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的商人组织与市场整合研究（155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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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明清两代的市场发展为中心,重新评估商人组织在16-19世纪期间中国市场整合中的作用。过去的研究为此曾经有过争论,并以中国小农经济和经济停滞为题而把传统商人组织视之为落后的企业制度。本文试图透过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区域贸易市场和商人网络,以展示和理清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此外,本文也实证检验了影响1736—1911年问江南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的各种因素,更深入理解了中国市场整合趋势背后的原因。
正如本文所示,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复杂的关系。对市场价格变动的研究说明,两个地区间市场的整合并不单单取决于它们的经济规模,同时还受到国内市场其他因素的影响,并取决于该市场中商人组织的套利活动。一般来说,商人活跃程度高的市场,市场更容易吸引竞争,市场的交易效率也更高。然而,除了商人组织对市场整合的影响之外,人口压力、运输距离、气候灾害和政府的市场政策等都会影响市场价格变动。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商人组织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质,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市场的整合效率。简单来说,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商人组织、政府政策对市场整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ses of Ming-Ch'ing dynasties'market development, re-ass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ng-Ch'ing merchants through16-19centur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arket.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bated over the issue and thought the traditional merchant groups outdated because they were part of peasant economy and the cause of economic stagn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regional trade market and merchant network during Ming-Ch'ing dynasties, to display and make their complex relationship clear.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different factor affecting markets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 of Jiangnan during1736and1911, which helps understand tendency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As shown in this paper,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Ming-Ch'ing dynasties was intricate. According to research on market price movement, market integration of two regions was not simply determined by its economic scale, also by other factors in domestic market, especially by merchants'arbitrage. In general, a market with more active merchants will active competition more easily, market trading will be more efficient too. In addition to merchants'influence, population pressure, shipment distance, climate disasters, and government policy may b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arket price. Besides, social network built by the merchants can never be neglected, it is the network that promoted market integration. In short,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merchants groups and government policy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hey are generally interchangeable.
正如本文所示,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复杂的关系。对市场价格变动的研究说明,两个地区间市场的整合并不单单取决于它们的经济规模,同时还受到国内市场其他因素的影响,并取决于该市场中商人组织的套利活动。一般来说,商人活跃程度高的市场,市场更容易吸引竞争,市场的交易效率也更高。然而,除了商人组织对市场整合的影响之外,人口压力、运输距离、气候灾害和政府的市场政策等都会影响市场价格变动。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商人组织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质,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市场的整合效率。简单来说,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商人组织、政府政策对市场整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呈现明显的替代效应。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ses of Ming-Ch'ing dynasties'market development, re-ass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ng-Ch'ing merchants through16-19centur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arket.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bated over the issue and thought the traditional merchant groups outdated because they were part of peasant economy and the cause of economic stagn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regional trade market and merchant network during Ming-Ch'ing dynasties, to display and make their complex relationship clear.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different factor affecting markets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 of Jiangnan during1736and1911, which helps understand tendency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As shown in this paper,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Ming-Ch'ing dynasties was intricate. According to research on market price movement, market integration of two regions was not simply determined by its economic scale, also by other factors in domestic market, especially by merchants'arbitrage. In general, a market with more active merchants will active competition more easily, market trading will be more efficient too. In addition to merchants'influence, population pressure, shipment distance, climate disasters, and government policy may b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arket price. Besides, social network built by the merchants can never be neglected, it is the network that promoted market integration. In short,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merchants groups and government policy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hey are generally interchangeable.
引文
①在16世纪,王阳明便有“古者四民异业而通道”的看法,从正统的角度肯定了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的人是不分高下的。其后更有李赞、黄宗羲等大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新论点,以肯定商人的行为来重新解释儒家思想的含义。除了这种士商转变的社会影响之外,商人数目增加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中国人口自明初的7000万增加明末的15000万,到清乾隆晚期更增至30000万。但是,同期的举人、进士录取名额却没有增加,据估计,16世纪每名秀才在3年之内只有1/30的机会成为举人或贡生。落榜的秀才只好另寻出路,而经商无疑是一个选择,正是这种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层流动造就了“贾而好儒”的同期的举人、进士录取名额却没有增加,据估计,16世纪每名秀才在3年之内只有1/30的机会成为举人或贡生。落榜的秀才只好另寻出路,而经商无疑是一个选择,正是这种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层流动造就了“贾而好儒”的徽商等著名商帮。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7页。
③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1-302页。
④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曾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19页)。
①在20世纪前半期,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诸种说法中,有夏曾佑所谓“近古”,指唐末至清末,即公元900-1900年；有吕思勉所谓“近古”,则指安史之乱至元末,即公元750-1368年；有以“近古”指五代至明末,即公元907-1644年,或以“近古”指宋元明时代。此外,还有用“近世”指明清,即1368-1911年,亦有仅指清代的(参看陈启云：《中国历史分期的观念问题》,载陈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胡适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以“近世”指宋元明清。事实上,一些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认为,唐代的中国已进入“近代化”,并对唐宋转型说表示赞同,明确主张以“亚近代”或“近世化”来指称唐宋时期(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三联书店,1987年,第151页；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10年,第1-3页)。因此,本文所谓“前近代”(pre-modern)主要指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至清宣统三年(1911)这一历史时期。
③详见Keller, "Ar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s Trade-related? "; Coe and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①参见《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管汉晖,李稻葵,2010)。此外,李伯重对1823-1829年期间华亭-娄县地区GDP的研究则显示,这一时期华娄地区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9.6%,而商业比例为12.8%(李伯重,2010,第247页)。
②伊懋可将人口压力视作“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原因,这导致宋以后的技术进步停滞(Elvin 1973,p.305-306,312)；漆侠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其中宋代是第二个“马鞍”中的高峰,在此之后的元代急遽下降,从明中叶到清代短暂恢复到宋时水平后就长期呈停滞之势(漆侠,1986,第29页)。此外,麦迪森(Maddison,2007, p.30)和刘光临(Liu,2005, pp.104-106)对宋明时期GDP、国民收入的研究支持了艾德荣(2005)、文贯中(2005)等人的看法,而姚洋(2003)则通过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验证了伊懋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值得一提的是,文贯中尽管同意伊懋可的理论,但同时认为劳动力和技术并不是固定的,并洞见到“通过内生的城市化带来的市场机会和制度创新的需求,海外贸易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导致技术和制度创新,这条边界(按：指劳动力和技术)可以上移”(文贯中,2006,第329页)。
③参见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8页。
①对传统中国市场是否整合的论争根源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张彬村(1997)从明清市场需求低、交易成本高和寻租发达三个方面,检讨了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赵冈(1986,第367-371页)认为中国古代缺乏自然经济产生的基础,加之政府鼓励社会分工的政策,使之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龙登高(1997,第509-524页)则发现明清时期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是促成传统中国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此外,加州学派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同意明清乡村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但都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市场的整合和网络化程度比之西欧同期要高得多(王国斌,1992；李伯重,1999；彭慕兰,2002)。
②粮食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物价史的研究中占据了极为显要的位置。彭凯翔(2006,第1页)认为,“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已经揭示出在前现代化社会中粮食市场的绝对重要性。有关清代物价史特别是粮食市场整合的学术研究状况,可参看岸本美绪和陈春声所做的文献综述(陈春声,1992,第1-8页；岸本美 绪,1997,中译本,第36-49页)。
①正如岸本美绪(1997)和吴承明(2001,第316页)分别提到的,在这些早期研究中,尤以王国斌(R. Bin Wong)和濮德培(Perdue)对湖南18世纪粮食市场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理解清代市场整合与自然经济并存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 Bin Wong, Perdue,1988).
②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F. Braudel,1993,中译本,第三卷：第311-314页)早就注意到,由于商品交换的局限,市场经济往往具有区域性,而区域(民族)市场的整合与分割同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分工导致的地理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认为集市、店铺、商贩等贸易形式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联系的,并不能改变经济要素的配置；而高级形式的市场贸易,如交易会、交易所等,则能够改变区域商品与经济要素的流动(F. Braudel,1997,中译本,第17-24页)。施坚雅(Skinner,1998,中译本,第1-2页)对此的观点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稳定性,使得很多地区市场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发育成熟,并且,市场分布和交易行为的变化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李伯重(2010)也指出,明清区域市场和经济区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施坚雅理论所说的共同特征。鉴于施氏理论的重要性和启发性,可以进一步研读：有关施坚雅发展其理论框架的5篇重要论文收录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而对其理论的批评综述可参看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89, pp.85-86, pp.93-94).
③清政府在1683年收复台湾之前一直施行禁海政策,全面禁止沿海贸易。
①详细分析可参见以下各书：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按照吴承明和岸本美绪的研究,这三次市场萧条分别发生于17世纪30年明代末期,17世纪后期清代康熙年间,以及19世纪初叶的道光年间(吴承明,2001,第236页,第238-241页)。
③陈春声(1992,第143-144页)还认为这一结果至少表明,“就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而言,18世纪的广东并不比同时代的法国逊色”。
④相关研究表明(周章跃,万广华,1999),尽管在同一区域市场的价格序列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程度,但这些市场间并不存在整合关系。同样地,尽管较低的相关系数通常意味着市场间可能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弱的整合关系,但这些市场也有可能是整合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某市场既是重要的供给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中心(Blyn,1973)；使用非同种同质产品的价格资料(Harriss,1979)；不同时期的成本变动(如运输费用变动)(Wyeth,1992)。
① Landes (2001)和Sachs (2001)等人认为地理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Roman Studer (2009)据此研究发现,在解释西欧早期市场的整合因素中,地理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陆铭、陈钊(2006,第5-6页)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地理和政策。但是,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因为Rodrik(2004)等人的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在市场整合中的关键作用。
①王国斌、濮德培(1992)曾经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描述为“对清代农村孤立的和‘自然经济’的强烈印象,最终会在活跃的整合的市场面前放弃,但是,鉴于在出口地带之外还有未被市场整合触及的地区存在,任何把清代视为市场社会的意象都是不全面的”(原出R. Bin Wang和Peter C. Perdue (1992)转引自吴承明(2001,第317页))。
③与此相仿佛,希克斯在研究16世纪市场的兴起时,发现伴随着“专业商人”的出现,导致了西欧出现“市场渗透”并在18世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详见希克斯(John R. Hicks)《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28页)。与中国传统市场中个体小农的作用突出不同,希克斯指出,在中世纪西欧,“事实从来就是,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或并非完全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物,而是商人及后来金融家的产物。”(《经济史理论》中译本,第92页)。
①除此之外,李约瑟还有过“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魄力的皇帝都对豪强地主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就好像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激励一样?”的疑问(李约瑟,1986)。
①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银产减产(1840-1850)》,《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1991年。
①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506页。
①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不同也许可以概括为“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差别。
②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③数量经济史将分析建立在对大量的历史数据的技术性处理上,看起来很像传统史学“挖掘事实”-“深入分析”的思路,但是这种相似仅仅是表面的：当经济学家在收集历史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他们心中已经预先设定好了一个逻辑结构,数据处理的结果只是用来证明这个预先的设定是否正确。
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②库恩范式学说似乎和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观念一拍即合,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如经济学者把它来作为“改革目标转换模式”的理论依据；企业家据此再造企业的内部结构、转换机制等；历史学家用它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如“超稳定系统”,有“问题是老的,方法是新的”一说；或探讨“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科学技术循环加速”一说；或回答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英国产生,有“潜在结构”一说,等等,大体都是从结构的“新角度”入手。
①引自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史研究的几点反省》。
①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64页。
②蒋良骐(原纂),王先谦(改修)：《十二朝东华绿乾隆朝》,台北：文海图书,1963年版,卷67,乾隆37年10月癸未条,第1038页。
③王业键曾指出,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所积累的数据是二十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可靠,且时间上连续最长的经济数据资料,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王业键,2002)。有关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详细评述性介绍,可以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7-216页。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编辑出版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和光绪朝的宫中档案,军机处档案(奏折绿副、粮价清单原件)也有原件影印本,并自1996年开始进行档案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全文影像资料库”(网址：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GC/indexcg.html).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制的康熙、雍正朝满汉文朱批、《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乾隆朝上谕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都已出版；其他如奏折绿副已数字化,粮价清单则早已制成缩微胶卷。
①对历来研究者所整理的粮价数据集的详细总结,可参见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1页。
①关于历代度量衡变化的深入探讨,可参见吴慧：《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439页。
②参见：《清文宗实录》第136卷,第5页。
③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25-34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17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江藓省松江孙辰村实态调查书》,第194页。依照清朝官方规定,“白粮,……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光绪二十五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7523页),与上述市制相同。19世纪初期松江府地区义仓征收官租使用的标准是“一米二谷”(《嘉庆《松江府志》卷一六《建置志》),即一石米折合二石谷,这也是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通用的标准,非松江所独有。
④邱浚：《大学衍义补》第27卷,《铜楮之币》下。
①但是,韦伯没有讨论市场的社会结构问题,以及市场与交易成本的关系。
②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37页。
③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11页。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22-29页。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③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4页。
①唐宋时期是牙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介人被称为“牙人”就是从唐代开始的,《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资治通鉴》卷二十一也说安禄山和史思明“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胡三省注说：“牙郎,驵侩也,南北物价定于其口,而后相与贸易。
②参见：《清高宗实录》第195卷,乾隆八年六月乙卯条。
③参见：《清史稿》第122卷,《食货志·四盐法》。
④参见：《清史稿》第123卷,《食货志·钱法》。
⑤参见：《清史稿》第122卷,《食货志·漕运》。
①顾炎武：“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日知录》)。
①参见《易经·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国内只有全汉昇写于1934年的那本《中国行会制度史》和数量稀少的相关著作。而在同时,我们却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如加藤繁和西鸠定生等已经开始了系统研究中国宋代以来的商人组织。
①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译本)第6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1-25页、120-140页。
①例如,彭慕兰在其研究中对山东的信贷市场进行分析,勾画出山东信贷市场的制度性结构,这有助于评估信贷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的底线,并进一步了解市场整合的可能性(Pomeranz,1988).
②价格相关分析法的基本概念是检验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套利行为是否完全传递到另一个市场,从而形成了价格同起同落的趋势。但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价格间的同起同落未必说明市场整合。比如在价差小于交易成本情况下,不会发生贸易流动,但如果影响两地供求关系的因素趋向一致,价格关系仍可能呈现共同的变化趋势,而实际上市场却可能处于隔离状态下的均衡。相关分析法的第二个重要缺陷是没有贸易信息。比如价格不存在协整关系时,有可能意味着因贸易壁垒导致的不完全整合(但仍有贸易流动),也可能反映了价格差异小于正常交易成本的隔离状态,没有贸易信息则难以分辨到底是哪种情形。该法的第三个重要缺陷是不能区分样本内市场运行状态发生的转折和变化,即只能得出完全整合或完全不整合的结论,从而往往和实际情形不符,难以为政策效果的检验提供参考。虽然可以把整个样本分为不同的政策区段进行检验,但过分依赖样本以外的信息有可能漏掉数据本身可能反映的重要市场变化(韩胜飞,2007)。
① J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Vec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8,12,231-254; Ravallion, M., "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68 (1),102-109.
② Baulch, B., "Transfer Costs, Spatial Arbitrage, and Testing for Food Market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7,79 (2),477-487.
③ Engle, R. F., and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 Estimate, and Testing", Econometrica,1987,55,251-276.
①参见：清道光十年(1830)所编《福建盐法志》第13卷,《配运》。另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工商类“客帮”条：“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
②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第417-456页。
①参看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21-24页。
②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25页。
①按照马歇尔的经典定义,“一价定律”是指贸易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市场上的同一价格差异减去交易成本后相等,也就是说此时国内(国际)市场间最终达到了边际利润等于零的均衡状态,从而使得交易双方在市场中充分获利,这也正是“一价定律”的预期(马歇尔,1961,第325页)。不难看出,该定律的成立反映了市场是均衡和一体的,我们可称之为整合式均衡或完全整合,这一定律也说明,对市场效率的判断需要从价格、交易成本和贸易等三方面考虑问题。
①通过研究比较在工业革命前后西欧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粮食价格,Studer(2009)认为是地理因素导致的市场整合程度差异先于工业化而产生,因此,首先在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发生了工业化,这也说明市场整合很有可能是工业革命的起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整合是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某些情况下,市场整合不一定会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1；Clark,2002)。
①经济史学家最新的努力可以参见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②物价水平上升时,GNP值将随之升高,此外总人口(总劳动力)数量页会影响GNP值。
③刘大中：《浅论国民收入和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刊于1944年5月21日《大公报》；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
①岩井茂树：《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边境社会》,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
②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③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页；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8页。
④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1页。
①这些数字根据以下资料估算而得：同治《苏州府志》(光绪9年刊本)第13卷；嘉庆《松江府志》第28卷；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63页；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1号,第91-112页。
②参见：乾隆《吴县志》(1933年铅印本),第52卷,上页。
③再就“垦殖指数”来看,在可能低估的民国初年全国指数是15.2,而江苏一省则高达41.3；如果以1899年《大清会典》所载江苏耕地面积资料计算,则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个州府的垦殖指数高达70.4！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代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④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卷,“苏松两府田赋之重”条。
①参见：明《松江府志》(康熙二年刊本),第5卷,第3页。
②李之勤：《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载《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63-357页。另参阅寺田隆信：《明代苏州平原的农家经济》,《东洋史研究》,1957年,第16卷1号,第1-25页。
③按照赵冈(1995,第3页,第165-167页)的看法,基于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市镇”和城市两者的性质不同,因此在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应把二者区分开。中国大城市至明清时期基本上已定型,“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④李传时：《中国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54页注。
⑤全汉昇,王业键：《清雍正年间的粮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9年,第20期,第157-189页；安部健夫：《清代米谷供需求研究》,《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第420-448页。
①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第1卷,《意言·生计》。
②在此,牟复礼(F. W. Mote)的研究值得加以注意,他认为传统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在中国社会的城镇部分和农村部分之间不存在鲜明的界线把二者划分开来,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Mote,1973)
③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0-63页。
①松浦章：《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5-41页。
②农村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嘉靖-万历年间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使这一刚刚发展起来的集市网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 发展阶段。据统计,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 25000个,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许檀,2000)。
①参见：《张文忠公全集》第8卷,《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①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6页。
②参见：《明经世文编》第476卷,《盐法议八》。
③参见：《清世祖实录》第54卷,《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条。
④Williams, E. T., "Taxation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12,26,482-510.
①参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9卷。
②参见：《明太宗实录》第15卷,第232卷。
③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页。
④通常认为明代的田赋折银始于明代中叶,其实一些史料显示在明初就有折交租赋的现象,如《明太祖实录》第105卷记载,洪武九年(1376)三月乙卯太祖曾经“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又王圻《续文献通考》第4卷《田赋考》记载；“(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梅每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苎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税农桑丝每十八两准绢一匹重十八两。
①钱泳：《履园丛话》第1卷,《银价》记载了嘉庆元年(1796)的银钱比价为银一两=钱一千三四百文,据这一比率进行换算。另外,为了与清初的资料进行比较,以二文三尺为一匹对洪亮吉所记的布价换算成平均每匹价。
②据崇祯《松江府志》第11卷,郑友玄《布解议》；叶梦珠《阅世编》第7卷,《食货》；光绪《嘉定县志》第3卷,赵昕《官布考略》；光绪《嘉定县志》第3卷,张诗《永折论略》；汤斌：《汤子遗书》第2卷,《解送布匹疏》
③陆世仪：《陆桴亭文集》第6卷,《青浦魏令君德化记》。
④比如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的棉花价格为每斤三分左右,三斤可值一钱,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棉布价格每匹三钱比较,差不多就是三倍的比值。
①陈龙正：《几亭全书》第25卷,《政书·乡筹二》,《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②据叶梦珠《阅世编》第7卷《食货四》；姚廷遴《历年记》；郑光祖《醒世一斑録》第6卷,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第1卷《生计篇》；《上海县志》第2卷《田赋》；《沙头里志》第2卷；杨小厓《寒圩小志·风俗》；《中国经济年鉴》第11章,1934年,第220-222页。
①参见：《嘉定县志》(光绪)第3卷,《赋法改革》,官布改折条所附张诗《永折论略》。
②张翰：《松窗梦语》第4卷,《商贾纪》。
③参见：《震泽县志》(乾隆)第25卷,《生业》。
④关于向英国输出的生丝量,可参见Karl H. P.,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29, Vol.12, Nos.1-2, p.215.
⑤据乾隆《震泽县志》第25卷,《生业》；何乔远：《镜山全集》第23卷,《请开海禁疏》；张履祥：《杨园 先生全集》,《沈氏农书》；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153卷,《户部·库藏·缎匹库》；道光《平望志》第13卷,《灾变》；民国《双林镇志》第19卷,《灾异》；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95页；庄吉发译注《孙文成奏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295-296页；出口丝价辑自吴承明(2001,269页)。
①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四年九月一日孙文成折。
②参见：清《高宗实录》第660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甲辰上谕中有“自禁止出洋以来,并未见丝斛价平……此盖由于生齿日繁,物件不得不贵”的记载。
①参见：《齐民要术》(《四部备要》本)第2卷,页9下。
①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第10页。
②赵冈：《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第109页。
③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832页。
①参见：何乔远《皇明文征》第23卷,《策问·太祖高皇帝问文学之士》。
①参见：张廷玉《明史》第81卷,《食货五·市舶》。
②参见：《清世宗实录》第57卷,雍正五年五月乙未。
③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第22卷,《征榷考》。
④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太监烹人服精髓》。
⑤参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239卷,《户部·关税》。
①布罗代尔：《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中译本,1993,第433页。
②参见上书,第430页。
③黄鉴辉：《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0-511页。
①彭信威在其大作《中国货币史》中对中国和欧洲金价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彭信威,1958,第645-651页)。从金银比价的变化可以发现和东西方发展的分叉具有惊人的同周期性,这也许是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另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①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曾遭到以Hymes、Benjamin A. EIman和卜正明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质疑,这并没有妨碍何氏的学说在国内受到孙立平、王振忠、何怀宏等学者的热烈推崇。但是,何炳棣的理论只是得到明清社会流动率高于西方的结论,并没有回答是何种原因导致这种流动。何炳棣在其新著《读书阅世六十年》里对明代科举社会流动问题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仍然没有回答造成明代社会科举流动率高的原因。
①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6页。
②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①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51-170页。
①据当代一位严谨的经济史学家估计,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期间仅通过合法贸易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即超过1亿；万历二十九年至顺治四年(1601-1647)期间日本对中国输出的白银多于7000万两(梁方仲,1989,第132-179页)。
①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7-67页。
①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01-122页。
②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十六至十八世纪亚麻、毛、棉纺织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区。十九世纪后期采煤业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了化学、电机、汽车、飞机等工业部门。纺织和采煤业日趋衰落(引自维基百科)。
③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5-43页。
④参见：褚华《木棉谱》第9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居停主人”一语,出自《宋史·丁谓传》：“帝意欲谪(寇)准江淮间,谓退,除道州司马.同列不敢言,独王曾以帝语质之。谓顾曰：‘居停主人勿复言。’盖指曾以第舍假准也.”唐宋文献中时常提及城市中的大小商人有所谓“有邸店行铺炉冶者”、“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可见居停主人是指四民中的商人而言(参见《旧唐书》第48卷《食货志上》。另参《唐会要》第89卷)。
②明末中国已有手工作规模化生产的大型作坊,以经济生产为主题的版画的出现早于西方。
①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197-198页。
②参见上书,第220-223页。
③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382页。
④一般社会学家与地理学家所指的社群(communi ty)广义而言是指在某些边界线、地区或领域内发生作用的一切社会关系。它可以指实际的地理区域或是在某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关系,或指存在于较抽象的、思想上的关系,除此之外Worsley (1987)曾提出社群的广泛涵义：可被解释为地区性的社区；用来表示一个有相互关系的网络；社群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包含社群精神(community spirit)或社群情感(community feeling).
⑤Gibbons, G., Murphy KJ, Baker G., "Contracting for Contro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2006.
① Marx, K.,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London:K. Paul, Trench, Truber&Co.,1904(1851).
②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①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100页。
②这一观点源自Weber (1968,p.635)但是Weber没有讨论市场的社会结构问题,以及市场与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
①滨下武志：《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行为的几点考察》,《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13-14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3-29页。
③Klein, Benjamin, "The Role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in Self-Enforcing Relationships",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s: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p.68-73.
①沈思孝：《晋录》,中华书局,1985年。
②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年,第4卷第1期,第1-21页。
③转引自：仁井田陞《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第1册,《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第101页。
④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第7-20页,
①王世贞：《觚不觚录》第4卷。
②屡试不中的例子在科举史中不胜枚举。以明代为例,“吴门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从弘治乙卯(1495年)26岁到嘉靖壬午(1522年)53岁,参见十次乡试皆不中,他的曾孙文震孟十一次会试才登第。至清代,苏州人沈德潜作为“海外诸国争走重金购诗集”的大才子,从22岁参见乡试起,却也“历岁科试凡三十余次,乡试十有七次”不中,直到乾隆四年(1739)他67岁高龄时方举进士,算的是毅力惊人(见钱陈群《沈文悫公德潜神道碑》,《碑传集》第32卷)。
③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刘于义奏折。
④唐甄：《潜书》上篇。值得注意的是,唐甄在《潜书》中还提出了他的经济思想：“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搞,瘟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①参见：《醒世恒言》第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①邱澎生：《十八世纪中国商业法律中的债负与过失论述》,收入复旦史学集刊《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248页。
②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90年,第92-111页。
③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522-546页。
④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1993),收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80-314页。
①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大文史丛刊第86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0年,第140-142页。
②清水盛光：《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陈慈玉译),《食货月刊》,1986年第15卷第2期,第49-78页。
①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①参见：《松溪文集》第2卷。
②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86页。
① Braudel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层,只是由数以千计的原始经济体”所构成,并无互相联系的复杂网络(Braudel,1979,p.35)他明显低估了中国前近代市场的规模。Skinner将19世纪末年的中国市场体系分为十个“巨区”(macro-regions)认为市场活动几乎只限于各巨区之内,巨区间则少有市场联系(Skinner,1977),也是低估了当时中国全国市场的整合程度,学者对此已有所质疑和批评(章英华,1983; Wang,1992; Sands and Myers,1986林满红,1993)。
②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主要由南海航线和东洋航线所构成,前者主要对东南亚贸易,后者则主要对日本贸易。
③ Hao, Yen-P'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p.120-124.
③有学者用“买办化”来概括钱庄受到欧美银行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参见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第12-20页。
①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185页。
②参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1页。
①李鼎：《李长卿集》第6卷,明万历四十年(1612)豫章李氏家刊本。
②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278页。
①对White (1981)关于市场模型和社会网络观点的综述可参见王晓路：《对哈里森·怀特市场模型的讨论：解析、探源与改进》,《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75-219页。另参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3-89页。
②《说文解字》：“市,买卖所也。”《风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匮也。古者日中为市,致民而货聚,以其所有者,易其所无者。
①参见：乾隆《杭州府志》第5卷。
②参见：《嘉定县续志》第1卷。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第106-107页。
①唐文基：《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69页。
②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第59卷,《布税议》。
③参见：嘉靖《河间府志》第7卷,《风俗》。
④参见：《铅书》第1卷,《食货》。
①参见：《明神宗实录》,第376卷,第10页。
①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纺与织是否分离学界曾经有过争议,吴承明和徐新吾认为明清江南棉纺业中纺与织的分离程度很低,并对其原因做了说明(许涤新,吴承明,1985,第394-397页；徐新吾,1991,第66-71页)。而李伯重(2001)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纺与织的地区分工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并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纺与织的分离在城镇更为明显。
②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第403-405页。
③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第394页。
①参见：明嘉靖《金山卫志》,第12卷。
②参见：明崇祯《太仓州志》,第9卷。
③参见：清同治《施南府志》,第7卷。
④参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⑤据刘基《多能鄙事》记载,明初染料配方有13种之多。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染色法则有256种,而清代嘉庆年间的《布经》记载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颜色多达90多种。
①参见：明万历《嘉定县志》第1卷。
②参见：杨光辅《淞南乐府》第1卷,嘉庆,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③参见：褚华《木棉谱》第3卷。
④参见：叶梦珠《阅世编》第7卷,《食货四》。
①程春宇《士商类要》收入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该书前有天启六年(1626)歙县人方一桂所作序,推测当成书于天启。杨正泰认为本书历多次翻刻,在士商中流布很广,因此是解读明代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资料。该书分四卷,第一二卷的内容又分为两部分,其中大部分篇幅是介绍水陆里程,与《一统路程图记》差异不大。二卷后半段的篇幅则是记述与经商有关的知识,卷三卷四内容颇为庞杂,包含各种生活日用常识。
②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3页。
③江南”地区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虽然是一个不甚明确的地理概念,但一般将其范围界定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本文遵从李伯重(1991)的界定,即江南包含“八府一州”,其地域范围是由下列地区所组成：苏州、松江(明)或上海(清)、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八府,以及苏州府下辖的太仓州。
④参见吴德华《吴江丝绸志》(1992),第37-38页。
⑤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第32-33页；全汉异《中国经济史论丛》(1972),第二册,第38-39页。
①按照古诺的定义,一个整合的市场是“一个各组成部分的自由贸易如此有机统一,并使得价格始终灵活而快速地维持在相同水平上的区域”(转引自Spiller and Huang,1986,p.131).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这个定义还很难满足一价定律的要求,而在大多数实际应用中也需要加上一些严格的预设条件。
②也有文献把co-integration称之为“共聚合法”(周章跃,万广华,1999)。简单而论,市场整合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生产法”：通过分析各地区的产出结构、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度、地区专业化分工等指标,测度和判断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程度；“贸易法”：从地区间的贸易往来角度反映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利用区域贸易流量的变化反映区域市场的整合趋势；“价格法”：借助不同地区内商品价格的差异以及价格差异的波动趋势来考察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不同地区的商品价格趋向于收敛,意味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反之则说明国内市场呈现分割趋势(陆铭,陈钊,2006,第98-105页)。
③比如薛华和Keller (2007)用15到20世纪的价格数据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但是由于协整法假定两地的价格只能按固定比例同升或者同降,市场间才能存在长期的整合,这就造成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有时即使没有检验出价格的协整关系,市场也可能已处于逐步整合的过程中。其他的批评可以参考Harriss(1979)对价格相关分析方法的回顾,以及对以价格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评述(Werden and Froeb,1993)。
①一般来说,套利(或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运输成本,而且包括信息成本(比如获得套利的机会),以及由于政府管制政策产生的成本等。一旦价格差超过套利成本,则套利活动就会出现。
①McNew和Fackler(1997)对三方贸易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①“市场效率”在经济学文献中不是一个有清晰定义的概念,很多研究者将其视作空间价格套利条件的同义词。尽管早期许多关于市场整合的研究缺乏对市场效率的意涵解释,但是Roll(1979)最早明白指出了空间价格联系对形成有效率的商品市场的意义,Buccola (1989)则探讨了价格效率的一般化概念。
②在自由贸易的情形下,这也意味着零利润(zero-profit)的“无套利”均衡。
① Dahlgran 和 Blank (1992)研究了三个整合程度不同且空间相关的市场间的价格关系,其结论挑战了传统认为空间分散的市场缺乏效率的观点。
③参见Hotel ling, H.,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1929,39(153),pp.41-57.
④本文中所指的行商与坐贾是一类不从事产品生产而专门提供交易服务并从中获利的人,他们通过购买货物、分销转卖赚取利润,类似于Chandler (1977)所定义的加价中间商(markup middlemen).而另一种协调交易双方赚取佣金的中间商Chandler曾名之为佣金中间商(commission middlemen)关于中间商在经济史中变迁的一个详细综述可参见庞春(2008)。
①经济史学家如Albion (1939,pp.275-276)早就指出,1815-1816年纽约港口的兴起与进出口商、佣金商、拍卖商和代理人等专业中间商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学理论则从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以后更多关注于资源配置而忽略了经济组织的问题,直到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chap.6)最早注意到由于生产和贸易活动之间的分工而产生了职业中间商(professional middlemen),并利用超边际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将职业中间商这一概念正式化。
①据彭凯翔(2006)推测,18世纪全国平均口粮占总消费的比重应高于55%,大约为65%-75%之间；粮食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45%,且商品粮在商品总值中的比重可达30%-40%。
②数据的真实性对于经验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在清代的粮价单奏报制度中是否存在官员造假的动机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皇帝的勤政使得这套制度得出的数据最为可靠。全汉昇、王业键和陈春生的学者对此有专门的讨论,大多认可官方粮价的可靠性。
③王业键：《清代经济刍论》,《食货月刊》(复刊),1973年第2卷第11期,收入王业键《清代经济使论文集》,第1册,第7-8页。
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两家分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第363-397页。
②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
③参见：《清高宗实录》第324卷。
④当然,也有研究显示,18世纪末期江南的米粮输入量似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六十年之间,这一输入量非常小,在某些年份甚至是完全停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江南本地的粮食丰收年份较多,加之清政府在此期间对江浙沿海偷运米粮出海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黄敬斌,2009)。
①参见：《六合县志·实业》第14卷。
②说明：源自王业键(Wang Y. C.,1992)图1.1。
①参见：《清经世文编·户政二二·漕运中》第47卷。
②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雍正时,大学士朱轼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就提到“凡商贾贸易,贱买贵卖,无过盐觔”(《清朝经世文编·户政二五》卷五零)。大宗商品的远程贸易中利润最丰厚的正是盐。例如,乾隆时潮州府宁都埠的盐商,购盐一引仅需银1.42两,运往省外出售则可价达2.77两之多。
①李笃因：《先府君李公孝贞先生引实》,《受祺堂文集》第4卷。
②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2-154、161、166-170页。
③参见：乾隆《吴县志》第8卷,《市镇》。
①参见：《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苏州档案馆藏本。
②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200卷,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
③虽然16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多大1.5亿至2亿,但是明末的农民战争及全国范围的旱灾使17世纪以至清初人口可能只剩下1.2亿(1650年)。17世纪后半期社会仍不安定,人口约为1.5亿左右。18世纪长期的和平与繁荣使人口史无前例地增加。据何炳棣引述官方统计,1820年总人口为3.53亿,185 0年升为4.3亿。19世纪的人口据Skinner估计,当时人口约有3.8亿。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6(1752)年7月25日,第251页。
②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7(1753)年12月1日,第459页。
③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5(1741)年12月18日,第19页。
④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6(1752)年8月25日,第505页。
⑤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7(1753)年77月22日,第388页。
⑥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首。
⑦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首。
①参见：清《高宗实录》第1238卷。
②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1辑,乾隆五十年九月十六日,第519页。
③崔宁涛：《清代粮食价格持续增长原因新探》,《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0-101页。
④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第1册,第188-196页。
①江苏省1738-1794年间的粮价数据取自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在经过可靠性检验后对遗漏的数据进行补值处理。为迁就太仓州粮价数据,故在做十年移动平均时原始资料取自1755-1794年。
②陈东有(1995)考察了康熙朝后三十年间商人的套利行为对粮食市场波动的影响,发现米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价总是会吸引商人为了利益而进行远程贸易,这是导致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
③参见：《常州府志》第22卷,《祥异》。
①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第244页。
②陈春声就指出乾隆朝在后半期开始,常平仓和社仓制度就慢慢走向衰落(陈春声,2010,第190页)。
③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乾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176页。
④参见：《饮定大清会典事例》第239卷,《户部·关税》。
①按照Samuelson(1954)冰山成本模型的理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商品价值在运输过程中将会如同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只有另一部分完整到达目的地。如此一来,即使两地之间市场完全整合,没有套利壁垒,相对价格pi/pj也不必趋于1(桂琪寒等,2006)。因此,只要相对价格pi/pj在某个特定的区间内波动,就可以认为地区i和j之间的市场是整合的。
②由于我们所研究的是两地间的价格相对变动关系,并不需要考虑符号的方向问题,因此在这里取其绝对值,以避免符号变动引起的其他问题。
①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②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21页。
③明太祖反对汉武帝的抑商政策(明《太祖实录》第177卷),张居正更是提出“商农之势若均衡”的观点,到了晚明这种士商转变更为明显,邱溶、赵南星、黄宗羲等已形成“工商皆是本”的思潮。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王阳明心学的继承者泰州学派中诸人的社会背景都是商人,创始人王艮更是从19岁就开始经商,其弟子多是商人、樵夫、陶匠等普通人。据李棪《东林党人考》,万历年间山西、陕西东林党人中,很多人都是盐商出身,这绝不是偶然的。到了18世纪,著名的理学大师、徽州屯溪人戴震(1724-1777)的父亲是一个棉布商,戴震本人也当过商贩,可说是先贾后儒、贾儒互通的学者。
④关于这一论题的讨论,可参见邓亦兵：《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第1-8页。
⑤厘金的收取直到民国政府于1931实行“裁厘改统”政策后才取消。厘金所涉及的商品种类繁多,各省征收方式不一致。对商品流通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通过地的厘金厘金的收取直到民国政府于1931实行“裁厘改统”政策后才取消。厘金所涉及的商品种类繁多,各省征收方式不一致。对商品流通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通过地的厘金。赵留彦等(2011)通过对“裁厘改统”政策实施前后芜湖、上海和天津三地的粮食价格进行分析,证明裁厘改统政策使得地区间贸易成本大幅减少,从而市场整合程度大大增强。
③http://140.109.152.38/DBIntro.asp
⑤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按照罗玉东的统计,清末厘金税征收最重的是江苏省,往往超过货物价值的20%,其次是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征收比率也高达10%(罗玉东,1979,第63页)。赵留彦等(2011)通过对“裁厘改统”政策实施前后芜湖、上海和天津三地的粮食价格进行分析,证明裁厘改统政策使得地区间贸易成本大幅减少,从而市场整合程度大大增强。
①限于条件限制,江苏省的资料阙如,而所使用的浙江省举人录取数据皆来自《顺治至光绪二年浙江乡试录》、《清咸丰二年至光绪二十九年浙江乡试题名录》、《两浙乡试题名录》,以及道光以后的多科乡试录或乡试题名录。此外,还参考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朱保炯、谢沛霖所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及吴宣德(2009)进士研究中的清代部分。
②人口密度=人口/土地面积。本文计算人口密度所用的数据基本上来自曹树基(2001,第708-718页)和何炳棣(Ho,Ping-ti,1962)的相关研究。
③吴承明在论述人口增长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及物价时说：“这是在市场繁荣条件下,一旦进入周期性危机,情况就不同了。”(吴承明,1997,第262页)这其实是暗含了类似的观点。
④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31-332页。
⑤此外,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还参考了：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5-281页。
①http://140.109.152.38/DBIntro.asp
①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2-108页。
②参见：明万历《杭州府志》第34卷,《衢巷市镇》。
①在上面的初步估计中,可以发现固定效应FE模型能够排除非观测的府别特定效应,从而获得参数的一致估计,并有效解决了混合OLS和随机效应RE模型无法处理的遗漏变量问题。
②通过Durb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得到该检验的统计量为16.19,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商人组织是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商人组织变量存在着明显的内生性。
③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模型残差项的无关性,二是要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
④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26期,第59-66页。
①王志刚：《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4-46页。
Samuelson, P.,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
③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过程类似于钟状曲线变化：第一个阶段,由于商品和人口转移成本的下降,从空间角度看市场进一步整合了,因而经济活动开始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区域；在第二阶段,经济活动大量向周围地区分散,开始形成中小型城市；最后,中心核心区也有一些贫困区域。事实上,经济史学家早就注意到,“解释世界不平衡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立足生根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也就说明中心区域何以能高瞻远瞩,带动一切可能的进步；世界的历史是一连串生产方式的共处,而我们却惯于依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考察不同生产方式。其实,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互相牵制着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取决于最落后的,反之亦然：发达是不发达的背面”(布罗代尔,中译本(第三卷),1993,第61页)。
④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三联书店,1960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这方面的文献有很多,主要的可参见黄宗智(1991)、李伯重(1999),吴承明(2001)等人。
①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①如何在逻辑上证明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呢?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制度和经济往往互相影响,我们现实当中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均衡结果：一国经济受制度影响,而制度同时又受到经济影响。过去500年间欧洲国家拥有许多殖民地,其中在1500年左右时许多相对富有的国家现在变得贫穷起来,而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反而变得富裕起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财富的逆转现象?对此Acemoglu (2002)的思路是：1.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的时候,要为殖民地选择制度；2.历史研究显示,殖民者在适合他们自己居住的殖民地建立了良好的制度,便于自己定居；在不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差的制度,目的在于攫取当地资源。这样使得往往在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方,殖民者在当地建立的制度越差；3.制度的一大特性是具有惯性,不经历外科手术式的变革,很难改变,这意味着殖民者为殖民地早期选取的制度与其现在的制度高度相关；4.现在的制度影响经济；5.殖民地现在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影响殖民者当年的死亡率。如果二者高度相关,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制度影响现在的经济。证明完毕。Acemoglu(2002)还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制度影响权力,权力影响经济资源分布,经济资源分布反过来又影响制度。
②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其《文化论》一书中说：“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马凌诺斯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③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三联书店,1994年,第4页。
①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学生书局,1983年,第20-42页。
②也许,在生命科学中有一个可以引起我们深思的“垃圾DNA"(Junk DNA)现象,它是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大野乾(1972)用来表示基因组中95-98%的不编译任何蛋白质或酶的DNA,科学家认为这些不知用途的DNA序列“只比垃圾稍稍有用一些”。然而,从2012年5月开始,在《Na ture》、《Genome Research》等顶尖科学期刊上陆续有科学家证明,这些垃圾基因虽然不参与形成蛋白质,但是却实际上承担了和基因一样重要的控制与调节功能。这也启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等“暗物质”在经济中的特殊调节功能。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2-463页。
①沈垚：《落帆楼文集》第24卷,《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1]Acemoglu, D., S. Johnson, J.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231-1294.
[2]Alexander, and Wyeth, " Co-integ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An Application to the Indonesian Rice Marke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4,30(2), 303-328.
[3]Albion, B.G., "The Rise of New York Port:1815-1860",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9.
[4]Alchina, A.A.,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72,777-795.
[5]Allen, R., and R. Unger, "The Depth and Breath of the Market for Polish Grain, 1500-1800", in Lemmink and van Konigsbrugge (eds.), Baltic Affairs:Relations Between the Netherland and North-Eastern Europe,1500-1800, Nijmegen:Instituut voor Noord-en Osteuropese Studies,1990.
[6]Andrabi, T., and M. Kuehlwein, "Railways and Price Convergence in British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0,70 (2),351-377.
[7]Ardeni, P.G., "Does the Law Of One Price Really Hold?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71,661-669.
[8]Arrow, K.J., "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Bear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70.
[9]Atwell, W.S.,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1982,95,68-90.
[10]Baffes, J., "Some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Law of One Price:The Law of One Price Still Hold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1,73, 1263-1273.
[11]Baker, W., "Markets as Networks:A Multimethod Study of Trading Networks in a Securities Markets", Ph.D.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81.
[12]Barrett, C.B. "Market Analysis Methods:Are Our Enriched Toolkits Well Suited to Enlivened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6,78 (3), 825-829.
[13]Barrett, W., "World Bullion Flow,1450-1800", in 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 James D. Tracy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24-254.
[14]Bergere, Marie-Clai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trans,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986)
[15]Bith-Hong Ling, Pingsun L., and Yung C.S., "Behaviour of Price Transmissions in Vertically Coordinated Market:the Case of Frozen Black Tiger Shrimp (Penaeus mondon)", Aquaculture Economics & Management,1998,2(3),119-128.
[16]Blyn, G., "Price series correlation as a measure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73,28,56-59.
[17]Braudel, F.,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18]Bray, F., "The Rice Economics: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19]Brook, T., "The merchants'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On merchants'", Jouran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981,24 (2),165-214.
[20]Buccola, S.T., "Pricing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markets:Issues, methods, and results",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14,111-121.
[21]Chan, Wellington K.K.,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2]Chandler, A., "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3]Chen, Fu-mei, and Myers, R.H.,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1989,317-341.
[24]Chuan, H.S., and Kruas, R.A.,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of University,1975.
[25]Clark, G., "Marke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Grain Market of Medieval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Working Paper,2002.
[26]Coleman, A., "A model of spatial arbitrage with transport capacity constraints and endogenous transport pr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1,42-56.
[27]Coase, R.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Economica,1937,4,386-405.
[28]Coase, R.H., "R.H. Coase Lectures,2:The Nature of the Firm-Meaning",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88a,4,19-32.
[29]Coase, R.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b.
[30]Comes, P.P., and M. Lourcade, "Competition, market access and economic geography:structural estimations and predictions for France", Mimeo: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avilable at www.enpc.fr/ceras/lafourcade/artinf270207.pdf),2008.
[31]Dahlgran, R.A., and S.C. Blank, "Evalu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ntiguous discontinuous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2,74, 469-479.
[32]Di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1999.
[33]Ejrnaes, M., and K.G. Perss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ransport Costs in France 1825-1903:A Threshold Error Correction Approach to the Law of One Pri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00,37,149-173.
[34]Engel, C., and Rogers, J.H., "Relative Price Volatility:What Role does Border Play? ",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o.0061, 1998.
[35]Enke, S., "Equilibrium among Spatially Separated Markets:Solution by Electrical Analogue"。 Econometrical,1951,19(1),40-47.
[36]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7]Faminow, M., and B.Benson, "Integration of Spatial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0,72(1),49-62.
[38]Fan I-Chun,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1400-1850",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1992.
[39]Feuerwerker, A.,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Eonomic History,1961,21 (1),41-60.
[40]Feuerwerker, A.,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1965,22,31-61.
[41]Fewsmith, J.,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42]Friedman, W., "Birth of a Sales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ling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3]Furubotn, E.G., and R. Richt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n Assessment", In E.G. Furubotn and R. Richter,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ubingen:J.C.B. Mohr (Paul Siebeck),1991,1-32.
[44]Goldstone, J.A., "Revolutions and Rebell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45]Granger, C. W. J., "Some Properties of Time Series Data and Their Use in Econometric Model Specific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81,16(1),121-130.
[46]Granovetter, M., "Getting a job: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7]Grie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 (5),912-950.
[48]Hamilton, Gary G., and Biggart, N.W.,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on Economic Sociloloty,1988,94,52-94.
[49]Harriss, B., "There is method in my madness:or is it vice versa? Measuring agricultural market performance",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1979,17, 197-218.
[50]Hayek, F.A., "Freiburger Studies:Gesammelte Aufsaetze", Mohr:Tuebingen, 1969.
[51]Heytens, P.J., "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1986,1,25-41.
[52]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53]Huang, P.C.C.,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1991,17(3),299-341.
[54]Im, Kyung-So, M. Hashem Pesaran, and Yongcheol Shin,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Mimeo,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7.
[55]Im, Kyung-So, M. Hashem Pesaran, and Yongcheol Shin,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3,115(1),53-74.
[56]J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Vec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at,1988,12,232-54.
[57]Jones, S.R.H., "Transaction cos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economy in later Anglo-Saxon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1993,46(4),658-678.
[58]Lakatos, I., "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59]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60]Landes, D.,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 Journal of E 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 (2),3-22.
[61]Li., L.M.,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s, 1738-1911",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0,60(3),665-699.
[62]Lindert, P.H., "English Population, Wages and Prices:1541-1913",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5, XV:4,609-614.
[63]Liu, Kwang-ching, "Chinese merchant guilds: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8,57(1),1-23.
[64]Liu, W.G, "Wrestling for Power: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1000-1770",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2005.
[65]Maddison, A.,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AD", Second Edition, 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2007.
[66]Marks, D., "Unity or diversity? On the integration and efficiency rice markets in Indonesia, c.1920-2006",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0,47,310-324.
[67]Marks, R.B., "Rice Price, Food Supply, and Market Structure", Late Imperial China,1991,12 (2),64-11.
[68]Marshe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 ed. London:Macmillan,1920.
[69]McNew, K.E, and EL. Fackler, "Testing market equilibrium:Is co-integration informative?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1997,22,191-207.
[70]Merel, P., Sexton, R., Suzuki, A., "Transportation cost and market power of middlemen:A spatial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ssrn.com/abstract=944167, accessed July 1,2008.
[71]Mokyr, J., "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72]Monke, E., and J. Petzel, "Market Integration:An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4,66,481-487.
[73]Mote, F.W.,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in Robert A. Kapp ed. Rice University Studies-Four views of China (Rice),1973.
[74]North, D.C.,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1600-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8,76,953-970.
[75]North, D.C., and R.W. Barry,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9,49(4),803-32.
[76]North, D.C.,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and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7]O'Rourke, K., and J. Williamson," After Columbus:Explaining the Global Trade Boom 1500-1800", NBER Working Papers 8186,2001.
[78]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9]Parsley, D., and, S.Wei, " Convergence to Law of One Price without Trade Barriers or Currency Fluctu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4(4), 1211-1236.
[80]Perdue, P. C.,"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00-125.
[81]Persson, K. G, "Grain Markets in Europe 1500-1900:Integration and Deregul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82]Pomeranz, K.,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900-1937",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1988.
[83]Pusateri, C., " A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 (2nd Ed.),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Harlan Davidson, Inc.,1988.
[84]Ravallion, M., "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68,102-109.
[85]Rawski, E.,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72.
[86]Reid, A.,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2, Expansion and Crisis, Yale University,1933.
[87]Ricardo, D.,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onomy and Taxation", Gaernsy Press,1871, (London,1973)
[88]Rodrik, D., A. Subramanian, and F. Trebbi, "Ins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9(1),131-165.
[89]Roll, R., "Violations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in:M. Sarnat and G. Szego, ed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rade (Ballinger, Cambridge,1979).
[90]Roman, S., "Does Trade Explain Europe's Rise? Geography, Market Siz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No.129/09,2009.
[91]Rowe, William T., "The problem of'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1993,19(2),139-157.
[92]Rowe, William T.,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93]Sachs, J., "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8119, Cambridge MA, February,2001.
[94]Samuelson, P., " Spatial Price Equilibrium and Linear Programm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42(3),283-303.
[95]Sands, B., and Mayers, R.,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6,45 (4),721-743.
[96]Shiue, C.H., and W.Keller,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 97(4),1189-1216.
[97]Shiue, C.H., and W.Keller,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Trade", Working Paper 13913,2008, http://www.nber.org/papers/w13913.
[98]Skinner, G.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99]Skinner, G.W., "Marketing System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 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1900, Beijing,1980,43-44.
[100]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first published in 1776, edited by E. Cannan (New York,1937)
[101]Spiller, P.T., and C.J. Huang, "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wholesale gasolin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6,35,131-145.
[102]Stephens, E., E. Mabaya, S. Von Cramon-Taubadel and C. Barrett, "Spatial Price Adjustment with and without Trad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08 Annual Meeting Paper 6538,2008.
[103]Stigler, G., and R. Sherwi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5,28 (3),555-587.
[104]Stock, J., and M. Yogo,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in D. Andrew and J. Stock, ed.,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Rothen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80-108.
[105]Studer, R., "India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at Market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s History, 2008,68 (2),393-437.
[106]Studer, R., "Does Trade Explain Europe'sRise? Geography, Market Siz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2009.
[107]Swedberg, R., "Markets as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s.) by Neil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08]Takayama, T., and G.G. Judge, "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quadratic programming",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4a,46,67-93.
[109]Takayama, T., and G.G. Judge, "An intertemporal price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4b,46,349-365.
[110]Takayama, T., and G.G. Judge, "Spatial and Temporal Price Allocation Models", (North-Holland, Amsterdam,1971)
[111]Tirole, J.,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The MIT Press, 1998.
[112]Unger, R., "Integration of Baltic and Low Countries Grain Markets, 1400-1800", in van Winter, J.M., ed., The Interactions of Amsterdam and Antwerp with the Baltic Region,1400-1800, Leiden:Nijhoff,1983,1-10.
[113]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 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35-67.
[114]Vries, Peer.,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Research School CNWS, Leiden University,2003.
[115]Wallis, J.J., and D.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1870-1970", In S.L. Engerman and R.E. Gallman, c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95-161.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o.51,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16]Wang Yeh-chien,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 1740-19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Bellagio, Italy,1984.
[117]Wang Yeh-chien,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 " in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d.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35-68.
[118]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119]Werden, G.J., and L.M. Froeb, "Correlation, causality, and all that jazz:The inherent shortcomings of price tests for antitrust market delineation",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3,8,329-353.
[120]Wilkinson, E. P., "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 ",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1970),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80.
[121]Williamson, O.E., "The Evolving Science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3,149,36-63.
[122]White, H.C.,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 (3),517-547.
[123]Wong, R.B. and P.C. Perdue, "Grain Markets and Food Suppl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Hunan",1988, in Rawski and Li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26-145.
[124]Wong, R.B.,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st-1949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2008,13 (3),291-307.
[125]Wyeth, J., "Measure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to food security policie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1992, No.314.
[126]Yang, X., and Y.-K. NG,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North-Holland,1993.
[127]艾德荣,“职权结构、产权和经济停滞：中国的案例”,《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第541-562页。
[128]埃德温·多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中译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9]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
[130]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31]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32]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3]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83-211页。
[134]蔡月香,“台蕉与菲蕉在日本市场上之价格行为分析-共整合法之应用”,《农产运销论丛》,1997年第2期,第143-152页。
[13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7]陈春声,《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广州：中山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1984年。
[138]陈春声,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84-89页。
[139]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0]陈东有,“康熙朝米价中的商人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6-58页。
[141]陈凌,“信息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组织”,《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第27-33页。
[142]陈仁义,王业键,周昭宏,“十八世纪东南沿海米价市场的整合性分析’《经济论文丛刊》,2002年第30卷第2期,第151-173页。
[143]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31-38页。
[144]邓亦兵,“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第41-45页。
[145]邓亦兵,“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8页。
[146]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39-51页。
[147]范金民,《明清江南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8]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9]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150]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26-138页。
[151]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译本)。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152]傅建木,“清代民间会计复式记账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3-77页。
[15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15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156]龚胜生,“18世纪两湖粮价时空特征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第48-59页。
[157]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787-828页。
[158]郭如秀,“共整合与市场效率：台湾玉米现货价格与美国玉米现货价格之研究”,《台湾土地金融季刊》,1998年第35卷第1期,第121-129页。
[15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998),
[160]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中译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161]韩胜飞,“市场整合研究方法与传达的信息”,《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卷第4期,第1359-1372页。
[162]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163]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64]洪焕春,《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65]侯杨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0-79页。
[166]黄敬斌,“清代中叶江南粮食供需与粮食贸易的再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9-47页。
[16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68]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69]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170]蒋兆成,“浅谈中国的封建行会”,《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期,第71-96页。
[171]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18页。
[172]孔经纬,“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与伍丹戈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第27-28页。
[173]赖建助,“清代粮价资料之遗漏值估计”,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数理统计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
[174]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1986年第2期,第117-134页。
[175]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0-105页。
[176]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14卷第4期,第48-54页。
[177]李伯重,“纺、织分离：明清江南纺织业中的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见王业键,陈慈玉主编《薪火集：传统与近代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全汉昇教授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
[178]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中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79]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第5-14页。
[180]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81]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2]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9年。
[183]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6页。
[184]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16页。
[185]李埏,“中国传统市场的历史演变”,《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64-66页。
[186]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87]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188]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9]林满红,“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影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卷(上),第89-135页。
[190]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张彬村、刘石吉《中国海洋发展史》第5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1994年。
[191]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22页。中心,2006年讨论稿,No.C2006019.
[192]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3]刘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收入《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民生的开拓》。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194]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95]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6]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20页。
[197]卢峰,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第427-460页。
[198]陆铭,陈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99]罗一星,“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型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2年。
[200]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
[201]马立博,“清代前期两广市场整合”,《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叶显恩主编),1992年,第1029-1046页。
[202]马凌诺斯基,《文化论》(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203]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204]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06]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译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207]庞春,“专业中间商的出现：基于西方经济史与超边际经济学的解释”,《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49-63页。
[208]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9]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211]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
[212]全汉异,《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
[213]全汉异,何汉威,“清季的商办铁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8年第9卷第1期,第119-172.
[214]全汉昇,“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9年第10卷(上)。
[215]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9-52页。
[216]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未刊),1995年。
[217]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东洋史论丛》,1972年第1卷,第1-18页。
[218]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9]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20]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21]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中译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22]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3]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24]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61-75页。
[225]藤井宏,“新安商入研究”,《东洋学报》,1953年-1954年第36卷(1)(4),第1-44页、180-208页、65-118页、533-563页。
[226]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27]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28]谢美娥,“清代物价史研究成果评述”,2006年,未发表。
[229]谢美娥,“余米运省济民居,兼及西浙与东吴-十八世纪台米流通及其与外围地区粮食市场整合的再观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及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经济的空间、制度与网络国际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年。
[230]谢美娥,“十九世纪淡水厅、台北府的粮食市场整合研究”,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台北县淡水镇公所联合主办,“第五届淡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淡江大学、淡水镇公所,2010年。
[23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5年。
[232]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233]许檀,“明清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21-41页。
[234]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91-207页。
[235]徐新吾,《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3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37]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8年。
[238]王敏铨,“中国历史上田赋的上涨及各朝代的衰落”,《太平洋事务》卷九,1936年第2期,第201-220页。
[239]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4-27页。
[240]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241]王业键,"The Secular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第5卷第2期,第348-371页。
[242]王业键,黄国枢,“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供需的考察”,“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讨会”论文,台北,1989年。
[243]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载郝延平,魏秀梅主编《中国近世之传统与蜕变》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244]王业键,黄玉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18页。
[245]王业键,《清代经济使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
[246]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47]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 理学解析”,《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第519-540页。
[248]文贯中,“李约瑟之谜与经济地理学的启示：答皮文的评论”,《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6卷第1期,第325-336页。
[249]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72-85页。
[250]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251]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88-94页。
[252]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253]吴慧,《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254]吴荣杰,陈永琦,刘祥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外畜禽市场价格长期均衡关系之研究”,《农业经济丛刊》,2000年第5卷第2期,第223-251页。
[255]吴松弟,“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概说”,《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第25-35页。
[256]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7]西鸠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
[258]周章跃,万广华,“论市场整合研究方法-兼评喻闻、黄季《从大米市场整合程度看我国粮食市场改革》一文”,《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73-79页。
[259]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增订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60]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71-94页。
[261]晏才杰,《田赋刍议》。北京：共和印刷局,1915年。
[262]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24-137页。
[26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
[26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65]喻闻,黄季,“从大米市场整合程度看我国粮食市场改革”,《经济研究》, 1998年第3期,第50-57页。
[266]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7]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0-137页。
[268]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第97-145页。
[269]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第70-74页。
[270]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71]张连红,《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72]张瑞威,“十八世纪江南与华北之间的长程大米贸易”,《新史学》,2010年第21卷第1期,第149-173页。
[273]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2期,第491-518页。
[274]章英华,“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1983年第7期,第215-234页。
[275]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276]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
[277]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21-24页。
[278]赵留彦,赵岩,窦志强,“‘裁厘改统’对国内粮食市场整合的效应”,《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106-160页。
[279]章开沅,“关于改造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第33-41页。
[280]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81]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2]朱英,“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几点商榷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集刊》(香港),1994年第7期,第108-114页。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7页。
③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1-302页。
④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曾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19页)。
①在20世纪前半期,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诸种说法中,有夏曾佑所谓“近古”,指唐末至清末,即公元900-1900年；有吕思勉所谓“近古”,则指安史之乱至元末,即公元750-1368年；有以“近古”指五代至明末,即公元907-1644年,或以“近古”指宋元明时代。此外,还有用“近世”指明清,即1368-1911年,亦有仅指清代的(参看陈启云：《中国历史分期的观念问题》,载陈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胡适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以“近世”指宋元明清。事实上,一些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认为,唐代的中国已进入“近代化”,并对唐宋转型说表示赞同,明确主张以“亚近代”或“近世化”来指称唐宋时期(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三联书店,1987年,第151页；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10年,第1-3页)。因此,本文所谓“前近代”(pre-modern)主要指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至清宣统三年(1911)这一历史时期。
③详见Keller, "Ar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s Trade-related? "; Coe and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①参见《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管汉晖,李稻葵,2010)。此外,李伯重对1823-1829年期间华亭-娄县地区GDP的研究则显示,这一时期华娄地区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9.6%,而商业比例为12.8%(李伯重,2010,第247页)。
②伊懋可将人口压力视作“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原因,这导致宋以后的技术进步停滞(Elvin 1973,p.305-306,312)；漆侠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其中宋代是第二个“马鞍”中的高峰,在此之后的元代急遽下降,从明中叶到清代短暂恢复到宋时水平后就长期呈停滞之势(漆侠,1986,第29页)。此外,麦迪森(Maddison,2007, p.30)和刘光临(Liu,2005, pp.104-106)对宋明时期GDP、国民收入的研究支持了艾德荣(2005)、文贯中(2005)等人的看法,而姚洋(2003)则通过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验证了伊懋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值得一提的是,文贯中尽管同意伊懋可的理论,但同时认为劳动力和技术并不是固定的,并洞见到“通过内生的城市化带来的市场机会和制度创新的需求,海外贸易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导致技术和制度创新,这条边界(按：指劳动力和技术)可以上移”(文贯中,2006,第329页)。
③参见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8页。
①对传统中国市场是否整合的论争根源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张彬村(1997)从明清市场需求低、交易成本高和寻租发达三个方面,检讨了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赵冈(1986,第367-371页)认为中国古代缺乏自然经济产生的基础,加之政府鼓励社会分工的政策,使之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龙登高(1997,第509-524页)则发现明清时期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是促成传统中国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此外,加州学派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同意明清乡村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但都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市场的整合和网络化程度比之西欧同期要高得多(王国斌,1992；李伯重,1999；彭慕兰,2002)。
②粮食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物价史的研究中占据了极为显要的位置。彭凯翔(2006,第1页)认为,“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已经揭示出在前现代化社会中粮食市场的绝对重要性。有关清代物价史特别是粮食市场整合的学术研究状况,可参看岸本美绪和陈春声所做的文献综述(陈春声,1992,第1-8页；岸本美 绪,1997,中译本,第36-49页)。
①正如岸本美绪(1997)和吴承明(2001,第316页)分别提到的,在这些早期研究中,尤以王国斌(R. Bin Wong)和濮德培(Perdue)对湖南18世纪粮食市场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理解清代市场整合与自然经济并存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 Bin Wong, Perdue,1988).
②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F. Braudel,1993,中译本,第三卷：第311-314页)早就注意到,由于商品交换的局限,市场经济往往具有区域性,而区域(民族)市场的整合与分割同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国际分工导致的地理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认为集市、店铺、商贩等贸易形式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联系的,并不能改变经济要素的配置；而高级形式的市场贸易,如交易会、交易所等,则能够改变区域商品与经济要素的流动(F. Braudel,1997,中译本,第17-24页)。施坚雅(Skinner,1998,中译本,第1-2页)对此的观点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稳定性,使得很多地区市场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发育成熟,并且,市场分布和交易行为的变化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李伯重(2010)也指出,明清区域市场和经济区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施坚雅理论所说的共同特征。鉴于施氏理论的重要性和启发性,可以进一步研读：有关施坚雅发展其理论框架的5篇重要论文收录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而对其理论的批评综述可参看Da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89, pp.85-86, pp.93-94).
③清政府在1683年收复台湾之前一直施行禁海政策,全面禁止沿海贸易。
①详细分析可参见以下各书：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按照吴承明和岸本美绪的研究,这三次市场萧条分别发生于17世纪30年明代末期,17世纪后期清代康熙年间,以及19世纪初叶的道光年间(吴承明,2001,第236页,第238-241页)。
③陈春声(1992,第143-144页)还认为这一结果至少表明,“就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市场功能的有效性而言,18世纪的广东并不比同时代的法国逊色”。
④相关研究表明(周章跃,万广华,1999),尽管在同一区域市场的价格序列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程度,但这些市场间并不存在整合关系。同样地,尽管较低的相关系数通常意味着市场间可能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弱的整合关系,但这些市场也有可能是整合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某市场既是重要的供给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中心(Blyn,1973)；使用非同种同质产品的价格资料(Harriss,1979)；不同时期的成本变动(如运输费用变动)(Wyeth,1992)。
① Landes (2001)和Sachs (2001)等人认为地理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Roman Studer (2009)据此研究发现,在解释西欧早期市场的整合因素中,地理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陆铭、陈钊(2006,第5-6页)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归结为地理和政策。但是,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因为Rodrik(2004)等人的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在市场整合中的关键作用。
①王国斌、濮德培(1992)曾经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描述为“对清代农村孤立的和‘自然经济’的强烈印象,最终会在活跃的整合的市场面前放弃,但是,鉴于在出口地带之外还有未被市场整合触及的地区存在,任何把清代视为市场社会的意象都是不全面的”(原出R. Bin Wang和Peter C. Perdue (1992)转引自吴承明(2001,第317页))。
③与此相仿佛,希克斯在研究16世纪市场的兴起时,发现伴随着“专业商人”的出现,导致了西欧出现“市场渗透”并在18世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详见希克斯(John R. Hicks)《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28页)。与中国传统市场中个体小农的作用突出不同,希克斯指出,在中世纪西欧,“事实从来就是,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或并非完全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物,而是商人及后来金融家的产物。”(《经济史理论》中译本,第92页)。
①除此之外,李约瑟还有过“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魄力的皇帝都对豪强地主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就好像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激励一样?”的疑问(李约瑟,1986)。
①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银产减产(1840-1850)》,《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1991年。
①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506页。
①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不同也许可以概括为“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差别。
②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③数量经济史将分析建立在对大量的历史数据的技术性处理上,看起来很像传统史学“挖掘事实”-“深入分析”的思路,但是这种相似仅仅是表面的：当经济学家在收集历史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他们心中已经预先设定好了一个逻辑结构,数据处理的结果只是用来证明这个预先的设定是否正确。
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②库恩范式学说似乎和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观念一拍即合,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如经济学者把它来作为“改革目标转换模式”的理论依据；企业家据此再造企业的内部结构、转换机制等；历史学家用它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如“超稳定系统”,有“问题是老的,方法是新的”一说；或探讨“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科学技术循环加速”一说；或回答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在英国产生,有“潜在结构”一说,等等,大体都是从结构的“新角度”入手。
①引自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史研究的几点反省》。
①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64页。
②蒋良骐(原纂),王先谦(改修)：《十二朝东华绿乾隆朝》,台北：文海图书,1963年版,卷67,乾隆37年10月癸未条,第1038页。
③王业键曾指出,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所积累的数据是二十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可靠,且时间上连续最长的经济数据资料,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王业键,2002)。有关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详细评述性介绍,可以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7-216页。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编辑出版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和光绪朝的宫中档案,军机处档案(奏折绿副、粮价清单原件)也有原件影印本,并自1996年开始进行档案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全文影像资料库”(网址：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GC/indexcg.html).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制的康熙、雍正朝满汉文朱批、《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乾隆朝上谕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都已出版；其他如奏折绿副已数字化,粮价清单则早已制成缩微胶卷。
①对历来研究者所整理的粮价数据集的详细总结,可参见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1页。
①关于历代度量衡变化的深入探讨,可参见吴慧：《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439页。
②参见：《清文宗实录》第136卷,第5页。
③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25-34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17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江藓省松江孙辰村实态调查书》,第194页。依照清朝官方规定,“白粮,……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光绪二十五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7523页),与上述市制相同。19世纪初期松江府地区义仓征收官租使用的标准是“一米二谷”(《嘉庆《松江府志》卷一六《建置志》),即一石米折合二石谷,这也是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通用的标准,非松江所独有。
④邱浚：《大学衍义补》第27卷,《铜楮之币》下。
①但是,韦伯没有讨论市场的社会结构问题,以及市场与交易成本的关系。
②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37页。
③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11页。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22-29页。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③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4页。
①唐宋时期是牙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介人被称为“牙人”就是从唐代开始的,《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资治通鉴》卷二十一也说安禄山和史思明“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胡三省注说：“牙郎,驵侩也,南北物价定于其口,而后相与贸易。
②参见：《清高宗实录》第195卷,乾隆八年六月乙卯条。
③参见：《清史稿》第122卷,《食货志·四盐法》。
④参见：《清史稿》第123卷,《食货志·钱法》。
⑤参见：《清史稿》第122卷,《食货志·漕运》。
①顾炎武：“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日知录》)。
①参见《易经·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国内只有全汉昇写于1934年的那本《中国行会制度史》和数量稀少的相关著作。而在同时,我们却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如加藤繁和西鸠定生等已经开始了系统研究中国宋代以来的商人组织。
①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译本)第6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1-25页、120-140页。
①例如,彭慕兰在其研究中对山东的信贷市场进行分析,勾画出山东信贷市场的制度性结构,这有助于评估信贷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的底线,并进一步了解市场整合的可能性(Pomeranz,1988).
②价格相关分析法的基本概念是检验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套利行为是否完全传递到另一个市场,从而形成了价格同起同落的趋势。但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价格间的同起同落未必说明市场整合。比如在价差小于交易成本情况下,不会发生贸易流动,但如果影响两地供求关系的因素趋向一致,价格关系仍可能呈现共同的变化趋势,而实际上市场却可能处于隔离状态下的均衡。相关分析法的第二个重要缺陷是没有贸易信息。比如价格不存在协整关系时,有可能意味着因贸易壁垒导致的不完全整合(但仍有贸易流动),也可能反映了价格差异小于正常交易成本的隔离状态,没有贸易信息则难以分辨到底是哪种情形。该法的第三个重要缺陷是不能区分样本内市场运行状态发生的转折和变化,即只能得出完全整合或完全不整合的结论,从而往往和实际情形不符,难以为政策效果的检验提供参考。虽然可以把整个样本分为不同的政策区段进行检验,但过分依赖样本以外的信息有可能漏掉数据本身可能反映的重要市场变化(韩胜飞,2007)。
① J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Vec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8,12,231-254; Ravallion, M., "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68 (1),102-109.
② Baulch, B., "Transfer Costs, Spatial Arbitrage, and Testing for Food Market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7,79 (2),477-487.
③ Engle, R. F., and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 Estimate, and Testing", Econometrica,1987,55,251-276.
①参见：清道光十年(1830)所编《福建盐法志》第13卷,《配运》。另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工商类“客帮”条：“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
②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第417-456页。
①参看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21-24页。
②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25页。
①按照马歇尔的经典定义,“一价定律”是指贸易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市场上的同一价格差异减去交易成本后相等,也就是说此时国内(国际)市场间最终达到了边际利润等于零的均衡状态,从而使得交易双方在市场中充分获利,这也正是“一价定律”的预期(马歇尔,1961,第325页)。不难看出,该定律的成立反映了市场是均衡和一体的,我们可称之为整合式均衡或完全整合,这一定律也说明,对市场效率的判断需要从价格、交易成本和贸易等三方面考虑问题。
①通过研究比较在工业革命前后西欧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粮食价格,Studer(2009)认为是地理因素导致的市场整合程度差异先于工业化而产生,因此,首先在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发生了工业化,这也说明市场整合很有可能是工业革命的起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整合是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某些情况下,市场整合不一定会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1；Clark,2002)。
①经济史学家最新的努力可以参见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②物价水平上升时,GNP值将随之升高,此外总人口(总劳动力)数量页会影响GNP值。
③刘大中：《浅论国民收入和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刊于1944年5月21日《大公报》；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
①岩井茂树：《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边境社会》,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
②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③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页；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8页。
④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1页。
①这些数字根据以下资料估算而得：同治《苏州府志》(光绪9年刊本)第13卷；嘉庆《松江府志》第28卷；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63页；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1号,第91-112页。
②参见：乾隆《吴县志》(1933年铅印本),第52卷,上页。
③再就“垦殖指数”来看,在可能低估的民国初年全国指数是15.2,而江苏一省则高达41.3；如果以1899年《大清会典》所载江苏耕地面积资料计算,则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个州府的垦殖指数高达70.4！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代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④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卷,“苏松两府田赋之重”条。
①参见：明《松江府志》(康熙二年刊本),第5卷,第3页。
②李之勤：《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载《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63-357页。另参阅寺田隆信：《明代苏州平原的农家经济》,《东洋史研究》,1957年,第16卷1号,第1-25页。
③按照赵冈(1995,第3页,第165-167页)的看法,基于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市镇”和城市两者的性质不同,因此在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应把二者区分开。中国大城市至明清时期基本上已定型,“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④李传时：《中国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54页注。
⑤全汉昇,王业键：《清雍正年间的粮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9年,第20期,第157-189页；安部健夫：《清代米谷供需求研究》,《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第420-448页。
①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第1卷,《意言·生计》。
②在此,牟复礼(F. W. Mote)的研究值得加以注意,他认为传统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在中国社会的城镇部分和农村部分之间不存在鲜明的界线把二者划分开来,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Mote,1973)
③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0-63页。
①松浦章：《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5-41页。
②农村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嘉靖-万历年间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使这一刚刚发展起来的集市网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 发展阶段。据统计,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 25000个,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许檀,2000)。
①参见：《张文忠公全集》第8卷,《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①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6页。
②参见：《明经世文编》第476卷,《盐法议八》。
③参见：《清世祖实录》第54卷,《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条。
④Williams, E. T., "Taxation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12,26,482-510.
①参见：申时行《明会典》第19卷。
②参见：《明太宗实录》第15卷,第232卷。
③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页。
④通常认为明代的田赋折银始于明代中叶,其实一些史料显示在明初就有折交租赋的现象,如《明太祖实录》第105卷记载,洪武九年(1376)三月乙卯太祖曾经“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又王圻《续文献通考》第4卷《田赋考》记载；“(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梅每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苎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税农桑丝每十八两准绢一匹重十八两。
①钱泳：《履园丛话》第1卷,《银价》记载了嘉庆元年(1796)的银钱比价为银一两=钱一千三四百文,据这一比率进行换算。另外,为了与清初的资料进行比较,以二文三尺为一匹对洪亮吉所记的布价换算成平均每匹价。
②据崇祯《松江府志》第11卷,郑友玄《布解议》；叶梦珠《阅世编》第7卷,《食货》；光绪《嘉定县志》第3卷,赵昕《官布考略》；光绪《嘉定县志》第3卷,张诗《永折论略》；汤斌：《汤子遗书》第2卷,《解送布匹疏》
③陆世仪：《陆桴亭文集》第6卷,《青浦魏令君德化记》。
④比如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的棉花价格为每斤三分左右,三斤可值一钱,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棉布价格每匹三钱比较,差不多就是三倍的比值。
①陈龙正：《几亭全书》第25卷,《政书·乡筹二》,《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②据叶梦珠《阅世编》第7卷《食货四》；姚廷遴《历年记》；郑光祖《醒世一斑録》第6卷,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第1卷《生计篇》；《上海县志》第2卷《田赋》；《沙头里志》第2卷；杨小厓《寒圩小志·风俗》；《中国经济年鉴》第11章,1934年,第220-222页。
①参见：《嘉定县志》(光绪)第3卷,《赋法改革》,官布改折条所附张诗《永折论略》。
②张翰：《松窗梦语》第4卷,《商贾纪》。
③参见：《震泽县志》(乾隆)第25卷,《生业》。
④关于向英国输出的生丝量,可参见Karl H. P.,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29, Vol.12, Nos.1-2, p.215.
⑤据乾隆《震泽县志》第25卷,《生业》；何乔远：《镜山全集》第23卷,《请开海禁疏》；张履祥：《杨园 先生全集》,《沈氏农书》；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153卷,《户部·库藏·缎匹库》；道光《平望志》第13卷,《灾变》；民国《双林镇志》第19卷,《灾异》；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95页；庄吉发译注《孙文成奏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295-296页；出口丝价辑自吴承明(2001,269页)。
①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四年九月一日孙文成折。
②参见：清《高宗实录》第660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甲辰上谕中有“自禁止出洋以来,并未见丝斛价平……此盖由于生齿日繁,物件不得不贵”的记载。
①参见：《齐民要术》(《四部备要》本)第2卷,页9下。
①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第10页。
②赵冈：《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第109页。
③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832页。
①参见：何乔远《皇明文征》第23卷,《策问·太祖高皇帝问文学之士》。
①参见：张廷玉《明史》第81卷,《食货五·市舶》。
②参见：《清世宗实录》第57卷,雍正五年五月乙未。
③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第22卷,《征榷考》。
④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太监烹人服精髓》。
⑤参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239卷,《户部·关税》。
①布罗代尔：《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中译本,1993,第433页。
②参见上书,第430页。
③黄鉴辉：《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0-511页。
①彭信威在其大作《中国货币史》中对中国和欧洲金价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彭信威,1958,第645-651页)。从金银比价的变化可以发现和东西方发展的分叉具有惊人的同周期性,这也许是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另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①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曾遭到以Hymes、Benjamin A. EIman和卜正明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质疑,这并没有妨碍何氏的学说在国内受到孙立平、王振忠、何怀宏等学者的热烈推崇。但是,何炳棣的理论只是得到明清社会流动率高于西方的结论,并没有回答是何种原因导致这种流动。何炳棣在其新著《读书阅世六十年》里对明代科举社会流动问题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仍然没有回答造成明代社会科举流动率高的原因。
①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6页。
②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①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51-170页。
①据当代一位严谨的经济史学家估计,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期间仅通过合法贸易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即超过1亿；万历二十九年至顺治四年(1601-1647)期间日本对中国输出的白银多于7000万两(梁方仲,1989,第132-179页)。
①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7-67页。
①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01-122页。
②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十六至十八世纪亚麻、毛、棉纺织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区。十九世纪后期采煤业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了化学、电机、汽车、飞机等工业部门。纺织和采煤业日趋衰落(引自维基百科)。
③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5-43页。
④参见：褚华《木棉谱》第9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居停主人”一语,出自《宋史·丁谓传》：“帝意欲谪(寇)准江淮间,谓退,除道州司马.同列不敢言,独王曾以帝语质之。谓顾曰：‘居停主人勿复言。’盖指曾以第舍假准也.”唐宋文献中时常提及城市中的大小商人有所谓“有邸店行铺炉冶者”、“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可见居停主人是指四民中的商人而言(参见《旧唐书》第48卷《食货志上》。另参《唐会要》第89卷)。
②明末中国已有手工作规模化生产的大型作坊,以经济生产为主题的版画的出现早于西方。
①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197-198页。
②参见上书,第220-223页。
③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382页。
④一般社会学家与地理学家所指的社群(communi ty)广义而言是指在某些边界线、地区或领域内发生作用的一切社会关系。它可以指实际的地理区域或是在某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关系,或指存在于较抽象的、思想上的关系,除此之外Worsley (1987)曾提出社群的广泛涵义：可被解释为地区性的社区；用来表示一个有相互关系的网络；社群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包含社群精神(community spirit)或社群情感(community feeling).
⑤Gibbons, G., Murphy KJ, Baker G., "Contracting for Contro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2006.
① Marx, K.,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London:K. Paul, Trench, Truber&Co.,1904(1851).
②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①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100页。
②这一观点源自Weber (1968,p.635)但是Weber没有讨论市场的社会结构问题,以及市场与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
①滨下武志：《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行为的几点考察》,《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13-14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3-29页。
③Klein, Benjamin, "The Role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in Self-Enforcing Relationships",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s: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p.68-73.
①沈思孝：《晋录》,中华书局,1985年。
②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年,第4卷第1期,第1-21页。
③转引自：仁井田陞《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第1册,《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第101页。
④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第7-20页,
①王世贞：《觚不觚录》第4卷。
②屡试不中的例子在科举史中不胜枚举。以明代为例,“吴门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从弘治乙卯(1495年)26岁到嘉靖壬午(1522年)53岁,参见十次乡试皆不中,他的曾孙文震孟十一次会试才登第。至清代,苏州人沈德潜作为“海外诸国争走重金购诗集”的大才子,从22岁参见乡试起,却也“历岁科试凡三十余次,乡试十有七次”不中,直到乾隆四年(1739)他67岁高龄时方举进士,算的是毅力惊人(见钱陈群《沈文悫公德潜神道碑》,《碑传集》第32卷)。
③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刘于义奏折。
④唐甄：《潜书》上篇。值得注意的是,唐甄在《潜书》中还提出了他的经济思想：“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搞,瘟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①参见：《醒世恒言》第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①邱澎生：《十八世纪中国商业法律中的债负与过失论述》,收入复旦史学集刊《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248页。
②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90年,第92-111页。
③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522-546页。
④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1993),收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80-314页。
①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大文史丛刊第86种),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0年,第140-142页。
②清水盛光：《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陈慈玉译),《食货月刊》,1986年第15卷第2期,第49-78页。
①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①参见：《松溪文集》第2卷。
②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86页。
① Braudel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层,只是由数以千计的原始经济体”所构成,并无互相联系的复杂网络(Braudel,1979,p.35)他明显低估了中国前近代市场的规模。Skinner将19世纪末年的中国市场体系分为十个“巨区”(macro-regions)认为市场活动几乎只限于各巨区之内,巨区间则少有市场联系(Skinner,1977),也是低估了当时中国全国市场的整合程度,学者对此已有所质疑和批评(章英华,1983; Wang,1992; Sands and Myers,1986林满红,1993)。
②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主要由南海航线和东洋航线所构成,前者主要对东南亚贸易,后者则主要对日本贸易。
③ Hao, Yen-P'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p.120-124.
③有学者用“买办化”来概括钱庄受到欧美银行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参见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第12-20页。
①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185页。
②参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1页。
①李鼎：《李长卿集》第6卷,明万历四十年(1612)豫章李氏家刊本。
②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278页。
①对White (1981)关于市场模型和社会网络观点的综述可参见王晓路：《对哈里森·怀特市场模型的讨论：解析、探源与改进》,《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75-219页。另参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3-89页。
②《说文解字》：“市,买卖所也。”《风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匮也。古者日中为市,致民而货聚,以其所有者,易其所无者。
①参见：乾隆《杭州府志》第5卷。
②参见：《嘉定县续志》第1卷。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第106-107页。
①唐文基：《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69页。
②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第59卷,《布税议》。
③参见：嘉靖《河间府志》第7卷,《风俗》。
④参见：《铅书》第1卷,《食货》。
①参见：《明神宗实录》,第376卷,第10页。
①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纺与织是否分离学界曾经有过争议,吴承明和徐新吾认为明清江南棉纺业中纺与织的分离程度很低,并对其原因做了说明(许涤新,吴承明,1985,第394-397页；徐新吾,1991,第66-71页)。而李伯重(2001)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纺与织的地区分工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并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纺与织的分离在城镇更为明显。
②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第403-405页。
③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第394页。
①参见：明嘉靖《金山卫志》,第12卷。
②参见：明崇祯《太仓州志》,第9卷。
③参见：清同治《施南府志》,第7卷。
④参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⑤据刘基《多能鄙事》记载,明初染料配方有13种之多。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染色法则有256种,而清代嘉庆年间的《布经》记载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颜色多达90多种。
①参见：明万历《嘉定县志》第1卷。
②参见：杨光辅《淞南乐府》第1卷,嘉庆,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③参见：褚华《木棉谱》第3卷。
④参见：叶梦珠《阅世编》第7卷,《食货四》。
①程春宇《士商类要》收入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该书前有天启六年(1626)歙县人方一桂所作序,推测当成书于天启。杨正泰认为本书历多次翻刻,在士商中流布很广,因此是解读明代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资料。该书分四卷,第一二卷的内容又分为两部分,其中大部分篇幅是介绍水陆里程,与《一统路程图记》差异不大。二卷后半段的篇幅则是记述与经商有关的知识,卷三卷四内容颇为庞杂,包含各种生活日用常识。
②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3页。
③江南”地区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虽然是一个不甚明确的地理概念,但一般将其范围界定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本文遵从李伯重(1991)的界定,即江南包含“八府一州”,其地域范围是由下列地区所组成：苏州、松江(明)或上海(清)、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八府,以及苏州府下辖的太仓州。
④参见吴德华《吴江丝绸志》(1992),第37-38页。
⑤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第32-33页；全汉异《中国经济史论丛》(1972),第二册,第38-39页。
①按照古诺的定义,一个整合的市场是“一个各组成部分的自由贸易如此有机统一,并使得价格始终灵活而快速地维持在相同水平上的区域”(转引自Spiller and Huang,1986,p.131).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这个定义还很难满足一价定律的要求,而在大多数实际应用中也需要加上一些严格的预设条件。
②也有文献把co-integration称之为“共聚合法”(周章跃,万广华,1999)。简单而论,市场整合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生产法”：通过分析各地区的产出结构、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度、地区专业化分工等指标,测度和判断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程度；“贸易法”：从地区间的贸易往来角度反映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利用区域贸易流量的变化反映区域市场的整合趋势；“价格法”：借助不同地区内商品价格的差异以及价格差异的波动趋势来考察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不同地区的商品价格趋向于收敛,意味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反之则说明国内市场呈现分割趋势(陆铭,陈钊,2006,第98-105页)。
③比如薛华和Keller (2007)用15到20世纪的价格数据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但是由于协整法假定两地的价格只能按固定比例同升或者同降,市场间才能存在长期的整合,这就造成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有时即使没有检验出价格的协整关系,市场也可能已处于逐步整合的过程中。其他的批评可以参考Harriss(1979)对价格相关分析方法的回顾,以及对以价格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评述(Werden and Froeb,1993)。
①一般来说,套利(或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运输成本,而且包括信息成本(比如获得套利的机会),以及由于政府管制政策产生的成本等。一旦价格差超过套利成本,则套利活动就会出现。
①McNew和Fackler(1997)对三方贸易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①“市场效率”在经济学文献中不是一个有清晰定义的概念,很多研究者将其视作空间价格套利条件的同义词。尽管早期许多关于市场整合的研究缺乏对市场效率的意涵解释,但是Roll(1979)最早明白指出了空间价格联系对形成有效率的商品市场的意义,Buccola (1989)则探讨了价格效率的一般化概念。
②在自由贸易的情形下,这也意味着零利润(zero-profit)的“无套利”均衡。
① Dahlgran 和 Blank (1992)研究了三个整合程度不同且空间相关的市场间的价格关系,其结论挑战了传统认为空间分散的市场缺乏效率的观点。
③参见Hotel ling, H.,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1929,39(153),pp.41-57.
④本文中所指的行商与坐贾是一类不从事产品生产而专门提供交易服务并从中获利的人,他们通过购买货物、分销转卖赚取利润,类似于Chandler (1977)所定义的加价中间商(markup middlemen).而另一种协调交易双方赚取佣金的中间商Chandler曾名之为佣金中间商(commission middlemen)关于中间商在经济史中变迁的一个详细综述可参见庞春(2008)。
①经济史学家如Albion (1939,pp.275-276)早就指出,1815-1816年纽约港口的兴起与进出口商、佣金商、拍卖商和代理人等专业中间商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学理论则从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以后更多关注于资源配置而忽略了经济组织的问题,直到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chap.6)最早注意到由于生产和贸易活动之间的分工而产生了职业中间商(professional middlemen),并利用超边际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将职业中间商这一概念正式化。
①据彭凯翔(2006)推测,18世纪全国平均口粮占总消费的比重应高于55%,大约为65%-75%之间；粮食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45%,且商品粮在商品总值中的比重可达30%-40%。
②数据的真实性对于经验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在清代的粮价单奏报制度中是否存在官员造假的动机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皇帝的勤政使得这套制度得出的数据最为可靠。全汉昇、王业键和陈春生的学者对此有专门的讨论,大多认可官方粮价的可靠性。
③王业键：《清代经济刍论》,《食货月刊》(复刊),1973年第2卷第11期,收入王业键《清代经济使论文集》,第1册,第7-8页。
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两家分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第363-397页。
②参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
③参见：《清高宗实录》第324卷。
④当然,也有研究显示,18世纪末期江南的米粮输入量似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六十年之间,这一输入量非常小,在某些年份甚至是完全停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江南本地的粮食丰收年份较多,加之清政府在此期间对江浙沿海偷运米粮出海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黄敬斌,2009)。
①参见：《六合县志·实业》第14卷。
②说明：源自王业键(Wang Y. C.,1992)图1.1。
①参见：《清经世文编·户政二二·漕运中》第47卷。
②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雍正时,大学士朱轼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就提到“凡商贾贸易,贱买贵卖,无过盐觔”(《清朝经世文编·户政二五》卷五零)。大宗商品的远程贸易中利润最丰厚的正是盐。例如,乾隆时潮州府宁都埠的盐商,购盐一引仅需银1.42两,运往省外出售则可价达2.77两之多。
①李笃因：《先府君李公孝贞先生引实》,《受祺堂文集》第4卷。
②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2-154、161、166-170页。
③参见：乾隆《吴县志》第8卷,《市镇》。
①参见：《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苏州档案馆藏本。
②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200卷,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
③虽然16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多大1.5亿至2亿,但是明末的农民战争及全国范围的旱灾使17世纪以至清初人口可能只剩下1.2亿(1650年)。17世纪后半期社会仍不安定,人口约为1.5亿左右。18世纪长期的和平与繁荣使人口史无前例地增加。据何炳棣引述官方统计,1820年总人口为3.53亿,185 0年升为4.3亿。19世纪的人口据Skinner估计,当时人口约有3.8亿。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6(1752)年7月25日,第251页。
②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7(1753)年12月1日,第459页。
③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5(1741)年12月18日,第19页。
④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6(1752)年8月25日,第505页。
⑤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第1辑,乾隆17(1753)年77月22日,第388页。
⑥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首。
⑦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首。
①参见：清《高宗实录》第1238卷。
②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1辑,乾隆五十年九月十六日,第519页。
③崔宁涛：《清代粮食价格持续增长原因新探》,《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0-101页。
④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清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第1册,第188-196页。
①江苏省1738-1794年间的粮价数据取自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在经过可靠性检验后对遗漏的数据进行补值处理。为迁就太仓州粮价数据,故在做十年移动平均时原始资料取自1755-1794年。
②陈东有(1995)考察了康熙朝后三十年间商人的套利行为对粮食市场波动的影响,发现米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价总是会吸引商人为了利益而进行远程贸易,这是导致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
③参见：《常州府志》第22卷,《祥异》。
①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第244页。
②陈春声就指出乾隆朝在后半期开始,常平仓和社仓制度就慢慢走向衰落(陈春声,2010,第190页)。
③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乾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176页。
④参见：《饮定大清会典事例》第239卷,《户部·关税》。
①按照Samuelson(1954)冰山成本模型的理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商品价值在运输过程中将会如同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只有另一部分完整到达目的地。如此一来,即使两地之间市场完全整合,没有套利壁垒,相对价格pi/pj也不必趋于1(桂琪寒等,2006)。因此,只要相对价格pi/pj在某个特定的区间内波动,就可以认为地区i和j之间的市场是整合的。
②由于我们所研究的是两地间的价格相对变动关系,并不需要考虑符号的方向问题,因此在这里取其绝对值,以避免符号变动引起的其他问题。
①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②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21页。
③明太祖反对汉武帝的抑商政策(明《太祖实录》第177卷),张居正更是提出“商农之势若均衡”的观点,到了晚明这种士商转变更为明显,邱溶、赵南星、黄宗羲等已形成“工商皆是本”的思潮。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王阳明心学的继承者泰州学派中诸人的社会背景都是商人,创始人王艮更是从19岁就开始经商,其弟子多是商人、樵夫、陶匠等普通人。据李棪《东林党人考》,万历年间山西、陕西东林党人中,很多人都是盐商出身,这绝不是偶然的。到了18世纪,著名的理学大师、徽州屯溪人戴震(1724-1777)的父亲是一个棉布商,戴震本人也当过商贩,可说是先贾后儒、贾儒互通的学者。
④关于这一论题的讨论,可参见邓亦兵：《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第1-8页。
⑤厘金的收取直到民国政府于1931实行“裁厘改统”政策后才取消。厘金所涉及的商品种类繁多,各省征收方式不一致。对商品流通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通过地的厘金厘金的收取直到民国政府于1931实行“裁厘改统”政策后才取消。厘金所涉及的商品种类繁多,各省征收方式不一致。对商品流通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通过地的厘金。赵留彦等(2011)通过对“裁厘改统”政策实施前后芜湖、上海和天津三地的粮食价格进行分析,证明裁厘改统政策使得地区间贸易成本大幅减少,从而市场整合程度大大增强。
③http://140.109.152.38/DBIntro.asp
⑤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按照罗玉东的统计,清末厘金税征收最重的是江苏省,往往超过货物价值的20%,其次是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征收比率也高达10%(罗玉东,1979,第63页)。赵留彦等(2011)通过对“裁厘改统”政策实施前后芜湖、上海和天津三地的粮食价格进行分析,证明裁厘改统政策使得地区间贸易成本大幅减少,从而市场整合程度大大增强。
①限于条件限制,江苏省的资料阙如,而所使用的浙江省举人录取数据皆来自《顺治至光绪二年浙江乡试录》、《清咸丰二年至光绪二十九年浙江乡试题名录》、《两浙乡试题名录》,以及道光以后的多科乡试录或乡试题名录。此外,还参考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朱保炯、谢沛霖所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及吴宣德(2009)进士研究中的清代部分。
②人口密度=人口/土地面积。本文计算人口密度所用的数据基本上来自曹树基(2001,第708-718页)和何炳棣(Ho,Ping-ti,1962)的相关研究。
③吴承明在论述人口增长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及物价时说：“这是在市场繁荣条件下,一旦进入周期性危机,情况就不同了。”(吴承明,1997,第262页)这其实是暗含了类似的观点。
④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31-332页。
⑤此外,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还参考了：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5-281页。
①http://140.109.152.38/DBIntro.asp
①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2-108页。
②参见：明万历《杭州府志》第34卷,《衢巷市镇》。
①在上面的初步估计中,可以发现固定效应FE模型能够排除非观测的府别特定效应,从而获得参数的一致估计,并有效解决了混合OLS和随机效应RE模型无法处理的遗漏变量问题。
②通过Durb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得到该检验的统计量为16.19,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商人组织是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商人组织变量存在着明显的内生性。
③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模型残差项的无关性,二是要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
④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26期,第59-66页。
①王志刚：《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4-46页。
Samuelson, P.,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
③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过程类似于钟状曲线变化：第一个阶段,由于商品和人口转移成本的下降,从空间角度看市场进一步整合了,因而经济活动开始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区域；在第二阶段,经济活动大量向周围地区分散,开始形成中小型城市；最后,中心核心区也有一些贫困区域。事实上,经济史学家早就注意到,“解释世界不平衡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立足生根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也就说明中心区域何以能高瞻远瞩,带动一切可能的进步；世界的历史是一连串生产方式的共处,而我们却惯于依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考察不同生产方式。其实,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互相牵制着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取决于最落后的,反之亦然：发达是不发达的背面”(布罗代尔,中译本(第三卷),1993,第61页)。
④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三联书店,1960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这方面的文献有很多,主要的可参见黄宗智(1991)、李伯重(1999),吴承明(2001)等人。
①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①如何在逻辑上证明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呢?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制度和经济往往互相影响,我们现实当中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均衡结果：一国经济受制度影响,而制度同时又受到经济影响。过去500年间欧洲国家拥有许多殖民地,其中在1500年左右时许多相对富有的国家现在变得贫穷起来,而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反而变得富裕起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财富的逆转现象?对此Acemoglu (2002)的思路是：1.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的时候,要为殖民地选择制度；2.历史研究显示,殖民者在适合他们自己居住的殖民地建立了良好的制度,便于自己定居；在不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差的制度,目的在于攫取当地资源。这样使得往往在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方,殖民者在当地建立的制度越差；3.制度的一大特性是具有惯性,不经历外科手术式的变革,很难改变,这意味着殖民者为殖民地早期选取的制度与其现在的制度高度相关；4.现在的制度影响经济；5.殖民地现在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影响殖民者当年的死亡率。如果二者高度相关,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制度影响现在的经济。证明完毕。Acemoglu(2002)还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制度影响权力,权力影响经济资源分布,经济资源分布反过来又影响制度。
②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其《文化论》一书中说：“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马凌诺斯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③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三联书店,1994年,第4页。
①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学生书局,1983年,第20-42页。
②也许,在生命科学中有一个可以引起我们深思的“垃圾DNA"(Junk DNA)现象,它是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大野乾(1972)用来表示基因组中95-98%的不编译任何蛋白质或酶的DNA,科学家认为这些不知用途的DNA序列“只比垃圾稍稍有用一些”。然而,从2012年5月开始,在《Na ture》、《Genome Research》等顶尖科学期刊上陆续有科学家证明,这些垃圾基因虽然不参与形成蛋白质,但是却实际上承担了和基因一样重要的控制与调节功能。这也启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等“暗物质”在经济中的特殊调节功能。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2-463页。
①沈垚：《落帆楼文集》第24卷,《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1]Acemoglu, D., S. Johnson, J.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231-1294.
[2]Alexander, and Wyeth, " Co-integ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An Application to the Indonesian Rice Marke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4,30(2), 303-328.
[3]Albion, B.G., "The Rise of New York Port:1815-1860",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9.
[4]Alchina, A.A., and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72,777-795.
[5]Allen, R., and R. Unger, "The Depth and Breath of the Market for Polish Grain, 1500-1800", in Lemmink and van Konigsbrugge (eds.), Baltic Affairs:Relations Between the Netherland and North-Eastern Europe,1500-1800, Nijmegen:Instituut voor Noord-en Osteuropese Studies,1990.
[6]Andrabi, T., and M. Kuehlwein, "Railways and Price Convergence in British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0,70 (2),351-377.
[7]Ardeni, P.G., "Does the Law Of One Price Really Hold?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71,661-669.
[8]Arrow, K.J., "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Bear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70.
[9]Atwell, W.S.,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1982,95,68-90.
[10]Baffes, J., "Some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Law of One Price:The Law of One Price Still Hold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1,73, 1263-1273.
[11]Baker, W., "Markets as Networks:A Multimethod Study of Trading Networks in a Securities Markets", Ph.D.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81.
[12]Barrett, C.B. "Market Analysis Methods:Are Our Enriched Toolkits Well Suited to Enlivened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6,78 (3), 825-829.
[13]Barrett, W., "World Bullion Flow,1450-1800", in 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 James D. Tracy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24-254.
[14]Bergere, Marie-Clai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trans,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986)
[15]Bith-Hong Ling, Pingsun L., and Yung C.S., "Behaviour of Price Transmissions in Vertically Coordinated Market:the Case of Frozen Black Tiger Shrimp (Penaeus mondon)", Aquaculture Economics & Management,1998,2(3),119-128.
[16]Blyn, G., "Price series correlation as a measure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73,28,56-59.
[17]Braudel, F.,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18]Bray, F., "The Rice Economics: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19]Brook, T., "The merchants'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On merchants'", Jouran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981,24 (2),165-214.
[20]Buccola, S.T., "Pricing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markets:Issues, methods, and results",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14,111-121.
[21]Chan, Wellington K.K.,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2]Chandler, A., "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3]Chen, Fu-mei, and Myers, R.H.,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1989,317-341.
[24]Chuan, H.S., and Kruas, R.A.,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of University,1975.
[25]Clark, G., "Marke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Grain Market of Medieval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Working Paper,2002.
[26]Coleman, A., "A model of spatial arbitrage with transport capacity constraints and endogenous transport pr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1,42-56.
[27]Coase, R.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Economica,1937,4,386-405.
[28]Coase, R.H., "R.H. Coase Lectures,2:The Nature of the Firm-Meaning",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88a,4,19-32.
[29]Coase, R.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b.
[30]Comes, P.P., and M. Lourcade, "Competition, market access and economic geography:structural estimations and predictions for France", Mimeo: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avilable at www.enpc.fr/ceras/lafourcade/artinf270207.pdf),2008.
[31]Dahlgran, R.A., and S.C. Blank, "Evalu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ntiguous discontinuous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2,74, 469-479.
[32]Di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1999.
[33]Ejrnaes, M., and K.G. Persson, "Market Integration and Transport Costs in France 1825-1903:A Threshold Error Correction Approach to the Law of One Pri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00,37,149-173.
[34]Engel, C., and Rogers, J.H., "Relative Price Volatility:What Role does Border Play? ",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o.0061, 1998.
[35]Enke, S., "Equilibrium among Spatially Separated Markets:Solution by Electrical Analogue"。 Econometrical,1951,19(1),40-47.
[36]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7]Faminow, M., and B.Benson, "Integration of Spatial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0,72(1),49-62.
[38]Fan I-Chun,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1400-1850",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1992.
[39]Feuerwerker, A.,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Eonomic History,1961,21 (1),41-60.
[40]Feuerwerker, A.,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1965,22,31-61.
[41]Fewsmith, J.,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42]Friedman, W., "Birth of a Sales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ling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3]Furubotn, E.G., and R. Richt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n Assessment", In E.G. Furubotn and R. Richter,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ubingen:J.C.B. Mohr (Paul Siebeck),1991,1-32.
[44]Goldstone, J.A., "Revolutions and Rebell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45]Granger, C. W. J., "Some Properties of Time Series Data and Their Use in Econometric Model Specific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81,16(1),121-130.
[46]Granovetter, M., "Getting a job: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7]Grie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 (5),912-950.
[48]Hamilton, Gary G., and Biggart, N.W.,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on Economic Sociloloty,1988,94,52-94.
[49]Harriss, B., "There is method in my madness:or is it vice versa? Measuring agricultural market performance",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1979,17, 197-218.
[50]Hayek, F.A., "Freiburger Studies:Gesammelte Aufsaetze", Mohr:Tuebingen, 1969.
[51]Heytens, P.J., "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1986,1,25-41.
[52]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53]Huang, P.C.C.,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1991,17(3),299-341.
[54]Im, Kyung-So, M. Hashem Pesaran, and Yongcheol Shin,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Mimeo,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7.
[55]Im, Kyung-So, M. Hashem Pesaran, and Yongcheol Shin,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3,115(1),53-74.
[56]J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Vec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at,1988,12,232-54.
[57]Jones, S.R.H., "Transaction cos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economy in later Anglo-Saxon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1993,46(4),658-678.
[58]Lakatos, I., "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59]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60]Landes, D., "Why Europe and the West? Why not China? " Journal of E 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 (2),3-22.
[61]Li., L.M.,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s, 1738-1911",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0,60(3),665-699.
[62]Lindert, P.H., "English Population, Wages and Prices:1541-1913",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5, XV:4,609-614.
[63]Liu, Kwang-ching, "Chinese merchant guilds: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8,57(1),1-23.
[64]Liu, W.G, "Wrestling for Power: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1000-1770",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2005.
[65]Maddison, A.,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AD", Second Edition, 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2007.
[66]Marks, D., "Unity or diversity? On the integration and efficiency rice markets in Indonesia, c.1920-2006",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0,47,310-324.
[67]Marks, R.B., "Rice Price, Food Supply, and Market Structure", Late Imperial China,1991,12 (2),64-11.
[68]Marshe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 ed. London:Macmillan,1920.
[69]McNew, K.E, and EL. Fackler, "Testing market equilibrium:Is co-integration informative?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1997,22,191-207.
[70]Merel, P., Sexton, R., Suzuki, A., "Transportation cost and market power of middlemen:A spatial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y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ssrn.com/abstract=944167, accessed July 1,2008.
[71]Mokyr, J., "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72]Monke, E., and J. Petzel, "Market Integration:An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4,66,481-487.
[73]Mote, F.W.,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in Robert A. Kapp ed. Rice University Studies-Four views of China (Rice),1973.
[74]North, D.C.,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1600-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8,76,953-970.
[75]North, D.C., and R.W. Barry,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9,49(4),803-32.
[76]North, D.C.,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and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7]O'Rourke, K., and J. Williamson," After Columbus:Explaining the Global Trade Boom 1500-1800", NBER Working Papers 8186,2001.
[78]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9]Parsley, D., and, S.Wei, " Convergence to Law of One Price without Trade Barriers or Currency Fluctu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4(4), 1211-1236.
[80]Perdue, P. C.,"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00-125.
[81]Persson, K. G, "Grain Markets in Europe 1500-1900:Integration and Deregul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82]Pomeranz, K.,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900-1937",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1988.
[83]Pusateri, C., " A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 (2nd Ed.),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Harlan Davidson, Inc.,1988.
[84]Ravallion, M., "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68,102-109.
[85]Rawski, E.,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72.
[86]Reid, A.,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2, Expansion and Crisis, Yale University,1933.
[87]Ricardo, D.,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onomy and Taxation", Gaernsy Press,1871, (London,1973)
[88]Rodrik, D., A. Subramanian, and F. Trebbi, "Ins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9(1),131-165.
[89]Roll, R., "Violations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in:M. Sarnat and G. Szego, ed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rade (Ballinger, Cambridge,1979).
[90]Roman, S., "Does Trade Explain Europe's Rise? Geography, Market Siz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No.129/09,2009.
[91]Rowe, William T., "The problem of'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1993,19(2),139-157.
[92]Rowe, William T.,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93]Sachs, J., "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8119, Cambridge MA, February,2001.
[94]Samuelson, P., " Spatial Price Equilibrium and Linear Programm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42(3),283-303.
[95]Sands, B., and Mayers, R.,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6,45 (4),721-743.
[96]Shiue, C.H., and W.Keller,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 97(4),1189-1216.
[97]Shiue, C.H., and W.Keller,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And Trade", Working Paper 13913,2008, http://www.nber.org/papers/w13913.
[98]Skinner, G.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99]Skinner, G.W., "Marketing System and Regional Economies: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 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1900, Beijing,1980,43-44.
[100]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first published in 1776, edited by E. Cannan (New York,1937)
[101]Spiller, P.T., and C.J. Huang, "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wholesale gasolin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6,35,131-145.
[102]Stephens, E., E. Mabaya, S. Von Cramon-Taubadel and C. Barrett, "Spatial Price Adjustment with and without Trad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08 Annual Meeting Paper 6538,2008.
[103]Stigler, G., and R. Sherwi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5,28 (3),555-587.
[104]Stock, J., and M. Yogo,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in D. Andrew and J. Stock, ed.,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Rothen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80-108.
[105]Studer, R., "India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at Market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s History, 2008,68 (2),393-437.
[106]Studer, R., "Does Trade Explain Europe'sRise? Geography, Market Siz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2009.
[107]Swedberg, R., "Markets as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s.) by Neil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08]Takayama, T., and G.G. Judge, "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quadratic programming",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4a,46,67-93.
[109]Takayama, T., and G.G. Judge, "An intertemporal price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4b,46,349-365.
[110]Takayama, T., and G.G. Judge, "Spatial and Temporal Price Allocation Models", (North-Holland, Amsterdam,1971)
[111]Tirole, J.,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The MIT Press, 1998.
[112]Unger, R., "Integration of Baltic and Low Countries Grain Markets, 1400-1800", in van Winter, J.M., ed., The Interactions of Amsterdam and Antwerp with the Baltic Region,1400-1800, Leiden:Nijhoff,1983,1-10.
[113]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 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35-67.
[114]Vries, Peer., "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Research School CNWS, Leiden University,2003.
[115]Wallis, J.J., and D.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1870-1970", In S.L. Engerman and R.E. Gallman, c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95-161.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o.51,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116]Wang Yeh-chien,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 1740-19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Bellagio, Italy,1984.
[117]Wang Yeh-chien,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 " in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d.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35-68.
[118]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119]Werden, G.J., and L.M. Froeb, "Correlation, causality, and all that jazz:The inherent shortcomings of price tests for antitrust market delineation",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3,8,329-353.
[120]Wilkinson, E. P., "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 ",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1970),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80.
[121]Williamson, O.E., "The Evolving Science of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3,149,36-63.
[122]White, H.C.,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 (3),517-547.
[123]Wong, R.B. and P.C. Perdue, "Grain Markets and Food Suppl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Hunan",1988, in Rawski and Li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26-145.
[124]Wong, R.B.,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st-1949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2008,13 (3),291-307.
[125]Wyeth, J., "Measure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to food security policie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1992, No.314.
[126]Yang, X., and Y.-K. NG,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North-Holland,1993.
[127]艾德荣,“职权结构、产权和经济停滞：中国的案例”,《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第541-562页。
[128]埃德温·多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中译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9]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28期。
[130]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31]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32]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3]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83-211页。
[134]蔡月香,“台蕉与菲蕉在日本市场上之价格行为分析-共整合法之应用”,《农产运销论丛》,1997年第2期,第143-152页。
[13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7]陈春声,《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广州：中山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1984年。
[138]陈春声,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84-89页。
[139]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0]陈东有,“康熙朝米价中的商人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6-58页。
[141]陈凌,“信息特征、交易成本和家族式组织”,《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第27-33页。
[142]陈仁义,王业键,周昭宏,“十八世纪东南沿海米价市场的整合性分析’《经济论文丛刊》,2002年第30卷第2期,第151-173页。
[143]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31-38页。
[144]邓亦兵,“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第41-45页。
[145]邓亦兵,“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8页。
[146]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39-51页。
[147]范金民,《明清江南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48]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9]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150]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26-138页。
[151]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译本)。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152]傅建木,“清代民间会计复式记账概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3-77页。
[15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15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156]龚胜生,“18世纪两湖粮价时空特征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第48-59页。
[157]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787-828页。
[158]郭如秀,“共整合与市场效率：台湾玉米现货价格与美国玉米现货价格之研究”,《台湾土地金融季刊》,1998年第35卷第1期,第121-129页。
[15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998),
[160]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中译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161]韩胜飞,“市场整合研究方法与传达的信息”,《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卷第4期,第1359-1372页。
[162]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163]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64]洪焕春,《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65]侯杨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0-79页。
[166]黄敬斌,“清代中叶江南粮食供需与粮食贸易的再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9-47页。
[16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68]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69]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170]蒋兆成,“浅谈中国的封建行会”,《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期,第71-96页。
[171]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18页。
[172]孔经纬,“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与伍丹戈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第27-28页。
[173]赖建助,“清代粮价资料之遗漏值估计”,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数理统计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
[174]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1986年第2期,第117-134页。
[175]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0-105页。
[176]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14卷第4期,第48-54页。
[177]李伯重,“纺、织分离：明清江南纺织业中的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见王业键,陈慈玉主编《薪火集：传统与近代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全汉昇教授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
[178]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中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79]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第5-14页。
[180]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81]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2]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9年。
[183]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6页。
[184]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16页。
[185]李埏,“中国传统市场的历史演变”,《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64-66页。
[186]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87]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188]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9]林满红,“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影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卷(上),第89-135页。
[190]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张彬村、刘石吉《中国海洋发展史》第5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1994年。
[191]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6-22页。中心,2006年讨论稿,No.C2006019.
[192]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3]刘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机能、特征及其转型》,收入《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民生的开拓》。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194]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95]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6]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20页。
[197]卢峰,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第427-460页。
[198]陆铭,陈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99]罗一星,“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型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2年。
[200]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
[201]马立博,“清代前期两广市场整合”,《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叶显恩主编),1992年,第1029-1046页。
[202]马凌诺斯基,《文化论》(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203]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204]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06]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译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207]庞春,“专业中间商的出现：基于西方经济史与超边际经济学的解释”,《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49-63页。
[208]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9]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211]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
[212]全汉异,《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
[213]全汉异,何汉威,“清季的商办铁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8年第9卷第1期,第119-172.
[214]全汉昇,“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9年第10卷(上)。
[215]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9-52页。
[216]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未刊),1995年。
[217]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东洋史论丛》,1972年第1卷,第1-18页。
[218]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9]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20]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21]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中译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22]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3]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24]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61-75页。
[225]藤井宏,“新安商入研究”,《东洋学报》,1953年-1954年第36卷(1)(4),第1-44页、180-208页、65-118页、533-563页。
[226]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27]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28]谢美娥,“清代物价史研究成果评述”,2006年,未发表。
[229]谢美娥,“余米运省济民居,兼及西浙与东吴-十八世纪台米流通及其与外围地区粮食市场整合的再观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及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经济的空间、制度与网络国际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年。
[230]谢美娥,“十九世纪淡水厅、台北府的粮食市场整合研究”,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台北县淡水镇公所联合主办,“第五届淡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淡江大学、淡水镇公所,2010年。
[23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5年。
[232]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233]许檀,“明清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21-41页。
[234]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91-207页。
[235]徐新吾,《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3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37]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8年。
[238]王敏铨,“中国历史上田赋的上涨及各朝代的衰落”,《太平洋事务》卷九,1936年第2期,第201-220页。
[239]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4-27页。
[240]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241]王业键,"The Secular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第5卷第2期,第348-371页。
[242]王业键,黄国枢,“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供需的考察”,“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讨会”论文,台北,1989年。
[243]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载郝延平,魏秀梅主编《中国近世之传统与蜕变》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244]王业键,黄玉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18页。
[245]王业键,《清代经济使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
[246]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47]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 理学解析”,《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第519-540页。
[248]文贯中,“李约瑟之谜与经济地理学的启示：答皮文的评论”,《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6卷第1期,第325-336页。
[249]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72-85页。
[250]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251]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88-94页。
[252]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253]吴慧,《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254]吴荣杰,陈永琦,刘祥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外畜禽市场价格长期均衡关系之研究”,《农业经济丛刊》,2000年第5卷第2期,第223-251页。
[255]吴松弟,“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概说”,《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第25-35页。
[256]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7]西鸠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
[258]周章跃,万广华,“论市场整合研究方法-兼评喻闻、黄季《从大米市场整合程度看我国粮食市场改革》一文”,《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73-79页。
[259]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增订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60]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71-94页。
[261]晏才杰,《田赋刍议》。北京：共和印刷局,1915年。
[262]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24-137页。
[26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
[26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65]喻闻,黄季,“从大米市场整合程度看我国粮食市场改革”,《经济研究》, 1998年第3期,第50-57页。
[266]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7]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0-137页。
[268]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第97-145页。
[269]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第70-74页。
[270]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71]张连红,《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72]张瑞威,“十八世纪江南与华北之间的长程大米贸易”,《新史学》,2010年第21卷第1期,第149-173页。
[273]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2期,第491-518页。
[274]章英华,“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1983年第7期,第215-234页。
[275]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276]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
[277]赵凌云,“从市场发育与演变的悖论看中国传统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21-24页。
[278]赵留彦,赵岩,窦志强,“‘裁厘改统’对国内粮食市场整合的效应”,《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106-160页。
[279]章开沅,“关于改造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第33-41页。
[280]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281]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2]朱英,“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几点商榷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集刊》(香港),1994年第7期,第108-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