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实施程序研究
|
摘要
刑罚执行是国家刑事权力行使的最后一个阶段,行刑效果极大地影响到刑事权的整体功效。在刑罚执行中,与一般的执行制度相比,刑罚变更执行更为深刻地体现了矫正和防卫社会的要义,因此意义更为重大。从根本上说,刑罚之所以需要变更执行,就在于刑罚的目的是为了在惩罚和矫正中改造罪犯,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复归社会,从而实现防卫社会的目标。同时,刑罚的变更执行的核心基础主要是人身危险性的现实变量,而非已然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恶性因素,故能够在宣告刑的弹性中获得施行。而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执行中的重要内容,减刑假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围绕刑罚本质和目的,构建矫正设施内外的改造体系,打破以惩罚为终极目的的行刑方略,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激励罪犯自新向善,健全罪犯人格训练罪犯社会生存能力,使罪犯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之人。在减刑假释制度之中,减刑假释程序保障减刑假释功能的实现。同时,减刑假释程序具有确保公正与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因而设计一个科学合理、合法可行的减刑假释程序显得尤为重要。据此,本文将对减刑假释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有利于减刑假释程序的立法和实践。全文包括引言和正文五章,18万余字。
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为减刑假释程序概论。文章指出：减刑改变了刑罚执行内容,包括两种情形,一为刑期长度的减短；二为由重刑种变更为轻刑种。假释则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据一定程序对确有悔改实据人身危险性降低再犯可能性小的罪犯予以提前释放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同时,减刑假释制度均具有实现行刑个别化社会化、帮助罪犯顺利复归社会；维持行刑机关良好监管秩序、增强行刑效益等具体功能。减刑与假释程序相较而言’,大多数学者基于两者建立的理论基础相同、性质相同认为两者具有同质性,少数观点则认为两者程序异质。主要一为减刑行政化、假释司法化；二为假释行政化,减刑司法化。同时,减刑假释程序是独特的程序类型,既不同于一般定罪程序,也有别于量刑程序,更与一般行政程序具有较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审判程序的客体是被追诉的被告人之行为及对其行为进行法律评价；而减刑假释程序的客体是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及有无再犯之虞；在程序启动上,裁决主体并非完全消极被动；减刑假释程序不具有典型对抗性,更多的是协商和合议的过程；法官的调查权增大并具有特殊的行使方式；减刑假释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多为优势证明标准或合理证明标准。同时,与普通行政程序的区别主要在于减刑假释程序增强了社会参与度,注重社会调查,并且罪犯等参与人通常具有选择权利,减刑假释程序的发动和终结并不完全依赖于行政职权。在大陆法系国家,减刑假释程序多为特别审理程序。英美法国家的减刑假释程序则通常是具有司法化元素的行政程序。在减刑假释程序的理论基础方面,首先,就减刑假释的本质而言,主要有恩惠说、奖励说、权利说、刑罚执行方式说等多种论说。恩惠说主张减刑假释是国家利用刑罚权对服刑中表现良好或再犯可能性小的罪犯减轻刑罚或进行假释的“恩赐”。奖励说则认为减刑假释是国家对受刑人的奖励措施。权利说主张减刑假释是罪犯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增强的结果。此外,刑罚执行方式说认为假释是为了有利于受刑人的再社会化,就自由刑的执行所采取的一种缓和的刑罚执行方式。纵观这四种论说,现今以奖励说和权利说的支持度和适用度为高。在另一方面,就减刑假释权力的性质而言,理论界主要存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和刑事执行权说三种学说,其间又以行政权说与司法权说的论争最为激烈。行政权说主要是以行刑行政权属为论说基础,司法权说则主要以刑事执行权与裁判权的关系为论说要点。减刑假释程序具有工具与独立的双重价值。减刑假释程序的价值体系主要涵括公正、人权、秩序和效益四项基本价值内容。在价值位阶的选择上,基于罪犯的特殊地位,在保障罪犯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罪犯减刑假释的权利一般应让位于社会安全。在程序的正当性方面,自然法与正义紧密相连,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正当程序生长于自然法的沃土之上,体现听证的基本程序准则,其表述权利和控制权力的精髓已成为国家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减刑假释程序的正当性以确保准确判断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并作出合法合理的减刑假释(或撤销)决定为基本目标,同时,虽然行使程序权利的主要当事人是罪犯,但程序本身蕴含自治、理性和公正属性,依然具有控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确保裁决主体中立及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陈述权是最低正当程序要求。在裁决程序中警惕极端书面审和非正式听证泛化两个易发的程序悖论。在撤销程序中则保障罪犯已获得的减刑假释权利不被随意剥夺,给予罪犯与正式审判程序相似的诉讼权利以对抗撤销权力的滥用。但这种保障往往并不充分和稳定,因为假释犯的宪法地位具有争议,通常不认为假释犯具有完整的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故其个人对抗的强度受到影响。
第二章归纳了减刑假释程序的模式。主要可分为行政、司法和委员会模式三类。行政模式又可再下分为行刑机构独权和行政分权两种具体模式。行刑机构独权模式是指行刑机构具有完全的减刑假释决定权,提请、裁决和执行等程序均由行刑机构为主导实施。建构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刑罚执行变更理论。各国的减刑假释程序特别是在减刑程序中采此模式的不在少数。行政分权模式则是指程序的提请建议者与决定者分离,行刑机构多为罪犯减刑假释的建议者,而国家元首、司法部长或州长等行政官员则是减刑假释的决定者。以此增加了行政层级和内部的监督程序。总体上,行政模式具有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减刑假释程序、罪犯等参与人程序权利保障度较低、书面程序居多等特征。在司法模式中由法官来决定是否给予罪犯减刑假释。司法模式中可再细分为专门法官模式和普通法官模式。专门法官模式是指法院设置专门的法官,负责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及对监狱等行刑机关进行监督；普通法官模式是指不设专门的执法法庭和法官,由普通法官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执行法官的专业性更强,因此更有利于积累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经验,探索总结减刑假释司法适用规律。司法模式具有以审判权主导、保障参与人的基本程序权利、具体程序内容多样等基本特征。委员会模式主要是由委员会来决定减刑假释,主要形式是假释委员会。假释委员会可分为矫正系统中的假释委员会、半独立的假释委员会和独立的假释委员会三类。委员会模式具有行刑机关建议、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组成多元,社会化和专业性强；程序参与人获得与最低正当程序标准相适应的权利保障以及以听证方式为主进行审查等基本特点。司法模式与行政模式相较各有优劣。司法模式的独立性更强,能够为罪犯提供更为有效的权利保障；行政模式则偏重效率,更熟悉矫正事务本身。故行政模式公正为短的弱点由司法审查矫正；司法模式相对效率较低的不足由调整审理方式和程序完成,并可进一步补充和咨询矫正意见,以确保裁决公正。同时,委员会模式对行政模式作了修正,增强了中立性,以实现程序公正；此外,委员会模式更为接近矫正机构,可使作出结论之依据更加真实可信,因此可一定程度弥补司法模式的短处。但委员会模式很难真正做到吸取两种模式之长。产生减刑假释不同程序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传统不同。英美法系一般把假释视为行政措施,最初由狱政部门,后由专门的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严守分权理论,将与审判权相联系的行刑制度都囊括于审判权之内。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权具有机械性,首先排除了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可能,并且普遍重视集体权利和社会安定,对维护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判决的既判力也极为重视,因此,对于减刑假释的适用较为保守,减刑假释程序也归入传统司法程序范畴。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是混合式的,普通法院获得了对行政权的违宪审查权,并且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优位选择和优先保护,减刑假释程序归入行政或准司法程序范畴。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强调已然之罪,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更为强调未来之防卫；英美法系国家适用减刑假释程序更为关注效率,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愿撼动公正的首要价值地位。此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权力运作为科层制和政策实施式,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为协作式。
第三章为减刑假释程序的运行,主要分为权力主体、权利保障和具体运作三个方面。减刑假释程序权力主体主要包括行刑机关、法院、假释委员会、检察机关以及承担一定职能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权力主体多为行刑部门、行政长官和假释委员会；大陆法系国家的权力主体通常为行刑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保障人权的潮流下,罪犯逐渐获得了主体地位,具有了与其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相适应的程序权利。程序权利的具体内容包括申请减刑假释权、程序知悉权、申请回避权、提交证据权、反驳不利证据权、陈述权、获得法律帮助权、程序救济权等。各国实践中对罪犯参与权和救济权普遍予以了保障,但法律帮助权、对不利证人的询问权等方面则参差不齐。同时,对罪犯权利保障水平的高低深刻反映了对减刑假释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倾向于减刑假释的权利性,则罪犯的保障水平上升,反之则下降。在被害人权利保障方而,保持与罪犯权利保障的平衡关系。此外,加强对被害人的帮助。在减刑假释程序的具体运作方面,准备及提请阶段程序主要包括减刑假释到期日预告、假释计划及假释前准备程序、会见调查程序、正式提请、罪犯救济等具体内容。裁决程序可依据不同模式分为听证程序与审理程序两个大类。听证程序包含听证前准备、听证官主持、发表意见及提供证据、调查及听取意见、作出决定、签订假释协议、权利救济等步骤和内容；审理程序则包括庭审准备、权利告知、法庭调查、意见听取、作出裁决和权利救济等程序。监督程序既包括报告程序、家访程序、调查程序、辅导程序在内的日常监督程序；也包括拘留、搜查、逮捕等紧急状况处置程序；还包括监督变更处理程序,如警告程序、变更假释监督条件程序。各个程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内容和功能。在减刑假释撤销程序设置中,减刑撤销程序主要包括监狱惩戒程序、假释委员会撤销假释中附带撤销程序及司法程序。在假释撤销程序中,对假释犯负有监督之责的主体一般具有提请撤销假释的权力。撤销提请程序包括逮捕假释犯押解回监狱,假释违反通知程序及裁决启动程序三大部分。英美法系国家的撤销程序以美国的两步式为代表,较裁决程序提高了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水平。大陆法系国家的假释撤销程序则与裁决程序设置差异不大,甚至更不正式。这与大陆法系国家减刑假释恩惠奖励论和英美法系国家奖励权利论的基本论点密切相关。
第四章考察了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制度的历史沿革,检视和剖析了现状。我国的减刑假释程序制度发端于清末,其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在立法上予以了明文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是形式化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刑假释程序规范制度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也对罪犯进行了实质化的改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减刑假释程序主要经历了程序初创期、定型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制度的历史基础比较薄弱,存在着如缺乏系统整体的法律规范体系、具体程序制度失范等诟病。对我国现行减刑假释程序进行理性反思可见,不论是在观念层面、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司法适用层面和配套制度层面,都存在着一些误区、漏洞和空白。深究其因,主要在于：其一减刑假释奖励刑罚观的深植,使减刑假释程序中的权力制约和权利控权机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灵。其二权力错位的主体配置关系。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监督权力与被监督权力之间的制约失衡首先造成权力构造关系失衡；其次监督权限监督力量的对比关系失衡。而现今百分考核制俨然实质上成为减刑假释程序的核心机制,某种程度上为行刑官员以控制计分为手段“以言代法”洞开了方便之门。其三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还较为脆弱。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系执检分离式,检察机关在行刑阶段无具体的诉讼权能,故而看似宏大的监督权力实则天生单薄,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检察机关监督的事后性、单一性、静态性；监督与参与相混淆、检察机关调查违法的措施和手段匮乏等。针对我国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缺陷,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着重在完善提请程序、审理程序和监督程序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改赋提请权于检察机关、完善对程序参与人的权利保障等新的观点主张；并创新设立执行审判庭、公开听证、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等机制和程序。
第五章立足我国的本土资源,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提出了重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具体设想与建议。首先,重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总体理念是确保程序公正、强化人权保障以及增强减刑假释程序的社会参与性。就移植行政模式可展开预见：由于我国行刑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无法得以司法救济,故移植行政模式将增大行政权力吞噬个人权利的风险。在另一方面,就我国刑事权的内部关系而言,我国的行刑权实质上失控于审判权,导致出现审判弱势的反常局面。若依行政模式将减刑假释权赋予行刑机关,这个背离理性的格局将会恶化。同时,行政模式也使检察监督权能的有效行使愈加困难。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并不完全具备行政模式所需的有限政府及保障个人权利优位实现的法律理念制度环境。因此,可以预断行政模式的移植将“水土不服”,进而产生巨大的风险。假释委员会的移植同样面临着相似的情况。因此在我国保留司法模式,并完善减刑假释程序将是改革的合理方向。重点在于优化程序构造、凸显权利保障、完善具体程序。总体构想包括增强对监狱等行刑机关外部监督程序的设置,如建构严密的行政督察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增设刑罚执行庭。同时,建立以司法局社区刑罚执行机构为主体的假释监督体系,充分吸纳私人组织和个人参与对假释犯的监督帮助,新设减刑撤销程序。完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具体进路可设计为现行法律框架内的程序修补和根本性改革两个方向。在修补现行程序方面,完善百分考核制,增设回避程序、听证程序等新的程序内容和方式。对于罪犯人身或表现评估建构相应的程序。设立专门的刑罚执行变更庭由执行法官进行减刑假释审理,并且吸纳一定数量的专家或民众陪审员参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设置刑罚执行委员会,由行刑机关人员、专家等成员参加；同时设置罪犯重返社会委员会,由社区刑罚执行人员、保护组织成员等参加,帮助法院处理有关矫正监督方面的事务。此外,建立矫正专家库,为法官提供有关罪犯人身危险性认识、人格评估等专家意见。构建会商式的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审理程序,现有与公示制相结合的程序方式可以保留。先由罪犯进行陈述,再由行刑机关发表提请减刑假释之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据。被害人具有知情权,提出证据权、陈述意见权等权利保障,在法官的允许下可向证人提问并陈述观点。检察机关发表检察意见。法官在征询刑罚执行委员会意见后作出裁决。同时,改监狱管理局为矫正局,在其下设立监狱矫正局和社区刑罚执行局两个平行机构,分管监狱行刑和社区行刑。扩充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假释监督和帮助。完善假释撤销审理程序,假释撤销审理程序应比假释裁决程序更为严格和正式。同时,检察机关为查明事实,可随时向任何一个行刑机关请求调阅有关的文件及罪犯的档案,根据需要也可以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勘察现场、提讯囚犯、检查羁押罪犯的场所等。强化检察机关纠正意见的法律刚性。在根本革新方面,设立新的减刑假释程序构造,检察机关与行刑机关之间为指挥与实施关系；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为建议与裁决关系。建立罪犯入监减刑假释权利告知和减刑假释权利行使预告程序。公示中的异议由行刑监督委员会处理。同时,对于罪犯提出申请而行刑机关不予建议提请的,行刑监督委员会可介入调查。检察机关收到行刑机关的提请建议后即可行使调查权,向行刑机关调阅资料,走访监舍,询问同监罪犯及相关证人。对于专家提交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具有合理怀疑的,可要求专家说明情况,若有必要可要求重制。检察机关若无特殊情况,还须与罪犯会面；在必要情形下,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检察机关举示证据,罪犯、被害人等参与人对证据进行质证,法官以询问、鉴定、搜查等方式行使调查权,并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作为依据作出裁定。检察机关具有抗诉权利；罪犯具有上诉权利,被害人具有申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权利。在裁定假释之后,罪犯与法院签订假释协议,明确监督条件以及违反监督条件的后果。罪犯在考验期中的监督由检察机关指挥行刑机构具体实施。其中假释考验期实施监督的主体以社区刑罚执行机构为主,警察机关和私人保护帮助组织为辅。监督程序主要包括报到程序、报告程序、家访程序、调查程序、巡查程序、口头或书面训诫程序、变更假释监督条件程序、紧急拘押程序等多个程序内容。在撤销程序中,减刑假释撤销由行刑机构人员向检察官报告并建议,检察官主持召开听证。合议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设置庭审前的准备期间,检察官作出建议撤销的证据材料向罪犯及其律师披露。法官在作出裁定前,应征询刑罚执行委员会或罪犯重返社会委员会的意见。对于法官作出的裁定,罪犯可上诉检察官可抗诉,被害人也可申请检察官抗诉。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nalty, the final stage of national criminal power, greatly affect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criminal power. In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system, alteration of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reflects the profound essence of the correction and defense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it is of more significance, as compared with other enforcement systems. Basically, the need for alteration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lies in the purpose of the system, to punish and redress and eventually alter the offenders into law-abiding citizens, which is the goal of social defense. Meanwhile, alteration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is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al variables of dangerousness, not on the dangerousness and viciousness of the crime committed, and therefore it is enforced around the declared penal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alterations of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re in order to break the punishment-centered execu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 a rehabilitation-centered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multi-forces, the offenders will be useful to the society. The procedure safeguards the functions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t the same tim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have their unique value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erefore, a scientific, legitimate and feasible procedure for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ppears to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ccording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on the procedures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elat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 article comprises an introduction and five chapters, altogether 180,000 words.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sets forth the main issues of the article, and studying status and methods in it.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It points out that commutation changes the content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wo cases:the first is to shorten the imprisonment term; the other is to change the heavy penalty into a light punishment. And parole is an alteration of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system which means the national power organs liberate the offenders ahead of the imprisonment term, according to certain procedures, if the organs do have evidence to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repentance of the offenders. Meanwhil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system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such as to help offenders to rehabilitate, to help implementation organs to maintain a better supervision order for and to rein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etc. Compared the procedures betwee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most scholars consider they are the same based on the identical theory basis and character, while some believe they are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s lie in the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and the judicial tendency of both commutation and parole. Meanwhil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re identical,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onviction, or sentencing, or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object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s:on the trial process, the object is the prosecuted defendant's behavior and the legal evaluation of his actions; while on parole commutation process, the object is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and the risk of recidivism. On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s, the judging body is not entirely passive. It is more of a consultative and collegial process i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without the typical confrontation compared with general process. The judge shall have greater investigative powers and exercise in a special way. Standard of proof i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is always the dominant standard or reasonable one. Meanwhil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is different from norm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t is of mor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focusing on social surveys. Participants such as criminals usually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commencement and ending of the proceedings is not entirely dependent on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ss is always the special proceedings. While in Anglo-American law countries, it is 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mixed with judicial procedure elements. As for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re are the Grace Theory, the Rewarding Theory, the Right Theor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enalty Means Theory, etc., in the nature of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 Grace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is a blessing of the state, judging by the offenders'behavior in prison. They shall be commuted or paroled if they are considered well-behaved and has small likelihood of recidivism. The Rewarding Theory believes that it is a state rewarding for culprits. The Right Theory claims that it is a right for criminals, as a resul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enalty Means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procedure is for the re-socialization of the culprits. It is a soft way to implement free penalty. The Rewarding Theory and the Right Theory are held by most scholars at the present.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natur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ower is concerned, there are mainly three theories the Executive Power Theory, the Judicial Power Theory and the Criminal Enforcement Powers Theory, among which the Executive Power Theory and the Judicial Power Theory are debated most intensely. The Executive Power Theory is based on the executive power category, while the Judicial Power Theo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enforcement powers and jurisdiction power.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has both instrumental and independent values, including justice, human rights, order and efficiency. As for the priority of the values,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ight gives way to social security with regard to the protection of offenders'basic human rights, because of the dangerousness of the offenders. And as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cedures, natural law and justice are closely linked, which demonstrate the absolute truth and ultimate value of the Theory of Justice. Born from natural law, legitimate procedures reflect the basic procedural guidelines of hearing, and its express of rights and control of power has become a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asic norms of the country. The legitimacy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ensures a lawful and reasonable parole (or withdrawal)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dures itself contains self-government, ration and justice, thus it still has control of powe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significance, even if the main parties of the procedures are criminals. To ensure the neutra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right of submission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due process. It should neither be trailed only by document nor hearing without document in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In withdraw cases, offenders'commutation and parole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ut the protection is not enough becau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criminals, as most don't consider criminals have the same rights of other citizens. Therefore, the strength of personal confrontation affected.
ChapterⅡsummarizes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model.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els:Administrative, Judicial and Committee model.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execution agency with sole power model and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model. Execution agency with sole power model means the execution agencies have the full decision-making power to hav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nd the draw, deci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re executed by the execution agencies.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is the penal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jor changes to the theory. Many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especially in commutation procedures in other countries adopt this model.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model means procedures of those who draw the proposition separated from those who make the decision. Mostly, executive operators are proponents of offenders released on parole sentence. While the heads of State, minister of justice or the governor,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are decision-makers of the commutation of parole. Thereby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internal oversight procedures are increased. In general,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at the procedures is decided by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criminals'procedural rights is not enough, and that there are more document procedures. In Judicial model, it depends on the judge to decide whether to grant a commutation and parole of offenders. Judicial model i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wo models: the specialized judge model and ordinary judge model. Specialized judge model refers to that the court sets a specialized judge in charge of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ordinary judge model refers to that the court sets no specialized judge and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are dealt by the regular judges. Professional implementation judge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experienc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law. Judicial model is leading by jurisdiction, protecting the basic procedures rights of participants, and full of specific procedures. The Committee model refers to that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is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and its main body is the Parole Board. The parole boar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parole board in correction system, semi-independent parole board and the independent parole board. The Committee model has the following basic characteristics. It is suggested by the execution authorities and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composed are diverse of strong social connection and profession; participants obtain the minimum standards of due process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to conduct a hearing to review.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and the judicial model both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Judicial model is more independent, thus can provide for offenders more effective rights protection; while Administrative model focuses more on efficiency, thus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orrecting transaction itself. Therefore, the lack of justice weak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can be corrected by judicial review; while the relative lack of efficiency of the Judicial model can be corrected by adjustment of the trial and procedures; and a fair decision is ensured with further complement and advisory correcting advice. Meanwhile, the Committee model enhances its neutrality by amending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to achieve procedural fairness. In addition, the Committee model is much closer to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which makes evidence of the conclusion more reliable, thus it can,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 weaknesses of the Judicial model. However, the Committee model can hardly draw the advantages of the other two models. Different models lie in the differences of legal traditions. In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parole is considered as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general. It is decided originally by the Prison Sector, then by Specialized Parole Board. In contrast, in the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execution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jurisdiction is included in jurisdiction, due to the strict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ory. The separation of executive power and judicial power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s mechanical. First of all, it rules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rdinary courts exercise to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rights. And it is generally emphasize on collective rights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well as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urt's authority and judicial decisions of res judicata. Therefore, the proposing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is more conservative, and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r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is a hybrid. The ordinary court has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rights. Based on the priorities of individual rights protectio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re included in administrative or quasi-judicial procedures category. Civil law countries emphasize more on the committed sin, while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future defense. As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concerned, efficiency is prior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while justice is the primary value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operation of power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s bureaucracy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yle, while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it is collaborative.
Chapter III is the exercis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the exercise body of pow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 The exercise body of power mainly includes execution organs, courts, parole board, the prosecution sector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assumed certain functions.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body is always the execution organ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parole board; while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t is always the execution organs, the prosecution organs and the court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rends, offenders gradually gained the position as a body, with the dignity and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his corresponding procedural right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procedural rights, includes the right to apply for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e right to know the procures, the right to apply to avoid, the right to submit evidence, the right to rebut the adverse evidence, the right to state, the right to get legal assistance, and the right to get procedures remedies. The offender's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remedy are generally protected in 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but the right to counsel and the right to cross-examine the witness are not generally protected. Meanwhil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the offenders'rights deeply reflects different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natur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ight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en the offender's security level will rise and vice versa, will drop.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victims'rights, it should keep balance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offenders. In addition, the victims'assistance should be enhanced. In specific opera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osing procedur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expiration date notice, parole plan and preparation procedures, meet and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official proposing, the offenders'relief.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based on different models:the hearing process and the trial proceedings. The hearing process consists of pre-hearing preparation, presidency of the hearing officer, view-expressing and evidence providing, investigations and advice-taking, decision-making, signature of parole agreement, and the relief of right; The trial proceedings includes trial preparation, the right to inform, court investigation, views hearing, decision making and relief of right. Supervision procedures includes routine supervisory procedures, such as reporting procedures, home visits procedures,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counseling procedures; and emergency disposal procedures, such as detention, searching, arresting; and supervision changing process, such as warning and changing the supervision conditions. Various procedures have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proposing, contents and functions. The revocation procedures include prison disciplinary procedures, subsidiary revocation procedures and judicial procedures by parole board. In parole revocation procedures, the supervision body is gener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posing of parole. The proposing process includes three parts:arresting the parolee and escort back to jail, parole violation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adjudication start procedures. American two-step procedures represents the revocation procedures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which enhances the protection of offenders' human rights, compared to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But in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revocation procedure is less formal, and with little difference from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basic arguments: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ewarding theory in civil law countries and the right incentive theory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Chapter IV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rigina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rocedures was legislated in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Kuomintang administration, but it was not carried out. In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specification system is gradually comple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substantially transformed the offenders which are a useful experien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had mainly gone through three steps:the start-up period, stereotypes period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Overall,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system is short, and the system has much weakness, such as lack of whole legal norms of the system, disorder in specific procedures. To give a rational reflection of Chinese current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re are some errors, loopholes and gaps not only in concept level, levels of legal norms, but also in judicial level and supporting systems.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Firstly, deeply rooted concept of rewarding penalty makes the restrictions of powers disordered. Secondly, the main body is disordered in distribution of power. Judicial power and executive power i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nd supervision power and supervised power are not in balance. Thirdly,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the prosecution branch is comparatively vulnerable. Due to the uncorrelated in Chinese supervisory system, the prosecution branch has no litigation power. Therefore, ambitious supervisory powers of the prosecution organs actually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ex post facto, unitary, and static.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are confused, the prosecutors lack investigating measures and mean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and weakness, our theoretical circles and practitioners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by improving proposing procedures, trial procedures and supervisory procedures. They put forward some new arguments, such as to give the prosecutors the power to propose the procedures, to improve the rights protection of participants, to innovate and establish the executive chamber, public hearings, the prosecu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Chapter V proposes specific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based on our local resources, and advanced foreign experience. Firstly, the philosophy of reconstructing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is to ensure fair procedures, strengthe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nhance social participation. If we migrate administrative model, the risk that administrative power swallow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ill greatly increased, due to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cts in China can not be sue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our criminal power, Chinese trial power is weak than administrative power. If we follow administrative model, the situation will deteriorate. Meanwhile,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to supervise in administrative model. What is more, China does not fully comply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for lack of the legal concept of limited government and primacy of individual rights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can be prejudged that mig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will be "unable to adapt". Migration of parole board will also face similar situation. Thus, to retain the judicial model, and improve the procedures in our country would be a reasonable direction of reform.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optimizing structure, highlight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mproving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Overall concept includes enhancing external supervisory procedures for execution organs such as the prison, like constructing a strict administrative surveillance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judicial supervision; adding new penalty execution divi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arole supervision system, of which main body is the penalty execution organization in Bureau of Justice community, ful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upervisory help of the commun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d new revocation procedure. There are two ways to improve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o repair withi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and to fundamentally reform. To repair the existing procedures, we should improve the assessment system; add avoidance procedure and hearing procedure. Still, a new procedure to assess the offenders'behavior should be set up. A specialized penalty execution changing tribunal should be set up to deal with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taking in a certain number of experts or jurors. Executive council, consisting of execution personnel and experts, should be set up. At the same time, a committee called re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ety, which helps the ex-offenders to rehabilitate, should be set up to help the court to deal with the correcting supervisory matters, which is composed of community penalty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members of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a corrective specialist library is needed for the judge to assess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and personality. To build a consulting type of commutation and par ole procedures and retain the existing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publicity procedures. After criminal's statement, the execution authorities shall draw a commutation and parole opinion, and provide relevant evidence. Victims have a right to know, the right to present evidence, the right to state their opinion, and have the right to put questions to witnesses and to present views, in the judge's permission. The judge will give a verdic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executive council. At the same time, Prison Administrative Bureau shall be changed into Pris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setting up two branches in it:the Pris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in charge of prison execution, and Community-based Penalty Execution Bureau, in charge of execution. It is helpful to expand a wide range of social subjects involved in parole supervision. The parole revocation procedures should be improved, which should be more rigorous and formal than the parole procedur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facts, the prosecution body may apply at any time to any request for an execution authority to request any documents and criminal files, and may apply to the investigations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survey the scene and arraignment of prisoners, check the venue for custody of criminals if it is necessary. It shall strengthen the views of the prosecution to correct the legal rigidity. In the fundamental innovation aspect, a new parole procedure should be created.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command the execution branches.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suggest and the court give a verdict. Build up a right to know procedure and a pre-announcement procedure. Objection to publicity shall be executed by the supervisory council. At the same time, is the offender proposed an application and the execution branch did not suggest, the supervisory council ha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The prosecution organ shall get into investigate once an application is received. If they have certain reasonable doubts on the experts'given assessment about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reports, they can ask experts to explain and even to reproduce if necessary. Except for special condition, the prosecutors should meet the offenders, asking advice from the victims, if necessary. In the cas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e procurator cites the evidence; criminals, victim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conduct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the judge exercise investigative power by asking, identification, and searching, etc, and to give a verdict based on the facts. The procurator has the right to protest; the offenders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and the victims have the right to apply to the prosecutor to protest. After the verdict of a parole, the offender shall sign a parole agreement with the court, to specify the supervisory condi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breach of supervisory conditions. In the testing period, supervision of the offender is carried out by the executive organs commanded by the prosecutorial agency. The supervisory body is composed of community executive organs, as well as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other privat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Supervisory procedures mainly include the report procedures, reporting procedures, home visits procedures,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inspection procedures, oral or written reprimand procedures, changing parole supervisory conditions procedures, and emergency detention procedures, etc. In revocation procedur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evocation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prosecutor by the execution personnel, and the prosecutor presides the hearing. The full court conducts a public trial, and implements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speech. It should set a pre-trial period of preparation, and the prosecutor discloses to the offender and the lawyer all the evidence materials that propose to revoke. The judge should consult the punishment executive committee in making a verdict. The offender may appeal, the prosecutor may protest, and the victim may apply to protest as to the judge's verdict.
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为减刑假释程序概论。文章指出：减刑改变了刑罚执行内容,包括两种情形,一为刑期长度的减短；二为由重刑种变更为轻刑种。假释则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据一定程序对确有悔改实据人身危险性降低再犯可能性小的罪犯予以提前释放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同时,减刑假释制度均具有实现行刑个别化社会化、帮助罪犯顺利复归社会；维持行刑机关良好监管秩序、增强行刑效益等具体功能。减刑与假释程序相较而言’,大多数学者基于两者建立的理论基础相同、性质相同认为两者具有同质性,少数观点则认为两者程序异质。主要一为减刑行政化、假释司法化；二为假释行政化,减刑司法化。同时,减刑假释程序是独特的程序类型,既不同于一般定罪程序,也有别于量刑程序,更与一般行政程序具有较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审判程序的客体是被追诉的被告人之行为及对其行为进行法律评价；而减刑假释程序的客体是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及有无再犯之虞；在程序启动上,裁决主体并非完全消极被动；减刑假释程序不具有典型对抗性,更多的是协商和合议的过程；法官的调查权增大并具有特殊的行使方式；减刑假释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多为优势证明标准或合理证明标准。同时,与普通行政程序的区别主要在于减刑假释程序增强了社会参与度,注重社会调查,并且罪犯等参与人通常具有选择权利,减刑假释程序的发动和终结并不完全依赖于行政职权。在大陆法系国家,减刑假释程序多为特别审理程序。英美法国家的减刑假释程序则通常是具有司法化元素的行政程序。在减刑假释程序的理论基础方面,首先,就减刑假释的本质而言,主要有恩惠说、奖励说、权利说、刑罚执行方式说等多种论说。恩惠说主张减刑假释是国家利用刑罚权对服刑中表现良好或再犯可能性小的罪犯减轻刑罚或进行假释的“恩赐”。奖励说则认为减刑假释是国家对受刑人的奖励措施。权利说主张减刑假释是罪犯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增强的结果。此外,刑罚执行方式说认为假释是为了有利于受刑人的再社会化,就自由刑的执行所采取的一种缓和的刑罚执行方式。纵观这四种论说,现今以奖励说和权利说的支持度和适用度为高。在另一方面,就减刑假释权力的性质而言,理论界主要存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和刑事执行权说三种学说,其间又以行政权说与司法权说的论争最为激烈。行政权说主要是以行刑行政权属为论说基础,司法权说则主要以刑事执行权与裁判权的关系为论说要点。减刑假释程序具有工具与独立的双重价值。减刑假释程序的价值体系主要涵括公正、人权、秩序和效益四项基本价值内容。在价值位阶的选择上,基于罪犯的特殊地位,在保障罪犯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罪犯减刑假释的权利一般应让位于社会安全。在程序的正当性方面,自然法与正义紧密相连,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正当程序生长于自然法的沃土之上,体现听证的基本程序准则,其表述权利和控制权力的精髓已成为国家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减刑假释程序的正当性以确保准确判断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变化并作出合法合理的减刑假释(或撤销)决定为基本目标,同时,虽然行使程序权利的主要当事人是罪犯,但程序本身蕴含自治、理性和公正属性,依然具有控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确保裁决主体中立及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陈述权是最低正当程序要求。在裁决程序中警惕极端书面审和非正式听证泛化两个易发的程序悖论。在撤销程序中则保障罪犯已获得的减刑假释权利不被随意剥夺,给予罪犯与正式审判程序相似的诉讼权利以对抗撤销权力的滥用。但这种保障往往并不充分和稳定,因为假释犯的宪法地位具有争议,通常不认为假释犯具有完整的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故其个人对抗的强度受到影响。
第二章归纳了减刑假释程序的模式。主要可分为行政、司法和委员会模式三类。行政模式又可再下分为行刑机构独权和行政分权两种具体模式。行刑机构独权模式是指行刑机构具有完全的减刑假释决定权,提请、裁决和执行等程序均由行刑机构为主导实施。建构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刑罚执行变更理论。各国的减刑假释程序特别是在减刑程序中采此模式的不在少数。行政分权模式则是指程序的提请建议者与决定者分离,行刑机构多为罪犯减刑假释的建议者,而国家元首、司法部长或州长等行政官员则是减刑假释的决定者。以此增加了行政层级和内部的监督程序。总体上,行政模式具有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减刑假释程序、罪犯等参与人程序权利保障度较低、书面程序居多等特征。在司法模式中由法官来决定是否给予罪犯减刑假释。司法模式中可再细分为专门法官模式和普通法官模式。专门法官模式是指法院设置专门的法官,负责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及对监狱等行刑机关进行监督；普通法官模式是指不设专门的执法法庭和法官,由普通法官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执行法官的专业性更强,因此更有利于积累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经验,探索总结减刑假释司法适用规律。司法模式具有以审判权主导、保障参与人的基本程序权利、具体程序内容多样等基本特征。委员会模式主要是由委员会来决定减刑假释,主要形式是假释委员会。假释委员会可分为矫正系统中的假释委员会、半独立的假释委员会和独立的假释委员会三类。委员会模式具有行刑机关建议、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组成多元,社会化和专业性强；程序参与人获得与最低正当程序标准相适应的权利保障以及以听证方式为主进行审查等基本特点。司法模式与行政模式相较各有优劣。司法模式的独立性更强,能够为罪犯提供更为有效的权利保障；行政模式则偏重效率,更熟悉矫正事务本身。故行政模式公正为短的弱点由司法审查矫正；司法模式相对效率较低的不足由调整审理方式和程序完成,并可进一步补充和咨询矫正意见,以确保裁决公正。同时,委员会模式对行政模式作了修正,增强了中立性,以实现程序公正；此外,委员会模式更为接近矫正机构,可使作出结论之依据更加真实可信,因此可一定程度弥补司法模式的短处。但委员会模式很难真正做到吸取两种模式之长。产生减刑假释不同程序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传统不同。英美法系一般把假释视为行政措施,最初由狱政部门,后由专门的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严守分权理论,将与审判权相联系的行刑制度都囊括于审判权之内。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权具有机械性,首先排除了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可能,并且普遍重视集体权利和社会安定,对维护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判决的既判力也极为重视,因此,对于减刑假释的适用较为保守,减刑假释程序也归入传统司法程序范畴。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是混合式的,普通法院获得了对行政权的违宪审查权,并且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优位选择和优先保护,减刑假释程序归入行政或准司法程序范畴。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强调已然之罪,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更为强调未来之防卫；英美法系国家适用减刑假释程序更为关注效率,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愿撼动公正的首要价值地位。此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权力运作为科层制和政策实施式,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为协作式。
第三章为减刑假释程序的运行,主要分为权力主体、权利保障和具体运作三个方面。减刑假释程序权力主体主要包括行刑机关、法院、假释委员会、检察机关以及承担一定职能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权力主体多为行刑部门、行政长官和假释委员会；大陆法系国家的权力主体通常为行刑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保障人权的潮流下,罪犯逐渐获得了主体地位,具有了与其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相适应的程序权利。程序权利的具体内容包括申请减刑假释权、程序知悉权、申请回避权、提交证据权、反驳不利证据权、陈述权、获得法律帮助权、程序救济权等。各国实践中对罪犯参与权和救济权普遍予以了保障,但法律帮助权、对不利证人的询问权等方面则参差不齐。同时,对罪犯权利保障水平的高低深刻反映了对减刑假释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倾向于减刑假释的权利性,则罪犯的保障水平上升,反之则下降。在被害人权利保障方而,保持与罪犯权利保障的平衡关系。此外,加强对被害人的帮助。在减刑假释程序的具体运作方面,准备及提请阶段程序主要包括减刑假释到期日预告、假释计划及假释前准备程序、会见调查程序、正式提请、罪犯救济等具体内容。裁决程序可依据不同模式分为听证程序与审理程序两个大类。听证程序包含听证前准备、听证官主持、发表意见及提供证据、调查及听取意见、作出决定、签订假释协议、权利救济等步骤和内容；审理程序则包括庭审准备、权利告知、法庭调查、意见听取、作出裁决和权利救济等程序。监督程序既包括报告程序、家访程序、调查程序、辅导程序在内的日常监督程序；也包括拘留、搜查、逮捕等紧急状况处置程序；还包括监督变更处理程序,如警告程序、变更假释监督条件程序。各个程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内容和功能。在减刑假释撤销程序设置中,减刑撤销程序主要包括监狱惩戒程序、假释委员会撤销假释中附带撤销程序及司法程序。在假释撤销程序中,对假释犯负有监督之责的主体一般具有提请撤销假释的权力。撤销提请程序包括逮捕假释犯押解回监狱,假释违反通知程序及裁决启动程序三大部分。英美法系国家的撤销程序以美国的两步式为代表,较裁决程序提高了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水平。大陆法系国家的假释撤销程序则与裁决程序设置差异不大,甚至更不正式。这与大陆法系国家减刑假释恩惠奖励论和英美法系国家奖励权利论的基本论点密切相关。
第四章考察了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制度的历史沿革,检视和剖析了现状。我国的减刑假释程序制度发端于清末,其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在立法上予以了明文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是形式化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刑假释程序规范制度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也对罪犯进行了实质化的改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减刑假释程序主要经历了程序初创期、定型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总体而言,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制度的历史基础比较薄弱,存在着如缺乏系统整体的法律规范体系、具体程序制度失范等诟病。对我国现行减刑假释程序进行理性反思可见,不论是在观念层面、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司法适用层面和配套制度层面,都存在着一些误区、漏洞和空白。深究其因,主要在于：其一减刑假释奖励刑罚观的深植,使减刑假释程序中的权力制约和权利控权机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灵。其二权力错位的主体配置关系。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监督权力与被监督权力之间的制约失衡首先造成权力构造关系失衡；其次监督权限监督力量的对比关系失衡。而现今百分考核制俨然实质上成为减刑假释程序的核心机制,某种程度上为行刑官员以控制计分为手段“以言代法”洞开了方便之门。其三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还较为脆弱。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系执检分离式,检察机关在行刑阶段无具体的诉讼权能,故而看似宏大的监督权力实则天生单薄,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检察机关监督的事后性、单一性、静态性；监督与参与相混淆、检察机关调查违法的措施和手段匮乏等。针对我国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缺陷,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着重在完善提请程序、审理程序和监督程序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改赋提请权于检察机关、完善对程序参与人的权利保障等新的观点主张；并创新设立执行审判庭、公开听证、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等机制和程序。
第五章立足我国的本土资源,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提出了重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具体设想与建议。首先,重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总体理念是确保程序公正、强化人权保障以及增强减刑假释程序的社会参与性。就移植行政模式可展开预见：由于我国行刑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无法得以司法救济,故移植行政模式将增大行政权力吞噬个人权利的风险。在另一方面,就我国刑事权的内部关系而言,我国的行刑权实质上失控于审判权,导致出现审判弱势的反常局面。若依行政模式将减刑假释权赋予行刑机关,这个背离理性的格局将会恶化。同时,行政模式也使检察监督权能的有效行使愈加困难。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并不完全具备行政模式所需的有限政府及保障个人权利优位实现的法律理念制度环境。因此,可以预断行政模式的移植将“水土不服”,进而产生巨大的风险。假释委员会的移植同样面临着相似的情况。因此在我国保留司法模式,并完善减刑假释程序将是改革的合理方向。重点在于优化程序构造、凸显权利保障、完善具体程序。总体构想包括增强对监狱等行刑机关外部监督程序的设置,如建构严密的行政督察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增设刑罚执行庭。同时,建立以司法局社区刑罚执行机构为主体的假释监督体系,充分吸纳私人组织和个人参与对假释犯的监督帮助,新设减刑撤销程序。完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具体进路可设计为现行法律框架内的程序修补和根本性改革两个方向。在修补现行程序方面,完善百分考核制,增设回避程序、听证程序等新的程序内容和方式。对于罪犯人身或表现评估建构相应的程序。设立专门的刑罚执行变更庭由执行法官进行减刑假释审理,并且吸纳一定数量的专家或民众陪审员参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设置刑罚执行委员会,由行刑机关人员、专家等成员参加；同时设置罪犯重返社会委员会,由社区刑罚执行人员、保护组织成员等参加,帮助法院处理有关矫正监督方面的事务。此外,建立矫正专家库,为法官提供有关罪犯人身危险性认识、人格评估等专家意见。构建会商式的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审理程序,现有与公示制相结合的程序方式可以保留。先由罪犯进行陈述,再由行刑机关发表提请减刑假释之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据。被害人具有知情权,提出证据权、陈述意见权等权利保障,在法官的允许下可向证人提问并陈述观点。检察机关发表检察意见。法官在征询刑罚执行委员会意见后作出裁决。同时,改监狱管理局为矫正局,在其下设立监狱矫正局和社区刑罚执行局两个平行机构,分管监狱行刑和社区行刑。扩充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假释监督和帮助。完善假释撤销审理程序,假释撤销审理程序应比假释裁决程序更为严格和正式。同时,检察机关为查明事实,可随时向任何一个行刑机关请求调阅有关的文件及罪犯的档案,根据需要也可以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勘察现场、提讯囚犯、检查羁押罪犯的场所等。强化检察机关纠正意见的法律刚性。在根本革新方面,设立新的减刑假释程序构造,检察机关与行刑机关之间为指挥与实施关系；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为建议与裁决关系。建立罪犯入监减刑假释权利告知和减刑假释权利行使预告程序。公示中的异议由行刑监督委员会处理。同时,对于罪犯提出申请而行刑机关不予建议提请的,行刑监督委员会可介入调查。检察机关收到行刑机关的提请建议后即可行使调查权,向行刑机关调阅资料,走访监舍,询问同监罪犯及相关证人。对于专家提交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具有合理怀疑的,可要求专家说明情况,若有必要可要求重制。检察机关若无特殊情况,还须与罪犯会面；在必要情形下,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检察机关举示证据,罪犯、被害人等参与人对证据进行质证,法官以询问、鉴定、搜查等方式行使调查权,并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作为依据作出裁定。检察机关具有抗诉权利；罪犯具有上诉权利,被害人具有申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权利。在裁定假释之后,罪犯与法院签订假释协议,明确监督条件以及违反监督条件的后果。罪犯在考验期中的监督由检察机关指挥行刑机构具体实施。其中假释考验期实施监督的主体以社区刑罚执行机构为主,警察机关和私人保护帮助组织为辅。监督程序主要包括报到程序、报告程序、家访程序、调查程序、巡查程序、口头或书面训诫程序、变更假释监督条件程序、紧急拘押程序等多个程序内容。在撤销程序中,减刑假释撤销由行刑机构人员向检察官报告并建议,检察官主持召开听证。合议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设置庭审前的准备期间,检察官作出建议撤销的证据材料向罪犯及其律师披露。法官在作出裁定前,应征询刑罚执行委员会或罪犯重返社会委员会的意见。对于法官作出的裁定,罪犯可上诉检察官可抗诉,被害人也可申请检察官抗诉。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nalty, the final stage of national criminal power, greatly affect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criminal power. In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system, alteration of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reflects the profound essence of the correction and defense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it is of more significance, as compared with other enforcement systems. Basically, the need for alteration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lies in the purpose of the system, to punish and redress and eventually alter the offenders into law-abiding citizens, which is the goal of social defense. Meanwhile, alteration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is based primarily on the real variables of dangerousness, not on the dangerousness and viciousness of the crime committed, and therefore it is enforced around the declared penal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alterations of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re in order to break the punishment-centered execu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 a rehabilitation-centered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multi-forces, the offenders will be useful to the society. The procedure safeguards the functions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t the same tim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have their unique values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erefore, a scientific, legitimate and feasible procedure for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ppears to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ccording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on the procedures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elat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 article comprises an introduction and five chapters, altogether 180,000 words.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sets forth the main issues of the article, and studying status and methods in it.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It points out that commutation changes the content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wo cases:the first is to shorten the imprisonment term; the other is to change the heavy penalty into a light punishment. And parole is an alteration of the penalty implementation system which means the national power organs liberate the offenders ahead of the imprisonment term, according to certain procedures, if the organs do have evidence to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repentance of the offenders. Meanwhil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system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such as to help offenders to rehabilitate, to help implementation organs to maintain a better supervision order for and to rein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etc. Compared the procedures betwee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most scholars consider they are the same based on the identical theory basis and character, while some believe they are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s lie in the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and the judicial tendency of both commutation and parole. Meanwhil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re identical,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onviction, or sentencing, or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object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s:on the trial process, the object is the prosecuted defendant's behavior and the legal evaluation of his actions; while on parole commutation process, the object is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and the risk of recidivism. On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s, the judging body is not entirely passive. It is more of a consultative and collegial process i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without the typical confrontation compared with general process. The judge shall have greater investigative powers and exercise in a special way. Standard of proof i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is always the dominant standard or reasonable one. Meanwhil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is different from norm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t is of mor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focusing on social surveys. Participants such as criminals usually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commencement and ending of the proceedings is not entirely dependent on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ss is always the special proceedings. While in Anglo-American law countries, it is 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mixed with judicial procedure elements. As for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re are the Grace Theory, the Rewarding Theory, the Right Theor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enalty Means Theory, etc., in the nature of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 Grace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is a blessing of the state, judging by the offenders'behavior in prison. They shall be commuted or paroled if they are considered well-behaved and has small likelihood of recidivism. The Rewarding Theory believes that it is a state rewarding for culprits. The Right Theory claims that it is a right for criminals, as a resul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enalty Means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procedure is for the re-socialization of the culprits. It is a soft way to implement free penalty. The Rewarding Theory and the Right Theory are held by most scholars at the present.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natur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ower is concerned, there are mainly three theories the Executive Power Theory, the Judicial Power Theory and the Criminal Enforcement Powers Theory, among which the Executive Power Theory and the Judicial Power Theory are debated most intensely. The Executive Power Theory is based on the executive power category, while the Judicial Power Theo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enforcement powers and jurisdiction power.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 has both instrumental and independent values, including justice, human rights, order and efficiency. As for the priority of the values,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ight gives way to social security with regard to the protection of offenders'basic human rights, because of the dangerousness of the offenders. And as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cedures, natural law and justice are closely linked, which demonstrate the absolute truth and ultimate value of the Theory of Justice. Born from natural law, legitimate procedures reflect the basic procedural guidelines of hearing, and its express of rights and control of power has become a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asic norms of the country. The legitimacy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ensures a lawful and reasonable parole (or withdrawal)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dures itself contains self-government, ration and justice, thus it still has control of power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significance, even if the main parties of the procedures are criminals. To ensure the neutralit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right of submission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due process. It should neither be trailed only by document nor hearing without document in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In withdraw cases, offenders'commutation and parole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ut the protection is not enough becau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criminals, as most don't consider criminals have the same rights of other citizens. Therefore, the strength of personal confrontation affected.
ChapterⅡsummarizes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model.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els:Administrative, Judicial and Committee model.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execution agency with sole power model and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model. Execution agency with sole power model means the execution agencies have the full decision-making power to hav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and the draw, deci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re executed by the execution agencies.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is the penal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jor changes to the theory. Many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especially in commutation procedures in other countries adopt this model.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model means procedures of those who draw the proposition separated from those who make the decision. Mostly, executive operators are proponents of offenders released on parole sentence. While the heads of State, minister of justice or the governor,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are decision-makers of the commutation of parole. Thereby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internal oversight procedures are increased. In general,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at the procedures is decided by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criminals'procedural rights is not enough, and that there are more document procedures. In Judicial model, it depends on the judge to decide whether to grant a commutation and parole of offenders. Judicial model i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wo models: the specialized judge model and ordinary judge model. Specialized judge model refers to that the court sets a specialized judge in charge of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ordinary judge model refers to that the court sets no specialized judge and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are dealt by the regular judges. Professional implementation judge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experienc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law. Judicial model is leading by jurisdiction, protecting the basic procedures rights of participants, and full of specific procedures. The Committee model refers to that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is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and its main body is the Parole Board. The parole boar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parole board in correction system, semi-independent parole board and the independent parole board. The Committee model has the following basic characteristics. It is suggested by the execution authorities and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composed are diverse of strong social connection and profession; participants obtain the minimum standards of due process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to conduct a hearing to review.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and the judicial model both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Judicial model is more independent, thus can provide for offenders more effective rights protection; while Administrative model focuses more on efficiency, thus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orrecting transaction itself. Therefore, the lack of justice weak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can be corrected by judicial review; while the relative lack of efficiency of the Judicial model can be corrected by adjustment of the trial and procedures; and a fair decision is ensured with further complement and advisory correcting advice. Meanwhile, the Committee model enhances its neutrality by amending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to achieve procedural fairness. In addition, the Committee model is much closer to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which makes evidence of the conclusion more reliable, thus it can,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 weaknesses of the Judicial model. However, the Committee model can hardly draw the advantages of the other two models. Different models lie in the differences of legal traditions. In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parole is considered as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general. It is decided originally by the Prison Sector, then by Specialized Parole Board. In contrast, in the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execution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jurisdiction is included in jurisdiction, due to the strict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ory. The separation of executive power and judicial power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s mechanical. First of all, it rules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rdinary courts exercise to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rights. And it is generally emphasize on collective rights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well as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urt's authority and judicial decisions of res judicata. Therefore, the proposing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is more conservative, and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r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is a hybrid. The ordinary court has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rights. Based on the priorities of individual rights protectio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re included in administrative or quasi-judicial procedures category. Civil law countries emphasize more on the committed sin, while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future defense. As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concerned, efficiency is prior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while justice is the primary value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operation of power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s bureaucracy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yle, while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it is collaborative.
Chapter III is the exercis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the exercise body of pow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 The exercise body of power mainly includes execution organs, courts, parole board, the prosecution sector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assumed certain functions.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body is always the execution organ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parole board; while in civil law countries, it is always the execution organs, the prosecution organs and the court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rends, offenders gradually gained the position as a body, with the dignity and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his corresponding procedural right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procedural rights, includes the right to apply for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e right to know the procures, the right to apply to avoid, the right to submit evidence, the right to rebut the adverse evidence, the right to state, the right to get legal assistance, and the right to get procedures remedies. The offender's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remedy are generally protected in 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but the right to counsel and the right to cross-examine the witness are not generally protected. Meanwhil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the offenders'rights deeply reflects different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natur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ight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en the offender's security level will rise and vice versa, will drop.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victims'rights, it should keep balance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offenders. In addition, the victims'assistance should be enhanced. In specific opera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osing procedur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expiration date notice, parole plan and preparation procedures, meet and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official proposing, the offenders'relief.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based on different models:the hearing process and the trial proceedings. The hearing process consists of pre-hearing preparation, presidency of the hearing officer, view-expressing and evidence providing, investigations and advice-taking, decision-making, signature of parole agreement, and the relief of right; The trial proceedings includes trial preparation, the right to inform, court investigation, views hearing, decision making and relief of right. Supervision procedures includes routine supervisory procedures, such as reporting procedures, home visits procedures,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counseling procedures; and emergency disposal procedures, such as detention, searching, arresting; and supervision changing process, such as warning and changing the supervision conditions. Various procedures have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proposing, contents and functions. The revocation procedures include prison disciplinary procedures, subsidiary revocation procedures and judicial procedures by parole board. In parole revocation procedures, the supervision body is gener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posing of parole. The proposing process includes three parts:arresting the parolee and escort back to jail, parole violation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adjudication start procedures. American two-step procedures represents the revocation procedures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which enhances the protection of offenders' human rights, compared to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But in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revocation procedure is less formal, and with little difference from adjudication procedures.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basic arguments: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ewarding theory in civil law countries and the right incentive theory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Chapter IV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rigina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rocedures was legislated in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Kuomintang administration, but it was not carried out. In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specification system is gradually comple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substantially transformed the offenders which are a useful experien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had mainly gone through three steps:the start-up period, stereotypes period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Overall,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system is short, and the system has much weakness, such as lack of whole legal norms of the system, disorder in specific procedures. To give a rational reflection of Chinese current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here are some errors, loopholes and gaps not only in concept level, levels of legal norms, but also in judicial level and supporting systems.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Firstly, deeply rooted concept of rewarding penalty makes the restrictions of powers disordered. Secondly, the main body is disordered in distribution of power. Judicial power and executive power in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and supervision power and supervised power are not in balance. Thirdly,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the prosecution branch is comparatively vulnerable. Due to the uncorrelated in Chinese supervisory system, the prosecution branch has no litigation power. Therefore, ambitious supervisory powers of the prosecution organs actually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ex post facto, unitary, and static.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are confused, the prosecutors lack investigating measures and mean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and weakness, our theoretical circles and practitioners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by improving proposing procedures, trial procedures and supervisory procedures. They put forward some new arguments, such as to give the prosecutors the power to propose the procedures, to improve the rights protection of participants, to innovate and establish the executive chamber, public hearings, the prosecu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Chapter V proposes specific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based on our local resources, and advanced foreign experience. Firstly, the philosophy of reconstructing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is to ensure fair procedures, strengthe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nhance social participation. If we migrate administrative model, the risk that administrative power swallow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ill greatly increased, due to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cts in China can not be sue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our criminal power, Chinese trial power is weak than administrative power. If we follow administrative model, the situation will deteriorate. Meanwhile,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to supervise in administrative model. What is more, China does not fully comply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for lack of the legal concept of limited government and primacy of individual rights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can be prejudged that mig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model will be "unable to adapt". Migration of parole board will also face similar situation. Thus, to retain the judicial model, and improve the procedures in our country would be a reasonable direction of reform.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optimizing structure, highlight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mproving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Overall concept includes enhancing external supervisory procedures for execution organs such as the prison, like constructing a strict administrative surveillance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judicial supervision; adding new penalty execution divi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arole supervision system, of which main body is the penalty execution organization in Bureau of Justice community, full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upervisory help of the commun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d new revocation procedure. There are two ways to improve Chines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procedures, to repair withi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and to fundamentally reform. To repair the existing procedures, we should improve the assessment system; add avoidance procedure and hearing procedure. Still, a new procedure to assess the offenders'behavior should be set up. A specialized penalty execution changing tribunal should be set up to deal with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cases, taking in a certain number of experts or jurors. Executive council, consisting of execution personnel and experts, should be set up. At the same time, a committee called re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ety, which helps the ex-offenders to rehabilitate, should be set up to help the court to deal with the correcting supervisory matters, which is composed of community penalty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members of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a corrective specialist library is needed for the judge to assess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and personality. To build a consulting type of commutation and par ole procedures and retain the existing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publicity procedures. After criminal's statement, the execution authorities shall draw a commutation and parole opinion, and provide relevant evidence. Victims have a right to know, the right to present evidence, the right to state their opinion, and have the right to put questions to witnesses and to present views, in the judge's permission. The judge will give a verdic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executive council. At the same time, Prison Administrative Bureau shall be changed into Pris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setting up two branches in it:the Pris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in charge of prison execution, and Community-based Penalty Execution Bureau, in charge of execution. It is helpful to expand a wide range of social subjects involved in parole supervision. The parole revocation procedures should be improved, which should be more rigorous and formal than the parole procedur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facts, the prosecution body may apply at any time to any request for an execution authority to request any documents and criminal files, and may apply to the investigations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survey the scene and arraignment of prisoners, check the venue for custody of criminals if it is necessary. It shall strengthen the views of the prosecution to correct the legal rigidity. In the fundamental innovation aspect, a new parole procedure should be created.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command the execution branches.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suggest and the court give a verdict. Build up a right to know procedure and a pre-announcement procedure. Objection to publicity shall be executed by the supervisory council. At the same time, is the offender proposed an application and the execution branch did not suggest, the supervisory council ha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The prosecution organ shall get into investigate once an application is received. If they have certain reasonable doubts on the experts'given assessment about the offender's dangerousness reports, they can ask experts to explain and even to reproduce if necessary. Except for special condition, the prosecutors should meet the offenders, asking advice from the victims, if necessary. In the case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e procurator cites the evidence; criminals, victim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conduct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the judge exercise investigative power by asking, identification, and searching, etc, and to give a verdict based on the facts. The procurator has the right to protest; the offenders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and the victims have the right to apply to the prosecutor to protest. After the verdict of a parole, the offender shall sign a parole agreement with the court, to specify the supervisory condi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breach of supervisory conditions. In the testing period, supervision of the offender is carried out by the executive organs commanded by the prosecutorial agency. The supervisory body is composed of community executive organs, as well as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other privat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Supervisory procedures mainly include the report procedures, reporting procedures, home visits procedures,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inspection procedures, oral or written reprimand procedures, changing parole supervisory conditions procedures, and emergency detention procedures, etc. In revocation procedure,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revocation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prosecutor by the execution personnel, and the prosecutor presides the hearing. The full court conducts a public trial, and implements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speech. It should set a pre-trial period of preparation, and the prosecutor discloses to the offender and the lawyer all the evidence materials that propose to revoke. The judge should consult the punishment executive committee in making a verdict. The offender may appeal, the prosecutor may protest, and the victim may apply to protest as to the judge's verdict.
引文
1储槐植：“美国监狱的善行折抵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2也有观点认为早在16世纪,法国和西班牙释放犯人时就包含了改造和更新的萌芽。参见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3陈敏：《减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袁登明：“减刑权归属之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1期。
5康润森：“论减刑”,《政法论坛》,1987年第5期。
6王利荣：“减刑运作与刑罚合理弹性”,《云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8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转引自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4张文学主编：《刑罚执行变更理论与实务》,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16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页。与此相类似的观点还有,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以后,确有悔改不致危害社会,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刑罚执行制度。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18[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孙晓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9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页。
20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21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398页。
22 Simpson Edit:《The Oxford Enlish Dictionary》 vol.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248.
2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 《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1.
24陈朴生：“累进处遇”,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25张甘妹：“累进制度与受刑人自治制度”,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
26杨联华：“不定期刑的起源及运用”,《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
27 Alexander k. mircheff:"California forgoes meaningful judical review of parole denials",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vol..32,August 2006.
28刘仁文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2胡聪：《监狱行刑的经济分析》,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3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页。
34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37页。
35宋世杰彭海青：“试论对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
36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页。
3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负。
38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对刑罚趋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39这种差异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大陆法系属于规范出发型诉讼,以实体法为出发点去把握诉讼,法官引导当事人双方按照他从法律角度加以理解的案件性质来展开程序。而英美法系则属于事实出发型诉讼,从案件事实中发现法律。参见叶秋华、工云霞主编：《大陆法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此外,欧洲大陆国家程序法基础思想在十如果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易于发现真实情况,法官应有权、实际上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尽可能避免前后不一致和含混不清,消除因为诉讼人或律师不细心和不懂技术所造成的失误。[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40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295页。
4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30页。
42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43如基于对假释犯进行监督的危险性,一些国家和地区允许假释监督者在工作时佩戴枪支。如在美国48%的假释机构准许假释官在工作时间佩戴枪支。
44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45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46郭明：“减刑的刑理分析与程序修正”,《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2期。
47赞成此观点的如“行刑机关享有的减刑权与审判机关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从行刑司法实践和减刑制度效能发挥的角度来看,减刑权由行刑机关行使更为科学合理”。袁登归：“减刑权归属之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1期。“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变通执行方式,并非减少原判刑期,也不是对原刑事判决的史改,而是减少了原判决的执行,因此减刑不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而完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李黔豫：“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减刑假释权是行刑权而非审判权,因为减刑假释虽然减少了既判刑期的实际执行,但与大赦特赦相似,也仅是一种刑罚执行的变通方法,它并不像再审改判那样改变了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和终审生效的判决”。 易志华：“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48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49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50邵名正、于同志：“论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理性配置“,《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5期。
51俞静尧：《刑事执行权机制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52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第654-657页。
53俞静尧：《刑事执行权机制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54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57页。
55丁道源主编：《中外假释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36页。
56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80页。
57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58潘华仿：《外国监狱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59许福生：《刑事政策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475页。
62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576页。法国的假释程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具体为：第一阶段为由有条件释放委员会建议司法部长进行决定的假释程序。囚犯在入狱前最后居住的当地警局调查囚犯的经济情况、居住和工作状况。提出意见再将附建议的文件转给监狱当地的警官。检察官给出意见,考虑囚犯的行为和公共安全。如果他认为释放还不够成熟,他将指出等待的时间。检察官和警察部门的意见再转给监狱管理机构,监狱管理机构再将这些文件呈给有条件释放委员会。有条件释放委员会成员为：监狱长；内政部行政部门监察主任；巴黎上诉法院法官；检察官；刑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刑罚适用办公室的主审官；公共安全机构的官员；上级监狱巡查机构的代表；援助机构的代表等。再由委员会提出建议,司法部长将作出决定。如果不同意有条件释放,将在六个月或一年内复查。这个恩惠须被囚犯接受,如果拒绝释放将被搁置。在假释后监督的过程中,一些监督条件将修正,一些将废除,一些新的条款将添加。检察官的意见对司法部长是否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假释后的监督举措十分重要。第二阶段为执行法官与法部长分享假释权力阶段。执行法官或司法部长有权批准给予被判刑人假释的权力。对具备假释期限条件的被判刑人的情况,每年至少应研究一次。被判刑人被判处自由刑受到关押的时间,自其入狱之日起计算,不超过5年的由执行法官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后批准给予假释。超过5年的由司法部长批准假释。在后一种情况下,给予假释的建议,由执行法官征求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司法部长可以就此建议提交假释咨询委员会。在所有情况下,假释均应征求被判刑人出狱后住所地省长的意见。假释后的监督措施由执行法官予以实施。后将刑期更改为三年为界分。第三阶段为执行法官独掌假释权力阶段。
63韩玉胜等：《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64萨默斯着重对程序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基本内容包括：参与性统治(确保公民的自主性自决)、程序合法性(公民同意而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程序和平性(非暴力解决纠纷)、人道性及尊重个人尊严、个人隐私、协议性、程序公平性、程序法治、程序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程序价值与程序结果效能之间的关系有三个方面：一是两者相互独立；二是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一致性；三是两者之间也会发生冲突。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的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88年第1期。
6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66杨寅：“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3期。
67[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页。
68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69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7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7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28页。
72胡聪：《监狱行刑的经济分析》,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页。
74李建军、李立宏：《刑事诉讼价值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75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2页。
76[美]约翰·v·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77徐亚文：《程序正义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78夏红李志勇：“刑事正当程序宪法化初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9魏小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80[美]约翰·v·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81听证(hearing)源起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指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已案件的法官,这一原则源于古罗马,查士丁尼皇帝编撰的《法学阶梯》的篇章中具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这一法谚最早可追溯到剑桥大学上诉案。在此案中,法官确立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如果不给利益被决定者倾听的机会,任何裁决者的决定都不应当有效。因此,听证是自然正义下实现程序正义的方式。是在解决争端的程序中,证据和证人被司法官员或行政机构审查的程序。
82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83Bermudez v. duenas,936,f.2d.(9th cir,1991).
84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85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86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87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
88日本的地方更生委员会与假释委员会不具有实质上的区别。
89王宏玉：《非监禁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5页。
90[荷]皮特·J·P·泰克：《欧盟成员国检察机关的任务和权力》,吕清、马鹏飞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91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233.
9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4.
93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94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95[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96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页。
97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98[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下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00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92页。
101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0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高牧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8页。
105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8页。
106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2001, p211
108刘仁文、王袆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09刘仁文、王袆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10 Parrish v. Wyrick,589 S.W.2d 74 (Mo. Ct. App. W.D.1979).
111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212.
112丁道源：《中外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98页。
113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25.
114 James A.inciardi:《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inc2006, p713.
115 Harry E Allen,Chris W Eskridge,Edward J latessa, Gennaro F.Vito:《Probation and parole in America》,thefree pressl985,p97.
116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的借鉴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年第4期。
117朱华荣主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
118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条文分解》(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268页。
120 Peter Southwick:" Release on parole:gambling with community safety or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24,September,2008.
121[美]罗伯特·J·威克斯主编：《各国矫正制度》,郭建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397页。
122 see "New zaland parole act,2002", section7,规定了假释委员会作出假释决定时需考虑的因素。
123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556页。
124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543页。
125《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78条。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126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27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128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129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1页。
130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31刘晓梅：“意大利刑罚执行制度中的社区矫正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启示”,《犯罪研究》,2005年第4期。
132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33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社区矫正工作处：“关于澳门社区矫正和香港更生康复工作研讨会有关情况及思考”,《人民调解》,2008年第1期。
134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13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136魏小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37李忠诚：“减刑假释应当由检察机关统一提出”,《检察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3版。
138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39 james A.inciardi:《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 inc2006, p674.
140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 inc 1997, p199.
141 See McGinnis v. Royster,410 U.S.263 (1973).
142 Frazee v. Maschner,12 Kan. App.2d 525,750 P.2d 418 (1988).
143 Crumrine v. Stewart,24 P.3d (Ct. App. Div.22001).
144 See Paprskar v. Estelle,566F.2d 1277 (5th Cir.1978).
145 Spaulding v. Collins,867 F. Supp.499 (S.D. Tex.1993). 但在Turner v. Johnson,46 F. Supp.2d 655 (S.D. Tex.1999)的案件中,将恢复被取消的善行折抵时间当作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而非囚犯的自由权利。印第安纳州的罪犯在获取良好行为折抵中具有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折抵面临危险时,罪犯具有获得事先书面通知的机会,传唤证人和提供书面证据,接受处罚委员会基于依赖证据说明的书面决定原因声明。(see.Groves v. VanNatta,27 Fed. Appx.605 (7th Cir.2001).
146 See,Littlefield v. Caton,679 F. Supp.90 (D. Me.1988), affd,856 F.2d 344 (1st Cir.1988).
147 Glass v. Tinsley,154 Colo.70,388 P.2d 249 (1964).
148 jobnsonv.avery,393,U.S.,483.
149 Youngerv.gilmore,404U.S..15.
150 Wolffv.mcdonnell,418U.S.539(1974). 151 Wolffv. mcdonnell,418U.S.539, (1974)最高法院判决如下：1.控诉罪犯的事先书面通知必须在先于他出现在监狱听证委员会面前至少24小时前提供给他。2.必须有依赖证据支撑的事实发现的书面陈述和惩戒行为的原因。3.囚犯应当被允许传召证人和提供辩护证据,行为不能对监狱的安全或矫正目标造成不正当的风险。4.囚犯应当被允许以律师代替他本人,当囚犯是文盲或当案件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囚犯理解能力的时候适用。5.听证委员会应当无偏私。
152 jamesA.inciardi: 《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inc2006, p675.
153 Meachum v. fano (427 U.S..215(1976). Meachum v. fano 和 montanye v. haymes(427 u.s.236(1976))成为了类案。囚犯法诺是被指控为防火罪被关押在中等警戒矫正设施中的几名囚犯之一。法诺被转移到另一个州的最高等级的监
157 Parker v. Percy,105 Wis.2d 486,314 N.W.2d 166 (Ct. App.1981).
158 McNeill v. New York State Bd. of Parole,57 A.D.2d 876,394 N.Y.S.2d 230 (2d Dep't 1977).
159 Jennings v. State,270 Ind.699,389 N.E.2d 283 (1979).
160纵观美国的历史,法院通常不愿意干预监狱的行政决定,担心司法审查会动摇监狱的安全和秩序。一旦依照罪犯正当程序被定罪和量刑后,司法通常对罪犯的监管采取放任不管的不干顶政策。此外,监狱很难管理,这种困难让法官不愿意以法律标准来代替监狱管理者的管理技能。然而,1961年布莱克·马斯里开始在纽约制定了第一个修正法令,开启了监狱诉讼洪水般的闸门。
161 Umar v. Johnson,173 F.R.D.494 (N.D.111.1997).
162430,f.2d 403(2d cir.1970).
163442 U.S..1(1979).
164 Barton v. malley,626 f.2d (10th cir,1980).
165 Mccall v. Pataki,232,f,3d (2d cir,2000).
166《美国联邦法典》第42节183条。对于被剥夺权利的公民诉讼。每一个人在制定法、法令,规则、习惯或者惯例的规定下,在任何州或任何辐域或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公民或属于其司法管辖区的其他人被剥夺了根据宪法和法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或者豁免权,能够在侵权诉讼中作为当事人以平等或其他恰当的程序寻求救济,除了反对司法官员或轻视司法官员的能力,禁止令不能被授予或除非违反正式的法令或正式的救济是不可获得的。
167 De walt v. carter,224,f.3d,607 (7th cir,2000).
168 Hilton v..braunskill,481,u.s.(1987).
169 California dept of corrrs,v.moarles,514,U.S..(1995).
170 Jones v. cummingham,371,U.S. (1963)
182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578页、537页。
183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184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85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0页、第538页。
186 Bret keisling:"Cimaszewski v.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tion and parole, Annual survey of Pennsylvania administrative law ", Widener law journal vol.19,2006.
187Powell v. ray 301f.2d (10th cir,200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3.
189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 《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4.
192[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9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4.
195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96 Wilson v. jones,430 f,3d (10th cir,2005).Louis v-dep't corr.services of neb.437 f.3d (8th cir,2006):当尿检的结果作为惩戒程序中的证据影响到善行折抵的时候,囚犯的正当程序权利未被侵害。
197 Mathews v.eldridge,424 U.S..(1976); Luna v.pico,356,f.3d.(2d cir,2004).
198Jones v. McDaniel,552 F. Supp.2d 1141 (D. Nev.2008).
199 John marshall:"Putting parole back on the table:an efficiency approach to georgia's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John marshall law journal,vol.9(2008).200其建议如1.宜有独立性之机构专办受刑人之假释事务。此类机构办理假释工作时,应不受政治等不良因素的干扰.2.假释者于假释期间,应交付保护管束。执行保护管束工作者宜由学验俱望的观护人担任。3.法律对受刑人的假释之规定应较具弹性,不宜太过僵化。4.假释出狱人十释放前,宜有妥善之出狱准备,并应接受适切之更生保护等。参见丁道源：《《中外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2011.假释主管当局应本着公平及不受政治干顶之原则,以专家及十练者的身份处理有关事宜。其对每一假释案件均应有必要时间之全盘考量,以期周延。2.刑法及假释法均应赋予假释主管当局于决定受刑人释放时间及条件方面较宽大之自由裁量之权。3.假释主管当局应齐备完整而可资信赖之受刑人背景及释放后可能面临或急需的各项资料.4.假释出狱人之处遇及训练计划应列为完整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5.为期受刑人将来得以适应自由社会生活,其在监期间应为职业上、身体上、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各种准备。6.不论公立或私立的社会机构,均应与假释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共同改善假释出狱人之家庭、邻居环境及为释放后之妥善准备负起责任。7.假释出狱人应接受严格之保护管束。尚难成为守法公民时应即返原监狱继续执行。8.假释出狱人之保护管束,应由训练有素且有指导适应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担任。9.各州政府对假释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并应包括足够之工作人员及基于功绩而保障其工作等规定在内。10.社会大众应予假释出狱人公平谋生与维持自尊心之机会,加速达成改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的要求。参见丁道源：《中外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6页。
202 James v.U.S..parole commisson,159,f,3d,(9th,cir,1998).
203 James v. U.S.parole comm'n,159 f.3d (9th cir,1998).
204[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205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汇编(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410页。
206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c:thero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 inc2001, p358.
207[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08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汇编(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429页、第437页。
209 Malchi v. thaler,211,f,3d (5th cir,2000).
210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211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7页。
212[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3-704页。
213[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214黄永：《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215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216我国台湾地区的假释观感程序处于行政模式之下,但可在司法模式中予以运用。
217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218赵国强主编：《澳门刑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
219[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220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221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222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页。
223《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75、176条。黄道秀、李国强译：《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8页。
22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 《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77.
22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31、p34.
226 Jordan v. gardner,986,f.2d(9th cir,1993).
227pennsylvanina board of probabion and parole v scott.524 U.S..357 (1998)
236 Melson v.sard,402,f.2d (d.c.cir,1968).
237 Howard Abadinsky, 《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2001,,p285.
238[美]阿希尔·里德·阿马：《宪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房保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239 Hananhan v.luther,693,f,2d(7th,cir,1982).
240 Villarreal v. U.S. parole comm'n,985,f,2d(5th cir,1993).
241 Zittto v. crabtree,185,f.3d(9th,cir,1999).
242 Kell v.U.S..parole comm'n,26,f,3d(10th,cir,1994).
243 Williams v. johnoson 171,f,3d (5th,cir,1999)
244 u.sv. Kelley,446 f.3d.(7th cir,2006).
245 dewitt v. ventetoulo,6 f 3d (1st cir,1993).
246 Monroe v. thigpen 932 f.2d (11th cir,1991).
247 Ash v. reilly,431 f.3d (d.c.cir.2005).
248 John v. U.S.parole comm'n,122 f.3d (9th cir,1997).
249 Belk v.purkett,15, f,3d (8th cir,1994).
250 Morrissey v.408 U.S. at 489; Williams v. Johnson,171 f.3d (5th cir,1999).
251 u.s. v. martin,382 f.3d (8th cir,2004).
252 Country v. bartee,808 f.2d (8th cir,1987).
253 Admas v. agniel,405 f.3d(8th cir,2005).
254 Kell v. U.S.parole comm'n 26f. ed.(10th cir,1994).
255 U.S. v. hall,419 f.3d (9th cir.2005).
256 Maddox v. elzie,238 f.3d (d.c. cir.2001).
257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578页。
258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页。
259郑天龙：“论古代恤刑及其理论价值”,《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4期。
260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261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4页。
262崔敏：《中国古代刑与法》,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263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264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265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433页。
266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7页-638页。
267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268参见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纪要》及1987年《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269参见2001年《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
272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273冯卫国：“亚太地区监狱情况最新统计资料”,《中国监狱》,2000年第1期。
274王利荣：《行刑法律机能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277刘金林：《海峡两岸刑罚执行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81页。
281宋英辉,李忠诚主编：《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
282石秀丽：“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83彭海青：“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化回归路径初探”,戴玉忠、万春主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24页。
284万毅：《程序如何正义—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285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页。
286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292马进保：“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296鲁兰：“日本行刑和更生保护体制纵横”,《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303洪浩：“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05柳忠卫：‘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期。
[1]陈敏：《减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俄]H·中·库兹涅佐娃、И·M·佳日科娃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5]刘仁文、王袆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6]张文学主编：《刑罚执行变更理论与实务》,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7][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马克吕主编：《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孙晓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2]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17]俞静尧：《刑事执行权机制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18]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
[19]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丁道源主编：《中外假释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
[21]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
[22]潘华仿：《外国监狱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3]许福生：《刑事政策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24]韩玉胜等：《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胡聪：《监狱行刑的经济分析》,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
[26]徐静村主编：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7][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下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冯卫国： 《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对刑罚趋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刑事诉讼法比较专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32]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3]林山田：《刑罚学》,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4]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35]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6][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自科出版社,2005年版。
[37]邱兴隆： 《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8][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英]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0]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挪]安德聂斯：《刑罚与预防犯罪》,钟大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42]陈兴良： 《刑法的人性基础》,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43]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4][美]戈东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45]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46]陈士涵： 《人格改造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4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8][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9]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2004年版。
[5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2][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53]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4][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56][英]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57][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58][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9]韩轶：《刑罚目的的建构与实现》,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0]郭理蓉：《刑罚政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1]谢望原,卢建平：《中国刑事政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2]张甘妹等：《再犯预测之研究》,台北：台北法务通讯杂志社,1987年版。
[63]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4]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
[65]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6][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67]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8]邱兴隆：《罪与罚演讲录》,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69]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0]力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1]张全仁主编：《监狱行刑学》,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
[72]翟中东：《刑罚个别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3][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4]陈兴良主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5]王志亮：《外国刑罚执行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6]李建军、李立宏：《刑事诉讼价值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7]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8][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79][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0]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1]锁止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83]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84][美]阿希尔·里德·阿马：《宪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房保国泽,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5]朱华荣主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86]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7][美]罗伯特·J·威克斯主编：《各国矫正制度》,郭建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8]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89]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90]谢偌平：《刑事救济程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1][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92]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3]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4]崔敏：《中国古代刑与法》,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5]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6]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7]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98]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高牧缩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00]何家弘主编：《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1]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2][荷]皮特·J·p·泰克：《欧盟成员国检察机关的任务和权力》,吕清马鹏飞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103][英]洛克,《政府论》,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104]周永坤：《规范权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04]谢鹏程主编：《前苏联检察制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6]冯建仓主编：《中国监狱服刑人员基本权利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7]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08]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09][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10]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12]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3][美]约翰·v·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14]徐亚文：《程序正义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5]魏小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6]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7]王宏玉：《非监禁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8][法]卡斯东·斯特法尼： 《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9][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0]黄永：《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1]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2]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3]王利荣：《行刑法律机能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24]刘金林：《海峡两岸刑罚执行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2007年版。
[12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26]宋英辉,李忠诚主编：《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7]万毅：《程序如何正义—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8]力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9]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0]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31]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2][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3]吕忠梅主编：《美国量刑指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34]吴宗宪：《当代西方监狱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3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36][英]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37]黄兴瑞：《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与控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138]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9][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张凌译,金光旭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0]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41]韩玉胜主编：《刑事执行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43]潘国和罗伯特·麦尔：《美国矫正制度概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4]鲁兰：《中日矫正理念与实务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5]刘强：《美国刑事执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6]田文昌：《刑罚目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7]谢望原：《刑罚价值论》,北京：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
[148]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9][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5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2]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5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4]张绍彦：《刑罚实现与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5][美]安德鲁·冯·赫希：《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1]袁登明：“减刑权归属之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1期。
[2]康润森：“论减刑”,《政法论坛》,1987年第5期。
[3]王利荣：“减刑运作与刑罚合理弹性”,《云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储槐植：“美国监狱的善行折抵制度”,《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5]陈朴生：“累进处遇”,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6]张甘妹：“累进制度与受刑人自治制度”, 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7]杨联华：“不定期刑的起源及运用”,《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
[8]郭明：“减刑的刑理分析与程序修正”,《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2期。
[9]李黔豫：“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
[10]易志华：“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11]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2]邵名正、于同志：“论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理性配置”,《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5期。
[13]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的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88年第1卷。
[14]宋世杰彭海青：“试论对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
[15]柳忠卫：“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历史解读和现实启示”,《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6]孙雯：“论行刑个别化原则之确立”,《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7]许永勤,陈天本：“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8]林亚刚,何荣功：“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人民司法》,2002年第11期。
[19]卢建平：“社会防卫思想”,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0]韩玉胜、沈玉忠：“再犯预测机制—假释适用中不容忽视的命题”,《中国监狱学刊》,2007 年第1期。
[21]张亚军：“论社区矫正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6期。
[22]宋胜尊、吴炳林：“罪犯危险性评估”,《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5期。
[23]周振想：“论刑罚个别化原则”,高铭暄、赵秉志主编,《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中册),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24]马长生：“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法治论丛》,2004年第5期。
[25]武玉红：“行刑社会化的内涵构成及实施载体”,《华东政法学报》,2008年第4期。
[26]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的内涵解读”,《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7期。
[27]杨寅：“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3期。
[28]汪建成,余诤：“海峡两岸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29]王利荣：“论行刑权运作的两种趋势”,《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
[30]施鹏鹏：“法国检察制度”,石少侠主编,《检察论丛》第12卷,北京：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页。
[31]司绍寒：“德国刑事法律概览”,《德国法研究》,2007年第3期。
[32]沃纳·罗特：“德国的监狱制度与罪犯人权”,白泉民主编,《中外刑罚执行监督与人权保障》,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3]周伟张雪妲：“论刑罚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研究”,石少侠主编,《检察论丛》第12卷,北京：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4]陈国庆：“欧洲各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35]石秀丽：“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6]陈剑：“试论假释制度的完善”,《公安研究》,1999年第4期。
[37]夏红 李志勇：“刑事止当程序宪法化初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38]李忠诚：“减刑假释应当由检察机关统一提出”,《检察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3版。
[39]司法部赴德国社区矫止培训团：“德国社区矫正概览”,《中国司法》,2005年11月期。
[40]刘晓梅：“意大利刑罚执行制度中的社区矫正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启示”,《犯罪研究》,2005年第4期。
[41]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社区矫正工作处：“关于澳门社区矫正和香港更生康复工作研讨会有关情况及思考”,《人民调解》,2008年第1期。
[42]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的借鉴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年第4期。
[43]冯卫国：“亚太地区监狱情况最新统计资料”,《中国监狱》,2000年第1期。
[44]鲁兰：“日本行刑和更生保护体制纵横”,《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45]陈梦琪：“上海市罪犯记分考核制度的实践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46]陈海鸥：“当前考核奖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改革建议”,《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年第3期。
[47]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48]彭海青：“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化回归路径初探”,戴玉忠、万春主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49]祁云顺：“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50]马进保,“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51]陈锋：“假释权的定位与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中国监狱学刊》,2005年第6期。
[52]鲁兰：“日本行刑和更生保护体制纵横”,《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53]陈立峰,高晓峰：“香港社区矫正的介绍及其对内地的借鉴”,《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54]柳忠卫： ‘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
[55]洪浩：“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6]郑天龙：“论古代恤刑及其理论价值”,《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4期。
[57]万安中：“论中国古代监狱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其特征”,《广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58]何正平,胡燕：“从西方程序公正的演进逻辑看我国程序公正制度的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9]于华江：“论程序公正在英美证据法中的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60]陈卫东等：“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现在与未来”,《人民检察》,2004年第11期。
[61]杨国章：“论减刑假释监督”,《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5期。
[62]冯俊海：“对执行监督体制的思考”,《山东审判》,2005年第4期。
[63]吕泽华等：“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体制”,《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64]孙启亮：“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国际借鉴与启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5]毛建岳、李忠强：“刑罚执行中检察监督的实现与完善”,《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1期。
[66]刘京华：“减刑假释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利弊”,《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67]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68]章梅娟：“减刑制度中引进听证程序的几点法理思考”,《行政与法》,2008年第3期。
[69]朱伟临：“减刑制度与罪行相适应原则”,《中国监狱学刊》,1997年第6期。
[70]方明、王振：“论刑罚执行监督的完善”,石少伙主编,《检察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4期。
[72]朱伟临：“论我国罪犯减刑假释制度的变革”,《刑事法学》,1996年第2期。
[73]陈敏：“减刑制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整合”,《中国监狱学刊》,1999第4期。
[1]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2]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徐久生、庄敬华泽：《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方止出版社,2004年版。
[4]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5]黄风译：《最新意大利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6]黄道秀、李国强泽：《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张明楷泽：《日本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郭建安译：《加拿大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罗结珍译：《法国新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10]赵国强主编：《澳门刑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11]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上海社区矫正试点报告”,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xingfaxsss flw/2007012060852_6.html。
[13]黎军：“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的思考”,http://www.dffy.com/faxuejieti/xs/200702/20070201194506-3.htm
[14]“太原率先施行驻监法官制”,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 1/pages2/cnpo1090418d.shtml。
[15]“监狱黑幕!美兰监狱原政委钟星光受贿案”http://news.0898.net/2005/ 03/24/160863.html.
[16]“监狱长帮编立功材料,大连“黑老人”案震惊中央”,http://gzsb.gog.com. cn/system/2003/1I/06/000492547.shtml.
[17]“英国监狱史上首次全部满员,司法部希望少关人”,http://news.qq.com/a /20080224/000924.htm.
[18]“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全国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减刑、假释工作专项大检查”,http://1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5/34/cdc9692e3d5fa824c2c8c7e7de0769c7_0.html.[19]“四川新规：将减刑假释审理定性为司法行为”,http://mw.1egaldaily. com. cn/ zmbm/2009-06/11/conten_11103756.htm.[20]“曲沃监狱成立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http://www.1egaldaily.com. cn/bm/ 2003-07/08/content_36553.htm.[21]“最高法院要求所有职务犯罪减刑假释一律实行公开听证”,http://www. whsfzb. gov. cn/Broadcast/broadcastview.aspx?infoId=00851.[22]陈学权：“刑事程序权利宪法化的意义”,http://www. xinhuawz.com/detail. asp? mailid=1473.[23] “黑老大坐牢如度假, 减刑假释暗藏权钱交易”,http://news. qq. Com/a/ 20090922/000494.htm.[24]“对罪犯减刑假释规定比例的质疑“,http://cnprison.com/Theoretics/2005-15/ 99BDCFAA-OAC6-47F1-9A4E-BB42CEEE4ABl.Html.[25]“社区矫正“特殊”的隔壁邻居”,http://www. sichuandai ly. com. cn/2005/06/ 08/20050608300054175826.htm.[26] “1.4亿剥离监狱企业我市监狱和监狱企业正式分家”,http://news. sina. com. cn/ c/2003-11-14/03391115022s.shtml.[27]“开封鼓楼：创新减刑假释监督模式”,http://news. sina. com.cn/o/2009-05-30/ 080015705166s.shtml.
[1]Howard Abadinsky: 《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 inc, 1997(2001)
[2]Harry E Allen,Chris W Eskridge,Edward J latessa, Gennaro F.Vito:《Probation and parole in America》, the free press1985.
[3]james A. inciardi:《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 inc2005.
[4]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5]Nicola Padfield:《Who to release? Parole, fairness and criminal justice》, Willan publishing2007.
[6]Daniel Glaser:《the effctiveness of a prison and parole system》, the bobs-merrill company2002.
[7]Barbara A.Hudson:《penal policy and social justice》,Macmillan press ltd,1993.
[8]Brad M. Bogue, Anjali Nandi, Arthur E. Jongsma, Jr.:《the probation and parole threatment planner》, John Wiley & Songs, Inc2000.
[9]Paul Kershaw:《carefair rethink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citizenship》, UBC press 2005.
[10]Frank E. Ximring & Gordon Hawkins:《the scale of imprison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Alexander k. mircheff:" California forgoes meaningful judical review of parole denials",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vol.32, August 2006。
[2]Stephen shute:"Does parole work?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ngland and wales", Ohio state journal criminal law, vol.5,Fall 2004。
[3]Charles E. Greef:"Sentencing--Withholding Good Time Credit from Prisoners Awaiting Appeal". Texas Law Review, vol.8, January 1973.
[4]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tation:" Parole suitability deteraminations in California ambiguous arbitrary and illusory ", Southen California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justice, vol.14, Summer 2008.
[5]John marshall:" Putting parole back on the table:an efficiency approach to georgia's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law journal, vol.19(2008).
[6]Bret keisling:"Cimaszewski v.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tion and parole, Annual survey of Pennsylvania administrative law", Widener law journal vol.19,2006.
[7]Declan Haun:"Release on parole:gambling with community safety or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24, September,2008.
[8]Angela hudacko:"Probation and parole Detar v.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on and parole:redefining liberty, Annual survey of Pennsylvania administrative law" Windener law journal,vol.27(2007).
[9]AmandaL. Banfiel:" layne v. ohio adult parole authority:case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eand federal statute",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5,2003.
[10]Christopher Sheridan:"zadbydas v. davis:the judicial parole program for dangerous criminal aliens", Whittier Law Review Fall vol.10,2002.
[11]RogerHood:"Sex offender semerging from long-term imprisonment".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13, Spring,2002.
[12]Sabrina C. C.:"U. S. superme court requires parole eligibility disclosed in capital cases".Lawyers Journal vol.10, May,18,2001.
[13]Michael J. Ashe, Jr:"Prison Reform:Commission on Safety and Abuse in America's Prisons: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rrections",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Policy, vol.24, Winter,2006(22)
[14]Reginald A. Wilkinson、Gregory A. Bucholtz、Gregory M. Siegfried:"American penal system prison reform through offender reentry:a partnership between courts and corrections", Pace Law Review, vol.18, Spring,2004.
[15]Joseph N. Rupcich:"Abusing a Limitless Power:Executive Clemency in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15, Fall,2003.
[16]Bruce Zucker:"A Triumph for Gideon:The Evolution of the Right to Counsel for California Parolees in Parole Revocation Proceedings", 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2,2001.
[17]Molly M.Gill:"The Prisoner's Perspective on the Commutation Process".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vol.8,2003.
[18]Amber Peterson:"Parole revocation and the exclusionary rule irrational support under lying a rational decision in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on and parole v. Scott" Arkansas Law Review, vol.16,1999.
[19]Joan Petersilia:"parole and prisoner reentry in United States", Crime and Justice,vol.6,1999.
[20]Timothy P. Cadigan:"the whole community corrections picture", Federal Probation, vol.11, June,1998.
[21]Mike A. Cable:"limiting parole:required consideraction of stat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received by the parole board", Pacific Law Journal, vol.12, Spring,1997.
[22]James m. binnall:"Deterrence is down and social costs are up:a parolee revisits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tion and parole v. scott", Vermont law review, vol.35, Fall 2007.
[1]Simpson Edit:《The Oxford Enlish Dictionary》 vol.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Title 42 USC Section 1983 Information", http://www. Famil yrightsassociation. com/info/law/title42sec1983/.
[3]CDCR:"correctional peace officers",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California_Department_of_Corrections_and_Rehabilitation#Parole.
[4]"American Probation & Parole Association and Project Safe Neighborhoods", http:// www. appa-net. org/psn/default. html.
[5]Texas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Members of the Texas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http://www. tdcj. state. tx. us/bpp/brd_members/brd_members. html.
[6]"Probation and Parole statistics", http://www. ojp. usdoj.gov/bjs/pandp. htm.
[7]"Certificate of Employability", http://www. bop. state, ia. us/coe. Asp.
[8]the U. K. Parole Board:"Policy and guidance", http://www. paroleboard. gov. uk/policy_and_guidance/.
2也有观点认为早在16世纪,法国和西班牙释放犯人时就包含了改造和更新的萌芽。参见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3陈敏：《减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袁登明：“减刑权归属之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1期。
5康润森：“论减刑”,《政法论坛》,1987年第5期。
6王利荣：“减刑运作与刑罚合理弹性”,《云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8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转引自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14张文学主编：《刑罚执行变更理论与实务》,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16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页。与此相类似的观点还有,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以后,确有悔改不致危害社会,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刑罚执行制度。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18[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孙晓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9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页。
20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21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398页。
22 Simpson Edit:《The Oxford Enlish Dictionary》 vol.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248.
2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 《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1.
24陈朴生：“累进处遇”,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25张甘妹：“累进制度与受刑人自治制度”,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62页。
26杨联华：“不定期刑的起源及运用”,《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
27 Alexander k. mircheff:"California forgoes meaningful judical review of parole denials",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vol..32,August 2006.
28刘仁文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2胡聪：《监狱行刑的经济分析》,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3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页。
34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37页。
35宋世杰彭海青：“试论对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
36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页。
3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负。
38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对刑罚趋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39这种差异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大陆法系属于规范出发型诉讼,以实体法为出发点去把握诉讼,法官引导当事人双方按照他从法律角度加以理解的案件性质来展开程序。而英美法系则属于事实出发型诉讼,从案件事实中发现法律。参见叶秋华、工云霞主编：《大陆法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此外,欧洲大陆国家程序法基础思想在十如果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易于发现真实情况,法官应有权、实际上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尽可能避免前后不一致和含混不清,消除因为诉讼人或律师不细心和不懂技术所造成的失误。[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40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295页。
4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30页。
42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43如基于对假释犯进行监督的危险性,一些国家和地区允许假释监督者在工作时佩戴枪支。如在美国48%的假释机构准许假释官在工作时间佩戴枪支。
44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45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46郭明：“减刑的刑理分析与程序修正”,《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2期。
47赞成此观点的如“行刑机关享有的减刑权与审判机关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从行刑司法实践和减刑制度效能发挥的角度来看,减刑权由行刑机关行使更为科学合理”。袁登归：“减刑权归属之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1期。“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变通执行方式,并非减少原判刑期,也不是对原刑事判决的史改,而是减少了原判决的执行,因此减刑不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而完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李黔豫：“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减刑假释权是行刑权而非审判权,因为减刑假释虽然减少了既判刑期的实际执行,但与大赦特赦相似,也仅是一种刑罚执行的变通方法,它并不像再审改判那样改变了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和终审生效的判决”。 易志华：“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48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49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50邵名正、于同志：“论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理性配置“,《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5期。
51俞静尧：《刑事执行权机制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52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第654-657页。
53俞静尧：《刑事执行权机制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54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57页。
55丁道源主编：《中外假释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36页。
56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80页。
57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58潘华仿：《外国监狱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59许福生：《刑事政策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475页。
62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576页。法国的假释程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具体为：第一阶段为由有条件释放委员会建议司法部长进行决定的假释程序。囚犯在入狱前最后居住的当地警局调查囚犯的经济情况、居住和工作状况。提出意见再将附建议的文件转给监狱当地的警官。检察官给出意见,考虑囚犯的行为和公共安全。如果他认为释放还不够成熟,他将指出等待的时间。检察官和警察部门的意见再转给监狱管理机构,监狱管理机构再将这些文件呈给有条件释放委员会。有条件释放委员会成员为：监狱长；内政部行政部门监察主任；巴黎上诉法院法官；检察官；刑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刑罚适用办公室的主审官；公共安全机构的官员；上级监狱巡查机构的代表；援助机构的代表等。再由委员会提出建议,司法部长将作出决定。如果不同意有条件释放,将在六个月或一年内复查。这个恩惠须被囚犯接受,如果拒绝释放将被搁置。在假释后监督的过程中,一些监督条件将修正,一些将废除,一些新的条款将添加。检察官的意见对司法部长是否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以及假释后的监督举措十分重要。第二阶段为执行法官与法部长分享假释权力阶段。执行法官或司法部长有权批准给予被判刑人假释的权力。对具备假释期限条件的被判刑人的情况,每年至少应研究一次。被判刑人被判处自由刑受到关押的时间,自其入狱之日起计算,不超过5年的由执行法官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后批准给予假释。超过5年的由司法部长批准假释。在后一种情况下,给予假释的建议,由执行法官征求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司法部长可以就此建议提交假释咨询委员会。在所有情况下,假释均应征求被判刑人出狱后住所地省长的意见。假释后的监督措施由执行法官予以实施。后将刑期更改为三年为界分。第三阶段为执行法官独掌假释权力阶段。
63韩玉胜等：《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64萨默斯着重对程序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基本内容包括：参与性统治(确保公民的自主性自决)、程序合法性(公民同意而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程序和平性(非暴力解决纠纷)、人道性及尊重个人尊严、个人隐私、协议性、程序公平性、程序法治、程序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程序价值与程序结果效能之间的关系有三个方面：一是两者相互独立；二是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一致性；三是两者之间也会发生冲突。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的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88年第1期。
6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66杨寅：“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3期。
67[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页。
68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69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7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7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28页。
72胡聪：《监狱行刑的经济分析》,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页。
74李建军、李立宏：《刑事诉讼价值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75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2页。
76[美]约翰·v·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77徐亚文：《程序正义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78夏红李志勇：“刑事正当程序宪法化初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9魏小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80[美]约翰·v·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81听证(hearing)源起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指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已案件的法官,这一原则源于古罗马,查士丁尼皇帝编撰的《法学阶梯》的篇章中具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这一法谚最早可追溯到剑桥大学上诉案。在此案中,法官确立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如果不给利益被决定者倾听的机会,任何裁决者的决定都不应当有效。因此,听证是自然正义下实现程序正义的方式。是在解决争端的程序中,证据和证人被司法官员或行政机构审查的程序。
82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83Bermudez v. duenas,936,f.2d.(9th cir,1991).
84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85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86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87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
88日本的地方更生委员会与假释委员会不具有实质上的区别。
89王宏玉：《非监禁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5页。
90[荷]皮特·J·P·泰克：《欧盟成员国检察机关的任务和权力》,吕清、马鹏飞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91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233.
9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4.
93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94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95[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96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页。
97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98[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下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00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92页。
101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0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高牧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8页。
105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8页。
106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2001, p211
108刘仁文、王袆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09刘仁文、王袆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10 Parrish v. Wyrick,589 S.W.2d 74 (Mo. Ct. App. W.D.1979).
111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212.
112丁道源：《中外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98页。
113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25.
114 James A.inciardi:《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inc2006, p713.
115 Harry E Allen,Chris W Eskridge,Edward J latessa, Gennaro F.Vito:《Probation and parole in America》,thefree pressl985,p97.
116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的借鉴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年第4期。
117朱华荣主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
118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条文分解》(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268页。
120 Peter Southwick:" Release on parole:gambling with community safety or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24,September,2008.
121[美]罗伯特·J·威克斯主编：《各国矫正制度》,郭建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397页。
122 see "New zaland parole act,2002", section7,规定了假释委员会作出假释决定时需考虑的因素。
123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556页。
124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543页。
125《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78条。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126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27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128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129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1页。
130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31刘晓梅：“意大利刑罚执行制度中的社区矫正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启示”,《犯罪研究》,2005年第4期。
132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33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社区矫正工作处：“关于澳门社区矫正和香港更生康复工作研讨会有关情况及思考”,《人民调解》,2008年第1期。
134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13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136魏小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37李忠诚：“减刑假释应当由检察机关统一提出”,《检察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3版。
138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39 james A.inciardi:《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 inc2006, p674.
140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 inc 1997, p199.
141 See McGinnis v. Royster,410 U.S.263 (1973).
142 Frazee v. Maschner,12 Kan. App.2d 525,750 P.2d 418 (1988).
143 Crumrine v. Stewart,24 P.3d (Ct. App. Div.22001).
144 See Paprskar v. Estelle,566F.2d 1277 (5th Cir.1978).
145 Spaulding v. Collins,867 F. Supp.499 (S.D. Tex.1993). 但在Turner v. Johnson,46 F. Supp.2d 655 (S.D. Tex.1999)的案件中,将恢复被取消的善行折抵时间当作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而非囚犯的自由权利。印第安纳州的罪犯在获取良好行为折抵中具有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折抵面临危险时,罪犯具有获得事先书面通知的机会,传唤证人和提供书面证据,接受处罚委员会基于依赖证据说明的书面决定原因声明。(see.Groves v. VanNatta,27 Fed. Appx.605 (7th Cir.2001).
146 See,Littlefield v. Caton,679 F. Supp.90 (D. Me.1988), affd,856 F.2d 344 (1st Cir.1988).
147 Glass v. Tinsley,154 Colo.70,388 P.2d 249 (1964).
148 jobnsonv.avery,393,U.S.,483.
149 Youngerv.gilmore,404U.S..15.
150 Wolffv.mcdonnell,418U.S.539(1974). 151 Wolffv. mcdonnell,418U.S.539, (1974)最高法院判决如下：1.控诉罪犯的事先书面通知必须在先于他出现在监狱听证委员会面前至少24小时前提供给他。2.必须有依赖证据支撑的事实发现的书面陈述和惩戒行为的原因。3.囚犯应当被允许传召证人和提供辩护证据,行为不能对监狱的安全或矫正目标造成不正当的风险。4.囚犯应当被允许以律师代替他本人,当囚犯是文盲或当案件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囚犯理解能力的时候适用。5.听证委员会应当无偏私。
152 jamesA.inciardi: 《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inc2006, p675.
153 Meachum v. fano (427 U.S..215(1976). Meachum v. fano 和 montanye v. haymes(427 u.s.236(1976))成为了类案。囚犯法诺是被指控为防火罪被关押在中等警戒矫正设施中的几名囚犯之一。法诺被转移到另一个州的最高等级的监
157 Parker v. Percy,105 Wis.2d 486,314 N.W.2d 166 (Ct. App.1981).
158 McNeill v. New York State Bd. of Parole,57 A.D.2d 876,394 N.Y.S.2d 230 (2d Dep't 1977).
159 Jennings v. State,270 Ind.699,389 N.E.2d 283 (1979).
160纵观美国的历史,法院通常不愿意干预监狱的行政决定,担心司法审查会动摇监狱的安全和秩序。一旦依照罪犯正当程序被定罪和量刑后,司法通常对罪犯的监管采取放任不管的不干顶政策。此外,监狱很难管理,这种困难让法官不愿意以法律标准来代替监狱管理者的管理技能。然而,1961年布莱克·马斯里开始在纽约制定了第一个修正法令,开启了监狱诉讼洪水般的闸门。
161 Umar v. Johnson,173 F.R.D.494 (N.D.111.1997).
162430,f.2d 403(2d cir.1970).
163442 U.S..1(1979).
164 Barton v. malley,626 f.2d (10th cir,1980).
165 Mccall v. Pataki,232,f,3d (2d cir,2000).
166《美国联邦法典》第42节183条。对于被剥夺权利的公民诉讼。每一个人在制定法、法令,规则、习惯或者惯例的规定下,在任何州或任何辐域或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公民或属于其司法管辖区的其他人被剥夺了根据宪法和法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或者豁免权,能够在侵权诉讼中作为当事人以平等或其他恰当的程序寻求救济,除了反对司法官员或轻视司法官员的能力,禁止令不能被授予或除非违反正式的法令或正式的救济是不可获得的。
167 De walt v. carter,224,f.3d,607 (7th cir,2000).
168 Hilton v..braunskill,481,u.s.(1987).
169 California dept of corrrs,v.moarles,514,U.S..(1995).
170 Jones v. cummingham,371,U.S. (1963)
182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578页、537页。
183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184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85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0页、第538页。
186 Bret keisling:"Cimaszewski v.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tion and parole, Annual survey of Pennsylvania administrative law ", Widener law journal vol.19,2006.
187Powell v. ray 301f.2d (10th cir,200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3.
189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 《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4.
192[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9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64.
195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96 Wilson v. jones,430 f,3d (10th cir,2005).Louis v-dep't corr.services of neb.437 f.3d (8th cir,2006):当尿检的结果作为惩戒程序中的证据影响到善行折抵的时候,囚犯的正当程序权利未被侵害。
197 Mathews v.eldridge,424 U.S..(1976); Luna v.pico,356,f.3d.(2d cir,2004).
198Jones v. McDaniel,552 F. Supp.2d 1141 (D. Nev.2008).
199 John marshall:"Putting parole back on the table:an efficiency approach to georgia's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John marshall law journal,vol.9(2008).200其建议如1.宜有独立性之机构专办受刑人之假释事务。此类机构办理假释工作时,应不受政治等不良因素的干扰.2.假释者于假释期间,应交付保护管束。执行保护管束工作者宜由学验俱望的观护人担任。3.法律对受刑人的假释之规定应较具弹性,不宜太过僵化。4.假释出狱人十释放前,宜有妥善之出狱准备,并应接受适切之更生保护等。参见丁道源：《《中外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2011.假释主管当局应本着公平及不受政治干顶之原则,以专家及十练者的身份处理有关事宜。其对每一假释案件均应有必要时间之全盘考量,以期周延。2.刑法及假释法均应赋予假释主管当局于决定受刑人释放时间及条件方面较宽大之自由裁量之权。3.假释主管当局应齐备完整而可资信赖之受刑人背景及释放后可能面临或急需的各项资料.4.假释出狱人之处遇及训练计划应列为完整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5.为期受刑人将来得以适应自由社会生活,其在监期间应为职业上、身体上、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各种准备。6.不论公立或私立的社会机构,均应与假释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共同改善假释出狱人之家庭、邻居环境及为释放后之妥善准备负起责任。7.假释出狱人应接受严格之保护管束。尚难成为守法公民时应即返原监狱继续执行。8.假释出狱人之保护管束,应由训练有素且有指导适应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担任。9.各州政府对假释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并应包括足够之工作人员及基于功绩而保障其工作等规定在内。10.社会大众应予假释出狱人公平谋生与维持自尊心之机会,加速达成改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的要求。参见丁道源：《中外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6页。
202 James v.U.S..parole commisson,159,f,3d,(9th,cir,1998).
203 James v. U.S.parole comm'n,159 f.3d (9th cir,1998).
204[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205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汇编(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410页。
206 Howard Abadinsky:《Probation and parolc:thero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 inc2001, p358.
207[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08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汇编(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429页、第437页。
209 Malchi v. thaler,211,f,3d (5th cir,2000).
210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211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7页。
212[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3-704页。
213[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214黄永：《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215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216我国台湾地区的假释观感程序处于行政模式之下,但可在司法模式中予以运用。
217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218赵国强主编：《澳门刑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
219[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220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221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222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页。
223《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75、176条。黄道秀、李国强译：《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8页。
22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 《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77.
22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p31、p34.
226 Jordan v. gardner,986,f.2d(9th cir,1993).
227pennsylvanina board of probabion and parole v scott.524 U.S..357 (1998)
236 Melson v.sard,402,f.2d (d.c.cir,1968).
237 Howard Abadinsky, 《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 prentice hall inc2001,,p285.
238[美]阿希尔·里德·阿马：《宪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房保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239 Hananhan v.luther,693,f,2d(7th,cir,1982).
240 Villarreal v. U.S. parole comm'n,985,f,2d(5th cir,1993).
241 Zittto v. crabtree,185,f.3d(9th,cir,1999).
242 Kell v.U.S..parole comm'n,26,f,3d(10th,cir,1994).
243 Williams v. johnoson 171,f,3d (5th,cir,1999)
244 u.sv. Kelley,446 f.3d.(7th cir,2006).
245 dewitt v. ventetoulo,6 f 3d (1st cir,1993).
246 Monroe v. thigpen 932 f.2d (11th cir,1991).
247 Ash v. reilly,431 f.3d (d.c.cir.2005).
248 John v. U.S.parole comm'n,122 f.3d (9th cir,1997).
249 Belk v.purkett,15, f,3d (8th cir,1994).
250 Morrissey v.408 U.S. at 489; Williams v. Johnson,171 f.3d (5th cir,1999).
251 u.s. v. martin,382 f.3d (8th cir,2004).
252 Country v. bartee,808 f.2d (8th cir,1987).
253 Admas v. agniel,405 f.3d(8th cir,2005).
254 Kell v. U.S.parole comm'n 26f. ed.(10th cir,1994).
255 U.S. v. hall,419 f.3d (9th cir.2005).
256 Maddox v. elzie,238 f.3d (d.c. cir.2001).
257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578页。
258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页。
259郑天龙：“论古代恤刑及其理论价值”,《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4期。
260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261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4页。
262崔敏：《中国古代刑与法》,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263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264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265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433页。
266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7页-638页。
267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268参见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纪要》及1987年《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269参见2001年《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
272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273冯卫国：“亚太地区监狱情况最新统计资料”,《中国监狱》,2000年第1期。
274王利荣：《行刑法律机能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277刘金林：《海峡两岸刑罚执行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81页。
281宋英辉,李忠诚主编：《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
282石秀丽：“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83彭海青：“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化回归路径初探”,戴玉忠、万春主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24页。
284万毅：《程序如何正义—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285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页。
286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292马进保：“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296鲁兰：“日本行刑和更生保护体制纵横”,《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303洪浩：“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05柳忠卫：‘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期。
[1]陈敏：《减刑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俄]H·中·库兹涅佐娃、И·M·佳日科娃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5]刘仁文、王袆等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6]张文学主编：《刑罚执行变更理论与实务》,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7][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马克吕主编：《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孙晓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2]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17]俞静尧：《刑事执行权机制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18]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版。
[19]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丁道源主编：《中外假释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
[21]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
[22]潘华仿：《外国监狱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3]许福生：《刑事政策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24]韩玉胜等：《刑事执行法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胡聪：《监狱行刑的经济分析》,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
[26]徐静村主编：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7][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下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冯卫国： 《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对刑罚趋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刑事诉讼法比较专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32]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3]林山田：《刑罚学》,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4]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35]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6][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自科出版社,2005年版。
[37]邱兴隆： 《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8][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英]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0]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挪]安德聂斯：《刑罚与预防犯罪》,钟大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42]陈兴良： 《刑法的人性基础》,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43]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4][美]戈东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45]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46]陈士涵： 《人格改造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4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8][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9]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2004年版。
[5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2][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53]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4][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56][英]霍布斯： 《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57][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58][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9]韩轶：《刑罚目的的建构与实现》,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0]郭理蓉：《刑罚政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1]谢望原,卢建平：《中国刑事政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2]张甘妹等：《再犯预测之研究》,台北：台北法务通讯杂志社,1987年版。
[63]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4]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
[65]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6][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67]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8]邱兴隆：《罪与罚演讲录》,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69]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0]力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1]张全仁主编：《监狱行刑学》,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
[72]翟中东：《刑罚个别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3][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4]陈兴良主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5]王志亮：《外国刑罚执行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6]李建军、李立宏：《刑事诉讼价值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7]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8][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79][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0]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1]锁止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83]司法部编：《外国监狱法规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84][美]阿希尔·里德·阿马：《宪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房保国泽,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5]朱华荣主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86]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7][美]罗伯特·J·威克斯主编：《各国矫正制度》,郭建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8]翟中东主编：《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89]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90]谢偌平：《刑事救济程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1][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92]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3]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4]崔敏：《中国古代刑与法》,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5]王利荣：《中国监狱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6]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通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7]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98]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高牧缩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00]何家弘主编：《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1]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2][荷]皮特·J·p·泰克：《欧盟成员国检察机关的任务和权力》,吕清马鹏飞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103][英]洛克,《政府论》,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104]周永坤：《规范权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04]谢鹏程主编：《前苏联检察制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6]冯建仓主编：《中国监狱服刑人员基本权利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7]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08]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09][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10]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12]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3][美]约翰·v·奥尔特：《正当法律程序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14]徐亚文：《程序正义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5]魏小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6]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7]王宏玉：《非监禁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8][法]卡斯东·斯特法尼： 《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9][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0]黄永：《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1]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2]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3]王利荣：《行刑法律机能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24]刘金林：《海峡两岸刑罚执行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2007年版。
[12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26]宋英辉,李忠诚主编：《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7]万毅：《程序如何正义—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8]力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9]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0]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31]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2][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3]吕忠梅主编：《美国量刑指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34]吴宗宪：《当代西方监狱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3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36][英]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37]黄兴瑞：《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与控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138]何海波：《司法审查的合法性基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9][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张凌译,金光旭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0]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41]韩玉胜主编：《刑事执行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43]潘国和罗伯特·麦尔：《美国矫正制度概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4]鲁兰：《中日矫正理念与实务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5]刘强：《美国刑事执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6]田文昌：《刑罚目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7]谢望原：《刑罚价值论》,北京：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
[148]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9][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5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2]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15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4]张绍彦：《刑罚实现与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5][美]安德鲁·冯·赫希：《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1]袁登明：“减刑权归属之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1期。
[2]康润森：“论减刑”,《政法论坛》,1987年第5期。
[3]王利荣：“减刑运作与刑罚合理弹性”,《云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储槐植：“美国监狱的善行折抵制度”,《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5]陈朴生：“累进处遇”,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6]张甘妹：“累进制度与受刑人自治制度”, 司法部编,《外国监狱资料选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7]杨联华：“不定期刑的起源及运用”,《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
[8]郭明：“减刑的刑理分析与程序修正”,《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2期。
[9]李黔豫：“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
[10]易志华：“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11]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2]邵名正、于同志：“论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理性配置”,《中国监狱学刊》,2002年第5期。
[13]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的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88年第1卷。
[14]宋世杰彭海青：“试论对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3期。
[15]柳忠卫：“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历史解读和现实启示”,《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6]孙雯：“论行刑个别化原则之确立”,《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7]许永勤,陈天本：“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8]林亚刚,何荣功：“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人民司法》,2002年第11期。
[19]卢建平：“社会防卫思想”,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0]韩玉胜、沈玉忠：“再犯预测机制—假释适用中不容忽视的命题”,《中国监狱学刊》,2007 年第1期。
[21]张亚军：“论社区矫正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6期。
[22]宋胜尊、吴炳林：“罪犯危险性评估”,《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5期。
[23]周振想：“论刑罚个别化原则”,高铭暄、赵秉志主编,《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中册),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24]马长生：“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法治论丛》,2004年第5期。
[25]武玉红：“行刑社会化的内涵构成及实施载体”,《华东政法学报》,2008年第4期。
[26]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的内涵解读”,《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7期。
[27]杨寅：“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3期。
[28]汪建成,余诤：“海峡两岸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29]王利荣：“论行刑权运作的两种趋势”,《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
[30]施鹏鹏：“法国检察制度”,石少侠主编,《检察论丛》第12卷,北京：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页。
[31]司绍寒：“德国刑事法律概览”,《德国法研究》,2007年第3期。
[32]沃纳·罗特：“德国的监狱制度与罪犯人权”,白泉民主编,《中外刑罚执行监督与人权保障》,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3]周伟张雪妲：“论刑罚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研究”,石少侠主编,《检察论丛》第12卷,北京：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34]陈国庆：“欧洲各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35]石秀丽：“论我国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6]陈剑：“试论假释制度的完善”,《公安研究》,1999年第4期。
[37]夏红 李志勇：“刑事止当程序宪法化初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38]李忠诚：“减刑假释应当由检察机关统一提出”,《检察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3版。
[39]司法部赴德国社区矫止培训团：“德国社区矫正概览”,《中国司法》,2005年11月期。
[40]刘晓梅：“意大利刑罚执行制度中的社区矫正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启示”,《犯罪研究》,2005年第4期。
[41]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社区矫正工作处：“关于澳门社区矫正和香港更生康复工作研讨会有关情况及思考”,《人民调解》,2008年第1期。
[42]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的借鉴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年第4期。
[43]冯卫国：“亚太地区监狱情况最新统计资料”,《中国监狱》,2000年第1期。
[44]鲁兰：“日本行刑和更生保护体制纵横”,《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45]陈梦琪：“上海市罪犯记分考核制度的实践与思考”,《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46]陈海鸥：“当前考核奖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改革建议”,《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年第3期。
[47]于同志、陈伶俐：“论减刑程序的正当化”,《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48]彭海青：“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化回归路径初探”,戴玉忠、万春主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完善》,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49]祁云顺：“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50]马进保,“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最佳实践方式”,《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3期。
[51]陈锋：“假释权的定位与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中国监狱学刊》,2005年第6期。
[52]鲁兰：“日本行刑和更生保护体制纵横”,《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10期。
[53]陈立峰,高晓峰：“香港社区矫正的介绍及其对内地的借鉴”,《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54]柳忠卫： ‘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
[55]洪浩：“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6]郑天龙：“论古代恤刑及其理论价值”,《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4期。
[57]万安中：“论中国古代监狱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其特征”,《广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58]何正平,胡燕：“从西方程序公正的演进逻辑看我国程序公正制度的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9]于华江：“论程序公正在英美证据法中的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60]陈卫东等：“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现在与未来”,《人民检察》,2004年第11期。
[61]杨国章：“论减刑假释监督”,《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5期。
[62]冯俊海：“对执行监督体制的思考”,《山东审判》,2005年第4期。
[63]吕泽华等：“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体制”,《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64]孙启亮：“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国际借鉴与启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5]毛建岳、李忠强：“刑罚执行中检察监督的实现与完善”,《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1期。
[66]刘京华：“减刑假释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利弊”,《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67]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68]章梅娟：“减刑制度中引进听证程序的几点法理思考”,《行政与法》,2008年第3期。
[69]朱伟临：“减刑制度与罪行相适应原则”,《中国监狱学刊》,1997年第6期。
[70]方明、王振：“论刑罚执行监督的完善”,石少伙主编,《检察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4期。
[72]朱伟临：“论我国罪犯减刑假释制度的变革”,《刑事法学》,1996年第2期。
[73]陈敏：“减刑制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整合”,《中国监狱学刊》,1999第4期。
[1]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2]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徐久生、庄敬华泽：《德国刑法典》,北京：中国方止出版社,2004年版。
[4]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5]黄风译：《最新意大利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6]黄道秀、李国强泽：《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张明楷泽：《日本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郭建安译：《加拿大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罗结珍译：《法国新刑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10]赵国强主编：《澳门刑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11]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上海社区矫正试点报告”,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xingfaxsss flw/2007012060852_6.html。
[13]黎军：“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减刑假释审核独立机构的思考”,http://www.dffy.com/faxuejieti/xs/200702/20070201194506-3.htm
[14]“太原率先施行驻监法官制”,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 1/pages2/cnpo1090418d.shtml。
[15]“监狱黑幕!美兰监狱原政委钟星光受贿案”http://news.0898.net/2005/ 03/24/160863.html.
[16]“监狱长帮编立功材料,大连“黑老人”案震惊中央”,http://gzsb.gog.com. cn/system/2003/1I/06/000492547.shtml.
[17]“英国监狱史上首次全部满员,司法部希望少关人”,http://news.qq.com/a /20080224/000924.htm.
[18]“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全国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减刑、假释工作专项大检查”,http://1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5/34/cdc9692e3d5fa824c2c8c7e7de0769c7_0.html.[19]“四川新规：将减刑假释审理定性为司法行为”,http://mw.1egaldaily. com. cn/ zmbm/2009-06/11/conten_11103756.htm.[20]“曲沃监狱成立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http://www.1egaldaily.com. cn/bm/ 2003-07/08/content_36553.htm.[21]“最高法院要求所有职务犯罪减刑假释一律实行公开听证”,http://www. whsfzb. gov. cn/Broadcast/broadcastview.aspx?infoId=00851.[22]陈学权：“刑事程序权利宪法化的意义”,http://www. xinhuawz.com/detail. asp? mailid=1473.[23] “黑老大坐牢如度假, 减刑假释暗藏权钱交易”,http://news. qq. Com/a/ 20090922/000494.htm.[24]“对罪犯减刑假释规定比例的质疑“,http://cnprison.com/Theoretics/2005-15/ 99BDCFAA-OAC6-47F1-9A4E-BB42CEEE4ABl.Html.[25]“社区矫正“特殊”的隔壁邻居”,http://www. sichuandai ly. com. cn/2005/06/ 08/20050608300054175826.htm.[26] “1.4亿剥离监狱企业我市监狱和监狱企业正式分家”,http://news. sina. com. cn/ c/2003-11-14/03391115022s.shtml.[27]“开封鼓楼：创新减刑假释监督模式”,http://news. sina. com.cn/o/2009-05-30/ 080015705166s.shtml.
[1]Howard Abadinsky: 《Probation and parole:theroy and practice》,prentice hall inc, 1997(2001)
[2]Harry E Allen,Chris W Eskridge,Edward J latessa, Gennaro F.Vito:《Probation and parole in America》, the free press1985.
[3]james A. inciardi:《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press. inc2005.
[4]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Parole and afer-ca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54.
[5]Nicola Padfield:《Who to release? Parole, fairness and criminal justice》, Willan publishing2007.
[6]Daniel Glaser:《the effctiveness of a prison and parole system》, the bobs-merrill company2002.
[7]Barbara A.Hudson:《penal policy and social justice》,Macmillan press ltd,1993.
[8]Brad M. Bogue, Anjali Nandi, Arthur E. Jongsma, Jr.:《the probation and parole threatment planner》, John Wiley & Songs, Inc2000.
[9]Paul Kershaw:《carefair rethink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citizenship》, UBC press 2005.
[10]Frank E. Ximring & Gordon Hawkins:《the scale of imprison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Alexander k. mircheff:" California forgoes meaningful judical review of parole denials",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vol.32, August 2006。
[2]Stephen shute:"Does parole work?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ngland and wales", Ohio state journal criminal law, vol.5,Fall 2004。
[3]Charles E. Greef:"Sentencing--Withholding Good Time Credit from Prisoners Awaiting Appeal". Texas Law Review, vol.8, January 1973.
[4]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tation:" Parole suitability deteraminations in California ambiguous arbitrary and illusory ", Southen California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justice, vol.14, Summer 2008.
[5]John marshall:" Putting parole back on the table:an efficiency approach to georgia's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law journal, vol.19(2008).
[6]Bret keisling:"Cimaszewski v.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tion and parole, Annual survey of Pennsylvania administrative law", Widener law journal vol.19,2006.
[7]Declan Haun:"Release on parole:gambling with community safety or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24, September,2008.
[8]Angela hudacko:"Probation and parole Detar v.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on and parole:redefining liberty, Annual survey of Pennsylvania administrative law" Windener law journal,vol.27(2007).
[9]AmandaL. Banfiel:" layne v. ohio adult parole authority:case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eand federal statute",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5,2003.
[10]Christopher Sheridan:"zadbydas v. davis:the judicial parole program for dangerous criminal aliens", Whittier Law Review Fall vol.10,2002.
[11]RogerHood:"Sex offender semerging from long-term imprisonment".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13, Spring,2002.
[12]Sabrina C. C.:"U. S. superme court requires parole eligibility disclosed in capital cases".Lawyers Journal vol.10, May,18,2001.
[13]Michael J. Ashe, Jr:"Prison Reform:Commission on Safety and Abuse in America's Prisons: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in Corrections",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Policy, vol.24, Winter,2006(22)
[14]Reginald A. Wilkinson、Gregory A. Bucholtz、Gregory M. Siegfried:"American penal system prison reform through offender reentry:a partnership between courts and corrections", Pace Law Review, vol.18, Spring,2004.
[15]Joseph N. Rupcich:"Abusing a Limitless Power:Executive Clemency in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15, Fall,2003.
[16]Bruce Zucker:"A Triumph for Gideon:The Evolution of the Right to Counsel for California Parolees in Parole Revocation Proceedings", 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2,2001.
[17]Molly M.Gill:"The Prisoner's Perspective on the Commutation Process".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vol.8,2003.
[18]Amber Peterson:"Parole revocation and the exclusionary rule irrational support under lying a rational decision in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on and parole v. Scott" Arkansas Law Review, vol.16,1999.
[19]Joan Petersilia:"parole and prisoner reentry in United States", Crime and Justice,vol.6,1999.
[20]Timothy P. Cadigan:"the whole community corrections picture", Federal Probation, vol.11, June,1998.
[21]Mike A. Cable:"limiting parole:required consideraction of stat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received by the parole board", Pacific Law Journal, vol.12, Spring,1997.
[22]James m. binnall:"Deterrence is down and social costs are up:a parolee revisits Pennsylvania board of probatition and parole v. scott", Vermont law review, vol.35, Fall 2007.
[1]Simpson Edit:《The Oxford Enlish Dictionary》 vol.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Title 42 USC Section 1983 Information", http://www. Famil yrightsassociation. com/info/law/title42sec1983/.
[3]CDCR:"correctional peace officers",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California_Department_of_Corrections_and_Rehabilitation#Parole.
[4]"American Probation & Parole Association and Project Safe Neighborhoods", http:// www. appa-net. org/psn/default. html.
[5]Texas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Members of the Texas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http://www. tdcj. state. tx. us/bpp/brd_members/brd_members. html.
[6]"Probation and Parole statistics", http://www. ojp. usdoj.gov/bjs/pandp. htm.
[7]"Certificate of Employability", http://www. bop. state, ia. us/coe. Asp.
[8]the U. K. Parole Board:"Policy and guidance", http://www. paroleboard. gov. uk/policy_and_gu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