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历史与叙述: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研究
详细信息    本馆镜像全文|  推荐本文 |  |   获取CNKI官网全文
摘要
如果把中国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那么它不仅只是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且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与主体改造运动,涉及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广大农村的革命实践,在1949年以前就占据了重要的理论/现实地位,之后更构成和推动了中国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土改之后展开的新的土地革命,也是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推进的重要组成。这一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深刻塑造了农村的结构与面貌。关于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言说与书写,不仅是凭借大量的新闻报道、宣传手册、历史记述来实现,更是通过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再现形态或想象方式来完成的。其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虚构”模式往往成为我们想象、叙述“历史”的开端,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关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记忆与想象。无论当时的评价还是历史的定位,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当属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
     本文尝试将对一九五○年代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的历史/文学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问题相勾连,借助“革命”与“生产”的话语—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与线索,以《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三里湾》三部小说为中心展开研究: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将文本放置到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其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现实/想象性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考察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更广泛的革命实践对其文本铭写和“形式化”影响,以揭示文学与历史,小说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认为,一九五○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生动再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话语—历史实践,同时也提供了对此过程的经验方式和书写形式。第一章从“革命”的角度切入“生产”,考察《创业史》中党政治理如何通过“生产”缓解与克服乡村社会的权力危机;第二章从“生产”的角度切入“革命”,观察《山乡巨变》里集体协作的劳动怎样联系起了“革命”的远景;第三章在“革命”与“生产”的相互作用与效果下,研究《三里湾》如何通过“家庭”的书写,把握乡村的基层治理和伦理秩序的关系;最后,尝试探讨中国革命复杂的文化实践与想象带给我们经由“文学”进入“历史”的契机与可能。
If we tak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20th century as a unique practice, which 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govern in China ,it is not only a transition of one state to another, but also a large-scal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main reform movement that involves series forms of power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ttitudes, words. The vast rural area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n 1949 prior to occup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 practical position, even after the composition and promote China's "continuing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 the 1950s land reform movement was launched after the new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 important advance. Thi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he farmers of their own class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profound shaping the structure and the rural landscap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e statement and said, is not only with a lot of press reports, brochures, historical accounts to achieve, through the man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to an unprecedented form of reproduction or imagine the way to completion. The fiction novels in particular,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this "fictitious" model often become our imagination, described "history" the beginning, to a great extent built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memory and imagination. At that time, or whethe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histor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Zhao Shuli's "Three Mile Bay," Zhou Libo "Shan Xiang changes" and Liu Qing's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Part I).
     This thesis will try to cre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novels history / Literary Investigation and the so-calle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modern awareness of this issue, the text will be put to a more open society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re-examine it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the reality /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reading, stud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a wider range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write their text-ming, "Formal", with a view to reveal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ovels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20th century Siwushinian the land reform and re-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atterns, and in the new countr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lso raised to a new revolution Requirements for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profiling from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into the discourse - historical practice. In this sense,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 the 1950s novel vividly portrayed this period of history, but also provide a way this proc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writing.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for the "new rich peasa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class struggle in rural areas of concern, "Shan changes" for small farmers in production and collectivization about collaboration, "Three Mile Bay," the primary forms of governance and grasp the order of the family, constitut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lex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provide us the possibility from "Literature" into the "History".
引文
1 十二月二十日的《河南文艺》和二十五日的《河南日报》先后发表了苏金伞分析和介绍这一作品的文章《读<不能走那条路>》。同期的《河南文艺》还发表了根据原作改编的曲剧。作者李准被邀请到开封报告写作经过及体会。《河南日报》编辑部和河南省文联接连举行了两次作品座谈会。《河南文艺》发出通知,要求该刊的通讯员普遍而认真地学习这一作品。接着,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管局和省文联又把这一作品改编成话剧、梆子、坠子连环挂图等,大量印发各地做宣传材料。
    2 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人民日报》,1954年1月26日。
    3 振甫:《评李准<不能走那条路>》,《语文学习》1956年第3期。
    4 参见李培坤:《试论李准的创作》,《青年作品评论集》第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5 李琮:《<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艺报》1952年第2期。
    6 同上。
    7 参见康濯:《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7期。
    8 同上。
    9 韩丁在他关于中国土改的经典性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里写道:翻身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至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结构。总之,它意味着一个新世界。”参见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10 李准:《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长江文艺》,1954年2月号。 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当地模范的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运动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并引起高层关注。此后,吴满有被树立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当时和吴满有齐名的是农具厂工人赵占魁,边区提出口号,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有关吴满有的事迹,可参看《解放日报》上莫艾的报道《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和李锐的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等。而文学作品,也有艾青创作的的长篇叙事诗《吴满有》等。
    13 参见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14 参见《<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6日。
    15 文章例举湖南省1952-1954年的调查情况说明,在土地改革后,新富农的出现,并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少数人吞并其他人的财产进行资本积累、致使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结果,而是大多数农民辛勤劳动、努力经营、经济上升,有少数人经济上升更快成为富裕农民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部分农民上升缓慢或难以上升,但这与新富农的出现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参见苏少之:《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6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7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出版的修改本中,这段话就被删除了。
    18 李琮:《<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艺报》1952年第2期。
    19 康濯:《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7期。
    20 参见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1 具体的论述,参见裴宜理:《重返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何翔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
    22 这里所讨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时间上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土地改革完成至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为限。出于全国军事政治形势的差异,各地土改开展和完成时间有较大不同,农业互助合作的开展也有先后,但是这里主要着眼作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语—历史逻辑和实践的展开,因此不讨论之前解放区早已存在的互助运动,也不涉及之后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直至“人民公社”的进程,虽然这一长时间的历史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逻辑联系性。
    23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1955年9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亲自参与编选、修改、并撰写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25 近十多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
    31 转引自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页248。
    32 严家炎的评论文章主要是《<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和《关于粱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等。
    33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柳青写作生涯》,蒙万夫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页95-96。
    34 柳青:《中国热火朝天——为苏联<文学报>作》,《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52。
    3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页1477。
    36 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忆苦诉苦、批斗大会等等,不仅是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对农民的“教育”方式。而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继承或衍演出政策宣传、文艺汇演、识字读报等等“教育”形式。可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起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与继续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始终承担着精神动员、主体塑造、文化认同等极其重要的任务。
    37 在后来的修改版本里,不但对“决议”的引述大量减少,而且叙述者的提示性段落也消失了。
    38 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302-303。
    39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55-156。
    40 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柳青写作生涯》,蒙万夫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页107。
    41 李杨则对高增福的“社会主义意识”提出了怀疑,他认为,驱使高增福积极投身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梦想,不如说仍是那个潜藏得很深的“土改情结”。参见李杨:《<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收入《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42 按照柳青的复述:“有一种看法,说《创业史》第一部没有正面冲突,没有交锋,是背对背的斗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觉得“小说有点沉闷”,甚至“对这部作品政治上的深刻性,也不能不有相当的影响”。有些接受这观点的同志,看得更严重,说主人公梁生宝还不比高增福“高大”;他没有和对立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缺乏光彩。”参见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286。
    43 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288。
    44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页151。
    45 有意思的是,最初在《延河》杂志发表时,小说取名《稻地风波》,下标“创业史第一部”,正题听起来像是一则小小的农村生活纠纷或逸闻趣事,这样的标题一直刊用到1959年7月号。从同年8月号即第二十一章开始,柳青取消《稻地风波》,正式使用“创业史第一部”这个具有时空纵深度和想象性的名字来称呼这部作品,至1950 年11月号刊完。后来版本也都没有再使用《稻地风波》一名,只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且,在《延河》杂志版的“题叙”之前有四则引文:一段毛泽东语录、一则乡谚、一则农村格言、还有一则“摘自作者的日记”的一段话:“这不像长篇小说,也不是诗。我希望读者不那么计较形式。我实际上在编写很长的生活故事。模仿群众创作,取个名叫《创业史》吧!”后来的各个刊印与修改本取消了这则引文,只保留前三则。这些改动都显露出,柳青是在创作修改的过程中逐渐有意识地建立一种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46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258-259。
    47 据《创业史》的责任编辑王维玲回忆,原先是由她拟写了“内容提要”,打算印在书的正文前面,便于读者了解内容。但柳青过目之后,却重新拟了一个,变为“出版说明”。可以对比原先的“内容提要”:“此书着重叙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从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写到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全书将由本社分部分卷出版。在第一部里,作者热情地讴歌了以梁生宝、高增福、有万、欢喜等为代表的具有社会主义高贵品质的新人;同时,作者又非常深刻地塑造了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的形象和具有严重自发思想的中农郭振山的形象。对于波澜壮阔的农村生活,作者作了极为深刻、极为生动的描述。这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内容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优秀作品。”参见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柳青写作生涯》,蒙万夫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48 林家平:《“题叙”小论》,《解放日报》1962年1月29日。
    49 周立波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的结尾也写下了这种现代时间的组织力量对于传统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有位农民告诉我:‘等雪一化,就要做田里工夫了。'而在从前,在旧历的正月里,农村里正是吃喜酒,走人家,打花鼓和推牌九的时候。”见《周立波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页666。
    50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416。
    51 更有评论者用“挺拔的白杨”和“秀丽的楠竹”这样的描述来概括区分柳青与周立波的艺术风格。参见宋遂良:《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2 当时的出版说明称《山乡巨变》“这部小说从反映的历史情况和典型意义看,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改,一个写的却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们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骤雨。”参见《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44。
    53 比较集中的论述,可参看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4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19。
    55 周立波:《观察》,《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页38。
    56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页662。
    57 据周立波说,《山乡巨变》从1954年开始准备,去年才和读者见了面。准备工作不是坐在房子里看书、看材料,而是下乡去生活。在这期间,我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参加了各级党委召开的一些关于合作化的会议,学习了合作化运动的政策。在运动的萌芽时期,我考察了一个名叫石岭村的农业社,这个社的规模小,材料不多,但也给予了一些启发。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期,我又在乡下参加了一部分工作。经过两个冬春,研究了四个乡的几个社,到1956年6月,才开始执笔。参见周立波:《谈创作》,《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页609。
    58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420。
    59 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400。
    60 周立波:《选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页43。
    61 周立波:《谈创作》,《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页612。
    62 参见周立波:《纪念一个伟大文献诞生的二十周年》,《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页498。而这种写作方式在唐弢对周立波同时期短篇小说的分析中被纳入“风格”而讨论,认为是旧的东西“反射出一种新的光彩”,并且“刻划了人们在新社会里的精神状态”。参见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边人家>》,《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499、500。
    67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刘景清编《周立波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页149。
    68 参见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69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页275。
    70 此一概念最早米自克利福德·吉尔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黄宗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论述,并在对中国近现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过密型增长”,区分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和“有发展的增长”,后者是其对“乡村发展”定义的核心。黄宗智认为,过密化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的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由于解放后的国家政权对商业实行严厉控制,农业密集化和过密化不再采用商品化的形式,但变化的实质内容仍然是过密化。集体化组织与家庭生产一样具有容纳过剩劳动力的组织特征:它不会,也不能,像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解雇”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又因国家政权僵硬限制农业外就业而加剧。无论如何,国家政权是得利于过密化的,因为过密化使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极大化,从而使国家能征收的数量极大化。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严重 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著作。
    71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页202-203。
    72 参见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3 1955年1月,《三里湾》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5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74 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页337,以下均引自该书。
    79 具体的论述,参见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纠纷解决》,《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强世功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90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页96-97。
    91 在共产党的组织策略里,民主并不是一个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协和分配机制,而是一个使所有的在“政治及历史之外”生活的村民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个有效的动员机制,也就是使国家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包括穷山僻壤在内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机制,是共产党发动群众改造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实现治理的一个机制。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页104。也正是在这个民主的意义上,三里湾扩社后的基层组织庞大,“大小干部就得六十多个,大家觉着这数目有点惊人”,但金生却解释道:“有那么多的事,就得有那么多的人来管。……这样也好:一个社员大小负一点特殊责任,一来容易对社务关心,二来也容易锻炼自己的作事能力。”
    92 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247。
    93 关于分家、分爨的分析,可参见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94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95 小说中玉梅是一个性格爽快,能劳动、有心计的农村少女,但在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里,却被塑造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青年女子形象,颇让人联想起五四以来的那些知识女性。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2003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刘景清编:《周立波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柳青:《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莫里斯·梅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杜润生:《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出版社,2002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三联书店,2006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创业史>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阎纲:《<创业史>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人民出版社,2005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周天:《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出版社,2000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老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黄宗智:《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裴宜理:《重返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何翔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
    苏少之:《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1930年—1950年共产党的婚姻和妇女解放法令中的策略与身体》,《北大法学评论》第四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
    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