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变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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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有关清末民变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一、民变的界定。民变是指某一区域内民众用某种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表达其对社会的不满，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土匪、兵变、商变等有所区别。二、清末华北民变的组织发动有社会感染、基于个人领导的组织发动、民间组织的作用等形式；其领导者多为乡村中的“活跃”人物。三、晚清以降华北乡村政治、社会结构的失衡及“新政”的一些具体举措对这种失衡的加剧，从而诱发清末华北一些民变的发生。四、清末民变的发生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由此在清末营造了一个社会变革的环境，推动着辛亥革命的发展。
At presen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popular revolt research in late Ching dynasty.But there is still some problem has not been resolved.First, the definition about popular revolt.lt is a result that some people inside the district use some way to express their disaffection with society, it is a social internal antinomy in China to arouse to turn. It is different with propertied class revolution, bandit, mutiny, merchant revolt etc. Second,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north China the formalities about mobilize masses to revolt include the society infection, launched by some leaders, functions etc.It s most leaders are " active" person in country .Third, some popular revolt were caused by the out of balance of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s structure in north China since late Ching dynasty.Forth,the occurrence of popular revolt followed with great interst from public opinion. We can also watch the field of public on the riping in late ching dynasty.
At presen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popular revolt research in late Ching dynasty.But there is still some problem has not been resolved.First, the definition about popular revolt.lt is a result that some people inside the district use some way to express their disaffection with society, it is a social internal antinomy in China to arouse to turn. It is different with propertied class revolution, bandit, mutiny, merchant revolt etc. Second,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north China the formalities about mobilize masses to revolt include the society infection, launched by some leaders, functions etc.It s most leaders are " active" person in country .Third, some popular revolt were caused by the out of balance of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s structure in north China since late Ching dynasty.Forth,the occurrence of popular revolt followed with great interst from public opinion. We can also watch the field of public on the riping in late ching dynasty.
引文
1、这段时期有关清末民变的文论，严格来说多数还不能称其为研究，确切说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
2、龚书铎、陈桂英：《从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3、Prazniak Roxann..Tax Protest At Laiyang, Shandong, 1910, Commoner Organization versus the County Political Elite. Modern China, vol.6.1980.
4、刘学照在“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小组讨论上提出“民变学”一词，足见民变研究所受关注。杨鹏程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是有关民变个案研究的一篇力作。
5、周积明、谢丹：《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江汉论坛》2000年第8期。
6、刘保华用数十年时间搜集整理的《景廷宾起义调查资料摘录》(未刊本)极其可贵。
7、15、25、65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296、296、303页。
8、王先明在“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上的发言，对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变的特点时作出上述对比，笔者曾就此问题向其详细求教后以为，此论断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南北方民变的差异性。在此处“民”是狭义上的农民，不同于后文所指含义。
9、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敌人》的研究来看南方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在平反叛乱的时候彰显，且更多表现在社会的中上层；相反北方则是在叛乱下彰显，表现在乡村社会中的最低层；不过北方的叛乱(义和团运动)似乎得到了政府的默许。
10、区域划分的理论可参见乔治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乡村的变迁·绪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第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431页。在《汉语大词典》中“民变”解为，“旧指民众暴动。”《新华词典》同样解为，“旧指人民起来造反。”
1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卷下，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第758页。
13、34、109、《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4期。
14、41、9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132-135、50页。
16、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有关清末学潮的文论可参见马自毅：《辛亥前十年间学堂、学生与学潮》，《史林》2002年第1期。
17、刘平：《清末农村民变散论》，《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18、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乔志强的区分基本同此。
19、100、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20、在笔者即将完成此文时偶见一书名芮传明《专制与迷信——中国古代民变研究》，但迄今还未出版，不能得见此文作者所理解的民变含义。
21、赵云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1页。
22、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8页)在行文中把农民斗争区分为五类，即人口迁移；民变，“留在故土的贫苦民众进发出层出不穷的暴力骚乱：”武装起义；下层民众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资产阶级各派系组织和影响下的农民斗争。显然程歗先生是按农民斗争的层次划分的，民变属于较低层次自发性质的，而当“民变等无组织的大众集合行为向有组织的集团斗争发展”(书中第17页)时便演化为武装起义，“与此相适应，动荡的政治心理也凝聚为具有特定指向性的政治观点、口号或纲领。”但在本文接下的分析中将看到民变中不乏有组织的规模行动，因此，以是否有组织区分民变与起义还很难掌握。从《汉语大词典》中解释来看，“起义”一词具有明显的褒义。
23、马自毅：《历史潮流的汇聚——辛亥前十年民变剖析》(未刊稿)，提交“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论文。
24、邓小平在定义社会主义时，并没有直接给出他的定义，而是用了几个“不是”界定出社会主义的内涵。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准确定义某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们给出某个定义时也就限定了它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因此，我想邓小平在定义社会主义时所用方法有学术方法论上的意义，值得借鉴。
26、恩格斯：《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27、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8、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9、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30、汪远忠、池子华：《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学术界》1998年第2期。
31、赵中孚：《近代东三省胡匪问题之探讨》，《中央研究院集刊》第7期。
32、46、《记事·直隶迁安民变详情》，《东方杂志》1909年第9期。
33、张海林：《清末江苏“商变”浅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5、58、62、胡成：《晚清新政时期民变的原因及历史特征》，《二十一世纪》1998年总第49期。
36、《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37、39、《宗教·各省教务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
38、40、119、《记事·直隶永平盐局激变巨案》，《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
42、54、《军事·河南巡抚陈奏查办祥符县东乡地方匪徒借端煽聚摺》，《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
43、《军事·各省军事纪要》，《东方杂志》1908年第4期。
44、魏光奇：《清代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5、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 2000年版，第219页。
47、110、《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5期。
48、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24页。
49、黎仁凯：《联庄会与景廷宾起义》(未刊稿)，朱文通：《试论联庄会的起源性质与作用》(未刊稿)，两文为提交“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50、虽然从有关材料中难以看出具体是哪个组织在起作用。但考虑到求雨是近代华北乡村一项重要活动，关涉乡村集体利益，一般都有一定组织出面领导进行。在下文将有论述。
51、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5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53、《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12期。
55、86《记事·直隶丰台乡民抗捐记事》，《东方杂志》1909年第11期。
56、《中国大事记补遗·河南长葛县乡民滋事详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
57、64、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212页。
59、章征科在《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及成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一文中将乡民跟随乡绅闹变归结为“绅权的崇拜”。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下，自耕农占了绝大多数。在华北一般农户人均占地多在10余亩左右，自耕农占主导地位，绅民之间差异一般很小。王国斌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普遍的抗税运动的研究，表明山东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较小，因此抗税运动更易传布。脆弱的小农经济使民众难以承担额外的负担，因之对正当赋税以外的捐派十分敏感。因此，我们看到华北民变中绅民便因利益的一致性走到一起。
60、王树槐：《庚子地方赔款》，《中央研究院集刊》第三期上册。
61、韩政修编：《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1933年版。
63、《中国大事记·河南密县乡民滋事拆毁县署》，《东方杂志》1910年第4期。
66、78、79、81、98、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121、122、123、132、1页。
67、这是不同于前后历史时期的特点，在清末，基层士绅更多时候是作为地方利益代表出现的。张玉法对莱阳民变的研究揭示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发生政治骚乱。而莱阳的例子则表明民权的提高，与官绅的权力发生冲突。虽然胡成指出这一时期的民变带有较多因地方势力扩张引发的政治冲突，却未能充分深入展开论述。(分别见上引两书)
68、69、张曜：《山东军兴纪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五十五辑，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212-1213、1217页。
70、77、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35-136页。
71、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2、74、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7、279页。
73、周晓丽：《直隶义和团首领研究》(2002年硕士论文)，藏于河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5、转引自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乡村的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76、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0年版，第149页。
80、85、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639页。
8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0页。
83、杜赞奇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权力文化网络，虽然这个概念几乎无所不包，但用来解释清末民初的华北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他讲到由于文化网络即控制着各种资源，而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监证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4、《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64页。
87、《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
88、《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
89、刘佰合、蒋保：《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90、罗志田：《清季科举制度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91、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张佩国在《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第224页)中也论述到，清季及此前，乡村权势人物主要由乡绅组成，他们在政治文化上认同皇权，并受到科举的由上而下的制度约束，
虽无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也不致恶性膨胀。清末民初，政府没有建立起吸纳乡村上层人物乡上走的制度性渠道，地方自治的兴起又扩大了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资源，在地方政权日益军事化、地方社会无序化加剧的情况下，其权力又逐渐膨胀。
93、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出版社1949年版，第82页。
94、《记载第三·中国时事汇录》，《东方杂志》1910年第7期。
95、103、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第466-467、112-113页。
96、刘学照、周照青：《上海舆论与景廷宾起义》(未刊稿)，提交“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97、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8页。
99、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102、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4、梁启超：《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05、121、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之演说词》，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0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9、981页。
107、刘增合：《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
108、胡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11、如河南的密县乡民暴动，山西交城文水民变，见《东方杂志》1910年第3、4、5期。
112、然而，在对这些舆论分析时发现，舆论界之所以反映强烈却与莱阳所在胶东地区社会发展有相当关系。为何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先看一下莱阳所在胶东的地理位置。胶东地区和济南昌邑一带不仅是山东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重心。在1900年前的50年间，山东省58％的举人出自这两个地区，各占一半。在入士人数上，胶东半岛更为突出，山东省38％的达官显贵都来自这里，使该地区在省城中的政治影响最大。(周锡瑞上引书第121页)胶东半岛清开国以来举人按各区域所占百分比总在25％以上，多至35％。(周锡瑞上引书第35页)稳定地区出士绅，不稳定地区出盗匪。张玉法的研究亦表明，就人才的分布论，较盛者为济宁、潍县、胶州、福山、莱阳、蓬莱等州县，这些州县多
在胶东西丘陵地址交通冲要区。(张玉法上引书第664页)胶东半岛一带更加商业化的土地出租与士绅力量密切相关，这与长江下游情况相同，是极为典型的士绅地主。在此，地方乡绅的势力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并随着其人才的分布形成一张错综交织的舆论网，并由此影响政府行为的表达。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在莱阳民变中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实际上在清末山东省咨议局成立后，便在议员中形成东府(登莱青三府)与西府(济东泰武曹兖沂七府)两大派别。东府多主张激进，西府多主张保守。为了控制咨议局的权力，两派便不断争斗，终于在莱阳民变的问题上爆发，演变成两派的政治斗争。
113、《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7期。
11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第653—657页。
115、117、《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人民抗捐斗争资料选辑》，《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2期。
116、《大公报》，1910年9月18日。
118、《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1期。
120、《山东咨议局议员王志勋、丁世峄等辞职缘由报告书》，《莱阳文史资料》(曲诗文起义专辑)。
1、《东方杂志》
2、《申报》
3、《大公报》
4、《清德宗实录》
5、《宣统政纪》
6、《近代史资料》
7、韩政修编：《广宗县志》，1933年版。
8、《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2期。
9、《莱阳文史资料》，曲诗文起义专辑。
1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五十五辑，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
1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
14、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
16、《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
17、《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9、《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出版社1949年版。
21、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版。
22、(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6、(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
2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9、赵云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0、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1、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33、乔治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乡村的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中央研究院集刊》(台北)
35、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
36、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7、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8、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9、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40、《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41、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0年版。
42、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3、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4、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
45、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48、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9、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50、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龚书铎、陈桂英：《从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3、Prazniak Roxann..Tax Protest At Laiyang, Shandong, 1910, Commoner Organization versus the County Political Elite. Modern China, vol.6.1980.
4、刘学照在“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小组讨论上提出“民变学”一词，足见民变研究所受关注。杨鹏程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是有关民变个案研究的一篇力作。
5、周积明、谢丹：《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江汉论坛》2000年第8期。
6、刘保华用数十年时间搜集整理的《景廷宾起义调查资料摘录》(未刊本)极其可贵。
7、15、25、65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296、296、303页。
8、王先明在“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上的发言，对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变的特点时作出上述对比，笔者曾就此问题向其详细求教后以为，此论断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南北方民变的差异性。在此处“民”是狭义上的农民，不同于后文所指含义。
9、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敌人》的研究来看南方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在平反叛乱的时候彰显，且更多表现在社会的中上层；相反北方则是在叛乱下彰显，表现在乡村社会中的最低层；不过北方的叛乱(义和团运动)似乎得到了政府的默许。
10、区域划分的理论可参见乔治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乡村的变迁·绪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第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431页。在《汉语大词典》中“民变”解为，“旧指民众暴动。”《新华词典》同样解为，“旧指人民起来造反。”
1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卷下，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第758页。
13、34、109、《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4期。
14、41、9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1、132-135、50页。
16、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有关清末学潮的文论可参见马自毅：《辛亥前十年间学堂、学生与学潮》，《史林》2002年第1期。
17、刘平：《清末农村民变散论》，《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18、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乔志强的区分基本同此。
19、100、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20、在笔者即将完成此文时偶见一书名芮传明《专制与迷信——中国古代民变研究》，但迄今还未出版，不能得见此文作者所理解的民变含义。
21、赵云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1页。
22、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8页)在行文中把农民斗争区分为五类，即人口迁移；民变，“留在故土的贫苦民众进发出层出不穷的暴力骚乱：”武装起义；下层民众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资产阶级各派系组织和影响下的农民斗争。显然程歗先生是按农民斗争的层次划分的，民变属于较低层次自发性质的，而当“民变等无组织的大众集合行为向有组织的集团斗争发展”(书中第17页)时便演化为武装起义，“与此相适应，动荡的政治心理也凝聚为具有特定指向性的政治观点、口号或纲领。”但在本文接下的分析中将看到民变中不乏有组织的规模行动，因此，以是否有组织区分民变与起义还很难掌握。从《汉语大词典》中解释来看，“起义”一词具有明显的褒义。
23、马自毅：《历史潮流的汇聚——辛亥前十年民变剖析》(未刊稿)，提交“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论文。
24、邓小平在定义社会主义时，并没有直接给出他的定义，而是用了几个“不是”界定出社会主义的内涵。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准确定义某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们给出某个定义时也就限定了它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因此，我想邓小平在定义社会主义时所用方法有学术方法论上的意义，值得借鉴。
26、恩格斯：《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27、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8、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9、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30、汪远忠、池子华：《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学术界》1998年第2期。
31、赵中孚：《近代东三省胡匪问题之探讨》，《中央研究院集刊》第7期。
32、46、《记事·直隶迁安民变详情》，《东方杂志》1909年第9期。
33、张海林：《清末江苏“商变”浅论》，《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5、58、62、胡成：《晚清新政时期民变的原因及历史特征》，《二十一世纪》1998年总第49期。
36、《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37、39、《宗教·各省教务汇志》，《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
38、40、119、《记事·直隶永平盐局激变巨案》，《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
42、54、《军事·河南巡抚陈奏查办祥符县东乡地方匪徒借端煽聚摺》，《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
43、《军事·各省军事纪要》，《东方杂志》1908年第4期。
44、魏光奇：《清代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5、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 2000年版，第219页。
47、110、《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5期。
48、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24页。
49、黎仁凯：《联庄会与景廷宾起义》(未刊稿)，朱文通：《试论联庄会的起源性质与作用》(未刊稿)，两文为提交“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50、虽然从有关材料中难以看出具体是哪个组织在起作用。但考虑到求雨是近代华北乡村一项重要活动，关涉乡村集体利益，一般都有一定组织出面领导进行。在下文将有论述。
51、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5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53、《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12期。
55、86《记事·直隶丰台乡民抗捐记事》，《东方杂志》1909年第11期。
56、《中国大事记补遗·河南长葛县乡民滋事详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
57、64、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212页。
59、章征科在《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及成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一文中将乡民跟随乡绅闹变归结为“绅权的崇拜”。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下，自耕农占了绝大多数。在华北一般农户人均占地多在10余亩左右，自耕农占主导地位，绅民之间差异一般很小。王国斌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普遍的抗税运动的研究，表明山东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较小，因此抗税运动更易传布。脆弱的小农经济使民众难以承担额外的负担，因之对正当赋税以外的捐派十分敏感。因此，我们看到华北民变中绅民便因利益的一致性走到一起。
60、王树槐：《庚子地方赔款》，《中央研究院集刊》第三期上册。
61、韩政修编：《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1933年版。
63、《中国大事记·河南密县乡民滋事拆毁县署》，《东方杂志》1910年第4期。
66、78、79、81、98、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121、122、123、132、1页。
67、这是不同于前后历史时期的特点，在清末，基层士绅更多时候是作为地方利益代表出现的。张玉法对莱阳民变的研究揭示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发生政治骚乱。而莱阳的例子则表明民权的提高，与官绅的权力发生冲突。虽然胡成指出这一时期的民变带有较多因地方势力扩张引发的政治冲突，却未能充分深入展开论述。(分别见上引两书)
68、69、张曜：《山东军兴纪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五十五辑，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212-1213、1217页。
70、77、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35-136页。
71、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2、74、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7、279页。
73、周晓丽：《直隶义和团首领研究》(2002年硕士论文)，藏于河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5、转引自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乡村的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76、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0年版，第149页。
80、85、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639页。
8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0页。
83、杜赞奇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权力文化网络，虽然这个概念几乎无所不包，但用来解释清末民初的华北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他讲到由于文化网络即控制着各种资源，而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监证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4、《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及《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64页。
87、《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
88、《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
89、刘佰合、蒋保：《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90、罗志田：《清季科举制度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91、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张佩国在《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第224页)中也论述到，清季及此前，乡村权势人物主要由乡绅组成，他们在政治文化上认同皇权，并受到科举的由上而下的制度约束，
虽无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也不致恶性膨胀。清末民初，政府没有建立起吸纳乡村上层人物乡上走的制度性渠道，地方自治的兴起又扩大了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资源，在地方政权日益军事化、地方社会无序化加剧的情况下，其权力又逐渐膨胀。
93、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出版社1949年版，第82页。
94、《记载第三·中国时事汇录》，《东方杂志》1910年第7期。
95、103、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第466-467、112-113页。
96、刘学照、周照青：《上海舆论与景廷宾起义》(未刊稿)，提交“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97、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8页。
99、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102、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4、梁启超：《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05、121、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之演说词》，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0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9、981页。
107、刘增合：《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
108、胡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11、如河南的密县乡民暴动，山西交城文水民变，见《东方杂志》1910年第3、4、5期。
112、然而，在对这些舆论分析时发现，舆论界之所以反映强烈却与莱阳所在胶东地区社会发展有相当关系。为何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先看一下莱阳所在胶东的地理位置。胶东地区和济南昌邑一带不仅是山东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重心。在1900年前的50年间，山东省58％的举人出自这两个地区，各占一半。在入士人数上，胶东半岛更为突出，山东省38％的达官显贵都来自这里，使该地区在省城中的政治影响最大。(周锡瑞上引书第121页)胶东半岛清开国以来举人按各区域所占百分比总在25％以上，多至35％。(周锡瑞上引书第35页)稳定地区出士绅，不稳定地区出盗匪。张玉法的研究亦表明，就人才的分布论，较盛者为济宁、潍县、胶州、福山、莱阳、蓬莱等州县，这些州县多
在胶东西丘陵地址交通冲要区。(张玉法上引书第664页)胶东半岛一带更加商业化的土地出租与士绅力量密切相关，这与长江下游情况相同，是极为典型的士绅地主。在此，地方乡绅的势力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并随着其人才的分布形成一张错综交织的舆论网，并由此影响政府行为的表达。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在莱阳民变中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实际上在清末山东省咨议局成立后，便在议员中形成东府(登莱青三府)与西府(济东泰武曹兖沂七府)两大派别。东府多主张激进，西府多主张保守。为了控制咨议局的权力，两派便不断争斗，终于在莱阳民变的问题上爆发，演变成两派的政治斗争。
113、《记载第一·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7期。
11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第653—657页。
115、117、《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人民抗捐斗争资料选辑》，《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2期。
116、《大公报》，1910年9月18日。
118、《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1期。
120、《山东咨议局议员王志勋、丁世峄等辞职缘由报告书》，《莱阳文史资料》(曲诗文起义专辑)。
1、《东方杂志》
2、《申报》
3、《大公报》
4、《清德宗实录》
5、《宣统政纪》
6、《近代史资料》
7、韩政修编：《广宗县志》，1933年版。
8、《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2期。
9、《莱阳文史资料》，曲诗文起义专辑。
1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五十五辑，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
1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
14、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出版社1960年版。
16、《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
17、《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9、《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出版社1949年版。
21、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版。
22、(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6、(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
2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9、赵云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0、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1、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33、乔治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乡村的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中央研究院集刊》(台北)
35、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
36、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7、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8、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9、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40、《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41、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0年版。
42、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3、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4、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
45、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48、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9、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50、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