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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工商业会馆公所规章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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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会馆是明清商品经济急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产物,会馆最初的作用是联乡谊,叙乡情,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会馆也逐步成为商人们居住、存货议事的重要场所,继而又由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组成商业或其他行业性会馆。在会馆表现形态日益多样化的同时,各会馆的规约亦纷纷建立起来,并不断地随时势的变迁而加以完善。他们对会馆的经费来源、会馆支出、会馆内部运行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去仅靠官吏临时的、偶发的自愿捐助的不确定性,使会馆能大体上保有经常性的运作经费,使会馆的各项功能可正常发挥。
     会馆行会制定行业条规章程,对内实施同乡同业的行业管理,对外调节官商关系和二者的利益,以会馆组织的契约协调形式部分地代替了封建社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如签订合同、调节商务纠纷,组织商民向政府投诉地方官的盘剥,以至近代联合抵制、反抗外侮、捍卫主权等。会馆公所通过行规,为商人提供制度保障和有关市场交易及各地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在保护商人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方面,会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会馆公所通过行规,要求会员保证商品的质量和标准,不得掺杂使假、缺斤少两,不得哄抬物价、欺行霸市,促使会馆成员养成了良好的商业道德。
     在中国旧秩序下,会馆作为在行政管理之外的一种具有自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其制定的规章制度发挥着与乡约、族规等相同的作用,弥补了国家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缺乏对财产权和商务活动的有效保护和规范的这一缺陷。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economy and the social vicissitude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guild was growing up gradually, which initial function was as the place where the native person could meet together, sacrificed, etc. With the progress of commercial economy, the guild became the important place where the merchants dwelled, deposited their goods and consulted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ir mattered concerned, then the merchants or craftsmen who came from the same place or engaged the same business building the merchant guild or the craft guild. At the same time of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the guilds, the guilds established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mselves, increasingly perfect with the time changing. They definitely regulated the outlay resources, the guild’s expenditure, the inner operation, overcoming the uncertainty that they had depended upon the occasional endowment by officials in the past, maintaining the ordinary running of the guild.
     The guild regulations, supervising the behavior of the merchants or craftsmen in the guild on the one hand, adjus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uild and the feudal official, remedying the deficient market of the feudal society, even organizing fighting for the national survive and resisting the foreign aggress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 displayed huge effect itself. The guild regulations, serving the merchants information about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regional customs, safeguarded the profits of its members and avoided the ill market competition to a great extent. Meanwhile, the regulations, demanding legal management, forbidding raising up the rise, prohibiting forestalling and monopolization, helped to found normative market moral.
     In the old system of the feudal society, as the self-regulated social institute outside the official administration, the guild regulations had the same effect as the countryside customs and familial bylaw, making up the defect of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which could not effectively protect property right and commercial dealings.
引文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53 页。
    ②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53 页。
    
    ① 汤肇熙,《出山草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二。
    ② 康海,《康对山文集》,康熙马氏赠刊本,卷三九。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92 页。
    ④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2 页。
     ①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户政》,清道光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① 苏州碑刻博物馆编,《苏州明清碑刻资料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69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587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808 页。
    ② 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75 页。
    ③《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340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99—100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80 页。
    ③《汀龙会馆志》(一册),清同治刊本。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627—628 页。
    ②《汉口山陕会馆志》,第 45 页。
    ③ 簪玉林,“会馆漫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 资料》(第八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1983 年。
    ④《汉口会馆志》,第 35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769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649—650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61 页。
    ②《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351 页。
    ③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 年,第 377 页。
    
    
    ①《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148 页。
    ②《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45—46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3 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第 473 页。
    ② 上海博物馆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31 页。
    ③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经济全书》,(清)刘祖培编译,第二辑,两湖督署藏版,光绪四十七年刊印,第 494 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第 447 页。
    
    
    ①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 389 页。
    ②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 384 页。
    
    ①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15 页。
    ②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 94 页。
    
    
    ①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 2 页。
    ②《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289—290 页。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37 页。
    ④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33 页。
     ①《北华捷报》,1874 年 5 月 10 日。
     ①《十年报告》,1892—1901,第 469、524 页。
    
    ①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9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473 页。
    ③ 党树林,“舞阳山陕会馆”,《陕西政协报》,1998—10—7。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473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15 页。
    ③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7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02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324 页。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15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1—22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652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8 页。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4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829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4 页。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8 页。
    ④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5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325 页。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3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12 页。
    ② (清)《刑案汇览》卷十,道光甲午中,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56 页。
    ④ 彭泽益,《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89 页。
    ① 彭泽益,《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62 页。
    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54 页。
    ③ 彭泽益,《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117 页。
    ④ 彭泽益,《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110 页。
    ⑤《申报》,光绪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41 页。
    ②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20 页。
    ① 苏州碑刻博物馆编,《明清苏州碑刻资料集》,第 340 页。
    ②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 34 页。
    ③《沁阳县志》,清道光八年刊本,卷二,第 11 页。
    
    ①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37 页。
    ② 彭泽益,《明清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61 页。
    ③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65 页。
    ④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20 页。
    ⑤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24 页。
    ⑥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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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彭泽益,《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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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上海博物馆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 72 页。
    ② 彭泽益选编,《明清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75 页。
    ③ 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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