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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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景观理论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理景观象征意义的探索和发掘。地理景观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和综合景象，反映了社会信仰体系和当地文化的运转过程。影像景观是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映照和呈现，其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屏幕塑造的一种景观。和地理景观一样，影像景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纪录片是通过参与观察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地“深描”和理性记录，在真实美学原则的导引下，多面向地展示和呈现影像表现主体及其内在涵义的一种记录文本。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可分为文化类、社会类、自然类和宗教类四种。
本文依据笔者对藏区跨地域人文地理景观的田野调查，结合对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将之放置在社会变迁和景观空间演变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并通过对游牧生活、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勾勒出雪域藏族独特而富有丰富内涵的景观轮廓，以及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等。
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文化复兴后的藏传寺院依然随着季节的轮转进行着恒久的仪式，“吃糌粑的人”面对流转的岁月又是如何保持着他们珍视的传统和信仰。藏地人类学影像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纪录片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
论文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影像技术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和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重要性。数码影像技术的当代发展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平台，民族志影像化传播对记录和延续史诗“格萨尔”口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展示也为我们留存了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忆。弗拉哈迪、让·鲁什等纪录片大师为“纪录田野”树立了“分享人类学”的典范，除了时间要素之外，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缮自我”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模式，才能真正了解、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
针对“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这一实际情形，与国内人类学界提出的“用中文重新写文化”相呼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影像重新写文化”的观点。最后，本文在人类学视野和文化景观理论的支撑下，对藏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影像景观的形塑既有大传统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锻造的作用，也是民间社会小传统力量互动营造的结果。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By developing a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of Tibetan documentaries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we can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the changes in Tibetan societ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changes in Tibetanidentity and psychology brought by these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understandcontinuities in the Chinese-language local documentary tradition. After cultural revivalTibetan monasteries once again revived their age-old ceremonies, as the “tsampa eaters” facedthe question of how to maintain their treasured traditions and faith.
Through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 present differentcultural forms and the fat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as they have been shaped by socialchange. Cultural diversity is present within all ethnic groups and societies. The multiculturalconstruction of various image elements presents the regional diversity within a Tibetan"culture" sometimes understood as monolithic. Tibetan documentaries from periods of societaltransformation represen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values as influx rather than static holdovers from the past. In sum,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have left historically relevant representations while presenting Tibetan social life and themultiple cultures that exist within Tibetan society.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both “anthropology” and “documentaries,” two originally Western concepts, in the Chinesecontext. This includ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documenta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esthetics and science of documentary, and variousunresolved theoretical questions in academia.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ocial change and reflections on landscape and space, drawing on various images from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ngaging in culturalanalysis of some texts.
The third part primarily explor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nowland” ethnographic images for Himalaya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Following theacademic call to “use Chinese to rewrite cultur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call to “use theimage to rewrite culture.”
本文依据笔者对藏区跨地域人文地理景观的田野调查，结合对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将之放置在社会变迁和景观空间演变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并通过对游牧生活、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勾勒出雪域藏族独特而富有丰富内涵的景观轮廓，以及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等。
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文化复兴后的藏传寺院依然随着季节的轮转进行着恒久的仪式，“吃糌粑的人”面对流转的岁月又是如何保持着他们珍视的传统和信仰。藏地人类学影像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纪录片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
论文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影像技术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和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重要性。数码影像技术的当代发展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平台，民族志影像化传播对记录和延续史诗“格萨尔”口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展示也为我们留存了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忆。弗拉哈迪、让·鲁什等纪录片大师为“纪录田野”树立了“分享人类学”的典范，除了时间要素之外，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缮自我”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模式，才能真正了解、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
针对“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这一实际情形，与国内人类学界提出的“用中文重新写文化”相呼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影像重新写文化”的观点。最后，本文在人类学视野和文化景观理论的支撑下，对藏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影像景观的形塑既有大传统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锻造的作用，也是民间社会小传统力量互动营造的结果。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By developing a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of Tibetan documentaries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we can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the changes in Tibetan societ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changes in Tibetanidentity and psychology brought by these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understandcontinuities in the Chinese-language local documentary tradition. After cultural revivalTibetan monasteries once again revived their age-old ceremonies, as the “tsampa eaters” facedthe question of how to maintain their treasured traditions and faith.
Through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 present differentcultural forms and the fat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as they have been shaped by socialchange. Cultural diversity is present within all ethnic groups and societies. The multiculturalconstruction of various image elements presents the regional diversity within a Tibetan"culture" sometimes understood as monolithic. Tibetan documentaries from periods of societaltransformation represen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values as influx rather than static holdovers from the past. In sum,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have left historically relevant representations while presenting Tibetan social life and themultiple cultures that exist within Tibetan society.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both “anthropology” and “documentaries,” two originally Western concepts, in the Chinesecontext. This includ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documenta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esthetics and science of documentary, and variousunresolved theoretical questions in academia.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ibetan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ocial change and reflections on landscape and space, drawing on various images from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ngaging in culturalanalysis of some texts.
The third part primarily explor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nowland” ethnographic images for Himalaya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Following theacademic call to “use Chinese to rewrite cultur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call to “use theimage to rewrite culture.”
引文
①参见C.西摩-史密斯：《影视人类学》，刘文远译，载《世界民族》，1990年第2期。原载《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1986年。
②参见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7-28页。
①参见保罗·基奥齐：《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梦兰译，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另见阿森·巴列克西：《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关学君摘译、陈永龄校，《世界民族》，1986年第2期。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辑刊,1985年。
①有关法国各个时期拍摄的各种形态纪录片介绍，可参阅单万里主编的《2006法国纪录电影展》手册，中国电影资料馆，2006年，第61页。
②庄孔韶：《文化与性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③杨光海、詹承绪等：《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纪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①参见于晓刚、王清华等：《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②杜荣坤、肖峰主编：《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③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④张江华、李德君等编：《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⑤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⑥邓启耀主编：《视觉表达：2002》，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①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②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③姜依文：《生存之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④张雅欣：《影像文化志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⑤参阅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①Wolf, Eric R.(1964) Anthrop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③杨堃：《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81-184页。
①胡鸿保：《中国社会中学的人类学传统》，《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
①有关“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关系”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②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片的首要原则》，《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26-227，232页。
③巴石：《论电视纪录片在四川的崛起》，《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台百卷丛书——四川电视台卷》，吴宝文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①有关分类节目中纪录片部分的解释详见《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研讨论文集锦》，杨伟光主编，东方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6-10页。
②参见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导言，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
①参见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②莎伦·谢尔曼：《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张举文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2011年，第34-35页。
③埃米莉·布里加德：《民族志电影史》，《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3-14页。
④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
①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0-31页。
②保罗·基奥齐：《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知寒译，《世界民族》，1991年第1期。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1989年第2卷第1期。
①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参见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①引自胡台丽在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民族志影片的展望”，参见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网站，http://www.tave.sinica.edu.tw
②参见杨俊蕾：《真实全景与视觉平等——简论影视人类学中的影像逻辑与伦理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④参见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等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①张江华、李德君等编：《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5页。
②陈刚：《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
③张辉：《用视听语言来解释人类文化现象》，《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①参见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②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26页。
③参见艾菊红：《作为文化解释的人类学影视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240页。
⑤参见朱景和：《纪录片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⑥聂欣如：《纪录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①参见陈庆德、郑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
③陈默：《浅谈人类学片的理论革新与影视化》，《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①蒋勋：《美学的原点》，台北《商业周刊》第1129期，第22页。
①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②Javie，I．C：The Problem of the Ethnographic Real. In Current Anthropology，1983，24(3)：313-325.
③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春季号。
④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①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
①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②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纪实美学为基础，按照生活原貌真实再现生活，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痛苦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多采用远景和长焦距等镜头，不在意镜头角度和蒙太奇手法。一般采单线结构，依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注意细节真实，主张从平凡生活中挖掘潜在的戏剧性和情节主题，按生活的实际流程来结构影片。代表作品有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游击队》(1946)和维斯康蒂的《大地在波动》(1948)等片。
③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④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得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第3页。
①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②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67-68页。
③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黄甫一川等译，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等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19页。
④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４期。
⑤庄孔韶：《影视影像摄制的人类学研究定位》，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l54-155页。
①雷亮中：《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②钟大年：《纪实不是真实》，《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关于“纪实与真实”论争的相关文章可参阅姜依文主编：《生存之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③胡智锋：《论电视纪录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1-2期。关于纪录美学可参阅胡智锋：《电视美学大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另见胡智锋：《电视美的探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①陈默：《浅谈人类学片的理论革新与影视化》，《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②庄孔韶：《影视影像摄制的人类学研究定位》，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51-152、155页。
①参见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②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的山岳系列电影还包括《攀登马特洪峰》(1908)、《与巨人之齿共舞》(1911)、《色调》(1918)。
①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①有关吴忠信的传略可参见丁剑：《吴忠信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参见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85页。
③《西藏音诗》是近代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西藏为题材并采用西藏民间音乐作素材的器乐作品。该小提琴组曲的和声语言大胆借鉴印象派的和声手法，并使复合和弦与民族音调紧密结合，《西藏音诗》和马思聪的其他作品，代表了当时华人小提琴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和世界音乐宝库中的弦乐艺术珍品。参见梁茂春：《马思聪的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04期。
①韩尚义：《忆郑君里在西北拍<民族万岁>》，《电影评价》，1984年第6期。
③郑君里：《关于纪录电影的特征》，重庆《新民报·晚刊》，1943年2月26日。
④徐昌霖：《<民族万岁>观后感》，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1日。
①参见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②陈山：《人文电影的新景观》，载《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①孙明经、田新娜：《70年前的康藏故影》，《文明》，2010年第5期。
④孙明经、田新娜：《70年前的康藏故影》，《文明》，2010年第5期。
①姚忻：《新闻片与纪实片》，《电影与播音》，1943年，第2卷第1期。
②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与播音》，1942年，第1卷第5期。
③彭娇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④载《影音》，1947年，第6卷第7-8期。
①区永祥：《电教文献》，《电影与播音》，1943年，第2卷第5期。
②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6-277页。该书初版1933-1934年由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印出，原书分“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册。
③陈保亚：《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④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⑤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①参见赵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4-27页。
①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一起合并于新成立的南京大学。
②孙健三：《南京大学早期的电化教育实践》,《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①参见赵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4-27页。2003年孙明经的子女们将孙当年的考察记录整理出版了《1939年：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一书，使之成为与影像作品结合的文字文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充当了孙这些无声影片的旁白。
②孙明经：《电影是什么》，《电影与播音》，1947年，第5卷第10期。
②1953年，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费孝通提到“民族识别”时说有些自报是少数民族实际是汉族，有的是某一民族的分支，只是族称有别，如云南“阿细”、“撒尼”、“阿哲”、“普拉”等都是彝族的分支。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起到1982年才告一段落。1954年确认了38个，1965年确认15个，1982年再确认2个，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就共有56个民族，至今也有极少数族群的识别还没有定论。参见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③刘格平是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刘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当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费孝通当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有学者提到三人小组的领头人是谢扶民（蔡家麒1994），张江华也曾如此认为，但后来做了更正，他说谢扶民作为人大民委副主任可能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张江华的解释见《影视人类学通讯》第28期，2005年。
②李德君：《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③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①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剧本选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编，1981年。
②当下科学纪录片的含义和1960年代也有了一些区别，齐燕铭所说的科学纪录片和传统科教片比较接近。“科学纪录片”是指以科学精神为背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视角揭示科学内容，具有科学性、娱乐性、故事性、专业性、商业性，不同于传统科教片和一般纪录片的影片。见万彬彬：《科学纪录片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③齐燕铭：《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1983年，第3页。
④杨光海、詹承绪等：《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纪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另见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⑤本文“民纪片”拍摄数量引自刘达成：《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关于这一时期拍摄影片的总数量还有不同说法：杨光海在其回顾文章中说是21部，参见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①(美) 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1页。
②参见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87年，第6页。
③参见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其中《苦聪人》、《佤族》、《黎族》、《凉山彝族》等片为民主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拍摄。
①参见李德君：《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②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③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6日。
①目前西藏唯一的女活佛，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也表示“旧西藏非常黑暗，农奴们的生活还不如马匹和牲畜”。《西藏女活佛谴责达赖喇嘛违背佛教教义》，路透社，2008年4月4日。
②Amnesty International,"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sion in Tibet,1987-1992".
③Melvyn C. Goldste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1971, pp.521-34.
④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New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Part of the Taylor&FrancisGroup.2003,25(4):579-590.转引自维基百科。
⑤Fjeld, Heidi. Commoners and Nobles: Hereditary Divisions in Tibet.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2003: p.5
②参加这次考察的有谭克让、王晓义、张江华、王昭武、吴从众等人。1980年初又派出张江华、陈景源、陈乃文赴察隅做过一次补充调查。1980年初，由王晓义、吴从众、张江华分工写成《僜人》一书初稿。参阅吴从众：《西藏察隅僜人的社会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①王慰慈：《纪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台湾远流出版社，台北，2000年，第408页。
③保罗·基奥齐：《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梦兰译，《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
④周根红：《浅析西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表征》，《中国电视》，2011年第5期。
①参见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②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4页。
①参见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1-322页。
③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
①参见西摩-史密斯：《历史学与人类学》，刘文远译，载《世界民族》，1990年第2期。原载《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1986年。
②参见乔健：《美国历史学派》，《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143页。
③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①索穷：《西藏的电影往事》，《中国西藏》，2006年第4期。
②遇到进口片语言不通时，影院会安排懂语言的人做同声传译，具体做法是翻译通过机器上附带的耳机监听影片对白，同时将影片的音量关小，然后将剧中的情节和对白译成拉萨话。有时传译人员临时有事无法出场，观众们就调侃说“话筒”丢了，但依然会看得津津有味。参见索穷：《西藏的电影往事》，《中国西藏》，2006年第4期。
①1950年代的电影事业还间接地成为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区工委电教队通过举办电影训练班，规模最大的是1956年9月开办的第3期，全西藏7个分工委共保送163人参加学习，多数是普通藏族人家的子女。后来转到咸阳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到基层党政机关参加民主改革，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各部门的领导。1959年底全藏电影队还只有45个，到19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电影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107个，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放映队。电影的普及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客观上却使藏区的电影放映行为到达了偏远的农牧区。到1980年代放映队增加到了448个。参见帕巴群增、赵鸿博：《西藏电影50年》，《西藏日报》，2001年5月31日。
②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第23页。
③有关“满洲映画”可参见（日）古市雅子：《“满影”电影研究》，九州出版社，北京，2010年。
①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香港，1998年，第71页。
①泽仁：《足迹永留雪域高原》，央视网新影厂频道，2010年1月21日。
②费孝通：《看电影<光明照耀着西藏>以后》，《人民日报》，1953年6月14日。
①《用摄影机记录西藏历史——访藏族电影摄影师扎西旺堆》,西藏新闻网，2002年11月1日。
⑤崔斌箴：《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拍摄故事》，《档案春秋》，2011年第4期。
①摄影韦林玉提出采用黑白胶卷，他认为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李俊支持韦林玉的选择，决定要在黑白世界里实现一种美的突破。参见崔斌箴：《电影<农奴>背后的西藏记忆》，中国网，2009年3月20日，www.china.com.cn。
②鲁晓鹏：《中国电影一百年与跨国电影研究：一个历史导引》，见《文化·镜像·诗学》，鲁晓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①参见王华：《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新中国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历史与建构》，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①扎西旺堆：《我用摄影机记录西藏的历史》，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tibetinfor.com/
①参见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少数民族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第174页。
①Neville Maxwell，India's China War，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0.
②金辉：《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北京，1995年。
①参见韩复东：《英雄人民的赞歌——看彩色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峯>》，《电影艺术》，1960年10期。
③参见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63-264页。
②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可参阅周正：《探险珠峰》，鹭江出版社，厦门，2004年。
①忻迎一：《万里藏北拍摄随感》，《电影通讯》，1989年第3期。
②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①大野清司：《中日纪录片的交流与合作》，载《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刘效礼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8页。
②参见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20-224页。
①杨候弟：《魂系云端之路——写在<唐蕃古道>播出之际》，《人民日报》，1987年4月17日。
③大野清司：《中日纪录片的交流与合作》，载《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刘效礼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8页。
②刘大先：《光晕中的香格里拉：<西藏的诱惑>》，《中国民族报》，2008年8月22日。
③参见《西藏的诱惑》一片的解说词：孙振华说，在高山的古寺、在草场的帐篷，面对着一碗碗浓郁的酥油茶，一块块风干的牛羊肉，藏族的父老兄弟视我为知己，尊我为朋友，我深深感到了民族友情的温暖。
①引自《西藏的诱惑》一片的解说词。
①伍丹、王婷：《“文献”与“文艺的抉择”——西藏电视纪录片论》，《作家》，2008年12期。
①参见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196页。
②目前，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51座、电视台272座、教育电视台44座、广播电视台2087座；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6.31％和97.23％；开办广播节目2423套、电视节目3182套，分别比1982年增长了40倍和392倍；年生产电视剧1.2万余集，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年生产电影故事片456部，是世界上第三大电影大国。数据来源参见朱虹：《纪录片：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影视制作》，2010年第9期。
①梅子笑：《西藏卫视领军西部卫星频道》，网易娱乐专稿，2011年8月13日。
③“文革”期间民间流传的关于电影的段子是：“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参见李宏宇、周瑜：《中央新影：记录国家影像历史》，《南方周末》第1108期，2005年5月5日。
⑤参见单万里：《中国文献纪录片演变历程》，《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①拉鲁1965年8月出狱后，成为拉萨城北郊区的一名普通劳动者。在妻子索朗德吉患病、孩子尚小的情况下，拉鲁毅然一人扛起了地里的农活，很快学会了种地、收割、打场等农活，通过辛勤劳动挣得一家三个人的口粮。1983年4月，拉鲁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2011年9月15日在拉萨逝世，享年98岁。有关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回忆录可参见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六），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另见拉鲁·次旺多吉：《迷途幡然悟新生：一位参与1959年西藏叛乱的噶伦忆往》，《春秋》，2009年第4-5期。
①次登：《沧桑巨变50年——抚今追昔话西藏》，《西藏日报》，2001年4月1日网络版。
③大致的价格是以1980年为界来划分。1980年后的资料一律为每分钟1500元，1980年前的又分为三类：一是新影的完成片，每分钟2400元；二是素材，即未用于任何成片的影像资料，每分钟9600元，素材购买还需请示厂级批准；三是新影以购买、交换等途径搜集到的国外成片或是非新影制作的成片，每分钟是4800元。如果是国外买家价格则更贵，1980年前/后的价格分别是每分钟2400美元和1500美元。目前来说，俄罗斯、越南等国的影像资料比较贵，央视一制片人筹拍大型节目收集资料时，俄国人开出了2000多美元一分钟的天价，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翻录4盘BETA带的胶片素材仅用了75美元的复制费。关于新影的资料数据参见李宏宇、周瑜：《中央新影：记录国家影像历史》，《南方周末》第1108期，2005年5月5日。
①参见马有福对王怀信的采访，《纪录片：青海值得珍惜的艺术家产》，《青海日报》，2011年8月12日。
①葛建中、郭国庆：《改革开放30年青海纪录片巡礼》，《青海日报》，2008年9月24日。
①参见庄孔韶：《长江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及其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②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③参见中根千枝：《我的人类学：个人的经历》，《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③详见格勒、刘一民、张建世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4年第2版，第66-76页。
①参见《藏北人家》的解说词。
②王海兵：《电视纪录片〈藏北人家〉创作谈》，四川电视台，http://www.tv8848.cn
①格勒、刘一民、张建世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4年第2版，第189-196页。
③参见《藏北人家》的解说词。
①王海兵：《谈谈纪实性纪录片的创作》，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召开的大省市纪录片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王海兵：《外国专家评<藏北人家>》，《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①有关《天上西藏》一片的评论可参阅张蓉、邓宇：《影像中的西藏——以纪录片<天上西藏>为分析文本》，《西藏文学》，2008年第1期。
②参见纪录·中国网站。
③参见陈保亚：《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①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②参见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③参见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①对于纪录片中体现出的多种藏族习俗和地方文化特征可参阅郭安丽：《纪录片中的藏文化传播现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①田壮壮、倪震：《回眸<德拉姆>——田壮壮导演访谈录》，《当代电影》，2004年第4期。
①刘岩群、段崇文：《纪录片<茶马古道>的特色和意义》，《当代电视》，2004年第4期。
①嘉孚随影视家编辑部编：《德拉姆》，民族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3页。
②郝跃俊：《身心与精神的跋涉》，《南方电视学刊》，2003年第4期。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7月5日。
②柳陞祺、常凤玄等：《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185页。
③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⑤《西藏喇嘛生活的变化》，新华社报道，1979年3月24日。转引自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第329页。
④单万里：《中国文献纪录片演变历程》，《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②参见刘苗苗：《阿哥，你何须说——析电视纪录片<达赖喇嘛>》，《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①李晓山手记，《我们怎样摄制<达赖喇嘛>》，1998年3月9日。
①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603页。
①参见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5-279页。
①与该片相关的藏传佛教文化现象可参见张江华：《轮回与圆圈——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研究》，《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人类学影片目录简介”（1957—2002），共68部。
②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6日。
①李红：《“三江源”创作经验及启示》，《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2006），刘效礼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284页。
①孙红云：《真实的游戏：新纪录电影的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87页。
②钟大年：《电视纪录片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①参见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②张暖忻在《沙鸥》（1981）一片中和摄影师鲍萧然合作进行了一些纪实摄影美学方面的尝试并取得成功，如对光学低照度光域表现力的开拓、长镜头和写实摄影手法的运用以及在运动中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细节等等。其他导演如张良的《雅马哈鱼档》（1984）也有许多动人的对“芳村鱼栏”等真实生活场景和人物活动的实景偷拍。此后独立导演张元、贾樟柯等人在其作品中也有较多纪实元素的运用。参见郑国恩、巩如梅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摄影卷》（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34-39页。
①朱羽君：《电视记录语言的演变》，2004年11月26日，中国纪录片网。
②王海兵：《纪录片的客观记录与主观表达》，原载《西部电视》，转引自银海网，2002年12月6日。
③参见叶志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叙事转型》，《新闻界》，2008年第3期。
④高行健：《我与布莱希特》，载《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⑤参见朱羽君：《电视记录语言的演变》，2004年11月26日，中国纪录片网。
①参见韩君倩：《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与风格回望》，《电影艺术》，2006年第2期。
②对于直接电影的拍摄方法，利柯克说的更为具体，他说：“在60年代，我们制定了一些规则：没有灯光，没有三脚架，没有录音吊杆，不戴耳机（他会让你看起来很愚蠢，而且显得很有距离感）。永远不要超过两个人，永远不要安排你的被摄者去做任何事情。尤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他们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要把时间花在拍摄上，如果你错过了某些东西，就忘掉它，而相信类似的东西还会再次出现。尽量去了解你的拍摄对象，即使不是友谊的话，彼此也应该产生尊重。”Michael Tobias, The Search for Reality, 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1997, P45.转引自黎晓峰：《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4页。
③参见聂欣如：《纪录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10年，第90-92页。
①怀斯曼：《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475-477页。
②同上，第481页。另见《纪录手册》，2001年。
③王慰慈：《记录与探索：1990一2000大陆纪录片的发展与口述记录》，（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出版，2001年，第66-67页。
④雷蔚真：《访美国直接电影大师弗里德里克·怀斯曼》，《电视研究》，1997年第9期。
⑤怀斯曼：《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480页。
①王慰慈：《记录与探索：1990一2000大陆纪录片的发展与口述记录》，（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出版，2001年，第66-67页。
①关于民族志文本“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的区别和功能以及与“真实”叙事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陈庆德、郑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①参见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导言，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
②李幸、刘晓茜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纪录片的滥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①引自魏斌1997年12月5日在中央台社教中心年终总结会上的发言。
①关于古代藏族部落的传统环境保护法规参见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68页。
②王玉琴：《藏族的生态伦理思想》，西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7页。
③参见桑杰端智：《藏传佛教生态保护思想与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④降边嘉措：《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峡两岸中国江河源与中华民族发展会研讨会论文稿,第8页。
①Micheal Rabiger：《制作纪录片》，王亚维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②韩君倩：《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与风格回望》，《电影艺术》，2006年第2期。
①参见赵汀阳：《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读书》，2004年第10期。
②党福民：《<可可西里>对传统西部电影的创新与突破》，《电影评介》，2008年第21期。
①参见张明：《<西藏一年>：影像民族志的新面向》，《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
①藏传佛教的终极价值是藏族信徒精神世界最深层的支柱，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他们心灵中矗立起来的终极关怀的神殿。参见班班多杰：《论藏传佛教的价值取向及藏人观念之现代转换》，《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①参见格勒：《藏族早期历史和文化》，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第481页。
②格勒：《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载格勒：《藏学、人类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第411页。
①参见戈尔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3年，第356-357页。
②李德洙：《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民族团结》，2000年第9期。
①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239页。
③参见陈波：《生活在香巴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360-361页。
④参见李雄华：《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求索》，2003年第1期。
①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第190页。
②王建娥：《族际政治视野中的自治、共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①中国独立电影年度报告（2008年度），独立电影门户现象网，2008年。
②1994年，广电部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对七名导演未经批准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中国电影专题展做出处罚，所谓“七君子事件”。有研究者以此作为大陆存在“体制外独立电影”的另类明证。参见顾峥：《当代中国独立电影史论》，中央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4年，第4-7页。
③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142页。
④郑伟：《记录与表述：中国大陆一九九○年代以来的独立纪录片》，《读书》，2003年第10期。
⑤郝建：《第六代：命名式中的死亡与夹缝中的话语生命》，《山花》，2005年第3期。
③崔卫平：《中国大陆独立制作纪录片的生长空间》，《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6月号。
①李幸、刘晓茜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纪录片的滥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121页。
①周爱明：《西藏“吉度”的民俗文化学研究》，《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台北，2000年，第224-231页。
①参见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6日。
③参见梅冰：《唐丹鸿访谈》，2002年5月，北大在线网站。
③俞灵：《最后的防雹师》，中国民族宗教网，2006年1月6日。http://www.mzb.com.cn/html/node/9071-1.htm
①参见李宏宇：《村民自治，村民白拍》，载《南方周末》，2006年5月11日。
②杨晓芹：《村民实验视觉影像过程的权力建构》：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场论文，昆明，2009年。
③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①邓启耀：《图像时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王慰慈：《（台湾）文化纪录片研讨汇集》第二卷序言，1998，转引自《影视人类学通讯》，2000年2月，总第11期。
③詹姆斯·克里福德、乔治·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第244页。
④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还出版有《正见》、《佛教的见地与修道》、《朝圣：到印度圣地做什么》等佛教书籍。
①有关更敦群培的相关研究文献可参见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培传略》，《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另见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更敦群培评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82-484页。
③黄凤兰：《影视人类学及其作品的意义与功能》，《文化学刊》，2007年第2期。
①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8年，第5页。
②有关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史可参阅（美）顾定国（Gregory E.Guldin）：《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
③引自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高丙中为“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撰写的序言，该丛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写文化》、《象征之林》、《萨摩亚人的成年》等。
①参见张明：《雪域深描：用影像重新写文化》，《中国电视》，2011年第6期。
②参见马驷骥主编：《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①参见满却顿智：《关于藏族题材电影》，西藏文化网，http://www.tibetcul.com
①格勒：《浅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杜荣坤、肖峰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8-169页。
①迈克尔·费布尔：《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写文化》，詹姆斯·克里福德、乔治·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第244页。
①罗尔夫·胡斯曼、梅提杰·珀斯特玛：《民族志电影》，《当今国际人类学》，彼特·纳斯、张继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296页。
②玛格丽特·米德：《文字训练中的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③肖平：《纪录片历史影像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④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8年，第23页。
①参见阿森·巴利克西：《电影中的文化重建》，《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①罗尔夫·胡斯曼、梅提杰·珀斯特玛：《民族志电影》，《当今国际人类学》，彼特·纳斯、张继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306页。
③玛格丽特·米德：《文字训练中的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①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4页。
②宋光宇：《人类学导论》，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第17页。
③有关参与观察对纪录片创作的启示，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①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②李幸、刘晓茜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新纪录片的滥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弟49页。
③徐菡：《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①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记实语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②参见《法国人类学电影周资料》，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编，1998年。
①高峰、肖平：《电视纪录片论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62-64页。
②参见乔健：《美国历史学派》，《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144页。
③朱羽君、雷蔚真：《电视采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①杨树林：《德拉姆：记录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电影》，2004年8-9月号。
②蔡家麒：《“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再探讨》，《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③陈刚：《这样创作纪录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⑤张雅欣：《异文化的撞击——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地域性与国际性》，《现代传播》，1996年第6期。
①详见钟以谦：《NHK：纪录片扮演风波》，《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②参见胡台丽：《仪式与影像研究的新面向：排湾古楼祭仪活化文本的启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6期，1999年。
③乔健：《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①俞孔坚：《文化景观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珍贵遗产》，《世界遗产》，2009年第4期。
②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③阿森·巴列克西：《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关学君摘译、陈永龄校，《世界民族》，1986年第2期。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辑刊,1985年。
①张江华、李德君：《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①单霁翔：《让西藏文化遗产永久传承》，《求是》杂志，2011年第9期。
②庄孔韶：《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与实践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③参见常凌翀：《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另见高有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生存》，《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④周兴茂:《当前人类学片的选题重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10年第2期。
①谢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面观》，中国民俗学网，2010年8月4日。
①刘大先：《雪域高原上的歌手》，《中国民族报》，2006年12月22日。
②崔莹：《从<仲巴·昂仁>看文化传承》，2008年11月18日，http://suntree.5d6d.com/archiver/tid-1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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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王甫：《积极稳妥地实施制播分离》，《广播电视研究》，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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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凌翀：《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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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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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芭芭拉·艾菲：《影视人类学的当下处境》，杨昆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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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s Autho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参见芭芭拉·艾菲：《影视人类学的当下处境》，杨昆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参见杨俊蕾：《真实全景与视觉平等——简论影视人类学中的影像逻辑与伦理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⑤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①理查德·巴萨姆认为弗拉哈迪的力量在于他叙事的想象力，而不在于表现这个想象力的电影形式。参见理查德·巴萨姆：《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王亚维译，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6年，第84-91页。
②参见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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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7-28页。
①参见保罗·基奥齐：《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梦兰译，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另见阿森·巴列克西：《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关学君摘译、陈永龄校，《世界民族》，1986年第2期。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辑刊,1985年。
①有关法国各个时期拍摄的各种形态纪录片介绍，可参阅单万里主编的《2006法国纪录电影展》手册，中国电影资料馆，2006年，第61页。
②庄孔韶：《文化与性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③杨光海、詹承绪等：《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纪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①参见于晓刚、王清华等：《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②杜荣坤、肖峰主编：《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③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④张江华、李德君等编：《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⑤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⑥邓启耀主编：《视觉表达：2002》，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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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张雅欣：《影像文化志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⑤参阅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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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杨堃：《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81-184页。
①胡鸿保：《中国社会中学的人类学传统》，《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
①有关“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关系”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②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片的首要原则》，《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26-227，232页。
③巴石：《论电视纪录片在四川的崛起》，《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台百卷丛书——四川电视台卷》，吴宝文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①有关分类节目中纪录片部分的解释详见《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研讨论文集锦》，杨伟光主编，东方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6-10页。
②参见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导言，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
①参见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②莎伦·谢尔曼：《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张举文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2011年，第34-35页。
③埃米莉·布里加德：《民族志电影史》，《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3-14页。
④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
①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0-31页。
②保罗·基奥齐：《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知寒译，《世界民族》，1991年第1期。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1989年第2卷第1期。
①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参见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①引自胡台丽在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民族志影片的展望”，参见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网站，http://www.tave.sinica.edu.tw
②参见杨俊蕾：《真实全景与视觉平等——简论影视人类学中的影像逻辑与伦理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④参见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等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①张江华、李德君等编：《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5页。
②陈刚：《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
③张辉：《用视听语言来解释人类文化现象》，《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①参见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②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26页。
③参见艾菊红：《作为文化解释的人类学影视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240页。
⑤参见朱景和：《纪录片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⑥聂欣如：《纪录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①参见陈庆德、郑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
③陈默：《浅谈人类学片的理论革新与影视化》，《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①蒋勋：《美学的原点》，台北《商业周刊》第1129期，第22页。
①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②Javie，I．C：The Problem of the Ethnographic Real. In Current Anthropology，1983，24(3)：313-325.
③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春季号。
④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①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
①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②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纪实美学为基础，按照生活原貌真实再现生活，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痛苦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多采用远景和长焦距等镜头，不在意镜头角度和蒙太奇手法。一般采单线结构，依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注意细节真实，主张从平凡生活中挖掘潜在的戏剧性和情节主题，按生活的实际流程来结构影片。代表作品有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游击队》(1946)和维斯康蒂的《大地在波动》(1948)等片。
③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④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得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第3页。
①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②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67-68页。
③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黄甫一川等译，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等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19页。
④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４期。
⑤庄孔韶：《影视影像摄制的人类学研究定位》，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l54-155页。
①雷亮中：《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②钟大年：《纪实不是真实》，《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关于“纪实与真实”论争的相关文章可参阅姜依文主编：《生存之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③胡智锋：《论电视纪录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1-2期。关于纪录美学可参阅胡智锋：《电视美学大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另见胡智锋：《电视美的探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①陈默：《浅谈人类学片的理论革新与影视化》，《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②庄孔韶：《影视影像摄制的人类学研究定位》，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51-152、155页。
①参见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②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的山岳系列电影还包括《攀登马特洪峰》(1908)、《与巨人之齿共舞》(1911)、《色调》(1918)。
①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①有关吴忠信的传略可参见丁剑：《吴忠信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参见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85页。
③《西藏音诗》是近代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西藏为题材并采用西藏民间音乐作素材的器乐作品。该小提琴组曲的和声语言大胆借鉴印象派的和声手法，并使复合和弦与民族音调紧密结合，《西藏音诗》和马思聪的其他作品，代表了当时华人小提琴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和世界音乐宝库中的弦乐艺术珍品。参见梁茂春：《马思聪的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04期。
①韩尚义：《忆郑君里在西北拍<民族万岁>》，《电影评价》，1984年第6期。
③郑君里：《关于纪录电影的特征》，重庆《新民报·晚刊》，1943年2月26日。
④徐昌霖：《<民族万岁>观后感》，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1日。
①参见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②陈山：《人文电影的新景观》，载《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①孙明经、田新娜：《70年前的康藏故影》，《文明》，2010年第5期。
④孙明经、田新娜：《70年前的康藏故影》，《文明》，2010年第5期。
①姚忻：《新闻片与纪实片》，《电影与播音》，1943年，第2卷第1期。
②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电影与播音》，1942年，第1卷第5期。
③彭娇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④载《影音》，1947年，第6卷第7-8期。
①区永祥：《电教文献》，《电影与播音》，1943年，第2卷第5期。
②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6-277页。该书初版1933-1934年由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印出，原书分“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册。
③陈保亚：《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④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⑤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①参见赵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4-27页。
①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一起合并于新成立的南京大学。
②孙健三：《南京大学早期的电化教育实践》,《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①参见赵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4-27页。2003年孙明经的子女们将孙当年的考察记录整理出版了《1939年：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一书，使之成为与影像作品结合的文字文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充当了孙这些无声影片的旁白。
②孙明经：《电影是什么》，《电影与播音》，1947年，第5卷第10期。
②1953年，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费孝通提到“民族识别”时说有些自报是少数民族实际是汉族，有的是某一民族的分支，只是族称有别，如云南“阿细”、“撒尼”、“阿哲”、“普拉”等都是彝族的分支。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起到1982年才告一段落。1954年确认了38个，1965年确认15个，1982年再确认2个，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就共有56个民族，至今也有极少数族群的识别还没有定论。参见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③刘格平是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刘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当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费孝通当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有学者提到三人小组的领头人是谢扶民（蔡家麒1994），张江华也曾如此认为，但后来做了更正，他说谢扶民作为人大民委副主任可能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张江华的解释见《影视人类学通讯》第28期，2005年。
②李德君：《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③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①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剧本选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编，1981年。
②当下科学纪录片的含义和1960年代也有了一些区别，齐燕铭所说的科学纪录片和传统科教片比较接近。“科学纪录片”是指以科学精神为背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视角揭示科学内容，具有科学性、娱乐性、故事性、专业性、商业性，不同于传统科教片和一般纪录片的影片。见万彬彬：《科学纪录片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③齐燕铭：《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1983年，第3页。
④杨光海、詹承绪等：《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纪片》，《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另见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⑤本文“民纪片”拍摄数量引自刘达成：《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关于这一时期拍摄影片的总数量还有不同说法：杨光海在其回顾文章中说是21部，参见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①(美) 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1页。
②参见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87年，第6页。
③参见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其中《苦聪人》、《佤族》、《黎族》、《凉山彝族》等片为民主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拍摄。
①参见李德君：《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②蔡家麒：《中国影视人类学40年回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③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6日。
①目前西藏唯一的女活佛，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也表示“旧西藏非常黑暗，农奴们的生活还不如马匹和牲畜”。《西藏女活佛谴责达赖喇嘛违背佛教教义》，路透社，2008年4月4日。
②Amnesty International,"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sion in Tibet,1987-1992".
③Melvyn C. Goldste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1971, pp.521-34.
④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New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Part of the Taylor&FrancisGroup.2003,25(4):579-590.转引自维基百科。
⑤Fjeld, Heidi. Commoners and Nobles: Hereditary Divisions in Tibet.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2003: p.5
②参加这次考察的有谭克让、王晓义、张江华、王昭武、吴从众等人。1980年初又派出张江华、陈景源、陈乃文赴察隅做过一次补充调查。1980年初，由王晓义、吴从众、张江华分工写成《僜人》一书初稿。参阅吴从众：《西藏察隅僜人的社会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①王慰慈：《纪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台湾远流出版社，台北，2000年，第408页。
③保罗·基奥齐：《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梦兰译，《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
④周根红：《浅析西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表征》，《中国电视》，2011年第5期。
①参见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②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4页。
①参见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1-322页。
③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
①参见西摩-史密斯：《历史学与人类学》，刘文远译，载《世界民族》，1990年第2期。原载《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1986年。
②参见乔健：《美国历史学派》，《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143页。
③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①索穷：《西藏的电影往事》，《中国西藏》，2006年第4期。
②遇到进口片语言不通时，影院会安排懂语言的人做同声传译，具体做法是翻译通过机器上附带的耳机监听影片对白，同时将影片的音量关小，然后将剧中的情节和对白译成拉萨话。有时传译人员临时有事无法出场，观众们就调侃说“话筒”丢了，但依然会看得津津有味。参见索穷：《西藏的电影往事》，《中国西藏》，2006年第4期。
①1950年代的电影事业还间接地成为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区工委电教队通过举办电影训练班，规模最大的是1956年9月开办的第3期，全西藏7个分工委共保送163人参加学习，多数是普通藏族人家的子女。后来转到咸阳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到基层党政机关参加民主改革，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各部门的领导。1959年底全藏电影队还只有45个，到19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电影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到107个，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放映队。电影的普及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客观上却使藏区的电影放映行为到达了偏远的农牧区。到1980年代放映队增加到了448个。参见帕巴群增、赵鸿博：《西藏电影50年》，《西藏日报》，2001年5月31日。
②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第23页。
③有关“满洲映画”可参见（日）古市雅子：《“满影”电影研究》，九州出版社，北京，2010年。
①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香港，1998年，第71页。
①泽仁：《足迹永留雪域高原》，央视网新影厂频道，2010年1月21日。
②费孝通：《看电影<光明照耀着西藏>以后》，《人民日报》，1953年6月14日。
①《用摄影机记录西藏历史——访藏族电影摄影师扎西旺堆》,西藏新闻网，2002年11月1日。
⑤崔斌箴：《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拍摄故事》，《档案春秋》，2011年第4期。
①摄影韦林玉提出采用黑白胶卷，他认为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李俊支持韦林玉的选择，决定要在黑白世界里实现一种美的突破。参见崔斌箴：《电影<农奴>背后的西藏记忆》，中国网，2009年3月20日，www.china.com.cn。
②鲁晓鹏：《中国电影一百年与跨国电影研究：一个历史导引》，见《文化·镜像·诗学》，鲁晓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①参见王华：《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新中国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历史与建构》，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①扎西旺堆：《我用摄影机记录西藏的历史》，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tibetinfor.com/
①参见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少数民族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第174页。
①Neville Maxwell，India's China War，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0.
②金辉：《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北京，1995年。
①参见韩复东：《英雄人民的赞歌——看彩色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峯>》，《电影艺术》，1960年10期。
③参见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263-264页。
②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可参阅周正：《探险珠峰》，鹭江出版社，厦门，2004年。
①忻迎一：《万里藏北拍摄随感》，《电影通讯》，1989年第3期。
②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①大野清司：《中日纪录片的交流与合作》，载《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刘效礼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8页。
②参见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20-224页。
①杨候弟：《魂系云端之路——写在<唐蕃古道>播出之际》，《人民日报》，1987年4月17日。
③大野清司：《中日纪录片的交流与合作》，载《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刘效礼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8页。
②刘大先：《光晕中的香格里拉：<西藏的诱惑>》，《中国民族报》，2008年8月22日。
③参见《西藏的诱惑》一片的解说词：孙振华说，在高山的古寺、在草场的帐篷，面对着一碗碗浓郁的酥油茶，一块块风干的牛羊肉，藏族的父老兄弟视我为知己，尊我为朋友，我深深感到了民族友情的温暖。
①引自《西藏的诱惑》一片的解说词。
①伍丹、王婷：《“文献”与“文艺的抉择”——西藏电视纪录片论》，《作家》，2008年12期。
①参见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196页。
②目前，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51座、电视台272座、教育电视台44座、广播电视台2087座；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6.31％和97.23％；开办广播节目2423套、电视节目3182套，分别比1982年增长了40倍和392倍；年生产电视剧1.2万余集，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年生产电影故事片456部，是世界上第三大电影大国。数据来源参见朱虹：《纪录片：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影视制作》，2010年第9期。
①梅子笑：《西藏卫视领军西部卫星频道》，网易娱乐专稿，2011年8月13日。
③“文革”期间民间流传的关于电影的段子是：“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参见李宏宇、周瑜：《中央新影：记录国家影像历史》，《南方周末》第1108期，2005年5月5日。
⑤参见单万里：《中国文献纪录片演变历程》，《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①拉鲁1965年8月出狱后，成为拉萨城北郊区的一名普通劳动者。在妻子索朗德吉患病、孩子尚小的情况下，拉鲁毅然一人扛起了地里的农活，很快学会了种地、收割、打场等农活，通过辛勤劳动挣得一家三个人的口粮。1983年4月，拉鲁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2011年9月15日在拉萨逝世，享年98岁。有关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回忆录可参见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六），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另见拉鲁·次旺多吉：《迷途幡然悟新生：一位参与1959年西藏叛乱的噶伦忆往》，《春秋》，2009年第4-5期。
①次登：《沧桑巨变50年——抚今追昔话西藏》，《西藏日报》，2001年4月1日网络版。
③大致的价格是以1980年为界来划分。1980年后的资料一律为每分钟1500元，1980年前的又分为三类：一是新影的完成片，每分钟2400元；二是素材，即未用于任何成片的影像资料，每分钟9600元，素材购买还需请示厂级批准；三是新影以购买、交换等途径搜集到的国外成片或是非新影制作的成片，每分钟是4800元。如果是国外买家价格则更贵，1980年前/后的价格分别是每分钟2400美元和1500美元。目前来说，俄罗斯、越南等国的影像资料比较贵，央视一制片人筹拍大型节目收集资料时，俄国人开出了2000多美元一分钟的天价，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翻录4盘BETA带的胶片素材仅用了75美元的复制费。关于新影的资料数据参见李宏宇、周瑜：《中央新影：记录国家影像历史》，《南方周末》第1108期，2005年5月5日。
①参见马有福对王怀信的采访，《纪录片：青海值得珍惜的艺术家产》，《青海日报》，2011年8月12日。
①葛建中、郭国庆：《改革开放30年青海纪录片巡礼》，《青海日报》，2008年9月24日。
①参见庄孔韶：《长江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及其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②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③参见中根千枝：《我的人类学：个人的经历》，《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③详见格勒、刘一民、张建世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4年第2版，第66-76页。
①参见《藏北人家》的解说词。
②王海兵：《电视纪录片〈藏北人家〉创作谈》，四川电视台，http://www.tv8848.cn
①格勒、刘一民、张建世等：《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4年第2版，第189-196页。
③参见《藏北人家》的解说词。
①王海兵：《谈谈纪实性纪录片的创作》，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召开的大省市纪录片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王海兵：《外国专家评<藏北人家>》，《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①有关《天上西藏》一片的评论可参阅张蓉、邓宇：《影像中的西藏——以纪录片<天上西藏>为分析文本》，《西藏文学》，2008年第1期。
②参见纪录·中国网站。
③参见陈保亚：《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①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②参见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③参见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①对于纪录片中体现出的多种藏族习俗和地方文化特征可参阅郭安丽：《纪录片中的藏文化传播现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①田壮壮、倪震：《回眸<德拉姆>——田壮壮导演访谈录》，《当代电影》，2004年第4期。
①刘岩群、段崇文：《纪录片<茶马古道>的特色和意义》，《当代电视》，2004年第4期。
①嘉孚随影视家编辑部编：《德拉姆》，民族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3页。
②郝跃俊：《身心与精神的跋涉》，《南方电视学刊》，2003年第4期。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7月5日。
②柳陞祺、常凤玄等：《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185页。
③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⑤《西藏喇嘛生活的变化》，新华社报道，1979年3月24日。转引自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第329页。
④单万里：《中国文献纪录片演变历程》，《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②参见刘苗苗：《阿哥，你何须说——析电视纪录片<达赖喇嘛>》，《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①李晓山手记，《我们怎样摄制<达赖喇嘛>》，1998年3月9日。
①梅尔温·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603页。
①参见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5-279页。
①与该片相关的藏传佛教文化现象可参见张江华：《轮回与圆圈——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研究》，《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人类学影片目录简介”（1957—2002），共68部。
②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6日。
①李红：《“三江源”创作经验及启示》，《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2006），刘效礼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284页。
①孙红云：《真实的游戏：新纪录电影的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87页。
②钟大年：《电视纪录片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①参见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②张暖忻在《沙鸥》（1981）一片中和摄影师鲍萧然合作进行了一些纪实摄影美学方面的尝试并取得成功，如对光学低照度光域表现力的开拓、长镜头和写实摄影手法的运用以及在运动中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细节等等。其他导演如张良的《雅马哈鱼档》（1984）也有许多动人的对“芳村鱼栏”等真实生活场景和人物活动的实景偷拍。此后独立导演张元、贾樟柯等人在其作品中也有较多纪实元素的运用。参见郑国恩、巩如梅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摄影卷》（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34-39页。
①朱羽君：《电视记录语言的演变》，2004年11月26日，中国纪录片网。
②王海兵：《纪录片的客观记录与主观表达》，原载《西部电视》，转引自银海网，2002年12月6日。
③参见叶志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叙事转型》，《新闻界》，2008年第3期。
④高行健：《我与布莱希特》，载《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⑤参见朱羽君：《电视记录语言的演变》，2004年11月26日，中国纪录片网。
①参见韩君倩：《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与风格回望》，《电影艺术》，2006年第2期。
②对于直接电影的拍摄方法，利柯克说的更为具体，他说：“在60年代，我们制定了一些规则：没有灯光，没有三脚架，没有录音吊杆，不戴耳机（他会让你看起来很愚蠢，而且显得很有距离感）。永远不要超过两个人，永远不要安排你的被摄者去做任何事情。尤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他们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要把时间花在拍摄上，如果你错过了某些东西，就忘掉它，而相信类似的东西还会再次出现。尽量去了解你的拍摄对象，即使不是友谊的话，彼此也应该产生尊重。”Michael Tobias, The Search for Reality, 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1997, P45.转引自黎晓峰：《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4页。
③参见聂欣如：《纪录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10年，第90-92页。
①怀斯曼：《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475-477页。
②同上，第481页。另见《纪录手册》，2001年。
③王慰慈：《记录与探索：1990一2000大陆纪录片的发展与口述记录》，（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出版，2001年，第66-67页。
④雷蔚真：《访美国直接电影大师弗里德里克·怀斯曼》，《电视研究》，1997年第9期。
⑤怀斯曼：《积累式的印象化主观描述》，《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480页。
①王慰慈：《记录与探索：1990一2000大陆纪录片的发展与口述记录》，（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出版，2001年，第66-67页。
①关于民族志文本“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的区别和功能以及与“真实”叙事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陈庆德、郑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①参见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导言，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
②李幸、刘晓茜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纪录片的滥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①引自魏斌1997年12月5日在中央台社教中心年终总结会上的发言。
①关于古代藏族部落的传统环境保护法规参见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68页。
②王玉琴：《藏族的生态伦理思想》，西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7页。
③参见桑杰端智：《藏传佛教生态保护思想与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④降边嘉措：《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峡两岸中国江河源与中华民族发展会研讨会论文稿,第8页。
①Micheal Rabiger：《制作纪录片》，王亚维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②韩君倩：《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与风格回望》，《电影艺术》，2006年第2期。
①参见赵汀阳：《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读书》，2004年第10期。
②党福民：《<可可西里>对传统西部电影的创新与突破》，《电影评介》，2008年第21期。
①参见张明：《<西藏一年>：影像民族志的新面向》，《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
①藏传佛教的终极价值是藏族信徒精神世界最深层的支柱，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他们心灵中矗立起来的终极关怀的神殿。参见班班多杰：《论藏传佛教的价值取向及藏人观念之现代转换》，《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①参见格勒：《藏族早期历史和文化》，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第481页。
②格勒：《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载格勒：《藏学、人类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第411页。
①参见戈尔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3年，第356-357页。
②李德洙：《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民族团结》，2000年第9期。
①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239页。
③参见陈波：《生活在香巴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360-361页。
④参见李雄华：《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求索》，2003年第1期。
①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第190页。
②王建娥：《族际政治视野中的自治、共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①中国独立电影年度报告（2008年度），独立电影门户现象网，2008年。
②1994年，广电部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对七名导演未经批准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中国电影专题展做出处罚，所谓“七君子事件”。有研究者以此作为大陆存在“体制外独立电影”的另类明证。参见顾峥：《当代中国独立电影史论》，中央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4年，第4-7页。
③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142页。
④郑伟：《记录与表述：中国大陆一九九○年代以来的独立纪录片》，《读书》，2003年第10期。
⑤郝建：《第六代：命名式中的死亡与夹缝中的话语生命》，《山花》，2005年第3期。
③崔卫平：《中国大陆独立制作纪录片的生长空间》，《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6月号。
①李幸、刘晓茜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纪录片的滥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121页。
①周爱明：《西藏“吉度”的民俗文化学研究》，《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台北，2000年，第224-231页。
①参见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6日。
③参见梅冰：《唐丹鸿访谈》，2002年5月，北大在线网站。
③俞灵：《最后的防雹师》，中国民族宗教网，2006年1月6日。http://www.mzb.com.cn/html/node/9071-1.htm
①参见李宏宇：《村民自治，村民白拍》，载《南方周末》，2006年5月11日。
②杨晓芹：《村民实验视觉影像过程的权力建构》：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场论文，昆明，2009年。
③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①邓启耀：《图像时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王慰慈：《（台湾）文化纪录片研讨汇集》第二卷序言，1998，转引自《影视人类学通讯》，2000年2月，总第11期。
③詹姆斯·克里福德、乔治·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第244页。
④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还出版有《正见》、《佛教的见地与修道》、《朝圣：到印度圣地做什么》等佛教书籍。
①有关更敦群培的相关研究文献可参见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培传略》，《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另见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更敦群培评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82-484页。
③黄凤兰：《影视人类学及其作品的意义与功能》，《文化学刊》，2007年第2期。
①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8年，第5页。
②有关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史可参阅（美）顾定国（Gregory E.Guldin）：《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
③引自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高丙中为“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撰写的序言，该丛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写文化》、《象征之林》、《萨摩亚人的成年》等。
①参见张明：《雪域深描：用影像重新写文化》，《中国电视》，2011年第6期。
②参见马驷骥主编：《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①参见满却顿智：《关于藏族题材电影》，西藏文化网，http://www.tibetcul.com
①格勒：《浅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杜荣坤、肖峰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8-169页。
①迈克尔·费布尔：《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写文化》，詹姆斯·克里福德、乔治·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6年，第244页。
①罗尔夫·胡斯曼、梅提杰·珀斯特玛：《民族志电影》，《当今国际人类学》，彼特·纳斯、张继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296页。
②玛格丽特·米德：《文字训练中的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③肖平：《纪录片历史影像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④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8年，第23页。
①参见阿森·巴利克西：《电影中的文化重建》，《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①罗尔夫·胡斯曼、梅提杰·珀斯特玛：《民族志电影》，《当今国际人类学》，彼特·纳斯、张继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306页。
③玛格丽特·米德：《文字训练中的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原理》，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①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4页。
②宋光宇：《人类学导论》，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第17页。
③有关参与观察对纪录片创作的启示，参见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5-6期。
①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②李幸、刘晓茜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新纪录片的滥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弟49页。
③徐菡：《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①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记实语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②参见《法国人类学电影周资料》，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编，1998年。
①高峰、肖平：《电视纪录片论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62-64页。
②参见乔健：《美国历史学派》，《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144页。
③朱羽君、雷蔚真：《电视采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①杨树林：《德拉姆：记录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电影》，2004年8-9月号。
②蔡家麒：《“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再探讨》，《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③陈刚：《这样创作纪录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⑤张雅欣：《异文化的撞击——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地域性与国际性》，《现代传播》，1996年第6期。
①详见钟以谦：《NHK：纪录片扮演风波》，《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②参见胡台丽：《仪式与影像研究的新面向：排湾古楼祭仪活化文本的启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6期，1999年。
③乔健：《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①俞孔坚：《文化景观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珍贵遗产》，《世界遗产》，2009年第4期。
②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③阿森·巴列克西：《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关学君摘译、陈永龄校，《世界民族》，1986年第2期。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辑刊,1985年。
①张江华、李德君：《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①单霁翔：《让西藏文化遗产永久传承》，《求是》杂志，2011年第9期。
②庄孔韶：《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与实践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③参见常凌翀：《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另见高有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生存》，《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④周兴茂:《当前人类学片的选题重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10年第2期。
①谢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面观》，中国民俗学网，2010年8月4日。
①刘大先：《雪域高原上的歌手》，《中国民族报》，2006年12月22日。
②崔莹：《从<仲巴·昂仁>看文化传承》，2008年11月18日，http://suntree.5d6d.com/archiver/tid-1292.html
①常凌翀：《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
②李伟、俞孔坚：《世界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城市问题》，2005年第4期。
③刘小方：《文化线路辨析》，《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
①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②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西藏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①孙晓舒：《从落寞到新宠：中国影视人类学80年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1月25日。
②参见王甫：《积极稳妥地实施制播分离》，《广播电视研究》，1999年第6期。
②赵维良：《DV模式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传播渠道多元化研究》，《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年第25期。
①常凌翀：《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
②伍新明：《电视传播当代性与原生态文化影像元素》，《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③小川绅介：《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冯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⑤方方：《近30年的台湾纪录片》，《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①陈默：《浅谈人类学片的理论革新与影视化》，《甘肃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②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
③芭芭拉·艾菲：《影视人类学的当下处境》，杨昆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14页。
①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②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s Autho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参见芭芭拉·艾菲：《影视人类学的当下处境》，杨昆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参见杨俊蕾：《真实全景与视觉平等——简论影视人类学中的影像逻辑与伦理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⑤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①理查德·巴萨姆认为弗拉哈迪的力量在于他叙事的想象力，而不在于表现这个想象力的电影形式。参见理查德·巴萨姆：《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王亚维译，远流出版公司，台北，1996年，第84-91页。
②参见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42-43页。
①吴斌：《电视传播与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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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巴列克西：《民族志影视片与博物馆——历史及概况》，《世界民族》，关学君译，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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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基奥齐：《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梦兰译，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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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边嘉措：《〈格萨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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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孚随影视家编辑部编：《德拉姆》，民族出版社，北京，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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