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生活垃圾分类为何收效甚微——兼论强制分类时代下的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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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代。为何历次生活垃圾分类都收效甚微?检视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试点思路、分类标准、参与主体、系统管理、政策工具等,是制约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建立适合国情的现代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应明确渐进试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分类思路,构建兼顾直观性和优先性并实行增量优化的分类标准,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的分类格局,建立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分类机制,实施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补充的政策工具。期待此次上海垃圾分类成为新的起点。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put into effect in 2017, China has entered the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era of domestic waste. B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pilot ideas,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participating subjects, system management and policy tools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set up the moder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national conditions,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classification idea combining gradual pilot with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construct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with consideration of intuition, priority and incremental optimization; form the classification pattern combining government leading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establish the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combining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hesion; implement the classification policy tools complement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centiv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put into effect in 2017, China has entered the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era of domestic waste. B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pilot ideas,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participating subjects, system management and policy tools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set up the moder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national conditions,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classification idea combining gradual pilot with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construct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with consideration of intuition, priority and incremental optimization; form the classification pattern combining government leading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establish the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combining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hesion; implement the classification policy tools complement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centives.
引文
(1)鲁先锋:《垃圾分类管理中的外压机制与诱导机制》,《城市问题》2013年第1期。
(2)孟小燕:《基于结构方程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资源科学》2019年第6期;陈绍军等:《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9期;谭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3)卫张宁、赵宇鹏:《垃圾分类真就这么难?》,《齐鲁周刊》2015年第28期。
(1)任胜利等:《垃圾分类收集利用:正是负重躬行时》,《人民日报》2008年8月26日;IUD中国政务舆情监测中心:《强力推进垃圾分类的“广州范本”》,《领导决策信息》2012年第33期。
(2)“尧化模式”是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当地一家环保科技企业合作,以“垃圾换物”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绿色账户模式”是将部分商家的优惠活动整合到“绿色账户”平台中,通过“分类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兑换可获益”来促进市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以提高分类减量为目标的正向激励机制。
(1)杨雪冬:《改革试点的走样变形》,《北京日报》2014年5月12日。
(2)陈子玉等:《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研究——以南京市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3期。
(1)龙钢、袁玮:《不服劝阻还掐昏垃圾分类指导员》,《新民晚报》2019年7月9日。
(1)薛立强、范文宇:《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的公共管理问题:国内研究述评及展望》,《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1 期。
(2)徐林、凌卯亮、卢昱杰:《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
(1)陈玺撼:《2020年居民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解放日报》2018年7月31日。
(1)薛立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六大矛盾及其破解路径》,《城市问题》2015年第7期。
(2)田泓:《日本垃圾分类严苛好处多》,《人民日报》2017年2月15日。
(3)王海燕:《〈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今起实施》,《解放日报》 2019年7月1日;肖贵玉:《关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 http://www.spcsc.sh.cn/n1939/n2440/n5781/u1ai190024.html。
(4)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张莉萍、张中华:《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刘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今挂牌改变城市管理“九龙治水”局面》,《北京日报》2016年7 月28日。
(1)鲁先锋:《垃圾分类管理中的外压机制与诱导机制》,《城市问题》2013年第1期。
(2)茅冠隽:《崇明表彰七万垃圾分类达人底气何在》,《解放日报》2019年6月27日。
(3)张莉萍、张中华:《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
(2)孟小燕:《基于结构方程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资源科学》2019年第6期;陈绍军等:《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9期;谭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3)卫张宁、赵宇鹏:《垃圾分类真就这么难?》,《齐鲁周刊》2015年第28期。
(1)任胜利等:《垃圾分类收集利用:正是负重躬行时》,《人民日报》2008年8月26日;IUD中国政务舆情监测中心:《强力推进垃圾分类的“广州范本”》,《领导决策信息》2012年第33期。
(2)“尧化模式”是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当地一家环保科技企业合作,以“垃圾换物”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绿色账户模式”是将部分商家的优惠活动整合到“绿色账户”平台中,通过“分类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兑换可获益”来促进市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以提高分类减量为目标的正向激励机制。
(1)杨雪冬:《改革试点的走样变形》,《北京日报》2014年5月12日。
(2)陈子玉等:《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研究——以南京市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3期。
(1)龙钢、袁玮:《不服劝阻还掐昏垃圾分类指导员》,《新民晚报》2019年7月9日。
(1)薛立强、范文宇:《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的公共管理问题:国内研究述评及展望》,《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1 期。
(2)徐林、凌卯亮、卢昱杰:《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
(1)陈玺撼:《2020年居民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解放日报》2018年7月31日。
(1)薛立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六大矛盾及其破解路径》,《城市问题》2015年第7期。
(2)田泓:《日本垃圾分类严苛好处多》,《人民日报》2017年2月15日。
(3)王海燕:《〈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今起实施》,《解放日报》 2019年7月1日;肖贵玉:《关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 http://www.spcsc.sh.cn/n1939/n2440/n5781/u1ai190024.html。
(4)吕维霞、杜娟:《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张莉萍、张中华:《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刘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今挂牌改变城市管理“九龙治水”局面》,《北京日报》2016年7 月28日。
(1)鲁先锋:《垃圾分类管理中的外压机制与诱导机制》,《城市问题》2013年第1期。
(2)茅冠隽:《崇明表彰七万垃圾分类达人底气何在》,《解放日报》2019年6月27日。
(3)张莉萍、张中华:《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