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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多党制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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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纵观近代中国政党制度史,先后经历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和多党合作制四个时期,清末民初多党制作为缘起,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承担着本不属于它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多党制是西方现代政治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对它“移植”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首先,多党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宗派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派系何其多,它们都以利益为基点向两极化发展,一是革命派,二是立宪派和地方势力派,派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党制的运作模式和政党间的分化组合。其次,清末民初政党林立,各政党的主义、党纲、党章、党纪、党员组成、经费来源都大相径庭,造成这一时期政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重党德轻党纲,群众基础薄弱,跨党现象严重,党魁权威绝对化都是这一时期政党的特点。再次,由于政党组织不健全,制度不完善以及“宽容”精神的缺乏,多党制下的政党关系表现为鱼死网破的斗争关系,以金钱、武力为经常运用之手段。
     政党政治移植,本身动机十分美好,但多党制并不能像时人所期望的那样引领民主体系的建立,反而上演了一出争权夺利的闹剧。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为多党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专制是一种习惯,它对多党制是绝对排斥的。其次,清末民初的国民民主意识淡薄,不能成为民主政制的坚强后援,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实现政党政治的诉求,多党制最终在封建官僚势力破坏下失败了。再次,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多党制在不能完成强国富民的任务时,最终会被更具有使用价值的权威性政党制度模式所取代。最后,多党制本身是不健全、不成熟的,其缺陷直接导致政党政治不能有效运作,难以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清末民初多党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所遵循的轨迹,即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这在当代中国也意义非常。正因为多党制的昙花一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民主”与“专制”的平衡,对“多数决定”与“保护少数”的考量,对“和谐党际关系”的构建等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得到的启示也颇具意义。
Throughout history, th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 They are multi-party system, bipartisan system, single party system, multiparty cooperative system. Multi-party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litics of par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modernization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its historical miss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Multi-party system in modern China is a mixture combined the modern politcal valu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 it in China is the process of "alienation". First, the multi-party system from the date of birth has the indissoluble bond with the denomin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factions which develop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larization because of interests, one is revolutionary, alther is constiutionalists and regional forcess. Factions determine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multi-party system and the palarization and association of parties. Second,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parties in this period, they are complex and multipe. Because the ism, creed, constitution, discipline, party member and sources of funding are very different. Regarding ethics, despising constitution, feeble trust of mass, serious phenomena of cross-party, absolute authority of leader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parties during this period. Again, because of the unsound party organization, the imperfect system and the lack of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s reflected by the absolute struggle with money and force. This shock people in the word.
     The motivation of transplanting the polities of party is very good,but the multi-party system can not satisfy people's expect and can not lea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tic system. On the contrary, a farce of contesting power was putting on. Firs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not provide adequat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multi-party system. China is a feudal country before two thousand years.Autarchy is a habit, it exclude multi-party system absolutely. Second,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in this period can not be the strong backup of democratic system,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can not realize the political dream of multi-party system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strength of economic. Multi-party system failed because of the feudal trength. Again, salvation is the theme in this period, if multi-party system can not achieve the task of salvation, it will be replaced by more authoritativ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Finally, the multi-party system itself is not perfect and immature, the politics of party can not circulate effectively because of its defects, so it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 favorable image in the eyes of the piblic. Multi-party system in this perio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al track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a different angle of view, namely the collisinon and amalgamation of 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his is import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cause of multi-party system of short-lived,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engage more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balane of "democracy" and "tyranny", the consideration of "majority decis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the structure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of parties" and so on, inspiration has been quite significant.
引文
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目前,学术界普遍按照政党的数量把政党制度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萨托利根据数目标准把政党制度分为七个不同的类(class):一党制、霸权党制、主导党制、两党制、有限多党制、极端多党制、粉碎型体制。参见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8页。
    [7][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8、161页。
    [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9]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10]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1页。
    [1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12]王邦佐:《中国政党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3]刘景泉、郭德宏:《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前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4]杨立强:“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63页。
    [15][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7]印维廉:《中国政党史》,上海: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
    [18]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9]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0]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1]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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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闻丽:《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
    [25]刘文岛:《政党政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26]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
    [27]杨绪盟:《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8]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29]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曾业英:“梁启超与民主党”,《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胡绳武:“梁启超与民初政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钱坤:“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娄胜华:“民初政治权威的危机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学海》2002年第2期。陈长河:“梁士诒与公民党”,《历史档案》1992年 第3期。曾业英、徐辉琪:“民初政党概述”(16),《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16期。侯宜杰:“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基础”,《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黄德发:“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离合关系试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姚琦:“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制之争”,《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李书源:“‘超然内阁’与民初党争”,《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张学继:“民国初年争夺制宪权的斗争”,《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4期。王业兴:“论、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王建华:“共和精神的缺失——民初政党失败再思考”,《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王建华:“移植与误读:民初政治精英的政党理念”,《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朱旭红:“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及其原因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曾宇辉:“从民初政党政治的异化看多党制在中国的命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李先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再分析”,《中州学刊》2002年第2期。杨立强:“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张晶:《试论民国初年的进步党》,长春:吉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年2004。毕红娟:《民初政党之观察与思考》,开封: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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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6页。
    [32]章士钊:“毁党造党之意见”,章含之、白吉庵(编):《章士钊全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页。
    [3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34]揆郑:“哀政闻社员”,《民报》1908年8月10日。
    [35]谭平山“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 《谭平山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3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37]罗普认为政党存在七种缺陷,一是“手段之激烈”,二是“目的之谬误”,三是“疾反对党之太甚”,四是“侵党员之自由”,五是“社交破绝”,六是“小党分裂”,七是“引敌国以自灭”。参见(博士论文)闻丽:《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观念》,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36页。
    [38]章士钊:“政党组织寨”,《章士钊全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39][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5页。
    [40]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9、190页。
    [41]孙中山:“致同盟会各支部电”,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8页。
    [42]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43]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44]18世纪后半叶,伏尔泰在《百科全书》中简洁的指出,“‘政党’这个字眼本身并不令人厌恶,而‘宗派’这个字眼则一直是。”清末民初的“政党”更是与“朋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政治传统造成的,它造成一个极其坏的影响,那就是政党和政党制度很难发育成熟。西方政党与宗派的区别经历了缓慢的过程,直到伯克才涉及这一领域的本质问题,他认为,“(政党的)如此坦坦荡荡地争取权力的意图……和那些为地位和薪水而进行的卑劣而自私的斗争是很容易区别的”——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关于宗教的一个精彩的定义,这个区别在近代中国同样意义重大。
    [45][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页。
    [46]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47]“立宪派”这一称谓最早见之于1903年9月出版的《浙江潮》第7期所载《四政客论》。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48]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49]金安平:《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4页。
    [50]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
    [51]章士钊:“帝国统一党党名质疑”,《章士钊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79页。
    [52]王灿:“党论”,《谠报》1913年6月20日。
    [5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54]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55]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章士钊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83页。
    [56]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下篇:中国政党政治之前途),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
    [57]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与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7页。
    [58]黄兴:“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页。
    [59]孙中山:“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60]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页。
    [61]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
    [62]黄远庸:“政谈窃听录”,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一卷),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248页。
    [63]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2页。
    [6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65]王人博:《桃李江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66]《中国同盟会总章草案》,《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北京: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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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69]王建华:“民初政党经费来源研究”,《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58页。
    [70]孙中山:“致梁士诒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2页。
    [71][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8页。
    [72]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73]戴季陶:“三党合并观”,章开沅、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8页。
    [74]马君武:“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莫世祥(编):《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75]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8页。
    [76]孙中山:“《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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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79]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
    [80]醒:《论党争》,《顺天时报》,1912年5月28日。
    [81]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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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康有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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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第104页。
    [88]康有为:“敬谢天恩以臣行年七十特赐臣寿折”,《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8页。
    [89]载泽:《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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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孙中山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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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1页。
    [130]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8页。
    [131]训政作为过渡时期,其作用并非仅仅为了“开民智”。孙中山认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问,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 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也”。(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可见,孙中山提出训政阶段的重要性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此阶段建设县自治,先从地方移官治于民治,打破专制旧习,从而自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实现民主政治;第二,给予人民以政治的训练,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以达到“巩固民国,要用人心做基础”的目的;第三,扫除旧官僚、武人、政客等旧势力,为建设民主扫清障碍;第四,在此阶段进行一系列经济、文化等建设,为实现民主创造条件。参见王兆刚:《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132]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3页。
    [133]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104页。
    [134]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7页。
    [135]张学仁、陈宁生主编:《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136]有学者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产生简单归结于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社会历史原因”,不是直接的根本原因。参见柳建辉:“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封建主义”,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137]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13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4页。
    [139]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140]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2页。
    [141]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1、393页。
    [142]张锡杰、鲁仲生:“‘八荣八耻’教育与加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组织人事报》2006年4月6日第007版。
    [14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144]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上篇:政党与朋党之别),《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
    [145]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第24页。
    [146]周恩来:“专制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
    [14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页。
    [148]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49]章士钊:“论政本——答李北村君”,《章士钊全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150]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151]江泽民:“进一步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152]殷啸虎:《感悟宪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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