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史学的近代传承--以三家新通史与赵翼史学关联为中心
摘要
民国时期,赵翼史学引起学界关注,他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成为中国通史创作的一大渊源,时人撰写新通史时普遍借鉴其成果,邓之诚、周谷城和钱穆三家尤为典型。比较而言,邓之诚侧重吸收,延续了赵翼的史学观点和历史编纂思想;周谷城倾向改良,借用赵翼的史料阐明"历史完形"理论;钱穆偏向融会,结合新方法发展赵翼史学。三人治学门径不同,却同样关注《廿二史札记》,他们传承赵翼史学的方式呈现出史学现代化过程中三种典型的治学路径。由此可见,赵翼史学可以作为了解传统史学现代化转型的切入点。分析这三部通史对赵翼史学的不同取舍,有助于彰显传统史学现代化转型的不同面向、挖掘传统学术中蕴含的现代性因素。
引文
[1]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宋学勤.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3]王记录.《中华二千年史》的特色与邓之诚的史学思想[J].兰州学刊,1997,(4).
[4]刘蕙孙.中国文化史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王春瑜.庙门灯火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8]陈新权.周谷城和赵翼——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是怎样抄袭封建文人赵翼的[N].解放日报,1965-01-29.
[9]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莫志斌.周谷城传[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刘永祥.“新史学”与周谷城的通史编纂[J].人文杂志,2015,(2).
[1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3]钱穆口述,叶龙整理.讲学札记[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7]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8]蒙默.蒙文通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1]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学人谢贵安指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也绝非只缘于西方史学东传的外部原因,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中国传统史学内部求变求新的内在驱动下,受到不断输入的西方史学的影响,才转型成功的。”(参见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陈其泰也认为:“外来影响只是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其内在根据还得从中国史学发展本身去寻找。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参见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2)当今学界对于赵翼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有关赵翼史学的近代接受研究并未引起太多重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个案。如罗炳良《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97页)、单磊《钱穆〈国史大纲〉承袭赵翼著作考述》(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242页)。以上两文对笔者启发良多,但单一的个案研究并不能展示赵翼史学接受的全貌。鉴于此,本文选择了邓之诚、周谷城、钱穆这三个学术风格迥异的学者作为个案,以图凸显民国赵翼学的多面性。
(1)章学诚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1)笔者统计此数据时以征引次数为准,涉及对同一条目多次征引的情况则算作多次。
(2)赵梅春在《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指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通史的撰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表现是形成了系统的中国通史理论,反映新型中国通史撰述开始成熟。如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二周说,钱穆的文化生命史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所建立的中国通史新体系,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张荫麟有关史实的选择和综合的理论等。参见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页。
(1)所谓“革新派”其实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一派,此派多提倡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钱穆对“革新派”的评价可窥探其对待西学的态度。他指出此派的优点在于“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时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缺点在于“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据此可知,钱穆既承认西方史学在理论性、系统性上的优势,也指出其乏于史料的缺陷。
(1)有趣的是,如何炳松、刘咸炘、柳诒徵等反感于胡适、傅斯年者,多推崇赵翼。关于他们对赵翼的评价,例如何炳松称:“综合史事示人以比事属辞之法者,莫过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赵翼之《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见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柳诒徵称:“赵书于条列历代事象与风气外,亦兼述各史之义例,实兼《尚书》《春秋》两家之长。”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刘咸炘亦称:“赵瓯北《廿二史札记》将散见纪传者,分条类列,寻出一代特具之事象风气,梁启超称为善为归纳的说明是也……既非如考据家之僻搜,又非学究家之不考而击断,最为可法。”见刘咸炘:《刘咸炘论史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2)《廿二史札记》虽名为“廿二史”,实是“二十四史”,因为《唐书》《五代史》各包含新、旧两部。
[2]宋学勤.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3]王记录.《中华二千年史》的特色与邓之诚的史学思想[J].兰州学刊,1997,(4).
[4]刘蕙孙.中国文化史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王春瑜.庙门灯火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8]陈新权.周谷城和赵翼——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是怎样抄袭封建文人赵翼的[N].解放日报,1965-01-29.
[9]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莫志斌.周谷城传[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刘永祥.“新史学”与周谷城的通史编纂[J].人文杂志,2015,(2).
[1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3]钱穆口述,叶龙整理.讲学札记[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7]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8]蒙默.蒙文通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1]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学人谢贵安指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也绝非只缘于西方史学东传的外部原因,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中国传统史学内部求变求新的内在驱动下,受到不断输入的西方史学的影响,才转型成功的。”(参见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陈其泰也认为:“外来影响只是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其内在根据还得从中国史学发展本身去寻找。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参见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2)当今学界对于赵翼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有关赵翼史学的近代接受研究并未引起太多重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个案。如罗炳良《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97页)、单磊《钱穆〈国史大纲〉承袭赵翼著作考述》(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242页)。以上两文对笔者启发良多,但单一的个案研究并不能展示赵翼史学接受的全貌。鉴于此,本文选择了邓之诚、周谷城、钱穆这三个学术风格迥异的学者作为个案,以图凸显民国赵翼学的多面性。
(1)章学诚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1)笔者统计此数据时以征引次数为准,涉及对同一条目多次征引的情况则算作多次。
(2)赵梅春在《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指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通史的撰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表现是形成了系统的中国通史理论,反映新型中国通史撰述开始成熟。如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二周说,钱穆的文化生命史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所建立的中国通史新体系,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张荫麟有关史实的选择和综合的理论等。参见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页。
(1)所谓“革新派”其实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一派,此派多提倡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钱穆对“革新派”的评价可窥探其对待西学的态度。他指出此派的优点在于“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时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缺点在于“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据此可知,钱穆既承认西方史学在理论性、系统性上的优势,也指出其乏于史料的缺陷。
(1)有趣的是,如何炳松、刘咸炘、柳诒徵等反感于胡适、傅斯年者,多推崇赵翼。关于他们对赵翼的评价,例如何炳松称:“综合史事示人以比事属辞之法者,莫过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赵翼之《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见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柳诒徵称:“赵书于条列历代事象与风气外,亦兼述各史之义例,实兼《尚书》《春秋》两家之长。”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刘咸炘亦称:“赵瓯北《廿二史札记》将散见纪传者,分条类列,寻出一代特具之事象风气,梁启超称为善为归纳的说明是也……既非如考据家之僻搜,又非学究家之不考而击断,最为可法。”见刘咸炘:《刘咸炘论史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2)《廿二史札记》虽名为“廿二史”,实是“二十四史”,因为《唐书》《五代史》各包含新、旧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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