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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五四破除家庭的三个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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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晚清至五四“废除家庭”的问题。晚清、五四士人欲为中华民族改制,废除家庭是改制的一种具体方案。本文将废除家庭的问题放入身、家、国、天下体系中进行讨论,于是“废除家庭”这一问题就有三个面相。
     一、破除家庭为了建立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大同书》、《仁学》倡导废除家庭,为了建立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二、破除家庭为了建成国家,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蔡元培和秋瑾。《新民说》、《新年梦》欲破除家庭,建立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秋瑾有女性主义意识,她欲破除家庭的意图在于建立起女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三、破除家庭为了解放个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包天笑、胡适。徐枕亚、包天笑处于新旧之际,故他们以曲曲折折的方式传递了废除家庭的信息;胡适是新思潮的倡导者,他写了《终身大事》,宣布与旧家庭直接决裂。
     破除家庭是士人们的一种改制方案,如何将这种方案传递给民众,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晚清至五四,文学体裁有一次大变化。这个变化,简言之就是从经史到小说。黄遵宪作史,康有为注经,他们尚有古意;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小说地位上升。小说一时取代了经史,成为二十世纪的经世。故大贤如蔡元培者,亦写小说;亟亟于革命者,若秋瑾,亦写小说;胡适的《终身大事》尽管是戏剧,其实也是以小说新民这个思路的变化。因为小说与民众接近,比经史更便于进行宣传、启蒙。因此,本文在讨论具体人物及其作品时,亦会关注他们对所使用体裁的态度。比如讨论蔡元培时,首先讨论他对于小说的态度;讨论胡适时,首先讨论他对于戏剧的态度。
     体裁的变化并非只是形式问题,这能见出作者们的思想倾向。晚清、五四士人们要启蒙,要将他们的改制方案宣传出去。可是他们对于宣传的副作用没有防守,因此他们的宣传带了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在讨论具体作家作品时,会略带批评。比如批评康有为颠倒大同和小康的位置,康有为的要求可以针对哲人,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地针对多数人。启蒙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将对少数人的要求推向大众,于是对少数人的要求变成了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如此就容易出问题。
     总体而言,本文希望尝试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是再重写文学史的一次尝试。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范式。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建基于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新民主主义》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者确立了文学史框架,后者确立了文学观念。80年代诸位学人发起“重写文学史”运动,主要针对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经过诸位先生的共同努力,文学史范式发生转型。这种文学史范式对于社会转型有意义,但流弊有二:一、未明确二十世纪的关键时刻;二、去政治化趋于极端,因此中国的“诗教”传统一并废弃。本文即是针对这两个流弊而作。对于文学史框架,这篇论文点出三个关键时刻:晚清、民国和五四,并试图将三者勾连起来;对于文学观念,这篇论文试图回到中国“诗教”传统,点出文学的教化意义。
"Abolishing the family " is the main point of this dissertation.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May 4th, discussion of "abolishing the family"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hose writers at that time hope to refresh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ation. Abolishing the family is a kind of idea. This idea can be discussed in the system:individual/family/nation/world. So, abolishing the family has three faces.
     The first face is that those writers want to abolish the family in order to bu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directly. Representative Men of this idea is Kang Youwei and Tan Sitong. The second face is that the writers want to abolish the family in order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directly. Liang Qichao, Cai Yuanpei and Qiujin is the model of this idea. Liang Qichao and Cai Yuanpei hope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however Qiujin hopes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man and the nation. The third face is that those writers want to abolish the family in order to liberate the individual, because they all think individual is repressed by the family. Xu Zhenya and Bao Tianxiao stand between the new thoughts and the old thoughts, so they abolish the family by means of preserving the family. Hushi is the representative men of the new thoughts, so he abolishes the family directly.
     How do the writers deliver the messages of abolishing the family to the masses? They choose the novel. Huang Zunxian has written a Japanese History; Kang Youwei has interpreted the canons. Liang Qichao has started to write a novel. From then on. novel has become popular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Novel has become the new can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ose writers hope to enlighten the masses by means of novels. Those writers hope to enlighten the masses. However, they have not defended the drawbacks. The key notion of enlightening is that those writers want to abol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masses. Philosophers can be requested as such, however, the masses can not be requested as such.
     In a word, this dissertation has attempted to re-rewrite the literature history. From 1949,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has changed paradigm twice. Professor Wangyao has established a kind of paradig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e foundation of this book is two papers written by Mao Zedong. From the eighties, many professors such as Chen Sihe, Wang Xiaoming, have raised a notion "rewriting the literature history". From then on, a new paradigm has been set up. However, this model has two disadvantages. One is this model can not distinguish the critical moment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The other is that the scholars emphasize the de-politicization too much. So they aband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education"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politics originally.
     So, this dissertation aims at those two disadvantages. Three critical moments has been raised and connected together, Late Qing Dynasty, Republic of China and May 4th. Secondly,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come back to the traditional "poetry education" which connects with the politics originally.
引文
1张之洞: 《劝学篇》, 《张之洞全集》第一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704贞。
    2康有为: 《上清帝第四书》,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3谭嗣同: 《治言》, 《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第232页。
    4此处参照了施密特的文章《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1林国华: 《古典的“立法诗”——政治哲学主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2阿兰·布鲁姆: 《政治哲学与诗》, 《巨人与侏儒》,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3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4钱穆: 《国与天下》, 《晚学肓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1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2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6页。
    1胡兰成: 《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2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36页。
    1关于显和密的说法,可参照施特劳斯关于“显白教育”和“隐微教育”的讨论。 参见其著作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1可参见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区分。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59
    2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6页。
    3钱穆:《国与天下》.《晚学肓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1郑海麟先生说:“为了探讨黄遵宪早年的学术渊源,笔者曾亲访其故居梅州市入境庐,披览公度所藏得八千册书。发现公度所读之书基本上可分为史籍和前人诗集两大类。尤其值得注意地史,公度早年所读之书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黄梨洲全集》、 《船山译书》、 《船山诗草》等,其中许多地方还经公度朱笔圈点。据此,我结合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以及湖南南学会讲义等文常引顾炎武的言论,推断黄氏早年所治之学当是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的经世之学。”见氏著《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页。一个人的藏书就是一个人格局和抱负的反映,从黄遵宪的藏书中可以见出其学术脉络和格局。
    2梁启超: 《日本国志后序》,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5页。
    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0页。
    4黄遵宪: 《日本国志·凡例》,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1页。
    1钟叔河: 《千秋鉴借<吾妻镜>——黄遵宪和他介绍日本的两部书》,见《日本杂事广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2康有为: 《日本变政考序》,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3黄遵宪又有一书,名《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边角料或“杂事”,经过加工、整理,成为《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可视为诗,它让中华民族兴起。在“立法”和教化的意义上,史与诗没有区别。 《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皆可视为黄遵宪的“立法诗”。诗或史只是能量的不同表现方式,如今文学研究过于重视形式和体裁。庄子所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文学研究或可将重心放在“真人”之上,至于“真人”的表述形式,或诗、或哲学、或历史,这都不重要。
    4王阳明: 《传习录》, 《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1章学诚: 《易教》, 《文史通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页。
    2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58-760页。文中涉及此文处不一一注出。
    1陈建华: 《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2陈建华: 《民族“想象”的魔力——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从共和到节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4页。
    3此不赘述,详见后文关十蔡元培《新年梦》的讨论。
    1梁启超: 《告小说家》, 《饮冰室文集》,第四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68-2569页。
    2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饮冰室文集》,第六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83-3394页。
    3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口》, 《胡适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124页。
    4梁启超: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饮冰室文集》,第六集,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97-3398页。
    1张舜辉: 《四库提要叙讲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8页。
    2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1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9页。
    2薛福成: 《日本国志序》. 《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4页。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1黄遵宪: 《逐客篇》,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2黄遵宪: 《<日本国志>书成志感》,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3本尼迪克特有一本书,名为《菊与刀》,该书亦研究日本。《菊与刀》是名副其实的兵书。其时正逢二战,美国欲了解日本,方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此口的,本尼迪克特作是书。
    4梁启超: 《日本国志后序》,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5页。
    5梁启超: 《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1页。
    6周作人: 《人境庐诗草附记》, 《知堂书话》,钟叔和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1魏源言“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并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见《海国图志叙》,《海国图志》,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年,1页。汪辉先生亦将《海国图志》称为“兵书”。汪辉言“作为兵书的《海国图志》”。见氏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619页。当然“兵书”不足以尽《海国图志》与《日本国志》之意,但将之理解为兵书,可以见出其时中国与外国的紧张关系。
    2黄遵宪: 《日本国志叙》,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9页。
    1见《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6页。
    2周予同:《群经概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3贾公彦: 《序周礼废兴》. 《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康有为言:“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始,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见氏著《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5页。
    2黄遵宪: 《杂感之_三》,见《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3康有为曾言:“公度长身鹤立,傲睨自喜,吾游上海,开强学会,公度以道员奏派办苏州通商事,挟吴明府德(?)叩门来访。公度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吴双谴澹然旁坐,如枯木垂钓。之二人也,真人也,畸人也。今世寡有识也。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见氏著《人境庐诗草康有为序》,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4黄遵宪屡言及《周礼》。在《人境庐诗草》的《番客篇》中有言:“《周官》说保富,番地应设学。”见《黄遵宪全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黄遵宪言:“以余讨论西法,其立教源于《墨子》,吾既详言之矣。而其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十盖七八。”见《黄遵宪全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4页。余不一一及之,要乎黄遵宪以《周礼》为其理论资源,时时征引。
    5廖平: 《四益馆经学四变记》, 《廖平选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310-315页。
    1廖平: 《知圣续篇》, 《廖平选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224页。
    2汪辉先生所用之术语,见氏著《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27页。
    3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9页。
    4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4页。
    1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0页。
    2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 《黄遵宪全集》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1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50页。
    2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陈独秀又言:“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视之。”见氏著《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通过陈独秀的自述,可见其年轻时受康有为影响之大。
    3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1徐复观:《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2梁启超曾言: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3陈天华:《猛回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4李石曾:《答旁观子一代驳新世纪丛书革命之附答》,《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80年,第25页。
    1康有为: 《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见卷首。
    2梁启超此言见《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3钱穆: 《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7页。
    4梁启超: 《三十自述》, 《饮冰室文集》第四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23页。
    1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2汪晖: 《帝国与国家》,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59页。
    3当然,在古代典籍中。“大同”除《礼运》言及之外, 《尚书》《洪范》篇亦言,其文为“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康有为亦重视《洪范》此旨,他经常引用《洪范》。比如作于1985年5月2日的《上清帝第二书》言“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某及庶人为大同。”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44页。但毫无疑问,《大同书》中的大同观念来自《礼运》篇。康有为亦常讲述《洪范》此旨,康有为言:“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可,然后可,皆谋及庶人之意。今西人有上议院、下议院,即孔子制。”见《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4康有为: 《大同书》,见《康有为全集》第七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大同书》以此为底本,此后涉及该书之处,只在正文标出页码,不一一注出。
    1钱安定:《序<大同书>》,见《大同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3今日流传的《大同书》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甲、乙部曾刊于1913年《不忍》杂志,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曾出单行本。1935年,康有为弟子钱安定曾整理全书,由中华书局印行。现《康有为全集》收录的《大同书》是据手稿校订。我的论文,这几个版本均有所参照。
    4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1汪晖: 《帝国与国家》,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41页。
    2汪晖: 《帝国与国家》,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41页。
    1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2康有为言: “风俗不得美俗,世界遂无山至于太平,人类无山至于性善,其原因皆山于一家之相收也。”见《大同书》, 《康有为全集》第七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3此处我们可以参见熊十力先生对亲亲、仁民和爱物的讨论,熊先生与康有为思路不同,且对康有为又较多的批评。熊十力先生亦非常关注《礼运》篇,他言“或言:何不将小家庭与私有制根本铲绝之乎?日:此恐未易行,而亦不必然也。人类之道德,发源于亲子之爱。……而高谈博爱,恐人情日益浅薄,无以复其性也儒家言道德,必由亲亲,而扩充之为仁民爰物。此要本大义,不容变革者也。”见氏著《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1康有为: 《诸天讲》, 《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1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 《史记》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297页。
    2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1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页。
    2康有为: 《我史》, 《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3转引自: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4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P34.
    1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0页。
    1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多次引用庄子《天下》篇,可见康有为对此篇之重视此处所涉及的儿种人,其名亦与庄子在《天下》中的命名相合。
    1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梁启超: 《论支那宗教改革》,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4-1335页。
    3康有为: 《教学通议》,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1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6-57页。
    2康有为: 《六哀诗》, 《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3曾朴在《孽海花》中曾写康有为高度评价《仁学》一事,小说写道:“常肃道: ‘上次超如寄来大作《仁学》初稿,拜读一过。冶宗教、科学、哲学于一炉。提出仁字为学术主脑,把以太来解释仁的体用变化,把代数来演绎仁的事象错综,对于内学象宗各法门,尤能贯彻始终。真是无坚不破,无微不发,中国自周、秦以后,思想独立的伟大作品,要算先生这一部是第一部书了。’”见曾朴: 《孽海花》,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常肃原型本诸康有为,超如本诸梁启超,此为谭嗣同第一次见康有为之情景。这固然是小说家语,不足为训,然而在其中总能见出一些影子,可见康有为对《仁学》之欣赏。
    1梁启超: 《谭嗣同传》, 《饮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昆明,第117页。
    2梁启超: 《<仁学>序》, 《饮冰室义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3钱穆: 《近_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49页。
    4余英时: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54页。
    1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50页。
    2“仁学”应该读作仁一学。谭嗣同自己解释:“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物’,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 《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尽管谭嗣同仁、学分而言之,但其论述重心依然在仁。
    3张灏: 《烈上精神与批判意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4谭嗣同: 《仁学》,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1页。本文以此为底本.后文涉及《仁学》之处,不一一注出,只在正文标出页码。
    1徐复观: 《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大学之道》,《徐复观文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2谭嗣同曾言“此嗣同最少作”。见《治言》,《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谭嗣同又在《报贝元徵书》中言:“十年之前,作《治言》一篇。”见《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8页。
    3谭嗣同: 《治言》,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4谭嗣同: 《治言》,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6页。
    5谭嗣同: 《石菊影庐笔识》,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6谭嗣同: 《报贝元徵》,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7页。
    1谭嗣同: 《报贝元徵》,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页。
    2钱穆: 《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条印书馆,1997年,第740页。
    1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8页。然而朱维铮先生曾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为核查此说的可信性,曾多方查找有关这个刊本的线索,却只能用一条简注承认自己一所所获。感谢小野和子教授,她见到这条简注,曾不辞辛苦地在东瀛搜寻,而且找到了《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的一份节刊本.但刊行者并非梁启超,而是孙中山或他的盟友。”见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若只因没有搜到这本册子即推翻梁启超的说法似不可取,为谨慎起见,于此问题,我们暂且存疑,且从梁启超之言,盖因梁启超和谭嗣同受黄宗羲影响显而易见。
    2谭嗣同在《仁学》中亦言:“君通盛而唐、虞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见《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8页。
    3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
    4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比如,康有为重视孟子,将孟子视为公羊学传人。康有为之《孟子微》即是以公羊学的思路解《孟子》,将孟子纳入公羊学传统之中。康有为所谓“微”即是解出《孟子》背后的微言大义:盖孟子本于《公羊传》也:梁启超亦曾作《读<孟子>界说》,将孟子视为“孔门政事之科”,且言“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见《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页。可见,清末之人大抬孟子,与宋儒,比如朱熹抬孟子原因不同,盖因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不同。
    2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3钱穆: 《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42-743页。
    4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页。
    1贺麟: 《五伦观念新检讨》, 《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2陈独秀: 《宪法与孔教》. 《陈独秀著作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
    1梁启超: 《谭嗣同传》, 《饮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2王沉森:《思潮与社会条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4贞。
    3《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64页。
    1何楷: 《诗经世本古义》,转引自程俊英,蒋见元: 《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83页。
    2《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5-926页。
    3崔豹: 《古今注》,转引自程俊英,蒋见元: 《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84页。
    4张灏: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分析》,杜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本文关于《三鸳鸯》诗的分析,受张灏先生启发,并参照了他的论述。
    5谭嗣同曾作《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为其母立传,言之凄切。
    6比如谭嗣同作《启寰府君家传》,言:“二十世族孙嗣同曰:自迁福建之始祖,七传至府君,崛起单微,用节烈显,伟矣。”见《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页。
    7谭嗣同: 《<浏阳谭氏谱>叙例》,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1《庄子·天道》
    2《庄子·天道》
    3《庄子·天运》
    1《庄子·天下》
    1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谈到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口:“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晨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问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饮冰室文集》第四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2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黄遵宪: 《致梁启超函》, 《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
    4胡适: 《四十自述》, 《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8-59页。
    1梁漱溟: 《纪念梁任公先生》, 《忆往谈旧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大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2梁启超与孙中山分合之始末可参见张朋园: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坐而言起而行——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合离始末》,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3梁漱溟: 《纪念梁任公先生》, 《忆往谈旧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4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84页。
    5孙中山: 《三民主义》, 《孙文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1钱穆:《国家与政府》,《晚学肓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1汪晖先生将梁启超讨论“科学”的文章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1896年至1901年,其二为1902年至1904年,其三为1918年至1927年。汪晖先生言:“这样的时期划分是和他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每个时期都有着表述‘科学’的独特概念群”。这些概念群与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态度的微妙变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对他的科学观的分析也一定会涉及他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变化。”见氏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下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928页。尽管汪晖先生重在讨论梁启超的“科学”观念,但毫无疑问这关涉梁启超的总体思想,故我亦借用汪晖先生的这个划分。
    2梁启超: 《读<春秋>界说》, 《饮冰室文集》第一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昆明,第10页。
    3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1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2朱熹: 《大学或问》,见《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3郭晓东: 《从“亲民”到“新民”——也谈宋明儒学中的现代性精神》, 《江汉论坛》,2005年第10期。
    1钱德洪《跋大学问》, 《王阳明全集》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3页。
    2下阳明: 《大学古本序》, 《王阳明全集》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
    3王阳明: 《大学古本序》, 《王阳明全集》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
    4工阳明: 《大学问》, 《王阳明全集》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969页。
    1王阳明: 《传习录》, 《王阳明全集》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庄了.大下》
    3《论语.子路》
    4徐复观: 《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大学之道》, 《徐复观文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5梁启超《新民丛报》“发刊告白”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功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对此病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新民从报》“发刊告白”,载于第一号。
    1梁启超: 《夏威夷游记》,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5页。
    2梁启超: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43页。
    3梁启超作于 1896年之《变法通议》,若归结为三字,亦可名为“新民说”,只是《变法通议》尚在康有为“大同”范围之内,意在“救天下”。 《新民说》则超出康有为思想之范围,非复实现大同,而是意在建立民族国家。
    4梁启超: 《新民说》, 《饮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0页。 《新民说》以此为底本,后文涉及该文之处,不一一注出,只在正文标出页码。
    1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88页。
    2梁启超: 《论支那宗教改革》,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3梁启超: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5-766页。
    4梁启超: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饮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2页。
    5梁启超: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7页。
    1梁启超: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饮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1页。
    2梁启超: 《世界将来大势论》, 《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5页。此文梁启超译自日本人矢野文雄,间或夹杂梁启超个人见解。
    3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大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1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民同》一文中,梁启超将国体变迁归结为: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封建时代和贵族政治。国体变化,皆因政治进化。参加《饮冰室文集》第二集,769-770页。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中又言:“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其第一级,则人人皆栖息于一小群之中,人人皆自由,无有上下尊卑强弱之别者也,亦名为野蛮自由时代。其第二级.因与他群竞争,小得不举群中之有智勇者以为临时酋长,于是有所谓领袖团体者,出以指挥其群,久之遂成为贵族封建制制度也,亦名贵族帝政时代,其第三级.则竞争日烈,兼并盛行,久之遂将贵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为郡县一统者也,名为君权极盛时代。其第四级,则主权既定后,人群之秩序已巩固,君主日益专制,人民日益开明,于是全群之人共起而执回政权,名为文明自由时代。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见《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69-1670贞。
    2朱维铮: 《梁启超和清学史》, 《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3梁启超: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7页。
    1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谭嗣同《仁学》的“世界主义”,言及自身,曰:“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狄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也”。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2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大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1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饮冰室文集》,第六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67-3901页。本文涉及该小说处,不一一注出,只在文中标出页码。
    1梁启超: 《新史学》,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5页。
    1黄世晖: 《蔡孑民先生传略》上,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5页。
    1蔡元培: 《殿试策论对》,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页。
    2蔡元培: 《学堂科教论》,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5-150页。
    1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二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3-494页。
    2蔡元培: 《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3页。
    3蔡元培: 《自题摄影片》.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6页。
    4王世儒: 《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63页
    1吴稚晖: 《通人与学人——高平叔著蔡孑民先生传略序》,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十六卷,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69年,第295页。
    2蔡元培: 《新年梦》,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0贞。本文以此为底本,下文涉及该小说处,不一一注出,只在文中标出页码。
    3张文伯: 《吴稚晖先生传记》,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5-66页。
    4陈天华: 《猛回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1李石曾作《德法学术之异同》,言:“德国之学术倡专制与自私,法国之学术尚自由与博爱。”见《李石曾先生文集》,台湾文物供应社,1980年,227页。又作《中法德日之比较》,言: “中法为‘好义’之国,德日为好利之国。”见《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80年,229页。李石曾强调中国和法国亲和。德国和日本亲和。1915年,陈独秀作《法兰西与近世文明》,言: “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见《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2孙希旦: 《礼记集解》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6页。
    1蔡元培: 《绍兴推广学堂议》,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0页。
    1碧荷馆主人: 《新纪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页。
    1欧阳建: 《晚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5页。
    2碧荷馆主人在小说中写道: “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如《列国忐》、 《三国志》之类。否则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材料的。”见《新纪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梁启超: 《论进取冒险》. 《饮冰室文集》第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3页。
    4刘鹗: 《老残游记》,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11912年蔡元培作《中学修身教科书》,其中言及家庭口:“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于家族之道德,苟有缺陷,则与社会、国家之道德,亦必无纯全之望。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页。蔡元培此时极道家庭对于社会和国家稳定之作用,盖此一时彼一时也。《新年梦》作于1904年,其时为晚清,天下大乱,《中学修身教科书》作于1912年,其时中华民国初创,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矛盾重重,其时士人皆以稳定为全国之要务,不欲再起争战。蔡元培其时任教育部总长,作《中学修身教科书》为化民成俗,稳定局面,自然不能再言破家庭云云。
    2蔡元培: 《<中等伦理学>序》,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8页。
    1《礼记·礼运》
    2陈原: 《<新年梦>-蔡元培的小说》,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21页。
    1吴稚晖: 《孔子大同学说》.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一卷,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69年,第217页。
    2参见吴稚晖: 《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八卷,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69年,第720-727页。
    1吴稚晖: 《与友人论新世纪》, 《吴稚晖生全集》第七卷,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69年,12-13页。
    2《山海经·北山经》,袁珂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11页。
    3秋瑾: 《精卫石》,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64页。本文以此为底本.以下涉及《精卫石》之处只在正文标出页码,不一一注出。
    1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8-482页。
    2盛志梅: 《清代弹词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7-9页。
    3陈寅恪先生1964年曾作《论再生缘》一文, 《再生缘》为弹词,陈寅恪先生于文章开篇言:“哀年病日,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生之涯云耳。”陈寅恪: 《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陈寅恪先生对弹词态度隐约可以见出。
    4陈独秀: 《三答钱玄同》,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页。
    1秋瑾曾改作此序,未改之前原文为:“仅就黑暗界中言之,岂随无英杰乎?苦于智识毫无,见闻未广,虽有各种书籍,苦文字不能索解者多。故余也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逐层演出,并尽写女子社会之恶习及痛苦耻辱,欲使读者触目惊心,爽然自失,奋然自振,以为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见《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59页。
    2陈天华:《猛回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3郭延礼: 《秋瑾年谱简编》,见《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4秋瑾: 《演说的好处》,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59-361页。
    1比如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危急时刻,吼声自然发出,而非写作与阅读。
    2比如,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即是强调快,由此可见时代风气。
    1秋瑾: 《敬告姐妹们》,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1秋瑾: 《<芝(?)记>题后八章》, 《秋瑾革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1秋瑾: 《我羡慕欧美人民啊》, 《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49页。
    2秋瑾: 《普告同胞檄稿》,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93页。
    3秋瑾: 《泛东海歌》,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1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2郭沫若: 《<娜拉>的答案》,见《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70-471页。
    1康有为: 《礼运注》, 《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5页。
    2章太炎: 《秋瑾集序》,见《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2严芙孙: 《徐枕亚》,见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43页。
    1徐枕亚: 《玉梨魂》,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6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59页。本文以此为底本,此后涉及该小说之处,只在文中标出贞码,不一一注出。
    2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即是如此叙述。别用一个叙述者,叙述马克与亚猛之情事。且《巴黎茶花女遗事》亦用“日记”结尾。《玉梨魂》所呈现出来的风貌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风貌较为相似。
    3吴双热: 《玉梨魂序》,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6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
    1金克木: 《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 《书读完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2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1何振球:《徐枕亚生平小传》,见http://bbs.gxsd.com.cn/redirect.php?tid=341955&goto=lastpost.此文发表于国学数典网站。征引时略作了改动。
    1可参见刘志荣先生的文章《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载于《一股奔腾的激流:巴金研究集刊卷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54-96页。
    2司马迁: 《礼书》,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1页。
    1汤显祖:《牡丹亭·作者题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2 Allan Bloom. Shakespeare's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PP26-27.
    2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张晓梅: 《男子作闺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2金克木: 《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书读完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3顾柘村: 《<雪鸿泪史>序_三》,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6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601页.。《雪鸿泪史》只是《玉梨魂》的改写,大体末变,盖因徐枕亚欲收回《玉梨魂》版权而不得,只好托言找到何梦霞日记。《雪鸿泪史》只是将叙事视角改为第‘人称,且加入一些细节,加入一些诗词而已。故可将《雪鸿泪史》之序,移用于此。
    1秋瑾: 《满江红》, 《秋瑾全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
    2章太炎: 《秋瑾集序》,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3可参照蔡元培和胡适就《红楼梦》一书性质的争论。蔡元培言《红楼梦》为政治小说。蔡元培言: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见蔡元培: 《石头记索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6页。蔡元培欲实其事,一一考证小说人物代表了现实中某某,小说中何事影射现实中何事。胡适批评蔡元培道: “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见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6页。胡适言《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蔡元培与胡适的这场争论,与《红楼梦》本身无关,只是两种对世界不同理解的冲突,只是藉
    1包天笑: 《编辑杂志之始》, 《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61页。
    1栾梅健: 《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2包天笑: 《·缕麻》,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992年,613-614页。此文以此版本为底本,后文涉及到该小说之处,不一一注出,只在正文中标出页码。
    1胡适: 《贞操问题》,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35页。
    1包天笑: 《秋星阁笔记·一缕麻》,转引自范伯群先_生《包天笑文言短篇<一缕麻>百岁寿诞记》见《书城》,2009年第4期。
    2傅斯年曾言: “我有一天在三庆园听梅兰芳的《一缕麻》,几乎挤坏了,出来见大膳栏一带,人山人海,交通断绝了,便高兴得不得了。”,见氏著《戏剧改良各面观》,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民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梅兰芳演出《一缕麻》时的盛况可见一斑。
    3梅兰芳: 《梅兰芳自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3-94页。
    4傅斯年: 《戏剧改良各面观》,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曹聚仁: 《听涛室剧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2范伯群: 《包天笑文言短篇<缕麻>百岁寿诞记》,见《书城》,2009年第4期。
    3包天笑: 《编辑杂志之始》, 《训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61页。
    1耿云志: 《胡适研究论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1胡适: 《终身大事序》,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79页。本文以此为底本,下文涉及该戏剧之处,只在文中标出贞码,不一一注出。
    2陈独秀: 《论戏曲》,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85贞。
    3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4欧阳予倩: 《予之戏剧改良观》,见《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5傅斯年: 《戏剧改良各面观》,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6胡适: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1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2胡适: 《论短篇小说》,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5-136页。
    1胡适: 《婚姻篇》, 《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2参见丁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56页。
    3包天笑: 《缕麻》,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7集,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616页。
    1萧乾: 《易卜生在中国——中国人对萧伯纳的困扰》,傅光明译, 《萧乾全集》第六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2Elisabeth Eide. China’s Ibsen, London, Curzon Press Ltd.1987. P11
    3周明之: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4胡适: 《易卜生主义》, 《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2页.
    1巴金: 《家》,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九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1巴金: 《家》,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九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40-341页。
    1程翔章 丘铸昌: 《中国近代文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3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56页。
    4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57页。
    1王瑶: 《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重订版,第1页。
    2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89-690页。
    1樊骏: 《论文学史家王瑶》,见《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2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4页。
    3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65-866页。
    1王瑶: 《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重订版,第22页。
    2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3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 《关于‘二十纪中国文学’的对话》,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1陈思和: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2陈思和: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页。
    3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李陀:《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见《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1陈思和、王晓明: 《主持人的话》,见《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2吴义勤: 《重写文学史的难度与希望》,见《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
    3刘再复: 《重写文学史的神话与现实》, 《放逐诸神》,台北: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1李陀:《先锋文学运动与文学史写作》,《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xxiii页。
    2参见魏朝勇: 《民国文学的政治想象》之《绪论》部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3旷新年: 《把文学还给文学史》,《读书》,2009年第1期。
    1可参见《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孔子强调为政者须先正己,此是为政之本。《礼记·哀公问》亦言此:“公曰: ‘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此处亦是强调政者正也,为政者须先正其身,如此百姓亦会自正其身。
    2《毛诗·大序》
    3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288-3289页。
    《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吴稚晖先生全集》,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69年。
    《李石曾先生文集》,台北:台湾文物供应社,1980年。
    《胡适全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徐复观文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王国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孙文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萧乾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柏拉图,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柏克, 《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卢梭,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尼采,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尼采, 《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尼采, 《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海德格尔, 《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 《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施特劳斯,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施密特, 《陆地与海洋》,林国基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施密特, 《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阿兰·布鲁姆, 《巨人与侏儒》,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张灏,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李欧梵, 《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欧梵, 《上海摩登》,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Leo Strauss, On Plato'sSymposiu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Leo Strauss,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7.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Allan Bloom, Shakespeare's Politic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Elisabeth Eide, China's Ibsen, London, Curzon Press Ltd,1987.
    《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司马迁,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董仲舒, 《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朱熹: 《诗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章学诚, 《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孙希旦, 《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熊十力, 《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钱穆, 《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钱穆, 《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
    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冯自由, 《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徐复观, 《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周予同, 《群经概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
    张舜辉, 《四库提要叙讲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金克木, 《书读完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汤志均, 《戊戌变法史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 957年。
    朱维铮, 《走出中世纪》,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朱维铮, 《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刘小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甘阳, 《将错就错》,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甘阳, 《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甘阳, 《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蒋庆, 《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蒋庆, 《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罗志田,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汪晖, 《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张汝伦,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文江, 《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聚仁, 《听涛室剧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林国华, 《古典的“立法诗”——政治哲学主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胡兰成, 《中国文学史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唐德刚, 《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樊骏,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陈思和,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陈思和, 《陈思和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章培恒、陈思和主编, 《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郭延礼, 《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欧阳建, 《晚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袁进, 《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袁进, 《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陈建华, 《从共和到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
    魏朝勇, 《民国文学的政治想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年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王世儒, 《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张文伯, 《吴稚晖先生传》,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
    盛志梅, 《清代弹词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张晓梅, 《男子作闺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栾梅健, 《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张新颖,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王光东: 《现代·浪漫·民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郜元宝: 《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耿云志, 《胡适研究论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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