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言论自由思想的肇始与演变（1833-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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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名：The Ini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Late Qing Dynasty (1833-1911) 作者：路鹏程 论文级别：博士 学科专业名称：新闻学 中文关键词：晚清 ; 言论自由 ; 思想史 英文关键词：Late Qing Dynasty ; Freedom of Speech ; History of Thoughts 学位年度：2009 导师：孙旭培 学科代码：050301 学位授予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提交日期：2009-05-01

摘要

晚清，现代言论自由思想自西徂东后，经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习和阐释，日益丰富，日趋成熟，并且从理论斗争逐步进入实践范畴，最终列入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条文之中。期间，历时八十年余年．经历了六个具有显著思想特征的阶段：
     其一，1830-1850年代，言论自由思想初涉中国时，由于国人尚未对此做出积极地回应。此一阶段的言论自由思想特征，基本就是来华传教士言论自由思想所具有的特征。他们强调天赋自由，注重言论自由的政治社会价值，并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其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初次对西方现代言论自由思想做出理解和诠释。他们吸纳了西方言论自由的实践形式却拒绝西方言论自由理论基础。他们均将言论自由思想视为强国富民的工具和手段。他们的言论自由思想由于根植于传统文化背景中因而充满儒家民本关怀色彩。其三，1880年代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开始将言论自由纳入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位置予以思考，强烈要求言论自由。但由于他们言论自由思想缺乏以一贯之的现代理论基础，因此显得零堆碎垛。思想家个人对言论自由的认识水平也参差杂乱，但思想界总体言论自由的认识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其四，维新运动时期，康梁一辈思想家，特别是严复，开始在真正中西会通的意义上，传播西方言论自由思想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言论自由思想因素。同时，言论自由从思想转化为广泛的实践。其五，立宪运动中，梁启超立于理论旗手的地位，对言论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阐释。伴随着中国报业高潮的勃兴，言论自由思潮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其六，民主革命派思想家言论自由思想的首要特征就是藉革命手段以夺取言论自由权利。他们尊崇以人民为主体的，法制化的言论自由权利。耽于紧迫繁重的现实革命工作，使得他们所传播的言论自由思想缺乏细致的理论化和严密的系统化。
     晚清八十余年，由于历史局势动荡，思想资源匮乏，时人学养薄弱，言论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虽貌似繁复丰富但失之浅显零碎，始终未能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释。清廷覆灭，民国初元，言论自由虽写入宪法，但现代言论自由思想的理论输入任务在中国仍未完成。
In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modern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is introduced from west to east, it's large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and brough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finally was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is period lasts for over 80 years with 6 phases of obvious features:
     Phase 1, during 1830 to the early 1850s, when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s were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didn't react actively. Therefore, the features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s in this period were the same as those spread by the missionaries. It emphasized natural freedom, put stress on the social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was very religious. Phase 2,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western thoughts of speech of freedo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s were full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in Confucianism. They borrowed the form of practice in the western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but rejected its theory. They considered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s as the tool and means of making the country strong and people rich. Phase 3, in 1880s, the early reform ideologists began to consider putt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entire political system and strongly demanded for freedom of speech. However, due to lack of coherent modern theory, their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were incomplete. The knowledge of freedom of speech of some ideologists was at different levels, while the overall knowledge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 was still largely improved. Phase 4,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the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ideologists (especially Yan Fu) were based on the western theory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y began to explain the factors of the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reedom of speech again and spread the principles of western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for the purpose of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Meanwhile, freedom of speech developed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hase 5, during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Liang Qichao, as a theory leader, made systematic and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s. Along with the climax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 China,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were widely spread in every social class. Phase 6, the primary feature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s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ideologists is to seize the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by the means of revolution. They advocated the legalized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that took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Because of urgent and heavy revolutionary work, their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were lack of specific theory and strict system.
     During over 80 year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ough the spread of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China seemed to be complicated and abundant, it's actually inadequate and fragmentary and lacks comprehensive and deep academic research due to i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shortage of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ough freedom of speech was included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theory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thou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China was still not accomplished.

引文

190-191页。
    [1] 《新闻纸略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号，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33页。
    [2] 《自主之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道光戊戌年三月号，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40页。
    [3] 1815-1822年间，马礼逊陆续出版了三部六卷本《英华字典》。
    [4] 钟少华称《华英字典》以“自主之理”对译“Freedom”，熊月之言其以“自主之理”移译“Liberty”，周振鹤则谓它用“自主之理”同时对译“Liberty”或“Freedom”。由于未见《华英字典》原文，笔者目前尚不清楚究竟何说为准。不过，一些学者，如日本学者班玮教授，美国著名史学家方纳，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话语语境中“Liberty”与“Freedom”基本同义。参见，胡其柱：《晚清“自由”词语的生成考略：1820-1900年代》，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4916&cid=8；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美]埃里克·方纳著：《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日]班玮：《论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交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很早的时候便开始用“Liberty”与“Freedom”的译词，最早的用例见于，1654年利类思(R．．Ludovico Bulios)所翻译的托马斯·阿奎那的《超世学要》(Summa Theologica)。在该书中，利类思用“自由”表示“Freedom”。此后1753年，A．dela Charme在其《性理真诠》中，使用“自主”一词，有时将其与“自主”互换(参见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8-229页)。
    [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4页。
    [2]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反映西方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新闻报道参见该刊道光甲午年二月号、乙未年六月号、丁酉年正月号、三月号、七月号、十一月号、戊戌年四月号、五月号、九月号，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2，186，197，216，257，297，361，372，423页。
    [3] 《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转引自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4] 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演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5] 《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第643卷，第13本，第8159页。
    [6]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6-347页。
    [7] 陈炽：《庸书·报馆》，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6页。
    [8] 虽然早在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Liberty”已经被翻译成“自由”，并且当时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也开始沿用这一译法，但由于“自由”在中国传统典籍和诗歌中大体指的是一种悠闲自得、无拘无束、不受外界阻碍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不具备政治意义的意涵，因此直至维新运动前使用并不普遍，时人还是偏好使用“自主”一词。甚至到了1900年，经过严复等人的诠释与宣扬，当“自由”一词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时，梁启超还是认为自由两字在“字面上似稍有语病”，“自主”比“自由”一词更能准确地传达出西方自由主义的精义。参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王小海：《试论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和批判》，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9页；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 参看当时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陈炽、宋恕等人的相关论述，就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
    [2]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苑书义等人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22-9723页。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4] 陈炽：《庸书·审机》，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9页。
    [5] 相关详细谈论参见：胡其柱：《晚清“自由”词语的生成考略：1820-1900年代》，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4916&cid=8。
    [6]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52页。
    [1] 《清议报》1899年4月20日。
    [2] 《清议报》1899年8月16日。
    [3] 《清议报》1899年8月26日。
    [4] 参见马君武：《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日本东京：殊式会社秀英舍，1903年，上海图书馆藏，54121200285020。
    [1] 《中国白话报》1904年，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896页。
    [2] 9本著作为，徐宝璜著《新闻学》(1919年)、邵飘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1928年)、胡道静著《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1935年)、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37年)、赵君豪著《中国近代之报业》(1938年)、郭步陶著《编辑与评论》(1938年)、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1941年)、萨空了著《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4年)。2本论文集为《新闻学刊全集》(1930年)和《新闻学名论集》(1930年)。本文使用的这11本著述的影印本均来自上海书店出版《民国丛书》。
    [1] 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2] 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名论集》，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第46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3]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第136页，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4] 《申报》1928年7月3日。
    [1] 《申报》1920年11月10日。
    [2] 转引自范忆：《民国新闻记者“刘煜生案”始末》，《文史精华》2006年第8期。
    [3] 转引自散木：《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
    [4] 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5]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84页。
    [1] 《有所谓报》1905年6月9日。
    [2]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85页。
    [3] 转引自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第421页。
    [4] 潘公展：《新闻概说》，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名论集》，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第9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1] 潘公展：《新闻概说》，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名论集》，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第10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2] 王小隐：《新闻事业浅论》，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全集》，据光新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64-65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3] 黄粱梦：《外人在中国经营之通讯社》，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全集》，据光新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113-114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据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影印，第200-218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5] 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112页。
    [6] 戈公振：《新闻所有权法草案》，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名论集》，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第267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1] 徐宝璜：《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新闻学》附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8-126页。
    [2] 胡道静：《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据现代书局1932年版影印，第14页，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3]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第29页。
    [4] 王小隐：《新闻事业浅论》，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全集》，据光新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61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5] 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再版题记》，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名论集》，据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影印，第1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6] 参见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李金铨主编《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1-301页。
    [7] 黄旦：《新闻传播学》(修订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亦可参见，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18-19页。
    [1]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第29页。
    [2] M·A·布兰查德：《哈钦斯委员会、新闻界与责任概念》，新闻自由委员会主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附录一，王海、何洪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88页。
    [3] 《大公报》1945年3月31日。
    [4] 王小隐：《新闻事业浅论》，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全集》，据光新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83页，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5] 相关详细论述参见张啸虎：《保守秘密与发表自由》，《世纪评论》第二卷第十五期，1947年10月11日。朱培璜：《新闻自由的几个问题》，威尔斯、朱培璜等著《新闻自由》，不详：侨声书店，1945年，第48页，上海图书馆藏，54121200266239。M·A·布兰查德：《哈钦斯委员会、新闻界与责任概念》，新闻自由委员会主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附录一，王海、何洪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99页。
    [6] 两报都采用的是中央社的同一条电讯，报道内容基本相同。见1944年7月15日的《大公报》和《中央日报》。
    [1] 见《大公报》1944年7月20日、7月22日等相关报道。
    [2] 台湾老一代新闻研究者如李瞻、朱传誉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仍然采用将“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译为新闻自由这种译法，而台湾年轻一代的新闻研究者普遍认同将“The Freedom of Press”译为新闻自由。参见李瞻：《新闻学-新闻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第五版)，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第34页；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第29页。
    [3] 《大公报》1944年11月21日。
    [4] 《大公报》1945年3月31日。
    [5] 见1944年11月20日至24日的《新华日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
    [1] 参见当时各报的相关报道，《大公报》：《麦吉尔亚更曼昨晚参观本报》(3月30日)、《中宣部昨晚盛宴》(3月31日)、《美报代表参观政校》(4月1日)等；《中央日报》：《今日谒蒋主席》、《新闻学会茶会记盛》(3月31日)、《美新闻使者麦吉尔参观复旦大学》(4月2日)等。
    [2] 《新华日报》1945年4月2日。
    [3] 相关部分报道可参见注释50、51。
    [4] 《大公报》1945年3月30日。
    [5]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6] 参见1944年11月20日-21日《新华日报》、《大公报》以及《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
    [7] 《大公报》1944年9月29日。
    [8]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1] 《大公报》1945年3月30日。
    [2] 《大公报》1945年3月30日。
    [3] 贾克歧：《重新估定新闻自由》，《世纪评论》第二卷第二十期，1947年11月15日。
    [4] 赵敏恒：《新闻自由与新闻侵略》，威尔斯、朱培璜等著《新闻自由》，不详：侨声书店，1945年，第48页，上海图书馆藏，54121200266239。
    [1] 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明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2页，转引自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达》，《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1-263页。
    [2]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3] 如孙旭培教授当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至今都被权威研究者认为是有关新闻自由最价值的成果之一。参见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演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
    [4] 相关论述亦可参见郑保卫、樊亚平、周雅丽：《新时期我国新闻自由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陈慧：《1991-2006年新闻自由研究综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 参见郑保卫、樊亚平、周雅丽：《新时期我国新闻自由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
    [2] 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演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
    [3]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
    [1] 张昆：《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党报理论和出版自由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
    [2] 徐新平、全燕：《论梁启超后期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
    [3] 梅琼林、陈旭红：《梁启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 春杨：《清末报律与言论出版自由》，《法学》2000年第3期。
    [5] 殷莉：《清末民初新闻自由思想刍议》，《天津市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6] 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制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实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7] 马光仁：《我国新闻法的演变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新闻大学》1985年第10期。
    [1] 郭学文：《清朝新闻控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图书馆，2007年。
    [2] 白文刚：《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2005年。
    [3] 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学新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4] 方兰生：《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4页。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 参见李五洲：《论近代中国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偏差》，《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3] 李华：《试论中国近代早期新闻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2007年。
    [4] 王小海：《试论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和批判》，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图书馆，2005年。
    [1]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1] 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2] 《尹壮图传》，《清史稿》卷322，转引自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3] 《王大蕃撰寄奏疏书信案》，转引自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
    [4] 《艾家鉴试卷书写条陈案》，转引自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
    [5] 《吴英拦舆献策案》，转引自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
    [6] 《清代文字狱档》，转引自王安东、刘莲：《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东方论坛》2003年第4期。
    [1]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8页。
    [2] 《清仁宗实录》第一册，卷37第416页，转引自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3]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4] 《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传》，转引自彭明、程肃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5] 转引自彭明、程肃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6] 转引自彭明、程肃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1] 《洪亮吉传》，《清史稿》卷356，转引自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2] 有关洪亮吉上书事件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本文本节中所直接引用的有关嘉庆皇帝在洪亮吉上书事件中所颁发的上谕均转引自关文。
    [3] 《清宣宗实录》卷5，第4页，转引自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 2000年第1期。
    [1] 《清宣宗实录》卷10，第26页，转引自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 《清宣宗实录》卷265，第32页，转引自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3] 金安清：《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0页。
    [4]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图书馆，2007年，第87页。
    [5] 《惜抱轩文集》卷一，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转引自彭明、程肃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6] 管同(1780-1831)，字异之。道光五年(1825)举人，为姚鼐弟子，有《因寄轩集》。
    [1] 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七，转引自彭明、程肃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 有关道光朝士大夫议政风尚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刘春玲：《论清代嘉道年间的议政风尚》，《阴山学刊》2001年12月。
    [3] 转引自万香英：《清代文字狱及其对我国近代图书事业的影响》，《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6卷第3期。
    [1] 参见《坊表信札》卷三。转引自彭明、程肃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2] 麦沾恩：“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沈渭滨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页。蒋著还记载，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4] 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安吴四种》卷八。转引自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39页。
    [5]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6] 关于郭实猎这个名字的中文译写，中文论着中又作郭实猎、郭士立、郭甲立、郭施拉等等。今取郭实猎，因他本人用的是这三个字。参见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33页。
    [7]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5页。
    [8] 该刊自己简称为《东西洋考》，这可见于它的若干期中缝和所刊文章，本文以下也采用这个简称。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人张燮曾经撰写过一书亦名《东西洋考》，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简称为《统记传》以免为人混淆。参见陈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名称辨析》，《情报资料工作》，2004年年刊。
    [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甲午年二月号，第92页。
    [2]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乙未年六月号，第186页。
    [3] 参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
    [4] 详细谈论参见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5] 王小海：《试论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和批判》，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图书馆，2005年，19页。
    [6] 陈立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
    [1]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5页。
    [2]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三月号，第339-340页。
    [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54页。
    [4] 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66页。
    [5] 详细谈论参见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6] 闰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1] 《英吉利国政公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四至六月号，第353-354，365-366，377页；《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七月号，第389-390页。
    [2] 参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酉年正月号、三月号、七月号、十一月号、戊戌年四月号、五月号、九月号、，第197，216，257，297，361，372，423页。
    [3] Chinese Repository，vol．2，p．186，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
    [4] 据中国益智会秘书在1838年3月14日所作的报告，“郭实猎先生的中文《统记传》共十二号的一千本重印本己托付本会在新加坡的代办，俾在该地及临近地方发行。”参见Chinese Repository，vol．7，p．403
    [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
    [6] “知识分子”的界说和诠释众说纷纭，非常复杂。本文中是从最广泛意义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指得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有关知识分子的详细讨论可参见何晓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3页。
    [7] 姚莹：《复座师赵分巡书》，《东溟文外集》卷二
    [8] 龚自珍：《明良论》，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6页。
    [9] 胡夏米：“‘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口岸航行报告”，载福建师大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 台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 马礼逊在1807年写给伦敦传教会司库的长信，参见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2] 见马礼逊给伦敦传教会的1808年工作报告，参见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3]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95-97页。
    [4]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5] 据笔者检阅《晚清西学书目提要》发现，1843-1860年代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中论及言论自由思想的可能仅有两本，除上述的《大英国志》，还有1846年，裨治文在广州出版的《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笔者暂时无法查阅到《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一书，因此对该书言论自由思想的讨论只能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补上。
    [1] 《大英国志》卷八职政志略，王西清、卢梯青辑《西学大成》，史学上、卯编上，上海：上海醉六堂，1895年，第10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科10．5＼894＼pgl
    [2] 《大英国志》卷八职政志略，王西清、卢梯青辑《西学大成》，史学上、卯编上，上海：上海醉六堂，1895年，第11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科10．5＼894＼pgl
    [3] 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在《中国报纸》(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一书中说，作为早期中文报刊的编辑，麦都思是“无所不在”的人物。转引自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1] 《花旗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4年第2号，第667页。
    [2] 《花旗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4年第2号，第667页。
    [3] 参见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4] 《花旗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4年第2号，第667页。
    [5] 《英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3年第3号，第695页。
    [1] 《本港议创新例》，《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第685页。
    [2] 《本港议创新例》，《遐迩贯珍》1853年第4号，第685页。
    [3] 《粤省公司原始》，《遐迩贯珍》1855年第3·4号，第657-659页。
    [4] 《题词》，《遐迩贯珍》1853年第1号，第716页。
    [1]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6页。
    [2] 《序言》，《遐迩贯珍》1853年第3号，第695页。
    [3] 《上海税务补衰救弊原委》，《遐迩贯珍》1854年第10号，第612页。
    [4] 《英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3年第1号，第715页。
    [5] 《英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1853年第3号，第695页。
    [6] 《英国贸易新例使国裕民饶论》，《遐迩贯珍》1855年第11号，第455-456页。
    [1]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2] 现以证实《瀛海笔记》为应雨耕口述、王韬执笔所撰，见[美]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晴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亦可参见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3] 《日本日记》，连载于《遐迩贯珍》1854年第11号，第581-582页，1854年第12号，第591-592页，1855年第1号，第600-602页。《日本日记》执笔为广东商人罗森已成定论。见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载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另见王晓秋等编《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4] 《瀛海笔记》，《遐迩贯珍》1854年第7号，第633-635页；《瀛海再记》，《遐迩贯珍》1854年第8号，第625-627页。
    [5] 松浦章：《序说：〈遐迩贯珍〉的世界》，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6-57页。
    [1]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1-42页。
    [2]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3] 口岸知识分子是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受聘于外人在中国口岸开展文教事以谋求生计的新的知识分子群落的称谓。当中西文化在民间层面的最早的交汇之中，这个知识分子群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身份特征，不同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身份的开明官员和幕僚，这个群体都是既无科举功名也无政治身份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同于托业西人洋行的华人“通事”，这个群体都受过坚实儒家经典教育；不同于传统民间知识分子以课徒授业或以耕读为生，这个群体与西人朝夕为伍供职于西人事业，以译述和传播西方文化谋生。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 参见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74-377页。
    [3] 1856年郭嵩焘为曾国藩湘军筹饷南下江浙，旅次上海时，曾游览上海墨海书馆，获“赠《遐迩贯珍》数部，前格物理一二事，而后录中外各处抄报，即所谓新闻报。”
    [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5] R·墨菲：《上海，近代中国的关键》。转引自[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6] 关于《遐迩贯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参见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24-125页。
    [7] 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24-125页。
    [8] 本文所使用的《六合丛谈》原文资料，均来于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六合丛谈》全本影印本。
    [9] 周振鹤：《〈六合丛谈〉的编撰及其词汇》，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 版社，2006年，第6页。
    [1] 有关19世纪30-60年代，中西航运情况的详细讨论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73-377页。
    [2] 《六合丛谈》1857年第6号，第610页。
    [3] 《六合丛谈》1857年第13号，第724页。
    [1] 《六合丛谈》1857年第1号，第531页。
    [2] 《六合丛谈》1857年第4号，第583页。
    [3] 《六合丛谈》1857年第13号，第722-723页。
    [4] 《六合丛谈》1857年第10号，第677页。
    [5] 《六合丛谈》1857年第9号，第661页。
    [1] 参见周振鹤：《〈六合丛谈〉的编撰及其词汇》，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2] 有关《东西洋考》和《遐迩贯珍》的发行量，分别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3] 魏源在著述《海国图志》时引用《东西洋考》多少内容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为凡26处(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270页)；一种为凡13期，文章达24篇。魏源所引录的他那个时代七种西书约257处，其出自《东西洋考》者占第四位，约占引录总数(处)的十分之七强。(参见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9页)本文从黄说。在同一篇文章中，黄氏还指出“梁氏在《海国四说》的《合省国说》卷中有两处引述《东西洋考》。徐氏在《瀛寰志略》中至少有两处引述了《东西洋考》的大段文字。”本文在黄文的基础，进一步将三者所引用的《东西洋考》的期卷进行深入的比较和阅读，发现魏源著述《海国图志》时参阅过的13期《东西洋考》中，有3期(甲午年二月号、戊戌年五月号、丁酉年十一月号)都刊载过有关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新闻，可以断定魏源读到过有关自由主义的报道，对其基本内涵有一定了解。
    [1] 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中·海国图志卷五十二》，《魏源全集》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418页。
    [2] 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上·海国图志卷五十一》，《魏源全集》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398页。
    [3] 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4] 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上·海国图志卷五十一》，《魏源全集》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399页。
    [5] 梁廷楠：《合省国说》，骆驿、刘骁校点《海国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9页。
    [6] 梁廷楠：《合省国说》，骆驿、刘骁校点《海国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9页。
    [7] 《大清会典事例》卷36，转引自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中正书局，1984年，第432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8页。
    [8] 学界持此论者甚众，可参见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汤学奇：《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论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1] 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2]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p．433-434，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3] 徐氏被罢官的真实缘由是，1850年，道光去世咸丰继位，北京官僚派系势力格局发生变化，先前支持徐的穆彰阿一派失势，徐连带遭贬。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4] 张仲礼：《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27页。
    [1] 如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的非法传教行为曾受到英国副领事的警告，“领事告诉他，按照中英条约，英国人只可住在五口通商之地，如有违背，得处以五百美金罚款。……为此必须迁出崇明，否则依法罚处，戴德生只得照办。”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43-145页。
    [2] 转引自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5页。
    [3] 关于郭实猎生平活动的详细论述可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9-51页。
    [1] 雷雨田主编《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相关详细内容亦可参见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73-374页。
    [2]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17页。
    [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90页。
    [4] 有关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和时人对他的评价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428-430页。
    [5]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三册，北京：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75-476页。
    [6] 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在《中国报纸》(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一书中说，作为早期中文报刊的编辑，麦都思是“无所不在”的人物。参见[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2] 详细内容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36-138页。
    [3] 详细内容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12-129页。
    [4]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
    [5]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三月号，第340页。
    [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三月号，第340页。
    [1]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3]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彭明、程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亦可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1-182页；孙邦华：《西潮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
    [4] 有关洋务运动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 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2]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3]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198页。
    [4] 冯桂芬：《复陈诗》，《校邠庐抗议》，第161页。
    [1]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198页。
    [2]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第211页。
    [3] 转引自于翠玲：《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4] 冯桂芬：《复陈诗》，《校邠庐抗议》第160页。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6] 冯桂芬：《复陈诗》，《校邠庐抗议》第160页
    [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22页。
    [2] 冯桂芬：《复陈诗》，《校邠庐抗议》第161页。
    [1] 康有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时论选》，中华书局，1981年，第332页。
    [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转引自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3] 《管子·明法解》，转引自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转引自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第547页，转引自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3]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5] 洋务派要员文祥、张树声、李鸿章后来均对西方政治制度抱持欣赏态度。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1] 吴云：《致冯林一宫允》，《两罍轩尺牍》卷二，第2页。转引自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2] 本文中有关《校邠庐抗议》稿本、抄本以及出版情况的论断，均来自熊月之：《〈校邠庐抗议〉稿本、抄本与出版》，见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195页。
    [3] 本节初稿入选2009年8月即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徐国源教授、陈霖教授为本节写作给予的帮助和指导，亦感谢本班同学李统兴相与讨论。
    [4] 潘可新：《近代出使人员与晚清社会的变革》，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图书馆，2006年，第12页。
    [5] 晚清外交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61-1875年为尝试阶段；1875-1894年为建立阶段；1894-1911年为纵深发展阶段。这里指的早期主要是晚清外交制度和体系建立起来之前的阶段。
    [6]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7] 郭嵩焘在日记中缕述了英法报刊的历史，“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惹迷斯第一始创新闻纸。”特别是对英法当下
    [1] 张德彝：《航海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3-74页。
    [2]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74页。
    [3] 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4] 郭嵩焘著：《郭嵩焘奏稿》，杨坚枝补，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45页。
    [5]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401-402页。
    [6] 吕思勉先生认为“询万民”，系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50页。柳诒徵说“西周之末世，……学士大夫直言无讳，直陈民瘼，大声疾呼，犹为先世教泽绵延未已之征。其言论之自由或尚过于后世之民主时代。”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5年，第265-266页。
    [1]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2]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3] 刘锡鸿：《复李伯相书》，长沙：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77页。
    [4] 转引自王雅娟：《从〈英轺私记〉看刘锡鸿对外思想的变化》，《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5] 转引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6]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页。
    [7] 关于马建忠所获学位有三说：一为学士、一为硕士、一为博士，此从中说。
    [8] 有关法国新闻政策演变的详细讨论参见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9]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巴黎复友人书》，《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编，吉林：辽宁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1]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
    [2] 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3] 出使人员在国外长期订阅《申报》、《循环日报》等国内重要报刊，而这些报刊上经常刊登政府查禁报馆的新闻，发表抨击报禁政策的评论，所以，出使人员对国内报禁的基本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
    [4] 有关查禁《汇报》、《广报》的详细情况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7-328、352页。对于《申报》，上海道台、总理衙门因其“纵谈官事，横加谤议”，曾照会英国驻华领事、公使要求查禁《申报》，但遭英方拒绝。相关详细情况参见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5]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6] 斌椿：《乘槎笔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5页。
    [1] 斌椿：《乘槎笔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页。
    [2]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4页。
    [3]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亦可参见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4] 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5] 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6] 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703页。
    [7]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
    [8] 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9]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4页。
    [1]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184页。
    [2] 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3]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75页。
    [4]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619页。
    [5]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页。
    [6] 朱维铮：《〈郭嵩焘等使西日记〉六种导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
    [7] 张德彝早年出洋只是一个随员，不需瞻前顾后，敢于直书所见，以后做了公使，反而不见类似的记载。(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4页。)笔者认为张德彝早年推介议会、言论自由等是因为这些制度和观念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很陌生，是出于“述奇”目的而纪录，而后来他出任公使时，经过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维新变法运动等等之后，这些制度和观念已经成 为知识分子的常识，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再不厌其详地对其进行介绍了。
    [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03页。
    [2] 参见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397页。
    [3]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4]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63页。
    [5]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03页。
    [2] 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703页。
    [3] 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4] 有关蔡毅约生平情况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8页。
    [5] 《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第643卷，第13本，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第8159页。
    [6] 厦门蔡锡勇译：《美国合邦盟约》，《时务报》第50册，第3438页。
    [7]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3-394页。
    [8]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编，沈阳：辽宁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
    [1]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编，沈阳：辽宁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
    [2] 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703页。
    [3] 参见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
    [4] [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52页。
    [5]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本章第四节。
    [1] 朱维铮：《〈郭嵩焘等使西日记〉六种导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页。
    [2] 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3]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6页。
    [4] 《万国公报》从441卷至449卷开始连续刊登《使西纪程》，但其中第442卷仅存目预告下期续刊，未登正文，所以实为八期。
    [5]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6页。
    [6]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7] 陈炽：《庸书·自序》，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5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9] 易春秋：《浅析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2月。
    [1] 康有为：《与曾劼刚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8-349页。
    [2]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3] 黎庶昌：《西洋杂志》，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40页。
    [4] 张德彝：《航海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5]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曰记》，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1页。
    [6] 关于这个问题，改良思想家的代表性观点可参见，孙振斌：《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现代传播》1987年第3期；洋务派的代表观点可参见，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1]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李统兴：《试论晚清国人办报中早期外交官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2] 陈天华：《警世钟》，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3] 转引自张海林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有关王韬生平的详细论述亦可参见该书。
    [1] 有关王韬在墨海书馆苦闷而抑郁生活的相关详细论述可参见叶中强：《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3]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4] 《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5]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6] 有关《循环日报》编辑、发行情况详尽而信实的讨论参见萧永宏：《〈循环日报〉之编辑与发行考略》，《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7] 因批评政府而入狱的英文报刊主编有《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的台特仁(W．Tarront)、《孖剌报》(Daily Press)的莫罗(Y．J．Murrow)、《士篾西报》(Hongkong Telegroph)的史密斯(R．Fraser-Smith)等，相关详细讨论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8-199页。有关《循环日报》创刊前后香港报业发展状况的相关详细讨论亦参见该书，第196-206页。
    [1] 赖光临：《王韬与循环日报》，《报学》3卷9期。
    [2] 王韬：《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卷十
    [3]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4] 《劝阅新闻纸》，《循环日报》1874年4月6日。
    [1] 《倡设循环日报小引》，《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2] 王韬：《重民中》，《弢园文录外编》，陈恒、方银儿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3] 黄旦：《新闻传播学(修订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457页。
    [4] 《倡设循环日报小引》，《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5] 相关详细讨论可见第一章第二节。
    [6]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7] 王韬：《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第96页。
    [8] 王韬：《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第97页。
    [9] 王韬：《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第98页。
    [1]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99页。
    [2]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2-243页。
    [3] 《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4]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99页。
    [1]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301页。
    [2] 《本馆日报略论》，《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
    [3] 《本馆日报略论》，《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
    [4] 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图书馆，1998年，第10页。
    [5]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6] 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
    [1] 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2页。
    [2] 有关传教士报刊在中国内陆进一步扩展情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240、242-248、251-254页。
    [3]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4] 本文所使用的《教会新报》原文资料，均来自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影印合订本。
    [1] 《教会新报》第1卷，第8页。
    [2] 梁元生先生对《教会新报》第一年各类文章进行了统计，在总共465篇文章中，教务243篇、消息77篇、杂录58篇、时论46篇、科学41篇。参见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76页。
    [3] 《启事》，《教会新报》第1卷，第28页。
    [4] 本文所使用的《万国公报》原文资料，均来自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影印合订本。
    [5] 《万国公报》实际刊行28年，按其所属关系和自身特点，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年--1883年)和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1889--1907)，后者亦称复刊后的《万国公报》。相关讨论参见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12-13页。
    [6]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5页。
    [7]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7页。
    [8] 《新闻益报》，《万国公报》第345卷，第2本，第1232页。
    [9]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7页。
    [1] 《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会议堂解》，《万国公报》第340卷，第2本，第1065页。
    [2] 《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会议堂解》，《万国公报》第340卷，第2本，第1065页。
    [3]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7页。
    [4]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7页。
    [1]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5页。
    [2]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288页。
    [3] 《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第643卷，第13本，第8159页。
    [4] [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3页。
    [5]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8页。
    [6]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8页。
    [1]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6页。
    [2] 《中西关系略论--再续第四论谋富之法》，《万国公报》第358卷，第3本，第1585页。
    [1] 《富国要策--第四段如何能智》，《万国公报》第647卷，第13本，第8241-8242页。
    [2] 《新闻纸论》，《万国公报》第732卷，第15本，第9769页。
    [3] 《富国要策--第二段如何能富》，《万国公报》第645卷，第13本，第8203页。
    [4] 《新闻益报》，《万国公报》第345卷，第2本，第1232页。
    [1] 王韬：《扶桑游记》，第215页，转引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2]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钟叔河：《叙论：论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58页。
    [3]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六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243页。
    [4] 参见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5] 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6] 见《郭嵩焘游墨海书馆日记》(影印本)，钟叔河整理《出版史料》，1989年，第21-22页。
    [1] 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2] 冯桂芬：《复陈诗》，《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401-402页。
    [4] 转引自朱明贤、杨森：《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及内在矛盾》，《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5]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道光戊戌年三月号，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40页。
    [2]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3] 有关中国古代言论自由思想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中正书局，1984年，第63-331页；
    闰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5-53页；
    綦彦臣：《中国古代言论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99页。
    [4] 陈天华：《警世钟》，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1] 笔者此论点参照汪荣祖对当时变法思想家的论断，参见汪荣祖：《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1]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3-108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332页。
    [1] 胡衍鸿：《序》，邵作舟：《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第2页，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2] 邵作舟：《译书》，《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第2页，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3] 邵作舟：《除忌讳》，《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第8页，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4] 邵作舟：《除忌讳》，《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第8页，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5] 邵作舟：《除忌讳》，《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第8页，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6] 邵作舟：《广延纳(卷下)》，《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第15页，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7] 陈虬：《广言路(五)》，《治平通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九五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88页。
    [1] 有关《天铎报》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8-599页。
    [2] 汤寿潜：《议院》，《危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933年，第3页，上海图书馆藏，线普502274-75。
    [3] 汤寿潜：《议院》，《危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933年，第3页，上海图书馆藏，线普502274-75。
    [4] 汤寿潜：《议院》，《危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933年，第3页，上海图书馆藏，线普502274-75。
    [1] 方汉奇：《著名的报刊政论家郑观应》，《报史与报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
    [2] 五卷本的标题为《日报》，因十四卷本增写《日报下》，将《日报》改题为《日报上》，故本文在下文引用注释中从改动后篇名。
    [3]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9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4]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349页。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49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
    [4]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50页。
    [5]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6页。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8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50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6页。
    [4]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
    [5]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
    [6]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7]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8页。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49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6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4]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5]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6]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51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51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4] 陈炽：《续富国策·畅行日报说》，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8页。
    [5]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6]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51页。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50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4]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
    [5] 相关详细情况参见夏东元：《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本节初稿承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苏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国源教授作出细致而富启发性的修改意见，笔者定稿时采纳了两位教授的修改意见。特此感谢!
    [2]彭明、程歃：《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126页、第140-146页。
    [3]陈炽：《庸书·自序》，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5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4]陈炽：《庸书·自序》，《陈炽集》，第145页。
    [5]本文有关陈炽的新闻实践活动系根据《陈炽年谱简编》整理所辑，参见赵树贵：《陈炽年谱简编》，《陈炽集》，第387-399页。
    [1]有关《公论报》，《陈炽年谱简编》、《梁启超致康有为书(1897年3月3日)》和《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均提及该报，但都未说明其创办未果的原因。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五章第一节第三目“康、梁计划创办而未办成的几份报刊”没有提到该报。(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58-461页。)笔者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中论及《公论报》的上下文中推断，该报创办未果可能是因资金匮乏。
    [2]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3]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5页。
    [4]陈炽：《续富国策·畅行日报说》，《陈炽集》，第268页。
    [5]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5页。
    [1]陈炽：《续富国策·畅行日报说》，《陈炽集》，第268-269页。
    [2]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6页。
    [3]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6页。
    [4]陈炽：《续富国策·畅行日报说》，《陈炽集》，第268-269页。
    [5]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陈炽集》，第106页。
    [6]陈炽：《续富国策·畅行日报说》，《陈炽集》，第268页。
    [1]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1997年，第106页。
    [2]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1997年，第105-106页。
    [3]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1997年，第106页。
    [4]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6页。
    [5]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7页。
    [6][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著：《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1]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5页。
    [2]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1997年，第106页。
    [3]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6、351页。
    [4]康有为：《奏时务报为官报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3页。
    [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6]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年，第478页。
    [7]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6页。
    [8]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9]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6页。
    [10]马跃峰、李倩娜：《郑观应：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4期。
    [1]谭嗣同：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76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7页。
    [3]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议报章第七》，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页。
    [4]康有为：《请定中国报律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4页。
    [5]参见陈炽：《庸书·自序》，《陈炽集》，第145页。
    [6]张锡勤：《陈炽思想简论》，《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
    [7]陈炽：《庸书·报馆》，《陈炽集》，第107页。
    [8]张锡勤：《陈炽思想简论》，《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
    [9]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28-231页。
    [1]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版)》，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10页；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2]《经世报例言》，《经世报》第1册。但也有研究指出，该报内容驳杂，既有兴民权、行变法的主张，也有驳斥民权、力拒变法的言论。详细讨论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3页。
    [3]有关清末民间创办免费让底层民众看报，听人讲解报刊的阅报社、阅报会的详尽信实并且饶有趣味的讨论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参见第35页。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七八《广诗中八贤歌》，
    [6]谭嗣同：《酬宋燕生道长见报之作即用原韵》，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5页。
    [1]宋恕：《〈自强报〉序》，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57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2]宋恕：《〈自强报〉公启》，《宋恕集》，第260页。
    [3]宋恕：《〈自强报〉公启》，《宋恕集》，第260页。
    [4]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议报章第七》，《宋恕集》，第137页。
    [5]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议报章第七》，《宋恕集》，第137页。
    [6]宋恕：《〈自强报〉序》，《宋恕集》，第258页。
    [1]宋恕：《〈自强报〉序》，《宋恕集》，第258页。
    [2]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议报章第七》，《宋恕集》，第137页。
    [3]马跃峰、李倩娜：《郑观应：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4期。
    [4]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6页。
    [1]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8页。
    [2]宋恕：《〈自强报〉序》，《宋恕集》，第258页。
    [3]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议院章第十三》，《宋恕集》，第21页。
    [4]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宋恕集》，第146页。
    [5]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议院章第十三》，《宋恕集》，第20-21页。
    [6]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7]陈炽：《庸书·报馆》，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6页。
    [8]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1页。
    [1]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尊孔类第二》，《宋恕集》，第51页。
    [2]详细讨论见宋恕：《〈自强报〉序》的注释部分，《宋恕集》，第257页。
    [3]俞樾《余曲园师书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2页。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5]如陈炽批评清政府的言禁政策时措辞相当温和，他说：“本朝圣神相继，爱民纳谏，不罪言官，顾廊庙虽高不违之风，草野尚有难通之隐，积重之势，未易遽回也。”见陈炽：《续富国策·畅行日报说》，赵树贵、曾丽雅 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8页。郑观应则回避了直接批评清政府的言禁政策。
    [1]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9页。
    [2]陈炽：《庸书·报馆》，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5、106、107页。
    [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4][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77页。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有关详细讨论甲午大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造成的普遍的巨大冲击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1-550页。
    [2][德]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
    [3]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转引自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4、419页。
    [5]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43页。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页。
    [1]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2]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5][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
    [6]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279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1]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90页。
    [2]《礼记·冠义》，转引自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3]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4]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80页。
    [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781页。
    [6]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79页。
    [7]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87页。
    [8]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86页。
    [9]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87页。
    [10]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87页。
    [11]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148页。
    [1]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十二按语》，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
    [2]康有为：《大同书》，朱维铮编校《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51、95页。
    [3]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页。
    [4][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概论》，
    [6]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5页。
    [1]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的变法奏议不仅是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基础，而且也是研究其当时新闻思想的重要材料。但关于康有为变法奏议问题曾在史学界曾激起过热烈的争论：其一康氏变法奏议的真实性问题。康有为的门生、女婿麦仲华编辑的《戊戌奏稿》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康氏变法奏议的主要史料。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所征引的康氏新闻变法奏议即本于此。而台湾学者黄彰建先生发现《戊戌奏稿》中刊载的康氏变法奏议的内容多与清政府档案中所存的奏折不符，存在篡改的可能。其二康氏变法奏议的数量问题。麦仲华谓，康有为在戊戌数月间，手撰奏折六十三首，此数字虽然很难说准确，却提供了大致轮廓。可是《戊戌奏稿》所集的奏疏不足麦氏所说的一半，后来的研究者如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辑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虽有所增益，但也总计仅二十余折，离麦氏所举之数相差甚远。这两个问题对新闻史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康氏变法奏议中有关报刊的部分是否也存在篡改的情况?康氏变法奏议中是否还有更多的关于报刊的奏折尚未被发现?要想深刻、全面地了解康氏之变法思想，则必须有一部完整、准确地康氏变法奏议。值得庆幸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孔祥吉先生继续推进，经广征史料，细密考证编撰出一部目前最为完整、准确的康氏变法奏议《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2]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6-37页。为节省篇幅，本节以下凡引此书均只注明作者、篇名、书名和页码。
    [3]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59页。
    [4]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83页。
    [1]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9页。
    [2]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7页。
    [3]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8页。
    [4]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8页。
    [5]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7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7]汪荣祖也说：“康之理论不免重权威而轻实证，坚信念而少阙疑，强主见而略客观”。见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有关康有为性格及其对他思想影响的详细讨论可参见[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28页。
    [2]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7-298页。
    [3]康有为：《为恭谢天思条陈办报事宜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13页。
    [4]康有为：《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13页。
    [5]康有为：《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9页。
    [6]《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大公报》1902年9月26日。
    [7]《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大公报》1902年9月26日。
    [1]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0-198页。
    [2]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5-206页。
    [3]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二、三、四期，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84页。
    [5]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9页。
    [6]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97页。
    [7]康有为：《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附会章)》，《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622页。
    [1]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97页。
    [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3页。
    [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942页。
    [4]康有为：《致某君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625页。
    [5]康有为：《致圣公会唐景崧函》，
    [6]康有为：《致圣公会唐景崧函》
    [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896页。
    [8]康有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并颁发各省官署学堂折》，《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97页。
    [1]康有为：《请定中国报律片》，《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15页。
    [2]康有为：《请定中国报律片》，《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15页。
    [3]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11页。
    [4]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十册，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第293页。
    [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812-813页。康氏的相关论述甚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68-173页：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第167页。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1]康有为：《嗣后用人行政一切请明宣片》，《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69页。
    [2]参见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06-114页。
    [3]参见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74-86页。
    [4]有关康有为全面政治改革的详细讨论参见[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6-157页。
    [5][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6]有关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参见[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著：《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60页。
    [7]笔者此论参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07页。
    [1]陈炽：《危言·序》，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陈炽：《庸书·审机》，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9页。
    [3]汪荣祖：《康有为论·原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
    [4]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4页。
    [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1]康有为：《告同胞印(度)事后书》，《遗稿》卷二，第28页。
    [2]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525页。
    [3]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4]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5]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5页。
    [6]有关严复生平详细情况参见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王璩常：《严几道年谱》，《侯官严氏丛刻》附，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4页。
    [2]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3]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4]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
    [5]有关中国王权主义的讨论可参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382页。
    [1]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4页。
    [2]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1页。
    [3]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50-51页。
    [1]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2]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5页。
    [3]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1页。
    [4]黄克武：《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缘起与衍变》，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有关科学的实证主义与新闻客观性的详细讨论，可参见该书第84-85页。
    [6]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70页。
    [1]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胡其柱：《晚清“自由”词语的生成考略：1820-1900年代》，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4916&cid=8。
    [2]胡其柱：《晚清“自由”词语的生成考略：1820-1900年代》，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4916&cid=8。
    [3]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9页。
    [4]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
    [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3页。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73页。
    [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79页。另有研究者估算，该报的直接读者约有20万人，间接受众则不下100万人。见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0-181页。
    [5]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6]详细谈论参见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7]《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1日。
    [1]转引自闫润鱼：《试论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时务报》第9册，第555-556页。
    [3]麦孟华：《总论(民义第一)》，《时务报》第28册，第1866-1867页。
    [4]麦孟华：《民义总论》，《时务报》第26册，第1734页。
    [5][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83页。
    [6]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45页。
    [1]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时务报》第9册，第555-556页。
    [2]麦孟华：《民义自叙》，《时务报》第26册，第1731-1732页。
    [3]汪大钧：《论变法当务为难》，《时务报》第66册，第4423页。
    [4]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时务报》第50册，第3386-3387页。
    [5]汪康年：《中国自强策》，《时务报》第4册，第205页。
    [1]湖南赵而霖来稿：《开议院论》，《时务报》第53册，第3597页。
    [2]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384页。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385页。
    [4]汪康年：《中国自强策》，《时务报》第4册，第209页。
    [5]汪康年：《中国自强策》，《时务报》第4册，第209页。
    [6]汪康年：《中国自强策》，《时务报》第4册，第209页。
    [7]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第3页。
    [1]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时务报》第61册，第4106页。
    [2]厦门蔡锡勇译：《美国合邦盟约》，《时务报》第50册，第3438页。
    [3]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第3页。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1页。
    [5]汪康年：《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时务报》第47册，第3185页。
    [6]维新时期的白话报计有5种，即《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0-536页。
    [1]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第页。
    [2][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1]麦孟华：《民义总论》，《时务报》第26册，第1734页。
    [2]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3]麦孟华：《民义总论》，《时务报》第26册，第1731-1733页。
    [4]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时务报》第50册，第3389页。
    [5]麦孟华：《民义自叙》，《时务报》第26册，第1731-1732页。
    [6]麦孟华：《民义自叙》，《时务报》第26册，第1731-1732页。
    [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时务报》第8册。
    [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34、65页。
    [2]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7页。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7页。
    [4]本节初稿曾提交2009年4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论坛”。本节初稿曾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7级卢家银同学、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广告系教师钟靖相与讨论。特此感谢!
    [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6页。为节省篇幅，本节凡引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丛书，只注引文篇名、书名、册数和页码。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
    [3]1898年7月26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4页。
    [4]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5]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此外，值得商榷的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变法维新，公布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等项命令”。并且一些著述也常常引述‘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一说法。仅据笔者查阅光绪维新变法时期的上谕，未见到刊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字样的上谕，并且《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也没有注明这一引语的出处。所以，仅就笔者所见，这一引语似不准确。
    [6]1898年7月26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4页。
    [1]1898年8月9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1页。
    [2]1898年7月26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4页。
    [3]张之洞：《劝学篇·阅报第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4]关于张之洞和报业关系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5]1898年8月9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1页。
    [6]1898年8月2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9页。
    [7]梁启超曾对此问题进行过批判，虽其针对的是商法，但报律依然。“仅一商法不足以独立，则不可不颁定各 种法律以相辅，……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权限，……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责任，推其极也，非制宪法，开议会，立 责任政府，而商务终不可得兴。”见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88页。
    [1]1898年8月26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2页。
    [2]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
    [3]1898年8月4日《梁启超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56页。
    [4]1898年7月13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7页。
    [5]1897年6月18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页。
    [6]1898年8月23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9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第40页。
    [1]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2]苏进添：《日本新闻自由与传播事业》，致良出版社，1990年，第31页，转引自殷莉：《清末民初新闻出版立法研究(1898-192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54页。
    [3]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19页。
    [4]梁启超：《光绪圣德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
    [5]张鸣：《再说戊戌变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6]1898年8月2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8页。
    [7]1898年9月1日《上谕》，《戊戌变法·梁启超案》第二册，第68页。
    [8]清代对中央各部长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通称。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页。
    [2]1898年9月2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71页，另见1898年9月1日、13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8、91页。
    [3]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42页。
    [4]《申报》1898年9月8日，《戊戌变法》第三册，第357页。
    [5]《国闻报》1989年9月13日，《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12页。
    [6]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19页。
    [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6页。
    [8]1989年9月9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81页。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页。
    [2]张鸣：《再说戊戌变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3]转引自彭明、程肃：《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4]有关嘉道开放言路政策，以及洪亮吉上书事件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5]1896年1月20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页。
    [6]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57页。
    [7]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
    [1]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王日根：《光绪VS明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页；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页。
    [2]转引自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3]梁启超《光绪圣德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4]光绪对这三本书评阅情况的相关详细讨论，《校邠庐抗议》部分参见李侃：《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庸书》部分参见赵树贵：《陈炽年谱简编》，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1页；《盛世危言》部分参见夏东元：《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5]相关详细讨论见，孙振斌：《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现代传播》1987年第3期。
    [6]张鸣：《再说戊戌变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1]1898年6月11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7页。
    [2]1898年7月26日《上谕》，《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4页。张朋园先生也认为，“光绪可能想做大比得，未必甘心做明治皇帝。”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54页。
    [3]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6页。
    [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34、65页。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3]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时务报》第9册，《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4]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1]转引自殷莉：《清末民初新闻出版立法研究(1898-1926)》，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2006年，第36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3]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2页。
    [4]殷海光：《殷海光先生文集》，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740页。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
    [6]本节初稿大纲承蒙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徐国源教授给予富启发性的指导意见，笔者定稿时采纳了徐国源教授的指导意见。特此感谢!
    [7]梁启超：《自由书·俄人之自由思想》，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372页。除特别注明外本节引用的梁启超文章均来自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8页。
    [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36页。
    [3]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9页。
    [5]日本文体有侯文体、汉文体、和文体数种之分。其中汉文体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几乎全用汉字书写，用假名书写的只不过是动词的语尾和少数组词。梁启超所谓的“和文汉读法”就是只要理解助词的作用，而颠倒原文词汇的顺序，便可大致地理解原著的意思了。梁启超以其“和文汉读法”来读明治时期日本人模仿汉文体所写的文章，使他有时不能透彻地理解日本书籍的意思，甚至将意思搞错，以致受到革命党的攻击。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9-188页。
    [6]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72页。
    [7]梁启超：《批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功课学生札记》，《清议报》第30册，第11页。
    [8]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
    [9]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24页。
    [1]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78页。
    [2]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追忆梁启超》，第115页。
    [3]梁启超：《自由书·叙言》，《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36页。
    [4]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57页。
    [5]笔者先通过阅读《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全部期卷，拣选出梁启超所发表的所有有关自由主义与言论自由的文章，再据《梁启超全集》收录的这些文章进行详细分析。
    [6]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5页。
    [7]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5页。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页。
    [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430页。
    [4]梁启超：《政治学理摭言》，《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19页。
    [5]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6]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1]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7页。
    [2]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民丛报》
    [3]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7页。
    [4]《清议报》第十二册，1899年4月20日。
    [5]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6]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页。
    [7]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页。
    [1]《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2]《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5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8页。
    [4]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页。
    [5]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5页。
    [6]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5页。
    [7]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13页。
    [8]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4页。
    [1]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4页。
    [2]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4-505页。
    [3]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5页。
    [4]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5页。
    [5]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4页。
    [6]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6-137页。
    [1]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6页。
    [2]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6页。
    [3]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4]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5页。
    [5]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5页。
    [6]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5页。
    [1]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53页。
    [2]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9页。相关详细论述可参见该书，第1049-1051页。
    [3]梁启超：《政治学理摭言》，《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19页。
    [4]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8页。
    [5]梁启超：《自由书·加藤博士天则百话》，《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87页。
    [1]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96页。
    [2]关于极端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者解读和阐释民主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异同详的详细讨论参见，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96-197页。
    [3]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1页。
    [4]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8页。
    [5]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2页。
    [6]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新民丛报》论最大多数之幸福见《政治学学理摭言·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
    [1]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2]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5-68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1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4页。
    [5]梁启超：《新民说·论义务思想》，《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706-707页。
    [1]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1页。
    [2]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1页。
    [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78页。
    [4]梁启超：《新民说·论义务思想》，《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707页。
    [5]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96页。
    [6]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58页。
    [7]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6页。
    [1]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8页。
    [2]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043页。
    [3]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17页。
    [4]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882页。
    [5]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882-883页。
    [1]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84页。有关权利学派和功利主义自由观的相关详细讨论亦可参见该书第183-187页。
    [2]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页。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全集》第三卷，第675页。
    [4]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1907页。
    [5]梁启超：《自由书·自助论》，《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74页。
    [6]梁启超：《自由书·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56页。
    [1]梁启超：《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39页。
    [2]学界关于梁启超一生著述总数字目前有两种说法，据徐佛苏先生估计“约在一千四百万字以内”，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页。)一书中也采信此说。但据李国俊先生的统计：“目前已查到的梁启超著述总数，约有一千一百万字”见吴松：《点校前言》，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光绪二十八年十月间致康南海书，《梁谱》，第149页。
    [4]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42-143页。
    [1]张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2]《清议报》第十二册，1899年4月20日。
    [3]《清议报》第十九册，1899年6月28日。
    [4]《清议报》第二十五册，1899年8月26日。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
    [1]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29页。
    [2]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266页。
    [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76页。
    [4]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5]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261页。
    [6]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70页。
    [1]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70页。
    [2]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969页。
    [3]梁启超：《清议报-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478页。
    [1]第42-43页。
    [2]对梁启超引介西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最为详尽的讨论可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3]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4]新创办的报刊1901年34种，1902年46种，1903年53种，1904年71种，1905年85种，1906年113种，1907年110种，1908年118种，1909年116种，1910年136种，1911年209种。参见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5]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转引自曹晶：《清末民间媒体关注“公共事务”与晚清社会变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期。
    [6]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1]曹晶：《清末民间媒体关注“公共事务”与晚清社会变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期。
    [2]参见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版，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5页。
    [4]如梁启超说“中国与俄国相类似之点颇多，其国土之广漠也相类，其人民之艰苦也相类，其君权之宏大而积久也相类，故今日为中国谋，莫善于鉴俄。”见梁启超：《自由书·俄人之自由思想》，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7-209页。
    [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2]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版，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4页。
    [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4]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版，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5]《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0日。
    [6]《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0日。
    [1]海外陈公民：《开民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6日。
    [2]《论牺牲个人之非》，《大公报》1903年9月16日。
    [3]平心子：《说公道话》，《大公报》1903年4月15日。
    [4]《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0日。
    [5]《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0日。
    [6]《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1日。
    [7]《论公理为万事之的》，《大公报》1902年10月16日。
    [1]见《论牺牲个人之非》，《大公报》1903年9月16日、9月18日、9月20日、9月22日、9月23日。
    [2]《礼记·曲礼上》，转引自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3]参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0-301页。
    [4]《说自立》，《大公报》1903年4月21日。
    [5]《论牺牲个人之非》，《大公报》1903年9月16日。
    [6]《论牺牲个人之非》，《大公报》9月23日。
    [7]威尔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转引自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1] 《原报》，《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2] 《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大公报》1903年9月12日。
    [3] 皖北山民尊虞氏：《论报馆与开民智之关系》，《大公报》1902年9月2日。
    [4] 《论阅报之益》，《大公报》1902年7月7日。
    [5] 皖北山民尊虞氏：《论报馆与开民智之关系》，《大公报》1902年9月2日。
    [6] 《北支那每日新闻出版祝辞》，《大公报》1903年8月2日。
    [1] 《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大公报》1903年9月12日。
    [2] 《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大公报》1903年9月12日。
    [3] 《原报》，《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4] 《北支那每日新闻出版祝辞》，《大公报》1903年8月2日。
    [5] 《讲看报的好处》，《大公报》1902年6月23日。
    [6] 《大公报》1905年8月20日。
    [7] 《讲看报的好处》，《大公报》1902年6月23日。
    [1] 《续说报》，《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2] 看报人：《说看报的好处》，《大公报》1902年9月2日。
    [3] 看报人：《说看报的好处》，《大公报》1902年9月2日。
    [4] 《编戏曲以代演说》，《大公报》1902年11月11日。
    [1] 《北支那每日新闻出版祝辞》，《大公报》1903年8月2日。
    [2] 《闻大中公报被勒停版敢言》，《大公报》1905年3月9日。
    [1] 《中国报纸将失其言论纪载权》，《大公报》1905年3月27日。
    [2] 《闲评》，《大公报》1911年1月8日。
    [3] 《论京师外城总厅封禁公论实报之示谕》，《大公报》1911年1月15日。
    [4] 《续说报》，《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5]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57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42-645页：
    [1] 有关清末民初“民主国无报律”思潮的详尽讨论可参见卢家银：《民初报界抵制报律的深层原因分析》，未刊稿。
    [2] 《严设报律问题》，《大公报》1902年11月24日。
    [3] 《严设报律问题》，《大公报》1902年11月24日。
    [1] 《严设报律问题》，《大公报》1902年11月24日。
    [1] 《严设报律问题》，《大公报》1902年11月24日。
    [2] 《严设报律问题》，《大公报》1902年11月24日。
    [3] 《论中国定报律》，《大公报》1903年10月31日。
    [4] 《论中国定报律》，《大公报》1903年10月31日。
    [1] 《论中国定报律》，《大公报》1903年10月31日。
    [2] 《原报》，《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3] 《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大公报》1903年9月12日。
    [1] 详见《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大公报》1902年9月17日。
    [2] 《来函者鉴》，《大公报》1903年4月28日。
    [3] 见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版，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4页。
    [4]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52-155页。
    [5] 平心子：《说公道话》，《大公报》1903年4月15日。
    [6] 参见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版，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1] 转引自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2]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1页。
    [4] 维新时期的白话报计有5种，即《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0-536页。
    [5] 有关清末白话文运动详细讨论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18页。
    [2] 英敛之：《北京视察识小录》，《大公报》1907年11月27日。
    [3] 参见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新闻春秋》2004年第3期。《新闻春秋》2004年第3期推出“纪念彭翼仲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暨《京话日报》创刊一百周年专辑”，提供了大量有关彭翼仲和《京话日报》的历史资料，并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4] 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页140。转引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25页。此后该报曾两度复刊，但已经非复旧观了。相关详细论述亦可参见此书，第525页。
    [1] 《奴隶心》，《京话日报》第713号，
    [2] 《进步》，《京话日报》第69号，
    [3] 《奴隶心》，《京话日报》第713号，
    [4] 《进步》，《京话日报》第68号，
    [5] 《进步》，《京话日报》第83号，
    [6] 《自由辨》，《大公报》1903年7月11日。
    [7] 《巡警进步》，《京话日报》第534号，
    [1] 《结会自由》，《京话日报》第553号，
    [2] 《进步》，《京话日报》第60号，
    [3] 《劝中国人赶紧长新思想》，《京话日报》第422号，
    [4] 《进步》，《京话日报》第60号，
    [5] 《进步》，《京话日报》第61号，
    [6] 《北城日新阅报处开办演说》，《京话日报》第295号，
    [7] 《看报可以代游历》，《京话日报》第6号，
    [8] 《宪法浅说》，《京话日报》第424号，
    [1] 《劝中国人赶紧长新思想》，《京话日报》第422号，
    [2] 《请看甘肃总督的牌示》，《京话日报》第685号，
    [3]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页。
    [4] 《劝中国人赶紧长新思想》，《京话日报》第422号，
    [1] 《进步》，《京话日报》第82号，
    [2] 《进步》，《京话日报》第82号，
    [3] 《进步》，《京话日报》第69号，
    [4] 《奴隶心》，《京话日报》第713号，
    [5] 《进步》，《京话日报》第69号，
    [6] 《进步》，《京话日报》第82号，
    [7] 《奴隶心》，《京话日报》第713号，
    [8] 北京出版的第一个近代化报刊是1872年9月创刊的《中西闻见录》，该刊在京出版三年后停刊。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5-248页。
    [1]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7页。
    [2] 见《作京话日报的意思》，《京话日报》第1号：《看报的益处》，《京话日报》第2号；《看报可以发财》，《京话日报》第3号：《看报可以去病》，《京话日报》第4号；《看报可以省钱》，《京话日报》第5号：《看报可以代游历》，《京话日报》第6、7、8号；
    [3] 《说中华报》，《京话日报》第115号，
    [4] 《论报馆能通上下的情》，《京话日报》第161号，
    [5] 袁豹岑：《劝人看报说》，《京话日报》第156号，
    [6] 《本报忽逢知己》，《京话日报》第76号，
    [7]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4号，
    [1]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3号，
    [2]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3号，
    [3]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4]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5]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6] 《告我国人》，《京话日报》第138号，
    [1]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2]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3]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4号，
    [4]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4号，
    [5]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3号，
    [1]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4号，
    [2] 马跃峰、李倩娜：《郑观应：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4期。
    [3] 《本报忽逢知己》，《京话日报》第76号，
    [4] 《坏事不必机密》，《京话日报》第161号，
    [1] 《坏事不必机密》，《京话日报》第161号，
    [2] 参见殷莉：《清末民初新闻出版立法研究(1898-1926)》，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2006年，第47页。
    [3]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4]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5] 惜时人：《中国汉奸》，《京话日报》第341号，
    [1]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3号，
    [2] 喜悦亭：《公权》，《京话日报》第363号，
    [3] 《京话日报第一百号祝辞》，《京话日报》第101号，
    [4] 《本报忽逢知己》，《京话日报》第76号，
    [5] 《看报可代游历》，《京话日报》第8号，
    [6] 《要叫多数人开通》，《京话日报》第296号，
    [7] 珠尔杭阿：《京话日报一年的祝辞》，《京话日报》第347号，
    [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22-525页。
    [1] 方汉奇：《京话日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2] 《本报忽逢知己》，《京话日报》第76号，
    [1] 黄遵宪：《人境庐家藏书扎钞稿》，吴天任编著《民国梁先生启超年谱》第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75页。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2]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94-295页。
    [4] 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3页。
    [1]李瞻：《新闻学-新闻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第五版)，141-180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第255页。
    [2]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的言论自由思想又有进步的发展。台湾学者李瞻将其概括为“充分报道新闻、担负教育责任、服务民主政治、促进国家建设、报业应该公营”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报业哲学。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李瞻：《新闻学-新闻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第五版)，141-180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第245-259页。
    [3]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6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6页。
    [5]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6页。
    [6]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1]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
    [2]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4页。
    [3]孙中山：《平实开口便错》，《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88页。
    [4]「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5]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2页。
    [6]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6页。
    [7]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6页。
    [8]孙中山：《在旧金山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0页。
    [1] 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5页。《支那问题真解》原为题作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部分文字由中国留学生王宠惠执笔。美国人迈克威廉斯出资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年底被译为汉文，在日本以中英文合本发行。
    [2] 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页。
    [3] 孙中山：《致王子匡函》(一九零九年十月八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6页。
    [4] 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9页。
    [5] 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9页。
    [6] 孙中山：《致曾壬龙函》(一九零九年四月上中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0页。
    [7] 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8页。
    [1]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2]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3] 孙中山：《致王子匡函》(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7-418页。
    [4] 孙中山：《致王子匡函》(一九零九年十月八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6页。
    [5] 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9页。
    [6] 孙中山：《致黄甲元函》(一九一零年七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2页。
    [1]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2页。
    [2] 有关“先知先觉”传播者观形成的历史背景的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潮主潮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图书馆，1998年，第30页。
    [3] 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2页。
    [4]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9页。
    [5]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6]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1页。
    [7]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31页。
    [1] 详见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亦可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
    [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3]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75页。
    [4]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5] 有关《开智录》编辑人员、组织结构、出版发行等相关情况的详细讨论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8-479页。《开智录》现共发现六期，其中一、二、三期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由陈匡时校点；四、五、六期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由宁树藩校点。本研究使用的《开智录》原文资料均来源于此。
    [6] 有关《国民报》编辑人员、组织结构、出版发行等相关情况的详细讨论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0页。
    [1] 郭豫明、刘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的主张和实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2] 《国民报》所刊文章，除译文外，均未署名。本文凡引用该刊文章时，均称其作者为《国民报》。
    [3]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3页。
    [4] 自立：《自由》，《开智录》第六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1页。
    [5]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0页。
    [6] 虽然冯自由在此没有明示是资借他人的观点，但将冯文与日本大井宪太郎《自由略论》中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虽古今更世，东西异国，盈虚消长，或有异其观者，然亦由于文蛮之别，政教之变，暂蕴其光而已。其自由则依然存于人之天性，而不少变者，自由存则人尚在，自由灭则人死矣。呜呼!岂古今东西之别，以自由之存灭为界限乎?”可以发现，冯氏在这里显然引用的是日本大井宪太郎的观点，甚至部分表述都非常相似。并且大井宪太郎的《自由略论》后由冯氏译出连载于《开智录》中。
    [1] 冯自由：《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2] 冯自由：《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3]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6页。
    [4]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5] 自立：《自由》，《开智录》第六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1页。
    [1]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2] 自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2页。
    [3] 冯自由：《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
    [4] 自立：《专制毒》，《开智录》第六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2页。
    [1]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2]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7页。
    [3]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0页。
    [4]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4页。
    [5] 李瞻：《新闻学-新闻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第五版)，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第256页。
    [6]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开智会录缘起》一文没有署名作者，但其表达了《开智录》同人集体的共同观点，因此，本研究称其作者为“《开智录》同人”。
    [1]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2]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3]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394页。
    [4]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5]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6]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7]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
    [8]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9]《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0-331页。
    [1]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2]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0-331页。
    [3]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4]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5]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6-77页。
    [1] 《原国》，《国民报》第一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64页。
    [2]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3]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
    [4]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75页。
    [5] 转引自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1]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2] 《开智会录缘起》，《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3]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4] 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开智录》第三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5] 李喜所：《近代的中国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6] 冯自由：《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2-334页。
    [1] 冯自由：《论演说之源流及其与国民之关系》，《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
    [2] 有关演讲在晚清发展变化的情况详细讨论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3-150页。
    [3] 现存《开智录》六期的“译文”专栏中，除贯庵译著的《人民论》没有注明原稿来源，其他译稿均翻译自日本学者的著述。
    [4] 日本大井宪太郎著，冯自由译：《自由略论》，《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3页。
    [5] 日本大井宪太郎著，冯自由译：《自由略论》，《开智录》第二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72-373页。
    [6] 贯庵译著：《人民论》，《开智录》第六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9页。
    [1]贯庵译著：《人民论》，《开智录》第六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9-460页。
    [2]贯庵译著：《人民论》，《开智录》第六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60页。
    [3]日本大井宪太郎著，冯自由译：《自由略论》，《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4]日本大井宪太郎著，冯自由译：《自由略论》，《开智录》第一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3页。
    [5]日本大井宪太郎著，冯自由译：《自由略论》，《开智录》第二期，《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03页。
    [1]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李喜所：《近代的中国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125页。
    [2]不同学者对留日学生历年人数的估计数目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学者李喜所估算的数目为，1896年13人，1898年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13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见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估算的数目为，1901年280人，1903年1000人，1904年13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8000人，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
    [3]转引自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1] 关于上述四份刊物组织结构、编辑人员、出版发行方面的详细资料可参阅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487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7页。
    [3] 见《大公报》1903年7月1至9日、1903年12月29日等。
    [4] 《论支那现今第一大问题》，《大公报》1905年2月10日。相关详细论述亦可参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4、85页。
    [5] 《权利篇》，《直说》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84页。
    [6] 《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九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01页。
    [7]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4-35页。
    [1]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132页。
    [2] 《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九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01页。
    [3] 竞盒：《政体进化论》，《江苏》第一、三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42-543页。
    [4]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83页。
    [5]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5页。
    [6] 《权利篇》，《直说》第二期，三月出版，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83页。
    [1] 《权利篇》，《直说》第二期，三月出版，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81页。
    [2] 转引自「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页。
    [3] 转引自王锋：《表达自由及其界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法学家，如洛克、黑格尔、康德、冯·萨维尼等均对“法律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这一观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详尽的论述。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王锋：《表达自由及其界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5-107页。
    [4] 《管子·七臣七主》，转引自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
    [5] 王锋：《表达自由及其界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6]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6页。
    [1]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5页。
    [2]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6页。
    [3] 竞盒：《政体进化论》，《江苏》第一、三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42页。
    [4] 《祝<苏报>馆之封禁》，《江苏》第四期，转引自章开沅：《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5] 《广解老篇》，《湖北学生界》第二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59页。
    [1]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48页。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0页。
    [4]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24页。有关拒俄运动的详细经过、影响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亦可参见该书，第623-627页。
    [5]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7-588页。
    [6] 竞盒：《政体进化论》，《江苏》第一、三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44页。
    [1]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4页。
    [2] 《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九期，八月初版，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02页。
    [3]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4] 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436页。
    [1] 李喜所：《近代的中国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2] 《补遗》，《大清宣统法令》第15册，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的中国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3] 转引自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1] 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2] 对于留日学生群体轻生重死志士化的详细讨论，参见杨国强：《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2-175页。
    [3]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6页。
    [4]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7-588页。
    [5] 竞盒：《政体进化论》，《江苏》第一、三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44页。
    [6]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六期，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584页。
    [7] 梁启超：《政治学理摭言》，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19页。
    [8] 据统计，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和两大政党的重要党员和职员都是留学生，并且以留日居多。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14、271页。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2] 章士钊：《读<革命军>》，王均熙辑《章士钊全集》第一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3] 邹传德、邹传参：《邹容的家庭及其思想》，载廖伯康等著：《论邹容》，第39页。
    [4]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5] 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6] 《咄!满汉两种族大争讼》，《江苏》第4期1903年6月。
    [7]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04页。
    [1] 邹容：《革命军》，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61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2]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1页。
    [3]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2页
    [4]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7页。
    [5]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7页。
    [6] 《大清会典事例》卷36。转引自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中正书局，1984年，第432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8页。
    [7]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8页。
    [8]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7页。
    [9]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6-67页。
    [1]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1页。
    [2]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7页。
    [3]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5页。
    [4]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2页。
    [5]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1页。
    [1]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2页。
    [2]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59页。
    [3] 参见本章第一节。
    [4]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1页。
    [5]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1页。
    [1]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0页。
    [2]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60页。
    [3]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58页。
    [4] 见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5]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3页。
    [6]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2页。
    [7]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2页。
    [8]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2页。
    [1]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2页。
    [2]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4页。
    [3]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43页。
    [4]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页。
    [5]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74页。
    [6] 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7] 有关“Miss Liberty”译名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参见，黄克武：《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缘起与衍变》，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 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06-518页。
    [2] 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06-518页。
    [3] 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美」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1] 详见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1]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3-184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2]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193页。
    [3]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195页。
    [4] 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5] 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1]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18-219页。
    [2]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195页。
    [1]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201页。
    [2]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股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201页。
    [3] 参见罗福惠：《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4] 有关陈天华思想变化的详细讨论参见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220页。
    [5]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
    [6]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185页。
    [1]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4页。
    [2]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4-15页。
    [3]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4-15页。
    [4]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4页。
    [5]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69页。
    [1]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70页。
    [2] 有关清政府新式官报的详细情况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41-642页。
    [3]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7页。
    [4]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4页。
    [5] 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第17页。
    [1]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第204页。
    [2]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第204页。
    [3] 陈天华：《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陈天华集》，第202页。
    [4] 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第238页。
    [5] 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第131页。
    [1] 有关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详细讨论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72页。亦可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9-313页。
    [2] 马叙伦：《二十世纪新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一集，第8页。转引自「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冗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4] 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5] 陈天华：《致湖南留学生书》，《陈天华集》，第233页。
    [6]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第208页。
    [7] 朱庆葆、牛力：《邹容 陈天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1]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2] 王艳勤：《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谱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图书馆，2007年，第102页。
    [3]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4]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55页。有关《民报》作者队伍详尽信实的研究著作可参见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
    [6]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76页。
    [1] 有关胡汉民生平详细情况可参见王炯华：《胡汉民评传》，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55页。
    [3]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第252页。
    [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44页。
    [5] 有回忆文章和研究著作考察了《民报》署名文章作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石顽的真实姓名仍然不详。参见曼华(汤钟瑶)：《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47-452页。
    [1] 石顽：《异哉清政府之所谓改正法律者如此》，《民报》第2号。
    [2] 石顽：《异哉清政府之所谓改正法律者如此》，《民报》第2号。
    [3] 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4]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5]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
    [6] 县解：《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民报》第3号。
    [1] 李喜所：《近代的中国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2] 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3] 《民报》有关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的译稿均出自廖仲恺之笔，详细讨论参见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册，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第432-433页。
    [4] 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1] 日本巡耕著、社员译：《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民报》第4号。
    [2] 日本巡耕著、社员译：《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民报》第4号。
    [3] 日本巡耕著、社员译：《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民报》第4号。
    [4] 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1] 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2] 《〈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3]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4]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5] 蒋梦麟：《西潮》，金凤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6]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7] 这些人，除章太炎、陈天华超过三十岁以外，其余的都只有二十来岁。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54页。
    [1]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
    [2]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1页。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3页。
    [1]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编：《于右任先生文集》，台北：“国史馆、监察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8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2] 于右任：《我还想做新闻记者》，《于右任先生文集》，第564页。
    [1]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于右任先生文集》，第8-9页。
    [2] 于右任：《断送今年》，《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15页。
    [3] 于右任：《新刊介绍》，《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38页。
    [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46页。
    [5] 有关于氏创办的系列报刊遭受清政府迫害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3-595页。
    [1] 民政部主管警务。清政府1908年在厘定官制的上谕中说：“巡警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2] 相关详情可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89页；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第430页。
    [3] 有关清政府资政院议员身份背景及其政治活动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1-34、52-83页。
    [4] 于右任：《呜呼议员(二)》，《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05页。
    [5] 于右任：《呜呼议员(三)》，《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07页。
    [1] 于右任：《报以千金》，《于右任先生文集》，第66页。
    [2] 于右任：《呜呼温肃》，《于右任先生文集》，第80页。
    [3] 于右任：《打鬼打鬼》，《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3页。
    [4]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
    [1] 于右任：《外务部与报馆》，《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20-121页。
    [2] “大江报案”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24-627页。
    [3] 于右任：《江声呜咽》，《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50-151页。
    [4] 于右任：《报馆与官吏》，《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51页。
    [1]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页。
    [2]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页。
    [3] 于右任：《敬告责问者》，《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7页。
    [4] 于右任：《敬告责问者》，《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7页。
    [5] 于右任：《伤心人语(五)》，《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9页。
    [6] 于右任：《敬告责问者》，《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7页。
    [7] 于右任：《伤心人语(五)》，《于右任先生文集》，第99页。
    [8] 于右任：《呜呼议员(一)》，《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04页。
    [1] 于右任：《敬复爱我之同胞》，《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61页。
    [2] 于右任：《闻者教我》，《于右任先生文集》，第89页。
    [3] 于右任：《黄花香》，《于右任先生文集》，第159页。
    [4] 参见卢家银：《民初报界抵制报律的深层原因分析》，未刊稿。
    [1] 于右任：《国民爱我》，《于右任先生文集》，第68-69页。
    [1] 于右任：《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于右任先生文集》，第338页。
    [2]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92页。
    [4] 章士钊：《本报大注意》，王均熙辑《章士钊全集》第一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页。本节以下凡征引该书则使用省略注释法，均只注明作者、篇名、文集名称以及页码。
    [1] 《帝国日报》创刊于1909年12月，编辑中有很多革命党人，因此言论倾向革命。1911年冬，袁世凯大肆搜捕党人，社长陆鸿逵害怕召祸，便与宗室恒钧所办《大同日报》合并，改称《帝国大同日报》，表示顺从清廷。1911年，清帝逊位诏下，该报停刊。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8-609页。
    [2] 章士钊：《老大帝国之少年新闻》，《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47页。
    [3] 章士钊：《老大帝国之少年新闻》，《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47页。
    [4] 章士钊：《“舆论商榷”告白》，《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13页。
    [5] 章士钊：《老大帝国之少年新闻》，《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47页。
    [6] 章士钊：《〈江苏武备学堂肄业生公函〉按语》，《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17页。
    [1] 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潮主潮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图书馆，1998年，第30页。
    [2] 章士钊：《覆侯君书》，《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5页。
    [3] 章士钊：《本报大沙汰》，《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6页。
    [4] 章士钊：《覆侯君书》，《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4页。
    [5] 陈中原：《点击新闻职业道德关键词--84个国家或地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准则73个关键词汇的统计分析(上)》，《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1] 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98页。
    [2] 章士钊：《〈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172页。
    [3] 章士钊：《〈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171页。
    [4]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147页。有关内部新闻自由的详细讨论可参见该书第五章“编辑部与媒介组织的冲突：内部新闻自由”，第140-168页。
    [5] 据孙旭培教授指出，这一报律名称并没有固定，各报刊有时还用“修正报律”、“修订报律”。据孙旭培教授另指出，1911年，清政府修改《大清报律》，改称《钦定报律》后重新颁行。《钦定报律》基本上承袭了原报律的基本精神，但对一些具体条文进行修改，使其比《大清报律》的新闻自由程度有所提高。详细讨论参见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1]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5页，转引自陈力丹：《谈谈“绝对出版自由”的问题》，《陈力丹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3]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60页。
    [4]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60页。
    [1]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62页。
    [2] 有关出版前检查制度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王锋：《表达自由及其界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6-259页。
    [3]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59-460页。
    [4]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59页。
    [5]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60页。
    [6]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60页。
    [1] 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97页。
    [2] 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97页。
    [3] 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97页。
    [4] 章士钊：《论吾国当急组织新闻托辣斯》，《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500页。
    [1] 章士钊：《论吾国新闻当共同组织欧洲通电社》，《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525-526页。
    [1] 章士钊：《伦敦泰晤士报之页数》，《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565页。
    [2] 章士钊：《老大帝国之少年新闻》，《章士钊全集》第一册，第446页。
    [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2] 马光仁认为“在革命党所占领的地区，都制定了类似《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法律法规”(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92页)，但张国福在《民国宪法史》(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5-6页)提出只有部分省份制定了约法。据笔者查阅相关史料也只发现部分省份制定的约法。因此，笔者采信后说。
    [3] 这个约法制定具体的情况，亲历者、研究者说法颇为不一。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4]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14日。《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
    [5] 宋教仁：《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管制草案》，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0-351页。
    [6] 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7] 王锋：《表达自由及其界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8] 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1] 有关“相对保障方式”的详细讨论参见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亦可参见徐崇德主编：《宪法》(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2] 宋教仁：《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管制草案》，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0-351页。
    [3] 石毕凡：《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4] 《江苏省临时约法》，《民立报》1911年12月7日。
    [5] 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1] 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全文见郭孝成：《浙江光复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43-147页。
    [2] 有关江西约法的内容均转引自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21-22页。
    [3] 《贵州公报》1911年12月25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18页。
    [4] 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为联邦共和国，贵州是省级邦国。当然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违背中国人民要求统一愿 望的。
    [1] 各省代表会议、代理参议院、参议院是同一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武昌起义后，各省代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建全国统一的政权。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的任务即完成。但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在南京参议院未成立前，各省代表会暂时代行其职权，称代理参议院。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正式成立后，代理参议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2] 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42-73页。
    [1] 有关“暂行报律事件”的详尽过程可参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95-100页。有关“暂行报律事件”富有启发性的探讨可参见孙旭培、卢家银、崔明伍：《两种律令，同一个教训--民国暂行报律与苏联出版法令比较》，《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3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辛亥革命资料》1961年第1号，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22-423页。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87-688页。
    [4] 详细讨论参见罗福惠：《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4-276页。
    [1] 此小节论述的观点受笔者导师孙旭培教授指导启发。
    [2] 参见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127页。
    [3]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1] 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1] 马君武：《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日本东京：殊式会社秀英舍，1903年，上海图书馆藏，54121200285020。
    [2] 约翰·密尔思想的论述要点见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82-185页。
    [3]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70页。
    [4]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81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6]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
    [7] 这原本是萧公权先生对康有为的评价，萧氏的原话为“历史背景是导致康氏无法成为真正哲学家的一部分原因。生在多难的时代，中国遭遇到的威胁不仅仅是政治的毁灭，且是文化的消逝，康氏很难专心致志纯理论的研究。”(见[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
    [1] 参见吴麟：《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2008年，第129页。
    [2] 李瞻：《新闻道德》(增订初版)，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第3页。
    [1]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147页。有关内部新闻自由的详细讨论可参见该书第五章“编辑部与媒介组织的冲突：内部新闻自由”，第140-168页。
    [2] 参见本文第七章第七节。
    [3] 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4-182页。
    [4] 转引自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
    [2] 《遐迩贯珍》，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3] 《六合丛谈》，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4] 《申报》(影印本)，上海书店，1983年。
    [5] 《万国公报》(影印本)，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
    [6] 《时务报》(影印本)，中华书局，1991年。
    [7] 《清议报》(影印本)
    [8] 《新民丛报》(影印本)
    [9] 《民报》(影印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
    [10] 《大公报》(影印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京话日报》(影印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印复制中心，2006年。
    [1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
    [15]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16] 楼宇烈整理《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
    [1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8] 威尔斯、朱培璜：《新闻自由》，侨声书店，1945年。上海图书馆藏，54121200266239。
    [19] 徐忍寒：《申报七十七年史料》，上海文史馆，1962年，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54121104064640。
    [20]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
    [21] 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3年。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辛亥革命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
    [23]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4]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
    [25]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 斌椿：《乘槎笔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
    [3]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黄山书社，1988年。
    [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5]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
    [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7]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
    [8] 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9] 梁廷楠：《海国四说》，骆驿、刘骁校点，中华书局，1993年。
    [10] 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
    [11]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 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 弥勒约翰：《弥勒约翰自由原理》，马君武译，殊式会社秀英舍，1903年，上海图书馆藏，54121200285020。
    [14] 邵作舟：《邵氏危言》，岭海报馆，1901年，上海图书馆藏，线谱549498。
    [15] 汤寿潜：《危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933年，上海图书馆藏，线普502274-75。
    [16] 王西清、卢梯青辑《西学大成》，上海醉六堂，189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科10．5＼894＼pgl。
    [17] 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18]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陈恒、方银儿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19] 魏源：《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
    [20]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 杨坚枝补《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
    [23] 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编《于右任先生文集》，“国史馆、监察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
    [24]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
    [25] 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27] 张荫桓：《张荫桓日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28] 郑大华编《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出版社，1994年。
    [29] 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30] 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
    [31] 王均熙辑《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
    [1]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3]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美]本杰明·史华兹：《严复与西方：寻求富强》，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5]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
    [6]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陈霖：《当代新闻传播原理》，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8]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台湾正中书局，1986年。
    [9]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10] 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年。
    [11]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 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1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14] 方兰生：《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15]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6]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据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册，上海书店，1990年。
    [1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0] 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1]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2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23] 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24] 顾肃：《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25] 何晓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26]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 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8] 黄旦：《新闻传播学(修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
    [29]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31]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
    [32] [英]J·B·伯利：《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余星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3] 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
    [3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沈渭滨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5]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6] 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
    [37] 雷雨田主编《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
    [38]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9] 李长莉、闵杰、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4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1] 李强：《自由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42]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3]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4] 李瞻：《新闻道德》(增订初版)，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
    [45] 李瞻：《新闻学-新闻原理与制度之批评研究》(第五版)，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
    [46]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47] 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48] 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
    [49]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0] 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51]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52] 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5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54]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
    [5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154页。
    [56] 彭明、程歗：《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7] 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8]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三联书店，2006年。
    [59]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
    [60]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1]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2]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3]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4]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复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65] 桑咸之：《晚清政治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66] 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7] 宋军：《申报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68] 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出版社，1994年。
    [69]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
    [70] 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71] 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2] 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73] 汤学奇：《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74]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5] 王锋：《表达自由及其界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76] 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77] 王炯华：《胡汉民评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78] 王美秀、段琦、文庸等著：《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79] 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年。
    [80] 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81]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
    [82]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83]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84] 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85] [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86] [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
    [87]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88]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89]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90]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91] 熊月之等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92] 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93]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
    [94]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
    [95] 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
    [96] 薛君度、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97] 严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98] 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年。
    [99] 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0]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1] 易升运：《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2] [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03]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104] 曾虚自主编《中国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
    [105] 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年。
    [106]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7]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8] 张昆：《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9] 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0] 张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1] 张鸣：《再说戊戌变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2]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113]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114]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115]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
    [116]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7]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昌荣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8]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119] 中国新闻学会编《新闻自由论集》，文汇出版社，1988年。
    [120]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世界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
    [121]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
    [122] 朱庆葆、牛力：《邹容陈天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3]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4]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5] [日]班玮：《论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交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26] 陈慧：《1991-2006年新闻自由研究综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27] 陈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名称辨析》，《情报资料工作》，2004年年刊。
    [128] 春杨：《清末报律与言论出版自由》，《法学》2000年第3期。
    [129] 单文苑：《近十年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研究状况的内容分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月。
    [130] 顾肃：《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境遇》，《学术界》1999年第1期。
    [131] 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132] 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演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
    [133] 胡其柱：《晚清“自由”词语的生成考略：1820-1900年代》，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4916&cid=8。
    [134] 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35] 胡伟希、田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36] 胡伟希、田薇：《自由主义再释义》，《哲学动态》2002年第5期。
    [137] 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38] 李侃：《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
    [139] 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140] 李斯颐：《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与界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41] 李统兴：《试论晚清国人办报中早期外交官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142] 李五洲：《论近代中国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偏差》，《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143] 刘春玲：《论清代嘉道年间的议政风尚》，《阴山学刊》2001年12月。
    [144]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145] 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146] 卢家银：《章太炎出版自由观》，第三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论坛宣讲论文，2008年4月。
    [147] 卢家银：《民初报界抵制报律的深层原因分析》，未刊稿。
    [148] 马光仁：《我国新闻法的演变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新闻大学》1985年第10期。
    [149] 马跃峰、李倩娜：《郑观应：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人》，《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4期。
    [150] 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51]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天演论〉》，《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52] 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153] 屈永华：《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154] 孙振斌：《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现代传播》1987年第3期。
    [155] 孙旭培、卢家银、崔明伍：《两种律令，同一个教训--民国暂行报律与苏联出版法令比较》，《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3期。
    [156] 王安东、刘莲：《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东方论坛》2003年第4期。
    [157]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58] 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制定》，《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
    [159] 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实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60] 温辉：《言论自由：概念及边界》，《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61] 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62] 萧永宏：《〈循环日报〉之编辑与发行考略》，《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63] 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
    [164] 许纪霖：《三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165] 徐新平、全燕：《论梁启超后期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
    [166] 殷莉：《清末民初新闻自由思想刍议》，《天津市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67] 张昆：《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党报理论和出版自由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
    [168] 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夏季号。
    [169] 张昆：《新闻史家的使命及其修养》，《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170] 张锡勤：《陈炽思想简论》，《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
    [171] 赵志毅：《清代文字狱辨》，《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172] 郑保卫、樊亚平、周雅丽：《新时期我国新闻自由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
    [173]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174] 白文刚：《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75]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76] 郭学文：《清朝新闻控制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77] 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潮主潮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178] 王小海：《试论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和批判》，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79] 吴麟：《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80] 殷莉：《清末民初新闻立法研究(1898-1926)》，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81] Adrian A. Bennett: Research Guide to the Wan-Kuokung-pao(The Globe Magazine), (1874-1883),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182] L.W.Pye,ed.,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83] Ting,Lee-hsia Hsu,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 1900-1949,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184] Alan Brinkley: 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5] Ludwing Von Mises: 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5.
    [186] RussellHardin: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clDemocracy, Oxford&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