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电稿的编纂与流传——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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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为许编《张文襄公全集》之副产品,亦为广义的"张之洞电稿"之一部。许氏为张之洞相关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做出过巨大贡献,而对于"电稿"这一新式体裁的公文类型也有丰富的编纂出版经验,对其特殊性质与功用不乏独到理解。本文拟考察其人生平及编纂《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年谱》的主要历程,特别是有关"张之洞电稿"来源、编纂出版与流传的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庚辛史料》的内容与史料价值予以述评。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1900—1901) edited by Xu Tongshen mainly consisted of the government's telegraph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It was a byproduct of the Complete Books of Zhang Zhidong also compiled by Mr. Xu, and one of the "telegram drafts of Zhang Zhidong" in the broad sense. Mr. Xu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orage and collation of Zhang Zhidong-related literature, and boasted rich experienc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telegram drafts", a new style of official documents. He developed unique understanding into the special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elegraph drafts. This paper takes a brief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the main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Complete Books of Zhang Zhidong and the Chronology of Zhang Zhidong, in particular the source, compilation, publish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telegram drafts of Zhang Zhidong".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content and historical data value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of Boxer Rebellion(1900—1901).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1900—1901) edited by Xu Tongshen mainly consisted of the government's telegraph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It was a byproduct of the Complete Books of Zhang Zhidong also compiled by Mr. Xu, and one of the "telegram drafts of Zhang Zhidong" in the broad sense. Mr. Xu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orage and collation of Zhang Zhidong-related literature, and boasted rich experienc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telegram drafts", a new style of official documents. He developed unique understanding into the special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elegraph drafts. This paper takes a brief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the main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Complete Books of Zhang Zhidong and the Chronology of Zhang Zhidong, in particular the source, compilation, publish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telegram drafts of Zhang Zhidong".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content and historical data value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of Boxer Rebellion(1900—1901).
引文
(1)许同莘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第1页。
(2)按许同莘“生光绪五年己卯(1879)十一月二十三日酉时”(《歙县迁锡许氏宗谱》),1951年病卒于无锡老宅。此处生卒年考订,均据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秘书》2018年第4期。
(3)杨寿楠:《杨序》,许同莘:《公牍学史》,王毓、孔德兴校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许同莘:《自序一》,《公牍学史》,第3页。按引文小括号内容,系笔者所注,下均同。
(5)熟悉湖北旧闻的刘成禺言“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赵凤昌以通达政事文章名,之洞倚之如左右手”。参见氏著《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6)杨寿枢等:《张潜园先生事实·同乡官呈清史馆文》,许同莘编:《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7)汪凤瀛:《张望屺先生辛亥殉国记》,《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第10页。
(8)张曾畴在《清史稿》有小传,参看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九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册,第9092页。
(9)许同莘称其舅父在武昌幕府奉职勤谨,“张公雅重其才,自吏治军务,以至交涉事宜,事无大小,咸令参预”,“光绪丁未,张公入相,以先生随行,居京师两年……先生受知最深”,又以工书,模仿幕主笔体形神兼备,几能乱真,“壬辰(1892)、癸巳(1893)以后,凡墨迹署张公款者,皆出先生手笔,江汉之间得片纸只字,竞相摩仿,谓之‘帅体’”。文末署“甥许同莘敬述”。参见《清诰授资政大夫湖北补用道望屺张先生事略》,《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第14—15、18页。
(10)关于许珏在张幕离合的情形,有记载称:“会中日衅起,公感愤时事……张文襄公督两江,闻公名,致之幕下。丙申(1896),文襄回湖广任,公亦入鄂。一日,文襄下教曰:凡四品官以下官,均应随班侍立。公即拂衣而去。戊戌(1898),至山西,参中丞胡公聘之幕,兼办课吏馆。”参见刘嘉斌:《清诰授资政大夫钦差出使义国大臣广东特用道许公行状》,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民国丙寅(1926)刊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503—504页。
(11)许珏撰,许同范等编:《复庵遗集》“家书节钞”,民国壬戊(1922)刊本,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下册,第916—930页。并参见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卷10,第439—452页。
(12)许珏:《谕从子同莘》“庚子”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17页。
(13)许珏:《谕从子同莘》“辛丑”“甲辰”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18—920页。
(14)施炳燮,字理卿,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由监生随办南洋洋务,1894年加捐县丞,指分江苏省试用。1896年、1900年于江南水师学堂奖叙案内,经奏保以知县补用,后升道员,署理湖北交涉使。参见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596页。施炳燮久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以擅长洋务知名。许同莘记:“会稽施理卿先生在幕府数十年,南洋交涉之事,一手擘画,不习洋文,而条约章程,研究独为透澈。余尝问洋务之要。……刘忠诚以庚子保护东南,辛丑参预和议,壬寅癸卯会议商约,其文笔议论,推勘入微,六通四辟,大率先生稿也。我经江海,仅见此人。”又《公牍学史》中《辞命》一章,专讲“外交辞令”,多借重施氏之论。参见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38—239页。
(15)许同莘:《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河南博物馆馆刊》第7、8期,1937年,第9页。按施煃之父施山,即长年游幕,“佐治湖北者二十年,卒于襄阳”,故施煃“入籍江夏,而先垄在会稽”,卒于“辛未(1931)十二月十八日”。
(16)施煃生前对许同莘即有“吾身后以传状属汝”之语,参见《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河南博物馆馆刊》第7、8期,第11页。
(17)《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卒业试验成绩》(原载《法学志林》八卷七号,明治三十九年[1906]七月二十日),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裴敬伟译,李贵连校订,孙家红参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按许同莘留日阶段有日记存世,有关其学习法政及从事“修律之业”的情况,可参看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8)许珏:《谕从子同莘》“丙午”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页。
(19)许珏:《谕从子同莘》“丁未”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922页。
(20)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页。
(21)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2)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29页。
(23)陈伯弢:《袌碧日[笔]记》,转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34、345页。
(24)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29—230页。
(25)许珏:《谕从子同莘》“癸卯”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页。
(26)许珏:《谕同莱》(甲辰),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卷10,第434—435页。
(27)许珏:《与二弟》(甲辰)、《谕同蔺》(丙午),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卷10,第400、425页。
(28)许珏:《谕从子同莘》“丙午”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页。
(29)许珏:《谕从子同莘》“丁未”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922页。
(30)参见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秘书》2018年第4期。
(31)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康熙雍正乾隆条约》《道光条约》《同治条约》《光绪条约》《宣统条约》,外交部图书处民国刊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按另有一种《咸丰条约》,署“汪毅生、张承棨编纂”。
(32)许同莘尝向其咨询“洋务之要”,施炳燮答曰:“条约须于无字处着眼,凡条约所未载者,一步不可放松。条约有明文者,只可就本文解释,一字不可滑过,一字不可迁就。”又曰:“一国立约,各国利益均沾,故办一国交涉,目光须注于各国全局。”参见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38—239页。
(33)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光绪条约》,孙宝琦序(民国三年[1914]九月),第3—4页。
(34)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光绪条约》,“凡例”,第13页。
(35)惜今人在回顾“民国时期的中外条约研究”时,仅提及许同莘等辑《光绪条约》一种,对此条约集的编纂背景、成书规模及影响,未能深论。参见李育民、李传斌、刘利民:《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36)此为外交部公藏书目,分四部及丛书各一卷,卷六为图部,卷七为附录,每书著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者、刊年、版本,以清末刊本居多数,后又续出《外交部藏书目录二编》,均收入《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37)参见王金玉:《许同莘与公牍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38)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陆征祥序(民国七年六月),第7页。
(39)许同莘编:《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邓楫序,第5页。
(40)按《复庵遗集》为民国十一年(1922)无锡许氏铅印本,许同莘跋作于“壬戌(1922)四月”。其后许珏门人陶世凤编纂《复庵先生集》十卷,系据遗集扩充而成,版记“丙寅(1926)秋七月无锡许氏用聚珍版印”,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影印。
(41)钱志伟据《治牍须知》刊本附言,“此编为河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讲习治事之文所作”,指出“该书由河北省政府印刷所于1934年3月刊行,则许同莘于1934年仍在河北省政府任职。离职时间当在1934年以后。更加具体的情况则不得而知”(《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秘书》2018年第4期)。据笔者检索,至1936年许同莘尚在《河北月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连续发表文章,同年又开始于《河南政治》《河南博物馆馆刊》刊文,按此推论,其离河北的时间或在当年。
(42)1944年《张文襄公年谱》在重庆出版,许同莘“现尚游幕蜀中”。参见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48页。
(43)有学者采集其在河南的口碑资料,“据同事者说,他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并注:“根据河南省政协马少元先生回忆。”参见王金玉:《许同莘与公牍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再,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查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两通,写作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其一内称:“再承询部况,甚感。侄在此月入二百元,近兼某处讲席,以钟点计算,可得七八十元,又鬻文月可得数十元,合计不足四百元。儿女累重,教育费多,京津两处开销,合之儿女学费,大约须四百元之谱。至编书一事,似以北京为便,即如年谱取材,必须向各图书馆及史宬等处检阅邸钞、档册,方无谬误。侄前在滨江,即思属稿,终以查书不便而止。如承燕公厚意,月能津贴所需之半,便当将笔墨教习之事一概谢绝,专意为之,庶可观成有日。”(浏览地址:http://book.kongfz.com/1087/494744800/)按“燕卿”,张仁乐,字燕卿,张之洞第十一子,日本学习院文科毕业,九一八事变投日,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表、伪满洲国实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据此信文意推断,当时许同莘正在天津,而此前一度去过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其当时编书、编谱工作,似多得到张仁乐的资助。
(44)许同莘:《公牍学史》,“点校后记”,第380页。相关研究可参看王金玉:《许同莘与公牍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史玉峤《论〈公牍学史〉的价值》,《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何金龙:《许同莘与〈公牍学史〉》,《档案管理》2006年第3期;侯迎华:《公文发展史的开山之作——论许同莘〈公牍学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孙婷婷:《许同莘的文档实践及其思想研究》,《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5期;马立伟《以文本为基础的〈公牍学史〉研究》,《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5期;何庄、孙敏:《许同莘〈公牍学史〉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山西档案》2017年第6期;钱志伟:《许同莘及其公牍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8年。
(45)许同莘注意到张之洞“所定学堂章程,于文辞最为注重”,并引《学务纲要》语:“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经史古书,传述圣人精理。文学既废,则无人能操笔为文,将来入官以后,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行文既不能达旨,焉能畀以要职重任?”许深以为然,认为“至今日而其言验矣”。参看《公牍学史》,第229—230页。
(46)许同莘:《自序一》,《公牍学史》,第3页。
(47)许同莘:《公牍诠义》,《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2期,1934年第2卷第1—12期;《公牍诠义补》,《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8—10期。再,《公牍铨义》《治牍要旨》《治牍须知》在1930年代均由河北月刊社发行,河北省政府印刷所印刷,出过单行本。
(48)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49)许同莘重视“谱学”,亦受家学影响,其先祖于康熙年间由安徽歙县迁无锡,伯父许珏尤重视家谱传承,家书嘱其致力于此:“慎重谱系,原为敬宗收族而设,今吾族自廷元公一派各房子孙多贫乏不能自存,失教失养责在吾家。”参见许珏:《谕从子同莘》“癸卯”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19页。
(50)参见许同莘:《原谱上》《原谱下》,《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80、84期,1935年;《谱例商榷》,《东方杂志》第4卷第16期,1946年,第27—39页。
(51)许同莘:《石步山人游记》(民国简素堂排印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序,第1页。另见许同莘:《武清一日游》《正定记游》,《河北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盘山游记》,《河北月刊》第2卷第8期,1934年;《嵩洛游记》,《河南政治》第6卷第4—6期,1936年;《吉敦铁路游记》,《旅行杂志》第5卷第5期,1931年;《豫游杂忆》,《旅行杂志》第19卷第4期,1945年。
(52)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3)张权(1859—1930),字君立,号圣可,晚号可园、柳卿、孙卿,行二。光绪辛卯科(1891)举人,戊戌科(1898)进士,历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兼留美学生监督,礼部郎中,外务部丞参上行走。按原文“公之子君立京卿兄弟”,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点断为君立、京卿两人。查张之洞子嗣中并无字或号为“京卿”者,张之洞逝后,张权曾被清廷赏以“著以四品京堂候补”(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24页),故称“京卿”无误。
(54)闻张之洞逝世,梁鼎芬时由武昌“北上,亲送葬至南皮”(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第256页)。陈宝琛记其事:“己酉秋,节庵以文襄之丧至都。九日,召集广化寺仁先斋中。”时并有作《九日节庵招集广化寺同陈仁先曾寿、潘吾刚清荫、伍叔葆铨萃、江霞君孔殷,感和节庵,并怀伯严江南》,参看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上册,刘永翔、许全胜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229页。
(55)《张文襄公全书》成书后,曾呈政于陈宝琛,许同莘记:“全书八种,都一百五十八卷。每一种编写讫,送太傅陈公鉴阅。奏议、公牍两种,初辑本凡一百余卷,汪荃台太守凤瀛谓卷帙多,则读者少,流传不广。公文字自不敝于天壤,不必求多,太傅意亦谓然,故最后写定,几减其半。”(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9页)又,《张文襄公年谱》亦经陈宝琛“审定义例,阅定前三卷文字。”(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
(5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8页。
(57)据己酉(1909)八月许宝蘅自述:“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谈及余,又大赞美……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参见《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63页。
(58)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5册,附录四,第2106页。
(59)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2页。
(60)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
(61)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文史精华》1999年1期。按,“金石文”一种,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方编就,由南皮张氏刊行《广雅堂论金石札》。许同莘有跋文,署“时癸酉十一月也,同莘谨记”。参见《〈广雅堂论金石札〉跋》,《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8页。
(62)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序”,第1页。按,此处“十五年”,指年谱最终“写定”而言,初稿之成应远早于此时,许同莘未急于付梓,曾誊写油印若干份,请人补正。如黄濬至少在1936年前,已见到许编《张文襄公年谱》初稿,当时记载“拔可(李宣龚)出示无锡许君溯伊所为张文襄公年谱初稿数叶,属为审校”云云(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1期,1936年,第40页)。
(63)《张文襄公年谱》在重庆出版,除商务印书馆内迁的原因外,应与许同莘当时“游幕蜀中”有关,此版一时流传不广,战胜复员后,即再版于上海。
(64)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3—17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按是版为十卷,有许同莘序、总目、张仁蠡后记,无凡例,内页版心下镌“舍利函斋印于汉上”字样。
(65)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4册,第163—164页。按张仁蠡(1900—1951),字范卿,张之洞第十三子。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河北大城、武清、丰润等县任县长十年。华北事变后投日,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1939年4月,出任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3年转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新中国建立后于1951年被判死刑,在北京处决。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人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
(66)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3册,第631—632页。此序文字与商务版略有异同,篇幅亦过之。
(67)各卷内容为:卷一,自始生至四十五岁以前,大事为试士浙、川,视学鄂、蜀;卷二,抚晋;卷三,督两广,规画甲申中法战役两粤防务;卷四,督湖广,筹开矿厂;卷五,甲午之役,调督两江措置江防;卷六,回湖广任,至戊戌闰三月奉旨入京陛见;卷七,行抵上海,因沙市有华洋交涉案,奉旨即日折回本任,迄江督刘忠诚出缺,奉旨署理;卷八,署江督至回湖广任;卷九,回湖广任至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卷十,内调入直至薨逝。
(68)按武汉版附注为小字双行,商务版付印之际,因“排字不便”,改小字附注为单行,“暂照正文字体而以括弧别之”。
(69)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
(70)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48—49页;《图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图书季刊》新5第4期,1944年,第88—89页。
(71)当世著述姑不论,即就胡钧重编同名年谱言之。该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由北平天华印书馆刊行,约与武汉版许编张谱同时问世。据张仁蠡为许谱所作“后记”:“去年胡钧千之在旧京亦尝发愤为先公编年谱,而于许君之书初未寓目,经仁蠡出是编,供其为考订抉择之助。近已观成,颇闻其书多所增广,因待梓,未得卒读。”(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4册,第163—164页。)则胡钧从张仁蠡处得见许稿,取为蓝本,加以改订,且在一年后即成重编本六卷,公开刊行,而流传尚较许谱为广。胡谱凡例表示“不敢没许君之劳,故名重编”,但一则言,改许稿十卷为六卷系“以救其失”,再则言“兹编成稿距许君辑谱已二十余年,其间耳目所及佚文遗事足录者,补辑之”(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对许稿似大有改进,实则未然。许同莘本出版后,有人细校两书异同,即指出:“盖(胡钧)于同莘之稿不无微词,而吴廷燮之后序,则直称同门胡千之先生病旧稿未尽善,重为编定之语。在未见许谱之时,必以胡谱为尽善尽美矣。乃胜利以还,许谱亦再版沪上,不胫而走。校读之下,知许谱之善,远胜胡氏,非可以道里计也。胡氏既乏新增之材,而字句亦少改动。光绪六年,王大臣续上会议折,附注陈弢庵语,胡氏全用许氏原文,彼按亦按,非有所见。许云按抱冰堂弟子记,言疏论俄约事,凡数十上,考军机处月折,公折片言俄事者凡十九件,本集已备录之。胡氏仅改本集一句为许同莘编辑遗书已备录其文云云,不免有掠美之嫌。”同文所作批评,对今日编谱之业亦不乏启示意义:“编纂年谱之业,非仓卒可办之事,初必对于谱主一生行事,师友往还,熟悉如数家珍;然后搜罗遗闻佚事,立辨时日,分别入谱。从事编纂之人,往往以所得之材料为不足,日盼增益,冀其无遗,与所谓重编之人,心理不同。一则不事耕耘,遽有收获,一挥稿就,指日书成,其著作之捷径也欤?”参看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48—49页。
(72)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页。
(73)许同莘:《〈张文襄公奏稿〉例言》(庚申四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2页。
(74)按此段文字出自《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收于国图藏《赵凤昌藏札》稿本第17册,原未署作者。据孔祥吉先生考订,此文出于张曾畴手笔,系“一篇有关张之洞辞世前数十日经历及其嗣后遭际的文字”。参看《出于淤泥而不染的张之洞——读稿本〈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12页。张之洞任职湖广时期的公文书,张曾畴经手最多,相应保存也最出力。据许同莘所知,“太守张望屹先生(曾畴)居幕府最久,督楚公牍,皆所手订,其后复为补录”,“奏议公牍,……督楚者,则望屹先生所编为多”。参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例言》(庚申八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6页;《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9—10页。
(75)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50页。
(76)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此处涉及问题很多,例如近刊《张佩纶家藏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便是信札中独独少见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书信,衡诸常理,绝不至此,而许同莘当初编谱之际,反而从丰润张家辑录若干张之洞来函,为“南皮集外书札”,以广流布(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03—306页)。关于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函流传问题的讨论,可参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裘陈江:《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流传线索补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3月31日。
(77)许同莘:《〈张文襄公奏稿〉例言》(庚申四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2—10773页。
(78)以公牍为例,“机要文牍原钞本尚多遗漏。始开局时,从山西抚署补钞,衡甫中丞(丁宝铨)委四员主其事,四人者皆公旧属,函寄衔名,约列入校勘姓氏内,惜此函已佚,不得而详。太守张望屺先生(张曾畴)居幕府最久,督楚公牍,皆所手订,其后复为补录。督江公牍,旧钞只十余通,樊山方伯(樊增祥)任宁藩时,同莘托向督署检钞,方伯许诺,未几而国变作矣。……至是编义例,太守汪荃台先生(汪凤瀛)指示綦详,陈公睦征君(陈庆龢)亦多所商榷。”参见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9—10页;《〈张文襄公公牍稿〉例言》(庚申八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6页。
(79)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50页。
(8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序”,第1页。
(81)许同莘固知征集口述资料终究是一件遗憾的工作,然聊胜于无,仍勉力为之,故谓“并时人物,先后物故。幸而得见其人,又皆忧伤憔悴,言之而不能尽记。……然及今不为,则他日虽有人焉,欲为之而愈不易。而数十年间朝章国故,且失坠不可考”。参见《张文襄公年谱》,“序”,第1页。
(82)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83)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年谱史料》9册(档号:甲622—3),内容包括许同莘编纂《张文襄公年谱》时所据原件或抄件,以及许本人的抄目、批注、年谱初稿如“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大事草稿”“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大事草例”等。有关《张文襄公年谱》编纂内情,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84)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跋》(戊午六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1页。
(85)参看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335页。
(86)《致张幼樵》(光绪八年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143页。
(87)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88)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张文襄公轶事》,转引自秦进才:《张之洞著述的编纂与流传》,《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95页。
(89)张之洞:《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1页。曾居张幕的陈衍也指出幕主有“亲笔属稿”的习惯:“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45页)对这一行事风格,一些论者解释为张之洞以书生入仕,故习惯“以对待著述的精神来对待奏议、电稿、公牍”。参看秦进才、戴藏云:《张之洞著述编撰特点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2期。
(90)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8页。
(91)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跋》(戊午六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1页。
(92)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按原文标点作“而督粤者尤阙,展转求之粤。鄂则辛亥之变荡焉无有”,误,径改。
(93)按督粤时期电稿,在张之洞移督湖广后曾经整理,并交幕僚梁鼎芬“校阅”,然后散佚。《张文襄公电稿》编成后,梁鼎芬跋记:“其十一卷,督粤时所为。移督武昌后,曾以全分,命鼎芬校阅一过。……公薨后数年,掾吏许知县同莘,感公之知,服公之忠,乃发愤采掇公十数年来所为电稿,钞成此册。封疆大臣忠于国家,奏稿行世者有之,电稿则未闻也。许君力勤矣,芬未见其比也。”参见《〈张文襄公电稿〉梁记》(戊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0—10771页。
(94)另有知情者记载,可补充许同莘从王秉恩处访得督粤电稿副本的详情:“文襄以光绪十年总督两广,其时沿江沿海各省,电线已通,军国机宜之事,以电报传递,文襄电稿,出于手稿者十之八九。然张氏藏稿独缺两广一任,总署电本仅有关涉外交之件。余兄积年求之,初不可得,托人访之广东都督公署,则革命以后,广东督抚两署案卷尽毁。后至沪上,见王雪岑先生,得其所藏副本,始得借抄入集。其稿盖先生在幕府中,留心故实,随时积存者。虽缺最初之稿数十件,然当时精力,全注于法越战事,以之与奏疏参校,大体已无遗漏。故年谱资料,半出其中。”参见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95)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另据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交代:“奏稿中原缺光绪十年各电稿,及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遍觅弗获。及全集刊就,许君始于书肆中得之,延津之剑于是复合。……拟俟许君编公年谱告成,赓续补刊,特先识其概略,以代左券。”(《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2页)则光绪二十三年电文抄本的发现,已在《张文襄公全集》刊行之后,故未及编入,后亦未补刊,今或已散佚。
(97)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8页。
(98)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8—10769页。
(99)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9页。
(100)参看秦进才:《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张之洞全集》第12册,10855—10857页。
(101)张之洞为官,以起居无恒为世所知,甚乃见诸劾疏,有“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之言(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光绪二十九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第78页)。陈衍《石遗室文集》卷一《书张广雅相国逸事》云:“公日凌晨兴,披阅文书,有事则迟明。余初见公,约迟明往,堂上然烛以待,寻常辰巳见客,午而罢,然后食,有事未而罢,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黄白具,肴果蔬并食,一饭一粥,微醺,进内解衣寝,入夜复兴,阅文书,见客,子而罢,有事,丑而罢,然后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寝,或不进内,盖分一日若两日也。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44—345页;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1页。
(102)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0页。
(103)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9、10770页。
(104)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页。
(105)尚可补充的是,《张文襄公全集》编成后,许同莘仍未完全结束这方面的工作,一度拟刊“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重编之法则与王树枏略有别。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附“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办法”,颇有价值,兹转录如下:奏稿五十卷。(此指同莘所编之本而言,王晋丈所编者,将此五十卷分拆为七八十卷,其大体无甚出入,以下言卷数者仿此。)拟删节三分之一,末有谢折四卷,拟全删。惟王本于奏稿之起讫(如“奏为”至“仰祈圣鉴事”,及“所有”至“缘由伏乞圣鉴”之类)皆删去,此却不可,仍以补入为宜,计此稿删本,可编为三十六卷。公牍二十八卷。王本已有删节,兹拟删为八卷,内咨、札可以多删,批牍则所删者较少。函稿六卷。此却不可删,王本当添入数篇,可以补入,惟家书不必刻。电稿六十六卷。此稿十之六七,皆文襄公亲笔,不宜多删。惟所附之各处来电,则可多删,拟编为五十卷。此稿初编时,因稿本不全,有缺漏处,王本亦未补入,其所缺之稿,近年已设法觅得。计应补入者,约有两三卷,此可包括于五十卷中。骈文三卷,不删。散文三卷,内朝考卷二篇,可删。王本补入一篇,仍应补入。杂著四卷,不删。金石文五卷,新增。诗集无卷数,不能删。弟子记一卷,不可删。年谱,现拟之稿预计约有四五卷,如此稿成后,别为节本,则二卷即可。以上约计一百十卷。此外有《书目答问》轩语》《劝学篇》《十六家诗钞》四种,拟不编入。如照此办法,则全书一百一十卷,可分订为五十册(或四十六册),用小本印行,略如石印二十四史之式,大约每部工本须十五元左右,出售时定价从廉,可定为二十元(或稍加),如拟交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之类)代印代销,则不须出资,尚可抽版税,每年结算,照书价收,可分之十五,但销售部数不能预定耳。”(浏览地址:http://book.kongfz.com/1087/494744800/)
(107)参见甘云鹏:《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徐源泉:《张文襄公全集题记》,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楚天精庐藏版,丁丑五月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1—3页。
(108)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自序,第2页。
(109)据编者说明:“本辑作为张之洞专辑,由于出版计划的改变,不能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张之洞档案全部收辑,所收辑的主要是张之洞的电报和奏稿,包括底稿、定稿、原件、抄件。与其他已版的张之洞文集相比,其独到价值所在,一是不仅最为广泛地包含了张之洞本人的奏折、附片和电报,而且包含了张之洞所收、所存的大量他人电报,既反映了相关事项的来龙去脉,也反映了张之洞的人脉关系。二是不仅以多种文本体现了档案的生成过程和原始性,如用电报纸记录的包括密码和译文的电报原件,用折本书写的奏稿原件,而且保持了档案的完整性,如奏折所包含的附件和清单,均一仍其旧,不像一般文集那样只收正折。”参见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110)东方晓白:《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茅海建引责任编辑刘萍女士语,“这批信件属私人收藏,‘东方晓白’是其笔名,且这批收藏中有价值者皆已发表”,其曾试图联系收藏者,以能过目,但未获成功。参见《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页注释3。
(111)据编者统计,河北版《张之洞全集》较《张文襄公全集》,“总计增加了400余万字,大致增加了一倍多”(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文史精华》1999年1期)。惟增加的部分未作具体说明,在未对两者作充分比对之前,难知其详。
(112)电奏、电牍数目,系笔者据各册“编辑说明”合并统计而得。又,编者“前言”指出:“本书收录文献共14453件,比底本多7802件,比河北版多3473件。在当前阶段,它应当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惟同一编者,在另外场合却又说,“本书收录文献共13600件,比底本多6900件,比河北版多2600件”(赵德馨:《求全·求真·求准——编辑〈张之洞全集〉的做法与体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两种说法并不一致,未知孰是?
(113)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编校说明”,第2页。
(114)民国肇建之后,设直隶省会于天津。1928年6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省会仍在天津,10月即迁北平。1930年10月,再迁天津。至1935年6月,天津改为直辖市,河北省会又迁保定。
(115)相应时段电文,分见《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49—50册(卷334—339)、第79—82册(卷539—554)。
(116)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9页。
(117)张海鹏主编,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482页。
(118)《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
(119)《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第2页。
(120)《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尔敏、吴伦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349页。
(121)《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午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第2页。
(122)《寄刘岘帅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837页。
(123)刘坤一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令向英国政府商阻派兵:“英提西摩面商,调兵保沪租界,当嘱以勿多调,免地方疑虑。现闻调二千兵,十八到。法、美亦拟照办。商民甚惧,纷纷迁徙。我既力任保护,彼又有多舰在淞,安用如许陆兵,启各国猜忌。倘有意外,各商埠必糜烂,整复不易。军事一起,商务大坏,英尤受亏,两有所损,何如彼此安静,共保和平之局。闻西摩有立功长江意。祈婉讽外部,详告利害,立沮其谋,勿为武员所愚。切祷。”(《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七月十六日申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4—5页)随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联衔致电各驻外公使,“请速商外部劝止”。参见《寄英罗使杨俄使美伍使日李使法裕使(粤江鄂会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39,第908页;《李鸿章等致罗丰禄电》,1900.8.1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24,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157.
(124)《盛京堂致江鄂苏浙督抚电》,庚子七月十七日亥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5页。按,“西摩”,英国海军中军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时由津抵沪,为英军登陆上海做实地考察,并以“巡江”为名,赴南京面见刘坤一。其面交上海道余联沅节略十三条,参见(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526—527页。
(125)参详戴海斌:《“东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史林》2010年第4期。
(126)电文见《万急致上海英法俄德美日各国总领事》,庚子七月二十三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73。按,其事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该电虽然江、鄂联衔,实际上张之洞以事态紧迫,发电前并未知会刘坤一,只是次日晨才将电文示知(《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217页)。刘因此不快,复电表示:“此后如有会敝衔之电,仍祈先行电示,以便商酌为荷。”(《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5(期)这是庚子时期二人之间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微嫌”之一。刘虽然对张先斩后奏略有微词,但对外仍采取自觉维护的姿态,解释说:“香帅限时急促,无怪各领生疑,而其意实无他,不过欲速得回信。”(《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39,第916页)
(128)《驻沪法总领事致江鄂督电》《驻沪美总领事致江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未刻发、戌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1935年,第3页。
(129)《驻沪日本总领事致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午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1935年,第2页。另参看《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皇后及皇太后ノ安全ヲ懇請スル劉張兩總督連署電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年版,第276頁。
(130)《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39,第915页。
(131)《致上海英、法、俄、德、美、日本各国总领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2页。
(132)《张香帅来电(兼致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39,第914—915页。
(133)《驻沪日本总领事致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七日未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第3页。
(134)《沪道致江鄂督抚电》,庚子七月初二日戌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3期,1935年,第2页。
(135)《日总领事电》,庚子闰八月二十五日申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4卷第6期,1936年,第3页。
(136)参详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37)李宗侗:《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原载《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第22卷第4期,收入《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5—495页。
(138)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233页。
(139)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140)《安庆电局致盛督办电》《盛京堂致江鄂督皖赣抚电》,庚子七月十六日午刻发、酉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4、5页。
(141)《致江宁刘制台、镇江黄提台、安庆王抚台》《致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亥刻发、二十四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7、8233页。
(142)《致长沙俞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6页。
(143)《巢委员电》,庚子七月二十六日午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第2页。按,巢凤冈,江苏武进人,戊戌时期驻天津,已为张之洞提供相当多情报(参看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14—218页),发此电时,驻山东德州,并“在京(师)、静(海)、济(南)三处设探”。参见《巢委员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酉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第3页。
(144)《寄江鄂皖东督抚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39,第921页;《廷藩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45页。
(145)《致京许竹筠》《致京袁爽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子刻发、十一日亥刻发、十二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65—7967页。“云门”,樊增祥;“当轴”,指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樊时为其幕僚。
(146)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石印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8—37页。
(147)《许侍郎袁太常致张制府电》,庚子六月二十八日辰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1页。
(148)此电韵日为“灰”,知袁世凯于八月初十日转发。
(149)李鸿章本人于八月十一日接到此电报,并当日复电(《东抚袁转电》《寄东抚袁飞递徐尚书等》,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261页)。另,张之洞、刘坤一均有复电致京,参见华学澜《庚子日记》《高枏日记》,《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7、191—192页。
(150)在翰林院编修华学澜看来,此联名函实为“福建公函”:“公函系郭春宇(郭曾炘)、陈玉苍(陈璧)、黄石荪(黄曾源)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徐郙)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27页)有学者曾考订此33人籍贯,只有11人为闽人,余多隶湖南、四川、广西、浙江等南方省籍(参见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附录三“三十三名京官籍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则此群人在国变之际合作发声,除省籍关系外,当别有渊源。
(151)许同莘辑:《旧馆缀遗》,《河北月刊》第3卷第11期,1935年,第1页。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年谱史料》9册(档号:甲622—3),《旧馆缀遗》为其中一册,铅印本,版式、篇幅与《河北月刊》刊本完全一致。吉辰为核查此史料提供了帮助,谨致谢忱。
(152)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1页。
(153)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9期,1936年,第47页。并见《花随人圣庵摭忆》“南皮集外书札”条,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03页。
(154)参详裘陈江:《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流传线索补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3月31日。
(2)按许同莘“生光绪五年己卯(1879)十一月二十三日酉时”(《歙县迁锡许氏宗谱》),1951年病卒于无锡老宅。此处生卒年考订,均据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秘书》2018年第4期。
(3)杨寿楠:《杨序》,许同莘:《公牍学史》,王毓、孔德兴校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许同莘:《自序一》,《公牍学史》,第3页。按引文小括号内容,系笔者所注,下均同。
(5)熟悉湖北旧闻的刘成禺言“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赵凤昌以通达政事文章名,之洞倚之如左右手”。参见氏著《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6)杨寿枢等:《张潜园先生事实·同乡官呈清史馆文》,许同莘编:《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7)汪凤瀛:《张望屺先生辛亥殉国记》,《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第10页。
(8)张曾畴在《清史稿》有小传,参看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九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册,第9092页。
(9)许同莘称其舅父在武昌幕府奉职勤谨,“张公雅重其才,自吏治军务,以至交涉事宜,事无大小,咸令参预”,“光绪丁未,张公入相,以先生随行,居京师两年……先生受知最深”,又以工书,模仿幕主笔体形神兼备,几能乱真,“壬辰(1892)、癸巳(1893)以后,凡墨迹署张公款者,皆出先生手笔,江汉之间得片纸只字,竞相摩仿,谓之‘帅体’”。文末署“甥许同莘敬述”。参见《清诰授资政大夫湖北补用道望屺张先生事略》,《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第14—15、18页。
(10)关于许珏在张幕离合的情形,有记载称:“会中日衅起,公感愤时事……张文襄公督两江,闻公名,致之幕下。丙申(1896),文襄回湖广任,公亦入鄂。一日,文襄下教曰:凡四品官以下官,均应随班侍立。公即拂衣而去。戊戌(1898),至山西,参中丞胡公聘之幕,兼办课吏馆。”参见刘嘉斌:《清诰授资政大夫钦差出使义国大臣广东特用道许公行状》,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民国丙寅(1926)刊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503—504页。
(11)许珏撰,许同范等编:《复庵遗集》“家书节钞”,民国壬戊(1922)刊本,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下册,第916—930页。并参见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卷10,第439—452页。
(12)许珏:《谕从子同莘》“庚子”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17页。
(13)许珏:《谕从子同莘》“辛丑”“甲辰”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18—920页。
(14)施炳燮,字理卿,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由监生随办南洋洋务,1894年加捐县丞,指分江苏省试用。1896年、1900年于江南水师学堂奖叙案内,经奏保以知县补用,后升道员,署理湖北交涉使。参见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596页。施炳燮久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以擅长洋务知名。许同莘记:“会稽施理卿先生在幕府数十年,南洋交涉之事,一手擘画,不习洋文,而条约章程,研究独为透澈。余尝问洋务之要。……刘忠诚以庚子保护东南,辛丑参预和议,壬寅癸卯会议商约,其文笔议论,推勘入微,六通四辟,大率先生稿也。我经江海,仅见此人。”又《公牍学史》中《辞命》一章,专讲“外交辞令”,多借重施氏之论。参见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38—239页。
(15)许同莘:《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河南博物馆馆刊》第7、8期,1937年,第9页。按施煃之父施山,即长年游幕,“佐治湖北者二十年,卒于襄阳”,故施煃“入籍江夏,而先垄在会稽”,卒于“辛未(1931)十二月十八日”。
(16)施煃生前对许同莘即有“吾身后以传状属汝”之语,参见《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河南博物馆馆刊》第7、8期,第11页。
(17)《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卒业试验成绩》(原载《法学志林》八卷七号,明治三十九年[1906]七月二十日),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裴敬伟译,李贵连校订,孙家红参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按许同莘留日阶段有日记存世,有关其学习法政及从事“修律之业”的情况,可参看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8)许珏:《谕从子同莘》“丙午”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页。
(19)许珏:《谕从子同莘》“丁未”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922页。
(20)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页。
(21)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2)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29页。
(23)陈伯弢:《袌碧日[笔]记》,转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34、345页。
(24)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29—230页。
(25)许珏:《谕从子同莘》“癸卯”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页。
(26)许珏:《谕同莱》(甲辰),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卷10,第434—435页。
(27)许珏:《与二弟》(甲辰)、《谕同蔺》(丙午),陶世凤编:《复庵先生集》卷10,第400、425页。
(28)许珏:《谕从子同莘》“丙午”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页。
(29)许珏:《谕从子同莘》“丁未”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21—922页。
(30)参见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秘书》2018年第4期。
(31)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康熙雍正乾隆条约》《道光条约》《同治条约》《光绪条约》《宣统条约》,外交部图书处民国刊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按另有一种《咸丰条约》,署“汪毅生、张承棨编纂”。
(32)许同莘尝向其咨询“洋务之要”,施炳燮答曰:“条约须于无字处着眼,凡条约所未载者,一步不可放松。条约有明文者,只可就本文解释,一字不可滑过,一字不可迁就。”又曰:“一国立约,各国利益均沾,故办一国交涉,目光须注于各国全局。”参见许同莘:《公牍学史》,第238—239页。
(33)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光绪条约》,孙宝琦序(民国三年[1914]九月),第3—4页。
(34)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光绪条约》,“凡例”,第13页。
(35)惜今人在回顾“民国时期的中外条约研究”时,仅提及许同莘等辑《光绪条约》一种,对此条约集的编纂背景、成书规模及影响,未能深论。参见李育民、李传斌、刘利民:《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36)此为外交部公藏书目,分四部及丛书各一卷,卷六为图部,卷七为附录,每书著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者、刊年、版本,以清末刊本居多数,后又续出《外交部藏书目录二编》,均收入《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37)参见王金玉:《许同莘与公牍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38)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陆征祥序(民国七年六月),第7页。
(39)许同莘编:《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邓楫序,第5页。
(40)按《复庵遗集》为民国十一年(1922)无锡许氏铅印本,许同莘跋作于“壬戌(1922)四月”。其后许珏门人陶世凤编纂《复庵先生集》十卷,系据遗集扩充而成,版记“丙寅(1926)秋七月无锡许氏用聚珍版印”,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影印。
(41)钱志伟据《治牍须知》刊本附言,“此编为河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讲习治事之文所作”,指出“该书由河北省政府印刷所于1934年3月刊行,则许同莘于1934年仍在河北省政府任职。离职时间当在1934年以后。更加具体的情况则不得而知”(《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秘书》2018年第4期)。据笔者检索,至1936年许同莘尚在《河北月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连续发表文章,同年又开始于《河南政治》《河南博物馆馆刊》刊文,按此推论,其离河北的时间或在当年。
(42)1944年《张文襄公年谱》在重庆出版,许同莘“现尚游幕蜀中”。参见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48页。
(43)有学者采集其在河南的口碑资料,“据同事者说,他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并注:“根据河南省政协马少元先生回忆。”参见王金玉:《许同莘与公牍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再,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查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两通,写作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其一内称:“再承询部况,甚感。侄在此月入二百元,近兼某处讲席,以钟点计算,可得七八十元,又鬻文月可得数十元,合计不足四百元。儿女累重,教育费多,京津两处开销,合之儿女学费,大约须四百元之谱。至编书一事,似以北京为便,即如年谱取材,必须向各图书馆及史宬等处检阅邸钞、档册,方无谬误。侄前在滨江,即思属稿,终以查书不便而止。如承燕公厚意,月能津贴所需之半,便当将笔墨教习之事一概谢绝,专意为之,庶可观成有日。”(浏览地址:http://book.kongfz.com/1087/494744800/)按“燕卿”,张仁乐,字燕卿,张之洞第十一子,日本学习院文科毕业,九一八事变投日,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表、伪满洲国实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据此信文意推断,当时许同莘正在天津,而此前一度去过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其当时编书、编谱工作,似多得到张仁乐的资助。
(44)许同莘:《公牍学史》,“点校后记”,第380页。相关研究可参看王金玉:《许同莘与公牍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史玉峤《论〈公牍学史〉的价值》,《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何金龙:《许同莘与〈公牍学史〉》,《档案管理》2006年第3期;侯迎华:《公文发展史的开山之作——论许同莘〈公牍学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孙婷婷:《许同莘的文档实践及其思想研究》,《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5期;马立伟《以文本为基础的〈公牍学史〉研究》,《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5期;何庄、孙敏:《许同莘〈公牍学史〉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山西档案》2017年第6期;钱志伟:《许同莘及其公牍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8年。
(45)许同莘注意到张之洞“所定学堂章程,于文辞最为注重”,并引《学务纲要》语:“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经史古书,传述圣人精理。文学既废,则无人能操笔为文,将来入官以后,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行文既不能达旨,焉能畀以要职重任?”许深以为然,认为“至今日而其言验矣”。参看《公牍学史》,第229—230页。
(46)许同莘:《自序一》,《公牍学史》,第3页。
(47)许同莘:《公牍诠义》,《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2期,1934年第2卷第1—12期;《公牍诠义补》,《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8—10期。再,《公牍铨义》《治牍要旨》《治牍须知》在1930年代均由河北月刊社发行,河北省政府印刷所印刷,出过单行本。
(48)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49)许同莘重视“谱学”,亦受家学影响,其先祖于康熙年间由安徽歙县迁无锡,伯父许珏尤重视家谱传承,家书嘱其致力于此:“慎重谱系,原为敬宗收族而设,今吾族自廷元公一派各房子孙多贫乏不能自存,失教失养责在吾家。”参见许珏:《谕从子同莘》“癸卯”条,《复庵遗集》下册,第919页。
(50)参见许同莘:《原谱上》《原谱下》,《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80、84期,1935年;《谱例商榷》,《东方杂志》第4卷第16期,1946年,第27—39页。
(51)许同莘:《石步山人游记》(民国简素堂排印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序,第1页。另见许同莘:《武清一日游》《正定记游》,《河北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盘山游记》,《河北月刊》第2卷第8期,1934年;《嵩洛游记》,《河南政治》第6卷第4—6期,1936年;《吉敦铁路游记》,《旅行杂志》第5卷第5期,1931年;《豫游杂忆》,《旅行杂志》第19卷第4期,1945年。
(52)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3)张权(1859—1930),字君立,号圣可,晚号可园、柳卿、孙卿,行二。光绪辛卯科(1891)举人,戊戌科(1898)进士,历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兼留美学生监督,礼部郎中,外务部丞参上行走。按原文“公之子君立京卿兄弟”,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点断为君立、京卿两人。查张之洞子嗣中并无字或号为“京卿”者,张之洞逝后,张权曾被清廷赏以“著以四品京堂候补”(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24页),故称“京卿”无误。
(54)闻张之洞逝世,梁鼎芬时由武昌“北上,亲送葬至南皮”(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第256页)。陈宝琛记其事:“己酉秋,节庵以文襄之丧至都。九日,召集广化寺仁先斋中。”时并有作《九日节庵招集广化寺同陈仁先曾寿、潘吾刚清荫、伍叔葆铨萃、江霞君孔殷,感和节庵,并怀伯严江南》,参看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上册,刘永翔、许全胜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229页。
(55)《张文襄公全书》成书后,曾呈政于陈宝琛,许同莘记:“全书八种,都一百五十八卷。每一种编写讫,送太傅陈公鉴阅。奏议、公牍两种,初辑本凡一百余卷,汪荃台太守凤瀛谓卷帙多,则读者少,流传不广。公文字自不敝于天壤,不必求多,太傅意亦谓然,故最后写定,几减其半。”(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9页)又,《张文襄公年谱》亦经陈宝琛“审定义例,阅定前三卷文字。”(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
(5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8页。
(57)据己酉(1909)八月许宝蘅自述:“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谈及余,又大赞美……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参见《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63页。
(58)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5册,附录四,第2106页。
(59)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2页。
(60)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
(61)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文史精华》1999年1期。按,“金石文”一种,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方编就,由南皮张氏刊行《广雅堂论金石札》。许同莘有跋文,署“时癸酉十一月也,同莘谨记”。参见《〈广雅堂论金石札〉跋》,《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8页。
(62)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序”,第1页。按,此处“十五年”,指年谱最终“写定”而言,初稿之成应远早于此时,许同莘未急于付梓,曾誊写油印若干份,请人补正。如黄濬至少在1936年前,已见到许编《张文襄公年谱》初稿,当时记载“拔可(李宣龚)出示无锡许君溯伊所为张文襄公年谱初稿数叶,属为审校”云云(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1期,1936年,第40页)。
(63)《张文襄公年谱》在重庆出版,除商务印书馆内迁的原因外,应与许同莘当时“游幕蜀中”有关,此版一时流传不广,战胜复员后,即再版于上海。
(64)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3—17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按是版为十卷,有许同莘序、总目、张仁蠡后记,无凡例,内页版心下镌“舍利函斋印于汉上”字样。
(65)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4册,第163—164页。按张仁蠡(1900—1951),字范卿,张之洞第十三子。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河北大城、武清、丰润等县任县长十年。华北事变后投日,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1939年4月,出任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3年转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新中国建立后于1951年被判死刑,在北京处决。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人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
(66)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3册,第631—632页。此序文字与商务版略有异同,篇幅亦过之。
(67)各卷内容为:卷一,自始生至四十五岁以前,大事为试士浙、川,视学鄂、蜀;卷二,抚晋;卷三,督两广,规画甲申中法战役两粤防务;卷四,督湖广,筹开矿厂;卷五,甲午之役,调督两江措置江防;卷六,回湖广任,至戊戌闰三月奉旨入京陛见;卷七,行抵上海,因沙市有华洋交涉案,奉旨即日折回本任,迄江督刘忠诚出缺,奉旨署理;卷八,署江督至回湖广任;卷九,回湖广任至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卷十,内调入直至薨逝。
(68)按武汉版附注为小字双行,商务版付印之际,因“排字不便”,改小字附注为单行,“暂照正文字体而以括弧别之”。
(69)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
(70)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48—49页;《图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图书季刊》新5第4期,1944年,第88—89页。
(71)当世著述姑不论,即就胡钧重编同名年谱言之。该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由北平天华印书馆刊行,约与武汉版许编张谱同时问世。据张仁蠡为许谱所作“后记”:“去年胡钧千之在旧京亦尝发愤为先公编年谱,而于许君之书初未寓目,经仁蠡出是编,供其为考订抉择之助。近已观成,颇闻其书多所增广,因待梓,未得卒读。”(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第174册,第163—164页。)则胡钧从张仁蠡处得见许稿,取为蓝本,加以改订,且在一年后即成重编本六卷,公开刊行,而流传尚较许谱为广。胡谱凡例表示“不敢没许君之劳,故名重编”,但一则言,改许稿十卷为六卷系“以救其失”,再则言“兹编成稿距许君辑谱已二十余年,其间耳目所及佚文遗事足录者,补辑之”(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对许稿似大有改进,实则未然。许同莘本出版后,有人细校两书异同,即指出:“盖(胡钧)于同莘之稿不无微词,而吴廷燮之后序,则直称同门胡千之先生病旧稿未尽善,重为编定之语。在未见许谱之时,必以胡谱为尽善尽美矣。乃胜利以还,许谱亦再版沪上,不胫而走。校读之下,知许谱之善,远胜胡氏,非可以道里计也。胡氏既乏新增之材,而字句亦少改动。光绪六年,王大臣续上会议折,附注陈弢庵语,胡氏全用许氏原文,彼按亦按,非有所见。许云按抱冰堂弟子记,言疏论俄约事,凡数十上,考军机处月折,公折片言俄事者凡十九件,本集已备录之。胡氏仅改本集一句为许同莘编辑遗书已备录其文云云,不免有掠美之嫌。”同文所作批评,对今日编谱之业亦不乏启示意义:“编纂年谱之业,非仓卒可办之事,初必对于谱主一生行事,师友往还,熟悉如数家珍;然后搜罗遗闻佚事,立辨时日,分别入谱。从事编纂之人,往往以所得之材料为不足,日盼增益,冀其无遗,与所谓重编之人,心理不同。一则不事耕耘,遽有收获,一挥稿就,指日书成,其著作之捷径也欤?”参看任楼:《新书介绍:张文襄公年谱(许同莘编)》,《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1号,1947年,第48—49页。
(72)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页。
(73)许同莘:《〈张文襄公奏稿〉例言》(庚申四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2页。
(74)按此段文字出自《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收于国图藏《赵凤昌藏札》稿本第17册,原未署作者。据孔祥吉先生考订,此文出于张曾畴手笔,系“一篇有关张之洞辞世前数十日经历及其嗣后遭际的文字”。参看《出于淤泥而不染的张之洞——读稿本〈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12页。张之洞任职湖广时期的公文书,张曾畴经手最多,相应保存也最出力。据许同莘所知,“太守张望屹先生(曾畴)居幕府最久,督楚公牍,皆所手订,其后复为补录”,“奏议公牍,……督楚者,则望屹先生所编为多”。参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例言》(庚申八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6页;《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9—10页。
(75)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50页。
(76)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此处涉及问题很多,例如近刊《张佩纶家藏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便是信札中独独少见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书信,衡诸常理,绝不至此,而许同莘当初编谱之际,反而从丰润张家辑录若干张之洞来函,为“南皮集外书札”,以广流布(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03—306页)。关于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函流传问题的讨论,可参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裘陈江:《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流传线索补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3月31日。
(77)许同莘:《〈张文襄公奏稿〉例言》(庚申四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2—10773页。
(78)以公牍为例,“机要文牍原钞本尚多遗漏。始开局时,从山西抚署补钞,衡甫中丞(丁宝铨)委四员主其事,四人者皆公旧属,函寄衔名,约列入校勘姓氏内,惜此函已佚,不得而详。太守张望屺先生(张曾畴)居幕府最久,督楚公牍,皆所手订,其后复为补录。督江公牍,旧钞只十余通,樊山方伯(樊增祥)任宁藩时,同莘托向督署检钞,方伯许诺,未几而国变作矣。……至是编义例,太守汪荃台先生(汪凤瀛)指示綦详,陈公睦征君(陈庆龢)亦多所商榷。”参见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9—10页;《〈张文襄公公牍稿〉例言》(庚申八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6页。
(79)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49—50页。
(8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序”,第1页。
(81)许同莘固知征集口述资料终究是一件遗憾的工作,然聊胜于无,仍勉力为之,故谓“并时人物,先后物故。幸而得见其人,又皆忧伤憔悴,言之而不能尽记。……然及今不为,则他日虽有人焉,欲为之而愈不易。而数十年间朝章国故,且失坠不可考”。参见《张文襄公年谱》,“序”,第1页。
(82)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83)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年谱史料》9册(档号:甲622—3),内容包括许同莘编纂《张文襄公年谱》时所据原件或抄件,以及许本人的抄目、批注、年谱初稿如“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大事草稿”“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大事草例”等。有关《张文襄公年谱》编纂内情,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84)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跋》(戊午六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1页。
(85)参看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335页。
(86)《致张幼樵》(光绪八年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143页。
(87)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88)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张文襄公轶事》,转引自秦进才:《张之洞著述的编纂与流传》,《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95页。
(89)张之洞:《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1页。曾居张幕的陈衍也指出幕主有“亲笔属稿”的习惯:“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45页)对这一行事风格,一些论者解释为张之洞以书生入仕,故习惯“以对待著述的精神来对待奏议、电稿、公牍”。参看秦进才、戴藏云:《张之洞著述编撰特点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2期。
(90)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8页。
(91)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跋》(戊午六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1页。
(92)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按原文标点作“而督粤者尤阙,展转求之粤。鄂则辛亥之变荡焉无有”,误,径改。
(93)按督粤时期电稿,在张之洞移督湖广后曾经整理,并交幕僚梁鼎芬“校阅”,然后散佚。《张文襄公电稿》编成后,梁鼎芬跋记:“其十一卷,督粤时所为。移督武昌后,曾以全分,命鼎芬校阅一过。……公薨后数年,掾吏许知县同莘,感公之知,服公之忠,乃发愤采掇公十数年来所为电稿,钞成此册。封疆大臣忠于国家,奏稿行世者有之,电稿则未闻也。许君力勤矣,芬未见其比也。”参见《〈张文襄公电稿〉梁记》(戊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0—10771页。
(94)另有知情者记载,可补充许同莘从王秉恩处访得督粤电稿副本的详情:“文襄以光绪十年总督两广,其时沿江沿海各省,电线已通,军国机宜之事,以电报传递,文襄电稿,出于手稿者十之八九。然张氏藏稿独缺两广一任,总署电本仅有关涉外交之件。余兄积年求之,初不可得,托人访之广东都督公署,则革命以后,广东督抚两署案卷尽毁。后至沪上,见王雪岑先生,得其所藏副本,始得借抄入集。其稿盖先生在幕府中,留心故实,随时积存者。虽缺最初之稿数十件,然当时精力,全注于法越战事,以之与奏疏参校,大体已无遗漏。故年谱资料,半出其中。”参见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0页。
(95)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五月),《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另据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交代:“奏稿中原缺光绪十年各电稿,及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遍觅弗获。及全集刊就,许君始于书肆中得之,延津之剑于是复合。……拟俟许君编公年谱告成,赓续补刊,特先识其概略,以代左券。”(《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2页)则光绪二十三年电文抄本的发现,已在《张文襄公全集》刊行之后,故未及编入,后亦未补刊,今或已散佚。
(97)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8页。
(98)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8—10769页。
(99)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9页。
(100)参看秦进才:《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张之洞全集》第12册,10855—10857页。
(101)张之洞为官,以起居无恒为世所知,甚乃见诸劾疏,有“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之言(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光绪二十九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第78页)。陈衍《石遗室文集》卷一《书张广雅相国逸事》云:“公日凌晨兴,披阅文书,有事则迟明。余初见公,约迟明往,堂上然烛以待,寻常辰巳见客,午而罢,然后食,有事未而罢,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黄白具,肴果蔬并食,一饭一粥,微醺,进内解衣寝,入夜复兴,阅文书,见客,子而罢,有事,丑而罢,然后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寝,或不进内,盖分一日若两日也。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44—345页;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1页。
(102)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0页。
(103)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9、10770页。
(104)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页。
(105)尚可补充的是,《张文襄公全集》编成后,许同莘仍未完全结束这方面的工作,一度拟刊“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重编之法则与王树枏略有别。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附“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办法”,颇有价值,兹转录如下:奏稿五十卷。(此指同莘所编之本而言,王晋丈所编者,将此五十卷分拆为七八十卷,其大体无甚出入,以下言卷数者仿此。)拟删节三分之一,末有谢折四卷,拟全删。惟王本于奏稿之起讫(如“奏为”至“仰祈圣鉴事”,及“所有”至“缘由伏乞圣鉴”之类)皆删去,此却不可,仍以补入为宜,计此稿删本,可编为三十六卷。公牍二十八卷。王本已有删节,兹拟删为八卷,内咨、札可以多删,批牍则所删者较少。函稿六卷。此却不可删,王本当添入数篇,可以补入,惟家书不必刻。电稿六十六卷。此稿十之六七,皆文襄公亲笔,不宜多删。惟所附之各处来电,则可多删,拟编为五十卷。此稿初编时,因稿本不全,有缺漏处,王本亦未补入,其所缺之稿,近年已设法觅得。计应补入者,约有两三卷,此可包括于五十卷中。骈文三卷,不删。散文三卷,内朝考卷二篇,可删。王本补入一篇,仍应补入。杂著四卷,不删。金石文五卷,新增。诗集无卷数,不能删。弟子记一卷,不可删。年谱,现拟之稿预计约有四五卷,如此稿成后,别为节本,则二卷即可。以上约计一百十卷。此外有《书目答问》轩语》《劝学篇》《十六家诗钞》四种,拟不编入。如照此办法,则全书一百一十卷,可分订为五十册(或四十六册),用小本印行,略如石印二十四史之式,大约每部工本须十五元左右,出售时定价从廉,可定为二十元(或稍加),如拟交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之类)代印代销,则不须出资,尚可抽版税,每年结算,照书价收,可分之十五,但销售部数不能预定耳。”(浏览地址:http://book.kongfz.com/1087/494744800/)
(107)参见甘云鹏:《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徐源泉:《张文襄公全集题记》,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楚天精庐藏版,丁丑五月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1—3页。
(108)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自序,第2页。
(109)据编者说明:“本辑作为张之洞专辑,由于出版计划的改变,不能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张之洞档案全部收辑,所收辑的主要是张之洞的电报和奏稿,包括底稿、定稿、原件、抄件。与其他已版的张之洞文集相比,其独到价值所在,一是不仅最为广泛地包含了张之洞本人的奏折、附片和电报,而且包含了张之洞所收、所存的大量他人电报,既反映了相关事项的来龙去脉,也反映了张之洞的人脉关系。二是不仅以多种文本体现了档案的生成过程和原始性,如用电报纸记录的包括密码和译文的电报原件,用折本书写的奏稿原件,而且保持了档案的完整性,如奏折所包含的附件和清单,均一仍其旧,不像一般文集那样只收正折。”参见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110)东方晓白:《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茅海建引责任编辑刘萍女士语,“这批信件属私人收藏,‘东方晓白’是其笔名,且这批收藏中有价值者皆已发表”,其曾试图联系收藏者,以能过目,但未获成功。参见《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页注释3。
(111)据编者统计,河北版《张之洞全集》较《张文襄公全集》,“总计增加了400余万字,大致增加了一倍多”(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文史精华》1999年1期)。惟增加的部分未作具体说明,在未对两者作充分比对之前,难知其详。
(112)电奏、电牍数目,系笔者据各册“编辑说明”合并统计而得。又,编者“前言”指出:“本书收录文献共14453件,比底本多7802件,比河北版多3473件。在当前阶段,它应当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惟同一编者,在另外场合却又说,“本书收录文献共13600件,比底本多6900件,比河北版多2600件”(赵德馨:《求全·求真·求准——编辑〈张之洞全集〉的做法与体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两种说法并不一致,未知孰是?
(113)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编校说明”,第2页。
(114)民国肇建之后,设直隶省会于天津。1928年6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省会仍在天津,10月即迁北平。1930年10月,再迁天津。至1935年6月,天津改为直辖市,河北省会又迁保定。
(115)相应时段电文,分见《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49—50册(卷334—339)、第79—82册(卷539—554)。
(116)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戊午十二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69页。
(117)张海鹏主编,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482页。
(118)《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
(119)《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第2页。
(120)《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尔敏、吴伦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349页。
(121)《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午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第2页。
(122)《寄刘岘帅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3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837页。
(123)刘坤一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令向英国政府商阻派兵:“英提西摩面商,调兵保沪租界,当嘱以勿多调,免地方疑虑。现闻调二千兵,十八到。法、美亦拟照办。商民甚惧,纷纷迁徙。我既力任保护,彼又有多舰在淞,安用如许陆兵,启各国猜忌。倘有意外,各商埠必糜烂,整复不易。军事一起,商务大坏,英尤受亏,两有所损,何如彼此安静,共保和平之局。闻西摩有立功长江意。祈婉讽外部,详告利害,立沮其谋,勿为武员所愚。切祷。”(《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七月十六日申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4—5页)随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联衔致电各驻外公使,“请速商外部劝止”。参见《寄英罗使杨俄使美伍使日李使法裕使(粤江鄂会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39,第908页;《李鸿章等致罗丰禄电》,1900.8.1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24,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157.
(124)《盛京堂致江鄂苏浙督抚电》,庚子七月十七日亥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5页。按,“西摩”,英国海军中军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时由津抵沪,为英军登陆上海做实地考察,并以“巡江”为名,赴南京面见刘坤一。其面交上海道余联沅节略十三条,参见(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526—527页。
(125)参详戴海斌:《“东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史林》2010年第4期。
(126)电文见《万急致上海英法俄德美日各国总领事》,庚子七月二十三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73。按,其事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该电虽然江、鄂联衔,实际上张之洞以事态紧迫,发电前并未知会刘坤一,只是次日晨才将电文示知(《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217页)。刘因此不快,复电表示:“此后如有会敝衔之电,仍祈先行电示,以便商酌为荷。”(《江督致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5(期)这是庚子时期二人之间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微嫌”之一。刘虽然对张先斩后奏略有微词,但对外仍采取自觉维护的姿态,解释说:“香帅限时急促,无怪各领生疑,而其意实无他,不过欲速得回信。”(《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39,第916页)
(128)《驻沪法总领事致江鄂督电》《驻沪美总领事致江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未刻发、戌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1935年,第3页。
(129)《驻沪日本总领事致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午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5期,1935年,第2页。另参看《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皇后及皇太后ノ安全ヲ懇請スル劉張兩總督連署電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年版,第276頁。
(130)《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39,第915页。
(131)《致上海英、法、俄、德、美、日本各国总领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2页。
(132)《张香帅来电(兼致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39,第914—915页。
(133)《驻沪日本总领事致鄂督电》,庚子七月二十七日未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第3页。
(134)《沪道致江鄂督抚电》,庚子七月初二日戌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3期,1935年,第2页。
(135)《日总领事电》,庚子闰八月二十五日申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4卷第6期,1936年,第3页。
(136)参详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37)李宗侗:《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原载《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第22卷第4期,收入《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5—495页。
(138)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233页。
(139)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140)《安庆电局致盛督办电》《盛京堂致江鄂督皖赣抚电》,庚子七月十六日午刻发、酉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4、5页。
(141)《致江宁刘制台、镇江黄提台、安庆王抚台》《致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亥刻发、二十四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7、8233页。
(142)《致长沙俞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6页。
(143)《巢委员电》,庚子七月二十六日午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第2页。按,巢凤冈,江苏武进人,戊戌时期驻天津,已为张之洞提供相当多情报(参看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14—218页),发此电时,驻山东德州,并“在京(师)、静(海)、济(南)三处设探”。参见《巢委员电》,庚子七月二十三日酉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第3页。
(144)《寄江鄂皖东督抚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39,第921页;《廷藩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45页。
(145)《致京许竹筠》《致京袁爽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子刻发、十一日亥刻发、十二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65—7967页。“云门”,樊增祥;“当轴”,指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樊时为其幕僚。
(146)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石印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8—37页。
(147)《许侍郎袁太常致张制府电》,庚子六月二十八日辰刻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第1页。
(148)此电韵日为“灰”,知袁世凯于八月初十日转发。
(149)李鸿章本人于八月十一日接到此电报,并当日复电(《东抚袁转电》《寄东抚袁飞递徐尚书等》,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261页)。另,张之洞、刘坤一均有复电致京,参见华学澜《庚子日记》《高枏日记》,《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7、191—192页。
(150)在翰林院编修华学澜看来,此联名函实为“福建公函”:“公函系郭春宇(郭曾炘)、陈玉苍(陈璧)、黄石荪(黄曾源)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徐郙)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27页)有学者曾考订此33人籍贯,只有11人为闽人,余多隶湖南、四川、广西、浙江等南方省籍(参见冯志阳:《庚子救援研究》附录三“三十三名京官籍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则此群人在国变之际合作发声,除省籍关系外,当别有渊源。
(151)许同莘辑:《旧馆缀遗》,《河北月刊》第3卷第11期,1935年,第1页。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年谱史料》9册(档号:甲622—3),《旧馆缀遗》为其中一册,铅印本,版式、篇幅与《河北月刊》刊本完全一致。吉辰为核查此史料提供了帮助,谨致谢忱。
(152)许同莱:《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第51页。
(153)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9期,1936年,第47页。并见《花随人圣庵摭忆》“南皮集外书札”条,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03页。
(154)参详裘陈江:《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流传线索补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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