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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1644-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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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初至抗战前,华北煤炭开发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最后发展为全国最重要的产煤区。本文即按照时间线索分别对这三个时期的煤矿开发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华北煤炭开发的地理、历史条件,认为华北煤炭开发具有优良的地质基础及悠久的开发历史,而清代前期传统的煤炭开发方式正是此历史的延续。文章对清代前期华北煤炭产区进行了复原。这时的产煤地正是近代新式煤矿选址的基础。这一时期华北煤矿的存在解决了人民生活燃料不足、贫民生计等问题,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创办的军事、民用企业的发展以及西方技术的引进为华北煤炭的机械开采提供了契机。在洋务派官员的倡导下,各地新式煤矿纷纷建立,其中以华北煤矿最为成功。文章认为此成功主要得益于华北优良的资源组合:既有优质的煤炭资源,又有先进的技术支持,还有办理得力的主办官员。虽然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煤矿数量少,产量小,发挥的社会作用并不大,但它为民国时期煤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建立后至抗战前是华北煤矿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此时不仅其煤炭生产量迅速增加,成为我国最大的产煤区,并且煤矿布局也已初步形成。华北煤炭销售市场也不断扩大,已经大大超越华北的范围而将长江流域作为重要市场。正因为生产区与消费区不吻合,造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运输格局,这种格局至今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时期煤炭的消费结构也从家庭燃料逐渐向工业燃料转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
     本文认为,华北煤矿发展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文章对这三个时期的政策因素进行分析,认为清代前期华北煤矿的开发与发展是政府官员经过讨论而采取支持态度的结果,而清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与机器生产的引进构成了近代煤矿产生的推动力,大部分政府官员与乡绅民众则是被动接受这一新事物。民国时期的政策因素主要表现为捐税征收与统制政策。本文分析了其积极和消极因素。在此时期华北煤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消极因素的影响而获得发展。
     经过这三个时期的发展,华北不仅成为全国产煤中心,华北煤矿还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它对工业及其布局、对铁路、对矿业城市、对煤矿工人、对教育、对自然环境的诸方面进行考察,一一分析它对这些方面产生了哪些影响。
From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xploitation of coal mine in north China went through three phases and came to be a most important area of coal producing. The coal mine exploitation and other correlative question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conditions of coal mine exploitation were firstly reviewed. Its opinion is that there was fine geologic base and centuries-old exploitive history in north China and the traditional exploitive means were continued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area of producing coal was recovered in the article. And these areas wer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olliery. The collieries of early Qing dynasty supplied the fuel, settled the pauper's living and accelera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rpora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ffered chances for the coal mine's exploitation by machines. Under the advocated of the officials i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new-style colliery established in many areas, but the ones in north China succeeded. Their success owed to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all factors: good resourc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esponsible personnel.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the colliery succeeded. But i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ieries in the epoch were few, their output was little, and their effect was little too. Anyway they became the base of the on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llieries in the north China make a large progress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ot only the output increased rapidly, but also the north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area of coal produc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llieries had already formed. Its market had exceeded the north China and came to the Changjiang valley. Jus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 area and the consume area, the pattern that the coal transported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west to east formed. This pattern has been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the period the consume structure of coal had transferred from family fuel to the industry fuel and material.
    The progress of the collieries in north China profited from the social surroundings and the policies. In every period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policies and thought that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coal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the result of officials' discussion, the demand of the economy and the machinery became the forc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ost officials and country gentlemen and the populace
    accepted the new thing passive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licy of revenue and control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colliery. They have positive and passive function. In some degree, the collieries in north China got over the obstacles and made progress.
    The collieries in north China influenced other social aspects, such as the industry and its distribution, railway, mining city, the workers in collieries,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so on. The dissertation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llieries in north China to them.
引文
1 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年5月。
    2 (北平)地质调查所,1928年。
    3 汪胡桢译,未注出版商及出版时间,其弁言写于1918年,据此估计该书出版时间为1918年或略晚。
    4 载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
    1 三篇文章的作者依次为刘兴唐、铁丸、刘兴唐,分别发表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1934年5月)、第五期(1934年9月)和第六期(1934年10月)。
    2 (上海)商务印书馆。
    1 中央公论社,1942;(东京)公论社,1943;(东京),电通出版部,1943;(东京)学艺社发行,1944;(京都)大雅堂,1944。
    2 章鸿钊著,地质出版社,1954年。
    3 《文史哲》,1956年第1期。
    1 二者均载于全汉异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
    2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3 《文物》,1978年第5期。
    4 夏湘蓉等编著,地质出版社,1980。
    5 该书编写组,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6 该书编写组,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
    7 煤炭工业出版社,2000。
    8 齐鲁书社,2003。
    1 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上、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4期;杨余练:《康雍时期矿业政策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
    2 作者韦庆远、鲁素,载《清史论丛》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作者韦庆远、鲁素,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 作者方行,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辑刊》2,1981。
    5 新雨:《中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和利用》,《科技史文集》第9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6 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7 元廷植:《清中期北京的煤炭不足和清朝的对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 (香港)新亚研究所,1994年。
    1 卫运河为卫河与南运河的合称。
    2 本段内容主要参考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29页。
    1 经过清初的战乱、灾荒、瘟疫,华北人口剧减。经过几十年的人口补偿性增长,自康熙时开始又不断增加(具体人口数字参见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是人口的压力并不能解释生态恶化的原因。江南人口远比华北稠密且增长快,却没有发生燃料短缺的问题。因此,华北燃料短缺的原因,只能从燃料本身找原因。森林转变为栽培植被减少了一个燃料来源,而栽培植被以小麦为主,还有大豆、高粱、棉花等。居民燃料以这些作物的秸秆为主。这些燃料发热量低,是一种粗劣的燃料。
    2 王展意等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524一525页《清代官马大道示意图》。
    1 许檀:《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一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
    1 主要参考:胡荣铨著:《中国煤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8页;《中国近代煤矿史》(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62—66页。
    2 中共青岛铁路地区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编著:《胶济铁路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1页。
    1 周到:《我国煤炭史略说》,《今昔谈》,1981年,第1期。
    2 赵承泽、卢连城:《关于西周的一批煤玉雕刻》,《文物》,1978年第5期。
    3 新雨:《中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和应用》,《科技史论文集》第9辑,上海科学基数出版社,1982年。
    4 周到:《我国煤炭史略说》,《今昔谈》,1981年,第1期。
    5 王仲荤:《古代中国人民使用煤的历史》,《文史哲》,1956年第1期。
    1 《太平御览》卷六百五,《文部》二一《墨》,引陆云与兄机书。
    2 《水经·浊漳水注》
    3 祈守华等编:《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4 《水经·漯水注》
    5 《水经·浊漳水注》及《漯水注》、《河水注》、《后汉书·群国志》引《豫章记》。
    6 新雨:《中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和应用》,《科技史论文集》第9辑,上海科学基数出版社,1982年。
    7 黄盛璋:《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7辑。
    8 (美)罗伯特·哈特威尔(Robert Hartwell)认为“北宋最后75年,华北成了燃料来源发生重大的、也许是革命性变化的中心地;那时煤成为工业和家庭使用的最重要的热源”(见哈特威尔《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严耕望先生认为“燃料革命”一说不足取,认为“贯通北宋时代,汴京城里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宫中也仍有烧薪柴的”(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9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
    10 王仲荤:《古代中国人民使用煤的历史》,《文史哲》,1956年第1期。
    11 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1 祈守华等编:《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2 《宋史》卷二四八《陈尧佐传》。
    3 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堡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8期。
    4 庄绰:《鸡肋编》卷中。
    5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6 淄博矿务局、山东大学编:《淄博煤矿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7 关于明代产煤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邱仲麟:《明代的煤矿开采——生态变迁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变奏》(于2005年6月27日复旦大学“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 以及祈守华等编《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1 对于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前人已有所讨论,其中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载韦庆远著:《档房论史文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原文名称为《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3、4期)与杨余练《康雍时期矿业政策的演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最具代表性。但二者均从整个矿业而不单是煤矿政策进行讨论。尽管煤也是矿藏之一种,但它不像铜、铁、铅、锡等矿产对于国家铸币、冶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以用作家庭和手工业燃料为主,因此国家对煤业的政策与其它矿产有所不同。本节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
    2 杨余练:《康雍时期矿业政策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
    1 《大清世祖(顺治)皇帝实录》卷5。
    2 《朱批谕旨》,转引自卞书田、胡克仪、万战伟著《豫煤古今谈》,(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3 宋起凤:《矿害论》,载乾隆《大同府志》,卷26,《艺文》。
    4 《清代的矿业》(下)第401页。
    5 谢汝霖:《永宁州开矿详文》,载乾隆《汾州府志》,卷31,页20—21,艺文。
    1 乾隆《潮州府志》,卷41,艺文,页13—14。
    2 宋起凤:《矿害论》,载乾隆《大同府志》,卷26,艺文。
    3 《清代的矿业》(上)第4页。
    4 乾隆五年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折,《清代的矿业·上》第9页。
    5 《清代的矿业》(上)第5页。
    6 《清代的矿业》(下)第438页。
    7 (清)《皇朝文献通考》卷31。
    1 《清代的矿业》(下)第406—406页。
    2 《清代的矿业》(下)第402页。
    3 彭绍升:《二林居集》,卷15,页8。《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李光地)事状》。
    4 《清高宗实录》卷110,《乾隆五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奏折。
    5 《清高宗实录》卷110,《乾隆五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奏折。
    6 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7 《清代的矿业》(下)第401页。
    1 《清圣祖实录》卷255,《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初五日》。
    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51《工部·薪炭》。
    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318—319页。
    4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
    5 黄彭年等:《光绪畿辅通志》,卷107,页25—26,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320页。
    1 《朱批奏折》,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河南布政使赵诚奏。
    2 《朱批奏折》,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河南布政使赵诚奏。
    3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硕色奏折。《清代的矿业·上》第12—14页。
    4 《清代矿业》(下)411—412页。
    5 《<清实录>北京史料辑要》第30页。
    6 《<清实录>北京史料辑要》第15页。
    1 《清高宗实录》卷110,乾隆五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奏折。
    2 夏湘蓉等编著:《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第196页。
    3 乾隆五年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折,《清代的矿业·上》第9页。
    4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硕色奏折。《清代的矿业·上》第12—14页。
    1 《古矿录》第305页。
    * 表中数目皆为概数,只能反应当时煤窑数目的大致情形。
    2 《清代的矿业》(下)第405页。
    3 《古矿录》第309页。
    4 (清)嘉庆《滦州志》卷1《疆理·物产》。
    1 (乾隆)《滦州志》卷6《杂记》。
    2 (乾隆)《万全县志》卷3《杂税》。
    1 (雍正)《井陉县志》卷8《艺文》。
    2 (光绪)《续修井陉县志》卷1《风俗》。
    3 (清)赵翼:《檐曝杂记》卷6《西山煤》。
    4 《宋会要辑稿·市易·食货三七之一》
    5 (清)康熙《磁州志》卷10《物产》。
    6 (雍正)《太原县志》卷2《山川》。
    7 (乾隆)《平定州志》卷5《物产》,卷3《山川》。
    8 (乾隆)《阳城县志》卷4《物产》。
    9 (清)顺治《高平县志》卷1《物产》。
    10 (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11 资料来源:《山西矿务志略》,转引自刘建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1 (嘉靖)《淄川县志》卷1《沿革表》;(乾隆)《博山县志》卷16《杂志》。
    2 (清)同治《叶县志》卷1《山川》。
    1 马继桢督修,吉廷彦编纂,1929年铅印本《翼城县志》卷8《物产·五金矿类》。
    1 刘岳云:《矿政辑略》卷首,转引自方行:《清代北京地区采煤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 《<清实录>北京史料辑要》第205页。
    3 《清代的矿业》(下)第401页。
    4 《清代的矿业》(下)第403页。
    5 (清)赵翼:《瞻曝杂记》卷6《西山煤》。
    6 (光绪)《峄县志》卷7《物产》。
    7 韩光辉著:《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8 计算方法为假定年平均增长率是固定的,先算出年平均增长率,再根据此增长率算出该年人口数。
    1 邹逸麟师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27页。
    2 (乾隆)《彰德府志》卷16《人物上·列传》。
    3 (道光)《宝丰县志》卷9《建置志·城市》。
    4 《皇朝经世文编补》卷28《户政·养民》。
    5 (乾隆)《巩县志》卷7《物产》。
    6 (道光)《宝丰县志》卷3《物产》。
    7 《清高宗实录》,卷263,第18页。
    1 (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9《礼仪风俗志》。
    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1957年,第399—402页。
    3 (咸丰)《汾阳县志》卷10《杂识》。
    4 (乾隆)《峄县志》卷1《物产》。
    5 (光绪)《峄县志》卷7《物产》。
    6 (乾隆)《阳城县志》卷4《物产》。
    7 (乾隆)《彰德府志》卷16《人物上·列传》。
    8 《清代的矿业》(下)第407页。
    9 (咸丰)《同州府志》卷32,《列传下》
    10 《清代的矿业》第451页。
    1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318页。
    1 《清代的矿业》第443页。
    2 《清高宗实录》卷110,页6—8页。
    3 吴晓煜著:《煤史钩沉》,(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51《工部》。
    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51《工部》。
    6 (光绪)《畿辅通志》卷8《宸章一》;卷107《榷税》。
    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51《工部》。
    8 (嘉庆)《山西通志》卷47《物产》。
    9 (康熙)《灵石县志》卷4《田赋·食货》。
    10 (乾隆)《保德州志》卷3《土产》。
    1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51《工部》。
    1 张正明著:《明清晋商及民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2 (雍正、乾隆增补康熙)《永年县志》卷10《水利》。
    3 (乾隆)《沙河县志》卷3《食货》。
    4 (乾隆)《汲县志》卷6《食货》。
    5 (光绪)《峄县志》卷7《物产》。山东段运河大部分河段系人工开挖,河身浅狭,又兼水源缺乏,惜水如惜金。河道又屡经改徙,同治以后,漕粮改以海运为主,其中仅十分之一仍由河运。光绪元年因在山东与黄河交会处的一段旧渠淤废,在黄河北岸开陶城新河与南岸十 里堡旧河相接,十五年又改由盐河达陶城新河。这是山东运河河道最后的变迁。(具体变迁情况及原因,见邹逸麟师:《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载邹逸麟师著:《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该文又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运河河道改徙后,峄县煤矿迅速衰落,直至清代后期修建铁路,峄县煤矿才重新开始兴盛起来。由此可见清代前期水运条件是影响煤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铁路产生之前影响煤炭运输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惜乎华北有航运价值的河道很少,煤炭的需求量也不大,因此靠煤矿获得巨额利润的投资者凤毛麟角。
    1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1 本小节无特别注释的参考资料来自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81—185页;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2—247页。
    2 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29—130页。
    1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第25页。
    2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40,《直境开办矿务折》。
    3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4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5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1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0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第101辑,《工业·矿务》,第1087页。
    3 许永璋编著:《世界近代工业革命》,(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72页。
    4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页。
    1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5—466页。
    2 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盛世危言·开矿上》第703页。
    3 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册,《盛世危言·开矿下》第713页。
    1 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册,《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开矿》第76—77页。
    2 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册,《易言》三十六篇本,《论火车》第81页。
    3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御史叶荫昉奏》,第361页。
    4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七册,《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附片》,第404页。
    5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七册,《代同郡京官公致李相国书》,第413—415页。
    1 马克思:《致鲁尔罢工的矿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17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工业·矿务》,第956—957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工业·矿务》,第956—957页。
    1 袁为鹏:《中国近代工矿业区位选择的个案透视——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原因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1—417页。
    3 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94—198页。
    1 《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6《复丁稚璜宫保》。
    2 《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6《复吴春帆京卿》。
    3 《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6《复吴春帆京卿》。
    1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十七《峄县开矿片》。
    2 《矿务档》第479页《内丘临城等处煤矿试办情形》。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56页。
    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17—622页。
    1 经元善:《居易初集》,1901年版,卷2,第38页,转引自汪敬虞著:《唐廷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620页。
    3 胡海建:《论唐廷枢》,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4 刘培华、程道德、饶戈平著:《帝国主义侵华简史》,(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114页。
    1 《矿务档》第482页。
    2 《矿务档》第483页。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工业·矿务》,第991页。
    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1957年,第383页。
    3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156-157页。
    4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383页。
    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第二卷,第223页。
    6 铁路的修建情况见下文。
    1 魏开肇、赵蕙蓉辑:《<清实录>北京史料辑要》,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409页。
    1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52,《矿务官本取偿典息折》。
    2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40,《开办直境矿务折》。
    3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303页。
    4 《李鸿章全集》,奏折《请减出口煤税片》。
    5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47,《峄县开矿片》。
    1 朱英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7—133页。
    2 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286页。
    3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第207页。
    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第212页。
    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第213页。
    1 具体过程见第五章。
    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9页。
    3 《胶济铁路史》第32页。
    4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9页。
    1 全汉昇:《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1 吴半农著:《煤铁与石油》,社会调查所,1932年,第28页。
    1 该条例规定矿区面积以方里及亩计算,60方丈为1亩,540亩为1方里。
    2 傅英主编:《中国矿业法制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1年,财政经济(六),第514页。
    1 见资源委员会档案中的各省《矿区清册》,全宗号二八,河北省案卷号14836,河南省案卷号14835,山东省案卷号14833,山西省案卷号14834。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六),第516页。
    3 傅英主编:《中国矿业法制史》,第195—197页。
    4 傅英主编:《中国矿业法制史》,第207—208页。
    1 胡荣铨著:《中国煤矿》,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25页。
    2 [民国]赵问琴等纂:《昌乐县续志》,1934年铅印本,卷六《田赋志》。
    3 [民国]胡宗虞等修:《临县志》,1917年铅印本,《略第三·财富略三》。
    4 [民国]景佐纲修:《怀安县志》,1934年之后铅印本(出版时间系笔者据内容推测),卷三《财务·税务》。
    5 [民国]陈继淹修:《张北县志》,1935年铅印本,卷五《户籍志》。
    6 “为限”指最高装载量。超过此限量,则另行加税。
    7 [民国]陈继淹修:《张北县志》,1935年铅印本,卷五《户籍志》。
    8 [民国]欧阳珍修:《陕县志》,1936年铅印本,卷七《财政》。
    9 [民国]张坪等纂修:《沧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五《赋役·财务》。
    10 侯德封著:《第五次矿业纪要》,地质调查所,1935年,第101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六),第466页。
    2 见下文《民国时期煤炭运输·运输条件对煤矿的影响》一节。
    3 政府对这两个矿的整顿,参见张伟保:《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2001年,《抗战前民国政府与煤炭工业,1928—1937))。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六),第472页。
    5 侯德封编:《第五次矿业纪要》,地质调查所,1935年,第120—121页。
    1 陈公博著:《四年从政录》(商务印数馆,1936年)第121页,转引自张伟保:《抗战前民国政府与煤炭工业,1928—1937》,载《实业计划与民国政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2001年。
    2 本节关于煤炭统制的相关内容,若未特别注明,均参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79。
    3 内销指在煤矿所在区域内销售,外销指在中国范围内煤炭所在区域外销售,出口指输出到 国外。
    1 《矿业周报》,1935年9月7日。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31。
    3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18。
    4 张伟保:《抗战前民国政府与煤炭工业》,载《实业计划与民国政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2001年,第164页。
    1 张伟保:《抗战前民国政府与煤炭工业》,载《实业计划与民国政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2001年,第169—170页。
    1 蒂姆·赖特著:《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丁长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1 蒂姆·赖特著:《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45页。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96。
    3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426。
    4 该表格未注明是哪年的生产成本,但据档案其它内容看,应是1932或1933年的。
    1 侯德封编:《第四次中国矿业纪要》,附图三。
    1 《中国近代煤炭史》,该书编写组,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257页。
    2 马千里、陆逸志、王开济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年,第28—41页。
    3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407,该档案给出的是每月运量,总量系笔者统计。另,胶济路缺12月份资料,笔者取前11个月平均值记为12月份运量。一般来讲,12月份运量要大于这一平均值,但各年并没有统一数字表明这一差值与各月平均值的百分比,故仍用前11个月平均值代替12月份运量。这一部分未注明出处的资料均出自该档案。
    1 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60页。
    2 马千里、陆逸志、网开济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第184页。
    3 关于正太路运价,参见本节三:《运输条件对煤矿的影响》。
    1 此处运到量为1084085吨,占整个胶济铁路运量的47%,但是未注明煤炭消费情况。按埠头属潍县,该县有烟潍铁路通烟台,而烟台当时在据此分析,运往埠头的煤炭应是经此地运往烟台出口。
    2 马千里、陆逸志、王开济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第185页。
    3 具体条件,见徐德济主编:《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第98页。
    4 徐德济主编:《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第107-110页。
    5 张世忠著:《陕西煤矿述要》,陕西省建设厅发行,1932年,第16页。
    1 蒂姆·赖特著:《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4页。
    2 [英]肯德著,李抱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8年,第179—180页。
    3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54。
    4 《矿业周报》1935年9月7日。
    1 李嘉善:《铁路煤运与煤运运价》,载《矿冶》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七八期合刊,1939年10 月出版。
    1 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32,《洪瑞涛拟改善我国铁路煤炭运价之拟议》。
    1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63。
    2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63。
    3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106。
    1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94。
    2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94。
    3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94。
    4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106。
    5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61。
    1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司二二(5),案卷号116。另,本段未注明出处的引用部分,均见该档案。
    2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1389。
    1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1384。
    2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67。
    1 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编著:《华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页。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68,《平汉沿线水运调查报告》有关煤运部分。
    1 见张伟保博士论文《近代华北煤炭的生产、运输与销售》,(香港)新亚研究院,1994年。
    2 谢家荣著:《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第62页。
    3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68,《各大埠间水程及运费》。
    4 徐德济主编:《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5 满铁调查部:《峄县煤田调查资料》,1937年,第3—5,97页,转引自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114页。
    6 蒂姆·赖特著:《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109页。
    1 侯德封编:《第五次中国矿业纪要》第113页。
    2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1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417。
    1 《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第268页。
    1 [澳] 蒂姆·赖特著:《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1895——1937》,第113页。
    2 [日] 手塚正夫著:《中国重工业发达史》,京都,1944年,第343——344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六),第466页。
    1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1160。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92。
    1 樊如森:《论天津在北方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见2004年6月复旦大学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1 翁文灏编:《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地质调查所,1929年,第271页。
    2 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96页据《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年报》等资料计算出的全国总出口量,1931——1934年分别为3583、2014、573、797千吨,与表中所列数字稍有出入,但对整个趋势并无影响。黄景海主编的《秦皇岛港史(古、近代部分)》据《秦皇岛经理处年报和总经理年报》统计,1931/1932年秦皇岛出口煤炭3,230,424,1932/1933年出口煤炭2,466,531(原文如此)。因此认为1931/1932年煤炭出口量比上年增长69.23吨。但此后的煤炭输出急剧下降。并认为这是由于战争以及日、英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该书第316页据秦皇岛港务局计划处编《港口统计资料》编制的表格显示,1933和1934两年秦皇岛港出口煤炭分别为2,193千吨和2,561千吨。这两个数字高于笔者文中所列数字及蒂姆·赖特所列数字。这一差距比较悬殊,其原因可能是秦皇岛港务局的统计把经秦皇岛转口的数量也计算在内了。
    * 黄景海主编:《秦皇岛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62页。
    ** 这一表格是根据《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中1921、1922、1923年和《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中1925年的统计,取算术平均值。其中济南的数值仅取1921—1923年平均值,因为《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没有统计1925年价格,青岛红煤的数字是1921年的,因为其余年份没有统计数字;基于同样原因,太原的数值仅有1925年的,阳曲的数值取1921—1923年的;开封红煤取1921,1922与1925年平均值。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还没有引入严格的分类体系,煤炭的名称比较混乱。此表中提到的红煤,可能指白煤,即无烟煤;焦煤从表格中的价格来看,也并不是现代分类体系下烟煤的一种,而应该是专指焦炭。正如《中国近代煤矿史》中所说,各省煤价,高低不一,虽有统计,但欲获得翔实材料较为困难。本文采用数据,是所见资料统计相对较全面的,但仍有令人“费解之处”(《中国近代煤矿史》第279页,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
    ** 这一价格过低,山西煤炭开采的最低成本也在2元以上,况且几吨煤炭才能出1吨焦炭,因此焦炭价格不可能低至如此。参考其它调查地焦炭价格,笔者认为山西焦炭应为19.5元比较合理。
    *** 1925年烟煤价格,原文记载为1.64元,这一价格远远低于成本价,据其它年份价格,应为16.4元之笔误。
    1 谢家荣编:《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地质调查所,1926年,第75页。
    2 正太铁路与其它路线煤炭运价比较:平汉路最远每吨每公里为0.00773元,平绥路最远每吨每公里为0.013元,津浦路最远每吨每公里为0.00729元,胶济路最远每吨每公里为0.00812元,而正太路运价无论远近,每吨每公里则为0.025元。见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63。
    1 《中国近代煤矿史》,该书编写组,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279页。造成各地市场价格如此悬殊的,并非采煤成本。华北四省的采煤成本,除山东较高外,其余三省都相差不大。见《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第247—248页。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90。
    1 谢家荣著:《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地质调查所,1926年,第89页。有些城市(主要是省会)包括四乡人口,因而销煤率酌减。
    2 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页。
    1 袁为鹏:《中国近代工矿业区位选择的个案透视——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原因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1768页。
    1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4页。
    2 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568页。
    3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8页。
    4 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569页。
    5 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567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1辑,《工业·矿务》,第1096—1097页。
    1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
    2 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0页。
    3 祈守华等编:《中国近代煤矿史》(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570页。
    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570—571页。
    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617页。
    3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624页。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2辑《工业·矿务》,第3页。
    2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直境开办矿务折》。
    1 章开沅主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天津银号详开办滦州煤矿拟呈办法章程文附再禀并批》,第257页。
    2 开、滦二矿的具体合并过程,见张国辉:《论开平、滦州煤矿的创建、发展和历史结局》,载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英]肯德著:《中国铁路发展史》,李抱宏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25页。
    1 开滦矿务局档案处:《开滦史鉴》 1995年第2期,第4页。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65页。
    2 因为有前一年的存煤,销量可以大于产量。
    3 陈真、姚洛、逢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239页。
    1 开滦矿务局档案处:《开滦史鉴》 1995年第2期,第7页。
    2 黄景海主编:《秦皇岛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第239页。
    3 [民国]《滦县志》卷14《实业志·矿务》。
    4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40,《直境开办矿务折》。
    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66页。
    2 详细过程见全汉昇:《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载全汉昇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
    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64页。
    1 也有学者将第一阶段划到1914年中原公司成立(见薛毅著:《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111页)。笔者认为划到1913年较妥,因为这一阶段是福公司独办时期,而中原公司的创办导致了两公司的联合。因此,将中原公司的创办划入第二阶段的福中总公司时期更为恰当。
    2 薛毅著:《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3 薛毅著:《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第197页。
    4 薛毅著:《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第202页。
    1 实业部档案,案卷号四二二(5),案卷号54,河南省政府咨实业部文。
    2 实业部档案,案卷号四二二(5),案卷号54,铁道部发给实业部咨文。
    3 实业部档案,案卷号四二二(5),案卷号54,河南省政府咨实业部文。
    4 实业部档案,案卷号四二二(5),案卷号54,铁道部快邮代电。
    5 薛毅著:《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第199页。
    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109页。
    2 陈真、姚洛、冯先知合编:《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90页。
    3 陈真、姚洛、冯先知合编:《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92页。
    4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76。
    5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77。
    6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74。
    7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75。
    1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34。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1160。
    1 吴晓煜著:《煤史钩沉》,第104页。
    1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102。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331。
    1 任炳:《旧开滦的多种经营》,《开滦史鉴》1995年第3、4期。
    2 王作贤:《中兴煤矿公司的创办与发展》,《枣庄文史资料》第17辑,第34页。
    3 《“需求指向”或“供给基础”——对近代以来山东枣庄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兼与济南、青岛比较)》,张汉的社会学博客,网址:http://blog.sociology.org.cn/hankzh31/archive/2005/10/10/2646.html.
    4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90。
    1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2762。
    2 戴鞍钢、阎建宁:《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
    3 邹逸麟师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4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3页。
    5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12—13页。
    1 彭世济,韩可琦主编《矿业经济导论》,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2 《清代的矿业》,第459页。
    3 《清代的矿业》,第461页。
    4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1156。
    5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1 董伦等著:《胶济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国防设计委员会参考资料,第131页。
    2 董伦等著:《胶济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国防设计委员会参考资料,第188页。
    3 孙越崎、严爽著:《津浦铁路沿线煤业调查报告》,国防设计委员会参考资料,第37页。
    4 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1765页。
    5 开滦矿务局档案处:《开滦史鉴》1995年第3期,第9页。
    6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第125页。
    1 河北省地方铁路局史志编写委员会编:《河北地方铁路史》,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7页。
    2 《第四次矿业纪要》,第298页。
    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55页。
    4 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8页。
    5 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1172页。
    6 李嘉善:《铁路煤运与煤运运价》,《矿冶》半月刊第2卷第17、18合刊,1939年10月出版。
    1 马千里、陆逸志、王开济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第1-28页。
    2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一种,第180页。
    3 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14页。
    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一种,第190页。
    5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矿业城市专指煤炭型矿业城市。
    1 [民国]《房山县志》卷五《实业》。
    2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2762。
    3 若非特别说明,唐山城市发展的材料均来自任荣会:《开滦与唐山市》,《开滦史鉴》,1995年第9期。
    4 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2763。
    1 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91页。
    3 王敬平:《英商福公司与焦作近代煤炭工业城市的形成》,《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月。
    4 原先没有城市的荒原僻野,因矿业开发而兴起,这样的城市属于无依托型矿业城市;原先已有城市,后因附近地区矿业开发而使其具有了矿业城市的功能,称为有依托型矿业城市。见张以诚:《矿业城市的诞生与消亡》,载《国土资源》2001年11月。
    5 淄博矿务局,山东大学编:《淄博煤矿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
    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第2卷,第132页。
    2 淄博矿务局,山东大学编:《淄博煤矿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3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近代大事记(1840—1949)》,(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05页。
    1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近代大事记(1840—1949)》,第27页;《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第48页。
    2 《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第30—53页。
    3 张道兴:《中兴煤矿公司办学记》,《枣庄文史资料》第17辑,第55页。
    4 《枣庄文史资料》第17辑,第56—63页。
    1 张仲鲁遗稿:《焦作工学院始末》,河南文史资料,第18辑。
    2 实业部档案,全宗号四二二(5),案卷号1449。
    1 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262页。
    1 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262页。
    2 张伟保:《华北煤炭的生产、运输和销售,1870—1937》,(香港)新亚研究所未刊博士论文,1994。
    1 2004年统计数据,见中国煤炭工业网:ttp://www.chinacoal.gov.cn/tongjifenxi/2005-02/05/content_73720.htm。
    《豫北矿务交涉始末记》,不著纂人姓氏,民国石印本。
    光绪《顺天府志》,(清)缪荃孙辑。
    光绪《畿辅通志》,(清)黄彭年主持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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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丰润县志》,(清)牛昶煦等选修,光绪十七年修,民国四年铅字重印。
    乾隆《正定府志》,(清)郑大进纂,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康熙《灵寿县志》,(清)陆陇其修,傅维橒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雍正《井陉县志》,(清)钟文英纂修,雍正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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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井陉县志》,(清)常善修,赵文濂纂,光绪元年刊本。
    民国《井陉县志》,(民国)王用州等修,傅汝凤等纂,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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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口北三厅志》,(清)金志杰原本,黄可润增修,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道光《西宁县志》,(清)诸豫宗修,周中孚纂,道光十年(1830)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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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磁县志》,(民国)黄希文等纂辑,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乾隆《武安县志》,(清)蒋光祖修,夏兆丰纂,乾隆四年(1739)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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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天津志略》,(民国)宋蕴璞辑,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康熙《怀来县志》,(清)许隆远纂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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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广平府志》,(清)沈奕琛修,申涵盼纂,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
    康熙《磁州志》,(清)蒋擢修,乐玉声纂,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
    乾隆《永年县志》,(清)孔广棣纂修,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乾隆《邢台县志》,(清)刘蒸雯修,李嵸纂,传抄乾隆六年(1741)刻本。
    乾隆《阜平县志》,(清)邹尚易、巫翼汝纂修,传抄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康熙《唐县志》,(清)王政修,张珽、陈瑺纂,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康熙《唐县志》,(清)平鄗鼎修,李璜纂,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乾隆《唐县志》,(清)黄文莲修,吴泰来纂,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乾隆《涿州志》,(清)吴山凤纂修,乾隆30年(1765)刻本。
    康熙《曲阳县新志》,(清)刘师峻纂修,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雍正《重修太原县志》,(清)龚新、沈继贤修,高若岐等纂,雍正九年(1731)刻本。
    康熙《灵石县志》,(清)侯荣圭修,张尊美纂,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乾隆《寿阳县志》,(清)龚导江纂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乾隆《介休县志》,(清)王谋文纂修,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乾隆《重修和顺县志》,(清)黄玉衡修,贾讱纂,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
    乾隆《平定州志》,(清)金明源纂修,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乾隆《盂县志》,(清)马廷俊修,吴森纂,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雍正《泽州府志》,(清)朱樟等修,田嘉榖纂,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乾隆《阳城县志》,(清)杨善庆修,田懋纂,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乾隆《高平县志》,(清)傅德宜修,戴纯纂,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嘉庆《沁水县志》,(清)徐品山修,张心至纂,嘉庆六年(1801)刻本。
    乾隆《凤台县志》,(清)林荔修,姚学甲纂,乾隆四十九年(1785)刻本。
    乾隆《陵川县志》,(清)程德炯纂修,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
    乾隆《长子县志》,(清)纪在谱修,黄立世纂,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
    嘉庆《长子县志》,(清)刘樾修,樊兑纂,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乾隆《沁州志》,(清)雷畅修,吴正纂,姚学瑛续修,姚学甲续纂,乾隆六年(1741)刻,乾隆三十六年(1771)续刻。
    雍正《沁源县志》,(清)韩瑛纂修,王廷抡续纂修,康熙五十二年(1713)修,雍正八年(1730)续修,刻本。
    道光《壶关县志》,(清)茹金纂修,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康熙《武乡县志》,(清)高鉷修,宋苍霖纂,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
    乾隆《武乡县志》,(清)白鹤修,史傅远纂,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乾隆《武乡县志》,(清)吴九龄修,蔡履豫纂,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乾隆《保德直隶州志》,(清)王克昌修,殷梦高纂,王秉韬增补,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乾隆五十年(1785)增补刻。
    乾隆《直隶代州志》,(清)吴重光纂修,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乾隆《五台县志》,(清)王秉韬纂修,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
    同治《河曲县志》,(清)金福增修,张兆魁纂,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乾隆《崞县志》,(清)邵丰鍭修,贾瀛纂,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雍正《定襄县志》,(清)王时炯原纂,王会隆增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雍正五年(1727)增刻。
    康熙《静乐县志》,(清)黄图昌纂修,康熙三十九年(1900)刻本。
    雍正《续静乐县志》,(清)足夏鼎纂修,雍正八年(1730)刻本。
    乾隆《汾州府志》,(清)孙和相修,戴震纂,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顺治《浑源县志》,(清)张崇德纂修,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乾隆《浑源州志》,(清)桂敬顺纂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乾隆《孝义县志》,(清)邓必安纂修,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康熙《临县志》,(清)杨飞熊修,崔鹤龄等纂,乾隆五十七年(1718)刻本。
    康熙《汾阳县志》,(清)周超修,邢秉诚纂,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
    乾隆《汾阳县志》,(清)李文起修,戴震纂,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本。
    康熙《文水县志》,(清)傅星修,郑立功等纂,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康熙《临汾县志》,(清)龚懋言纂修,康熙57年(1718)刻本。
    雍正《临汾县志》,(清)徐三俊修,陈献可等纂,雍正八年(1730)刻本。
    乾隆《临汾县志》,(清)高嵣、吴士淳修,吕琮、吴克元纂,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
    康熙《汾西县志》,(清)蒋鸣龙纂修,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
    康熙《隰州志》,(清)钱以垲纂修,康熙四十八年(1709)刻本。
    乾隆《翼城县志》,(清)许崇楷纂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康熙《宁乡县志》,(清)吕履恒纂修,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同治《浮山县志》,(清)庆钟修,卢梦兰纂,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乾隆《赵城县志》,(清)李升阶纂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道光《赵城县志》,(清)杨延亮纂修,清道光7年(1827)刻本。
    雍正《岳阳县志》,(清)赵温修,常逊纂,雍正13年(1735)刻本。
    乾隆《蒲县志》,(清)巫慧修,王居正纂,乾隆18年(1753)刻本。
    雍正《朔平府志》,(清)刘士铭修,王霷纂,雍正11年(1733)刻本。
    乾隆《广灵县志》,(清)郭磊等纂,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康熙《济南府志》,(清)蒋焜修,唐梦赉纂,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
    乾隆《章邱县志》,(清)张万青纂修,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
    道光《章邱县志》,(清)吴璋修,曹楙坚纂,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康熙《淄川县志》,(清)张嵋修,唐梦赉等纂,康熙二十六年(1687)传抄本。
    乾隆《淄川县志》,(清)张鸣铎修,张廷宷、王佳宾纂,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乾隆《博山县志》,(清)富申修,田士麟纂,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康熙《颜神镇志》,(清)叶先登修,冯文 纂,《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9册,影印本。
    乾隆《胶州志》,(清)周于智等修,刘恬等纂,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
    道光《重修胶州志》,(清)张同声等修,李图等纂,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同治《即墨县志》,(清)林溥修,周翕矿等纂,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乾隆《峄县志》,(清)忠琏等纂修,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乾隆《潍县志》,(清)张耀璧修,王诵芬等纂,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乾隆《济阳县志》,(清)胡德琳修,何明礼、章承茂纂,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乾隆《泰安府志》,(清)颜希深修,成城纂,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乾隆《泰安县志》,(清)程志隆修,李成鹏纂,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乾隆《泰安县志》,(清)黄鈐修,萧儒林纂,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乾隆《新泰县志》,(清)江乾达修,牛士瞻纂,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康熙《重修莱芜县志》,(清)钟国义纂修,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康熙《沂州府志》,(清)邵士等修,王壎等纂,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
    乾隆《沂州府志》,(清)李希贤等纂,潘遇新等纂,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乾隆《彰德府志》,(清)璜邦宁修,景鸿宾纂,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康熙《安阳县志》,(清)马国桢修,唐凤翔纂,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乾隆《林县志》,(清)杨潮观纂修,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
    道光《宝丰县志》,(清)李彷梧修,耿兴宗纂,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乾隆《鲁山县全志》,(清)徐若阶、马慧姿修,傅尔英、宋足发纂,乾隆八年(1743)刊本。
    嘉庆《鲁山县志》,(清)董作栋修,武亿纂,嘉庆元年(1796)刻本。
    乾隆《登封县志》,(清)陆继萼修,洪亮吉纂,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康熙《密县志》,(清)袁良怡修,李士玿纂,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
    乾隆《巩县志》,(清)李述武修,张紫岘纂,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嘉庆《渑池县志》,(清)甘扬声修,刘文运纂,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乾隆《永宁县志》,(清)张楷等纂修,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康熙《孟津县志》,(清)孟常裕纂修,徐元燦增補,顺治十六年(1659)刻,康熙四十八年(1709)增刻。
    乾隆《偃师县志》,(清)汤毓修,孙星衍、武亿纂,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同治《禹州志》,(清)朱炜修,姚椿等纂,宫国勳增修,杨景纯增纂,道光十五年(1835)刻,同治九年(1870)增刻。
    乾隆《辉县志》,(清)文兆奭修,杨喜荣纂,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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