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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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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变革之会”,这种变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表现。在经济方面,大家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农业与商业上,对手工业经济重视得不够,使得我们对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情况了解得还不够。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梳理文献记载,结合战国时代的铜器、陶器、漆器、古玺等各类古文字资料,对战国时代的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讨论。
     在这篇论文里,我们就以下四个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一,西周春秋时期的工商食官制度及其演变;二,战国时代官营手工业的经营形态;三,战国时代民间私营手工业的经营形态;四,国家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与管理。
     通过考察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的官私手工业也许并不是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工商食官制度发展而来的。从文献、古文字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看,战国时代的官营手工业比较兴盛,设有不少手工业机构,控制了一大批手工业劳动者从事生产。在官营手工业生产当中,奴隶制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
     私营手工业的兴起,是战国时代手工业经济形态上的一个大变化。按照私营手工业的规模以及业主是否参加劳动这两条标准,将其分为两类: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础、业主参加劳动的小规模私营手工业生产;役使大批劳动力的大规模私营手工业生产。这两类手工业的经营形态不同,生活状况也有不小的差别。
     国家对私营手工业者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从业登记、生产控制、赋税征收和社会地位、占有徒役数量的规定等方面,这说明战国时代国家对私营手工业者的控制很严格,这与重视农业,建立、维护以农为本的社会秩序是一致的。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a major revolution time" in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and such revolution has been represented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On the economic aspect, people focused the discussions on agriculture and businesses, withou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handicrafts industry, which resulted in no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conditions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handicrafts industr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comparatively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managing modality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handicrafts industr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 combing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various ancient writing documen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ed the following four major issues:first, the gongshangshiguan(工商食官)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econd, the managing modality of handicrafts industr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rd, the managing modality of civil private handicrafts industry; fourth,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n civil private handicrafts by the state.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examin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handicrafts industr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n't born out of the gongshangshiguan(工商食官)syste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rom literatures, ancient writing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we can see that the official handicrafts industr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relatively prosperous which has many handicrafts organs controlling a large number of handicraftsmen for production. In official handicrafts industry production, the slavery production relations played a leading role.
     The proliferation of private handicraftsmen and the rise of private handicraft industry is a great change in the handicraft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ale of private handicraft businesses and whether the property owners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or not, it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family or Family-based small-scale private handicraft production with own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labor; large-scale private handicraft production through servitude large number of labors. These two kinds of handicraftsman have different managing modality, and also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in living conditions.
     State control of private handicraftsman mainly includes five aspects:practitioner's registration, production control, taxation collection, social status, apprentices and labors numbers. All of these show that the state control over the private handicraftsman is very stric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is in consistent with valuing agriculture, establishing and safeguarding agriculture-based social order.
引文
①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①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①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②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如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④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本书在细节方面的很多论述也是颇有价值的,如童先生指出,上古的“氏族工业”都是世袭的,氏族工人及其领袖到了阶级社会就分别成为百工和工官。这个观点是童先生在《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文史哲》1958年第1期)一文里提出的。
    ⑤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
    ⑥刘国良《中国工业史》,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⑦季如训《中国手工业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⑧郑学檬《中国企业史·古代卷》,上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
    ①此文收入吴先生《先秦两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5-209页。
    ②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其中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有“关于市的建制与国营工商业的制度”一小节(第226-234页),探讨了秦简所记载的秦国工商业制度。
    ③栗劲《秦律通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2-435页。宫长为《试论<秦律>中的手[业管理》,《学术月刊》1995年第9期。
    ④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3页。
    ⑤高明《古陶文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⑥郑超《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260页。
    ⑦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2-145页。
    ⑧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73-494页。
    ⑨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第25-31页。氏著《新出秦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2-286页。
    ①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58-64页。
    ②朱德熙《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7-165页。
    ③李学勤《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刊)》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0-173页。
    ④高明《从临淄陶文看(?)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265页。
    ⑤李零《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介绍》,《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⑥这两篇文章均收入孙先生文集《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6-51页。
    ⑦王学理《亭里陶文的解读与秦都咸阳的行政区划》,《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220页。
    ⑧陈家宁《从齐国文献看战国时齐国的社会经济——战国齐陶文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86-92页。
    ⑨蔡礼彬《从出十材料看战国时代平民手工业者》,《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第115-120页。
    ①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3-44页。义氏著《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89-147页。
    ②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7-265页。
    ③沈融《燕兵器铭文格式、内容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第91-99页。
    ④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十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李学勤先生),2002年。
    ⑤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
    ⑥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⑦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两篇)》,《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第124页。
    ⑧叶其峰《试释儿方工官玺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72-73页。
    ⑨赵超《“铸师”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3300页。
    ①刘瑞《秦“工室”略考》,《考古与文物》之《古文字论集(二)》,2001年,第193-196页。
    ②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③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④朱晨《秦封泥集释》(中央职官部分),安徽大学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徐在国教授),2002年。
    ⑤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王辉教授),2008年。
    ⑥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黄德宽教授),2006年。
    ⑦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中、下),《文物》1959年第7、8、9期。又同氏《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1-330页。
    ⑧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166页。
    ⑨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105-109页。
    ⑩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Ⅰ》“工”字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4-468页。《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与《啬夫初探》两文均收入裘先生论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分见第387-429页,第430-523页。
    ①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考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
    ②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③佐藤武敏《中国古代工业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7年。
    ④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十论文(指导老师:李零教授),2002年。
    ⑥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①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93页。
    ②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10页。
    ③姚孝遂、肖丁合著《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8页。 城出版社,1995年,第433页。
    ①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9页。
    ②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489页。
    ③裘锡圭先生《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52页。
    ④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李亚农史论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6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8-1539页。
    ⑤杨宽先生《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4-385页。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汀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2-283页。
    ⑥杨宽先生《西周史》,第366-372页。
    ①据赵世超先生说,这个概念最先由徐中舒先生提出,参看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瓦釜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②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瓦釜集》,第64-76页。洪家义《从古代职业世袭看青铜器中的徽号》,《东南文化》1992年第Z1期,第93-97页。
    ③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册,第175页。
    ④吴荣曾《周代的农村公社制度》,《先秦两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页。
    ⑤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①崔瑞德、鲁惟一著,杨品泉等泽《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8页。
    ②参石杨宽先生《西周史》,第395页。
    ③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49页。
    ①参看斯维至《论庶人》,《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第106页。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3-124页。
    ②吴荣曾《周代的农村公社制度》,《先秦两汉史研究》,第51页。
    ③《集成》02841。
    ④白川静《金文通释》一八一“毛公鼎”。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235页。
    ⑤《集成》04287。“兼”字的释读,参看陈剑《甲骨文旧释“眢”和“幾”的两个字及金文“(?)”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第228233页。
    ①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第115-168页。
    ②《集成》04340。
    ③《集成》09901。
    ④林沄先生有说,参看《花东子卜辞所见人物研究》,《林沄学术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⑤《集成》04311。
    ⑥《集成》04184-4187。
    ⑦《集成》04162。
    ⑧裘锡圭先生《“锡朕文考臣自厥工”解》,《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3页。
    ①赵世超先生也有此看法,参看《周代国野制度概述》,《瓦釜集》,第169页。
    ②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50页。
    ③吴慧《先秦时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经济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13-336页。
    ④杜勇《“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91-95页。
    ②西岛定生指出:“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后的这种制度变革,十分自然地是与氏族制的解体和官僚制的发展一起发生的。”参看《剑桥中国秦汉史》,第588页。
    ③参看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4页。
    ①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216页。
    ②《古陶文汇编》3·63。繇字的释读,参看曾宪通《说繇》,《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7页。聚字的考释,参看本文附录三。
    ③《古陶文汇编》3·109。
    ④《古陶文汇编》3·115。
    ⑤参看高明《从临淄陶文看衙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
    ⑥参看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563页。
    ①对井田制度比较详细的讨论,可参看杨宽先生《西周史》,第183-211页。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第76-251页。林甘泉《中国古代十地私有化的途径》,《林甘泉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4-63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9-110页。
    ③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第143页。
    ④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2页注[三四]所引孙说。
    ⑤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0页。
    ①黄以周、孙诒让均有说,参看《周礼正义》第一册,第95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79页。
    ③蔡礼彬《从出十材料看战国时代平民手工业者》,《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第119页。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④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97-498页。
    ①裘锡圭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24-425页。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11页。
    ①左得田《湖北随州市发现秦国铜器》图三、四,《文物》1986年第4期,第22页。本文中秦、燕、赵国兵器铭文的年代考订,多采用董珊先生的意见,恕不一一注出,请参看《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相关章节。铭文的释读以董书及《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为基础,并参对原器照片、拓本或摹本,与之不尽相同。
    ①王辉《<秦出士文献编年>续补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7页。
    ②吴镇烽《工师文罍考》图一,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98页。
    ③《集成》02658。“私官”二字为三晋刻铭。
    ④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219页。
    ⑤龙朝斌《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扣器漆盒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65页图三。
    ⑥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1-33页。李学勤《海外访古记》(一),《文博》1986年第5期,第21页。
    ⑦此戈系私人藏品,承施谢捷先生提供释文。
    ⑧《集成》12026。
    ⑨分别参看龙朝斌《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扣器漆盒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65页;裘锡卡先生《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280页。
    ⑩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上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73页。
    ①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上编,第73页。
    ②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225页。
    ③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④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0页。
    ⑤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59页。
    ⑥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⑦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53-56页。
    ⑧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131页。
    ⑨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72页。
    ⑩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98-199页。
    11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85页。
    12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10页图四6。
    13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8页。
    ①丁冕圃《玺印集英》,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②施谢捷《新见秦汉官印二十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2页,图版见于第560页图06。
    ③陈晓捷、周晓陆《新出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十论文,2008年,第250页第45号。
    ④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2-63页。
    ⑤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14-15页。
    ⑥陈晓捷、周晓陆《新出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250页第49号。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①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2页。
    ②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08-110页。
    ③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37页,图版八5。
    ④袁仲一、程学华《秦代中央官署制陶业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85页。
    ⑤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⑥黄留珠先生怀疑“泰匠丞印”封泥是否属于秦物,参看《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28页。这恐怕是多虑了。
    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4页。或释为“大匠宫司空”,非是。
    ⑧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2页第419号。
    ⑨刘瑞《秦汉时期的将作大匠》,《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68-169页。
    ⑩朱晨《秦封泥集释》(中央职官部分),安徽大学硕十论文,2005年,第94页。
    11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92页。
    12王先谦《汉书补注》上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①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②加藤繁著,吴杰译《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2页。劳幹《秦汉九卿考》,《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下册,台北:艺文印岀馆,1974年,第861-866页。
    ①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47页。
    ②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图二9。
    ③孙机《“温明”不是“秘器”》,《文物》1988年第3期,第94页。
    ④如《扬簋》载周王命辞口:“扬,乍(作)司工”,司工即司空。
    ⑤文中的“竭”、“流”、“植”颇有异文,参看许维通《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1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2页。
    ②引文中的第二个“其”字或作“莫”,当改,参看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20页。
    ③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考述》,《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页。
    ④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80-83页。
    ⑤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45页。
    ⑥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80页。
    ⑦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42页。
    ⑧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38页。
    ⑨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第61页第349、350号。
    ⑩袁仲一《秦代陶文》,第43页。
    11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24页图23。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上册,第647页。
    ②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86-87页。
    ③王辉《古玺印文字杂识(18则)》之四“革工”条,《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3页。
    ④朱德熙、裘锡卡《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7页。
    ⑤有关先秦时期皮甲的使用情况,可参看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⑥《集成》11332。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5页。
    ②张颔《检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83页。又同氏《张颔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0页。
    ③张颔《检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83页。又同氏《张颔学术文集》,第131-132页。
    ④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32页。
    ⑤王辉《古玺印文字杂识(18则)》之十四“少府工室”条,《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第256页。
    ⑥张光裕、吴振武《武陵新见古兵三十六器集录》之36,《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六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⑦《集成》02651。
    ⑧《集成》11472。
    ①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15-116页。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97页。
    ③李学勤《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04页。王慎行《从兵器铭刻看战国时代秦之冶铸手工业》,《人文杂志》1985年第5期,第80页。
    ④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上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88页。
    ⑤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⑥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300-318页。
    ⑦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图一、图二:1,《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第92-94页。
    ⑧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图一、图二:1,《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第93页。
    ⑨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第21页110号。义,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138页。此方封泥原释“乐府鐘官”,施谢捷先生向笔者指出应释“乐府宫鐘”。可从。周晓陆主编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将之释为“乐府宫锤”,此方封泥的序号为三—GP一0518,参看《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41页。案,“锺”当作“鐘”。
    ⑩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6页图二20。
    ①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33页。
    ②刘钊《秦虎形辖铭文新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325。
    ③《集成》10357。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第114页。
    ④秦封泥有“私官左般”,参看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6页图二15。又有“私官丞印”,参看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38页,图版十二6。
    ⑤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上编,第161页。
    ⑥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1页,第22页图一二:1。这则材料承蒙郭永秉先生提示。
    ⑦施谢捷先生曾向笔者指出,私工或为私官工室之省。
    ①有关西汉御府的职掌,可参看吴荣曾《西汉王国官制考实》,《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98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98页。
    ②陈晓捷、周晓陆《新出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十一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122页。
    ③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76页。
    ④路东之编著《问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掇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⑤郭永秉《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封泥补释五则》之一“御府帑府”条,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901#_edn6。
    ⑥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138页。
    ⑦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122页。
    ⑧周晓陆等《秦封泥再读》,《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第68页。
    ①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2页。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1页。
    ③王辉《秦印探述》,《文博》1989年第5期,第241页。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1页。
    ⑤《集成》11361。
    ①《集成》11359。
    ②王红武、吴大焱《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图一、图二,《文物》1980年第9期,第94页。李仲操《二十六年秦戈考》,《文博》1989年第1期,第51页。
    ③《集成》11294。“工”后似缺工匠之名。
    ④《集成》11342。秦封泥亦见“坏德”,参看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90-191页。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3页。
    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4页。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3页。
    ⑧刘瑞先生已经指出这一点,参看《秦“工室”略考》,《考古与文物》之《古文字论集(二)》,2001年,第193-196页。
    ⑨《集成》11404。
    ⑩《集成》11406。
    ①《集成》11367。
    ②吴镇烽《秦兵新发现》,《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3-572页。
    ③《集成》11368。
    ④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24页图13。
    ⑤陈晓捷、周晓陆《新出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十一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140页。
    ⑥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45页,图版十七1。
    ⑦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24页图10、图20。
    ⑧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47页。⑨《古陶文汇编》4·159。
    ①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1页。
    ②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第年4期,第124页图4。
    ③如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246页;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1页。
    ④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1-62页。
    ⑤周晓陆等《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第57页。又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1-62页。
    ⑥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266页。
    ⑦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10页第52方。《征存》将此方官印的年代定为汉初,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的《秦封泥集》引用此印时将它的年代定为秦,参看第407页。今从后说。
    ⑧周振鹤先生认为江夏郡当置于武帝元狩二年,参看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⑨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页。
    ⑩孙慰祖《从秦官印和封泥看浙江、江东在秦代的隶属关系》,《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6版。
    11“江南”乃是一地域名,参看周振鹤《释江南》,《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08-318页。
    12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页。
    13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9-10页。
    ①陈伟《关于秦封泥“河外”的讨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31。
    ②有关江湖的讨论,参看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文史》2007年第一辑,第12-14页。
    ③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63页。
    ④周晓陆等《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第10页图四、五。又,西安相家巷遗址曾出土一方“口采金丞”,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将“□”释为“郢”,参看《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46页,图版十七4。王伟先生已经指出,此字应释为“(?)”,参看《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226页。又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一方秦封泥,原释“皇□採□”,参看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252页第1556号。今案,此封泥当释为“(?)采□□”。
    ⑤参石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122页。
    ⑥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87页。
    ①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4页。
    ②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253页。
    ③此方封泥为未公开刊布资料,转引自王伟《秦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245页。
    ④孙慰祖《古封泥集成》,第60页第347号。周晓陆、陆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64页。
    ⑤周晓陆、陆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68页。
    ⑥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下),《文史》2006年第二辑,第103页。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2页。
    ⑧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4页。
    ⑨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4页所引或说。王辉先生从此说,参看《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第5期,第237页。
    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18页,第11页图八:左二。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19页,第21页图一五:左
    12关于这些亭、市印,可参看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2页。袁仲一《秦代陶文》,第54-58页。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74-476页。
    13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4页。
    ①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86-488页。
    ②佐原康夫《汉代都市机构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291-294页。
    ③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83页。张金光也有同样的意见,参看《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0页。
    ④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2页。
    ⑤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⑥陈振裕《略论睡虎地出土秦汉漆器》,左德承编《云梦睡虎地出土秦汉漆器图录》,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
    ⑦参看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6页。又,《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47页。
    ⑧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小组《云梦睡虎地秦墓》附录二“漆器上的针刻、烙印文字与符号”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3、132页。
    ②《集成》11361。
    ③李学勤《秦孝公、惠文王时期铭文》,《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④《集成》11296。
    ⑤朗保利《长平古战场出土三十八年上郡戈及相关问题》图一至五,《文物》1998年第10期,第78-81页。
    ⑥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图六:1,图二:2,图三:2,《文物》1987年第3期,第63、64页。
    ①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第136-141页。
    ②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李学勤先生前言,第15页。
    ③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291-292页。吴良宝《战国韩魏铭文考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66-67页。
    ④《集成》11996。
    ⑤《集成》11943-11973。
    ⑥《集成》11974-11985。
    ⑦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8-39页。
    ⑧《古玺汇编》0080、0081、5544。
    ⑨《古玺汇编》0087。
    ⑩《古玺汇编》0090。
    ①《集成》11701。“报”字旧或释为“执”,如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页。或释为“调”,参看施谢捷《释“盩益”》,《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第116页。或释为“挞”,参黄盛璋《“挞齐”及其和兵器铸造关系新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276页。董珊释为“报”,参看《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301页。今从董说。董文并指出,报指上报,剂为《周礼》“约剂”、“质剂”之剂,指有关兵器的档案文书。今案,古代的工匠是否识字,还是个问题,剂字仍以解为《考工记》所载的“六剂”之“剂”为好。报剂应指某种技术工作。
    ②《集成》11707。
    ③参看李家浩《南越王墓車驲虎节铭文考释——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四》,《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专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4-665页。
    ④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年代和国别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又同氏《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10-112页。
    ⑤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20-21页。
    ⑥刘钊《谈古文字资料在古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古文字考释丛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425-426页。
    ⑦《集成》11549。
    ①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208-217页。
    ②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之乙铍。“级”字之释,从陈剑先生说。陈先生的说法见于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300页。关于“级事”,下文将有说明,参看第二章第三节(一)。
    ③李学勤《赵王迁时的两件铜铍及有关问题》,《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④李学勤《赵王迁时的两件铜铍及有关问题》,《重写学术史》,第335页。
    ⑤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7页。
    ⑥刘洪涛《释上官登铭文的“役”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409。
    ⑦董珊先生对两者的区别有所阐述,参看《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8页。
    ⑧《集成》11390。“咸阳”二字为秦刻。
    ⑨《集成》10385。
    ⑩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7页。
    ①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49-50页。
    ②《集成》2608。“贾”字由裘锡圭先生释出,参看《释“贾”》,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年会论文,1992年,南京。
    ③《集成》11376。
    ④李学勤《湖南出土战国兵器铭文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0页。
    ⑤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50页。
    ⑥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⑦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8-463页。
    ⑧《集成》02793。
    ⑨《集成》02590。
    ①《集成》02451。
    ②《集成》02481。
    ③蔡运章、赵晓军、戴霖《论右孠鼎铭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04年第9期,第81-84页。
    ④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第86-87页。又《战国时代的“(?)”和秦汉时代的“半”》,第119页。
    ⑤《古玺汇编》3102、3543。
    ⑥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第322-329页。
    ⑦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10页。“(?)”字之释,参看郭永秉《商周金文所见人名补释五则》之五,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741。
    ⑧寇玉海《新郑发现一件刻款战国铜矛》,《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第66页。
    ⑨黄锡全《介绍一件韩廿年冢子戈》,《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18页。
    ⑩朱京葛《河南长葛出土一件战国铜铍》,《文物》1982年第4期,第81页。春、轺、起三字从吴振武先生说改释,参看前揭《新见十八年冢子韩赠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13页。
    11参看前揭寇玉海、朱京葛、黄锡全、吴振武先生文。
    12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50页。
    ①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21页。
    ②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28页。
    ③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6页。
    ④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赠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29页附记。
    ⑤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114-121页。
    ⑥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122-129页。
    ⑦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李学勤先生前言,第13页。
    ⑧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295页。
    ⑨《集成》11266。
    ⑩《集成》10933。
    11《集成》12039。
    ①《集成》10465。
    ②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53页。
    ③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④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92-97页。
    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2-403页。祀字的释读,参看朱德熙《中山王器的祀字》,《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第172页。
    ⑥韩自强、冯耀堂《安徽阜阳地区出十的战国时代铭文兵器》图五,《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第259页。
    ①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②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李学勤先生前言,第12页。
    ③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292页。
    ④韩自强《过眼云烟——记新见五件晋系铭文兵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4页。
    ⑤《古玺汇编》2227。
    ⑥《古玺汇编》0094。
    ⑦《古玺汇编》0091。“汪陶”见于赵国兵器铭文,参看《集成》11354。
    ⑧《古玺汇编》0089。
    ⑨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97页。
    ⑩《古陶文汇编》6·45。
    11《古陶文汇编》6·46、6·47。
    12《集成》10805。杜平安《新郑博物馆馆藏战国带铭青铜器》,《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第101页图二。
    13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4页。
    14带有“格氏”的兵器见于《集成》11327、11499。
    15牛济普《郑州、荥阳两地新出战国陶文介绍》,《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第14页。
    ①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调查记》,《考古》1983年第9期,第848页。
    ②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图(订补),第157页。
    ③这是施谢捷先生的意见,今从之。
    ④郭一峰、张广善《高平县出土“寍寿令戟”考》图一、二,《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第70页。
    ⑤《集成》11323。
    ⑥《集成》11671。
    ⑦《集成》11674。
    ⑧《集成》11398。“市”字之释,参看裘锡卡先生《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63页。
    ⑨《集成》11384。
    ⑩《集成》11554。
    11《集成》11385。
    12《集成》11321。
    13赵安杰《战国宜阳故城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第10页图
    ①对“南行唐”的考释,参看裘锡圭先生《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古文字论集》,第433-434页。
    ②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86页。
    ③战国文字中“廩”字的研究,参看吴振武《战国“(?)(廩)”字考察》,《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第80-87页。
    ④《集成》09575。
    ⑤黄盛璋《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年第6期,第376页。义同氏《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第154页。
    ⑥《古陶文汇编》6·107。
    ⑦《古陶文汇编》6·108。
    ⑧李先登《荥阳、邢丘出土陶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1页。
    ⑨《古陶文汇编》6·113、6·114。
    ⑩《古陶文汇编》6·115。
    11《古陶文汇编》6·118、6·119。
    ①《古陶文汇编》6·109。“悺”字为施谢捷先生释。
    ②李先登《荥阳、邢丘出土陶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352页。
    ③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6页第796号。
    ④《货系》36。
    ⑤《货系》58。
    ⑥《货系》50。
    ⑦参看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64页。
    ⑧参看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2-145页。又,《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46-153页。
    ⑨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⑩陈直《关中秦汉陶录》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4-95页。
    11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第22-25页。
    ①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第940-942页;又同氏《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149页。
    ②杨宽先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28-234页。
    ③《货系》1112。
    ④《货系》773。
    ⑤《货系》2463。
    ⑥《货系》1425。
    ⑦《货系》1376。
    ⑧《货系》2187。
    ⑨《古陶文汇编》3·12、3·13。
    ⑩《古陶文汇编》3·16。
    11《古陶文汇编》3·6。
    12参看孙敬明《从陶文看战国时代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38页。赵超先生则认为,同名之人前面或加有地名或“王孙”,是以示区别,董珊先生赞成其说,参看《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76页。此说似不可信。为了区别不同的莅事者,应该在人名前标出各自的籍贯才是,如平陵陈得、訚门外陈得、郑阳陈得、(?)都陈得,乃是以籍贯将他们区别开来的。很难说同一人名前或标地名或标王孙是为了区别。
    ①《古陶文汇编》3·14。
    ②《集成》10366、10367。魏成敏、朱玉德《山东临淄新发现的战国齐量》,《考古》1996年第4期,第24-28页。王恩田《“右里”二量真伪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第106-108页。“节”之释从裘锡圭先生说,参看《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66页注10。
    ③吴大澂《读古陶文记》,《吴愙斋尺牍》7·10上记。顾廷龙《古陶文孴录》卷二。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李学勤早期文集》,第305页;李学勤《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刊)》第6辑,第171页。
    ④朱德熙《战国古文字中所见有关慨的资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第157-165页。孙敬明《齐陶新探》,《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5-7页。
    ⑤曹锦炎《释战国陶文中的“(?)”》,《考古》1984年第1期,第83-85页
    ⑥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74页。卫松涛《新泰出土陶文及相关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十论文(指导教师:任相宏教授),2006年,第40页。又,李学勤先生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中引到一方齐国古玺,文口“齐匋(陶)止(?)”,《李学勤早期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或疑此方古玺为伪品,故本文暂不讨论。
    ⑦参看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
    ②《集成》11862。
    ③施谢捷《古玺汇考》,第60页。
    ④黄盛璋《关于鲁南新出赵导工剑与齐工师铜泡》,《考古》1985年第5期,第464页。
    ⑤《古玺汇编》0157。
    ⑥裘锡圭先生《战国货币考(十二则)》,《古文字论集》,第430页。
    ⑦《集成》10361。铭文中“弌日”表示“弌(一)之日”,指夏正十一月,参看董珊《“弌日”解》,《文物》2007年第3期,第58-61页。
    ①《集成》10930。
    ②施谢捷《古玺汇考》,第60页。孙刚《齐文字编》,吉林大学硕十论文(指导老师:冯胜君教授),2007年,第95页。《汇考》初释为“平者区工”,后改释为“平都司工”,参看施谢捷《说“(?)(?)”及相关诸字(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③《古陶文汇编》3·703。
    ④《古玺汇编》0083。
    ⑤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84年,第98-99页。
    ①《集成》11017。
    ②《集成》11053。
    ③刘延常、张庆法、孙英林《山东新泰市出士的大批齐国陶文》,《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6日第7版。
    ④《集成》11471。
    ⑤张德光《试谈山西省博物馆拣选的几种珍贵铜器》之三,《考古》1988年第7期,第617页图四。
    ⑥吴振武《赵铍铭文“伐器”解》,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训诂学会主编《训沽论丛》第三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799页。
    ⑦马良民、言家信《山东邹平县苑城村出土陶文考释》,《文物》1994年第4期,第86-88页。之前有陈根远、陈洪《新出齐“陈棱”釜陶文考》一文著录同一方陶文,参看《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第90-91页。
    ⑧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77页。这三件兵器著录于《小校》10·24,董珊先生文中有说明。
    ①《古陶文汇编》3·16。
    ②王恩田《陶文图录》第一册卷二“齐国上”2·20·4,第108页。
    ③李先登《天津师院图书馆藏陶文选释》,《天津师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92-94页。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2-145页。李学勤《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刊)》第6期,第170-173页。
    ④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8-339页。
    ⑤吴振武《说梁重新布》,《中国钱币》1991年第2期,第22-23页。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⑥马良民、言家信《山东邹平县苑城村出土陶文考释》,《文物》1994年第4期,第87页。
    ⑦李学勤《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⑧陈根远、陈洪《新出齐“陈棱”釜陶文考》,《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第90页。
    ⑨福保以为《说文》所引“竘匠”即《文酌》之“九柯十匠”,柯为竘之误,参看《说文解字诂林》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32-4633页。恐不确。
    ⑩高明《从临淄陶文看衙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
    11孙敬明《从陶文看战国时代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9页。
    ①郑刚先生有此说,参看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76页所引。又刘钊《释“度天心”》,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②李学勤《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刊)》,第172页。
    ③刘延常、张庆法、孙英林《山东新泰市出土的大批齐国陶文》,《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6日第7版。
    ④李学勤《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刊)》,第172页。关于“(?)”字字形的讨论,参看施谢捷《古玺汇考》,第43-44页。
    ⑤《古陶文汇编》3·30。
    ⑥《古陶文汇编》3·31。
    ⑦案,齐国古玺和陶文有“左(?)玺”,参看施谢捷《古玺汇考》,第43页。
    ①李学勤《论田齐陈固陶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第139页。。
    ②王恩田先生读为“用”,参看《陶文图录》第一册卷二“齐国上”,第111页。
    ③赵平安《释“(?)”及相关诸字——论两周时代的职官“醓”》,《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4页。
    ④李学勤《论田齐陈固陶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第139页。
    ⑤《古陶文汇编》3·41。“宿戟所为”四字为董珊先生所释,参看《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75页。
    ⑥卫松涛《新泰出土陶文及相关问题研究》,第12页。刘延常、张庆法、孙英林《山东新泰市出十的大批齐国陶文》,《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6日第7版。
    ⑦小林斗盒《中国玺印类编》卷五竹部“節”字条下,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⑧《古陶文汇编》3·691。
    ⑨如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58页。王恩田先生释为“工”,参看《陶文图录》第一册卷二“齐国上”,第121页。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亦释为“工”。
    ⑩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92页。
    11施谢捷《古玺汇考》,第59页。
    ①古玺中还有一方“徙盐之市士”玺,裘锡圭、施谢捷先生均认为是伪品。分别参看《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58页;《古玺汇考》,第59-60页。皆可从。
    ②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58页。此处指工官的可能性似较大。
    ③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四册,第1072页。
    ④《集成》00420。
    ⑤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00页。
    ①《集成》10466。
    ②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16页。
    ③《集成》11272。
    ④陈梦家《尚书通论(外二种)》之《六国纪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9页。
    ⑤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00页。
    ⑥《集成》11350。
    ⑦《集成》11643。
    ⑧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十的战国有铭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7页。
    ⑨董珊《释燕系文字中的“无”字》,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09页。
    ⑩施谢捷《郾王职剑跋》,《文博》1989年第2期,第33页。
    ①《集成》11919-11922。
    ②《集成》11923-11924。
    ③《古陶文汇编》4·7。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77页图二二八1。
    ⑤何琳仪《战国兵器铭文选释》之释“器”条,《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第91页。
    ⑥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26页。
    ⑦《古陶文汇编》4·60、4·76。
    ①《古陶文汇编》4·41。
    ②《古陶文汇编》4·48。
    ③《古陶文汇编》4·33。“巨心”乃施谢捷先生释。“巨心”为人名,类似于古书中的人名“大心”(《左传》定公十年载,宋国有乐大心)。
    ④《古陶文汇编》4·34。
    ⑤《集成》11929。
    ⑥《集成》11930。
    ⑦《集成》11931。
    ⑧《集成》11916。
    ⑨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16页。
    ①《古玺汇编》0158。“镂师”从何琳仪先生说,参看《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109页。赵超释为“铸师”,参看《“铸师”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3-297页。裘锡圭先生为施谢捷老师博十论文《古玺汇考》所写的评阅意见中指出此字与铸字有别。
    ②《古玺汇编》0159。
    ③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109页。
    ④《集成》11304。
    ⑤《集成》11350。
    ⑥《集成》11643。
    ⑦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36页。
    ⑧《古玺汇编》0082。
    ⑨《古玺汇编》0085。
    ①《古玺汇编》0086。
    ②《古玺汇编》5545。
    ③董珊《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第64-65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66-68页。
    ④《集成》02297。吴振武先生认为文中释为“脰”的那个字,应该释为“脀”,参看《朱家集楚器铭文辨析三则》,《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注3。
    ⑤《集成》02299。
    ⑥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106页。郝本性《试论楚国器铭中所见的府和铸造组织》,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第324-326页。
    ⑦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两篇)》,《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第124页。
    ⑧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⑨《古玺汇编》0161。“铸”字由吴振武先生所释,参看《<古玺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占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大学中文系,1983年,第489页。
    ⑩骈宇骞《试释楚国货币文字“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2-299页。
    ①李家浩《战国货币文字中的“(?)”和“比”》,《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第376页。
    ②郑超《楚国官玺考述》,《文物研究》1986年第2辑,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90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576页。
    ④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第344-349页。
    ①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8页。释文参看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6-57页。
    ②参看王颖《包山楚简词汇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③可参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第13页图三三。
    ④以上内容据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73-74页。
    ①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8页。关于简文中“盐”字的释读,参看林沄《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之五,《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第84页;又同氏《林坛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刘钊《谈包山楚简中“煮盐于海”的重要史料》,《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第3版。
    ②殷涤非《寿县楚器中的“大府镐”》,《文物》1980年第8期,第26-27页。
    ③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页。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18-120页。
    ④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21-122页。
    ⑤朱德熙《战国文字研究(六种)》,《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第41-42页。
    ⑥参看施谢捷《古玺汇考》,第153页。
    ⑦《集成》12110。
    ⑧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301-302页。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两篇)》,《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第123-124页。
    ①《集成》11251。
    ②《集成》02309。
    ③《古玺汇编》0131、2550。
    ④施谢捷《古玺汇考》,第153页。
    ⑤黄锡全《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名辑证》,《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⑥裘锡卡、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26页注221。
    ⑦王辉《战国“府”之考察》,《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第260-261页。
    ⑧郝本性《试论楚国器铭中所见的府和铸造组织》,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第318页。
    ⑨《集成》04694。“姬”字从《集成》(修订本)释。
    ⑩何琳仪《楚(?)陵君三器考辨》,《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第104页。
    11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69页。
    12李零、刘雨《楚(?)陵君三器》,《文物》1980年第8期,第29-34页。
    ①《集成》11358。铭文的释读,参看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20页。黄锡全《湖北商周文字集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40页。
    ②周晓陆、纪达凯《江苏连云港出土襄城楚境尹戈读考》,《考古》1995年第1期,第75-77页。关于铭文的释读,可参看黄盛璋《连云港楚墓出土襄城公競尹戈铭文考释及其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98年第3期,第64-70页。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20页。董珊《向寿戈考》,《考古》2006年第3期,第65-70页。
    ③《集成》10373。铭文的释读,可参看周世荣《楚(?)客铜量铭文试释》,《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第87-88页。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第97-101页。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第102-103页。范常喜《〈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3“秙”字试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sm.org.cn/show article.php?id=254。
    ④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之“连嚣之口三”条,《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34-139页。
    ⑤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第99页。
    ⑥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第103页。
    ⑦何浩《羕器、羕国与楚国养县》,《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第63-71页。
    ⑧黄盛璋《(?)器与(?)国地望及与楚国之关系考辨》,《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第49-51页。
    ⑨湖南省文管会《湖南湘阴古罗城的调查及试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第10页。
    ⑩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4页。
    ①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9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铜绿山工作队《湖北铜绿山东周铜矿遗址发掘》,《考古》1981年第1期,第19-23页。高至喜、雄传新《楚人在湖南的活动遗址概述——兼论有关楚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年第10期,第50-60页。
    ③郭仁成《楚国经济史新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8-89页。刘玉堂《楚国官营手工业作坊概说》,《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第60页。
    ④《古玺汇编》0309。
    ⑤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156页。
    ⑥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
    ⑦《古玺汇编》0213、0320。
    ⑧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考古辑刊》第1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图8,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⑨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第47页。叶其峰《试释儿方工官玺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73页。石志廉《战国官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第109-110页。
    ⑩叶其峰《试释儿方工官玺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73页。
    ①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156页。施谢捷《古玺汇考》,第159页。
    ②《古玺汇编》0205。
    ③《古玺汇编》0217。
    ④《古玺汇编》0320。
    ⑤《古玺汇编》3759。
    ⑥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6页。
    ⑦宋华强《新蔡楚简所记量器“脯(釜)”小考》,《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年6期,第55-56页。徐在国《新蔡葛陵楚简札记(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069.广濑薰雄《新蔡楚简所谓“赗书”简试析——兼论楚国量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2-221页。董珊《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第37-38页。
    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匋(陶)”字由广濑薰雄先生释出,参看《新蔡楚简所谓“賵书”简试探——兼论楚国量制》,第215页。
    ⑨董珊《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第203页。
    ⑩《集成》02397。“暑官”二字从郝本性释,参看《寿县楚器集脰诸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9页。
    11黄锡全《(?)考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第613页。
    ①可参看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95-209页。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1-222页。
    ①《集成》11701。
    ②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211页。
    ③黄盛璋先生对战国时代的三级监造制度有较详细的阐述,参看《试论三晋兵器的年代和国别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又同氏《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89-147页。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燕下都》,第389页图二三七1。
    ①参看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第1410页注【一】。
    ②孙诒让《墨子间沽》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75页。
    ③参看裘锡圭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Ⅰ》所撰“工”字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53页。
    ④《集成》11329。“宜安”二字为秦刻。
    ⑤《集成》12032。“笞”字从吴振武先生所释,参看《谈战国货币铭文中的“曲”字》,《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第16页。
    ①《集成》11364。董珊先生怀疑最后二字为“虎贲”,张新俊先生补充论证其说。分别参看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40页;张新俊《“二年主父戈”补释》,《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44-45页。可从。
    ②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序,第4-5页。
    ③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第221页。
    ④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第461页。
    ⑤董珊《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文物》2004年第8期,第63-64页。
    ⑥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页。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分见第87、132页。
    ⑧对“敖童”的解释,还可参看蔡镜浩《<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补正》,《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第130页。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杂考》,《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0页。
    ⑨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115页。
    ⑩杨联陞《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钱谷类跋》,《中国语文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张春树《居延汉简中所见的汉代边塞制度》,《清华学报》第5卷2期,1966年,第154-269页。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1-73页。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
    ①王子今《两汉社会的“小男”“小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9-45页。
    ②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小组《云梦睡虎地秦墓》附录二“漆器上的针刻、烙印文字与符号”部分,第125页M11出士17、19号耳杯。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6页。
    ④张家山二四七汉墓汉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8页。
    ⑤参看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此文修改后发表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5#_ftnref63。
    ⑥参看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09页。今案:孙星衍辑《汉官》篇太常、太史、太祝、太宰、太仆、光禄勋、卫尉、太祝、大鸿胪、大行、宗正、大司农、执金吾等官均有“学事”、“守学事”,参看《汉官六种》,第1-7页。
    ⑦关于这则故事涵义的阐释,参看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8页。
    ①阎步克先生对“稍食”有详细的研究,参看《略谈汉代禄秩等级制的特质及倾向》,《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第120页。
    ②李光军《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带铭铜壶》图四、图五,《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王辉《二年寺工壶、雍工(?)壶铭文新释》,《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第82页图一。“莤”字由黄盛璋先生释出,“莤”即“糟”,是一种带滓的酒,“糟府”是酿造这种带滓的酒的机构。参看黄盛璋《试论战国秦汉铭刻中从“酉”诸奇字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335页。又李家浩《秦汉简帛文字词语杂释》之三“莤(?)”条,《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361页。
    ③裘锡圭先生《“廪人”别解》,《古文字论集》,第632页。董珊先生在他的博上论文中同意黄盛璋先生的讲法,认为此处的“廪人莽”应释为“廪入器”(第221页)。仔细辨别,仍当以原释文为是,“人”字可以和《集成》11394的“工大人”的“人”对照,所谓改莽为器之说也不可信。
    ①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6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74页。
    ③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69页。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5页。
    ⑤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6页。
    ⑥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04页。
    ①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95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三册,第841页。
    ③吴荣曾《周代的农村公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51页。
    ④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吴荣曾《周代的农村公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50页。
    ⑤宋代刘敞《七经小传》改“士田贾田”作“工田贾田”,认为工商连言食官,不应仅言有贾田,亦应有工田。其实,此处的“贾田”是包括工田在内的(详下文),不烦改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刘敞的《七经小传》“改经易字,以就己说”,此处就是一例。参看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册,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第 195页。
    ⑥诸家之说可参看孙诒让《周礼止义》第四册,第939、949页。
    ①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8页。
    ②林沄《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林沄学术文集》,第20页。
    ①李家浩《传赁龙节铭文考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09页。
    ②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校集注》(修订本)上册,第69页。
    ③F念孙怀疑“容”是“客”之误,参看《读书杂志·逸周书杂志》之“六容”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④可参看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于豪亮学术文存》,第116-120页。晁福林《试论春秋 战国时代奴隶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9-12页。李天石《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朝奴隶与唐代奴婢的异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3-134页。
    ①孙冶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34页。
    ②《集成》11694。
    ③董珊《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国学论坛: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146408。此文后来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46-460页。不过,这件鼎铭并没有出现在文中。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4页。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6页。
    ⑥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06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6页。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5页。
    ③参看杨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139页。
    ④韦慕庭《中国西汉之奴隶制》(Clarence 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Yale Uniweisity Press 1943),转引自杨联陹《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0-161页。
    ①《集成》11406。
    ②韩建武《几件有铭秦汉铜器的考释》,《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第72页图一:2。
    ③朗保利《长平古战场出土三十八年上郡戈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10期,第78-81页。
    ④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85页。
    ⑤多数学者认为,秦的刑徒是没有刑期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汉文帝以前的刑罚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有期刑,参看邢义田《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重论秦汉的刑期问题》,《台大历史学报》第36期,2005年,第407-432页。
    ⑥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28页。
    ①参看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64页。陈剑《<上博(五)>零札两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6。“囚人”之释,参看苏建洲《<清华简>考释四则》之二,复旦大学出士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368。
    ②有关“徒隶”史料的搜集,可参看曹旅宁《释“徒隶”兼论秦刑徒的身份及刑期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61-62页。
    ③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20页。
    ④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第157-158页。吴荣曾《胥靡试探——论战国时的刑徒制》,《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56页。
    ⑤参看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第76页。吴荣曾《出土资料与隶臣妾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3日。
    ⑥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李学勤早期文集》,第315页。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集》,第138页。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8页。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2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5页。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2页。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3页。
    ④吴荣曾《胥靡试探——论战国时的刑徒制》,《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51页。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1页。
    ⑥秦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第43页。上文引《司空》律中说的“人奴妾”即民间的私家奴婢,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2页注[九]。民间的私家奴婢替主人“居赀赎债”也要戴刑具,看来此处并非全是刑徒。
    ①陈应琪《燕下都遗址出土奴隶铁颈锁和脚镣》,《文物》1975年第6期,第89-91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燕下都》,第155页图九二:1-3,第405页图二四八:8-10,第641页图三七四:12、13,第817页图四六八:19-21。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5页注[五]。
    ③参看刘瑞《秦代的“隐官”、“隐宫”考》,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九辑,第306-307页。
    ④参看吴荣曾《胥靡试探——论战国时的刑徒制》,《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56-158页。
    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19页,图版见第10页图七:左三
    ①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7页。
    ②韦慕庭《中国西汉之奴隶制》(Clarence 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3),转引自杨联阱《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第160页。
    ③可参看吴荣曾《汉简中所见的刑徒制》,《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69页。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第146页。
    ②以上内容多据裘锡卡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22-426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1页。
    ②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刑徒墓地》,《文物》1982年第3期,第6-10页。
    ③对此墓的性质,学界有不同意见。发掘者认为是刑徒墓。孙英民先生虽然反对将此看作刑徒墓,但他只笼统地说是“修建始皇陵的劳役人员墓地”,并没有明确的意见,参看《<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刑徒墓地>质疑》,《文物》1982年第10期,第74页。张金光先生则认为是“居赀墓”,参看《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65-566页。不过,其中大多数并没有随葬墓志,这似乎说明当中绝大部分为服徭役者,他们按照规定服役,并不需要说明身份,参看李超《秦居赀赎债制度研究》,西北大学硕十论文(指导教师:徐卫民教授),2009年,第8页。
    ④参看袁仲一《秦代陶文》,第29、31、33页。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15页图一二左:2。
    ②如里耶秦简J1(9)981 A面记载的一则案例,参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30页图二四左:1。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1页注[一]。
    ④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250页。
    ①《古陶文汇编》3·510、3·511。
    ②《古陶文汇编》3·498。“(?)阳”之释,从孙敬明先生说,参看《从陶文看战国时代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37页。这个字李零先生释“(?)”,参看《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正文第9页。
    ③《古陶文汇编》3·502。
    ④《古陶文汇编》3·506。
    ⑤许淑珍《临淄齐国故城新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第17页,18页图版五第11方。
    ⑥《古玺汇编》0063。施谢捷先生释为“王卒右司马玺”,参看《古玺汇考》,第35页。可从。
    ⑦高明《从临淄陶文看(?)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第253页。
    ⑧参看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108页。
    ⑨《古陶文汇编》3·497。
    ⑩高明《从临淄陶文看(?)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第258-259页。
    ①钤有“王卒左聚”的陶文有一片全文为“王卒左聚城阳中岳里人曰得”,可见,确定了城阳的位置,也就确定了“王卒左聚”的位置。王恩田先生指出,城阳地在临淄故城北约4里的西周傅庄,参看《齐国地名陶文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第47页。从历年来此处发现的陶文多带有“城阳”字样来看,其说可信。考古发掘的带有“城阳”字样的陶文,可参看张龙海《齐国故城陶窑》,《管子学刊》1997年第3期,第94-95页。许淑珍《临淄齐国故城新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第17页。原来大家根据文献的记载,对“城阳”的方位有不同说法,如李学勤先生认为城阳是古莒地。陶文集中在临淄出土,该地当即制陶工场遗址。带有城阳的陶文说明他们有些是来自边远都邑。孙敬明先生则认为城阳在益都县的孙板村一带,参看孙敬明《齐陶新探》,《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9页。
    ②《古玺汇编》0196。“帖”字之释,参看刘钊《玺印文字释丛(一)》,《古文字考释丛稿》,第164页。
    ①二家之说可参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0页注【一】。
    ②《古陶文汇编》3·673。
    ③《古陶文汇编》3·675。
    ④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看《战国题铭概述》,《李学勤早期文集》,第305页。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7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5页。
    ②可参看以下论著: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95-209页。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之“关于市的建制与国营工商业的制度”一节探讨了秦简所记载的秦国工商业制度,《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第226-234页。栗劲《秦律通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2-435页。宫长为《试论<秦律>中的手工业管理》,《学术月刊》1995年第9期,第61-65页。
    ③《集成》11404。
    ④《集成》11363。
    ⑤张光裕、吴振武《武陵新见古兵三十六器集录》,《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新第6期。
    ①可参看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第138页。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107页脚注。李学勤《四海寻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上编,第48、52页。
    ②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0年第9期,第64页。崔瑞德、鲁惟一编著,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20页。
    ③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第449页。
    ④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67页。晁福林《试论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10页。陈平、杨震《内蒙伊盟新出十五年上郡守寿戈铭考》,《考古》1990年第6期,第552页。
    ⑤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8页。
    ⑥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31页注81。
    ①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31页注82。
    ②裘先生曾托郭永乘先生转告我,这几件器中的“长”是否可以看作姓氏,应从秦国题铭中是否有用“长”为“张”的用字习惯角度来加以考察。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6页。
    ④《集成》11405。这件兵器铭文中称铸造者为“冶工”,与一般的秦兵器仅称“工”不同。
    ⑤孙家洲《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①陈直《汉书新证》,第103页。
    ②陈直《汉书新证》,第103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6页。
    ④《集成》11701。
    ①《集成》11685。
    ②《集成》11686。
    ③《集成》11398。
    ④《集成》11384。
    ⑤《集成》11385。
    ⑥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第36页。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123页。高明先生亦持此说,参看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441页。
    ⑦黄盛璋《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第164页。
    ⑧“鬲”字之释,参看郭永秉《释三晋铭刻“鬲”字异体兼谈国博藏十七年春平侯铍铭的真伪》,未刊稿。此文承蒙郭先生惠示,谨此致谢。
    ⑨董珊《新见战国古玺印一一七方》有一方三晋古玺“长(?)”,《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第12方。或释“(?)”为“鬼月”合文,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1998年,第327页。徐在国《古玺文释读九则》之四“鬼月”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第94页。施谢捷《古玺汇考》,第282页。
    ⑩《集成》11690。
    11《集成》11687。
    12《集成》11679、11681。
    13《集成》11688。
    ①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3页。
    ②吴振武《赵铍铭文“伐器”解》,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训诂学会主编《训诂论丛》第三辑,第800页。
    ③陆德富《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二则》,《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第45-46页。
    ④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卷上,第31-33页。李学勤《海外访古记》(一),《文博》1986年第5期,第21页。
    ⑤陆航、杨晓娟《秦东陵一号墓被盗文物追回》,《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57期4版“资讯”。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网:http://sspress.cass.cn/news/16962.htm.王辉、尹夏清、王宏《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第64页图-
    ①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370页。
    ②《集成》11394。
    ③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3页。
    ④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36页。
    ⑤李学勤《赵王迁时的两件铜铍及有关问题》,《重写学术史》,第333-334页。
    ⑥陈先生的说法见于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300页。
    ①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208-217页。
    ②高士英《朔县赵家口发现战国剑》图一:2、3,图二:乙,《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第20、21页。“五鹿”之释参看曹锦炎《战国玺印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第82页。陈汉平《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第74页。吴振武《古玺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3-274页。
    ③董珊《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301页。
    ④殷墟铸铜作坊出土一些磨石,正是用来修磨铜器的,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考古报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5页。关于器成之后的修磨工作,史书也有记载。《苟子·强国》:“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落,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淮南子·修务》:“故弓待檠而后能调,剑待砥而后能利。”
    ①叶照涵《汉代石刻冶铁鼓风炉图》,《文物》1959年第1期,第20-21页,冶铁图见图二。
    ②李锦山《鲁南汉画像石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9-410页。
    ①袁仲一《秦代陶文》,第19页。
    ②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28页。
    ①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9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28-130页。
    ③姚鉴、李遇春、畅文斋《侯马东周文化遗存新发现导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第66页。杨富斗《侯马西新发现一座古城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第55-56页。
    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69页,第194-248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9-29页。
    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国石圭作坊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第77-81页。
    ①如年代为春秋晚期的侯马上马M1283:1墓地,部分为一棺一椁,大多数为单棺,墓主人为下士或平民,随葬玉石器主要是石圭,参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又可参看梁云《周代用圭制度的流变》,《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3期,第18-26页。
    ②参看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③关于这些亭印,可参看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2页。袁仲一《秦代陶文》,第54-58页。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74-476页。
    ④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化馆、荥经县文化馆《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图八1、2,《考古》1984年第12期,第1077-1078页。发掘者讨论了“成(?)”,认为(?)、(??)(草)相通,草、造音近义通铭文表示这是“成这个地方制造的漆器”。原发掘报告所附未见有“成亭”、“成包”图片,此据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图六四:2。
    ⑤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47页。
    ⑥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附录二“漆器上的针刻、烙印文字与符号”部分,第126页。
    ①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168-169页。
    ②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官作坊的历史变化》,《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47-148页。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86-487页。
    ③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89页。
    ④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中的“市”》,《古文字论集》,第458页。
    ⑤如《史记·大宛列传》:“其都曰蓝市城”,“蓝市”《汉书·西域志》作“蓝氏”。
    ⑥关于《吕氏春秋·精通》中这段记载的分析,参看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⑦刘庆柱、李毓芳先生根据秦咸阳地区出土的陶文指出,市府的制陶业是面向社会的,中央官署的制陶业是服务于皇室的,参看《秦都咸阳遗址陶文丛考》,《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1983年,第73页。又参看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01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2页。
    ②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 《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0页。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113页。
    ③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第426-428页。重近启树《秦漢税役体系の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第78页。
    ④陈松长《睡虎地秦简“关市律”辨正》,《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第18页。
    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7页。
    ②杨振红《从张家山汉简看秦汉时期的市租》,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③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 《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00页。
    ④柿沼阳平《战国及秦汉时代官方“受钱”制度和券书制度》,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7页。
    ⑤参看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第90页。
    ①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第58页。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4页。
    ③《古玺汇编》0314、0156。
    ④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第2页第5号。
    ⑤王辉《古玺印文字杂识(十八则)》之三“释齐玺‘竹’字”条,《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二》,第252-253页。
    ⑥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第180页。
    ①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战国秦汉考古》(内部发行本)上,1973年,第33页。杨锡璋、李经汉《从考古学上看秦和东方各国的社会差别》,《考古》1974年第5期,第296-297页。王晓田、高青山、贾振国《从秦和东方六国墓葬的不同看商鞅变法的彻底性》,《考古》1974年第5期,第291-292页。
    ②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78页。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85页。
    ③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8页。
    ④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85-486页。
    ①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壩汉墓发掘报告》图十五2,《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第 99页。
    ①这些工序的具体涵义可参看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48-49页。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8-187页。
    ②关于战国时代奴隶的存在情况,可参看裘锡圭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90-399页。
    ③裘锡圭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02-404页。
    ④孙诒让《周礼止义》第一册,第84页所引江说。
    ①程树德《论语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12页所引俞樾说。
    ②孙敬明《从陶文看战国时代齐都近郊之制陶手工业》,《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48页。
    ①有关先秦国家对山林川泽资源控制过程的研究,可参看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319-376页。吴荣曾《周代的农村公社制度》,《先秦两汉史研究》,第25页。
    ②宋翔凤认为:“‘一日’以下十一字皆校者语,而误作正文。”黎翔凤则认为:“五金矿不皆出于齐,故管书存异文,宋说误。”参看黎翊凤《管子校注》下册,第1360-1361页。黎说可从。
    ③裘锡圭先生《说“仆庸”》,《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69页。
    ①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期,第1-12页。
    ②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第54页。
    ③裘锡圭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26页。
    ④阎步克《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第152页。
    ①参石裘锡十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99页。
    ①参看杜正胜《“编户齐民论”的剖析》,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政治与权力》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4-41页。
    ②戴望《管子校正》,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页。
    ③可参看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92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65-166页。
    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4页。
    ②李零《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新编全本季木藏陶》,第5页。类似的说法还可参看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校订本),第50页。
    ③程树德《九朝律考》将之归入“关市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02-303页。
    ④《古陶文汇编》5·24。
    ⑤《古陶文汇编》5·87。
    ⑥《古陶文汇编》5·5。
    ⑦《古陶文汇编》5·8。
    ①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34页。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83页。王学理《亭里陶文的解读与秦都咸阳的行政区划》,《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页。袁仲一《秦代陶文》,第64页。
    ②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97-498页。
    ③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91页。
    ①《古陶文汇编》3·534。
    ②《古陶文汇编》3·544。
    ③《古陶文汇编》3·63。
    ④《古陶文汇编》3·335。
    ⑤可参看李零《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新编全本季木藏陶》,第5页。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第142页。
    ②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43页。
    ①参看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698页。
    ②高明、孙敬明两位先生认为齐国陶器上的印记相当于商标,分别参看高明《从临淄陶文看(?)里制陶业》,《高明论著选集》,第263页;孙敬明《从陶文看战国时代齐都近郊之制陶手T业》,《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43页。似不可从。
    ③裘锡圭先生《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中国文物报》1989年1月20日第3版。
    ④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88页。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6页。
    ⑥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4页。
    ⑦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页。
    ①江永之说,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四册,第1081-1083页所引。 ①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4页。
    ③对古租制的研究,参看杨振红《从张家山汉简看秦汉时期的市租》,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第56-60页。
    ④王引之《经义述闻》,第418-419页。
    ⑤《古玺汇编》2656。
    ⑥《古玺汇编》0171。
    ⑦《古玺汇编》3075。
    ⑧“焛”亦见于赵国兵器铭文,参看《集成》11561。
    ①《古玺汇编》0169。
    ②《古玺汇编》2244。
    ③施谢捷《古玺汇考》,第121页。
    ④《古玺汇编》3077。
    ⑤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47页。
    ⑥《古玺汇编》0172。
    ⑦《古玺汇编》0311。
    ⑧《古玺汇编》0340。
    ⑨《古玺汇编》0176;施谢捷《古玺汇考》,第53页。
    ⑩《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汉代对所有 的出入关者都是要征税的。
    ①《集成》10371。
    ②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2页。吴振武《赵铍铭文“伐器”解》,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训沽学会主编《训诂论丛》第三辑,第801页。
    ③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8页。释文采用陈伟等先生的意见,参看《楚地出士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④参看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151页。
    ①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四册,第1106页所引惠说。
    ②《古玺汇编》0267。
    ③汤余惠《楚玺两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第51页。
    ④《古玺汇编》0295。
    ⑤石志廉《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2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
    ⑥叶其峰《战国官署玺——兼谈古玺印的定义》,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17-18页。
    ⑦汤余惠《楚玺两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第51页。
    ⑧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释读二则》之二“‘于王既正’印(附释‘正木’‘禀木’)”,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54-158页。
    ⑨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78页。朱红林、关晓丽《<周礼>中的商业税收制度研究》,《税务与经济》2002年第2期,第40页。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⑩万斯大《周官辨非》,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本。
    11汤余惠《战国铭文选》,第78页。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7页。
    ②杨宽先生指出,战国时代对工商业者的税收有营业税和通过关的税,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关税和市租是不同性质的税收,参看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129页。
    ③徐畅《先秦玺印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④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彩版九图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2页。
    ⑤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图六○,第71页。
    ⑥大庭脩著,林剑鸣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
    ⑦周晓陆、路东之《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文物》2005年第1期,第58页图九、第59页图十。“贩”字的释读,参看何琳仪、胡长春《释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 文学系《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新世纪的古文字与经典诠释》,2003年10月,第523-528页。
    ①上文所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单字,从摹本图2看,似又可释为“反”,读为“贩”,也表示已经缴纳过门税,可以进入市场出售。不过,释“出”释“反(贩)”在所表示的意思上并无明显区别。
    ②参看周晓陆、路东之《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文物》2005年第1期,第61页。
    ③《古玺汇编》0199-0202。
    ④《古玺汇编》0198。
    ⑤《古玺汇编》0322。
    ①赵平安《战国时代的盐及其相关资料研究》,《考古》2004年第8期,第59页。
    ②黄宾虹《黄宾虹集古玺印存》,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烙印文字拓片参看第119页图八一:甲、乙。
    ④曹锦炎《释楚国的儿方烙印》,《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第70页。
    ⑤李零《“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文史》2001年第1辑,第12页。
    ⑥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释读二则》之二“‘于王既止’印(附释‘正木’‘禀木’)”,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54-158页。
    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8页。
    ②有人认为这里的“主”是指盐田或盐井的所有人,“他们不直接经营煮盐业而是将其租给他人经营,官府规定经营者将五分之一交给国家,十分之五交给矿主。”参看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27页。此说过于迂曲,恐不可信。
    ③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27页。
    ①孙冶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97页。
    ②可参看渡边信一郎《吕氏春秋上农篇蠡测——秦汉时代の社会编成》,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三十三号,1981年,第15-55页。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张金光先生曾对战国时代建立在十地国有制基础之上、授田制之下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生产、生活有过详细的研究,可参看氏著《秦制研究》,第271-449页。
    ①三国时期的走马楼吴简有一类特殊的户籍,即登记私营手工业者的户籍,研究者称之为师佐籍(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是师佐籍登记的是民间私营手工业者)。值得注意的是,民籍的户主姓名前一般均有爵位,而师佐则无,可见孙吴政府授爵的对象并不包括民间的私营手工业者。相关研究可参看罗新《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7-63页。韩树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师佐籍考》,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第167-189页。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师佐籍蠡测》,《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第57页。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见师佐籍格式复原及相关问题探讨》,《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第152-157页。这对于我们了解战国时代手工业者授爵与否是有帮助的。
    ②秦汉时期有“纳粟拜爵”的情况,如果战国时期也有这样的措施,那么农民还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获得爵位。
    ③西岛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华 书局,2007年,第225-235页。饭尾秀幸《中国古代にぉけゐ国家と共同体》,《历史学研究》第五四七号,1985年,第34页。渡边信一郎《吕氏春秋上农篇蠡测》,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三十三号,1981年,第15-55页。
    ①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90-294页。堀敏一著,韩国磐等译《均田制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6-330页。
    ②可参看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363页。
    ①贺吕群《汉唐间封建十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42页。
    ②状匿,俞樾谓即“藏匿”,王先谦谓即“伏匿”,参看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12页。
    ①宇都宫清吉《西汉时代の都市》,《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1955年,第114页。
    ②古贺登《尽地力说考》,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集》“上古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62-264页。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1页。
    ①周振鹤先生对此有说,参看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6-38页。又张弘《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362-369页。
    ①参看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②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63页。
    ③裘锡圭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06页。
    ①简氏之说,参看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17页所引。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9页。
    ③裘锡圭先生《战国时代社会性质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09页。
    ④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4页。
    ①可参看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0-195页。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高敏《秦汉时期的官私手工业》,《秦汉史探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102页。
    ①裘锡圭先生《啬夫初探》,《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503-505页。
    ①“沱’,字旧释“寫’,,今从施谢捷先生说,参看氏著《秦兵器刻铭零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9一01页。
    ②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9147一1984)》上册图一五三: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版第六十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③李光军《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带铭铜壶》图四、图五,《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王辉《二年寺工壶、雍工欧壶铭文新释》,《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第28页图一。“茜”字由黄盛璋先生释出,参看《试论战国秦汉铭刻中从“酉”诸奇字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一335页。
    ④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版第九十三。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一1984)》,第260一270页。
    ⑥刘瑞《秦“工室’,略考》,《考古与文物》之《古文字论集(二)》,2001年,第913一916页。
    ⑦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06一108页。
    ⑧黄留珠《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72页。
    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三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①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③陕西省博物馆《介绍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儿件战国时代的秦器》,《文物》1966年第1期,第8页。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年第2期,第82一83页。无戈《“寺工”小考》,《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第122页。
    ④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第9期,第813页。
    ⑤如董珊、吴荣曾两位先生就赞成这种说法,参看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十论文,2002年,第212页。吴荣曾《西汉,胃签中所见的上官》,《考占》2000年第9期,第66页。
    ⑥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⑦张家山三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4页。
    ⑧参看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86一87页。
    ①秦封泥有“少府工室”、“少府工承”(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7一70页),“少府工丞”是少府工室垂的省称(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第131页)。一般认为,少府工室是汉代“考工室”的前身(张领《检选古文物秦汉二器考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38页)。可从。又,汉代封泥有“左工室印”(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第21页第In号),它与《秩律》中的“右工室”前均不署机构、地名,当为中央的工室,它们应该是从秦的少府工室分置而来。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怀疑右工室与考工室有关(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87页注01)7,是有道理的。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8页。
    ③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织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78页。
    ④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家一号丛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第61页图五八、五九。
    ⑤最近学者指出,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始用年号纪年,参看辛德勇《重谈中国一占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一辑,第43一90页。
    ⑥李光军、王不忠护阳信家”铜器铭文补释》,《人文杂志》工984年第3期,第99页。
    ①加藤繁著、吴杰译《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弓馆,1959年,第25一124页。
    ③巷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第9期,第833页。周雪东《秦汉内官、造工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131页。
    ④原书未见,转引自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0年第9期,第66页。
    ⑤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22页。
    ⑥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年第9期,第66页。
    ①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
    ②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第263页。
    ③王莽曾更“少府曰共工”,或据以认为“供工”当是少府属官。今案:这两者恐非一事。徐正考先生亦指出“供工造器皆在西汉成哀间,故不会是少府所改之‘共工”,,参看氏著《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第102页。
    ④湖南省文物考一占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鸦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分见第54、55页。
    ⑤孙星衍等辑、周大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页。
    ⑥朱德熙、裘锡十《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年,1995年,第85页。
    ⑦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诸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二辑,第37一50页。
    ①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第292页。
    ②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第236页。
    ③孙慰祖、徐谷甫编著《秦汉金文汇编》,第230页。
    ①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212页。
    ②程大吕《演繁露》,清学津讨原本。
    ③方以智《通雅》,清文渊阁四库全朽本。
    ④参看阎步克《<一年律令·秩律)的中二千石秩级闻如问题》,《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第510页。又阎步克《也谈“真二千石’,》,《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第71一18页。
    ①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世界书局,1936年,第616页。
    ②吴荣曾《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考古》2000年第9期,第66一67页。
    ③孙冶比《周礼正义》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页。
    ④陈平《<“寺工”,小考>补议》,《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第122一124页。
    ⑤赵翼《陕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40页。
    ⑥“服”字从裘锡十先生释,参石一《湖,比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版考释》,《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6页注4。服即服役之意。
    ①沙孟海《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犊“共侍”两字释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第342一343页。又可参看徐世虹《对两件简版法律文}弓的补考》,中国政法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一90页。
    ①《集成》11682。
    ②高士英《朔县赵家口发现战国剑》图一:2、3,图二:乙,《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第20一21页。
    ③黄盛璋《新发现之三晋兵器及其相关问题》图一,《文博》1987年第2期,第35页。
    ④《集成》11721。马丽己将冶后一字释为“事’,,参看氏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释文校订》,吉林大学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吴振武教授),2005年,第65页。
    ⑤王辉《跋朔县拣选的四年哪相乐宾被》,《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第37页。黄盛璋《新发现的二晋兵器及其相关的问题》,《文博》1987年第2期,第53一54页。
    ⑥参看何琳仪《战国占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0页“吏”、第106一108页“事”。
    ⑦黄锡全《介绍一件韩廿年家子戈》,《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8页。
    ⑧何琳仪、焦智勤《八年阳城令戈考》,《古文字研究》第一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3一218页。
    ⑨张德光《邙皮戈考》图一、图二,《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第67一68贞。
    ①何琳仪、焦智勤《八年阳城令戈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第213一251页。
    ②黄盛璋《新发现的三晋兵器及其相关的问题》,《文博》1987年第2期,第45页。
    ③王辉《跋朔县拣选的四年(?)相乐(?)铍》,《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第37页。
    ④《集成》11837。
    ①李学勤《荣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钟》,《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7页图二。
    ②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塔儿坡出土的铜器》图四、五、六,《文物》1975年第6期,第07页。
    ③李学勤《荣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钟》,《文物》2003年第10期,第97页。
    ④李学勤《荣阳上官皿与安邑卜官锤》,《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9一80页。
    ⑤吴振武《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吉林人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6页。
    ⑥《集成》11335。
    ⑦《集成》11561。
    ⑧《珍秦斋藏金·吴越二晋篇》李学勤序言,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二晋篇》,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51页。董珊释为“冶人”,参看((读珍秦斋藏吴越三晋铭文札记》,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二晋篇》,第299页。
    ⑨张光裕、吴振武《武陵新见古兵二十六器集录》第31号,《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六),
    1997年。又收入张光裕《雪斋学术论文止集》,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年,第122页图版。
    ①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61页。
    ②《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李学勤先生序言,萧春源总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第13页。
    ③《集成》2608。
    ①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25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62页。
    ①参看《古玺汇编》1069。
    ②魏成敏、朱玉德《山东临淄新发现的战国齐量》,《考古》19%年第4期,第25页图二:2、4。
    ③诸家之说可参看卫松涛《新泰出土陶文及相关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十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任相宏教授),2006年,第32页。
    ④赵超《“铸师”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9一300页。
    ⑤陈先生的说法见于董珊先生博十论文,参看《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108页。
    ⑥林坛《先秦占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林坛学术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①《古陶文汇编》3·36。
    ②《古陶文汇编》3·331。
    ③《古陶文汇编》3·353。
    ④《古陶文汇编》3·476。
    ⑤《一占陶文汇编》3·662。
    ⑥《一占玺汇编》0169。
    ⑦朱桂吕《古“聚’,考说》,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文集—纪念李诞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5一246页。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03一20组页。
    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沉陵县博物馆《玩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59页,图版见于第53页图三七。
    ②发掘报告释末一字为“运”,参看人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1页。胡平生、李大虹先生改释为“孟”,参看《长江流域出土简版与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一53页。据侯旭东先生文第65页注4,刘乐贤先生亦释之为“孟”。
    ③侯旭东《一比京人葆台汉墓竹简释义》,《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26页。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一文也认为格是汉人对村落的别称(《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6页)。
    ④高文《汉碑集释》(修汀本),开封:河南人学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①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之《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②参看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第210页。
    ③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间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陈星灿、米盖拉主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一78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第19一13页。
    ④参看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5一602页。
    ⑤日比野丈夫《乡亭里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舍,1977年,第418一151页。池田雄一《中国古代。聚落己地方行政》,东京:汲古书院,0202年,第132一125页。王毓锉《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莱芜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2一53页。
    ⑥参看陈伟《包山楚简所见邑、里、州的初步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l期,第90一98页。
    ①参看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中心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一26页。
    ②参看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关于邑、国与乡、亭与村之考察》,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上古秦汉卷”,北京:中华}弓局,1993年,第13一21页。西岛定生著,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华}弓局,2004年,第394一396页。
    ③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占研究所编著《民沙马王堆三、二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辛卜,2004年,第010页图三O。邢义田先生认为应改为“箭道封域图”,参看《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止名为“箭道封域图”,《湖南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2一19页。其说可从。不过为方便起见,本文仍沿用旧称。
    ①孙敬明《齐陶新探》,《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01页。
    ②《古陶文汇编》3·497。
    ③王恩田《齐国地名陶文考》,《考古与文物》1969年第4期,第47页。从历年来此处发现的陶文多带有“城阳”字样来看,其说可信。考古发掘的带有“城阳”字样的陶文,可参看张龙海《齐国故城陶窑》,《管子学刊》1997年第3期,第94一95页。许淑珍圳娜留齐国故城新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第71页。
    ④徐在国《山东新出土占玺印考释(少L则)》一文讨论了一方“楚聚司口’,齐国占玺,据说首字“上部从林,下部印拓不清晰”,徐先生推测应为“楚”字。参看《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不知“楚聚”是否就是“楚郭聚”之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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