代》的遗留的翻译稿《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与《中国史纲》的自序,发现内容几多类似,因此怀疑其通史编撰理论可能出于西方史学家的论述,当然这一点仍没有确证。参见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303-308。
    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2-29。
    3 参见启良:《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页197-223
    4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11。
    1 黄静:《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页7。
    2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二”,页10。
    3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页11-12。
    4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页2。
    5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页12。
    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1946年3月26日,页6024。
    1 “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撰的一些问题”,《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4期,1935年3月1日。
    2 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转引自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348-349。
    1 钱穆《国史大纲》卷首(原书无页码)。
    2 柳诒徵即抱此观点,参见陈宝云:《(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页113-117。
    3 对于社会经济史取向的研究路径的吸收,应该也与张荫麟和“史地研究会”同人共同的认识有关,请参见本文第二章第三节。
    1 因此陈宝云在介绍缪凤林的史学观点时,是将其放置于“《史地学报》群体”中进行群像式的介绍,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参见陈宝云:《(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
    2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3年版,页14-15。
    1 燕雏:《评(清史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2 燕雏:《评(清史稿)》,《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
    3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340-341。
    4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1卷1号,1921年11月。
    5 柳诒徵:《历史之知识》,《史地学报》3卷7期,1925年6月。
    1 参见王信凯:《柳诒徵--一个学术文化史个案探析》,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
    2 柳诒徵:《史地学报》“序”,1卷1号,1921年11月。
    3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2。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页454。
    5 陈宝云:《(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页39。
    1 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1卷1号。
    2 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史地学报》2卷7号,1923年11月。
    3 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1卷2号,1922年3月。
    4 参见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1卷1号;《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1卷2号。
    5 如王尔敏就将“南高与学衡”其作为20世纪非主流史学派别加以条列,参见氏著:《20世纪非主流史学 与史家》“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5。
    1 因此民国众多的新史家都对这段历史记述存疑,甚至希望能够通过考古发现来彻底改写上古史。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页101-102。
    2 钱穆:《国史大纲》,页13-20。
    3 钱穆:《国史大纲》,页9。
    1 张荫麟:《中国史纲》,页15。
    2 张荫麟:《中国史纲》,页15。
    3 张荫麟:《中国史纲》,页27。
    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1946年3月31日,页6025。
    5 钱穆甚至还特意将明代以下各家校刊的《竹书纪年》搜罗殆尽。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188。
    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163。
    1 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页127-128。
    2 关于这些历史教科书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参见刘超:《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页38-43。
    1 参见王理平:《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292,308。
    2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页9-10。
    1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页11。
    2 张荫麟:《柏格森》,《思想与时代》第1期,页30-31。
    3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页45。
    4 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页97。
    1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页44。
    2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页44-45。
    3 陈新前引书,页46。
    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页6-8。
    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页12。
    3 彭刚:《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页33。
    4 彭刚前引书,页45。
    5 何兆武:《论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收入《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101。
    6 张荫麟:《中国史纲》,页92。
    7 张荫麟:《中国史纲》,页88。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页386。
    2 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33。
    1 彼特·柏克的这篇文章以及所有的评论都收入于吕森主编的“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一书中,参见Jorn Rusc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New York:Bergbabn Books,2002。其中,柏克的文章以及从中国方面进行的评论均已有译文,彼特·柏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托马斯·李:《历史必须遵循理性的解释模式?--来自中国人视角的批评问题》收入陈恒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伊格尔斯:《与中国史学相比,对于西方史学的西方特性是什么?》,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2 托马斯·李:《历史必须遵循理性的解释模式吗?-来自中国人视角的批评问题》,页57。
    1 伊格尔斯:《与中国史学相比,对于西方史学的西方特性是什么?》,页130、132。
    2 伊格尔斯前引文,页134。
    3 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页37、39。
    4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页248。
    5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页378。
    1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页308。
    2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页381
    3 刘龙心前引书,页380。
    1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页6。
    2 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页7、21。
    3 王家范:《史家与史学》,页34。
    4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页379
    1 以下讨论内容均参见《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
    2 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页38-39
    1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页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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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刘纳:《社团、势力及其他--从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29、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0、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31、聂文军:《G.E.摩尔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2、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33、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文史哲》2007年第1期。
    34、《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
    35、任勇胜:《“清华园里好读书”--〈清华周刊〉的“书评”概述》,《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
    36、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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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39、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0、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0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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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史复洋:《〈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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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温韧:《柏格森的时间概念及其时代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2、徐规、王锦光:《张荫麟先生的科技史著作述略--纪念张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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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许全兴:《张申府与中国现代哲学》,《清华大学学报》1996年第1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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