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思辨与淹贯之境——陈旭麓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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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旭麓先生是在大学时代就已崭露头角的有思想的史学家和有学术的思想者,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由国学转向近代史研究后,先生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孜孜求索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即使是在大批判的吼声湮没一切的严酷年代里,仍坚持以爝火萤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症结。"文革"结束后,先生在事变启导的严峻反思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最终完成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
CHEN Xu-lu,who has shown his talents since his college days,is a historian with deep insights and a thinker with strong academic background.Since he shifted his focus from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end of 1940s and the beginning of 1950s,CHEN has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the complicated and rapidly changing modern society,exploring the soci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century as well as its future.Even in the tough time of"mass criticism",CHEN still made great efforts to diagnose the national crisis by himself.After the"Cultural Revolution",CHEN,with his serious reflection on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century,he finally accomplished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metabolism".
CHEN Xu-lu,who has shown his talents since his college days,is a historian with deep insights and a thinker with strong academic background.Since he shifted his focus from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end of 1940s and the beginning of 1950s,CHEN has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the complicated and rapidly changing modern society,exploring the soci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century as well as its future.Even in the tough time of"mass criticism",CHEN still made great efforts to diagnose the national crisis by himself.After the"Cultural Revolution",CHEN,with his serious reflection on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century,he finally accomplished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metabolism".
引文
(1)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自序》,氏著《陈旭麓文集》第4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6页。
(2)旭麓先生初名陈修禄,在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读书时改名旭麓,湖南话修、旭同音。笔名有老陈、林父、陈今、岳山等。
(3)湘乡是个大县,有一百多万人口,1949年后拆分为湘乡、双峰二县,先生故乡划属双峰。
(1)先生于1956年写的一篇《干部自传》曾提到这本集子,说该集子内容主要是旧诗,也有文章,多为风花雪月、感时伤逝之作。该集久觅未见,但从孔道国专的校刊上仍可查到若干先生当年所作诗词。
(2)先生此前从未进过新式学校,更无高中文凭。在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国家教育部审核学籍时查出他没有正式的中学毕业文凭,勒令将其退学。大夏大学注册主任(相当于副教务长)蓝春池告诉先生:“你已学的成绩完全不作数,再从一年级读起,以同等学历报部。”先生固然懊恼,但学校没有要他退学,已算很宽厚了。先生只得屈从,但不愿再读中文系,乃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从头学起。
(3)该书系马宗荣、谢六逸主编的《中学复习受验丛书》中的一种,署陈旭麓编、姚薇元校。
(4)《贵州日报·文史(周刊)》由大夏大学文史研究室主编。
(5)陈旭麓:《干部自传》,写于1956年3月20日。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6)陈旭麓:《浮想偶存·诗词》,氏著《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323页。
(1)陈旭麓:《浮想偶存·诗词》,氏著《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323-324页。
(2)在大夏大学复员以后出版的各卷《大夏周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先生的文章,如《大夏大学内迁十年纪事》《江上秋风》《文凭与工作》《小吴》等等。
(1)陈旭麓:《中国还需要革命》,《时与文》第2卷,第4期。
(2)陈旭麓:《干部自传》,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3)夏渌:《致陈旭麓先生家属的唁函》,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23页。
(1)见《当前的学生问题》,《中建》半月刊(北平版)第1卷第7期。
(2)陈旭麓:《暑假话大学》,《大公报》1947年8月7日。
(1)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另见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65-166页。
(2)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粱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参见陈旭麓:《答〈历史学习〉十问》,氏著《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539页。
(3)虽然1949年前已出版过一些极有见地的著作,如蒋廷黻、吕思勉、陈恭禄、范文澜等人写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史》,以及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皆各有见地,堪称经典。但就总体而言,除个别专题如太平天国研究基础比较厚实外,大都是轮廓式的。
(4)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先生历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兼任研究生处处长,1961年至1965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此外,先生还受上级委派,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师生按照上级的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1965年9月到1966年8月,奉命率队赴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5)如“三反五反”、“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等等,除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外,先生还经常奉命带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或被借调去研究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1964年被借调北京,研究中苏、中蒙边境问题,这些活动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一年半载,更不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学习”活动。
(1)见先生1982年10月9日致沈渭滨函,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475页。
(1)这些版本包括1883年天津广仁堂刻本,1884年豫章刻本,1892年“敏德堂潘校刻”本,1897年的“丰城余氏刻”本、“韬园老民(王韬)校印”本、“文瑞楼石印”本、“聚丰坊校刻”本等,1898年的“北洋石印官书局印”本、“上海石印”本及冯氏家刻本,1904年的甘肃官书局刻本。
(2)(3)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氏著《陈旭麓文集》第2卷,第45-54页;第47页。
(1)见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
(2)据孙思白先生当年的日记记载,先生所写或所改各稿往往最获好评,职是之故,先生有时亦不免流露出“骄盈之气”。彭明先生在《怀念旭麓》一文回忆说:“由于他(指陈旭麓先生)旧学根底好,新学(马克思主义)又用得深,所以我这个小弟弟(在几位主编中,以我最为年轻)很敬重他。加以他对人坦诚、热情,所以我所写成的稿子总是愿意先请他看看和帮助修改。”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53页。
(3)第一卷于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6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卷于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卷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三卷同时由人民出版社重印。
(4)这套在特殊年代开始编纂的丛书,先生自己当然并不满意,1983年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曾提及已把该书的日译本(将丛书中十大事件汇编为《中国近代史》)转译为俄文本。不久后,先生在写给学生的一封信函中提及此事说:“他们为什么对这部汇集的书发生兴趣?我看可能是由于正统观念比较合他们的胃口。”见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538页。
(5)该丛刊的整理与出版过程颇为曲折,直到2002年才出齐。有关详情,可参阅该丛刊责任编辑朱金元的回忆:《我所知道的汪熙先生与“盛档选辑丛书”》,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2日。
(1)陈旭麓:《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氏著《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515页。
(2)周武:《苍凉的黄昏---晚年陈旭麓与新时期中国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陈旭麓:《写在〈中国近代史词典〉出版之后》,《辞书书讯》1983年3月1日。
(4)《中国近代史词典补编》写在一本练习簿上,共写满19页。
(1)这套丛书由先生主编,前后共出版32种。但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各书均未署名,“文革”后续所出诸书才实至名归在版权页上标出“陈旭麓主编”字样。后因中宣部授权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编纂《祖国丛书》,其中相关拟目与《近代史丛书》雷同。局部服从整体,先生决定将《近代史丛书》纳入《祖国丛书》计划,不再单独组织力量续编。
(2)参见费成康:《忆旭麓先生》,《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103页。
(1)《宋教仁集》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集外集》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另见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65-166页。
(2)旭麓先生初名陈修禄,在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读书时改名旭麓,湖南话修、旭同音。笔名有老陈、林父、陈今、岳山等。
(3)湘乡是个大县,有一百多万人口,1949年后拆分为湘乡、双峰二县,先生故乡划属双峰。
(1)先生于1956年写的一篇《干部自传》曾提到这本集子,说该集子内容主要是旧诗,也有文章,多为风花雪月、感时伤逝之作。该集久觅未见,但从孔道国专的校刊上仍可查到若干先生当年所作诗词。
(2)先生此前从未进过新式学校,更无高中文凭。在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国家教育部审核学籍时查出他没有正式的中学毕业文凭,勒令将其退学。大夏大学注册主任(相当于副教务长)蓝春池告诉先生:“你已学的成绩完全不作数,再从一年级读起,以同等学历报部。”先生固然懊恼,但学校没有要他退学,已算很宽厚了。先生只得屈从,但不愿再读中文系,乃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从头学起。
(3)该书系马宗荣、谢六逸主编的《中学复习受验丛书》中的一种,署陈旭麓编、姚薇元校。
(4)《贵州日报·文史(周刊)》由大夏大学文史研究室主编。
(5)陈旭麓:《干部自传》,写于1956年3月20日。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6)陈旭麓:《浮想偶存·诗词》,氏著《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323页。
(1)陈旭麓:《浮想偶存·诗词》,氏著《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323-324页。
(2)在大夏大学复员以后出版的各卷《大夏周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先生的文章,如《大夏大学内迁十年纪事》《江上秋风》《文凭与工作》《小吴》等等。
(1)陈旭麓:《中国还需要革命》,《时与文》第2卷,第4期。
(2)陈旭麓:《干部自传》,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3)夏渌:《致陈旭麓先生家属的唁函》,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23页。
(1)见《当前的学生问题》,《中建》半月刊(北平版)第1卷第7期。
(2)陈旭麓:《暑假话大学》,《大公报》1947年8月7日。
(1)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另见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65-166页。
(2)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粱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参见陈旭麓:《答〈历史学习〉十问》,氏著《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539页。
(3)虽然1949年前已出版过一些极有见地的著作,如蒋廷黻、吕思勉、陈恭禄、范文澜等人写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史》,以及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皆各有见地,堪称经典。但就总体而言,除个别专题如太平天国研究基础比较厚实外,大都是轮廓式的。
(4)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先生历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兼任研究生处处长,1961年至1965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此外,先生还受上级委派,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师生按照上级的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1965年9月到1966年8月,奉命率队赴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5)如“三反五反”、“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等等,除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外,先生还经常奉命带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或被借调去研究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1964年被借调北京,研究中苏、中蒙边境问题,这些活动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一年半载,更不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学习”活动。
(1)见先生1982年10月9日致沈渭滨函,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475页。
(1)这些版本包括1883年天津广仁堂刻本,1884年豫章刻本,1892年“敏德堂潘校刻”本,1897年的“丰城余氏刻”本、“韬园老民(王韬)校印”本、“文瑞楼石印”本、“聚丰坊校刻”本等,1898年的“北洋石印官书局印”本、“上海石印”本及冯氏家刻本,1904年的甘肃官书局刻本。
(2)(3)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氏著《陈旭麓文集》第2卷,第45-54页;第47页。
(1)见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
(2)据孙思白先生当年的日记记载,先生所写或所改各稿往往最获好评,职是之故,先生有时亦不免流露出“骄盈之气”。彭明先生在《怀念旭麓》一文回忆说:“由于他(指陈旭麓先生)旧学根底好,新学(马克思主义)又用得深,所以我这个小弟弟(在几位主编中,以我最为年轻)很敬重他。加以他对人坦诚、热情,所以我所写成的稿子总是愿意先请他看看和帮助修改。”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53页。
(3)第一卷于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6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卷于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卷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三卷同时由人民出版社重印。
(4)这套在特殊年代开始编纂的丛书,先生自己当然并不满意,1983年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曾提及已把该书的日译本(将丛书中十大事件汇编为《中国近代史》)转译为俄文本。不久后,先生在写给学生的一封信函中提及此事说:“他们为什么对这部汇集的书发生兴趣?我看可能是由于正统观念比较合他们的胃口。”见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538页。
(5)该丛刊的整理与出版过程颇为曲折,直到2002年才出齐。有关详情,可参阅该丛刊责任编辑朱金元的回忆:《我所知道的汪熙先生与“盛档选辑丛书”》,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2日。
(1)陈旭麓:《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氏著《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515页。
(2)周武:《苍凉的黄昏---晚年陈旭麓与新时期中国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陈旭麓:《写在〈中国近代史词典〉出版之后》,《辞书书讯》1983年3月1日。
(4)《中国近代史词典补编》写在一本练习簿上,共写满19页。
(1)这套丛书由先生主编,前后共出版32种。但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各书均未署名,“文革”后续所出诸书才实至名归在版权页上标出“陈旭麓主编”字样。后因中宣部授权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编纂《祖国丛书》,其中相关拟目与《近代史丛书》雷同。局部服从整体,先生决定将《近代史丛书》纳入《祖国丛书》计划,不再单独组织力量续编。
(2)参见费成康:《忆旭麓先生》,《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103页。
(1)《宋教仁集》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集外集》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另见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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