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造性适应到创造性转化:社会学的中国主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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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如乡村建设和工业化方案,文化建设如家庭存废,以及学科建设如社会学的中国化等各项现代化探索。这三类活动不仅在主题上有某些共通性,如家庭同公共性的关系,而且贯穿着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的互构等基本线索。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不同知识分子在是"创造性地适应"西方文明还是在中西之间"创造性转化"地再造新文明之间有着分歧,但他们从来没有偏离中西古今框架,没有背弃重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目标。今天,要确立社会学的中国主体地位,需要以反思这段历程为基础,汲取他们的总体性视野和历史意识,在中西古今之间开展艰难的创造性转化工作。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se include r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debating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riage and family,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Both three types of projects share the common them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public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between academia and society. More importantly, although intellectuals disagree on the issue that whether China should conduct "creative adapt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reconstruct a new civilization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hey never devi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imilarly, they never abandon the goal of rebuil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academia.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today,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is history, draw on its overall vision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and strive to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se include r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debating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riage and family,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Both three types of projects share the common them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public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between academia and society. More importantly, although intellectuals disagree on the issue that whether China should conduct "creative adapt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reconstruct a new civilization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hey never devi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imilarly, they never abandon the goal of rebuil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academia.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today,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is history, draw on its overall vision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and strive to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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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性适应”在晏阳初文本中的原词是“创应”,英译为creative adaption;“创造性转化”在林毓生的不同文本中的表达有些微差别,但都对应于英文creative transformation。
(2)三民主义的直接来源是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思想。
(1)孙中山(2011:86)的“个人自由”指“每个小单位在一个大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
(2)《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见梁漱溟,2011b:330。
(3)乡村运动的各派别之间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多同气相求。如米迪刚开启了乡村运动的先河,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也尝试汇入这条河流中。梁漱溟同王鸿一过从甚密,不仅受王鸿一之托到曹县创办重化学院,而且王鸿一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王鸿一,2013b:46),王鸿一发表在《村治月刊》上的文章“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亦由梁写跋。
(1)米迪刚父子的村治实践效果如何,文献较少记载,只有晏阳初(2014:352)在交代定县平教运动由来时有语焉不详的介绍。米迪刚父子在翟城村采取捣毁庙宇的激进手段来推进农村改良,遭到村民的普遍反对,因而流于失败,父子俩在郁闷中染上毒瘾。米氏父子之所以捣毁庙宇,很可能是想把乡村完全纳入家族主义轨道,通过井田制和家族传统的有效结合而完成社会(改良)主义的使命。
(2)米迪刚的同道、《中华报》主笔尹仲材(1968b)专文讨论了村治的学理和法理基础及其历史演变,以证明村治同民权主义的内在关联。
(1)米迪刚的这两个立场似乎代表了当时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如他的同道、同样东渡日本留学的王鸿一(2013a,2013b)对这两点作过更为细致的论证。另外,米迪刚所谓的“国家主义”对内可能指国家的高度集权,对外可能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似,因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参见吴文藻,2010:399)。
(2)当然,他没有回避信仰的力量,他对平教会会徽的诠释就直白地表达了这一点(晏阳初,1990:13)。
(1)对新教育的这种反思和批判在当时知识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如晏阳初、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都有过相似的表达,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相似。
(1)对政治作用的这种贬低同梁的思想和现实是矛盾的,因为不仅他的每一次乡建实践都因政治而起、因政治而终,而且他承认经济问题的处理有赖于政府。
(1)梁漱溟对工业的功能抱持严重的怀疑态度,认为工业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而且,“所谓工业呢,能养活几个人?”(梁漱溟,2011b:347)
(1)梁漱溟对自治的这种极端化理解与中国传统并不一致,也与当时乡建领袖们的想法有所差异。如王鸿一(2013a:41)认为“政权公诸天下,治权付之贤能”,此乃“全民政治”的核心。
(2)村治的性质,即是自治还是政治,抑或是学术引导和帮助下的自治还是政治引导和帮助下的自治,是当时村治讨论的核心话题(参见尹仲材,2013;吕振羽,2013a)。
(1)吴景超的思想到抗战期间表现得更为激进,这跟战时需求联系在一起。这种激进在晏阳初1937年之后的演讲中也很明显(参见晏阳初,2014)。但梁漱溟和费孝通的思想,一个发生在抗战前,一个发生在抗战后,二人的温和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2)的确,从频密的通信中可以发现,晏阳初在平教运动期间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募捐,他频繁接待访客和拜访中外各界人士,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参见晏阳初,1989)。
(1)费孝通的立论前提是中国无法短时间内彻底解决吴景超所说的“第四种国家”的性质。他说:“假如都市工业能很快地把乡村人口吸收到都市里去,使留在乡村里的农民能得到完全靠土地生产来维持生活的农场,这问题自然简单了。”但是,“大规模工业化有多少可能?”他继续指出:“我个人也是主张减少人口的,但是我认为在事实上中国能维持现在这数目不再增加已经不是件易事。所以在我们为中国经济前途打算时,最好承认这庞大人口的事实。”(费孝通,2012:86-87)
(1)即孔子(Confucius)、耶稣(Christ)、苦力(Coolies)。参见晏阳初,2014:482。
(1)如上文引文中所显示的,梁漱溟用“融合”表达这种尝试。但是,“创造性转化”比“融合”更能呈现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再造新文化的复杂和能动机制。
(1)整体性或曰系统性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坚持的基本原则,即愚穷弱私相互配合,工业农业彼此支持,从局部实验向全国乃至世界普及。
(2)晏阳初与梁漱溟在乡建运动上更多和更细致的差异,参见吴飞(2009)和熊春文(2007)的论文。
(1)潘光旦(2014d)在《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一文中照录了1930年4月19日《申报》刊登的立法院宴请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吴稚晖等讨论亲属法立法中的姓、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报道,报道再现了八位发言人发表的观点。这些讨论可谓是家庭存废之争的高潮,并直接影响了1931年颁定的《民法亲属编·婚姻章》。
(1)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中,潘光旦(2010:26)对人文生物学的三要素及其间的关系有更为准确的论述。他指出遗传、环境和文化构成人文生物学的“生命的三角”,其中,遗传是最为根本的,“生物遗传的力量,应用到地理环境上去,便产生文化;遗传越优越,环境越良好,文化便越发达”。反过来,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产对于遗传亦有影响。这个三角体现了潘光旦在处理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允执其中”和“中和位育”的中国态度(参见周飞舟,2017)。
(1)可能受当时优生学本身的局限,潘光旦(2014c:185)在分析婚姻法和从“门地婚姻”转向“血缘婚姻”时,未曾注意近亲结婚对种族绵延和质量的伤害,反而强调其积极的种族效果和文化效果相得益彰。
(1)吴文藻(2010:435)从学科分界角度指出,社会学对社区及其演变的研究应该限定在现代和近代,即明末清初以后的社区生活,此前的社区生活属于历史学家或者历史社会学家的园地。但反过来说,这恰恰表明他对社区生活的时间维度的重视,表明他把社区当作一个历史绵延和变迁的整体来看待。
(1)叶启政(2017)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初创时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背景以及在这些背景下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和现实取向作了具体介绍。这个时代正好是吴文藻、吴景超等人在美国求学的时期,他们选择到美国学习社会学,与他们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的认识以及美国社会学同美国社会改造的关系以及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改造和建设之价值的认识和期待有着内在关联。譬如,“美国例外主义”即美国特色论对美国社会学之创生的推动在吴文藻和孙本文等中国学者身上的体现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孙本文(2011:317-320)1947年对中国注册社会学者的统计,在110位海归社会学者中,有70人曾经求学于美国,其他在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以及比利时五国留学归国社会学者加起来不足40人,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者的深刻影响。
(2)《蒙古包》是吴文藻少有的实地社区研究文献的代表。文章虽然着重于描述蒙古包的空间结构,但作者揭示的是蒙古人的居住方式同其物质环境以及文化程度之间的契合性,看到了蒙古人的生业对其居住方式、其居住方式对其社会组织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改造蒙古人生活的可能路径(吴文藻,2010:430)。
(1)“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而且,“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晏阳初,2014:399)
(1)周雪光和赵伟(2009)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组织研究趋向的反思,可以作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注脚:“对中国组织的研究常常建立在问卷调查和对组织现象的远距离、宏观层面观察的基础之上,而忽略了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在于理解和解释。学者们竞相投入大量精力去学习精密的统计技巧和追求大型数据,却往往以牺牲近距离观察和意义解析为代价。”
(1)参见孙行之:《专访阎云翔: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载“社会学视野”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16日。
(1)应星(2018)主张“充分发掘和品味生活中已有的概念”,而将“带着移植过来或自行杜撰的概念去田野中径直寻找证明”的做法批评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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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性适应”在晏阳初文本中的原词是“创应”,英译为creative adaption;“创造性转化”在林毓生的不同文本中的表达有些微差别,但都对应于英文creative transformation。
(2)三民主义的直接来源是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思想。
(1)孙中山(2011:86)的“个人自由”指“每个小单位在一个大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
(2)《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见梁漱溟,2011b:330。
(3)乡村运动的各派别之间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多同气相求。如米迪刚开启了乡村运动的先河,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也尝试汇入这条河流中。梁漱溟同王鸿一过从甚密,不仅受王鸿一之托到曹县创办重化学院,而且王鸿一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王鸿一,2013b:46),王鸿一发表在《村治月刊》上的文章“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亦由梁写跋。
(1)米迪刚父子的村治实践效果如何,文献较少记载,只有晏阳初(2014:352)在交代定县平教运动由来时有语焉不详的介绍。米迪刚父子在翟城村采取捣毁庙宇的激进手段来推进农村改良,遭到村民的普遍反对,因而流于失败,父子俩在郁闷中染上毒瘾。米氏父子之所以捣毁庙宇,很可能是想把乡村完全纳入家族主义轨道,通过井田制和家族传统的有效结合而完成社会(改良)主义的使命。
(2)米迪刚的同道、《中华报》主笔尹仲材(1968b)专文讨论了村治的学理和法理基础及其历史演变,以证明村治同民权主义的内在关联。
(1)米迪刚的这两个立场似乎代表了当时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如他的同道、同样东渡日本留学的王鸿一(2013a,2013b)对这两点作过更为细致的论证。另外,米迪刚所谓的“国家主义”对内可能指国家的高度集权,对外可能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似,因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参见吴文藻,2010:399)。
(2)当然,他没有回避信仰的力量,他对平教会会徽的诠释就直白地表达了这一点(晏阳初,1990:13)。
(1)对新教育的这种反思和批判在当时知识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如晏阳初、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都有过相似的表达,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相似。
(1)对政治作用的这种贬低同梁的思想和现实是矛盾的,因为不仅他的每一次乡建实践都因政治而起、因政治而终,而且他承认经济问题的处理有赖于政府。
(1)梁漱溟对工业的功能抱持严重的怀疑态度,认为工业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而且,“所谓工业呢,能养活几个人?”(梁漱溟,2011b:347)
(1)梁漱溟对自治的这种极端化理解与中国传统并不一致,也与当时乡建领袖们的想法有所差异。如王鸿一(2013a:41)认为“政权公诸天下,治权付之贤能”,此乃“全民政治”的核心。
(2)村治的性质,即是自治还是政治,抑或是学术引导和帮助下的自治还是政治引导和帮助下的自治,是当时村治讨论的核心话题(参见尹仲材,2013;吕振羽,2013a)。
(1)吴景超的思想到抗战期间表现得更为激进,这跟战时需求联系在一起。这种激进在晏阳初1937年之后的演讲中也很明显(参见晏阳初,2014)。但梁漱溟和费孝通的思想,一个发生在抗战前,一个发生在抗战后,二人的温和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2)的确,从频密的通信中可以发现,晏阳初在平教运动期间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募捐,他频繁接待访客和拜访中外各界人士,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参见晏阳初,1989)。
(1)费孝通的立论前提是中国无法短时间内彻底解决吴景超所说的“第四种国家”的性质。他说:“假如都市工业能很快地把乡村人口吸收到都市里去,使留在乡村里的农民能得到完全靠土地生产来维持生活的农场,这问题自然简单了。”但是,“大规模工业化有多少可能?”他继续指出:“我个人也是主张减少人口的,但是我认为在事实上中国能维持现在这数目不再增加已经不是件易事。所以在我们为中国经济前途打算时,最好承认这庞大人口的事实。”(费孝通,2012:86-87)
(1)即孔子(Confucius)、耶稣(Christ)、苦力(Coolies)。参见晏阳初,2014:482。
(1)如上文引文中所显示的,梁漱溟用“融合”表达这种尝试。但是,“创造性转化”比“融合”更能呈现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再造新文化的复杂和能动机制。
(1)整体性或曰系统性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坚持的基本原则,即愚穷弱私相互配合,工业农业彼此支持,从局部实验向全国乃至世界普及。
(2)晏阳初与梁漱溟在乡建运动上更多和更细致的差异,参见吴飞(2009)和熊春文(2007)的论文。
(1)潘光旦(2014d)在《姓、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一文中照录了1930年4月19日《申报》刊登的立法院宴请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吴稚晖等讨论亲属法立法中的姓、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报道,报道再现了八位发言人发表的观点。这些讨论可谓是家庭存废之争的高潮,并直接影响了1931年颁定的《民法亲属编·婚姻章》。
(1)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中,潘光旦(2010:26)对人文生物学的三要素及其间的关系有更为准确的论述。他指出遗传、环境和文化构成人文生物学的“生命的三角”,其中,遗传是最为根本的,“生物遗传的力量,应用到地理环境上去,便产生文化;遗传越优越,环境越良好,文化便越发达”。反过来,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产对于遗传亦有影响。这个三角体现了潘光旦在处理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允执其中”和“中和位育”的中国态度(参见周飞舟,2017)。
(1)可能受当时优生学本身的局限,潘光旦(2014c:185)在分析婚姻法和从“门地婚姻”转向“血缘婚姻”时,未曾注意近亲结婚对种族绵延和质量的伤害,反而强调其积极的种族效果和文化效果相得益彰。
(1)吴文藻(2010:435)从学科分界角度指出,社会学对社区及其演变的研究应该限定在现代和近代,即明末清初以后的社区生活,此前的社区生活属于历史学家或者历史社会学家的园地。但反过来说,这恰恰表明他对社区生活的时间维度的重视,表明他把社区当作一个历史绵延和变迁的整体来看待。
(1)叶启政(2017)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初创时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背景以及在这些背景下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和现实取向作了具体介绍。这个时代正好是吴文藻、吴景超等人在美国求学的时期,他们选择到美国学习社会学,与他们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的认识以及美国社会学同美国社会改造的关系以及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改造和建设之价值的认识和期待有着内在关联。譬如,“美国例外主义”即美国特色论对美国社会学之创生的推动在吴文藻和孙本文等中国学者身上的体现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孙本文(2011:317-320)1947年对中国注册社会学者的统计,在110位海归社会学者中,有70人曾经求学于美国,其他在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以及比利时五国留学归国社会学者加起来不足40人,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者的深刻影响。
(2)《蒙古包》是吴文藻少有的实地社区研究文献的代表。文章虽然着重于描述蒙古包的空间结构,但作者揭示的是蒙古人的居住方式同其物质环境以及文化程度之间的契合性,看到了蒙古人的生业对其居住方式、其居住方式对其社会组织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改造蒙古人生活的可能路径(吴文藻,2010:430)。
(1)“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而且,“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晏阳初,2014:399)
(1)周雪光和赵伟(2009)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组织研究趋向的反思,可以作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注脚:“对中国组织的研究常常建立在问卷调查和对组织现象的远距离、宏观层面观察的基础之上,而忽略了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在于理解和解释。学者们竞相投入大量精力去学习精密的统计技巧和追求大型数据,却往往以牺牲近距离观察和意义解析为代价。”
(1)参见孙行之:《专访阎云翔: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载“社会学视野”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16日。
(1)应星(2018)主张“充分发掘和品味生活中已有的概念”,而将“带着移植过来或自行杜撰的概念去田野中径直寻找证明”的做法批评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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