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近世说”到日本的“天职”——内藤湖南中国论的政治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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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在20世纪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广泛,然而该说却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论说。分析内藤发表该说的最初文本《支那论》以及内藤其他相关论说可知,在其"宋代近世说"背后,有着经由历史分析推论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政治又不能自行实现,进而劝谕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剖割领土、接受国际托管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理路。内藤"宋代近世说"表面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至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假说,为日本以振兴"东洋文化"的"天职"为理由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内藤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历史长时段视角,正是其政治主张具有学术色彩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原因。
Natio Konan's hypothesis of "Moder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Song Period" had a widespread influence o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20 th century, but actually it was not a purely academic statement.This article, based on Shinaron, the first published text about the Natio hypothesis, and some of his other essays at that time, argues that there was a clear thought hidden in his hypothesis: that is,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monarchy would inevitably collapse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but the republicanism was unable to be realized by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So he advised w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do is to give up the national unity, to cut the integrated territory, and to accept the international condominium. On the surface, Natio' hypothesis took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ut the ultimate purpose was to show through such a fictional hypothesis that the center of East Asian culture would move to Japan, giving the excuse of Japan'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s Japan's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to develop East Asia culture in a legitimate coat. And it's just Natio's long-ti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gave his political opinion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fore made them more deceptive.
Natio Konan's hypothesis of "Moder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Song Period" had a widespread influence on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20 th century, but actually it was not a purely academic statement.This article, based on Shinaron, the first published text about the Natio hypothesis, and some of his other essays at that time, argues that there was a clear thought hidden in his hypothesis: that is,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monarchy would inevitably collapse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but the republicanism was unable to be realized by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So he advised w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do is to give up the national unity, to cut the integrated territory, and to accept the international condominium. On the surface, Natio' hypothesis took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ut the ultimate purpose was to show through such a fictional hypothesis that the center of East Asian culture would move to Japan, giving the excuse of Japan'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s Japan's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to develop East Asia culture in a legitimate coat. And it's just Natio's long-ti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gave his political opinion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fore made them more deceptive.
引文
①据内藤湖南之子内藤乾吉所记,内藤湖南1909年在京都大学首开“支那近世史”课程时,便已初步提出“宋以后为近世”之说,但当时该说内容还比较简略,且与后来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出入较大。见内藤乾吉:《支那近世史·あとがき》,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年,第527-529页。
②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第111-119页。该文中文版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8页。
③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の意義”,《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第347-359页。该书中文版见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夏应元选编并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3-343页。
④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第323-343页。
⑤关于内藤该说的学术影响,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2页)、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文章或著作中均有介绍。此外,内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包弼德(Peter K.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包弼德:《美国宋代研究的近况》,(《新史学》1995年第6卷第3期)等分别对20世纪日、美学术界在内藤这一学说影响下展开的研究做了较多介绍。
①野原四郎:《内藤湖南〈支那論〉批判》,《中国评论》第1卷第4号,1946年11月;增渊龙夫:《歷史意識と國際感覺——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Ⅰ)、《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Ⅱ),分载于《思想》464号、468号,1963年2月、6月,增渊两文均收入其《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此外,池田诚:《内藤湖南の袁世凯论》(《立命馆法学》44号,1963年2月)、增井经夫:《内藤湖南と山路爱山》(《近代日本と中国》,东京:朝日新闻社,1974年)、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内藤的学术研究有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性质。关于这些研究的中文介绍可参见何培齐:《内藤湖南史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3年;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第5-72页。
②参见龚咏梅:《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少军:《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之涉华议论评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期;曹星:《略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第8期;杨鹏:《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杨栋梁:《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此外,赵轶峰在《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中,也简明指出了分析“内藤假说”现实含义的必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中亦部分指出内藤的中国时事论其有帝国主义色彩,但并没有看到内藤“宋代近世说”的现实意图。
③参见黄艳:《“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
④山田申吾:《内藤湖南与辛亥革命——另一个近代》,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胡宝华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09、113-122页。
⑤内藤湖南:《支那論·自敍》,《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94-295、306页。
⑥“代替支那人、为了支那人”及其学术化的姿态,使得《支那论》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其国内最为畅销的作品之一。据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调查,1938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次年,创元社将《支那论》与内藤在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合为一本刊行,“在出版发行的十天之中,重印次数已达十版,……其作为适合时宜的时局论之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参见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①内藤湖南:《支那論·緒言》,《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06、307页。
②《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与《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的内容要点都是八个方面,即:“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支那论》在结构安排上虽与之不同,但内容中包含了其中五点,这五点不惟观点相同,其论证过程亦大多相同。
③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22-324页。
①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24-328页。
②从内藤对中国史“近世”的界定中,不难发现19世纪后期流行于日本史学界的西方历史理论的痕迹。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英国历史学家法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等介绍西方文明史观的典型作品均流行于日本国内,其构建的“贵族政治-绝对王权-政府与人民”这一文明史模式大大影响了日本的知识界,内藤“宋代近世说”以君主独裁的形成和人民地位提高为近世核心特征的基本模式亦与之一致。参见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
③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27页。
①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一·地方制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67-368页。
②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6页。
③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一·地方制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69-370页。
④内藤湖南:《支那論·自敍》,《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97页。
⑤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一·地方制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60页。
⑥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5-396页。
①该节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領土問題》,《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5-396、331-332、339、340、341、348、349页。
②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二·財政》,《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78、380-382页。
①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2-393页。
②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二·財政》,《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82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407-408页。
④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自敍》,《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96-297页。
①内藤湖南:《所谓日本的天职》,《燕山楚水》,吴卫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2-183页。
②内藤湖南:《地勢臆說》,《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近世文學史論·附錄》,第117-125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職と學者》,《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近世文學史論·附錄》,第127、133页。
④事实上,内藤毕生都致力于履行这一“学者的使命”,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两次发文呼吁日本政府派人到中国搜集书籍。同时内藤本人先后十次来中国大陆,其中六次与搜集书籍直接相关。
⑤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34页。
①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二)》,《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页。
②内藤湖南:《新支那論》,《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08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二)》,《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第11-12页。
④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新支那論》,《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09、513-514页。
①《新支那论》中内藤提出了采取武力手段,是《支那论》中所没有涉及的。佛格尔《政治学与支那学——内藤湖南的案例》对内藤全部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内藤的观点是逐步形成的,并指出其在《新支那论》中关于武力方式的观点在其后期著作中很少涉及。Joshua 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②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第111-119页。该文中文版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8页。
③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の意義”,《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第347-359页。该书中文版见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夏应元选编并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3-343页。
④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第323-343页。
⑤关于内藤该说的学术影响,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2页)、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文章或著作中均有介绍。此外,内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包弼德(Peter K.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包弼德:《美国宋代研究的近况》,(《新史学》1995年第6卷第3期)等分别对20世纪日、美学术界在内藤这一学说影响下展开的研究做了较多介绍。
①野原四郎:《内藤湖南〈支那論〉批判》,《中国评论》第1卷第4号,1946年11月;增渊龙夫:《歷史意識と國際感覺——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Ⅰ)、《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Ⅱ),分载于《思想》464号、468号,1963年2月、6月,增渊两文均收入其《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此外,池田诚:《内藤湖南の袁世凯论》(《立命馆法学》44号,1963年2月)、增井经夫:《内藤湖南と山路爱山》(《近代日本と中国》,东京:朝日新闻社,1974年)、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内藤的学术研究有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性质。关于这些研究的中文介绍可参见何培齐:《内藤湖南史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3年;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第5-72页。
②参见龚咏梅:《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少军:《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之涉华议论评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期;曹星:《略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第8期;杨鹏:《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杨栋梁:《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此外,赵轶峰在《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中,也简明指出了分析“内藤假说”现实含义的必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中亦部分指出内藤的中国时事论其有帝国主义色彩,但并没有看到内藤“宋代近世说”的现实意图。
③参见黄艳:《“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
④山田申吾:《内藤湖南与辛亥革命——另一个近代》,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胡宝华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09、113-122页。
⑤内藤湖南:《支那論·自敍》,《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94-295、306页。
⑥“代替支那人、为了支那人”及其学术化的姿态,使得《支那论》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其国内最为畅销的作品之一。据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调查,1938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次年,创元社将《支那论》与内藤在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合为一本刊行,“在出版发行的十天之中,重印次数已达十版,……其作为适合时宜的时局论之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参见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①内藤湖南:《支那論·緒言》,《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06、307页。
②《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与《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的内容要点都是八个方面,即:“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支那论》在结构安排上虽与之不同,但内容中包含了其中五点,这五点不惟观点相同,其论证过程亦大多相同。
③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22-324页。
①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24-328页。
②从内藤对中国史“近世”的界定中,不难发现19世纪后期流行于日本史学界的西方历史理论的痕迹。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英国历史学家法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等介绍西方文明史观的典型作品均流行于日本国内,其构建的“贵族政治-绝对王权-政府与人民”这一文明史模式大大影响了日本的知识界,内藤“宋代近世说”以君主独裁的形成和人民地位提高为近世核心特征的基本模式亦与之一致。参见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
③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君主制か共和制か》,《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27页。
①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一·地方制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67-368页。
②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6页。
③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一·地方制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69-370页。
④内藤湖南:《支那論·自敍》,《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97页。
⑤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一·地方制度》,《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60页。
⑥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5-396页。
①该节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領土問題》,《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5-396、331-332、339、340、341、348、349页。
②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二·財政》,《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78、380-382页。
①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92-393页。
②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二·財政》,《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382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内治問題の三·政治上の德義及び國是》,《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407-408页。
④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支那論·自敍》,《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96-297页。
①内藤湖南:《所谓日本的天职》,《燕山楚水》,吴卫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2-183页。
②内藤湖南:《地勢臆說》,《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近世文學史論·附錄》,第117-125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職と學者》,《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近世文學史論·附錄》,第127、133页。
④事实上,内藤毕生都致力于履行这一“学者的使命”,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两次发文呼吁日本政府派人到中国搜集书籍。同时内藤本人先后十次来中国大陆,其中六次与搜集书籍直接相关。
⑤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34页。
①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二)》,《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页。
②内藤湖南:《新支那論》,《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08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何谓日本文化(二)》,《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第11-12页。
④以上引文参见内藤湖南:《新支那論》,《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09、513-514页。
①《新支那论》中内藤提出了采取武力手段,是《支那论》中所没有涉及的。佛格尔《政治学与支那学——内藤湖南的案例》对内藤全部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内藤的观点是逐步形成的,并指出其在《新支那论》中关于武力方式的观点在其后期著作中很少涉及。Joshua 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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