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论《韩非子》中的“名”
详细信息    本馆镜像全文|  推荐本文 |  |   获取CNKI官网全文
摘要
本文重点研究战国中晚期对于“名”这一概念的认识情况,通过对战国中晚期形成的典籍《韩非子》中“名”概念的梳理与研究,从总体上概括“名”在先秦哲学、社会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梳理了《韩非子》之前诸子学说中影响较大的几种关于“名”的学说。包括孔子的“正名”说,《荀子·正名》篇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名”在老子学说中起到的介于“无”和“有”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及由此生发出的道法、法治和法术思想,以及名家与别墨的“名辩之学”在战国诸子学说中所处的地位等。
     参照《韩非子》之前诸子关于“名”的论述,以及《韩非子》之前几种“名”的分类法,本文将《韩非子》中的“名”分为了命物、毁誉、名位、参验、法令五种类型。指出命物之名起到界定范围、使某个实体能够被人们所感知与认识的作用,而毁誉之名指对某事物所进行的价值评判。通过对事物的认知和评判,便可以通过名位、参验、法令等具体的方法来规范并治理它。而命物是“名”的基本用法,其余四种用法都必须先建立在命物的基础上。
     《韩非子》所言的“形名参验之术”在实质上是一门对事物加以区别分类的学问。过于拔高“形名参验”的地位造成了法术政治的不稳定性以及对使用法术者自身的威胁。因此汉代之后逐渐在《韩非子》所言之“名”(以形名参验为主干的治国之术)的基础上加强了礼制的内容,并由此建立了得以维系中国文化传统两千年不衰的,以“名分大义”为伦理支撑、以“形名参验”为政治内核的社会文化、政治结构。
This article is focu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Ming in the later period of Warring State. By study the idea of Ming in the classics named Han fei-zi which came into being at the later period of Warring State to summarize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Ming in Pre-Q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ought generally.
     The paper does up the main theories of Ming of the doctrine of the exponents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Confucius's Naming doctrin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ng from Xunzi in Xunzi Zhengming, the effect of Ming between'something'and'nothing'as a bridge in Lao Tzu's thought and the ideology of Daoism,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hinese Machiavelli doctrine, as well as the logic of the position of the School of Ming and Neo-Mohism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ponents'discussion about Ming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veral kinds of Ming before Han Fei-zi, this paper divides Ming into five types, including identifying and confirming, praising and blaming, fames and positions, investigating and checking, laws. The identifying and confirming can define the scope and enable an entity to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by people; the praising and blaming can value evaluation of something. Based on the cognition and judgment of things, we can regulate and control them with the concrete ways of fames and positions, investigating checking and laws. The identifying and confirming is the basic usage of Ming, the rest four usages must be based on the first.
     Appointing a position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ability and matching words with deeds, in fact, which referred to in Han fei-zi is a learning that distinguishes between categories. However, attaching too much importance to it cause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ule of law and also a danger to the monarch himself. As a result, after Han dynasty, there is a enhanced content of the ritual on the basis of Ming in Han fei-zi, which set up the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to mainta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wo thousand years,which with Titulus and Righteousness as the ethical supporting, with content,name,investigation and checking as the political core.
引文
①以上仅是“名”的较仃代表性的写法,其余甲骨文的另两种写法仅是将“夕”与“口”调换位置,即是上述所引字的反写字形。金文另两种写法与上述所引写法基本类似。篆字则另有十种写法,本文所引为《说文解字》所录的小篆。
    ②此说据《毛诗正义》(北大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但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7页)引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3页)云:“名、明古通用,名当读明,明亦昌盛之义。……三章首句皆赞美其容貌之盛大。”而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2页)则认为:“名,犹称也。言其威仪技艺之可名也。”按《诗集传》与《通释》对“名”的解释基本类似,都是“好”的意思。联系《猗嗟》全文看,昌、名、娈都是对主人公容貌美好的赞叹之语,而且如《通释》所言:“‘猗嗟昌兮’、‘猗嗟名兮’、‘猗嗟娈兮’句法相同,若以名为目上,则昌与娈将何属也?”因此笔者并不赞同“目上为名”的说法,但此亦为一说,故列于文中。
    ①《荀子·正名》云:“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
    ②郭沫若,《十批判书》之《名辩思潮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61页
    ③关于这一点,笔者并不是十分认同,并在文中有所论述,在此处为方便起见故而直接引之。
    ①陈梦麟,《墨辩逻辑学》,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7页
    ①陈梦麟,《墨辩逻辑学》,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5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373页
    ③同注②
    ①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02期
    ②曹峰,《<吕氏春秋>所见“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以<正名>、<审分>篇为主》,《诸子学刊》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7页
    ③指曹峰认为的目前对于名学的研究过于集中在语言逻辑层面,而忽略了“名”这一概念在政治思想领域发挥的更加显著的作用,因为有必要加以强力纠正。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论语·季氏》
    ④如《史记·秦本纪》、《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十年(前756年)于鄜邑以太牢之礼祭祀上帝;《左传·宣公三年》载楚庄王陈兵洛水,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等等。
    ⑤《论语·八佾》
    ⑥《左传·桓公五年》
    ⑦《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⑧《论语·子路》
    ⑨皇侃《论语义疏》引郑玄《论语郑氏注》,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8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⑩如张文熊,《论孔子正名学说》,《西北师大学报》1979年03期;张文熊,《再论孔子正名学说》,《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03期
    11如朱志凯,《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复旦学报》1985年04期;杨树森,《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孔子而不是邓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06期等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4页
    ②如马振铎,《论孔子的正名思想》,《河北学刊》1993年01期;陈学凯,《道德、伦理、政治的合而为一——孔子正名主张的思想意义》,载《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10月:李景林,《正德性与兴礼乐——孔子正名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03期等
    ③曹峰,《孔子“正名”新考》,《文史哲》2009年02期
    ④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2、133页
    ⑤许维通(注),《韩诗外传集释》卷五第三十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
    ⑥江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125页
    ①李章吕,《孔子与荀子的“正名”思想之比较》,《“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7月17日
    ②孙中原,《儒家智者的逻辑——析荀子正名论》,《孔子研究》2004年03期
    ③陈梦麟,《荀况逻辑思想对<墨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06期:张存建,《荀子“正名”思想解读》,《“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7月17日;李章吕,《孔子与荀子的“正名”思想之比较》,2010年7月17日。
    ④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儒林》第四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荀子·正名》云:“故析辞擅作以乱正名。”而《正名》通篇在讲后王、圣王要作新名、立正名,可见《正名》篇中的“正名”与孔子“正名”在语法结构上的不同。
    ⑥《庄子·齐物论》
    ⑦《庄子·天下》
    ⑧《庄子·齐物论》中说到:“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受其鎏铑,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这段话是说没有人能在辩论的双方中间充当裁判,那么辩论双方谁是谁非就无法判定了,这样就陷入了不可知论之中(郭沫若《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第28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没有是非的不可知论在纯粹局限于学术领域的语言论辩中固然可以有一席之地,但这种没有是非的不可知论在对现实生活进行影响时却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因此《苟子》才要找出“圣王”“明君”来充当裁判和规则的制定者。在《荀子·正名》篇后半部分大量出现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去清心以修炼圣王之道的论述,可见《庄子》对《苟子》影响之大。
    ①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儒林》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①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于此句注云:“王念孙日:案此篇以《君道》为题,而又释之日‘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则赘矣。《韩诗外传》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于义为良。君之所道,谓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与此文同一例。今本盖脱‘之所’二字。”
    ②《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三纲即由此而出。虽然《韩非子》是站在以法度明确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的角度上来谈伦常的,但却与儒家的纲常概念殊途同归,都认为伦常关系是不能轻易混乱、变更的。
    ③熊铁基,《中国老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3-91页
    ④刘笑敢,《老子古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十九、三十八章,第230-242、393-405页
    ①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儒林》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如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8、269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1页: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3--746页: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0-124页等,均持此观点。而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则与上述观点相左,认为“法、道二家,其区别更为明显。前者取君主之观点而维新,后者为个人图解放而消极。”(第20页)“人治与法治二派皆为积极之政治思想。其取消极态度而并与二派对立者则为道家代表之无治派。”(第24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也认为“儒墨老庄……此数家之政治思想,虽不相同,然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其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者,当时称为法术之士,汉人谓之为法家。”(第383页)二人之看法,只从法术思想的目的入手而未详究其手段的来源,故而才得出法与道相左的结论。随着20世纪后期大量战国秦汉简牍的面世,尤其是郭店本《老子》与马王堆《黄帝四经》的出土,更证实了法与道的密切关系,庶几可以补正上述二位前贤之微瑕。
    ③赵小雷,《法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西北大学1997年7月博士论文,第31、33页
    ④杨伯峻(①注),《孟子译注》引赵岐注《孟子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7页
    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89页
    ⑥同注③,正文第12、18页
    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
    ①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②唐兰先生《<黄帝四经>初探》一文(《文物》1974年10期)认为出土的《经法》等四篇帛书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黄帝四经》,学界多因袭之。在黄帝四经说被广为接受之前,这四篇帛书被称为《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之后也有不同声音,认为称其为“黄帝四经”过于武断,如魏启鹏先生有《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将其称为“黄帝书”。即使唐兰先生也有《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儒法斗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年01期)一文,一开始并未力主“黄帝四经”说。本文为方便起见,故采用目前通说,对其定名的争议置而不论。
    ③张增田,《“道”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管子学刊》2004年02期
    ④金敏,《法出乎道——论<管子>的道法观》,《浙江大学学报》1997年03期
    ①“各处其宜”,同样见于《韩非子·扬权》
    ②曹峰,《<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05期)所译金谷治,《先秦における法思想の展开》(《金谷治中国思想论集》中卷,东京:平河出版社,1997年,第443-444页)
    ①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②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
    ③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44--346页
    ④《史记·秦本纪》
    ⑤言道法者多为有鱼盐通商之利的齐地法家,而三晋法家却多排斥商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社会政治思想的结果。
    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5-610页
    ⑦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1-372页
    ①王敬华,《<管子>的“道法”观及其现代价值》,《唯实》2008年06期
    ②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44页
    ①不仅法家如此,《庄子·天下》云:“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操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可见“法”与“分”是先秦诸子的通识,不过这里的“法”多与“礼”相类,尚未发展成为专以刑罚为内容的法,更与法术之说相去甚远。
    ②《慎子》此文,《吕氏春秋·慎势》亦有所引,行文稍有出入,但其义相同。
    ③万物初分之时,以名定分,使万物各自然处其宜:而法出现后,就成为以法定分,以强力使万物各处其
    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一》言:“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犹未有益。”《外储说右下·说四》言:“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八说》言:“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韩非子》试图说明,如果君主采用自己的学说,不必烦劳就可以垂拱而治;而君主之“无为”其实是为了“无不为”,如此种种阿谀媚上之辞,比比皆是。这才有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二世引《韩非子·五蠹》之言针对冯去疾、李斯、冯劫等人的反驳之辞:“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闲,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这段反驳之辞简直是《韩非子·主道》中“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的翻版了。
    ②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44页
    ①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先秦尊君权任法术之思想至李、尸、慎诸子殆已约略具体。然严格之法治思想必俟商鞅而后成立。韩非则综集大成,为法家学术之总汇。”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1页:“韩非子的思想史法家的集成,……韩非的法术论,就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认为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东西。”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0页:“韩非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在势、法、术上,韩非无疑是集大成者,他明确地宣布,势、法、术三者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
    ②《史记·商君列传》
    ③《战国策》卷三·秦一,《卫鞅亡魏入秦》
    ①曹峰,《<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03期
    ①梁启超,《墨经校释》,《饮冰室合集·专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②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经说上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③陈孟麟,《墨辩逻辑学》,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5页
    ①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76页
    ①张长明、曾祥云,《从符号学的观点看<尹文子>的名学》,《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01期
    ②曹峰先生针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名”提出了一种新的两分法,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注重“价值判断”)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注重“事实判断”),并认为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后者,只是受二十世纪初以来西学涌入的影响,当今学界对于名学的研究只偏重语言学逻辑学的方向而已。详见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命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02期
    ③俞志慧,《韩非子直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①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注[七]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注[一〇]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注[五]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注[一六]
    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页注[二六]
    ⑤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7页注[一〇]
    ⑥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注[一九]
    ①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29页注[五]
    ②张觉,《韩非了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6页注[五]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27页注[六]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2页注[八]
    ③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51页注[九]
    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34页注[二]
    ⑤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53页注[一]
    ①出自何处不详。陈奇猷怀疑出自别本《论语》。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29页注[五]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页注[二六]
    ②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注[一六]
    ③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注[一五]
    ④陈奇猷,《韩非了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注[一九]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注[三一]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注[一]
    ③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注[三]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1页注[四]
    ①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08页注[一〇]
    ②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93页注[一三]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74页注[七]
    ①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59页注[二八]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3、1074页注[九]、[一〇]、[一一]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82页注[七]
    ③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4页注[一一]
    ④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92页注[一五]
    ⑤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3页注[四]
    ⑥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73页注[二]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80页注[七]
    ②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91页注[一三]
    ③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7页注[二四]
    ①清吴鼒刊乾道本《韩非子》廿卷。该本刻成于嘉庆二十三年,即1818年。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6页注[一八]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1页注[八]
    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70页注[三]
    ⑤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42页注[二]
    ⑥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47页注[三]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8页注[一]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0页注[一]
    ③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90页注[一三]
    ④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3页注[六]
    ①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8、1119页注[一八]
    ②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17页注[五]
    ③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4页注[六]、[七]
    ①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9页注[七]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2页注[七]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0页注[九]、[一〇]
    ④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2、73页注[一〇]
    ①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0页注[一三]
    ②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6、127页注[一]
    ③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注[一]
    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注[五]
    ⑤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注[五]
    ⑥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注[一]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注[二]
    ②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6、147页注[四]
    ③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注[九]
    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注[一〇]
    ⑤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注[一一]
    ⑥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注[二]
    ⑦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注[三],第72页注[七]
    ⑧张觉,《韩非了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注[九],第72、73页注[一〇]
    ⑨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注入[一〇]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注[五]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注[八]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注[一四]、[一五]
    ④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5、136页注[一七]、[一八]
    ⑤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注[二]
    ①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注[二]
    ②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注[四]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10页注[三]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7页注[一]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09页注[二]、[四]
    ③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59页注[二八]
    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81页注[一四]、[一六]
    ⑤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88页注[一一]
    ①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注[一一]
    ②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注[一〇]
    ①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389页
    ①贾谊,《治安策》
    ①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大系统的完成》,见《徐复观文集》第五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②《礼记·哀公问》
    ③《解老》中“故曰:‘道,理之者也。’”一句从文意看,应为其所引的《老子》原文,但这句话不见于目前已知的各种《老子》版本;并且《解老》对理,以及理与道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述,故而可以认为这是《韩非子》本身的观点。
    ①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从·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00页
    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①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第三章《多向探索的魏晋南北朝学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222页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从·清谈与清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6-284页
    ①《晋书》卷三十五《陈骞裴秀传》:“颇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①岳纯之,《说<敦煌实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6月02期
    ①详见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03期
    [1](晋)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
    [2]陈鼓应注,老子注译及评介[M]//中国占典名著译注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0
    [3]程树德,论语集释[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清)焦循,孟子正义[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0
    [8]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
    [9](战国)慎到,慎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清)钱熙祚校,尹文子[M],上海:上海书店,1996
    [11]谭戒甫,墨辩发微[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梁启超,墨经校释[A],饮冰室合集·专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王琯,公孙龙子悬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
    [15]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7](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
    [20]许维通注,吕氏春秋集释[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9
    [21](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
    [22]陈奇猷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张觉注,韩非子校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4]俞志慧注,韩非子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25](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2
    [26](台)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27]程俊英注,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8](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9]许维通注,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0](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2](汉)司马迁,(南朝宋)裴骃、(唐)司马贞、(唐)张守节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3](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7
    [2]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周勋初,<韩非子>札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陈梦麟,墨辩逻辑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3
    [7]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8]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9]张纯、王晓波著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台)叶维廉,中国诗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13]熊铁基,中国老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18]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19]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0]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21]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2]刘笑敢,老子古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3]荆雨,自然与政治之间:帛书<黄帝四经>政治哲学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4]刘利民,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5]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卷一·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6]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7]车淑娅,<韩非子>词汇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2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北京:中华书局,2012
    [1](台)王梦鸥,战国时代的名家[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四本[C],1972
    [2]唐兰,<黄帝四经>初探[J],文物1974年10期
    [3]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儒法斗争的关系[J],考古学报1975年01期
    [4]张文熊,论孔子正名学说[J],西北师大学报1979年03期
    [5]汪奠基,韩非的形名辩说形式[J],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02期
    [6]张文熊,再论孔子正名学说[J],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03期
    [7]刘泽华,先秦法家立法原则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01期
    [8]刘培育,韩非的形名逻辑思想[J],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01期
    [9]朱志凯,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J],复旦学报1985年04期
    [10]陈梦麟,荀况逻辑思想对<墨辩>的发展及其局限[J],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06期
    [11]杨国荣,孔墨老与先秦名实之辩[J],学术界1990年01期
    [12]葛晋荣,先秦“名实”概念的历史演变[J],江淮论坛1990年05期
    [13]李学勤,<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J],管子学刊1991年01期
    [14]武树臣,名辩思潮与“成文法”的诞生[J],中外法学1991年04期
    [15](台)李贤中,先秦名家的名实观[J],哲学与文化1991年05期
    [16]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J],历史研究1992年03期
    [17]马振铎,论孔子的正名思想[J],河北学刊1993年01期
    [18]杨韩生,儒家名家法家与老子的名论辩[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02期
    [19]李生龙,<解老>、<喻老>属黄老而非法家[J],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02期
    [20]王俊涛,简述先秦哲学中的“名实”之辩[J],咸阳师专学报1995年01期
    [21]杨树森,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孔子而不是邓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06期
    [22]水渭松,韩非<解老>异解辨[J],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06期
    [23]王长华,从<解老>、<喻老>看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J],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01期
    [24]水渭松,韩非<解老>异解补辨[J],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03期
    [25]金敏,法出乎道——论<管子>的道法观[J],浙江大学学报1997年03期
    [26](台)郭梨华,<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J],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03期
    [27]景红,80年代中期以来黄老学研究综述(截至1998年)[J],管子学刊1998年03期
    [28]王柏华,先秦名实之辩与“不可说”论的起源[J],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04期
    [29]曾昭式、王克喜,名学、辩学的文化解读[J],哲学动态1999年06期
    [30]岳纯之,说<敦煌实录>[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6月02期
    [31]张长明、曾祥云,从符号学的观点看<尹文子>的名学[J],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01期
    [32]张增田,<黄老帛书>研究综述(截至2001年)[J],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04期
    [33]张增田,“道”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J],管子学刊2004年02期
    [34]孙中原,儒家智者的逻辑——析荀子正名论[J],孔子研究2004年03期
    [35]郭齐勇,<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J],江汉论坛2004年08期
    [36]徐文武,论<黄帝帛书>刑名思想[J],求索2005年01期
    [37]杜文静,试论先秦名家的名实观[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年11期
    [38]曹峰,<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J],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01期
    [39]荆雨、程彪,制度下的和谐——帛书<黄帝四经>形名思想解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02期
    [40]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J],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02期
    [41]李慧敏,<解老>、<喻老>篇中的“道世”关系[J],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06期
    [42]陈学凯,道德、伦理、政治的合而为一——孔子正名主张的思想意义[A],载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7年10月
    [43]曹峰,<恒先>研究综述——兼论<恒先>今后研究的方法[J],中国哲学史2008年04期
    [44]罗仲祥,<解老>、<喻老>的法家思想[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04期
    [45]曹峰,<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J],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05期
    [46]王敬华,<管子>的“道法”观及其现代价值[J],唯实2008年06期
    [47]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论[A],儒林第四辑[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48]曹峰,孔子“正名”新考[J],文史哲2009年02期
    [49]常金仓,周秦文化中的名实律[J],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11期
    [50]任俊华、顾建军,<黄帝四经>研究综述(截至2009年)[Z]
    [51]李章吕,孔子与荀子的“正名”思想之比较,“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7月17日
    [52]张存建,荀子“正名”思想解读[A],“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年7月17日
    [53]曹峰,<吕氏春秋>所见“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以<正名>、<审分>篇为主[A],诸子学刊第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4]李景林,正德性与兴礼乐——孔子正名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学意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03期
    [55]苟东锋,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以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为中心[J],武陵学刊2012年03期
    四、学位论文:
    [1]赵小雷,法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D],西北大学历史学院1997年博士论文
    [2](台)张忠宏,战国黄老的“天道”与“道”——以<黄帝四经>及<管子四篇>为中心[D],“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2003年博士论文
    [3]柴永昌,韩非子“术论”及其渊源考辨[D],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硕士论文
    [4](台)陈佩君,先秦道家的心术与主术——以<老子>、<庄子>、<管子>四篇为核心[D],“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2008年博士论文
    [5]李笑岩,先秦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D],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09年博士论文
    [6]汲广林,<管子>道法思想研究[D],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11年博士论文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