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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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债转股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一种探索，其目的是通过债权置换来帮助传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人力资本激励不足、约束弱化以及治理结构不规范是债转股企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因此，本文从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债转股企业的一个缩影入手，通过对文船人力资本激励约束机制及治理结构实际情况的研究，对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的债转股企业应如何建立与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规范治理结构，从理论与实操上进行了探索，力图以此找出一条适合国内同类企业的改革之路。
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指出了文船及同类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激励不足、约束弱化的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多因素激励理论与过程激励理论中的主要理论以及Y理论和X效率理论，为构造文船激励约束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紧承第一部分，分析了文船在激励约束机制及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第四部分理清了思路。
第四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从总体上规划了文船激励约束机制，对机制的核心部分进行了基本设计，同时提出了规范文船治理结构的一系列设想，并从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文船乃至所有国有企业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应具备的外部条件。
Enterprises whose debt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stocks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roach to the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assist the traditional large and mediu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by means of the power of policies. But the enterprises whose debt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stocks are confront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weakened restraint for human resources and non-standard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Whether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well or not will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refore, take the Wenchong Shipyard Co. Ltd., -an enterprise whose debt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stocks for exampl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earch of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some aspects of these problems, try to raise the assumption, those carry out the modern enterprises regulations how to e
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terior motivation and restraining system , and rul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ry to find the reform method conforming to the national similar enterprises.
The first section raises questions pointing out that the inadequate motivation system and weakened restraint exist in the whole procedure of establishing modern enterprises system of Wenchong and the national similar enterprises.
The second section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ain essence of the Trust-Agency Theory, Multifactor Motivation Theory, Process Motivation Theory, Y Theory and X Efficiency Theory, and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Continued from the preceding second section comes the third one, which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and non-standar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
The fourth s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mapping out the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in general, and designing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system, and raising a series of assumptions to rule the Wenchong's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xpound the exterior factors to establish the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of Wenchong Company even for all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governmental system, social system, marketing system.
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指出了文船及同类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激励不足、约束弱化的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多因素激励理论与过程激励理论中的主要理论以及Y理论和X效率理论，为构造文船激励约束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紧承第一部分，分析了文船在激励约束机制及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第四部分理清了思路。
第四部分是文章的重点，从总体上规划了文船激励约束机制，对机制的核心部分进行了基本设计，同时提出了规范文船治理结构的一系列设想，并从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文船乃至所有国有企业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应具备的外部条件。
Enterprises whose debt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stocks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roach to the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assist the traditional large and mediu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by means of the power of policies. But the enterprises whose debt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stocks are confront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weakened restraint for human resources and non-standard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Whether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well or not will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refore, take the Wenchong Shipyard Co. Ltd., -an enterprise whose debt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stocks for exampl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earch of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some aspects of these problems, try to raise the assumption, those carry out the modern enterprises regulations how to e
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terior motivation and restraining system , and rul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ry to find the reform method conforming to the national similar enterprises.
The first section raises questions pointing out that the inadequate motivation system and weakened restraint exist in the whole procedure of establishing modern enterprises system of Wenchong and the national similar enterprises.
The second section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ain essence of the Trust-Agency Theory, Multifactor Motivation Theory, Process Motivation Theory, Y Theory and X Efficiency Theory, and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Continued from the preceding second section comes the third one, which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and non-standar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
The fourth s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mapping out the Wenchong's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in general, and designing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system, and raising a series of assumptions to rule the Wenchong's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xpound the exterior factors to establish the motivation and restraint system of Wenchong Company even for all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governmental system, social system, marketing system.
引文
本文所指经营层包括公司高层决策和管理人员，如董事会和总经理、副总经理；
1、债转股：是一种债务重组方式。90年代初，针对国有企业高负债及与此相伴生的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问题，一些银企债务重组方案被提出来，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债转股方案，经过多年考虑，债转股方案于1999年为决策层所接受。1999年4月至10月，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别组建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各自的不良贷款，在此基础土，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提出了债转股的具体方案，经过认真比选，到1999年底，共向有关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推荐实施债转股的国有经济骨干企业601家，建议转股额4596亿元，并确定了资产管理公司在10年內完成股权转让和退出的目标，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实行的债转股更接近于债务展期。债转股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其根本目的是在帮助这些传统骨干国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2、自组织机制：是与组织机制对应的一个概念，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机制是指一个系统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它具有信息共享、单元自律、短程通讯、微观决策、并行操作、整体协调、迭代趋优等特点。关于自组织的研究可参阅[西德]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组织机制：与自组织机制相对，哈肯称其为人造机制，师汉民称其为他组织机制。指通过人为方式从內部与外部对某种系统进行设计、组织和控制。
4、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在某一方面掌握了“私人信息”——只有他自己了解而另一方不了解。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订约的一方在签订合约时便握有私人信息，即逆向选择，它是指由于买卖双方对于商品信息的了解不同而造成的资源误配置情况；另一类是订约的一方的私人信息是在签订合约后才发生的，即道德风险，它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收入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
5、机会主义：是奥利弗·威廉姆森分析保险契约时使用的“道德风险”所发展起来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它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大为复杂了”。即是说人们用虚假的或空洞的等非真实的威胁和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这一定义强调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包括：(1)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扭曲和筛选如说谎和欺骗等；(2)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力图逃避责任，由此我们不难作出一个基本的推论：如果交易——协约双方仅仅是建立在承诺的基础上，
那么未来的风险是很大的，或者说协约双方虽然都做了承诺，签署了协议，但此后的实践却未可知。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的本性之一，他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的。人的有限理性是由阿罗引入的一个原理，用他的话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由于人的理性有限，他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交易者就有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用某种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要挟对方。关于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可参阅[美]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逻辑》(载于《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美]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著：《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制度经济学书籍。
6、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
7、M型结构：M型结构(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亦称事业部制，M型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即由一个总部控制多个事业部，总部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和长期发展规划，各事业部则为独立的利润中心。M型组织结构有效地解决了过度集权(一元结构或称U型结构)与过度分权(控股公司结构或称H型结构)所产生的管理低效率问题，降低了企业內部的管理成本，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得到普遍实行。
8、承包制：1987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和运行体制僵化的局面，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试图让企业完全掌握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承包制总的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承包制期间，企业采用种种短期行为谋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因此，该时期职工整体收入大幅增长，国家税利的增长幅度与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之比从1986年的1∶1.02上升到1990年的1∶3.26。
9、参见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10、参见注释5、17。
11、参见郑红亮《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12、[英]柯林·梅耶：《市场经济和过度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转引自何玉长：《国有公司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3、钱颖一：《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选自青木昌彦和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內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4、见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15、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共存亡的个人或团体，其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密切相关，如
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工人等。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课题组：《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战略的选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年第6期。
16、本部分主要参考郑林《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3-87页。
17、经济人：最初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是穆勒。穆勒等人认为，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他每作出一项选择，事先总能知道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后果，能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則对所有备选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从中选择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经济人假说主要包括三个命题：1)经济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经济人是理性的，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3)在良好设计的法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行为会非出于本意地显著增进社会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的核心命题。
18、参见郁义鸿：《现代企业组织架构挥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34页。
19、参见刘伟：“企业治理必须摆脱双重扭曲”，《经济日报》，2002年1月16日。
20、主要参考叶旭全：《年薪制操作实务与案例精选》，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21、参见刘韬：《绩效考评操作实务》，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
22、主要参考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7页。
23、参见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6页。
1、[西德]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美]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著：《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7、青木昌彦和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8、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何玉长：《国有公司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治理结构》，1999年版；
12、郑林：《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董辅扔、唐宗焜、杜海燕：《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赵国良：《现代企业制度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薛昭莹、居绍元：《现代公司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郁义鸿：《现代企业组织架构挥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17、张军：《现代公司的理论与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18、刘正周：《管理激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叶旭全：《年薪制操作实务与案例精选》，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20、刘志远：《现代企业激励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1、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22、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23、王守安：《效率与分配——理论与实证研究》，1998年版；
24、张立中：《企业经营机制转換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
25、刘韬：《绩效考评操作实务》，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6、汪大海：《新世纪的赢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订本)，中国商业出版社；
28、《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法律出版社；
29、魏杰：“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资产管理》，2001年第8期；
30、师汉民“从他组织走向自组织——关于制造哲理的沉思”，中国制造业信息化专业网特约稿，2002年；
31、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內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32、郑红亮《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3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课题组：《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战略的选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年第6期；
34、李春琦、石磊：“国外企业激励理论述评”，《工业企业管理》，2001年第9期；
35、薛云飞：“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制度创新刍议”，《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
36、冯立新、孙勇：“对人力资本要恩威并举”，《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年第11期；
37、林榕：“中国企业的激励困境”，《环球管理》，2001年第9期；
38、张慧芳：“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经济观察》，2000年第6期；
39、陆娟：“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中外比较及其借鉴”，《经济科学》，2001年第1期；
40、屠海群：“知识型员工激励的四个对应关系”，《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年第4期；
41、张明辉、陈光波：“激励理论与激励方案设计”，《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1年第1期；
42、刘伟：“企业治理必须摆脱双重扭曲”，《经济日报》，2002年1月16日；
43、李巧燕：“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时间和思考”，《经济管理》，2001年第11期；
44、狄煌：“经营者年薪制和多样化的股权激励模式”，《工业企业管理》，2000年第10期；
45、杨维国：“试论国企改制中的法人治理结构”，《南京经济》，2001年第4期；
46、杨肃昌：“交易费用理论与企业监督”，《社科纵横》，2001年第3期；
47、张屹山、王广亮：“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1期；
48、李苏武：“年薪制改变了我们企业”，《企业管理》，2001年第9期
49、刘鹏：“股票期权激励：人力资源管理新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01年第8期；
50、谢晓非：“薪酬发放的激励效应”，《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1年第2期；
51、《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研究》课题组：“债转股与治理结构的理论探讨”，国研网，2001年8月
52、张灵：“债转股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73期；
53、马金城：“债转股与企业运行规范的冲突与对策”，《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10期；
54、张涛：“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及治理结构改革”，《亚太经济》，2001年第3期；
55、方军雄、李雪颖：“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评方略”，《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1年第12期。
1、债转股：是一种债务重组方式。90年代初，针对国有企业高负债及与此相伴生的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问题，一些银企债务重组方案被提出来，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债转股方案，经过多年考虑，债转股方案于1999年为决策层所接受。1999年4月至10月，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别组建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各自的不良贷款，在此基础土，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提出了债转股的具体方案，经过认真比选，到1999年底，共向有关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推荐实施债转股的国有经济骨干企业601家，建议转股额4596亿元，并确定了资产管理公司在10年內完成股权转让和退出的目标，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实行的债转股更接近于债务展期。债转股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其根本目的是在帮助这些传统骨干国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2、自组织机制：是与组织机制对应的一个概念，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自组织机制是指一个系统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它具有信息共享、单元自律、短程通讯、微观决策、并行操作、整体协调、迭代趋优等特点。关于自组织的研究可参阅[西德]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组织机制：与自组织机制相对，哈肯称其为人造机制，师汉民称其为他组织机制。指通过人为方式从內部与外部对某种系统进行设计、组织和控制。
4、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在某一方面掌握了“私人信息”——只有他自己了解而另一方不了解。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订约的一方在签订合约时便握有私人信息，即逆向选择，它是指由于买卖双方对于商品信息的了解不同而造成的资源误配置情况；另一类是订约的一方的私人信息是在签订合约后才发生的，即道德风险，它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收入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
5、机会主义：是奥利弗·威廉姆森分析保险契约时使用的“道德风险”所发展起来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它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大为复杂了”。即是说人们用虚假的或空洞的等非真实的威胁和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这一定义强调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包括：(1)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扭曲和筛选如说谎和欺骗等；(2)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力图逃避责任，由此我们不难作出一个基本的推论：如果交易——协约双方仅仅是建立在承诺的基础上，
那么未来的风险是很大的，或者说协约双方虽然都做了承诺，签署了协议，但此后的实践却未可知。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的本性之一，他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的。人的有限理性是由阿罗引入的一个原理，用他的话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由于人的理性有限，他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交易者就有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用某种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要挟对方。关于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可参阅[美]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逻辑》(载于《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美]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著：《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制度经济学书籍。
6、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
7、M型结构：M型结构(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亦称事业部制，M型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即由一个总部控制多个事业部，总部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和长期发展规划，各事业部则为独立的利润中心。M型组织结构有效地解决了过度集权(一元结构或称U型结构)与过度分权(控股公司结构或称H型结构)所产生的管理低效率问题，降低了企业內部的管理成本，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得到普遍实行。
8、承包制：1987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和运行体制僵化的局面，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试图让企业完全掌握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承包制总的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承包制期间，企业采用种种短期行为谋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因此，该时期职工整体收入大幅增长，国家税利的增长幅度与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之比从1986年的1∶1.02上升到1990年的1∶3.26。
9、参见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10、参见注释5、17。
11、参见郑红亮《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12、[英]柯林·梅耶：《市场经济和过度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转引自何玉长：《国有公司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3、钱颖一：《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选自青木昌彦和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內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4、见林毅夫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15、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共存亡的个人或团体，其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密切相关，如
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工人等。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课题组：《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战略的选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年第6期。
16、本部分主要参考郑林《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3-87页。
17、经济人：最初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是穆勒。穆勒等人认为，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他每作出一项选择，事先总能知道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后果，能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則对所有备选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从中选择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经济人假说主要包括三个命题：1)经济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经济人是理性的，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3)在良好设计的法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行为会非出于本意地显著增进社会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说的核心命题。
18、参见郁义鸿：《现代企业组织架构挥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34页。
19、参见刘伟：“企业治理必须摆脱双重扭曲”，《经济日报》，2002年1月16日。
20、主要参考叶旭全：《年薪制操作实务与案例精选》，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21、参见刘韬：《绩效考评操作实务》，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
22、主要参考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7页。
23、参见程国平：《经营者激励》，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6页。
1、[西德]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美]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著：《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7、青木昌彦和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8、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何玉长：《国有公司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治理结构》，1999年版；
12、郑林：《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3、董辅扔、唐宗焜、杜海燕：《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赵国良：《现代企业制度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薛昭莹、居绍元：《现代公司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郁义鸿：《现代企业组织架构挥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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