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研究(1948—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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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和、渐进的土改政策,以配合其全面治理南方新区的整体性战略。土改运动正式开展之前,湖南、贵州等地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先后领导了反霸与减租运动,以作为土改之前奏。土改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工作队下乡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政权深深地嵌入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然而,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团结本地干部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南下"绝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占领,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乡村土改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政治面貌、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框架。
Based on the double logic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CCP regime has implemented a relatively modest and gradual land reform policy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its overall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southern new area. The southward-cadres lead the anti-bandit hegemony movement and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before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officially launched, as the prelude of land reform. After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start,the southward-cadr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local cadres, land reform pilot, the work team to the countryside and other aspec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of southern new liberated area striding across revolutionary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 are some deviations i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the Southern New Area,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preserving the rich peasant economy, protect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uniting local cadres. These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nking stereotype of the southward-cadres. This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g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southward-cadres from old areas to new areas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Southward" is not only a mer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rural land reform which lead by the southward-cadres also greatly reshape the political outlook,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outhern new area, change the trajectory of a person's life, and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China's society.
Based on the double logic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CCP regime has implemented a relatively modest and gradual land reform policy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its overall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southern new area. The southward-cadres lead the anti-bandit hegemony movement and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before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officially launched, as the prelude of land reform. After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start,the southward-cadr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local cadres, land reform pilot, the work team to the countryside and other aspec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of southern new liberated area striding across revolutionary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ere are some deviations i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the Southern New Area,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preserving the rich peasant economy, protect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uniting local cadres. These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nking stereotype of the southward-cadres. This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g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southward-cadres from old areas to new areas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Southward" is not only a mer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rural land reform which lead by the southward-cadres also greatly reshape the political outlook,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outhern new area, change the trajectory of a person's life, and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China's society.
引文
① 详见田原史起《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主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216页;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刘大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与派遣》,《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丁龙嘉《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代雅洁《南下动员中系列链条的生成——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
②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为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下辖冀东区、冀中区、冀南区、冀鲁豫区、太行区、太岳区、晋中区、察哈尔省等。
(1)南方新区即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是一个相对于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等北方老区而存在的历史概念,主要包括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主要接管地区为湖南、贵州、福建、皖南和赣东北等地。因参与福建、皖南、赣东北等地接管工作的干部,除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以外,还有来自华东解放区、东北解放区的南下干部,而湖南、贵州两省的接管工作则均由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所负责和承担,因此,为了呈现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的整体性和特殊性,本文所论述的南方新区乡村土改主要以湖南、贵州两省为重点考察区域。
(2)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5页。
(3)《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地下党会师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1949年9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0页。
(4)《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5)《晋中南下区党委给华北局的报告(第二号)》(1949年5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013年印行,第47页。
(6)太岳第二专署:《二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84-01-04-03。
(7)《关于南调干部工作的报告》(1949年4月),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G07-0951-7。
(8)《土改法学习提纲》,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9)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10)《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1)《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
(12)《太行二分区边地群运经验》,《人民日报》1946年12月14日,第2版。
(13)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307页。
(14)中共毕节地委朱昌土改工作队:《朱昌乡土改工作总结》(1951年5月),中共贵州省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撼地惊天——毕节地区土地改革运动》,1995年印行,第276页。
(15)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7页。
(16)《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刘瑞龙在南下服务团作关于新区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49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152页。
(17)《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室关于贵阳市郊区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编:《贵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18)《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1950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07页。
(19)《地委关于土改地区开展群众性清匪反霸运动的指示》(1952年2月16日),毕节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1-27-5。
(20)武光:《下江南——忆1949年从华北南下长沙地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卷,2005年印行,第75页。
(21)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第147—148页。
(22)《德江县第四煎茶乡第一村检查工作报告》,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9-1-117。
(23)《西南近三百万妇女光荣参加农民协会》,《人民日报》1951年3月6日,第2版。
(24)赵畅:《冀南南下干部组成情况和经过》,山东省冠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冠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印行,第43页。
(25)《西南局对贵州清匪反霸结合减租退押的指示》,《贵州通讯》第19期(1951年1月)。
(26)《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1950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07页。
(27)李哲:《从冀南南下到沅江县的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2006年印行,第102页。
(28)《西南大部地区减租胜利结束》,《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第2版。
(29)《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1944年11月17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页。
(30)《徐运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1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2008年印行,第8页。
(31)《湘省减退运动总结报告》(1950年4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湖南省档案馆编印:《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1989年印行,第255页。
(32)《湖南农村展开减租运动,农民得到减租果实投入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第2版。
(33)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版,第129页。
(34)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第149页。
(35)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第3版。
(36)《中南局关于运用土改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指示》(1950年7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
(37)《贵州省实施土地改革补充办法》,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D-642-10。
(38)《徐运北在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1951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第124页。
(39)杨世泉:《沙县土地改革运动简述》,中共沙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沙县党史通讯》第4辑,1992年印行,第52页。
(40)杨浚:《我在永顺专署工作的三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2006年印行,第212页。
(41)《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D-65-10。
(42)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43)吴肃、张玉环:《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顾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回顾黔东南解放》第2辑,1986年印行,第11页。
(44)《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大批训练土改干部》,《人民日报》1950年8月12日,第2版。
(45)张震亚:《我主持的两期土改队员训练班》,怀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怀化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印行,第204页。
(46)崔黎、晓云:《皖南、皖北两地区土改准备工作将全部完成,整顿农会、训练干部、典型试验等工作均已进行》,《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5日,第2版。
(47)《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第309页。
(48)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49)《完成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1952年1月),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49—1952)》,2004年印行,第469页。
(50)秦光:《忆土改》,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委编印:《首批派瓯南下干部史料座谈专辑》,1988年印行,第33页。
(51)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1993年印行,第155页。
(52)中共洞口县委党史办、中共武冈市委党史办:《武冈的土地改革》,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新湖南之初》,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53)甄尚义:《在石埭县工作期间部分情况的回忆》,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54)《榕江车江乡土改宣传动员及重点村试划阶级情况报告》(1952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6-1-20。
(55)《普安县土改工作队、组领导成员登记表》(1951年6月),中共普安县委办公室、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普安县档案局编印:《中国共产党贵州省普安县土地改革史资料(1951—1953)》,2002年印行,第75—88页。
(56)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57)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56页。
(58)郑昌明:《忆小白水村的农民运动》,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41页。
(59)阎学贵等:《解放初期的芷江农民协会》,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294页。
(60)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57页。
(61)《晋冀鲁豫土地改革的基本总结》(1947年7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93页。
(62)《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1页。
(63)韩晓瑞:《忆芷江解放与建设》,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南下入怀纪念文集》,2005年印行,第83页。
(64)程士祥、丁作之、龚维:《南下干部在桃江》,湖南省桃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桃江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印行,第8页。
(65)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第90页。
(66)吴肃、张玉环:《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顾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回顾黔东南解放》第2辑,第25页。
(67)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供应问题》(1952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页。
(68)《苏振华同志在地书联席会议上传达西南局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村工作的精神》(1953年12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4)》,2009年印行,第204页。
(69)《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3页。
(70)《完成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1952年1月),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49—1952)》,第471页。
(71)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第129页。
(72)徐运北:《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土地改革——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1月7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第251页。
(73)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560页。
(74)萧乾:《从李嫒毑的一生看湖南农民的翻身》,《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第2版。
(75)石迈:《贵州一个军属的欢乐生活》,《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第6版。
(76)新华社中南总分社:《湖南沅江、湘乡等地农民热烈要求参军》(1950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26页。
(77)杜润生:《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1951年4月9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35页。
(78)《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2页。
(79)《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8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50年6月28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4页。
(81)《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编:《干部学习材料》第15辑,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1950年版,第90页。
(82)《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07—1008页。
(83)中央政策研究室:《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170页。
(84)杜润生:《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1951年4月9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37页。
(85)《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室关于贵阳市郊区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编:《贵阳解放》,第292页。
(86)《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和游击部队会师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1993年印行,第95页。
(87)《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与当地干部会师情况》,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51页。
(88)《上饶地委会师工作报告》,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17页。
(89)王志林:《从肥乡南下到汉寿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第161页。
(90)《庆祝湖南党的会师》(1949年8月2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420页。
(91)《省委、省工委统一合并,中共湖南党胜利会师》,《新湖南报》1949年8月27日,第1版。
(92)《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2—243页。
(93)《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一九五〇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193页。
(94)法元伟:《西南各地区惩治违法斗争的基本情况和经验》(195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245页。
(95)《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10页。
(96)《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85页。
(97)《全面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既须做完又须做好》,《长江日报》1952年12月9日,第1版。
(98)杜润生:《当前土地改革指导中的几个问题》,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宣传处编:《土地改革试点资料》,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②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为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下辖冀东区、冀中区、冀南区、冀鲁豫区、太行区、太岳区、晋中区、察哈尔省等。
(1)南方新区即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是一个相对于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等北方老区而存在的历史概念,主要包括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主要接管地区为湖南、贵州、福建、皖南和赣东北等地。因参与福建、皖南、赣东北等地接管工作的干部,除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以外,还有来自华东解放区、东北解放区的南下干部,而湖南、贵州两省的接管工作则均由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所负责和承担,因此,为了呈现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的整体性和特殊性,本文所论述的南方新区乡村土改主要以湖南、贵州两省为重点考察区域。
(2)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5页。
(3)《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地下党会师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1949年9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0页。
(4)《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5)《晋中南下区党委给华北局的报告(第二号)》(1949年5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013年印行,第47页。
(6)太岳第二专署:《二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84-01-04-03。
(7)《关于南调干部工作的报告》(1949年4月),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G07-0951-7。
(8)《土改法学习提纲》,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9)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10)《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1)《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
(12)《太行二分区边地群运经验》,《人民日报》1946年12月14日,第2版。
(13)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307页。
(14)中共毕节地委朱昌土改工作队:《朱昌乡土改工作总结》(1951年5月),中共贵州省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撼地惊天——毕节地区土地改革运动》,1995年印行,第276页。
(15)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7页。
(16)《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刘瑞龙在南下服务团作关于新区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49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152页。
(17)《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室关于贵阳市郊区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编:《贵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18)《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1950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07页。
(19)《地委关于土改地区开展群众性清匪反霸运动的指示》(1952年2月16日),毕节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1-27-5。
(20)武光:《下江南——忆1949年从华北南下长沙地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卷,2005年印行,第75页。
(21)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第147—148页。
(22)《德江县第四煎茶乡第一村检查工作报告》,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9-1-117。
(23)《西南近三百万妇女光荣参加农民协会》,《人民日报》1951年3月6日,第2版。
(24)赵畅:《冀南南下干部组成情况和经过》,山东省冠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冠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印行,第43页。
(25)《西南局对贵州清匪反霸结合减租退押的指示》,《贵州通讯》第19期(1951年1月)。
(26)《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1950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07页。
(27)李哲:《从冀南南下到沅江县的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2006年印行,第102页。
(28)《西南大部地区减租胜利结束》,《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第2版。
(29)《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1944年11月17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页。
(30)《徐运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1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2008年印行,第8页。
(31)《湘省减退运动总结报告》(1950年4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湖南省档案馆编印:《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1989年印行,第255页。
(32)《湖南农村展开减租运动,农民得到减租果实投入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第2版。
(33)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版,第129页。
(34)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第149页。
(35)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第3版。
(36)《中南局关于运用土改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指示》(1950年7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
(37)《贵州省实施土地改革补充办法》,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D-642-10。
(38)《徐运北在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1951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第124页。
(39)杨世泉:《沙县土地改革运动简述》,中共沙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沙县党史通讯》第4辑,1992年印行,第52页。
(40)杨浚:《我在永顺专署工作的三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2006年印行,第212页。
(41)《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D-65-10。
(42)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43)吴肃、张玉环:《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顾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回顾黔东南解放》第2辑,1986年印行,第11页。
(44)《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大批训练土改干部》,《人民日报》1950年8月12日,第2版。
(45)张震亚:《我主持的两期土改队员训练班》,怀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怀化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印行,第204页。
(46)崔黎、晓云:《皖南、皖北两地区土改准备工作将全部完成,整顿农会、训练干部、典型试验等工作均已进行》,《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5日,第2版。
(47)《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第309页。
(48)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49)《完成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1952年1月),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49—1952)》,2004年印行,第469页。
(50)秦光:《忆土改》,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委编印:《首批派瓯南下干部史料座谈专辑》,1988年印行,第33页。
(51)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1993年印行,第155页。
(52)中共洞口县委党史办、中共武冈市委党史办:《武冈的土地改革》,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新湖南之初》,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53)甄尚义:《在石埭县工作期间部分情况的回忆》,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54)《榕江车江乡土改宣传动员及重点村试划阶级情况报告》(1952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6-1-20。
(55)《普安县土改工作队、组领导成员登记表》(1951年6月),中共普安县委办公室、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普安县档案局编印:《中国共产党贵州省普安县土地改革史资料(1951—1953)》,2002年印行,第75—88页。
(56)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57)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56页。
(58)郑昌明:《忆小白水村的农民运动》,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41页。
(59)阎学贵等:《解放初期的芷江农民协会》,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294页。
(60)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57页。
(61)《晋冀鲁豫土地改革的基本总结》(1947年7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93页。
(62)《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1页。
(63)韩晓瑞:《忆芷江解放与建设》,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南下入怀纪念文集》,2005年印行,第83页。
(64)程士祥、丁作之、龚维:《南下干部在桃江》,湖南省桃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桃江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印行,第8页。
(65)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第90页。
(66)吴肃、张玉环:《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顾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回顾黔东南解放》第2辑,第25页。
(67)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供应问题》(1952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页。
(68)《苏振华同志在地书联席会议上传达西南局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村工作的精神》(1953年12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4)》,2009年印行,第204页。
(69)《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3页。
(70)《完成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1952年1月),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49—1952)》,第471页。
(71)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第129页。
(72)徐运北:《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土地改革——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1月7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第251页。
(73)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560页。
(74)萧乾:《从李嫒毑的一生看湖南农民的翻身》,《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第2版。
(75)石迈:《贵州一个军属的欢乐生活》,《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第6版。
(76)新华社中南总分社:《湖南沅江、湘乡等地农民热烈要求参军》(1950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26页。
(77)杜润生:《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1951年4月9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35页。
(78)《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2页。
(79)《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8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50年6月28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4页。
(81)《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编:《干部学习材料》第15辑,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1950年版,第90页。
(82)《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07—1008页。
(83)中央政策研究室:《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170页。
(84)杜润生:《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1951年4月9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37页。
(85)《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室关于贵阳市郊区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编:《贵阳解放》,第292页。
(86)《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和游击部队会师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1993年印行,第95页。
(87)《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与当地干部会师情况》,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51页。
(88)《上饶地委会师工作报告》,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17页。
(89)王志林:《从肥乡南下到汉寿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第161页。
(90)《庆祝湖南党的会师》(1949年8月2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420页。
(91)《省委、省工委统一合并,中共湖南党胜利会师》,《新湖南报》1949年8月27日,第1版。
(92)《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2—243页。
(93)《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一九五〇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193页。
(94)法元伟:《西南各地区惩治违法斗争的基本情况和经验》(195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245页。
(95)《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10页。
(96)《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85页。
(97)《全面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既须做完又须做好》,《长江日报》1952年12月9日,第1版。
(98)杜润生:《当前土地改革指导中的几个问题》,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宣传处编:《土地改革试点资料》,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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