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平民教育”的渊源与兴起（1912-1920）
摘要
引文
1康氏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西方的“致强之由”,源于各国主政者懂得“护养”其士民的“智学”,《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集,第81页。
2严复在《原强》中说,中国要“图自强”,“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14页。
3当时所说的“开通民智”,既包括所谓“预备将来人材”的学校教育,也包括以社会为学校,借助报刊演讲等通俗形式,直接将思想观念推向一般大众的“下层社会启蒙”工作。
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6页。
5庄泽宣《民众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34年,第23页以下。
6庄泽宣的历史叙述,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在民国时期诸多“民众教育史”论著里反复重现的一个模式。例如1931年撰写《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的高践四,也将清末以来的“民众教育”分为5个阶段,即“发动期”(1896至1900年)、“初次盛行期”(1901至1911年)、“地位确定时期”(1912至1917年)、“第二次盛行期”(1918至1924年)和1925年以后“民众教育根基巩固与事业扩张时期”。高氏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的院长,与庄泽宣的身份相似,他的历史叙述,同样也以国民政府的“民众教育”为指归,强调的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民众教育”的“根基巩固”、“事业扩张”,至于民初到五四,在他看来不过是从纸面上“确定”了民众教育在制度中的“地位”而已,并没有多少实际开展。在五四前后,同样有着明显的叙事断裂。参阅《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原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3期,收入《民众教育之理论与实际》,教育编译馆,1937年,第337页以下。
7《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平民学校开学感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5月,第69号。
8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9问题是,这种叙述手段,其他历史书写者同样可以轻易地借用。例如在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总会)系统的人士讲来,且不说1918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有灵魂”、从“民众的实际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平民教育”,就是“民八以后”“国内平民主义的鼓吹和白话文学的提倡”、“平民化的运动,各省自动组织学生会,创设平民学校、通俗学校和试办工读学校等等的事”,其意义也不过在于“先在全国制造空气,然后由晏阳初等返国提倡从平民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平民教育”而已,中国的“平民教育”,要从晏阳初等人归国算起。参阅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的经过》,《教育杂志》,1927年9月,第19卷第9号。同一时期杨廷铨在《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7号上发表的《平民教育的产生》一文,甚至完全不提国内这条线索,“确立正统”的意蕴还要更加强烈。此外,既非“五四青年”,也不属平教总会系统的顾旭侯,1920 年代中期撰有《平民学校教育实施法》,也认为清末的“简易教育”全无“平民教育精神”,不配称为平民教育。至于五四时代,虽有“精神”,其实行上却“不过是一种初等补习教育罢了”。他认为平民教育的开始应从1923年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算起,以此为契机,“我国代表回国后,……到处宣传,提倡平民教育”,才进入“由萌芽而蓬勃的时代”,《平民学校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25年,“绪论”部分,第1页以下。
10《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134页；第3册,第4、5页。
11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以下。
12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虽不是直接关注下层启蒙运动问题的论著,但陈氏根据翔实的考察,揭示出清末的革命和启蒙经验,对于理解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重要意义,在研究范式上也接近“从晚清思考五四”的路数。
13李孝悌将清末的这一运动,定名为“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认为这是一个“下层社会……被广义的知识分子作为改良对象”的过程,亦即“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知识由上而下传播的过程”。《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41908年以后,白话报刊和阅讲报所的创办数量明显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清末的“地方自治”、“预备立宪”运动开始以后,原来蕴涵在“阅书讲报”活动里的政治热情被释放出来,使活动参与者的关注焦点有所转移,参阅李斯颐《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0辑,第113至115页。李文提供的系将全国范围内创办阅书报所和白话报刊的数量按年统计得出的结果。北京一地的情况,据刘志琴等人统计,其“高潮是在1905至1907年”,与全国的趋势是一致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400至405页。
15《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1至62页。
16曾多年担任京师学务局总务科主任,对北京的“都市教育”介入很深的孟心违,后来追述说,“自辛亥年十月起,直至民国元年六月止,中间八个月,教育官厅不能发款”,“京师教育发达之秩序”,“一时小有坎坷”。实则在这几个月间,何止官厅不能放款而已,由于“政变剧烈”而且一段时间内政局的走向颇不明朗,北京学界中不少人选择“从诸达官贵人之后,匿迹于海滨”,或是“与世所谓伟人巨子,翱翔乎河上”,京师督学局、八旗学务处乃至中央学部等“教育官厅”本身,其存续也不过在若有若无之间。总的来说,由于一批“热心桑梓义务”的地方人士组成“私人团体主持会务,设法筹款”,“竭力维持”,北京的学校教育尚能勉强保持局面,至于督学局下属各宣讲所，由于难以获得此类支持,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参孟心违《京师教育状况》,《都市教育》,1917年1月,第22期；《<京师教育报>出版宣言》,《京师教育报》,1914年1月,第1期。
17该部在民初数年间的变迁可参见《本部行政纪要甲编·厅司职掌之沿革》,《教育公报》,1916年7月,第3年第7期。
18蔡元培《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教育杂志》,1912年6月,第4卷第3号。
19《教育部令(元年五月三日)》、《教育部令(元年五月六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8。这两份文件分别委任彦德、刘潜为京师学务局局长、副局长,委任孟心违为总务科长,崇岱为中学教育科长,李春泽为小学教育科长,祝椿年为通俗教育科长。清末督学局对于各宣讲所的管理,原本是通过“师范科”来进行的,这是学务局改师范科为通俗教育科的另一个原因。参姚金绅《京师地方教育行政概况》,《新教育评论》,1925年,第1卷第9期；《京师学务局之组织及行政》,《京师教育周报》,1927年,第1卷第6、7期。
20民初的“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在绝大多数场合均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对普通教育以外的社会大众进行“教育”,除了极少数人试图建立某种理论区分以外,通常可以认为这两个名词意指相同,在不少人的表述里,也经常交互混用。本文在多数地方使用“通俗教育”一词。
21《民国元年八月十六日第四次劝学会议决议事件》,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22《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第五次劝学会议事件》、《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第五次劝学会议决议事件》,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23《京师学务局致内外城巡警总厅函(元年九月廿一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当时北京内外城共分为9个“学区”,建立起“宣讲所”的是第2至8区,参《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1913年,第1期。
24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61。
25同上。
26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27《京师教育报》,1914年7月,第7期。
281915年11月制定,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2。
29据伍达《各地通俗教育进行情形》一文所述情况制表,文见《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册。文中提到虎坊桥的“夏期讲演会”,该会实是由教育部举办的学术讲演,且为临时性质,故不列入表内。原文还提到学务局开设的各宣讲所,此处也不列入。此外,文中还提到“通俗阅报附设讲演社”一处,宗旨是“讲演报纸”,因无从确指,亦不列入。黄远庸于该年10月曾报道,北京“由私人团体组织”的“讲演社”,有“二十余处”,和伍达所统计的相差不远。参阅黄远庸《教育部半年以来大事记》,《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2卷,第176页。
30伍达文中未提及的“共和演说团”,成立于1912年9月,也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团体。该团的主持者李六更,天津宝坻人,清末在吉林、旅顺、大连、青岛等地活动,民初“至京师,创立共和演说团,两等平民小学校,所为致力于社会者甚至”,与国民党人士关系密切。参阅张相文《李六更小传》,收钱仲联辑《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卷,第1275页。共和演说团成立时号称有团员400余人,但据黄远庸1913年10月在“共和纪念会”上的观察,其活动情形,仅李一人“率三四小童,挈共和演说团之旗,振其木铎,疾走而前”,可知该团此时衰微已甚,实际上仅由李六更独力支撑而已,见黄远庸《囍日日记·其二》,《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3卷,第213页。
31张玉法在《民国初年的政党》中提到“共和联合会”并归类为“政治性党会”,但关于其宗旨仅录“南方以武力要求共和,北方以舌笔要求共和”一则,似还不如伍达《各地通俗教育进行情形》记载得明确,张玉法《民初党会调查表》,《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461页。“五族联合会”的活动情况与政治宗旨不明,不过据前引张表可知,当时北京名为“五族合进会”、“五族协和会”一类的政治小团体甚多,似可归入同类。
32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收《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辑,第136页。赵、陆、梁、段等人为袁氏党羽,毫无疑问,刘揆一虽为旧同盟会元老,但在1912至1913年间与袁世凯关系甚为密切。另参见张玉法《民初党会调查表》,《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462页。
33《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34《本会会员名单》,《刘揆一集》,同上,第24、25页。
35李剑农、张玉法等人分析民初政党时便指出,其时政党林立,党义的异同常难识别。参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5至326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6至38页。
36《设进化阅报社》,《教育杂志》,1905年,第14期：《讲报苦心》,《大公报》,1906年5月4日。另参张伯驹《春游琐谈·燕市旧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63页。
37蔡松龄,又名蔡(松)友梅、损公,清末报人而兼京话小说家,“先世隶汉军籍,为有清世族”,但至晚清家道已败落。参《蔡省吾先生事略》,《燕市货声》,双肇楼图书部,“京津风土丛书”,1938年：《汉军八家述略》,《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38《公益报》,社长文实权,编辑蔡友梅、白云祉(睡公)、文子龙(懒儒)、王咏湘(冷佛)。《进化报》,社长蔡友梅,编辑杨曼青、乐绶卿、李问山。参阅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第6册,第283、284页。
39该会“由报界所组成,文实权任会长,白云祉、蔡友梅、乐绶卿、春治先、彭翼仲诸氏任评议”,参管翼贤《新闻学集成》,同上,第312页。从主持者的名单来看,该会是在《公益报》、《进化报》和彭翼仲的《京话日报》三社基础上联合成立。
40(1908年以前研究筹备自治之机构列表》,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41这种情形,实非蔡松龄一人如此,例如与他合办《公益报》和“讲演研究会”的文耀,在1906年呈文京师督学局请求开设“宣讲所”,1907年以后,除《公益报》外,与徐佛苏、孙洪伊等人合办君主立宪派机关报《国民公报》,辛亥前夕参加“宪友会”,其清末一段人生轨迹,和蔡松龄颇为相似。参《京师督学局批(九月八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01；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第6册,第302页。
42“北京第一演说研究会”成立于1912年7月,以“造就健全舆论,练习演说人才,以便开通社会共和”为宗旨,会员500余人,主持者林庄、蔡松龄。“北京公民会”成立于1912年7月,以“征集北京住民之意见,促进市政,辅助自治,增进人民能力,以期实享地方之利益”为宗旨,会员300余人,主持者林庄、蔡松龄。参《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社团一览》,《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1期。此外,同样借“进化宣讲阅报所”组织起来的团体,还有成立于1912年11月的“崇俭社”,该社以“增进道德,崇尚俭朴,提倡国货,改良风俗”为宗旨,主持者汪启纶。参张宪文等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21页。
43内务部档案,引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790至794页。
44该社在北京的“分社”,最多时有八处,此外据说在天津、唐山也有分社,参阅《国群铸—通俗讲演社现在各讲演地址表》,《京师教育报》,1914年8月,第8期。
45同上,并参《国群铸—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46这批人的生平背景,详见附录《国群铸一讲演社主要成员考》。
47该社1913年办有杂志《今闻类钞》,是将当时重要报刊中“经世”文章汇编而成的月刊,纵览现存2月至8月的7期,所收文章来源相当广泛,包括《庸言》、《东方杂志》、《时报》、《民主报》、《民立报》、《民声报》、《时事新报》、《进步》、《海军杂志》、《西北杂志》、《新纪元报》、《震旦》等,并没有明显的党派之见。此外,就《国群铸一讲演社史料》记载可知,该社的活动,长期受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监视,似也说明其不是“五族共和联合会”一类“袁记”御用团体可比。从社员在北洋系统内部各自的人事关系来看,有与直系冯国璋往来密切者,有接近皖系段祺瑞、徐树铮者,也有高步瀛这类相对中立无所属者。
48王金绶《本社创办之起因及宗旨》,“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演词”,收《国群铸一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依王的见解,这种状态,本就是“吾国今日现状之必要”,即中国当日正该组织“主张不同”、“办法不同”的大小团体,经过讨论融合,然后才能有“沟通上下左右社会”的“大政党之成”。
49仅举较有影响的孙瑛《鲁迅在教育部》里的观点为例,尽管作者已注意到前后两个“通俗教育研究会”“应作为两个组织分别叙述”,但仍误以为教育部“研究会”是袁世凯“把原来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抓过来加以改组”的结果,“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发展和演变”。参阅孙瑛《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及以下。
50例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卷在其“社会教育”附录“各地举办情况”部分,便先后摘录两条记载,一是系于1912年4月的“唐蔚芝等发起组织通俗教育研究会”,一是系于1912年5月的“章太炎等发起通俗教育研究会”。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965、966页。这两条所记实际上是同一件事,而且唐蔚芝与章太炎其实都是挂名的“发起人”,并未参与研究会后来的活动。
51“会务纪要”,《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52《本会北京社会教育讨论会纪事》,《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今存蔡元培1912年4月23日《致伍仲文等电》稿一则,云“上海《民立报》转伍仲文、伍博纯……诸先生鉴：本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2卷,第154页。
53《教育部文(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44。
54《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暂行章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55伍达《通俗教育责任论》,《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0月,第4期。
56张维骧《伍达传》,《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3辑,1975年,卷十,第55页。
57《本会北京社会教育讨论会纪事》,《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58伍达《通俗教育责任论》(续),《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1月,第5期。
59北京方面曾有多人提出“有总会为之提倡,而后各地易于发达进行”,因此各地新设团体与上海“事务所”之间,应当明确“总会分会之关系”,但经伍达等人反对,未形成决议。参《本会北京社会教育讨论会纪事》,《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60在北京的会议上,北京政府工商部司长何通时便提醒,“西洋教会及青年会等,其基本财产多至千百万”,并非仅有“教会之精神”便行,“尤须有巨大经费”。实则伍达等人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教育会议”,或许正是希望得到某种形式的支持。出处同上。
61《通俗教育研究会进行宗旨议决案(十月二十日谈话会议决)》,《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0月,第4期。
62《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案》,《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1月,第5期。
63《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64吕思勉《记念伍博纯君月刊专号序》,《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7期。
65伍稼青《记伍博纯先生》,《武进文史资料》第2辑,武进县政协,1983年,第117页。
66《北平市社会教育的沿革》,《时代教育》,1934年第2卷第3期。此文将祝椿年任“科长”及与进化社方面“合作”事定在清末,似误。也有可能二者在清末已有合作,此时不过是在新的局面下再度携手。
67王金绶与高步瀛均担任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研究部干事”,另两名干事是学务局的章桂生(桂升、贵升)和教育部的王章祜,见《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职员名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62。此外,“国群铸一”社和“共和演说团”,均通过与学务局的关系“呈部立案”并咨请补助。参《本部行政纪要丁编·京师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68《本会成立呈请核准备案文》,《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育会,1913年。
69“职员名单”,同上。
70《会员名籍表》,1915年10月至1916年2月,《都市教育》,第7至11期。
71“职员名单”,《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育会,1913年。
72《通俗讲演研究会》,《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北京教育会,1916年。此外任主讲的还有钟启,其生平待考。
73《北京教育会附设通俗讲演研究会课程时间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74《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劝学第十次会议提议事件》及《第十次决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75《北京教育会附设通俗讲演研究会通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76《通俗讲演研究会简章》,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77《研究讲演细则》,见前条同档；《研究讲演细则及办法》,《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 育会,1913年。
78该研究会毕业名单见1916年《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通俗讲演研究会”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团体》收录此条资料时,将名单删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79黄远庸《北京黄花岗纪念会》,《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2卷,第13至16页。
80关于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活动,参阅李新、李宗一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卷(1912——1916)》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1章第2节“各政治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第31页以下,及同书第2章第3节“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第168页以下。国会的选举,大致到1913年3月始告结束。
81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183页。
82梁启超《与娴儿书》(1912年11月1日),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427页。
83检《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卷可知,自1912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仅存有底稿的演说,便有18场。这种演说大兴的局面,并非北京一地独有,例如曾随章炳麟办“统一党”,在本次选举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王绍鏊,就在江苏原籍的苏、松、太一带,“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参阅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405页。
841912年10月10日起在琉璃厂举行“共和纪念会”,由国民党人士陈家鼎、田桐、白逾恒等主持,(或说宋教仁任主席),为“长日不息之演说”,且有演剧、跳舞等余兴节目,历时5天,与会者在十万人以上。1913年1月1日复由共和纪念会主持,在先农坛开“民国开国周年庆祝会”,自由演说,到场三四万人,会期长达10日。参黄远庸《囍日日记·其二》,《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3卷,第212页；高拜石《记琉璃厂第一届国庆》,《古春风楼琐记》第15集,新生报社,1979年,第147页：陈小蝶《醉灵日记》,《紫罗兰》,1929年,第7期。
85《京师学务局致警察厅函(二年二月三日)》(底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另据稿可知,学务局同时也知会了内务部。
86《二年二月先农坛讲演目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87庙会宣讲的情况,据《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期,1913年。《一览》是“工作总结”性质的出版物,对于听讲人数,不难理解会有夸大之处,例如“先农坛”的听讲情况,在该期《一览》中便记为“1200人”。因此每次庙会讲演的听讲人数,大致可认为在500人以下。相比起来,《二年二月先农坛讲演目录》的记录,作为底稿,似更可靠。
88连横《大陆游记》,收《雅堂先生余集》,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0辑,1974年,第40页。
89《二年二月先农坛讲演目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90今存学务局《民国二年各庙会宣讲预计日期表》,便将“先农坛”和南药王庙、土地庙等地举办的“庙会宣讲”列为一类。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91第1通俗图书馆兼公众阅书处开办于1912年11月14日,第2至第7公众阅书处开设于1912年12月9日至10日间,第2通俗图书馆开设于1912年12月6日,第3通俗图书馆开设于1913年3月21日,第4通俗图书馆开设于1913年7月25日。据《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期,1913年。
92同上。
93《查视公立第一公众补习学校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94《京师学务局公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另参《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期,1913年。
95《夏季什刹海宣讲所听讲规则》,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961913年8月21日、9月24日的《京师学务局公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
97《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2期,1913、1914年。另参：《中华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警学联合会决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民国二年各庙会宣讲预计日期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76。
98《京师学务局公函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各宣讲所函(二年一月十一日)》附《庙会宣讲轮值表(二年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4。
99《京师学务局致巡行宣讲员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4。
100《京师劝学暂行办事细则(元年七月议定)》,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101《二年三月第一次印行巡行宣讲简单说词》,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76。原无标点。
102《二年五月第二次印行巡行宣讲简单说词》,同前条藏档。原无标点。
103参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104按照出面主持“通俗讲演研究会”的北京教育会方面的说法,“此会设立之初意”,正是打算“为本会举办巡行宣讲之预备”。按照这种说法,恐怕原先关于“巡行宣讲”的计划,规模比真正付诸实行时还要大一些。参阅《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通俗讲演研究会”篇,北京教育会,1916年。
105《京师学务局致警察厅公函(二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学务局的“庙会宣讲”,清末以来行之已久,并非“创设”,入民国后,也已在1912年便多次通知警厅,可以佐证学务局此时拟行的“巡行宣讲”,并不等于庙会宣讲。
106佟永元《查视花市第八宣讲所及巡行宣讲报告》(五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107《指令(八月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108《本部行政纪要丁编·京师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109《国群铸一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110该社的情况详见本节后文。
111例如,虽然1914年6月改订的《宣讲所规则》以及其后一系列文件,均明文规定非经呈报,不得“借地讲演”,但实际上仍有通融情况出现。参见祝椿年《查视公立第五讲演所暨阅书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
112《本会在京会员第一次谈话会纪录》、《本会在京会员第二次谈话会纪录》,《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113《本部行政纪要丁编·京师通俗教育会》,《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114《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七、各教育机关与本会之联络》,收《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15《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本会职员清单》,同上。这份清单是1913年4月改组后的人员名单,其中主要的变化是,原本在“研究部”担任干事的王金绶、王章祜、高步瀛,随着“研究部”的撤销,不再任职。但从1年多后通俗教育会“公开讲演”的情况看,他们与该会和学务局的合作关系,还继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116《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四、会务之进行》,同上。
117督学局开办的首个宣讲所“南城第一宣讲所”,便是设在广德楼。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8至89页。
118《四月一日本会在广德楼特别讲演次序》、《四月二日开会次序》,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 J004-001-00061。
119《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六、官厅对于本会之扶助》,收《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20《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五、社会对于本会之信用》,同上。
121同上。这5场公开讲演吸引的听众,分别是800余人、1600余人、1300余人、1800余人、700余人。
122“内国公债”,又称为“民三公债”,是民国首次成功发行的国内公债,其背景是欧战爆发和对外借款的困难,发行事项由特设的“内国公债局”负责,主要人员有北洋交通系的梁士诒、叶恭绰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等人。参阅刘晓泉《近代中国内国公债发行研究(1894—-1926)》,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2008年,第82页以下。
123《内国公债天然戏说明书及速记录》,《提倡内国公债会第二次报告书》,大象出版社,“民国史料丛刊”419册,2009年,第69页
124同上。
125李定夷《社会丛谈·天然戏》,国华书局,1935年,第61页。
126当时北京报界便“赠送台幕一围,本会存之,至今悬用焉”,内务部也“补助本会经费银五百元”。参《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五、社会对于本会之信用》,《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27同上。
128同上。
129《批汪立元等禀请组织周行宣讲社应准备案文(十月三十一日)》,《内务公报》,1914年11月,第14期。
130“戊午编译社”撰《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三小人》,收《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1986年,第168至170页。
131《江苏苏常道道尹公署饬第二千六百二十六号》附梁士诒函,吴江县《教育月刊》,1915年7月,第1期。实际上,作为“内国公债局”的首脑,梁士诒很可能是通过“劝购内国公债”事件才开始了解北京这群“著名宣讲人员”的活动能力,并产生收为己用的想法。
132《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四、会务之进行》,《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33参阅：《第一宣讲所详京师学务局(三年十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J004-001-00093；《批第一宣讲所(十二月二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1月,第13期；《咨京师警察厅(一月十一日)》,《京师 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
1341919年教育部编《教育部行政纪要》第2辑的“丁编(社会教育)”部分列出北京各类“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但已经没有关于北京通俗教育会“露天学校”的记录。
135《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1916年。为避免和1912年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混同,以后行文中大多数情况下称其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
136《教育部文(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44。所谓“公益、自治”团体,前者指的是北京教育会会员及其他“谙熟情形”、“富于经验”的社会人员,后者指的是当时京师“总议事会”、“总董事会”这两个自治机构。参阅《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暂行章程》(社会教育司原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从该稿未提及“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来看,应起草于1912年8月以前,很可能就在1912年6月前后。
137黄远庸《教育部半年以来大事记》,《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2卷,第176页。
138《京师学务局公函(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139《京师学务局呈教育总长(第20号)》,1913年2月1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104。该会由学务局主持成立后,活动不多,到1917年解散。参《呈教育部(四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6月,第42期。
140此时任教育总长的,可能是陈振先(1913年3至4月,兼署)或董鸿祎(1913年4至9月,代理),前者本是农林总长而兼署教育部,可以不论,后者尽管位为教育次长,但据说对“通俗教育”殊不了然,参见伍稼青《记伍博纯先生》,《武进文史资料》第2辑,武进县政协,1983年,第117页。
141《章程》原拟人员来源,参见前引1912年6月公文,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员,不过除去了其中142自治”机构人员,而增加了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员。更重要的是,章程原拟设研究、审定、编辑3科,又设3股,分别负责“调查”：一、“关于演剧、剧本、电戏、幻灯影片、留声机片、通俗教育陈列品、游戏品、儿童玩具、各种唱曲”,二、“关于小说、宣讲书、讲演稿、词曲售本、白话报、书报、俚俗图书及通俗教育之编辑出版”,三、“关于讲演各会社、茶馆说书、通俗教育所设各会社”。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以“戏曲”、“小说”、“讲演”3股,负责“调查、编译、审查”事务。参阅《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暂行章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教育公报》,1915年8月,第2年第 4期。
142瞿光熙《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一文,虽以鲁迅为关注重点,但对于1915年至1918年小说股的工作,作了相当完整的说明,颇足参考。收瞿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1页起。
143这些议案主要涉及：选印讲演稿、调查年画、提倡学术通俗讲演、审核讲演参考书、试办通俗讲演传习所。参《通俗教育研究会大会及讲演股股员会历次议事日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1593。
144《本部行政纪要丁编·筹备模范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145《试办通俗教育讲演传习所决议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1593。该案提出于1915年11月,故其所指并非当时已在筹备中的“模范讲演所”,而是京师学务局自己的计划,议案中主张“由京师学务局筹设”,也说明了这一点。
146模范讲演所首任所长林兆翰不久便辞职,此后该所的工作即由学务局通俗教育科的祝椿年主持。参《北平市社会教育的沿革》,《时代教育》,1934年,第2卷第3期。
147《教育部行政纪要》第2辑《丁编·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部编,1919年：另参1916年2月起各期《京师教育报》“文牍”栏。此外,模范通俗讲演所还在此后几年间组织了数次“学术通俗讲演”,详后文。
148《京师学务局饬(四年九月八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5。
149《京师学务局指令(六年五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4。该所撤销后,第11讲演所遂改称第10讲演所。
150《函各宣讲所及巡行宣讲员(三年一月六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1月,第1期：《呈教育部第二号(三年一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2月,第2期；《呈教育部第二七号(三年二月二十日)》,《京 师教育报》,1914年3月,第3期。除第9辑以外,各辑所列的均是以稿本送呈教育部的时间,因此不存在印刷困难的问题。
151《呈教育部第二七号(三年二月二十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3月,第3期。
152《详教育部(四月二十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5月,第17期；《详教育部(五月十五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6月,第18期;《详教育部(八月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9月,第21期；《详教育部(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2月,第26期。
153《详教育部(八月廿八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10月,第34期；《呈教育部(三月三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5月,第41期。第9辑的印成时间是1917年3月,根据以往各期的情况可知,从稿本呈交教育部审定到刊印,一般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可知该辑实际编成的时间是1917年1月前后。
154《训令第二七号(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训令第九五号(五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7月,第43期：《呈教育部(九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1月,第47期。
155《查视外左三区地方公立第一通俗教育讲演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10月,第34期。
156《京师教育报》,1915年10月,第22期。
157《京师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单行规则》,《京师教育报》,1916年1月,第25期。
158《咨步军统领衙门(三月廿三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又据同年6月第30期《京师教育报》所载《城郊庙会讲演分任单》可知,担任这些远郊区县讲演任务的,仍是原来的“巡行讲演员”。
159《咨步军统领(八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160民初到1918年间完整的人员变动情况,参见附录《京师学务局讲演人员更迭表》。1918年2月至12月,演讲人员离职者又有5人,包括因为擅自停讲而被解职的第10讲演所2名讲员。
161这个数字可以从《京师学务局一览》1至5期所载“庙会市集宣讲一览”中得知,其统计年度是当年8月到次年7月,在1912至1917年的5个年度,各主要地点听众人数如下：南药王庙(500,500,500,500,400)、护国寺(400,400,600,603,200)、隆福寺(400,400,500,600,100)、土地庙(400,400,300,305,100),花市(400,400,500,500,100),白塔寺(未讲,400,400,400,300)。可知在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之间,各地的听众人数都出现了较大下降。
162《指令(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163《维持北京地方学务经费说帖》,《京师教育报》,1914年4月,第4期。
164与学务局关系密切的北京教育会在1912年6月便呈文反对民初《教育部行政纲要》中“经费暂由教育部直接筹拔”的办法,主张将构成北京地方财政来源大宗的“崇文门税课”的“溢征税项”“全数拨充地方教育经费”,“仍由本会联合自治机关随时稽核,以昭大公”。参《北京教育会呈(元年六月十一日)》及所附往来公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45。
165《京师学务局补助北京地方学务经费中华民国四年九月分支出计算书》,《京师教育报》,1915年10月,第22期。
166《京师学务局补助北京地方学务经费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分支出计算书》,《京师教育报》,1917年1月,第37期。
167《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3章第5节《货币发行收入》,第144、145页。
168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卷,第222、223页。
169《京师学务局补助北京地方学务经费中华民国七年二月分收支各种货币数目清单》,《京师教育报》,1918年4月,第5卷第4号。
170《呈教育部(一月十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
171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第2卷,第724页。另参阅袁熹《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172《饬各通俗教育处所(一月二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3月,第27期。
173《饬公立小学教员讲习所(九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174《呈教育部(二月一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
1751918年初《晨报》上便有不少他视察整顿京师中小学校,取缔私塾,在小学推行男女同校的报道。署名“热冰”的作者在1933年7月12日《北平晨报》上的《二十年来之北平教育》一文中也回忆说,“民国七年,张仲苏为京师学务局长。鉴于教育之腐败,力图改革。委任师范本科毕业生颇多,因之教育颇多改进。”可知在当时和后来,对他任内“治绩”的评价,一直是不错的。他接任后《京师教育报》上便开始陆续出现不少蔡元培、胡适、杜威等人的文章,可以佐证学务局此时对“新文化”绝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此外,张谨和鲁迅曾是教育部同事,鲁迅日记中从1912年到1928年共有15处和他闲谈、通信或“共饭”的记载,从参与聚餐的其他人常是齐寿山、许季上等鲁迅好友来看,两人关系应该也还可以。
176《训令第七五号(四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6月,第42期。
177《致张伯甘先生公函(三月十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5月,第41期；《训令第九七号(五月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7月,第43期;《训令第一七一号(九月十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1月,第5卷第11号。
178学务局对下属宣讲所的管理,经过几次改组,在1917年夏设立这个“经理”职务,负责内外城全部10处讲演所和城内及近郊的“庙会宣讲”事务。
179《指令(一月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
180《讲演经理员呈学务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93。此人原本便曾是第4讲演所的讲员。
181《北美合众国之学校开放运动》,《都市教育》,1915年4、5月,第1、2期。北京教育会在当时基本上是由京师学务局主持的团体,这一点,前文已有说明。该文的译者孟心违,时任京师学务局总务科长。
182《社会教育进行计划案(陈教育部)》,《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183《提倡学术通俗讲演案》,《教育公报》,1916年2月,第3年第1期。据学务局参加讲演股活动人员的报告,这一议案的实际提出,是在1915年11月,《参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1593。
184《教育公报》,1916年1月,第2年第12期。
185当时《教育公报》上登载的一批西方教育理论译著,也多主张在学校与社会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可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结合》一文为例,文中引用“德国开尔生士他奈”和“底威氏”教育学说,“排斥从前‘学校为社会之准备’一语,常谓‘学校乃社会之缩图,社会即学校之廓大者’”,主张“学校乃社会之模范”,“学校教育须与实际社会紧密联络”,文见《教育公报》,1915年12月,第2年第10期。
186《饬局辖各小学校(四月三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
187《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5期,1917年。
188赵广河《论今日学生宜组织演说会以练习演说》,《都市教育》,1916年5月,第14期。
189《训令京师学务局据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提倡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讲演练习会仰该局令知中等各学校设法 组织具报备查文》,《教育公报》,1916年11月,第3年第11期。训令中之所以只涉及“中等各学校”,不是因为教育部不赞同在“中等以上”的高等学校学生中组织此类“讲演会”,而是因为接受该令的京师学务局仅对中等和中等以下学校有管理权责。
190李光宇《学校与社会》,《京师教育报》,1917年11月,第47期。
191《京师教育报》,1917年9月,第45期。
192顾兆麐1912年便曾参与创设北京“留法预备班”,1917年又担任法文高等专修馆师范科干事。他也是1918年主要由孔德学校同人组成的“新教育研究会”的成员。
193顾兆麐《推广北京大学的新教育研究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17日,第310号。
194同上。
195本文第3章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196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6页。
197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呈文(元年十二月五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62。
198《详教育部(三年七月二日)》附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1912年6月立案呈文,《京师教育报》,1914年8月,第8期。
199王金绶《本社创办之起因及宗旨》(开社演词),《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200同上。
201北京教育会《社会教育进行计划案(陈教育部)》,《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202《通俗教育研究会征求同志宣言》,《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203伍达《今日施行通俗教育之方针》,该文发表于1912年9月第3期《通俗教育研究录》,手稿则藏于北京市档案馆京师学务局档,表明该文很可能作于伍达1912年夏在京期间,是向京师学务局提出的建言,参该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04《二年三月第一次印行巡行宣讲简单说词》,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76。参阅本文第1章的讨论。
205该“纲要”所列4项,可见于佟永元《查视第十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
206杜权《社会教育为当今之急务》,《京师教育报》,1914年11月,第11期。“知识力”按他的说法是指“使人民皆能营业以自谋生活也”,也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一种“独立自营”的“民力”。
207《通俗教育研究会征求同志宣言》,《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208《(京师教育报)出版宣言》,《京师教育报》,1914年7月,第1期。这份“宣言”主要是针对“普通教育”发言,不过同时也是对包括“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在内的“京师教育”整体的判断。
209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P. A. Kuhn,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P1可参中译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210 Educational Reform in Republican China:The Failure of Educators to Create a Modern China, T. D. Curran, Edwin Mellen Press,2005, P176.
211北京教育会《社会教育进行计划案(陈教育部)》,《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212吴敬恒《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兼两大责任》,《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213这方面一个很有特点的个案便是清末八旗右翼第三初等小学堂开设的“普通教育宣讲所”。该所创办的动机,本是鉴于“我国风气未开,实由人民知识不广”,而“欲使愚而明,柔而强”,实际活动的方式,也完全是以灌输知识为焦点,接近于学校教学的形式,不仅要求听讲者事先“挂号”,依次发给“号牌”,“以为执照”并“遵照本所所定时间先十分钟到所,不可迟误”,还要求“入所诸君,务宜始终其事,不得半途而废,如讬故不到,旷日太多,本所将该名号撤去”。宣讲时,如同上课一般,未满一小时,“不得任意出入”。各节内容,排成课表,周而复始,定例每八个钟点用一小时宣讲《圣谕广训》,以作为“修身”科,用三小时讲“家庭教育”,又各以一小时讲历史、地理、博物、算术,均用“蒙学中国教科书”作为课本,而衍以“浅近演说”。据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松元等禀文,及所附“普通教育宣讲所规则”,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01：并参阅本文第1章。
214伍达《今日施行通俗教育之方针》,《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215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16包天笑《新社会》第2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8章“知识问题”,第1至10页。
217《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118、119页。
218《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219《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20王金绶《本社创办之起因及宗旨》,《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另参第1章的讨论。
221《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222《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23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第2宣讲所的讲员原是蔡松龄、胡绪奎,讲员的更换是1914年底“周行宣讲社”冲击的结果,可知该所的“讲史”,至早开始于1915年春,参阅本文第1章的讨论。
224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25《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26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27《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并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28孙斌《都市人民当注重工业说》,《都市教育》,1915年4月,第1期。
229例如高步瀛观察到,1915年8月第七宣讲所讲员郭保中讲“仿造小洋刀法”,虽然“意在振兴国货,不无可取”,但叙述“无甚条理”,而且关键是始终“未能说出仿造之法,致听者不能得其要领”,参《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30顾荣显、韩旭、关启元、何容鋆《都市风俗谈》,《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231王泽澄、孟心违《社会调查·文化程度(京师风俗制度之一)》、佟永元《社会调查·习俗崇尚(京师风俗制度之一)》,均见《京师教育报》,1914年2月,第2期。
232《拟办通俗教育研究所章程》附《办通俗教育从改良舆论暨改良盲词戏曲入手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33高步瀛《国民常识》,《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34杜权《社会教育为当今之急务》,《京师教育报》,1914年11月,第11期。
235《办通俗教育从改良舆论暨改良盲词戏曲入手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36李斯颐《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研究资料》,第5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237《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238《通行各省宣讲所应讲各书文》附《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学部官报》,1906年,第4期。
239杨早《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240完整的书目包括：《欧美教育观》、《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鲁滨逊漂流记》、《纳尔逊传》、《克莱武传》、《澳洲历险记》、《万里寻亲记》、《世界读本》、《普通新知识读本》、《普通理化问答》、《富国学问答》、《农话》、《普通农学浅说》、《穑者传》、《蚕桑浅要》、《蚕桑简明图说》、《冶工轶事》、《致富锦囊》、《普通商业问答》、《蒙学卫生实在易》、《黑奴吁天录》、《启蒙画报》、《家庭教育》、《新社会》、《教育部通告》、《内务部通告》、《京师学务局布告》、“各种教育杂志”、《违警律》、《地方自治章程》、《印花税章程》、 《国会法浅释》,见《宣讲书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从原稿的排列方式来看,学务局拟定该份文件的方式,很可能是根据原有书单,现将本来排在前面的“圣谕”等过时内容删去,再根据民初的新形势加以增添。
241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在学务局印行的10辑讲稿和模范讲演所编辑的2辑讲稿中,也极少引用时事。
242《咨各省巡按使、热河绥远察哈尔都统转饬各属讲演悉遵八月六日大总统申令编稿解释文》,《教育公报》1914年8月,第3册。
243《饬各宣讲员第三五号(八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9月,第9期；《详教育部(四月二十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5月,第17期。
244《第八学区详京师学务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4。
245参见本文第1章的讨论。
246《详教育部(一月二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饬各宣讲所、巡行巡回宣讲员(九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10月,第22期;《训令第二三号(二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
247《饬各通俗教育讲演所第一七九号(十一月三十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1月,第25期。
248《京师学务局饬(洪宪元年一月五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9。
249《京师学务局训令(五年十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45,《训令第三号(一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3月,第39期。此事的缘起是1916年9月关于戒吸鸦片的“大总统令”,故可视为属于“时事”范围。
250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近代史料笔记丛刊”,2007年,第64页。
2511915年的那次“立国精神”讲演,便是由内务部直接饬知京师警察厅,将两篇“演词”转交各宣讲所,既不经过教育部,更不经过学务局,袁世凯政权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宣讲所处理此事的方式,仍是将情况上报学务局,请求指示如何安排宣讲时间,得到的答复是无需特意安排专日演讲,只需在日常宣讲中“时常加入”即可。事实上在后续几个月的视察报告中,也未见讲演这两篇“演词”的例子。从公文往来中固然不能由此判断学务局方面对此事的真实态度,但可以看出,袁世凯政权通过教育部到学务局这条制度渠道,并不能随意安排各公立宣讲所的活动。参《第八学区详京师学务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原件及学务局批示,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4。
252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此外,北京政权在1915年底南方讨袁起义前后,曾发布关于“孙文黄兴之徒”“倡乱”的《大总统申令》,并通过教育部命令在京各学校“一道悬挂”,但却未涉及宣讲机关。参《教育部饬四五九号(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2。
253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54佟永元《查视第十宣讲所附阅报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55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56佟永元《查视花市第八宣讲所及巡行宣讲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57佟永元《查视第十宣讲所附阅报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58《五年四月五日通俗教育讲演会议决定条件》、《四月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记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34。
259《五年四月五日讲演会议记事》,同前条藏档。
260关于各辑的编辑情况,参阅本文第1章。《讲演录》的另一个作用是作为宣讲所附设阅书报处的藏书,提供给公众阅读。
261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62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第八阅报处报告》(1914年4月20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63祝椿年《查视第六宣讲所报告》(1914年5月12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64同上。
265这两辑的目录为：第2辑——《公德私德》(第2所,蔡松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关系》(第3所,刘德绪)、《劝国民宜讲求实业说》(第3所,杨凤起)、《论中国制造急应改革说》(第3所,杨凤起)、《戒吸纸烟》(第7所,谢源)、《友爱》(第7所,郭保中)、《合群》(第10所,韩旭)、《节俭说》(巡行宣讲,方维翰)、《友道感言》(巡行宣讲,何家骧)、《根本》(巡行宣讲,萧纲)；第3辑——《自由平等之真义》(第2所,蔡松龄)、《自强》(第2所,绪奎)、《维持国货说》(第3所,杨凤起)、《贫之原因》(第6所,孙斌)、《清洁关于家道兴衰》(第7所,郭保中)、《求己》(第8所,罗祥骐)、《戒赌》(巡行宣讲,何容望)。
266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国书店,2010年,上册,第152页。
267《国民应尽当兵的义务》,《通俗教育讲稿选录》,第2辑,1917年。
268张寿臣《回顾我的艺人生涯》,《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269佟永元《查视公立第二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70《友爱》,《通俗讲演录》,第2辑,1914年。原无标点。
271《崇节俭》,《通俗讲演录》,第9辑,1917年。原无标点。
272《改良国货》,《通俗讲演录》,第7辑,1916年。原无标点,文中“形势”、“芝麻昵”,或为误字,今存原貌。
273《自由真义》,《京师教育报》,1914年3月,第3期。原无标点。
274祝椿年《查视第九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75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76祝椿年《查视第三宣讲所第三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
277祝椿年《查视第八讲演所暨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11月,第35期。
278将传统说书的技法加以改良,运用于通俗宣讲,是学务局在《办通俗教育从改良舆论暨改良盲词戏曲入手说》里便已提出的意见。至于传统曲艺向“通俗教育宣讲”的借鉴,可参见前引张寿臣文。
279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4月,第28期。
280黄炎培《参观京津教育记》,《教育杂志》,1915年1月,第7卷第1号。
281佟永元《查视花市第八宣讲所及巡行宣讲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82在北京通俗教育会的几次公开讲演单中,“讲演”与“改良说书”始终是作为两个类别分列,也说明在时人看来二者并不一样。
283黄炎培《参观京津教育记》,《教育杂志》,1915年1月,第7卷第1号。
284佟永元《查视公立第二通俗教育讲演所附阅书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
285祝椿年《查视第六讲演所暨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11月,第35期。
286同上。
287在1916年4月学务局的“通俗讲演会议”上,便将“故事”和“论断”一同列为通俗讲演两个要点,体现出这种平衡倾向。参阅《五年四月五日通俗教育讲演会议决定条件》、《四月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记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34。
288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89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4月,第28期。
290《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91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4月,第28期。这份报告的时间是在教育部视察之后,似有辩护的意图在内。
292《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93《四月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记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34。
294这些题目包括：1916年4月,《国民爱国当尽本分》、《戒私斗》、《道德是立国的根本》、《朋友相处的道理》；1917年2月,《戒依赖性》、《崇节俭》；1917年11月,《电气之利用与其危险防救法》、《水患之缘由与拯治法》；1918年4月,《公共卫生》、《家庭清洁法》。参《饬通俗教育各讲演所、巡行巡回讲演员第八五号(四月二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训令第二七号(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训令第二二一号(十一月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月,第5卷第1号；《训令第七三号(四月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6月,第5卷第6号。这批讲稿编成讲演录的第8、10两辑。
295在京外各省中,陕西的“通俗讲演”开展的颇为兴盛,是唯一能够将“通俗讲稿”“按期送部”的几个省之一,其所编讲稿,“词旨清浅,选材适宜”,屡受教育部称赞。参《咨催三都统、各巡按使、京兆尹迅饬各属将通俗讲稿按期送部其未设讲演机关地方请转饬筹设俟讲稿编出,仍陆续汇送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教育公报》,1915年3月,第10册；《咨覆陕西巡按使省设模范巡行宣讲团讲案二十四册与前送讲稿均合宣讲之用以后仍请陆续送部文》,《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96例如1919年6月1至3日在东郊高碑店娘娘庙的讲演,共讲了《戒吸纸烟》等15个题目,其中只有《劝戒吗啡》、《空气》、《问历》属于“自编稿”,其余12个题目分别来自局编“讲演录”(4个)和部编“讲稿选录”(8个)。参《郊外东区高碑店娘娘庙会讲演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7。同档还收有1918年9月在海会寺,1919年4月在花园闸村、1919年5月在小红门、小武基村,1920年5月在观音堂村,1920年6月在高碑店、羊坊药王庙、木樨园村、老君堂村的讲演报告,这些讲演也主要是使用“讲稿”来进行的。同档另收有同一时期北郊的“集会讲演”报告,但未注明使用讲稿的情况。
297这一时期学务局的几次“命题”,均拖延甚久。特别说明问题的是,1918年1、2月,学务局两次转发 教育部命令,要求讲员编写“劝告实业讲演”稿,均无结果,只好在当年3月由局方自行编写了《劝入商业补习学校浅说》下发,以供讲演：同年10月,又转通俗教育研究会关于编写“禁止儿童吸食纸烟”讲稿的要求,也无下文。参《教育部训令(七年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1；《训令第二六号(二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训令第五一号(三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5月,第5卷第5号；《训令第一八三号(十月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2月,第5卷第12号：另参本文第1章的讨论。
298《训令第五一号(十年八月二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21年,第2卷第6号。
299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由George Williams等人在1844年创建于伦敦,1850年代以后,青年会运动开始迅速扩展到北美、西欧各国世界各地。1855年在巴黎会议上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MCAs)。这个过程的概况可参阅Sherwood Eddy著A Century with Youth,1844-1944, Association Press,1944,特别是第1章“运动的诞生”(The Birth of a Movement)和第2章“在北美生根”(The Association Takes root in America),以及C.H.Hopkins著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Association Press,1951;中文著作可参阅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章第1节“青年会的创建及在世界的发展”。
300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第2页,转引自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301《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1885—193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5年,第96页。
302《十年来吾国青年会之重大变化》,《青年进步》,1927年2月,第100册。
303《京师警察厅为呈送北京学生团简章致京师学务局公函(二年四月)》及所附《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简章》,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83。
304关于北京城市青年会的活动,近来的研究已逐渐增多,可参阅前引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及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305《清华学校的青年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306《清华学校青年会之历史与现状》,《青年》,1915年5月,第18卷第4号。
307《一九一三年中国学校青年会一览表》,《青年》,1914年12月,第17卷第11号。
308《一千九百十四年中国学校青年会调查表》,《青年》,1915年6月,第18卷第5号。
309王揖三《学校青年会与学生之关系》,《青年进步》,1917年11月,第7册。该文举出的其他例子,如“粤之岭南、培英”、“沪之圣约翰、沪江”,与北京的协和、汇文,均属教会学校。
310刘崇鈜《我对清华的回忆》,《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民国70年,第275页；又参梅贻宝《清华与我》,同上,第291页：又参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卷,第567页。
311他们参与教会和青年会活动的事迹,多可见于同时期《清华周刊》“校闻”栏的报道,因数量过繁,兹不赘举。
312参陈鹤琴《我的半生》,华华书店,1946年,上卷第5章“大学时代”；又参李绍昌《半生杂记》,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3章“南北生活”：李、陈均是清华青年会的发起人：另参前注潘文。
313《清华学校的青年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314李绍昌《半生杂记》,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37页。王正廷是基督教世家出身,曾先后任青年会留日、留美分会和全国协会总干事,在中国基督教史和青年会运动史上均是重要角色之一。
315《论吾国人士有辅助青年会之必要》,《青年进步》,1917年5月,第3册。
3161914年《青年》杂志介绍天津青年会干事韩慕儒(R. M. Hersey)所著《学生社会服务之研究》一书,即声言“基督教旨,一言以蔽之,曰爱,爱之实践,即所谓社会服务也”,故此书“基督教徒,固宜人手一册”,“即非基督徒而稍具爱社会之心者,亦不可不速读是书也”,参“新刊介绍·《学生社会服务之研究》”,《青年》,1914年11月,第17卷第10号。
317再早数年,1914年夏在青年会组织的第3次“莫干山干事练习学校”上,王正廷讲的也是“社会服务要义,指点亲切,津津乎有余味”,可知这是他一贯的侧重所在,参《莫干山夏令练习干事学校第三学期随笔》,《青年》,1914年11月,第17卷第10号。
318参前注李文,另参蔡孝敏《清华大学史略》,《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民国70年,第37页。
319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 Shirley Garret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1.
320所谓“福音派”,本有广狭二义。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福音派”成为对新教信徒,特别是其中路德宗(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信义宗)的另一个称谓。欧陆国家,尤其是德语地区,多半在这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福音派”一词。在18世纪,强调基督徒个人灵性生活的“虔诚主义”或“虔信派”(Pietism)思潮广泛兴起,在此潮流之下,英国产生了卫斯理兄弟(J. Wesley与C.Wesley)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 Whitefield)领导的“循道公会" (Methodist Church)运动,在美国则形成了爱德华兹(J.Edwards)等人主导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特别是在北美,这场运动并没有象欧洲的历次基督教教改革运动那样产生新的教会组织,而是冲破了教团界限,深入到长老会、卫理公会、浸礼会等美国主要教派中问,通过“宣教、福音布道、主日学校、圣经分发、道德改革、社会工作和出版”,将各教派组织为“一个实质性的福音派统一体”。狭义上的“福音派”,便是指18世纪以来在英美基督教传统内部产生的这个“超宗派性神学运动”,他们极为强调基督徒“与神复和”(reconciliation),转而过一种追求灵性的个人生活的必要性(Conversionism),重视福音布道(evangelism)和传教(mission)等形式的事工(Activism),认为基督的受难提供了人的赎罪与人神复和的终极基础(Crucicentrism),并坚持圣经的绝对权威(Biblicism)。青年会的宗旨、活动内容、组织方式,均与福音派的这些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参阅胡斯都·冈察雷斯(J. L. Gonzalez)《基督教思想史》,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卷,第329至342页；乔治·马斯登(G. Marsden)《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章“新教危机与基要派的崛起”,第5页；谢伏雅《基督教青年会原理》,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第13至16页; The Rise of Evangelicalism, the Age of Edwards, Whitefield and the Wesleys, M. A. Noll, InterVarsity Press,2003, P19.
321乔治·马斯登(G. Marsden)《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322同上,第25页。
323饶申布士的主要著作包括《基督教与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risis,1907年)、《社会秩序基督化》(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1912年)和《社会福音神学》(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1917年),中文本由金陵神学院托事部1954年编纂结集为《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
324 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W. Rauschenbusch, Abington Press,1990, P131。
325同上,P141。
326同上,P142、144、145。
327同上,P145。
328同上,P16。
329许牧世《饶氏(社会福音集)导论》,《社会福音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基督教历代名著丛书”,1996年,第26页。
330 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1865-1915, C. H. Hopki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321。
331《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关系》,《青年进步》,1917年5月,第3册。
332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J. S. Burgess)曾撰文记载1910年代北京4名青年学生皈依基督教的经过,其中既有因“社会服务”而“信道”者,也有反过来从个人求“福音”而觉悟到社会改造之必要者,参步济时《四士归道记》,《青年》,1915年6月,第18卷第5号。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一书虽认为青年会在中国活动的重心偏向“服务”而不是“归正”,但也指出青年会不能看作世俗团体,基督教是整个运动的根基所在,而慕迪等人更强调个人心灵得救的取向,也得到不少中国青年会人士的认同,参该书第58页。实际上,美国福音派内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虽然也波及中国,但在徐宝谦等中国青年会人士看来,青年会的“查经”与“服务”这两项核心工作之间,并无宗教与世俗之别,均属于培育基督徒灵性的“德育”工作,参徐宝谦《城市青年会之学生事业》,《青年进步》,1917年5月,第3册。
333陈鹤琴《我的半生》,华华书店,1946年,第109页,陈氏是这两个学校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之一。又据1916年主持清华“校役夜学”的刘庄在《校役夜课记》(《清华周刊》,1917年4月,第103期)中追记,夜学是由“本校青年会社会服役部”在“民国元年冬”开办。不过,《清华校役夜学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则系此事于“民国元年秋”。综合两者说法,夜学之初创,约在1912年秋冬之际,与青年会本身的成立同时或稍后；成府小学的开办,按陈氏说法,与校役夜学在同年,当也在1912年底。
334“纪事”《调查成府贫民小学记》,《清华周刊》,1916年9月,第80期：“校闻”《职业学校》,《清华周刊》,1917年2月,第95期。
335《清华校役夜学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36同上。
337《清华学校青年会之历史与现状》,《青年》,1915年5月,第18卷第4号。
338“校闻”《嘉惠村民》,《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6期；“校闻”《通俗讲演》,《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9期。
339李绍昌《半生杂记》,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37页。
340“校闻”《伦理演讲》,《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0期。此类”伦理演讲”,周刊“校闻”栏中颇不鲜见,兹举一例以见其余。
341“校闻”《星期日学校》,《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1期。清华孔教会成立于1916年11月4日,“本校职教员学生莅会者,四百余人”,参“校闻”《孔教会成立》,《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6期。
342《孔教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43《青年会周年纪念之回顾》,同上。
344这个模式不同于城市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基干的组织方式,比较起来,似更适应学校这一特定活动环境,例如南开学校青年会,在“试办”的3年期内,原是仿效城市青年会,设有“德育”、“智育”、“体育”、“社交”4部,1915年正式成立时,便改为查经、布道、祈祷、服役、社交五部,参“青年会消息”《正式成立大会之盛况》,《青年》,1915年9月,第18卷第6号。
345《孔教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46“校闻”《演讲团》,《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2期。
347“来件”《清华工人教育团之披露》,《清华周刊》,1917年5月,第107期；“校闻”《工人教育团》,《清华周刊》,1917年10月,第115期。
348例如在孔教会中的孙瓃、蒲通毅、查良钊、乔万选、刘庄等人,原本都曾参加青年会的“教育”活动,他们许多年级较高,活动能力和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较大,在孔教会中也多担任部长、干事、评议员等职务。参“校闻”《社会服务》,《清华周刊》,1916年9月,第80期；“校闻”《校役夜课》,《清华周刊》,1916年10月,第82期；“校闻”《校役夜课加班》、《通过职员》,《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5期；“校闻”《孔教会议事会》,《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7期。
349例如青年会的“星球六学校”,取“半日”形式,孔教会的“星期日学校”,则迅速扩充为全天授课,在学童和教员数量上也超过前者,参“校闻”《孔教会纪事》,《清华周刊》,1917年3月,第98期。孔教会组织的讲演团,人员数量和讲演次数,也超过青年会,参“校闻”《通俗讲演》,《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9期；“校闻”《演讲团》,《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2期；“校闻”《纪孔教会》,《清华周刊》,1917年2月,第97期。
350“校闻”《青年发达》,《清华周刊》,1916年5月,第77期。
351《校长训话》,《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0期。
352“杂纂”《服务》,《清华周刊》,1918年11月,第151期。这也就是说,不仅是在狭义上将“社会”看作外在于我而待我“救助”的客体,而且将我连同我周边的环境(对于学生来说便是学校及其周边)看作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结构,通过“服务”将整个结构组织起来加以社会化(socialization),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服务之精神”,便意味着“社会性”(sociality)在个体与社会两重指向上的实践展开。
353《周校长演说社会事业申义——贫民教育、增进国家社会之幸福、开扩一己之前程》,《清华周刊》,1916年12月14日,第91期。
354这批文章主要有：《定孔教为国教论》,《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7期；《孔子圣诞赠物平议》,《清华周刊》,1917年11月,第118期：《清华果将成为教会学校耶》,《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7期。
355“校闻”《通俗演讲团合并》,《清华周刊》,1917年3月,第98期。
356“校闻”《记演讲团》,《清华周刊》,1917年3月,第100期。
357“校闻”《通俗要讲》,《清华周刊》,1917年11月,第118期：“校闻”《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8年5月,第142期；“校闻”《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8年12月,第153期。
358“校闻”《社会服务团》,《清华周刊》,1918年12月,第154期。
359《清华社会服务团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0该部的讲演地点,仍旧在海淀、蓝靛厂、成府、清河等处,所讲范围则规定为“新闻、改良风俗、国家组织、家庭改革、历史地理卫生及浅近格致”,具体可考的题目,包括“中国地理之特点”、“蔺相如及廉颇”、“卫生”、“浅近化学”等,参“校闻”《志服务团》、《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9年3月,第164期；“校闻”《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6期。
361《清华社会服务团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2乡村教育研究所系“集附近乡村高等小学毕业生,本会星期日学校毕业生,及有相当程度者”,教授“国文、注音字母、算学、英文、农学、教育法、法制史、作文”等科,也分“讲演、教授”两部,相当于原星期六、日学校(此时同归孔教会办理,合并为“补习学校”)的“高级班”,参“校闻”《志孔教会》,《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6期：《孔教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3该团在1919年3、4月间,两次在周刊上刊载成立启事,似乎说明1917年底成立的那个“工人教育团”,后曾一度中辍,此时实为二度重组,这可能和其对象属于临时雇工,来去无定有关,待考,参“校闻”《工人教育团》,《清华周刊》,1919年3月,第164期；“校闻”《孔教会纪事》,《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5期。
3641917年底青年会创办,中间曾长期停刊,1919年始“排入社会服务团事项”重新出版,参《白话报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5这两项活动,是青年会在1919年3月“另辟”的“服役之路”,前者取露天学校形式,设“国文、珠算、笔算、故事、唱歌、游戏”等项,后者“专载通俗图书报章,任人借阅”,这两个形式,与京师学务局已有的“露天学校”和“周行图书馆”计划,均极接近,参《青年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6同上。
367“校闻”《清华学生爱国之先声》,《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9期。
368“校闻”《补习学校》,《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70期。
369“校闻”《雄心热诚》,同上。
370《校友会德育部纪略·通俗讲演之进行》,《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4期,1918年。
371同上,并见“校友会纪事·德育部纪事”《干事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4号。
372甚至其行文中“间用诙谐,俗不伤雅,引人动听”,“尤觉精警,足以感人”等评语,也神似学务局报告。参《本部干事调查本京通俗讲演报告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5月,第36号。
373“校友会纪事·德育部纪事”《德育部通俗讲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6月,第41号。
374前文附录《本部部员刘建阳意见书》,同上。
375据“校友会纪事”《德育部通俗讲演会纪事》制表,“讲演经过”部分系据原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1月,第56号。
376此外,德育部干事吴陛讲的《人生职业之必要》,今存原文。从讲稿来看,他实际讲的更近于“教育之必要”,具体行文则是先从“教育”之为“根本的东西”讲起,然后分说“体育”、“智育”、“德育”,再总起来讲“民智发达”对于“各国强胜”的意义,所讲内容和叙述框架,很象是陈宝泉在清末编写的《国民必读》前4课的缩写,原文收入附录《五四前夕北京学生的3份通俗教育讲演稿》。
377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协成印刷局,1933年,“书说类”。
378袁敦礼在1916年曾任北京青年会西城分会“宗教研究会”会长,当时尚在北高师英语部就读(1917年毕业后任该校体育科教员),参“青年会消息”《北京青年会西城分会之佳况》,《青年》,1916年6月,第19卷第5号。此外还有丁义,生平待考,1916年是北高师教员,曾主持青年会“西山消夏团”在当地从事的“演讲”、“调查”等“社会服务”项目,参《清华学生西山消夏团之社会服务》,《清华周刊》,1916年10月,第81期。
379比较重要且内容可考的几次有：1915年12月请“基督教青年会教育科主任余日章先生”讲教育问题,参《余日章先生讲演实验教育笔记》,《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1期,1916年4月；1917年4月请王正廷讲道德问题,参《王正廷先生在本校校友会德育部讲演笔记》,《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第4期,1918年：1918年11月请“青年会总干事艾德孚先生”讲演“欧战与道德”,《德育部通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1月,第48号。此外,还曾于1917年下半年请“青年会德育部干事密尔司”在德育部讲演,题目不详,参《校友会德育部纪略·讲演大会之经过》,《北京高等师 范校友会杂志》,第4期,1918年。
380余日章自1913年初应好友王正廷之邀,出任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后,着意规划,“一年内举办数百次演讲,听众达到几十万人”,且一向将青年会的讲演,与当时的“社会教育”挂钩,提倡以“讲演为社会教育之利器”,在1910年代,影响极大。参王成勉《余日章与青年会：一位基督教领袖的爱国之道》,《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795、799页。艾迪(Sherwood Eddy)的生平及与中国青年会的关系,已见前文,他的多次在华“布道”,在民国初年影响也很大。
381刘建阳这篇文章,是向校友会德育部全体提出的建言,因此他不太可能贸然提出一些只有自己熟悉的人来作为范例,至少他应当是认为,这几个人作为“社会教育演讲家”的能力地位,是能够为德育部大部分人认可的。
382校友会的成立,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和筹备过程,各分部也不是同时成立的。首先是在1915年5月,由先前组织的“筹办校友会”拟定了“组织大纲”,随后在同年11月,先行成立了总务、体育、游艺、杂志4部,参《本校纪事》,《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1期,1916年。至于1916年4月的正式成立日期,是陈宝泉在写于1918年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里的说法。
383《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4页称这个校友会成立于1915年4月,而且“所进行的事项仅仅是体育游艺活动和出版《校友会杂志》”,均不知何据,按其文意,无非是为了突出五四运动时期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的地位,和刘熏宇在回忆工学会的文章里称当时“学校里除了同乡会的组织外,任何组织都没有,也不允许有”性质类似,均属于为了突出“五四”地位而刻意压抑其“前史”的特定历史叙述方式,不足为据,刘文《忆工学会》,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526页。
384《校友会德育部纪略》,《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4期,1918年。
385《校友会通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3号。
386《德育部修养会缘起》,《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4号。
387“修养会”在1918年4月发起后,经过半年多的试行,到1918年12月开“正式成立大会”时,已有会员140余人,是五四以前北高师最大的学生团体,参“校友会纪事·校友会德育部纪事”《修养会成立大会纪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第53号,1918年12月9日。修养会的组织方式,是将会员组成不超过10人的小组(1919年初共25个),以此为基本单位开展活动,参“校友会纪事”《德育部修养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1月,第57号。
388“斋务课纪事”《校役夜学社成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3号。
389“斋务课布告”《校役夜学社简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4号。到1918年下半年新一期“夜学”开课时,根据所排“课程表”可知,取消了“英文”科,“国文”则细分为“读法”和“书法”,任教员者有8人,参《德育部校役夜学社课程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1月,第48号。
390《德育部临时讲演团茶话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2月,第60号。在李之前讲演的陈哲甫,所谈重点也是结合两面,即一方面“演说之用处甚大,真共和国非演说不可”,另一方面“吾校精神,各样均好,惟缺活泼气象”,而讲演正足以酝酿此种“欢欣鼓舞,即是生气”,“诸君……不可不于此注意云云”。
391《德育部讲演组织简章》及所附团员名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2月,第60号。
392《王复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日记》,《祥云文史资料》,祥云县政协,1993年,第3辑,第47页。王复生当时是北大学生,与邓中夏关系密切,是“辅社”成员,后为中共早期烈士,他是李厚本的云南同乡晚辈,在京多有交往,引文是他在日记中所记李的谈话。
393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都受到留日经历的影响,李厚本在和王复生的谈话里便曾“举日人笃信阳明知行合一之旨,相习成风”为例。同上。
394《修养会成立大会纪要》附陈宝泉演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2月,第53号。
395《王复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日记》,《祥云文史资料》,祥云县政协,1993年,第3辑,第47页。
396按照陈宝泉的讲法,不仅“如电线之漏电,瓦斯之漏气”之成为公共问题,是由于“科学知识未普及,而知其害者少也”,就连“选举卖票,为国家存亡所关,而人尚为之者”,也是“由其于此中关系尚未十分明了耳”,《修养会成立大会纪要》附陈宝泉演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2月,第53号。当时有类似看法的颇不乏人,除陈以外,曾和他在清末合作编写《国民必读》等书的高步瀛,在《国民常识》一书里谈“道德常识”问题,也是持类似看法,而且同样引王阳明为据,参阅本文第2章的相关论述。
397陈宝泉《日本、斐律宾之社会教育》,《考察日本、斐律宾教育团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54页。
398同上,第172、173页。
399《斐律宾教育》,《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协成印刷局,1933年,“论辩类”。
400《本校第十周年成立纪念会校长演说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纪念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
401《说常识》,《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协成印刷局,1933年,“论辩类”。
402《养成适应之人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3月,第61号。
403《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平民学校开学感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5月,第69号。
404同上。粗体为本文所标。
405《贫民学校开学演说辞》,同上。
406熊梦飞是1919年1月份那次“茶馆讲演”的两名讲演员之一,讲的是《国旗》,另一位讲“国家国民关系”的讲演者,是和他共同发起“国货维持会”的张润芝,参前文,并参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师大月刊》,1933年7月,第5期。周予同则是2月“临时讲演”的“干事员”,参“校友会通告”《德育部临时通俗讲演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2月,第58号。
407据熊梦飞说,北高师的这类小团体,大致是在1918年中北京学生因“中日军事协定”请愿之后开始形成,除了“国货维持会”以外,还有匡互生、孙俍工、周馨、周予同等人组织的同言社、健社、工学会等(熊也是“健社”成员),他们和北大的许德珩等人,通过《国民杂志》社,有较密切的联系,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师大月刊》,1933年7月,第5期。这群青年学生,由于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引起较多注意,但大部分研究似也就集中于五四运动的组织策划这一点上,对其余活动,注意较少。
408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学生》,1930年5月,第5号。稍后在纪念匡互生的文章里,周予同说明当时在北高师学生中流传这类“秘密书籍”的正是匡互生,“我曾从他的手里读了许多中国编译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坚持认为“当时《新青年》杂志虽已出版,……在我们的团体的读物中,可说是毫无地位”,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立达学园园刊》,1933年,引自《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409《周予同自述》,《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卷,第245页。在周予同看来,这便是他在五四前夕那篇“演说词”的中心意思。
410周予同在开学演讲里,坚持称该校为“贫民学校”,理由是：“本来称平民学校,实在是不对。第一,现在是共和国,没有贵族,那就没有平民。第二,贫富不发生人格上问题,平民那就不然了。第三,这学校的内容,完全是为贫民的,不是为平民的。同学中多主张贫字,我非常赞成,所以改作贫。”他使用“贫民”所要表达的含义,实际上恰恰是五四以后通用的“平民教育”的意思,参《贫民学校开学演说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5月,第69号。至于该校当时到底称作“平民学校”还是“贫民学校”,从一开始便颇为混乱,例如前引“玉君”的“感言”里,便“平民”、“贫民”混用。
431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412《校长告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9日,第95号。
413《校役夜班教员会不日成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5日,第100号。
414《校役夜班教员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9日,第104号。
415同上。
416《校役夜班开学详情》,《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6日,第112号。
417这批人的情况,详见附录《北大“校役夜班”首期教员》。
418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日刊》常有误字,目前无法确考的5人姓名中,是否还存在错误,暂难断定。此外,有1人是文科行政机构的职员,在后文的统计里也不纳入考虑。
419据《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3日第7号文科《本科学生名数表》、《预科学生名数表》,1917年12月1日第14号《法本科及预科学生人数表》,1917年12月28日第34号《理科本、预科各省学生人数比较表》,当时有文科学生388人(本科240人、预科148人),法科学生866人(本科439人、预科427人),理科学生417人(本科105人、预科312人)。
420从后设的“新文化”视角来看,文科人士,如师长辈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或主要由文科学生担纲的“北京大学之《新潮》”同人,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直较引人注意。他们在当时和后来对“新文化”的阐释,以及对“新文化运动”之“兴起”的历史叙述,也成为后人建立理解的主要根据。与之相对应的北大法科群体,则常被简单地从“新文化”的叙事线索中剥离出去,似乎尚缺少充分研究。
421具体地说,甲、乙二班,学生均是已能作文,稍通文理者,故分别以1年或2年“造成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教授的是“文法”和“实用之模范文”读本,并须“按周作课艺”；丙班识字不多,拟“以一年至初等小学毕业程度”,也讲文法和“实用模范文”,文用白话,这和当时初等小学的作风是一致的。丁班多属不识字者,“以令其识字为主要条件”,“文法从阙,读本以关涉常识之一事,依每课约含新字十字至十五字,编为白话短文”。至于特、别二班,前者“已超过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故“读本得酌量采用浅近实用之古 文,文法暂定以一年略讲字句章节之法”,别班则“为粗识字及不识字而年已逾四十者而设,无成文之读本及文法,仅以演讲之形式,输入常识及新知识为主旨”；并决定“各班教授所用之参考书,采用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版者之二种”,参康白情《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9、20日,,第115、116号。担任国文教授会主任的康白情虽然是文科学生,且稍后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但从他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长篇连载的文言札记来看,他此时的观念,和《新青年》、《新潮》系统的思路还较为疏离。
422《校役夜学开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1月4日,第48号。
423《校役夜班开学详情》所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6日,第112号。
424《第一寄宿舍诸生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6日,第56号。同时刊出的还有查钊忠以个人名义致蔡元培信函,称“允宜比美鸾凰,宁使长随燕雀。请传令听差何以庄更衣进见,饬赐亲譣, 或假以职守,或转令肄业,庶几玉蕴荆山,显于一旦”云云。
452《蔡校长复函》,同上。
426“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本校开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第209号。
427同上。
428同上。
429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7卷,第197页。
430《学术讲演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0日,第72号。此事发起人为蔡元培、张谨、陈宝泉、汤尔和、金邦正、吴家驹、洪镕。参加“学术讲演会”听讲的“国人”,实际主要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431《刘君光颐自美致校长函(十月廿日)》,《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第265号。
432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260号。
433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卷,第577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1918年上半年的“校役夜班”,仍较多属于“内部整顿”的性质。
434欧战结束之际中国思想界的气氛,有研究者曾概括为“六个月乐观”,并由此线索分析五四前后思想动态。例如：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六个月”的提法本身,是来自胡适。
435陶履恭(陶孟和)《社会与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31日至6月11日,第151至160号连载。引文见6月1日的日刊第152号。
436《校役夜班星期日开演说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0日,第254号。
437《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日,第366号。
438他讲的题目是《国民之责任》,《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3日,第271号。
439《邓康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15日,第309号。
440《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第326号。
441许德珩《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红旗》,1979年,第5期。
442《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5日,第461号。
443这54人的情况,参见附录《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夕的成员情况》。
444略举一例：陈顾远在《蔡校长对北大的改革与影响》(台湾《传记文学》31卷2期)一文中曾回忆,张国焘在1918年“校役夜班”成立时便颇为关注其事,若这一回忆不误,则张国焘在那时便已经对“平民教育”有某种兴趣。张国焘同时在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中也颇活跃。综合起来考虑,若事先已有较长期筹备,则他似乎不应在演讲团发起之后始与闻其事。
445《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第372号。
446这两次讲演的题目可见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349号及4月29日364号两份《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又已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兹不录。
447原文收入附录《五四前夕北京学生的3份通俗教育讲演稿》。本文下面的分析中所引文句,均出此,不另注。
448《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第349号。
449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12月作),《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50《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2日,第358号。
451《讲演团春假后开讲已函告警厅》,《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7日,第343号。
452《致国立北京大学公函》(1919年4月22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19年12月,第1卷第2期。
453《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日,第367号。
454《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第372号。
455《庙会讲演教育》,《顺天时报》,1919年4月28日。
456《通俗教育丛刊》,1919年6月,第2辑,。
457《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1919年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7日,第397号。
458《致国立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函》(1919年7月16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20年2月,第1卷第4期。
459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1919年10月,第2卷第1号。
46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461许德珩的演说,《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5日,第461号。
462《少年杂志》当时曾提出,五四青年们应“联络各方面”,负起“为政府外交之后盾”、“普及教育”、“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改良末俗”等种种任务。贾丰臻《再论少年中华》,《学生杂志》,1919年8月,第6卷第8期。
463《干事会之祝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9日,第472号。
464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第39页；舒衡哲也认为,五四青年的最主要性格特征是“行动主义”,《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 2007年,第31页。舒衡哲的提法接近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六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区分,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页。
465周炳琳《“五四”后的北京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66同上。
46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272页。
468恽震《学生运动的根本研究》,《少年中国》,1920年6月,第1卷第12期。
469《全国学生联合会通告各地学生联合会公函及实施平民教育案》,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0月5日。
470同上。
471天民《天津学生最近之大活动》,《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72《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详情》,《晨报》,1919年11月25日。
473《我们为什么要出(通俗丛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1920年1月,第1期。
474吕芳上曾引在上海学联活动的侯绍裘、李宗邺等人为例,指出“如果站在学生的立场来体会,平民教育就是救国教育”。《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第54、55页。
475天民《天津学生最近之大活动》,《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76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77《本校学生会评议部开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9日,第472号。
478同上。许德珩稍早以前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次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想要改革社会,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但是灌输人民知识的利器,是新闻和学校教育；中国劳动阶级的人,识字的不多,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乎讲演了”。《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5日,第461号。
479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1919年8月,第1卷第2期。
480有研究者曾总结,五四时期的“平民政治”观念,涉及“实行普通选举”、“国民大会”、“直接民权”、“平民自治”、“职业民主”等内容,与“民主政治”或“民治主义”又常可通用。参朱志敏《五四时期平民政志观念的流行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
481陈独秀1919年10月在《国民》杂志社的演说,《本社成立周年大会纪事》,《国民》,1919年11月,第2卷第1期。傅斯年也说,“以后是社会改造的时代”,《(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1919年10月,第2卷第1号。
48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
483李大钊《大联合》,《新生活》,1919年12月28日,第19期。
484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解放与改造》,1920年1月,第2卷第2期。
485李大钊《大联合》,《新生活》,1919年12月28日,第19期。
486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487’陈、李两人在论述中,都引用了杜威1919年6月关于“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演讲。
488单中惠《杜威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教育》,《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89载《晨报》1919年5月9日至13日,又载《新教育》,1919年4月,第1卷第3期(该期实际出版日期当在5月以后)。
490《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潘公展笔述),《新教育》,第1卷第3期。下同,不另注。
491《本社四年来的回顾》,《平民教育》,1923年10月,第68、69期合刊“四周纪念专号”。
492“宏图”《平民教育谈》,《平民教育》,1919年11月,第4期。
493《讨论本报的宗旨》,《平民教育》,1919年11月,第5期。
494同上。
495《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1919年12月,第9期。
496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60至384页,第393至402页,第510至511页。
497“中国大事记·10月10日”《庆祝国庆》,《东方杂志》,1919年11月,第16卷第11号。
498“闽案”的缘起是,1919年11月16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在南台地方,无故被日人及台籍人约百余名持械围殴,枪伤一人,刀伤殴伤共五人”,“又枪伤警察一名”。事后日方“派舰来闽”并“帅队登岸”,致使“福州人心异常愤激”。《外交部编送福州日人殴伤学生案交涉经过情形公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45至451页。
499《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详情》,《晨报》,1919年11月25日。
500《日人暴行激动全国公愤》,《晨报》,1919年11月23日。
501《北京学界对闽问题之响应》,《晨报》,1919年11月25日。
502《学界代表再谒陈》,《晨报》,1919年11月27日。
503《昨日学界之游街大会》,《晨报》,1919年11月30日。并参《王光宇关于北京学商各界为闽案集会游行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52至454页。
504 《北京学生对于闽事之活动》,《晨报》,1919年12月3日。
505《昨夕各界代表之联席会议》,《晨报》,1919年12月4日。
506《昨日空前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12月8日。并参《王怀庆等关于北京学商各界开国民大会声援闽案文件》、《中美通信社关于北京学商各界声援闽案后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的报导》,《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64、466、467页。
507《昨日学界之游街大会》,《晨报》,1919年11月30日。
508《今日天安门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11月30日。
509《昨日空前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12月8日。
510“中国大事记·11月29日”《学生对于福建中日交涉之表示》,《东方杂志》,1920年1月,第17卷第1号。
511《北京学界对闽问题之响应》,《晨报》,1919年11月25日。
512叶楚伧《后援的意义》,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6日。
513《学界教职员今日停止职务》,《晨报》,1919年12月15日；并参“中国大事记·12月15日”《北京各校教职员停止职务风潮》,《东方杂志》,1920年1月,第17卷第1号。
514《北京学生请罢傅岳菜》,《晨报》,1919年12月19日；《教育界反对准蔡校长辞职》、《北大学生之愤激》,《晨报》,1919年1月20日。
515《山东问题日本提出交涉矣》,《晨报》,1920年1月20日。
516《雪中之学界游街大会》,《晨报》,1919年2月1日；并参“中国大事记·2月4日”《北京学潮》,《东方杂志》,1920年4月,第17卷第4号。
517《学生全体实行路旁讲演》,《晨报》,1920年2月4日：并参《北京学生运动后之情形》,《北京大学生周刊》,1920年2月,第7号。
518《昨日学生大讲演与被捕》、《被捕学生已于昨晚释放》,《晨报》,1920年2月5日。
519《京师警察厅与内务部关于严厉取缔学生运动往来文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89页。
520《政府对待学生之办法》,《晨报》,1920年2月6日。
521《昨日之学生讲演与军警干涉》,《晨报》,1920年2月6日。
522《北京学生运动后之情形》,《北京大学生周刊》,1920年2月,第7号。并参《军警监视中之学生》,《晨报》,1920年2月7日。
523同上,并参《本日国民大会将被禁阻》,《晨报》,1920年2月6日。
524《昨日发布之两命令》,《晨报》,1920年2月7日。
525《昨日学生复出讲演》,《晨报》,1920年2月10日。
526“中国大事记·2月15日”《北京警察厅解散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东方杂志》,1920年5月,第17卷第5号。
527“中国大事记·2月29日”《北京国民大会风潮》,《东方杂志》,1920年6月,第17卷第6号。
5281920年3月中旬,北京学联秘密开会讨论在全国学联总会会议上的态度,即决议反对“涉及内政”,“如反对不得要领时,则应宣布退席”。对于和政府直接对抗的行动,态度极为慎重。《北京学生与全国学生总会》,《晨报》,1920年3月15日。此后因响应全国学联的决议,北京各校从4月下旬开始又陆续有罢课之举,但未发起民众运动,坚持时间也不长,至1920年5月基本结束。《罢课期中之北京》,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30日;《昨日北京学生之举动》,《晨报》,1920年5月1日。
529关于全国学联在1920年学潮中的活动,参考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章第3节第5小节“姚作宾与全国学联——后五四的学生运动”,第126页以下。
530《全国学生联合会已被封》,《晨报》,1920年5月8日；另参《卢永祥等关于与法领交涉解散上海学联总会及全国各界联合会有关文件》、《杨晟等关于上海学联总分会记全国各界联合会已由法领封禁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93至596页。
531《罗家伦、唐伟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9日,第449号：《校役夜班教务处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7日,第456号。
532《北大校役开会》,《晨报》,1919年12月13日。
533《校役夜班教授会、教务处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9日,第577号。
534《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510号。
535《平民教育讲演团开第三次常会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6日,第563号。
536黄耀秋《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7、19日,第584、585号。
537《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9、20日,第585、586号。
538同上。
539《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1日,第587号。
540《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2日,第588号。
541同上。
542《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6日,第591号。
543《学生会评议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6日,第505号。
544《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前晚开会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2日,第510号；《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511号。
545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12月作),《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校役夜班与讲演团的停顿,前文已曾述及。教育股自己的“讲演科”,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独立运行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招集足够讲演人员。新剧科主任童永庆久不到职,先后由黄耀华、陈兆畴(平民教育讲演团干事,教育股主任)兼任,这两科在此期间活动都不多。参见《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511号：《学生会教育股新剧科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4日,第523号。
546《平民夜校开学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0日,第519号。
547《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5日、3月5日,第533、554号。
548《本校学生会附设的平民学校》,《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28日,第13号。
549《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5日,第582号。
550《缪君金源致教育股的信》(1919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4日,第1号。
551《教育股复信》,同上。
552《记者按》,同上。
553《教育股学校科来函照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18日,第3号。
554“平民夜校”开办之时,正值北京学潮愈演愈烈之际,夜校于此时曾通告,“最近二星期内请勿听学生于下课时在教室外游行”,明显不愿卷入学运。《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2日,第521号。连1920年5月北大学生会组织的“五四纪念”,平民夜校也未参加。
555《平民学校不宜考试》,《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7日,第10号。
556《随感录·希望平民夜校成为最完美底校学》,《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20日,第12号。
557陈友琴《学校公开问题》,《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11日,第2号。
558蔡元培《北大平民夜校开学演说词》,《平民夜校开学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0日,第519号。
559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少年中国》,1920年1月,第1卷第7期。
560北大学生会在1920年6月时的局面是,“评议部久已开会不成,多无结果。干事部则大部分无人负责,致庶事股主任于半年内辞职者不下十余人,凡种种重要的事情,都不免一齐延搁”,且正在酝酿将“代议制”改组为“委员制”。《学生会改组委员制的理由及章程草案》,《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3日,第624号。
561《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7日,第564号；《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9日,第610号。
562《校役夜班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6日,第583号：《黄绍谷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6日,第635号。
563平民夜校在1920年6月征集教员时,便强调新加入者“要自问能绝对的负责任,无论如何,决不旷误”,“要自问能始终其事,绝不半途辞卸”。《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9日,第629号。
564《平民教育讲演团第四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9日,第594号；《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30日,第595号；《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三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3日,第597号。这几条“通告”,《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失收。
565参考同一时期自1920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586号起恢复刊出的城市讲演“讲演题目及人名”“报告”。
566此次讲演分为3组。4月2日在丰台的讲演,是借当地“国民小学”讲“北大平民夜校与七里庄国民学校的比较”,“女子读书”、“平民教育”等内容,继而在丰台车站附近讲“人生与工作”、“同业联合与儿童教育”。4月4日在本拟在长辛店讲演,因为适值周日,“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一般市民则多往“福音堂做礼拜”,不得不转往附近村落,依然引不起居民兴趣,遂勉强完成讲演,而代之以在火车上贩卖李辛白主编的《新生活》。因此这一组虽备有“留声机”等新式讲演辅助设备,效果却并不好。4月6日在通县讲演,在较小的规模上“模拟”了原在北京城区的活动。先是在通县市区“最热闹之地讲演”,内容多为“共和国民精神”、“中华民国”、“平等与自由”等“国民政治常识”,也有少部分题目是“破除迷信”(陈兴霸)、“平民教育是什么”(朱自清)等,事后又参观当地“通俗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长辛店地方与北大学生间原先早有联络。留法俭学运动中,曾在当地设“法文专修馆工业科”,有相当一批湖南旅京青年会聚在此。在“五四”运动和稍后的学潮中,与北京方面皆有密切互动。近至1919年12月时,时任讲演团干事的黄耀华等人还曾以讲演团名义参加长辛店当地的“国民大会”,作“为什么要抵制日货”等演说。稍后在1920年“五一”期间,北京一批激进学生也曾去长辛店方面联络。因此夹在这当中的1920年4月春假讲演,表现的与长辛店方面如此隔膜,颇为蹊跷。或许反可表明讲演团主事者与当时学生中更热衷激进政治运动的一翼,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此次长辛店之行以后,要迟至大半年以后的1920年底,才在李大钊主持下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参考《平民教育讲演团农村讲演的报告》(长辛店、通县),《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0日,第578号：《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九年春假本团农村讲演报告·丰台一带经过的情形)》,《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7、28日,第592、593号。
567《平民教育讲演团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7日,第636号。
568叶楚伧《后援的意义》,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6日。
56969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570《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1日,第509号。他们当时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将要讲演的意思做成稿子”,由于一开始实行“讲演”的原因本来就在于识字者少,而希望借助“口说”来作为“灌输知识”的第一步,所以此时改发讲义,实际上等于承认“讲演”所遇到的困难起码暂时无法解决。
571但学生群体的流动性,使得北大的讲演团似乎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22年,他们所面对的局面依然是“讲演者苟为南方人,立而行者尚有”。参《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常年大会》，《晨报》1922年3月24日。这还是在常设讲演所内对范围较固定的周边居民讲演的情况。
572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573朱务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后所起的作用》,《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253页。
574除《晨报》外,该件亦转载于济南尚学会编《文化新介绍》“教育号”。文中所计划的推行“平民教育”步骤,分别以1920年“暑假”与年底之“年假”为断,据此可推测北京学联起草该份草案的时间,应在1920年2、3月间。
575计划中“通俗图书博物馆”每处经费为每年200元,其中房租等各项杂费等便需要用去140元,每年用于购置书籍的经费仅余60元。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京师学务局用于维持下属“通俗图书馆”阅报事业的经费,可知虽号称“图书博物馆”,但实际上只相当于建立“阅报处”而已。
576分为国语(兼注音字母)、国民须知(民国约法及选举法等)、时事、科学谈话、应用算术等“必要科”,及中国史、乡土地理、工艺、家政等“随意科”两种。
577黄公觉《北京高师的学生生活》,《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23年2月,第3卷第7、8集合刊。
578主要是管理平民学校和通俗讲演所。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1920年12月议决),《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21年3月,第2卷第1集。
579黄公觉《北京高师的学生生活》,《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23年2月,第3卷第7、8集合刊。清华的情况较为特殊,他们除了参加五四以来北京的爱国运动之外,1919年底到1922年初校内同时还爆发了“三赶校长”的风波。由于学潮的影响,清华学生的“社会服务”未能在1919年“社会服务团”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整合,而是暂时回到原有的青年会、孔教会等相对还较为稳固的团体去寻求支持,呈分散活动的状态。参《清华大学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1页。
580《晨报》,1920年5月4日。此文是胡适、蒋梦麟二人联名发表,胡适1921年表示“去年在《晨报》的‘五四纪念号’里,我曾说过……”,可见无论具体执笔者为谁,至少胡适认可这是自己的文章,参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晨报》,1921年5月4日。
581蔡元培《话别会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23日,第724号。
582蔡元培《开学训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第443号。他直接使用了“服务社会”的提法,具体是指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这几项“本校最注重的事项”。
583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蔡元培全集》将此文定于1920年1月,是根据刊发此文的《新教育》第2卷第1期所标的名义出版时间,似误。他在1920年秋季北大开学演说中再次表示,“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蔡元培《开学训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7日,第695号。
584黄炎培《五四纪念敬告青年》,《晨报》,1920年5月4日。
585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殖事业》,《晨报》,1920年5月4日；又转载于《东方杂志》,1920年6月, 第17卷第11号。
586顾诚吾(颉刚)《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学术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
587《京学生纪念五四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7日。
588同上。
5899陶孟和《评学生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
590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591《晨报》,1920年5月4日,该文同时刊载于《新潮》,1920年5月,第2卷第4号。
592恽震《学生运动的根本研究》,《少年中国》,1920年6月,第1卷第12期。
593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国书店,2010年,第151页。
594张文澜《清末民初直隶省办教育的情况》,《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页；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69页；《保定师范学堂职员衔名录》,《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42页；《潍坊古籍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36页起；《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卷,第692页：《王震昌调查报告》,《北京师范学校史料汇编》,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7页；郑志廷《直系军阀史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冯国璋往来电文》,《近代史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总40号；《政府公报》,影印本,上海书店,1988年,第40册,第421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73年,第1辑,第79页：《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599《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10列入“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诸人”,第297页。
600马保超等《河北古今编著人物小传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另参：《1905年留日法政速成科学生名单》,同前。《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10列入“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诸人”,第304页。
601《1905年留日法政速成科学生名单》,同上；官话拼音教育会事,出处同梁建章条注。
602《大学堂为学员停派差使咨工部文》,《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卷,第379页；《京师大学堂同学题名》,《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页；《学部奏保仕学馆学员毕业奖励原折》,《大公报》1906年10月16日,转引自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政治官报》,影印本,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7卷,第158页。
603《京师劝学职员姓名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8；《宣讲员姓名履历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76。
604《京师通俗教育一览表》,《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2期,1914年。
605《呈教育部第八六号》,《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606《第一宣讲所详京师学务局(三年十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J004-001-00093。
607《查视第二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第12期；《批第二宣讲所(一月二十三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查视公立第七公众阅书处、第二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批第二宣讲所(三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4月,第16期。
608《饬第二一号》,《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
609《查视第三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第12期。
610《饬第九九号》、《饬第一零零号》,《京师教育报》,1915年1月,第13期。
611《批第五宣讲所(十二月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1月,第13期；《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四年十月)》,《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612《咨京师警察厅(一月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查视第十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
613《查视第九宣讲所附阅报、第六公众阅书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4月,第16期。
614《饬第八六号》、《饬第八七号》,《京师教育报》,1915年7月,第19期。
615章桂升《周行宣讲社讲演录》,1915年。
616《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四年十月)》,《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617《查视第五宣讲所第四阅书处附设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11月,第23期。
618《批第二讲演所(三月廿九日)》、《批第九讲演所(三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
619《批公立第三讲演所(四月一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
620《批第八讲演所(四月十一日)》、《批第四讲演所(四月二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
621《批公立第十一通俗教育讲演所(五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7月,第31期。
622
623《呈教育部(四月二十日)》、《咨京师警察总监第二七号(四月二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6月,第42期。
624《指令(五月五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7月,第43期。
625《指令(六月七日)》、《指令(六月十三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8月,第44期；《指令(八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6《指令(八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7《指令(八月八日)》、《指令(八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8《指令(八月二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9《指令(八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30《指令(八月二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31《指令(九月二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1月,第47期。
632《训令第二一一号(十一月七日)》、《指令(十一月十三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月,第49期。
633《指令(十二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634《指令(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635《指令(十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636《指令(一月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
637《指令(二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4月,第5卷第4号。
638《指令(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1月,第5卷第11号。
639《指令(十月三十日)》,《京师教育报》号,1918年12月,第5卷第12;《讲演经理员呈学务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讲演经理员呈学务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93。
640《指令(十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9年2月,第6卷第2号。
641据1914至1916年各期《京师教育报》视察报告。
642据1916年《京师教育报》各期视察报告。
643据1918至1920年东郊劝学所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7。
644据1918至1920年北郊劝学所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7。
645《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1月,第56号。
646《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4月21、22日,第357、358号。原件文句不连贯,疑有排印错误处,及用字用词与今不同处,存原貌；字迹模糊处以口号表示；并重新标点。
647《晨报》,1919年4月26日、27日,作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之演说”连载于“自由论坛”栏,署名“若愚”,系王光祈的笔名。段落与分行依发表时原貌,重新标点。
648本表所列教员姓名及任课情况据1918年4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117号所载《校役夜班教员录》。在校情况反映的是校役夜班成立时,即1918年4月时的情况,主要依据同年编写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及1948年版《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并参考《北京大学日刊》有关材料,稍加增补修正。
649讲演团成员名单依据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26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9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及此后各期有关材料。“与《国民》和《新潮》的关系”反映的是讲演团成立时的情况,两社名单依据1919年1月《国民》第1卷第1号《国民杂志第一期职员录》、同卷及1919年2月第1卷第2号连载的《国民杂志社社员录》、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社员》名录。舒衡哲在其《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附录三中曾给出了一个“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新潮社和国民社社员名单”。这个名单有一个初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疑问,即《五四时期的社团》明明已收录了讲演团发起时《征集团员启》所附的14人姓名,舒衡哲在主要根据该书材料制作的名单中却将“创社者”列为16人。这个问题和她制作名单的方式有关,即未曾区分1919年3月7日刊登启事的14人和1919年3月23日开成立大会的39人,同时未考虑不在“新潮”或“国民”社中的讲演团员的情况。这两个因素,特别是后者,使得《中国启蒙运动》一书对讲演团的构成,并未提供完整的反映。
J004-001-00001;J004-001-00037；J004-001-00038； J004-001-00044；
J004-001-00045；J004-001-00054；J004-001-00061；J004-001-00062；
J004-001-00074；J004-001-00076；J004-001-00083；J004-001-00093；
J004-001-00104；J004-001-00122；J004-001-00124；J004-001-00125；
J004-001-00129; J004-001-00134； J004-001-00145； J004-001-00171；
J004-001-00177； J004-001-01593；
《教育公报》,1914—1920年
《内务公报》,1913—1920年
《京师教育报》,1914—1919年
《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19—1921年
《通俗教育研究录》,通俗教育研究会,1912年
《都市教育》,北京教育会,1915—1918年
《今闻类钞》,国群铸一讲演社,1913年
《通俗教育丛刊》,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1919—1921年
《教育杂志》,1912—1921年
《学生杂志》,1914—1921年
《新教育》,1919—1920年
《东方杂志》,1917—1921年
《青年》,1914—1917年
《进步》,1911—1917年
《青年进步》,1917年
《清华周刊》,1914—1921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61期起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7—1919年
《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19—1923年
《平民教育》,北高师“平民教育社”,1919—1923年
《北京大学日刊》,1917—1920年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
《通俗丛刊》,上海学生联合会,1920年
《新潮》,1919—1920年
《国民》,1919—1920年
《少年世界》,1919—1920年
《少年中国》,1919—1920年
《晨报》,1918—1920年
《民国日报》,上海,1919—1920年
《新社会》,“共和国宣讲书”,包天笑,第1、2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
《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育会,1913年
《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北京教育会,1916年
《京师学务局一览》,第1至5期,1913—1917年
《通俗讲演录》,京师学务局编,第1至10辑,1913—1917年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1916年
《通俗教育讲稿选录》,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1、2辑,1916、1917年
《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至4期,1916—1918年
《考察日本、斐律宾教育团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纪念录》,1918年
《教育部行政纪要》,第2辑,教育部,1919年
《基督教青年会原理》,谢扶雅,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
2严复在《原强》中说,中国要“图自强”,“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14页。
3当时所说的“开通民智”,既包括所谓“预备将来人材”的学校教育,也包括以社会为学校,借助报刊演讲等通俗形式,直接将思想观念推向一般大众的“下层社会启蒙”工作。
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6页。
5庄泽宣《民众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34年,第23页以下。
6庄泽宣的历史叙述,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在民国时期诸多“民众教育史”论著里反复重现的一个模式。例如1931年撰写《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的高践四,也将清末以来的“民众教育”分为5个阶段,即“发动期”(1896至1900年)、“初次盛行期”(1901至1911年)、“地位确定时期”(1912至1917年)、“第二次盛行期”(1918至1924年)和1925年以后“民众教育根基巩固与事业扩张时期”。高氏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的院长,与庄泽宣的身份相似,他的历史叙述,同样也以国民政府的“民众教育”为指归,强调的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民众教育”的“根基巩固”、“事业扩张”,至于民初到五四,在他看来不过是从纸面上“确定”了民众教育在制度中的“地位”而已,并没有多少实际开展。在五四前后,同样有着明显的叙事断裂。参阅《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原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3期,收入《民众教育之理论与实际》,教育编译馆,1937年,第337页以下。
7《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平民学校开学感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5月,第69号。
8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9问题是,这种叙述手段,其他历史书写者同样可以轻易地借用。例如在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总会)系统的人士讲来,且不说1918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有灵魂”、从“民众的实际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平民教育”,就是“民八以后”“国内平民主义的鼓吹和白话文学的提倡”、“平民化的运动,各省自动组织学生会,创设平民学校、通俗学校和试办工读学校等等的事”,其意义也不过在于“先在全国制造空气,然后由晏阳初等返国提倡从平民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平民教育”而已,中国的“平民教育”,要从晏阳初等人归国算起。参阅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的经过》,《教育杂志》,1927年9月,第19卷第9号。同一时期杨廷铨在《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7号上发表的《平民教育的产生》一文,甚至完全不提国内这条线索,“确立正统”的意蕴还要更加强烈。此外,既非“五四青年”,也不属平教总会系统的顾旭侯,1920 年代中期撰有《平民学校教育实施法》,也认为清末的“简易教育”全无“平民教育精神”,不配称为平民教育。至于五四时代,虽有“精神”,其实行上却“不过是一种初等补习教育罢了”。他认为平民教育的开始应从1923年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算起,以此为契机,“我国代表回国后,……到处宣传,提倡平民教育”,才进入“由萌芽而蓬勃的时代”,《平民学校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25年,“绪论”部分,第1页以下。
10《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134页；第3册,第4、5页。
11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以下。
12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虽不是直接关注下层启蒙运动问题的论著,但陈氏根据翔实的考察,揭示出清末的革命和启蒙经验,对于理解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重要意义,在研究范式上也接近“从晚清思考五四”的路数。
13李孝悌将清末的这一运动,定名为“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认为这是一个“下层社会……被广义的知识分子作为改良对象”的过程,亦即“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知识由上而下传播的过程”。《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41908年以后,白话报刊和阅讲报所的创办数量明显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清末的“地方自治”、“预备立宪”运动开始以后,原来蕴涵在“阅书讲报”活动里的政治热情被释放出来,使活动参与者的关注焦点有所转移,参阅李斯颐《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0辑,第113至115页。李文提供的系将全国范围内创办阅书报所和白话报刊的数量按年统计得出的结果。北京一地的情况,据刘志琴等人统计,其“高潮是在1905至1907年”,与全国的趋势是一致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400至405页。
15《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1至62页。
16曾多年担任京师学务局总务科主任,对北京的“都市教育”介入很深的孟心违,后来追述说,“自辛亥年十月起,直至民国元年六月止,中间八个月,教育官厅不能发款”,“京师教育发达之秩序”,“一时小有坎坷”。实则在这几个月间,何止官厅不能放款而已,由于“政变剧烈”而且一段时间内政局的走向颇不明朗,北京学界中不少人选择“从诸达官贵人之后,匿迹于海滨”,或是“与世所谓伟人巨子,翱翔乎河上”,京师督学局、八旗学务处乃至中央学部等“教育官厅”本身,其存续也不过在若有若无之间。总的来说,由于一批“热心桑梓义务”的地方人士组成“私人团体主持会务,设法筹款”,“竭力维持”,北京的学校教育尚能勉强保持局面,至于督学局下属各宣讲所，由于难以获得此类支持,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参孟心违《京师教育状况》,《都市教育》,1917年1月,第22期；《<京师教育报>出版宣言》,《京师教育报》,1914年1月,第1期。
17该部在民初数年间的变迁可参见《本部行政纪要甲编·厅司职掌之沿革》,《教育公报》,1916年7月,第3年第7期。
18蔡元培《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教育杂志》,1912年6月,第4卷第3号。
19《教育部令(元年五月三日)》、《教育部令(元年五月六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8。这两份文件分别委任彦德、刘潜为京师学务局局长、副局长,委任孟心违为总务科长,崇岱为中学教育科长,李春泽为小学教育科长,祝椿年为通俗教育科长。清末督学局对于各宣讲所的管理,原本是通过“师范科”来进行的,这是学务局改师范科为通俗教育科的另一个原因。参姚金绅《京师地方教育行政概况》,《新教育评论》,1925年,第1卷第9期；《京师学务局之组织及行政》,《京师教育周报》,1927年,第1卷第6、7期。
20民初的“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在绝大多数场合均是指运用各种手段,对普通教育以外的社会大众进行“教育”,除了极少数人试图建立某种理论区分以外,通常可以认为这两个名词意指相同,在不少人的表述里,也经常交互混用。本文在多数地方使用“通俗教育”一词。
21《民国元年八月十六日第四次劝学会议决议事件》,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22《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第五次劝学会议事件》、《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第五次劝学会议决议事件》,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23《京师学务局致内外城巡警总厅函(元年九月廿一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当时北京内外城共分为9个“学区”,建立起“宣讲所”的是第2至8区,参《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1913年,第1期。
24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61。
25同上。
26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27《京师教育报》,1914年7月,第7期。
281915年11月制定,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2。
29据伍达《各地通俗教育进行情形》一文所述情况制表,文见《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册。文中提到虎坊桥的“夏期讲演会”,该会实是由教育部举办的学术讲演,且为临时性质,故不列入表内。原文还提到学务局开设的各宣讲所,此处也不列入。此外,文中还提到“通俗阅报附设讲演社”一处,宗旨是“讲演报纸”,因无从确指,亦不列入。黄远庸于该年10月曾报道,北京“由私人团体组织”的“讲演社”,有“二十余处”,和伍达所统计的相差不远。参阅黄远庸《教育部半年以来大事记》,《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2卷,第176页。
30伍达文中未提及的“共和演说团”,成立于1912年9月,也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团体。该团的主持者李六更,天津宝坻人,清末在吉林、旅顺、大连、青岛等地活动,民初“至京师,创立共和演说团,两等平民小学校,所为致力于社会者甚至”,与国民党人士关系密切。参阅张相文《李六更小传》,收钱仲联辑《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卷,第1275页。共和演说团成立时号称有团员400余人,但据黄远庸1913年10月在“共和纪念会”上的观察,其活动情形,仅李一人“率三四小童,挈共和演说团之旗,振其木铎,疾走而前”,可知该团此时衰微已甚,实际上仅由李六更独力支撑而已,见黄远庸《囍日日记·其二》,《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3卷,第213页。
31张玉法在《民国初年的政党》中提到“共和联合会”并归类为“政治性党会”,但关于其宗旨仅录“南方以武力要求共和,北方以舌笔要求共和”一则,似还不如伍达《各地通俗教育进行情形》记载得明确,张玉法《民初党会调查表》,《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461页。“五族联合会”的活动情况与政治宗旨不明,不过据前引张表可知,当时北京名为“五族合进会”、“五族协和会”一类的政治小团体甚多,似可归入同类。
32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收《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辑,第136页。赵、陆、梁、段等人为袁氏党羽,毫无疑问,刘揆一虽为旧同盟会元老,但在1912至1913年间与袁世凯关系甚为密切。另参见张玉法《民初党会调查表》,《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462页。
33《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34《本会会员名单》,《刘揆一集》,同上,第24、25页。
35李剑农、张玉法等人分析民初政党时便指出,其时政党林立,党义的异同常难识别。参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5至326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6至38页。
36《设进化阅报社》,《教育杂志》,1905年,第14期：《讲报苦心》,《大公报》,1906年5月4日。另参张伯驹《春游琐谈·燕市旧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63页。
37蔡松龄,又名蔡(松)友梅、损公,清末报人而兼京话小说家,“先世隶汉军籍,为有清世族”,但至晚清家道已败落。参《蔡省吾先生事略》,《燕市货声》,双肇楼图书部,“京津风土丛书”,1938年：《汉军八家述略》,《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38《公益报》,社长文实权,编辑蔡友梅、白云祉(睡公)、文子龙(懒儒)、王咏湘(冷佛)。《进化报》,社长蔡友梅,编辑杨曼青、乐绶卿、李问山。参阅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第6册,第283、284页。
39该会“由报界所组成,文实权任会长,白云祉、蔡友梅、乐绶卿、春治先、彭翼仲诸氏任评议”,参管翼贤《新闻学集成》,同上,第312页。从主持者的名单来看,该会是在《公益报》、《进化报》和彭翼仲的《京话日报》三社基础上联合成立。
40(1908年以前研究筹备自治之机构列表》,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41这种情形,实非蔡松龄一人如此,例如与他合办《公益报》和“讲演研究会”的文耀,在1906年呈文京师督学局请求开设“宣讲所”,1907年以后,除《公益报》外,与徐佛苏、孙洪伊等人合办君主立宪派机关报《国民公报》,辛亥前夕参加“宪友会”,其清末一段人生轨迹,和蔡松龄颇为相似。参《京师督学局批(九月八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01；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第6册,第302页。
42“北京第一演说研究会”成立于1912年7月,以“造就健全舆论,练习演说人才,以便开通社会共和”为宗旨,会员500余人,主持者林庄、蔡松龄。“北京公民会”成立于1912年7月,以“征集北京住民之意见,促进市政,辅助自治,增进人民能力,以期实享地方之利益”为宗旨,会员300余人,主持者林庄、蔡松龄。参《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社团一览》,《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1期。此外,同样借“进化宣讲阅报所”组织起来的团体,还有成立于1912年11月的“崇俭社”,该社以“增进道德,崇尚俭朴,提倡国货,改良风俗”为宗旨,主持者汪启纶。参张宪文等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21页。
43内务部档案,引自《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790至794页。
44该社在北京的“分社”,最多时有八处,此外据说在天津、唐山也有分社,参阅《国群铸—通俗讲演社现在各讲演地址表》,《京师教育报》,1914年8月,第8期。
45同上,并参《国群铸—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46这批人的生平背景,详见附录《国群铸一讲演社主要成员考》。
47该社1913年办有杂志《今闻类钞》,是将当时重要报刊中“经世”文章汇编而成的月刊,纵览现存2月至8月的7期,所收文章来源相当广泛,包括《庸言》、《东方杂志》、《时报》、《民主报》、《民立报》、《民声报》、《时事新报》、《进步》、《海军杂志》、《西北杂志》、《新纪元报》、《震旦》等,并没有明显的党派之见。此外,就《国群铸一讲演社史料》记载可知,该社的活动,长期受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监视,似也说明其不是“五族共和联合会”一类“袁记”御用团体可比。从社员在北洋系统内部各自的人事关系来看,有与直系冯国璋往来密切者,有接近皖系段祺瑞、徐树铮者,也有高步瀛这类相对中立无所属者。
48王金绶《本社创办之起因及宗旨》,“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演词”,收《国群铸一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依王的见解,这种状态,本就是“吾国今日现状之必要”,即中国当日正该组织“主张不同”、“办法不同”的大小团体,经过讨论融合,然后才能有“沟通上下左右社会”的“大政党之成”。
49仅举较有影响的孙瑛《鲁迅在教育部》里的观点为例,尽管作者已注意到前后两个“通俗教育研究会”“应作为两个组织分别叙述”,但仍误以为教育部“研究会”是袁世凯“把原来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抓过来加以改组”的结果,“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发展和演变”。参阅孙瑛《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及以下。
50例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卷在其“社会教育”附录“各地举办情况”部分,便先后摘录两条记载,一是系于1912年4月的“唐蔚芝等发起组织通俗教育研究会”,一是系于1912年5月的“章太炎等发起通俗教育研究会”。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965、966页。这两条所记实际上是同一件事,而且唐蔚芝与章太炎其实都是挂名的“发起人”,并未参与研究会后来的活动。
51“会务纪要”,《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52《本会北京社会教育讨论会纪事》,《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今存蔡元培1912年4月23日《致伍仲文等电》稿一则,云“上海《民立报》转伍仲文、伍博纯……诸先生鉴：本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2卷,第154页。
53《教育部文(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44。
54《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暂行章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55伍达《通俗教育责任论》,《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0月,第4期。
56张维骧《伍达传》,《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3辑,1975年,卷十,第55页。
57《本会北京社会教育讨论会纪事》,《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58伍达《通俗教育责任论》(续),《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1月,第5期。
59北京方面曾有多人提出“有总会为之提倡,而后各地易于发达进行”,因此各地新设团体与上海“事务所”之间,应当明确“总会分会之关系”,但经伍达等人反对,未形成决议。参《本会北京社会教育讨论会纪事》,《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60在北京的会议上,北京政府工商部司长何通时便提醒,“西洋教会及青年会等,其基本财产多至千百万”,并非仅有“教会之精神”便行,“尤须有巨大经费”。实则伍达等人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教育会议”,或许正是希望得到某种形式的支持。出处同上。
61《通俗教育研究会进行宗旨议决案(十月二十日谈话会议决)》,《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0月,第4期。
62《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案》,《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11月,第5期。
63《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64吕思勉《记念伍博纯君月刊专号序》,《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7期。
65伍稼青《记伍博纯先生》,《武进文史资料》第2辑,武进县政协,1983年,第117页。
66《北平市社会教育的沿革》,《时代教育》,1934年第2卷第3期。此文将祝椿年任“科长”及与进化社方面“合作”事定在清末,似误。也有可能二者在清末已有合作,此时不过是在新的局面下再度携手。
67王金绶与高步瀛均担任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的“研究部干事”,另两名干事是学务局的章桂生(桂升、贵升)和教育部的王章祜,见《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职员名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62。此外,“国群铸一”社和“共和演说团”,均通过与学务局的关系“呈部立案”并咨请补助。参《本部行政纪要丁编·京师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68《本会成立呈请核准备案文》,《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育会,1913年。
69“职员名单”,同上。
70《会员名籍表》,1915年10月至1916年2月,《都市教育》,第7至11期。
71“职员名单”,《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育会,1913年。
72《通俗讲演研究会》,《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北京教育会,1916年。此外任主讲的还有钟启,其生平待考。
73《北京教育会附设通俗讲演研究会课程时间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74《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劝学第十次会议提议事件》及《第十次决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75《北京教育会附设通俗讲演研究会通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76《通俗讲演研究会简章》,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77《研究讲演细则》,见前条同档；《研究讲演细则及办法》,《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 育会,1913年。
78该研究会毕业名单见1916年《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通俗讲演研究会”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团体》收录此条资料时,将名单删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79黄远庸《北京黄花岗纪念会》,《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2卷,第13至16页。
80关于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活动,参阅李新、李宗一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卷(1912——1916)》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1章第2节“各政治团体的勃兴及其政治倾向”,第31页以下,及同书第2章第3节“国会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第168页以下。国会的选举,大致到1913年3月始告结束。
81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183页。
82梁启超《与娴儿书》(1912年11月1日),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427页。
83检《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卷可知,自1912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仅存有底稿的演说,便有18场。这种演说大兴的局面,并非北京一地独有,例如曾随章炳麟办“统一党”,在本次选举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王绍鏊,就在江苏原籍的苏、松、太一带,“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参阅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405页。
841912年10月10日起在琉璃厂举行“共和纪念会”,由国民党人士陈家鼎、田桐、白逾恒等主持,(或说宋教仁任主席),为“长日不息之演说”,且有演剧、跳舞等余兴节目,历时5天,与会者在十万人以上。1913年1月1日复由共和纪念会主持,在先农坛开“民国开国周年庆祝会”,自由演说,到场三四万人,会期长达10日。参黄远庸《囍日日记·其二》,《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3卷,第212页；高拜石《记琉璃厂第一届国庆》,《古春风楼琐记》第15集,新生报社,1979年,第147页：陈小蝶《醉灵日记》,《紫罗兰》,1929年,第7期。
85《京师学务局致警察厅函(二年二月三日)》(底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另据稿可知,学务局同时也知会了内务部。
86《二年二月先农坛讲演目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87庙会宣讲的情况,据《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期,1913年。《一览》是“工作总结”性质的出版物,对于听讲人数,不难理解会有夸大之处,例如“先农坛”的听讲情况,在该期《一览》中便记为“1200人”。因此每次庙会讲演的听讲人数,大致可认为在500人以下。相比起来,《二年二月先农坛讲演目录》的记录,作为底稿,似更可靠。
88连横《大陆游记》,收《雅堂先生余集》,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0辑,1974年,第40页。
89《二年二月先农坛讲演目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90今存学务局《民国二年各庙会宣讲预计日期表》,便将“先农坛”和南药王庙、土地庙等地举办的“庙会宣讲”列为一类。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91第1通俗图书馆兼公众阅书处开办于1912年11月14日,第2至第7公众阅书处开设于1912年12月9日至10日间,第2通俗图书馆开设于1912年12月6日,第3通俗图书馆开设于1913年3月21日,第4通俗图书馆开设于1913年7月25日。据《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期,1913年。
92同上。
93《查视公立第一公众补习学校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94《京师学务局公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另参《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期,1913年。
95《夏季什刹海宣讲所听讲规则》,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
961913年8月21日、9月24日的《京师学务局公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
97《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1、2期,1913、1914年。另参：《中华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警学联合会决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民国二年各庙会宣讲预计日期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76。
98《京师学务局公函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各宣讲所函(二年一月十一日)》附《庙会宣讲轮值表(二年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4。
99《京师学务局致巡行宣讲员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4。
100《京师劝学暂行办事细则(元年七月议定)》,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7。
101《二年三月第一次印行巡行宣讲简单说词》,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76。原无标点。
102《二年五月第二次印行巡行宣讲简单说词》,同前条藏档。原无标点。
103参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104按照出面主持“通俗讲演研究会”的北京教育会方面的说法,“此会设立之初意”,正是打算“为本会举办巡行宣讲之预备”。按照这种说法,恐怕原先关于“巡行宣讲”的计划,规模比真正付诸实行时还要大一些。参阅《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通俗讲演研究会”篇,北京教育会,1916年。
105《京师学务局致警察厅公函(二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54。学务局的“庙会宣讲”,清末以来行之已久,并非“创设”,入民国后,也已在1912年便多次通知警厅,可以佐证学务局此时拟行的“巡行宣讲”,并不等于庙会宣讲。
106佟永元《查视花市第八宣讲所及巡行宣讲报告》(五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107《指令(八月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108《本部行政纪要丁编·京师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109《国群铸一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110该社的情况详见本节后文。
111例如,虽然1914年6月改订的《宣讲所规则》以及其后一系列文件,均明文规定非经呈报,不得“借地讲演”,但实际上仍有通融情况出现。参见祝椿年《查视公立第五讲演所暨阅书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
112《本会在京会员第一次谈话会纪录》、《本会在京会员第二次谈话会纪录》,《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113《本部行政纪要丁编·京师通俗教育会》,《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114《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七、各教育机关与本会之联络》,收《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15《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本会职员清单》,同上。这份清单是1913年4月改组后的人员名单,其中主要的变化是,原本在“研究部”担任干事的王金绶、王章祜、高步瀛,随着“研究部”的撤销,不再任职。但从1年多后通俗教育会“公开讲演”的情况看,他们与该会和学务局的合作关系,还继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116《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四、会务之进行》,同上。
117督学局开办的首个宣讲所“南城第一宣讲所”,便是设在广德楼。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8至89页。
118《四月一日本会在广德楼特别讲演次序》、《四月二日开会次序》,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 J004-001-00061。
119《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六、官厅对于本会之扶助》,收《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20《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五、社会对于本会之信用》,同上。
121同上。这5场公开讲演吸引的听众,分别是800余人、1600余人、1300余人、1800余人、700余人。
122“内国公债”,又称为“民三公债”,是民国首次成功发行的国内公债,其背景是欧战爆发和对外借款的困难,发行事项由特设的“内国公债局”负责,主要人员有北洋交通系的梁士诒、叶恭绰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等人。参阅刘晓泉《近代中国内国公债发行研究(1894—-1926)》,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2008年,第82页以下。
123《内国公债天然戏说明书及速记录》,《提倡内国公债会第二次报告书》,大象出版社,“民国史料丛刊”419册,2009年,第69页
124同上。
125李定夷《社会丛谈·天然戏》,国华书局,1935年,第61页。
126当时北京报界便“赠送台幕一围,本会存之,至今悬用焉”,内务部也“补助本会经费银五百元”。参《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五、社会对于本会之信用》,《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27同上。
128同上。
129《批汪立元等禀请组织周行宣讲社应准备案文(十月三十一日)》,《内务公报》,1914年11月,第14期。
130“戊午编译社”撰《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三小人》,收《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1986年,第168至170页。
131《江苏苏常道道尹公署饬第二千六百二十六号》附梁士诒函,吴江县《教育月刊》,1915年7月,第1期。实际上,作为“内国公债局”的首脑,梁士诒很可能是通过“劝购内国公债”事件才开始了解北京这群“著名宣讲人员”的活动能力,并产生收为己用的想法。
132《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务报告书·四、会务之进行》,《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133参阅：《第一宣讲所详京师学务局(三年十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J004-001-00093；《批第一宣讲所(十二月二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1月,第13期；《咨京师警察厅(一月十一日)》,《京师 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
1341919年教育部编《教育部行政纪要》第2辑的“丁编(社会教育)”部分列出北京各类“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但已经没有关于北京通俗教育会“露天学校”的记录。
135《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1916年。为避免和1912年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混同,以后行文中大多数情况下称其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
136《教育部文(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44。所谓“公益、自治”团体,前者指的是北京教育会会员及其他“谙熟情形”、“富于经验”的社会人员,后者指的是当时京师“总议事会”、“总董事会”这两个自治机构。参阅《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暂行章程》(社会教育司原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从该稿未提及“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来看,应起草于1912年8月以前,很可能就在1912年6月前后。
137黄远庸《教育部半年以来大事记》,《远生遗著》,文海出版社,“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19,1968年,第2卷,第176页。
138《京师学务局公函(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139《京师学务局呈教育总长(第20号)》,1913年2月1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104。该会由学务局主持成立后,活动不多,到1917年解散。参《呈教育部(四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6月,第42期。
140此时任教育总长的,可能是陈振先(1913年3至4月,兼署)或董鸿祎(1913年4至9月,代理),前者本是农林总长而兼署教育部,可以不论,后者尽管位为教育次长,但据说对“通俗教育”殊不了然,参见伍稼青《记伍博纯先生》,《武进文史资料》第2辑,武进县政协,1983年,第117页。
141《章程》原拟人员来源,参见前引1912年6月公文,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成员,不过除去了其中142自治”机构人员,而增加了北京通俗教育会会员。更重要的是,章程原拟设研究、审定、编辑3科,又设3股,分别负责“调查”：一、“关于演剧、剧本、电戏、幻灯影片、留声机片、通俗教育陈列品、游戏品、儿童玩具、各种唱曲”,二、“关于小说、宣讲书、讲演稿、词曲售本、白话报、书报、俚俗图书及通俗教育之编辑出版”,三、“关于讲演各会社、茶馆说书、通俗教育所设各会社”。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以“戏曲”、“小说”、“讲演”3股,负责“调查、编译、审查”事务。参阅《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暂行章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教育公报》,1915年8月,第2年第 4期。
142瞿光熙《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一文,虽以鲁迅为关注重点,但对于1915年至1918年小说股的工作,作了相当完整的说明,颇足参考。收瞿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1页起。
143这些议案主要涉及：选印讲演稿、调查年画、提倡学术通俗讲演、审核讲演参考书、试办通俗讲演传习所。参《通俗教育研究会大会及讲演股股员会历次议事日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1593。
144《本部行政纪要丁编·筹备模范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公报》,1916年10月,第3年第10期。
145《试办通俗教育讲演传习所决议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1593。该案提出于1915年11月,故其所指并非当时已在筹备中的“模范讲演所”,而是京师学务局自己的计划,议案中主张“由京师学务局筹设”,也说明了这一点。
146模范讲演所首任所长林兆翰不久便辞职,此后该所的工作即由学务局通俗教育科的祝椿年主持。参《北平市社会教育的沿革》,《时代教育》,1934年,第2卷第3期。
147《教育部行政纪要》第2辑《丁编·通俗教育讲演所》,教育部编,1919年：另参1916年2月起各期《京师教育报》“文牍”栏。此外,模范通俗讲演所还在此后几年间组织了数次“学术通俗讲演”,详后文。
148《京师学务局饬(四年九月八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5。
149《京师学务局指令(六年五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4。该所撤销后,第11讲演所遂改称第10讲演所。
150《函各宣讲所及巡行宣讲员(三年一月六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1月,第1期：《呈教育部第二号(三年一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2月,第2期；《呈教育部第二七号(三年二月二十日)》,《京 师教育报》,1914年3月,第3期。除第9辑以外,各辑所列的均是以稿本送呈教育部的时间,因此不存在印刷困难的问题。
151《呈教育部第二七号(三年二月二十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3月,第3期。
152《详教育部(四月二十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5月,第17期；《详教育部(五月十五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6月,第18期;《详教育部(八月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9月,第21期；《详教育部(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2月,第26期。
153《详教育部(八月廿八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10月,第34期；《呈教育部(三月三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5月,第41期。第9辑的印成时间是1917年3月,根据以往各期的情况可知,从稿本呈交教育部审定到刊印,一般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可知该辑实际编成的时间是1917年1月前后。
154《训令第二七号(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训令第九五号(五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7月,第43期：《呈教育部(九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1月,第47期。
155《查视外左三区地方公立第一通俗教育讲演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10月,第34期。
156《京师教育报》,1915年10月,第22期。
157《京师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单行规则》,《京师教育报》,1916年1月,第25期。
158《咨步军统领衙门(三月廿三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又据同年6月第30期《京师教育报》所载《城郊庙会讲演分任单》可知,担任这些远郊区县讲演任务的,仍是原来的“巡行讲演员”。
159《咨步军统领(八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160民初到1918年间完整的人员变动情况,参见附录《京师学务局讲演人员更迭表》。1918年2月至12月,演讲人员离职者又有5人,包括因为擅自停讲而被解职的第10讲演所2名讲员。
161这个数字可以从《京师学务局一览》1至5期所载“庙会市集宣讲一览”中得知,其统计年度是当年8月到次年7月,在1912至1917年的5个年度,各主要地点听众人数如下：南药王庙(500,500,500,500,400)、护国寺(400,400,600,603,200)、隆福寺(400,400,500,600,100)、土地庙(400,400,300,305,100),花市(400,400,500,500,100),白塔寺(未讲,400,400,400,300)。可知在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之间,各地的听众人数都出现了较大下降。
162《指令(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163《维持北京地方学务经费说帖》,《京师教育报》,1914年4月,第4期。
164与学务局关系密切的北京教育会在1912年6月便呈文反对民初《教育部行政纲要》中“经费暂由教育部直接筹拔”的办法,主张将构成北京地方财政来源大宗的“崇文门税课”的“溢征税项”“全数拨充地方教育经费”,“仍由本会联合自治机关随时稽核,以昭大公”。参《北京教育会呈(元年六月十一日)》及所附往来公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45。
165《京师学务局补助北京地方学务经费中华民国四年九月分支出计算书》,《京师教育报》,1915年10月,第22期。
166《京师学务局补助北京地方学务经费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分支出计算书》,《京师教育报》,1917年1月,第37期。
167《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3章第5节《货币发行收入》,第144、145页。
168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卷,第222、223页。
169《京师学务局补助北京地方学务经费中华民国七年二月分收支各种货币数目清单》,《京师教育报》,1918年4月,第5卷第4号。
170《呈教育部(一月十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
171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第2卷,第724页。另参阅袁熹《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172《饬各通俗教育处所(一月二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3月,第27期。
173《饬公立小学教员讲习所(九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174《呈教育部(二月一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
1751918年初《晨报》上便有不少他视察整顿京师中小学校,取缔私塾,在小学推行男女同校的报道。署名“热冰”的作者在1933年7月12日《北平晨报》上的《二十年来之北平教育》一文中也回忆说,“民国七年,张仲苏为京师学务局长。鉴于教育之腐败,力图改革。委任师范本科毕业生颇多,因之教育颇多改进。”可知在当时和后来,对他任内“治绩”的评价,一直是不错的。他接任后《京师教育报》上便开始陆续出现不少蔡元培、胡适、杜威等人的文章,可以佐证学务局此时对“新文化”绝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此外,张谨和鲁迅曾是教育部同事,鲁迅日记中从1912年到1928年共有15处和他闲谈、通信或“共饭”的记载,从参与聚餐的其他人常是齐寿山、许季上等鲁迅好友来看,两人关系应该也还可以。
176《训令第七五号(四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6月,第42期。
177《致张伯甘先生公函(三月十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5月,第41期；《训令第九七号(五月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7月,第43期;《训令第一七一号(九月十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1月,第5卷第11号。
178学务局对下属宣讲所的管理,经过几次改组,在1917年夏设立这个“经理”职务,负责内外城全部10处讲演所和城内及近郊的“庙会宣讲”事务。
179《指令(一月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
180《讲演经理员呈学务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93。此人原本便曾是第4讲演所的讲员。
181《北美合众国之学校开放运动》,《都市教育》,1915年4、5月,第1、2期。北京教育会在当时基本上是由京师学务局主持的团体,这一点,前文已有说明。该文的译者孟心违,时任京师学务局总务科长。
182《社会教育进行计划案(陈教育部)》,《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183《提倡学术通俗讲演案》,《教育公报》,1916年2月,第3年第1期。据学务局参加讲演股活动人员的报告,这一议案的实际提出,是在1915年11月,《参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1593。
184《教育公报》,1916年1月,第2年第12期。
185当时《教育公报》上登载的一批西方教育理论译著,也多主张在学校与社会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可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结合》一文为例,文中引用“德国开尔生士他奈”和“底威氏”教育学说,“排斥从前‘学校为社会之准备’一语,常谓‘学校乃社会之缩图,社会即学校之廓大者’”,主张“学校乃社会之模范”,“学校教育须与实际社会紧密联络”,文见《教育公报》,1915年12月,第2年第10期。
186《饬局辖各小学校(四月三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
187《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5期,1917年。
188赵广河《论今日学生宜组织演说会以练习演说》,《都市教育》,1916年5月,第14期。
189《训令京师学务局据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提倡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讲演练习会仰该局令知中等各学校设法 组织具报备查文》,《教育公报》,1916年11月,第3年第11期。训令中之所以只涉及“中等各学校”,不是因为教育部不赞同在“中等以上”的高等学校学生中组织此类“讲演会”,而是因为接受该令的京师学务局仅对中等和中等以下学校有管理权责。
190李光宇《学校与社会》,《京师教育报》,1917年11月,第47期。
191《京师教育报》,1917年9月,第45期。
192顾兆麐1912年便曾参与创设北京“留法预备班”,1917年又担任法文高等专修馆师范科干事。他也是1918年主要由孔德学校同人组成的“新教育研究会”的成员。
193顾兆麐《推广北京大学的新教育研究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17日,第310号。
194同上。
195本文第3章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196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四”,第6页。
197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呈文(元年十二月五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62。
198《详教育部(三年七月二日)》附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1912年6月立案呈文,《京师教育报》,1914年8月,第8期。
199王金绶《本社创办之起因及宗旨》(开社演词),《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200同上。
201北京教育会《社会教育进行计划案(陈教育部)》,《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202《通俗教育研究会征求同志宣言》,《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203伍达《今日施行通俗教育之方针》,该文发表于1912年9月第3期《通俗教育研究录》,手稿则藏于北京市档案馆京师学务局档,表明该文很可能作于伍达1912年夏在京期间,是向京师学务局提出的建言,参该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04《二年三月第一次印行巡行宣讲简单说词》,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00076。参阅本文第1章的讨论。
205该“纲要”所列4项,可见于佟永元《查视第十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
206杜权《社会教育为当今之急务》,《京师教育报》,1914年11月,第11期。“知识力”按他的说法是指“使人民皆能营业以自谋生活也”,也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一种“独立自营”的“民力”。
207《通俗教育研究会征求同志宣言》,《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208《(京师教育报)出版宣言》,《京师教育报》,1914年7月,第1期。这份“宣言”主要是针对“普通教育”发言,不过同时也是对包括“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在内的“京师教育”整体的判断。
209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P. A. Kuhn,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P1可参中译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210 Educational Reform in Republican China:The Failure of Educators to Create a Modern China, T. D. Curran, Edwin Mellen Press,2005, P176.
211北京教育会《社会教育进行计划案(陈教育部)》,《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212吴敬恒《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兼两大责任》,《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6月,第1期。
213这方面一个很有特点的个案便是清末八旗右翼第三初等小学堂开设的“普通教育宣讲所”。该所创办的动机,本是鉴于“我国风气未开,实由人民知识不广”,而“欲使愚而明,柔而强”,实际活动的方式,也完全是以灌输知识为焦点,接近于学校教学的形式,不仅要求听讲者事先“挂号”,依次发给“号牌”,“以为执照”并“遵照本所所定时间先十分钟到所,不可迟误”,还要求“入所诸君,务宜始终其事,不得半途而废,如讬故不到,旷日太多,本所将该名号撤去”。宣讲时,如同上课一般,未满一小时,“不得任意出入”。各节内容,排成课表,周而复始,定例每八个钟点用一小时宣讲《圣谕广训》,以作为“修身”科,用三小时讲“家庭教育”,又各以一小时讲历史、地理、博物、算术,均用“蒙学中国教科书”作为课本,而衍以“浅近演说”。据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松元等禀文,及所附“普通教育宣讲所规则”,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01：并参阅本文第1章。
214伍达《今日施行通俗教育之方针》,《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9月,第3期。
215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16包天笑《新社会》第2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8章“知识问题”,第1至10页。
217《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118、119页。
218《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219《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20王金绶《本社创办之起因及宗旨》,《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另参第1章的讨论。
221《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
222《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23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第2宣讲所的讲员原是蔡松龄、胡绪奎,讲员的更换是1914年底“周行宣讲社”冲击的结果,可知该所的“讲史”,至早开始于1915年春,参阅本文第1章的讨论。
224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25《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26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27《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并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28孙斌《都市人民当注重工业说》,《都市教育》,1915年4月,第1期。
229例如高步瀛观察到,1915年8月第七宣讲所讲员郭保中讲“仿造小洋刀法”,虽然“意在振兴国货,不无可取”,但叙述“无甚条理”,而且关键是始终“未能说出仿造之法,致听者不能得其要领”,参《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30顾荣显、韩旭、关启元、何容鋆《都市风俗谈》,《都市教育》,1915年9月,第6期。
231王泽澄、孟心违《社会调查·文化程度(京师风俗制度之一)》、佟永元《社会调查·习俗崇尚(京师风俗制度之一)》,均见《京师教育报》,1914年2月,第2期。
232《拟办通俗教育研究所章程》附《办通俗教育从改良舆论暨改良盲词戏曲入手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33高步瀛《国民常识》,《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34杜权《社会教育为当今之急务》,《京师教育报》,1914年11月,第11期。
235《办通俗教育从改良舆论暨改良盲词戏曲入手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36李斯颐《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研究资料》,第5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237《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238《通行各省宣讲所应讲各书文》附《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学部官报》,1906年,第4期。
239杨早《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240完整的书目包括：《欧美教育观》、《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鲁滨逊漂流记》、《纳尔逊传》、《克莱武传》、《澳洲历险记》、《万里寻亲记》、《世界读本》、《普通新知识读本》、《普通理化问答》、《富国学问答》、《农话》、《普通农学浅说》、《穑者传》、《蚕桑浅要》、《蚕桑简明图说》、《冶工轶事》、《致富锦囊》、《普通商业问答》、《蒙学卫生实在易》、《黑奴吁天录》、《启蒙画报》、《家庭教育》、《新社会》、《教育部通告》、《内务部通告》、《京师学务局布告》、“各种教育杂志”、《违警律》、《地方自治章程》、《印花税章程》、 《国会法浅释》,见《宣讲书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76。从原稿的排列方式来看,学务局拟定该份文件的方式,很可能是根据原有书单,现将本来排在前面的“圣谕”等过时内容删去,再根据民初的新形势加以增添。
241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在学务局印行的10辑讲稿和模范讲演所编辑的2辑讲稿中,也极少引用时事。
242《咨各省巡按使、热河绥远察哈尔都统转饬各属讲演悉遵八月六日大总统申令编稿解释文》,《教育公报》1914年8月,第3册。
243《饬各宣讲员第三五号(八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9月,第9期；《详教育部(四月二十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5月,第17期。
244《第八学区详京师学务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4。
245参见本文第1章的讨论。
246《详教育部(一月二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饬各宣讲所、巡行巡回宣讲员(九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10月,第22期;《训令第二三号(二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
247《饬各通俗教育讲演所第一七九号(十一月三十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1月,第25期。
248《京师学务局饬(洪宪元年一月五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9。
249《京师学务局训令(五年十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45,《训令第三号(一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3月,第39期。此事的缘起是1916年9月关于戒吸鸦片的“大总统令”,故可视为属于“时事”范围。
250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近代史料笔记丛刊”,2007年,第64页。
2511915年的那次“立国精神”讲演,便是由内务部直接饬知京师警察厅,将两篇“演词”转交各宣讲所,既不经过教育部,更不经过学务局,袁世凯政权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宣讲所处理此事的方式,仍是将情况上报学务局,请求指示如何安排宣讲时间,得到的答复是无需特意安排专日演讲,只需在日常宣讲中“时常加入”即可。事实上在后续几个月的视察报告中,也未见讲演这两篇“演词”的例子。从公文往来中固然不能由此判断学务局方面对此事的真实态度,但可以看出,袁世凯政权通过教育部到学务局这条制度渠道,并不能随意安排各公立宣讲所的活动。参《第八学区详京师学务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原件及学务局批示,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4。
252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此外,北京政权在1915年底南方讨袁起义前后,曾发布关于“孙文黄兴之徒”“倡乱”的《大总统申令》,并通过教育部命令在京各学校“一道悬挂”,但却未涉及宣讲机关。参《教育部饬四五九号(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22。
253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61。
254佟永元《查视第十宣讲所附阅报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55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56佟永元《查视花市第八宣讲所及巡行宣讲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57佟永元《查视第十宣讲所附阅报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58《五年四月五日通俗教育讲演会议决定条件》、《四月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记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34。
259《五年四月五日讲演会议记事》,同前条藏档。
260关于各辑的编辑情况,参阅本文第1章。《讲演录》的另一个作用是作为宣讲所附设阅书报处的藏书,提供给公众阅读。
261参见附录《北京通俗教育宣讲一览》。
262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第八阅报处报告》(1914年4月20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63祝椿年《查视第六宣讲所报告》(1914年5月12日),《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64同上。
265这两辑的目录为：第2辑——《公德私德》(第2所,蔡松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关系》(第3所,刘德绪)、《劝国民宜讲求实业说》(第3所,杨凤起)、《论中国制造急应改革说》(第3所,杨凤起)、《戒吸纸烟》(第7所,谢源)、《友爱》(第7所,郭保中)、《合群》(第10所,韩旭)、《节俭说》(巡行宣讲,方维翰)、《友道感言》(巡行宣讲,何家骧)、《根本》(巡行宣讲,萧纲)；第3辑——《自由平等之真义》(第2所,蔡松龄)、《自强》(第2所,绪奎)、《维持国货说》(第3所,杨凤起)、《贫之原因》(第6所,孙斌)、《清洁关于家道兴衰》(第7所,郭保中)、《求己》(第8所,罗祥骐)、《戒赌》(巡行宣讲,何容望)。
266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国书店,2010年,上册,第152页。
267《国民应尽当兵的义务》,《通俗教育讲稿选录》,第2辑,1917年。
268张寿臣《回顾我的艺人生涯》,《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269佟永元《查视公立第二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5月,第5期。
270《友爱》,《通俗讲演录》,第2辑,1914年。原无标点。
271《崇节俭》,《通俗讲演录》,第9辑,1917年。原无标点。
272《改良国货》,《通俗讲演录》,第7辑,1916年。原无标点,文中“形势”、“芝麻昵”,或为误字,今存原貌。
273《自由真义》,《京师教育报》,1914年3月,第3期。原无标点。
274祝椿年《查视第九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75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76祝椿年《查视第三宣讲所第三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
277祝椿年《查视第八讲演所暨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11月,第35期。
278将传统说书的技法加以改良,运用于通俗宣讲,是学务局在《办通俗教育从改良舆论暨改良盲词戏曲入手说》里便已提出的意见。至于传统曲艺向“通俗教育宣讲”的借鉴,可参见前引张寿臣文。
279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4月,第28期。
280黄炎培《参观京津教育记》,《教育杂志》,1915年1月,第7卷第1号。
281佟永元《查视花市第八宣讲所及巡行宣讲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282在北京通俗教育会的几次公开讲演单中,“讲演”与“改良说书”始终是作为两个类别分列,也说明在时人看来二者并不一样。
283黄炎培《参观京津教育记》,《教育杂志》,1915年1月,第7卷第1号。
284佟永元《查视公立第二通俗教育讲演所附阅书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
285祝椿年《查视第六讲演所暨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11月,第35期。
286同上。
287在1916年4月学务局的“通俗讲演会议”上,便将“故事”和“论断”一同列为通俗讲演两个要点,体现出这种平衡倾向。参阅《五年四月五日通俗教育讲演会议决定条件》、《四月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记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34。
288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0月,第10期。
289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4月,第28期。
290《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91祝椿年《查视第一宣讲所附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6年4月,第28期。这份报告的时间是在教育部视察之后,似有辩护的意图在内。
292《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93《四月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会记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34。
294这些题目包括：1916年4月,《国民爱国当尽本分》、《戒私斗》、《道德是立国的根本》、《朋友相处的道理》；1917年2月,《戒依赖性》、《崇节俭》；1917年11月,《电气之利用与其危险防救法》、《水患之缘由与拯治法》；1918年4月,《公共卫生》、《家庭清洁法》。参《饬通俗教育各讲演所、巡行巡回讲演员第八五号(四月二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训令第二七号(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4月,第40期；《训令第二二一号(十一月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月,第5卷第1号；《训令第七三号(四月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6月,第5卷第6号。这批讲稿编成讲演录的第8、10两辑。
295在京外各省中,陕西的“通俗讲演”开展的颇为兴盛,是唯一能够将“通俗讲稿”“按期送部”的几个省之一,其所编讲稿,“词旨清浅,选材适宜”,屡受教育部称赞。参《咨催三都统、各巡按使、京兆尹迅饬各属将通俗讲稿按期送部其未设讲演机关地方请转饬筹设俟讲稿编出,仍陆续汇送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教育公报》,1915年3月,第10册；《咨覆陕西巡按使省设模范巡行宣讲团讲案二十四册与前送讲稿均合宣讲之用以后仍请陆续送部文》,《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296例如1919年6月1至3日在东郊高碑店娘娘庙的讲演,共讲了《戒吸纸烟》等15个题目,其中只有《劝戒吗啡》、《空气》、《问历》属于“自编稿”,其余12个题目分别来自局编“讲演录”(4个)和部编“讲稿选录”(8个)。参《郊外东区高碑店娘娘庙会讲演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7。同档还收有1918年9月在海会寺,1919年4月在花园闸村、1919年5月在小红门、小武基村,1920年5月在观音堂村,1920年6月在高碑店、羊坊药王庙、木樨园村、老君堂村的讲演报告,这些讲演也主要是使用“讲稿”来进行的。同档另收有同一时期北郊的“集会讲演”报告,但未注明使用讲稿的情况。
297这一时期学务局的几次“命题”,均拖延甚久。特别说明问题的是,1918年1、2月,学务局两次转发 教育部命令,要求讲员编写“劝告实业讲演”稿,均无结果,只好在当年3月由局方自行编写了《劝入商业补习学校浅说》下发,以供讲演：同年10月,又转通俗教育研究会关于编写“禁止儿童吸食纸烟”讲稿的要求,也无下文。参《教育部训令(七年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1；《训令第二六号(二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训令第五一号(三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5月,第5卷第5号；《训令第一八三号(十月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2月,第5卷第12号：另参本文第1章的讨论。
298《训令第五一号(十年八月二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21年,第2卷第6号。
299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由George Williams等人在1844年创建于伦敦,1850年代以后,青年会运动开始迅速扩展到北美、西欧各国世界各地。1855年在巴黎会议上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MCAs)。这个过程的概况可参阅Sherwood Eddy著A Century with Youth,1844-1944, Association Press,1944,特别是第1章“运动的诞生”(The Birth of a Movement)和第2章“在北美生根”(The Association Takes root in America),以及C.H.Hopkins著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Association Press,1951;中文著作可参阅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章第1节“青年会的创建及在世界的发展”。
300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第2页,转引自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301《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1885—193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5年,第96页。
302《十年来吾国青年会之重大变化》,《青年进步》,1927年2月,第100册。
303《京师警察厅为呈送北京学生团简章致京师学务局公函(二年四月)》及所附《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简章》,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83。
304关于北京城市青年会的活动,近来的研究已逐渐增多,可参阅前引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及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305《清华学校的青年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306《清华学校青年会之历史与现状》,《青年》,1915年5月,第18卷第4号。
307《一九一三年中国学校青年会一览表》,《青年》,1914年12月,第17卷第11号。
308《一千九百十四年中国学校青年会调查表》,《青年》,1915年6月,第18卷第5号。
309王揖三《学校青年会与学生之关系》,《青年进步》,1917年11月,第7册。该文举出的其他例子,如“粤之岭南、培英”、“沪之圣约翰、沪江”,与北京的协和、汇文,均属教会学校。
310刘崇鈜《我对清华的回忆》,《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民国70年,第275页；又参梅贻宝《清华与我》,同上,第291页：又参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卷,第567页。
311他们参与教会和青年会活动的事迹,多可见于同时期《清华周刊》“校闻”栏的报道,因数量过繁,兹不赘举。
312参陈鹤琴《我的半生》,华华书店,1946年,上卷第5章“大学时代”；又参李绍昌《半生杂记》,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3章“南北生活”：李、陈均是清华青年会的发起人：另参前注潘文。
313《清华学校的青年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314李绍昌《半生杂记》,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37页。王正廷是基督教世家出身,曾先后任青年会留日、留美分会和全国协会总干事,在中国基督教史和青年会运动史上均是重要角色之一。
315《论吾国人士有辅助青年会之必要》,《青年进步》,1917年5月,第3册。
3161914年《青年》杂志介绍天津青年会干事韩慕儒(R. M. Hersey)所著《学生社会服务之研究》一书,即声言“基督教旨,一言以蔽之,曰爱,爱之实践,即所谓社会服务也”,故此书“基督教徒,固宜人手一册”,“即非基督徒而稍具爱社会之心者,亦不可不速读是书也”,参“新刊介绍·《学生社会服务之研究》”,《青年》,1914年11月,第17卷第10号。
317再早数年,1914年夏在青年会组织的第3次“莫干山干事练习学校”上,王正廷讲的也是“社会服务要义,指点亲切,津津乎有余味”,可知这是他一贯的侧重所在,参《莫干山夏令练习干事学校第三学期随笔》,《青年》,1914年11月,第17卷第10号。
318参前注李文,另参蔡孝敏《清华大学史略》,《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民国70年,第37页。
319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 Shirley Garret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1.
320所谓“福音派”,本有广狭二义。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福音派”成为对新教信徒,特别是其中路德宗(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信义宗)的另一个称谓。欧陆国家,尤其是德语地区,多半在这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福音派”一词。在18世纪,强调基督徒个人灵性生活的“虔诚主义”或“虔信派”(Pietism)思潮广泛兴起,在此潮流之下,英国产生了卫斯理兄弟(J. Wesley与C.Wesley)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 Whitefield)领导的“循道公会" (Methodist Church)运动,在美国则形成了爱德华兹(J.Edwards)等人主导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特别是在北美,这场运动并没有象欧洲的历次基督教教改革运动那样产生新的教会组织,而是冲破了教团界限,深入到长老会、卫理公会、浸礼会等美国主要教派中问,通过“宣教、福音布道、主日学校、圣经分发、道德改革、社会工作和出版”,将各教派组织为“一个实质性的福音派统一体”。狭义上的“福音派”,便是指18世纪以来在英美基督教传统内部产生的这个“超宗派性神学运动”,他们极为强调基督徒“与神复和”(reconciliation),转而过一种追求灵性的个人生活的必要性(Conversionism),重视福音布道(evangelism)和传教(mission)等形式的事工(Activism),认为基督的受难提供了人的赎罪与人神复和的终极基础(Crucicentrism),并坚持圣经的绝对权威(Biblicism)。青年会的宗旨、活动内容、组织方式,均与福音派的这些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参阅胡斯都·冈察雷斯(J. L. Gonzalez)《基督教思想史》,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卷,第329至342页；乔治·马斯登(G. Marsden)《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章“新教危机与基要派的崛起”,第5页；谢伏雅《基督教青年会原理》,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第13至16页; The Rise of Evangelicalism, the Age of Edwards, Whitefield and the Wesleys, M. A. Noll, InterVarsity Press,2003, P19.
321乔治·马斯登(G. Marsden)《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322同上,第25页。
323饶申布士的主要著作包括《基督教与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risis,1907年)、《社会秩序基督化》(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1912年)和《社会福音神学》(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1917年),中文本由金陵神学院托事部1954年编纂结集为《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
324 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W. Rauschenbusch, Abington Press,1990, P131。
325同上,P141。
326同上,P142、144、145。
327同上,P145。
328同上,P16。
329许牧世《饶氏(社会福音集)导论》,《社会福音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基督教历代名著丛书”,1996年,第26页。
330 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1865-1915, C. H. Hopki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321。
331《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关系》,《青年进步》,1917年5月,第3册。
332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J. S. Burgess)曾撰文记载1910年代北京4名青年学生皈依基督教的经过,其中既有因“社会服务”而“信道”者,也有反过来从个人求“福音”而觉悟到社会改造之必要者,参步济时《四士归道记》,《青年》,1915年6月,第18卷第5号。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一书虽认为青年会在中国活动的重心偏向“服务”而不是“归正”,但也指出青年会不能看作世俗团体,基督教是整个运动的根基所在,而慕迪等人更强调个人心灵得救的取向,也得到不少中国青年会人士的认同,参该书第58页。实际上,美国福音派内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虽然也波及中国,但在徐宝谦等中国青年会人士看来,青年会的“查经”与“服务”这两项核心工作之间,并无宗教与世俗之别,均属于培育基督徒灵性的“德育”工作,参徐宝谦《城市青年会之学生事业》,《青年进步》,1917年5月,第3册。
333陈鹤琴《我的半生》,华华书店,1946年,第109页,陈氏是这两个学校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之一。又据1916年主持清华“校役夜学”的刘庄在《校役夜课记》(《清华周刊》,1917年4月,第103期)中追记,夜学是由“本校青年会社会服役部”在“民国元年冬”开办。不过,《清华校役夜学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则系此事于“民国元年秋”。综合两者说法,夜学之初创,约在1912年秋冬之际,与青年会本身的成立同时或稍后；成府小学的开办,按陈氏说法,与校役夜学在同年,当也在1912年底。
334“纪事”《调查成府贫民小学记》,《清华周刊》,1916年9月,第80期：“校闻”《职业学校》,《清华周刊》,1917年2月,第95期。
335《清华校役夜学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36同上。
337《清华学校青年会之历史与现状》,《青年》,1915年5月,第18卷第4号。
338“校闻”《嘉惠村民》,《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6期；“校闻”《通俗讲演》,《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9期。
339李绍昌《半生杂记》,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37页。
340“校闻”《伦理演讲》,《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0期。此类”伦理演讲”,周刊“校闻”栏中颇不鲜见,兹举一例以见其余。
341“校闻”《星期日学校》,《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1期。清华孔教会成立于1916年11月4日,“本校职教员学生莅会者,四百余人”,参“校闻”《孔教会成立》,《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6期。
342《孔教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43《青年会周年纪念之回顾》,同上。
344这个模式不同于城市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基干的组织方式,比较起来,似更适应学校这一特定活动环境,例如南开学校青年会,在“试办”的3年期内,原是仿效城市青年会,设有“德育”、“智育”、“体育”、“社交”4部,1915年正式成立时,便改为查经、布道、祈祷、服役、社交五部,参“青年会消息”《正式成立大会之盛况》,《青年》,1915年9月,第18卷第6号。
345《孔教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46“校闻”《演讲团》,《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2期。
347“来件”《清华工人教育团之披露》,《清华周刊》,1917年5月,第107期；“校闻”《工人教育团》,《清华周刊》,1917年10月,第115期。
348例如在孔教会中的孙瓃、蒲通毅、查良钊、乔万选、刘庄等人,原本都曾参加青年会的“教育”活动,他们许多年级较高,活动能力和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较大,在孔教会中也多担任部长、干事、评议员等职务。参“校闻”《社会服务》,《清华周刊》,1916年9月,第80期；“校闻”《校役夜课》,《清华周刊》,1916年10月,第82期；“校闻”《校役夜课加班》、《通过职员》,《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5期；“校闻”《孔教会议事会》,《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7期。
349例如青年会的“星球六学校”,取“半日”形式,孔教会的“星期日学校”,则迅速扩充为全天授课,在学童和教员数量上也超过前者,参“校闻”《孔教会纪事》,《清华周刊》,1917年3月,第98期。孔教会组织的讲演团,人员数量和讲演次数,也超过青年会,参“校闻”《通俗讲演》,《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9期；“校闻”《演讲团》,《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2期；“校闻”《纪孔教会》,《清华周刊》,1917年2月,第97期。
350“校闻”《青年发达》,《清华周刊》,1916年5月,第77期。
351《校长训话》,《清华周刊》,1916年12月,第90期。
352“杂纂”《服务》,《清华周刊》,1918年11月,第151期。这也就是说,不仅是在狭义上将“社会”看作外在于我而待我“救助”的客体,而且将我连同我周边的环境(对于学生来说便是学校及其周边)看作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结构,通过“服务”将整个结构组织起来加以社会化(socialization),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服务之精神”,便意味着“社会性”(sociality)在个体与社会两重指向上的实践展开。
353《周校长演说社会事业申义——贫民教育、增进国家社会之幸福、开扩一己之前程》,《清华周刊》,1916年12月14日,第91期。
354这批文章主要有：《定孔教为国教论》,《清华周刊》,1916年11月,第87期；《孔子圣诞赠物平议》,《清华周刊》,1917年11月,第118期：《清华果将成为教会学校耶》,《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7期。
355“校闻”《通俗演讲团合并》,《清华周刊》,1917年3月,第98期。
356“校闻”《记演讲团》,《清华周刊》,1917年3月,第100期。
357“校闻”《通俗要讲》,《清华周刊》,1917年11月,第118期：“校闻”《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8年5月,第142期；“校闻”《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8年12月,第153期。
358“校闻”《社会服务团》,《清华周刊》,1918年12月,第154期。
359《清华社会服务团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0该部的讲演地点,仍旧在海淀、蓝靛厂、成府、清河等处,所讲范围则规定为“新闻、改良风俗、国家组织、家庭改革、历史地理卫生及浅近格致”,具体可考的题目,包括“中国地理之特点”、“蔺相如及廉颇”、“卫生”、“浅近化学”等,参“校闻”《志服务团》、《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9年3月,第164期；“校闻”《通俗演讲》,《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6期。
361《清华社会服务团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2乡村教育研究所系“集附近乡村高等小学毕业生,本会星期日学校毕业生,及有相当程度者”,教授“国文、注音字母、算学、英文、农学、教育法、法制史、作文”等科,也分“讲演、教授”两部,相当于原星期六、日学校(此时同归孔教会办理,合并为“补习学校”)的“高级班”,参“校闻”《志孔教会》,《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6期：《孔教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3该团在1919年3、4月间,两次在周刊上刊载成立启事,似乎说明1917年底成立的那个“工人教育团”,后曾一度中辍,此时实为二度重组,这可能和其对象属于临时雇工,来去无定有关,待考,参“校闻”《工人教育团》,《清华周刊》,1919年3月,第164期；“校闻”《孔教会纪事》,《清华周刊》,1919年4月,第165期。
3641917年底青年会创办,中间曾长期停刊,1919年始“排入社会服务团事项”重新出版,参《白话报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5这两项活动,是青年会在1919年3月“另辟”的“服役之路”,前者取露天学校形式,设“国文、珠算、笔算、故事、唱歌、游戏”等项,后者“专载通俗图书报章,任人借阅”,这两个形式,与京师学务局已有的“露天学校”和“周行图书馆”计划,均极接近,参《青年会周年纪念之回顾》,《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8期。
366同上。
367“校闻”《清华学生爱国之先声》,《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69期。
368“校闻”《补习学校》,《清华周刊》,1919年5月,第170期。
369“校闻”《雄心热诚》,同上。
370《校友会德育部纪略·通俗讲演之进行》,《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4期,1918年。
371同上,并见“校友会纪事·德育部纪事”《干事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4号。
372甚至其行文中“间用诙谐,俗不伤雅,引人动听”,“尤觉精警,足以感人”等评语,也神似学务局报告。参《本部干事调查本京通俗讲演报告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5月,第36号。
373“校友会纪事·德育部纪事”《德育部通俗讲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6月,第41号。
374前文附录《本部部员刘建阳意见书》,同上。
375据“校友会纪事”《德育部通俗讲演会纪事》制表,“讲演经过”部分系据原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1月,第56号。
376此外,德育部干事吴陛讲的《人生职业之必要》,今存原文。从讲稿来看,他实际讲的更近于“教育之必要”,具体行文则是先从“教育”之为“根本的东西”讲起,然后分说“体育”、“智育”、“德育”,再总起来讲“民智发达”对于“各国强胜”的意义,所讲内容和叙述框架,很象是陈宝泉在清末编写的《国民必读》前4课的缩写,原文收入附录《五四前夕北京学生的3份通俗教育讲演稿》。
377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协成印刷局,1933年,“书说类”。
378袁敦礼在1916年曾任北京青年会西城分会“宗教研究会”会长,当时尚在北高师英语部就读(1917年毕业后任该校体育科教员),参“青年会消息”《北京青年会西城分会之佳况》,《青年》,1916年6月,第19卷第5号。此外还有丁义,生平待考,1916年是北高师教员,曾主持青年会“西山消夏团”在当地从事的“演讲”、“调查”等“社会服务”项目,参《清华学生西山消夏团之社会服务》,《清华周刊》,1916年10月,第81期。
379比较重要且内容可考的几次有：1915年12月请“基督教青年会教育科主任余日章先生”讲教育问题,参《余日章先生讲演实验教育笔记》,《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1期,1916年4月；1917年4月请王正廷讲道德问题,参《王正廷先生在本校校友会德育部讲演笔记》,《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第4期,1918年：1918年11月请“青年会总干事艾德孚先生”讲演“欧战与道德”,《德育部通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1月,第48号。此外,还曾于1917年下半年请“青年会德育部干事密尔司”在德育部讲演,题目不详,参《校友会德育部纪略·讲演大会之经过》,《北京高等师 范校友会杂志》,第4期,1918年。
380余日章自1913年初应好友王正廷之邀,出任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后,着意规划,“一年内举办数百次演讲,听众达到几十万人”,且一向将青年会的讲演,与当时的“社会教育”挂钩,提倡以“讲演为社会教育之利器”,在1910年代,影响极大。参王成勉《余日章与青年会：一位基督教领袖的爱国之道》,《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795、799页。艾迪(Sherwood Eddy)的生平及与中国青年会的关系,已见前文,他的多次在华“布道”,在民国初年影响也很大。
381刘建阳这篇文章,是向校友会德育部全体提出的建言,因此他不太可能贸然提出一些只有自己熟悉的人来作为范例,至少他应当是认为,这几个人作为“社会教育演讲家”的能力地位,是能够为德育部大部分人认可的。
382校友会的成立,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和筹备过程,各分部也不是同时成立的。首先是在1915年5月,由先前组织的“筹办校友会”拟定了“组织大纲”,随后在同年11月,先行成立了总务、体育、游艺、杂志4部,参《本校纪事》,《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1期,1916年。至于1916年4月的正式成立日期,是陈宝泉在写于1918年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里的说法。
383《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4页称这个校友会成立于1915年4月,而且“所进行的事项仅仅是体育游艺活动和出版《校友会杂志》”,均不知何据,按其文意,无非是为了突出五四运动时期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的地位,和刘熏宇在回忆工学会的文章里称当时“学校里除了同乡会的组织外,任何组织都没有,也不允许有”性质类似,均属于为了突出“五四”地位而刻意压抑其“前史”的特定历史叙述方式,不足为据,刘文《忆工学会》,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526页。
384《校友会德育部纪略》,《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编,第4期,1918年。
385《校友会通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3号。
386《德育部修养会缘起》,《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4号。
387“修养会”在1918年4月发起后,经过半年多的试行,到1918年12月开“正式成立大会”时,已有会员140余人,是五四以前北高师最大的学生团体,参“校友会纪事·校友会德育部纪事”《修养会成立大会纪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第53号,1918年12月9日。修养会的组织方式,是将会员组成不超过10人的小组(1919年初共25个),以此为基本单位开展活动,参“校友会纪事”《德育部修养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1月,第57号。
388“斋务课纪事”《校役夜学社成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3号。
389“斋务课布告”《校役夜学社简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4月,第34号。到1918年下半年新一期“夜学”开课时,根据所排“课程表”可知,取消了“英文”科,“国文”则细分为“读法”和“书法”,任教员者有8人,参《德育部校役夜学社课程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1月,第48号。
390《德育部临时讲演团茶话会纪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2月,第60号。在李之前讲演的陈哲甫,所谈重点也是结合两面,即一方面“演说之用处甚大,真共和国非演说不可”,另一方面“吾校精神,各样均好,惟缺活泼气象”,而讲演正足以酝酿此种“欢欣鼓舞,即是生气”,“诸君……不可不于此注意云云”。
391《德育部讲演组织简章》及所附团员名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2月,第60号。
392《王复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日记》,《祥云文史资料》,祥云县政协,1993年,第3辑,第47页。王复生当时是北大学生,与邓中夏关系密切,是“辅社”成员,后为中共早期烈士,他是李厚本的云南同乡晚辈,在京多有交往,引文是他在日记中所记李的谈话。
393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都受到留日经历的影响,李厚本在和王复生的谈话里便曾“举日人笃信阳明知行合一之旨,相习成风”为例。同上。
394《修养会成立大会纪要》附陈宝泉演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2月,第53号。
395《王复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日记》,《祥云文史资料》,祥云县政协,1993年,第3辑,第47页。
396按照陈宝泉的讲法,不仅“如电线之漏电,瓦斯之漏气”之成为公共问题,是由于“科学知识未普及,而知其害者少也”,就连“选举卖票,为国家存亡所关,而人尚为之者”,也是“由其于此中关系尚未十分明了耳”,《修养会成立大会纪要》附陈宝泉演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2月,第53号。当时有类似看法的颇不乏人,除陈以外,曾和他在清末合作编写《国民必读》等书的高步瀛,在《国民常识》一书里谈“道德常识”问题,也是持类似看法,而且同样引王阳明为据,参阅本文第2章的相关论述。
397陈宝泉《日本、斐律宾之社会教育》,《考察日本、斐律宾教育团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54页。
398同上,第172、173页。
399《斐律宾教育》,《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协成印刷局,1933年,“论辩类”。
400《本校第十周年成立纪念会校长演说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纪念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
401《说常识》,《退思斋诗文存》,天津协成印刷局,1933年,“论辩类”。
402《养成适应之人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3月,第61号。
403《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平民学校开学感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5月,第69号。
404同上。粗体为本文所标。
405《贫民学校开学演说辞》,同上。
406熊梦飞是1919年1月份那次“茶馆讲演”的两名讲演员之一,讲的是《国旗》,另一位讲“国家国民关系”的讲演者,是和他共同发起“国货维持会”的张润芝,参前文,并参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师大月刊》,1933年7月,第5期。周予同则是2月“临时讲演”的“干事员”,参“校友会通告”《德育部临时通俗讲演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2月,第58号。
407据熊梦飞说,北高师的这类小团体,大致是在1918年中北京学生因“中日军事协定”请愿之后开始形成,除了“国货维持会”以外,还有匡互生、孙俍工、周馨、周予同等人组织的同言社、健社、工学会等(熊也是“健社”成员),他们和北大的许德珩等人,通过《国民杂志》社,有较密切的联系,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师大月刊》,1933年7月,第5期。这群青年学生,由于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引起较多注意,但大部分研究似也就集中于五四运动的组织策划这一点上,对其余活动,注意较少。
408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学生》,1930年5月,第5号。稍后在纪念匡互生的文章里,周予同说明当时在北高师学生中流传这类“秘密书籍”的正是匡互生,“我曾从他的手里读了许多中国编译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坚持认为“当时《新青年》杂志虽已出版,……在我们的团体的读物中,可说是毫无地位”,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立达学园园刊》,1933年,引自《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409《周予同自述》,《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卷,第245页。在周予同看来,这便是他在五四前夕那篇“演说词”的中心意思。
410周予同在开学演讲里,坚持称该校为“贫民学校”,理由是：“本来称平民学校,实在是不对。第一,现在是共和国,没有贵族,那就没有平民。第二,贫富不发生人格上问题,平民那就不然了。第三,这学校的内容,完全是为贫民的,不是为平民的。同学中多主张贫字,我非常赞成,所以改作贫。”他使用“贫民”所要表达的含义,实际上恰恰是五四以后通用的“平民教育”的意思,参《贫民学校开学演说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5月,第69号。至于该校当时到底称作“平民学校”还是“贫民学校”,从一开始便颇为混乱,例如前引“玉君”的“感言”里,便“平民”、“贫民”混用。
431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412《校长告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9日,第95号。
413《校役夜班教员会不日成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5日,第100号。
414《校役夜班教员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9日,第104号。
415同上。
416《校役夜班开学详情》,《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6日,第112号。
417这批人的情况,详见附录《北大“校役夜班”首期教员》。
418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日刊》常有误字,目前无法确考的5人姓名中,是否还存在错误,暂难断定。此外,有1人是文科行政机构的职员,在后文的统计里也不纳入考虑。
419据《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3日第7号文科《本科学生名数表》、《预科学生名数表》,1917年12月1日第14号《法本科及预科学生人数表》,1917年12月28日第34号《理科本、预科各省学生人数比较表》,当时有文科学生388人(本科240人、预科148人),法科学生866人(本科439人、预科427人),理科学生417人(本科105人、预科312人)。
420从后设的“新文化”视角来看,文科人士,如师长辈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或主要由文科学生担纲的“北京大学之《新潮》”同人,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直较引人注意。他们在当时和后来对“新文化”的阐释,以及对“新文化运动”之“兴起”的历史叙述,也成为后人建立理解的主要根据。与之相对应的北大法科群体,则常被简单地从“新文化”的叙事线索中剥离出去,似乎尚缺少充分研究。
421具体地说,甲、乙二班,学生均是已能作文,稍通文理者,故分别以1年或2年“造成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教授的是“文法”和“实用之模范文”读本,并须“按周作课艺”；丙班识字不多,拟“以一年至初等小学毕业程度”,也讲文法和“实用模范文”,文用白话,这和当时初等小学的作风是一致的。丁班多属不识字者,“以令其识字为主要条件”,“文法从阙,读本以关涉常识之一事,依每课约含新字十字至十五字,编为白话短文”。至于特、别二班,前者“已超过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故“读本得酌量采用浅近实用之古 文,文法暂定以一年略讲字句章节之法”,别班则“为粗识字及不识字而年已逾四十者而设,无成文之读本及文法,仅以演讲之形式,输入常识及新知识为主旨”；并决定“各班教授所用之参考书,采用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版者之二种”,参康白情《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9、20日,,第115、116号。担任国文教授会主任的康白情虽然是文科学生,且稍后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但从他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长篇连载的文言札记来看,他此时的观念,和《新青年》、《新潮》系统的思路还较为疏离。
422《校役夜学开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8年11月4日,第48号。
423《校役夜班开学详情》所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6日,第112号。
424《第一寄宿舍诸生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6日,第56号。同时刊出的还有查钊忠以个人名义致蔡元培信函,称“允宜比美鸾凰,宁使长随燕雀。请传令听差何以庄更衣进见,饬赐亲譣, 或假以职守,或转令肄业,庶几玉蕴荆山,显于一旦”云云。
452《蔡校长复函》,同上。
426“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本校开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第209号。
427同上。
428同上。
429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7卷,第197页。
430《学术讲演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0日,第72号。此事发起人为蔡元培、张谨、陈宝泉、汤尔和、金邦正、吴家驹、洪镕。参加“学术讲演会”听讲的“国人”,实际主要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431《刘君光颐自美致校长函(十月廿日)》,《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第265号。
432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260号。
433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卷,第577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1918年上半年的“校役夜班”,仍较多属于“内部整顿”的性质。
434欧战结束之际中国思想界的气氛,有研究者曾概括为“六个月乐观”,并由此线索分析五四前后思想动态。例如：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六个月”的提法本身,是来自胡适。
435陶履恭(陶孟和)《社会与教育》,《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31日至6月11日,第151至160号连载。引文见6月1日的日刊第152号。
436《校役夜班星期日开演说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0日,第254号。
437《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日,第366号。
438他讲的题目是《国民之责任》,《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3日,第271号。
439《邓康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15日,第309号。
440《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第326号。
441许德珩《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红旗》,1979年,第5期。
442《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5日,第461号。
443这54人的情况,参见附录《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夕的成员情况》。
444略举一例：陈顾远在《蔡校长对北大的改革与影响》(台湾《传记文学》31卷2期)一文中曾回忆,张国焘在1918年“校役夜班”成立时便颇为关注其事,若这一回忆不误,则张国焘在那时便已经对“平民教育”有某种兴趣。张国焘同时在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中也颇活跃。综合起来考虑,若事先已有较长期筹备,则他似乎不应在演讲团发起之后始与闻其事。
445《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第372号。
446这两次讲演的题目可见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349号及4月29日364号两份《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又已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兹不录。
447原文收入附录《五四前夕北京学生的3份通俗教育讲演稿》。本文下面的分析中所引文句,均出此,不另注。
448《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第349号。
449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12月作),《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50《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2日,第358号。
451《讲演团春假后开讲已函告警厅》,《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7日,第343号。
452《致国立北京大学公函》(1919年4月22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19年12月,第1卷第2期。
453《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日,第367号。
454《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第372号。
455《庙会讲演教育》,《顺天时报》,1919年4月28日。
456《通俗教育丛刊》,1919年6月,第2辑,。
457《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1919年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7日,第397号。
458《致国立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函》(1919年7月16日),《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20年2月,第1卷第4期。
459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1919年10月,第2卷第1号。
46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461许德珩的演说,《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5日,第461号。
462《少年杂志》当时曾提出,五四青年们应“联络各方面”,负起“为政府外交之后盾”、“普及教育”、“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改良末俗”等种种任务。贾丰臻《再论少年中华》,《学生杂志》,1919年8月,第6卷第8期。
463《干事会之祝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9日,第472号。
464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第39页；舒衡哲也认为,五四青年的最主要性格特征是“行动主义”,《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 2007年,第31页。舒衡哲的提法接近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六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区分,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页。
465周炳琳《“五四”后的北京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66同上。
46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272页。
468恽震《学生运动的根本研究》,《少年中国》,1920年6月,第1卷第12期。
469《全国学生联合会通告各地学生联合会公函及实施平民教育案》,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0月5日。
470同上。
471天民《天津学生最近之大活动》,《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72《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详情》,《晨报》,1919年11月25日。
473《我们为什么要出(通俗丛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1920年1月,第1期。
474吕芳上曾引在上海学联活动的侯绍裘、李宗邺等人为例,指出“如果站在学生的立场来体会,平民教育就是救国教育”。《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年,第54、55页。
475天民《天津学生最近之大活动》,《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76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
477《本校学生会评议部开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9日,第472号。
478同上。许德珩稍早以前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次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想要改革社会,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但是灌输人民知识的利器,是新闻和学校教育；中国劳动阶级的人,识字的不多,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乎讲演了”。《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15日,第461号。
479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1919年8月,第1卷第2期。
480有研究者曾总结,五四时期的“平民政治”观念,涉及“实行普通选举”、“国民大会”、“直接民权”、“平民自治”、“职业民主”等内容,与“民主政治”或“民治主义”又常可通用。参朱志敏《五四时期平民政志观念的流行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
481陈独秀1919年10月在《国民》杂志社的演说,《本社成立周年大会纪事》,《国民》,1919年11月,第2卷第1期。傅斯年也说,“以后是社会改造的时代”,《(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1919年10月,第2卷第1号。
48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
483李大钊《大联合》,《新生活》,1919年12月28日,第19期。
484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解放与改造》,1920年1月,第2卷第2期。
485李大钊《大联合》,《新生活》,1919年12月28日,第19期。
486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487’陈、李两人在论述中,都引用了杜威1919年6月关于“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演讲。
488单中惠《杜威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教育》,《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89载《晨报》1919年5月9日至13日,又载《新教育》,1919年4月,第1卷第3期(该期实际出版日期当在5月以后)。
490《记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潘公展笔述),《新教育》,第1卷第3期。下同,不另注。
491《本社四年来的回顾》,《平民教育》,1923年10月,第68、69期合刊“四周纪念专号”。
492“宏图”《平民教育谈》,《平民教育》,1919年11月,第4期。
493《讨论本报的宗旨》,《平民教育》,1919年11月,第5期。
494同上。
495《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1919年12月,第9期。
496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60至384页,第393至402页,第510至511页。
497“中国大事记·10月10日”《庆祝国庆》,《东方杂志》,1919年11月,第16卷第11号。
498“闽案”的缘起是,1919年11月16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在南台地方,无故被日人及台籍人约百余名持械围殴,枪伤一人,刀伤殴伤共五人”,“又枪伤警察一名”。事后日方“派舰来闽”并“帅队登岸”,致使“福州人心异常愤激”。《外交部编送福州日人殴伤学生案交涉经过情形公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45至451页。
499《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详情》,《晨报》,1919年11月25日。
500《日人暴行激动全国公愤》,《晨报》,1919年11月23日。
501《北京学界对闽问题之响应》,《晨报》,1919年11月25日。
502《学界代表再谒陈》,《晨报》,1919年11月27日。
503《昨日学界之游街大会》,《晨报》,1919年11月30日。并参《王光宇关于北京学商各界为闽案集会游行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52至454页。
504 《北京学生对于闽事之活动》,《晨报》,1919年12月3日。
505《昨夕各界代表之联席会议》,《晨报》,1919年12月4日。
506《昨日空前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12月8日。并参《王怀庆等关于北京学商各界开国民大会声援闽案文件》、《中美通信社关于北京学商各界声援闽案后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的报导》,《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64、466、467页。
507《昨日学界之游街大会》,《晨报》,1919年11月30日。
508《今日天安门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11月30日。
509《昨日空前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12月8日。
510“中国大事记·11月29日”《学生对于福建中日交涉之表示》,《东方杂志》,1920年1月,第17卷第1号。
511《北京学界对闽问题之响应》,《晨报》,1919年11月25日。
512叶楚伧《后援的意义》,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6日。
513《学界教职员今日停止职务》,《晨报》,1919年12月15日；并参“中国大事记·12月15日”《北京各校教职员停止职务风潮》,《东方杂志》,1920年1月,第17卷第1号。
514《北京学生请罢傅岳菜》,《晨报》,1919年12月19日；《教育界反对准蔡校长辞职》、《北大学生之愤激》,《晨报》,1919年1月20日。
515《山东问题日本提出交涉矣》,《晨报》,1920年1月20日。
516《雪中之学界游街大会》,《晨报》,1919年2月1日；并参“中国大事记·2月4日”《北京学潮》,《东方杂志》,1920年4月,第17卷第4号。
517《学生全体实行路旁讲演》,《晨报》,1920年2月4日：并参《北京学生运动后之情形》,《北京大学生周刊》,1920年2月,第7号。
518《昨日学生大讲演与被捕》、《被捕学生已于昨晚释放》,《晨报》,1920年2月5日。
519《京师警察厅与内务部关于严厉取缔学生运动往来文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89页。
520《政府对待学生之办法》,《晨报》,1920年2月6日。
521《昨日之学生讲演与军警干涉》,《晨报》,1920年2月6日。
522《北京学生运动后之情形》,《北京大学生周刊》,1920年2月,第7号。并参《军警监视中之学生》,《晨报》,1920年2月7日。
523同上,并参《本日国民大会将被禁阻》,《晨报》,1920年2月6日。
524《昨日发布之两命令》,《晨报》,1920年2月7日。
525《昨日学生复出讲演》,《晨报》,1920年2月10日。
526“中国大事记·2月15日”《北京警察厅解散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东方杂志》,1920年5月,第17卷第5号。
527“中国大事记·2月29日”《北京国民大会风潮》,《东方杂志》,1920年6月,第17卷第6号。
5281920年3月中旬,北京学联秘密开会讨论在全国学联总会会议上的态度,即决议反对“涉及内政”,“如反对不得要领时,则应宣布退席”。对于和政府直接对抗的行动,态度极为慎重。《北京学生与全国学生总会》,《晨报》,1920年3月15日。此后因响应全国学联的决议,北京各校从4月下旬开始又陆续有罢课之举,但未发起民众运动,坚持时间也不长,至1920年5月基本结束。《罢课期中之北京》,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30日;《昨日北京学生之举动》,《晨报》,1920年5月1日。
529关于全国学联在1920年学潮中的活动,参考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章第3节第5小节“姚作宾与全国学联——后五四的学生运动”,第126页以下。
530《全国学生联合会已被封》,《晨报》,1920年5月8日；另参《卢永祥等关于与法领交涉解散上海学联总会及全国各界联合会有关文件》、《杨晟等关于上海学联总分会记全国各界联合会已由法领封禁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93至596页。
531《罗家伦、唐伟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9日,第449号：《校役夜班教务处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7日,第456号。
532《北大校役开会》,《晨报》,1919年12月13日。
533《校役夜班教授会、教务处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9日,第577号。
534《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510号。
535《平民教育讲演团开第三次常会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6日,第563号。
536黄耀秋《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7、19日,第584、585号。
537《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9、20日,第585、586号。
538同上。
539《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1日,第587号。
540《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2日,第588号。
541同上。
542《亡弟耀华事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6日,第591号。
543《学生会评议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6日,第505号。
544《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前晚开会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2日,第510号；《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511号。
545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12月作),《少年世界》,1920年1月,第1卷第1期。校役夜班与讲演团的停顿,前文已曾述及。教育股自己的“讲演科”,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独立运行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招集足够讲演人员。新剧科主任童永庆久不到职,先后由黄耀华、陈兆畴(平民教育讲演团干事,教育股主任)兼任,这两科在此期间活动都不多。参见《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511号：《学生会教育股新剧科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4日,第523号。
546《平民夜校开学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0日,第519号。
547《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5日、3月5日,第533、554号。
548《本校学生会附设的平民学校》,《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28日,第13号。
549《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5日,第582号。
550《缪君金源致教育股的信》(1919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4日,第1号。
551《教育股复信》,同上。
552《记者按》,同上。
553《教育股学校科来函照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18日,第3号。
554“平民夜校”开办之时,正值北京学潮愈演愈烈之际,夜校于此时曾通告,“最近二星期内请勿听学生于下课时在教室外游行”,明显不愿卷入学运。《学生会干事部教育股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2日,第521号。连1920年5月北大学生会组织的“五四纪念”,平民夜校也未参加。
555《平民学校不宜考试》,《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7日,第10号。
556《随感录·希望平民夜校成为最完美底校学》,《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20日,第12号。
557陈友琴《学校公开问题》,《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1月11日,第2号。
558蔡元培《北大平民夜校开学演说词》,《平民夜校开学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0日,第519号。
559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少年中国》,1920年1月,第1卷第7期。
560北大学生会在1920年6月时的局面是,“评议部久已开会不成,多无结果。干事部则大部分无人负责,致庶事股主任于半年内辞职者不下十余人,凡种种重要的事情,都不免一齐延搁”,且正在酝酿将“代议制”改组为“委员制”。《学生会改组委员制的理由及章程草案》,《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3日,第624号。
561《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7日,第564号；《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9日,第610号。
562《校役夜班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6日,第583号：《黄绍谷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6日,第635号。
563平民夜校在1920年6月征集教员时,便强调新加入者“要自问能绝对的负责任,无论如何,决不旷误”,“要自问能始终其事,绝不半途辞卸”。《平民夜校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9日,第629号。
564《平民教育讲演团第四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9日,第594号；《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二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30日,第595号；《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三组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3日,第597号。这几条“通告”,《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失收。
565参考同一时期自1920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586号起恢复刊出的城市讲演“讲演题目及人名”“报告”。
566此次讲演分为3组。4月2日在丰台的讲演,是借当地“国民小学”讲“北大平民夜校与七里庄国民学校的比较”,“女子读书”、“平民教育”等内容,继而在丰台车站附近讲“人生与工作”、“同业联合与儿童教育”。4月4日在本拟在长辛店讲演,因为适值周日,“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一般市民则多往“福音堂做礼拜”,不得不转往附近村落,依然引不起居民兴趣,遂勉强完成讲演,而代之以在火车上贩卖李辛白主编的《新生活》。因此这一组虽备有“留声机”等新式讲演辅助设备,效果却并不好。4月6日在通县讲演,在较小的规模上“模拟”了原在北京城区的活动。先是在通县市区“最热闹之地讲演”,内容多为“共和国民精神”、“中华民国”、“平等与自由”等“国民政治常识”,也有少部分题目是“破除迷信”(陈兴霸)、“平民教育是什么”(朱自清)等,事后又参观当地“通俗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长辛店地方与北大学生间原先早有联络。留法俭学运动中,曾在当地设“法文专修馆工业科”,有相当一批湖南旅京青年会聚在此。在“五四”运动和稍后的学潮中,与北京方面皆有密切互动。近至1919年12月时,时任讲演团干事的黄耀华等人还曾以讲演团名义参加长辛店当地的“国民大会”,作“为什么要抵制日货”等演说。稍后在1920年“五一”期间,北京一批激进学生也曾去长辛店方面联络。因此夹在这当中的1920年4月春假讲演,表现的与长辛店方面如此隔膜,颇为蹊跷。或许反可表明讲演团主事者与当时学生中更热衷激进政治运动的一翼,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此次长辛店之行以后,要迟至大半年以后的1920年底,才在李大钊主持下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参考《平民教育讲演团农村讲演的报告》(长辛店、通县),《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0日,第578号：《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九年春假本团农村讲演报告·丰台一带经过的情形)》,《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7、28日,第592、593号。
567《平民教育讲演团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7日,第636号。
568叶楚伧《后援的意义》,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6日。
56969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
570《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1日,第509号。他们当时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将要讲演的意思做成稿子”,由于一开始实行“讲演”的原因本来就在于识字者少,而希望借助“口说”来作为“灌输知识”的第一步,所以此时改发讲义,实际上等于承认“讲演”所遇到的困难起码暂时无法解决。
571但学生群体的流动性,使得北大的讲演团似乎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22年,他们所面对的局面依然是“讲演者苟为南方人,立而行者尚有”。参《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常年大会》，《晨报》1922年3月24日。这还是在常设讲演所内对范围较固定的周边居民讲演的情况。
572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573朱务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后所起的作用》,《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第2册,第253页。
574除《晨报》外,该件亦转载于济南尚学会编《文化新介绍》“教育号”。文中所计划的推行“平民教育”步骤,分别以1920年“暑假”与年底之“年假”为断,据此可推测北京学联起草该份草案的时间,应在1920年2、3月间。
575计划中“通俗图书博物馆”每处经费为每年200元,其中房租等各项杂费等便需要用去140元,每年用于购置书籍的经费仅余60元。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京师学务局用于维持下属“通俗图书馆”阅报事业的经费,可知虽号称“图书博物馆”,但实际上只相当于建立“阅报处”而已。
576分为国语(兼注音字母)、国民须知(民国约法及选举法等)、时事、科学谈话、应用算术等“必要科”,及中国史、乡土地理、工艺、家政等“随意科”两种。
577黄公觉《北京高师的学生生活》,《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23年2月,第3卷第7、8集合刊。
578主要是管理平民学校和通俗讲演所。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1920年12月议决),《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21年3月,第2卷第1集。
579黄公觉《北京高师的学生生活》,《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23年2月,第3卷第7、8集合刊。清华的情况较为特殊,他们除了参加五四以来北京的爱国运动之外,1919年底到1922年初校内同时还爆发了“三赶校长”的风波。由于学潮的影响,清华学生的“社会服务”未能在1919年“社会服务团”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整合,而是暂时回到原有的青年会、孔教会等相对还较为稳固的团体去寻求支持,呈分散活动的状态。参《清华大学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1页。
580《晨报》,1920年5月4日。此文是胡适、蒋梦麟二人联名发表,胡适1921年表示“去年在《晨报》的‘五四纪念号’里,我曾说过……”,可见无论具体执笔者为谁,至少胡适认可这是自己的文章,参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晨报》,1921年5月4日。
581蔡元培《话别会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23日,第724号。
582蔡元培《开学训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第443号。他直接使用了“服务社会”的提法,具体是指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这几项“本校最注重的事项”。
583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蔡元培全集》将此文定于1920年1月,是根据刊发此文的《新教育》第2卷第1期所标的名义出版时间,似误。他在1920年秋季北大开学演说中再次表示,“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蔡元培《开学训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7日,第695号。
584黄炎培《五四纪念敬告青年》,《晨报》,1920年5月4日。
585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殖事业》,《晨报》,1920年5月4日；又转载于《东方杂志》,1920年6月, 第17卷第11号。
586顾诚吾(颉刚)《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教育运动,学术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
587《京学生纪念五四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7日。
588同上。
5899陶孟和《评学生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
590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591《晨报》,1920年5月4日,该文同时刊载于《新潮》,1920年5月,第2卷第4号。
592恽震《学生运动的根本研究》,《少年中国》,1920年6月,第1卷第12期。
593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国书店,2010年,第151页。
594张文澜《清末民初直隶省办教育的情况》,《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页；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69页；《保定师范学堂职员衔名录》,《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42页；《潍坊古籍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36页起；《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卷,第692页：《王震昌调查报告》,《北京师范学校史料汇编》,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7页；郑志廷《直系军阀史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冯国璋往来电文》,《近代史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总40号；《政府公报》,影印本,上海书店,1988年,第40册,第421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73年,第1辑,第79页：《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599《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10列入“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诸人”,第297页。
600马保超等《河北古今编著人物小传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另参：《1905年留日法政速成科学生名单》,同前。《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10列入“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诸人”,第304页。
601《1905年留日法政速成科学生名单》,同上；官话拼音教育会事,出处同梁建章条注。
602《大学堂为学员停派差使咨工部文》,《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卷,第379页；《京师大学堂同学题名》,《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页；《学部奏保仕学馆学员毕业奖励原折》,《大公报》1906年10月16日,转引自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政治官报》,影印本,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7卷,第158页。
603《京师劝学职员姓名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38；《宣讲员姓名履历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001-00076。
604《京师通俗教育一览表》,《京师学务局一览》,京师学务局,第2期,1914年。
605《呈教育部第八六号》,《京师教育报》,1914年6月,第6期。
606《第一宣讲所详京师学务局(三年十一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J004-001-00093。
607《查视第二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第12期；《批第二宣讲所(一月二十三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查视公立第七公众阅书处、第二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批第二宣讲所(三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4月,第16期。
608《饬第二一号》,《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
609《查视第三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第12期。
610《饬第九九号》、《饬第一零零号》,《京师教育报》,1915年1月,第13期。
611《批第五宣讲所(十二月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1月,第13期；《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四年十月)》,《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612《咨京师警察厅(一月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5年2月,第14期；《查视第十宣讲所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3月,第15期。
613《查视第九宣讲所附阅报、第六公众阅书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4月,第16期。
614《饬第八六号》、《饬第八七号》,《京师教育报》,1915年7月,第19期。
615章桂升《周行宣讲社讲演录》,1915年。
616《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四年十月)》,《教育公报》,1915年11月,第2年第7期。
617《查视第五宣讲所第四阅书处附设阅报处报告》,《京师教育报》,1915年11月,第23期。
618《批第二讲演所(三月廿九日)》、《批第九讲演所(三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5月,第29期。
619《批公立第三讲演所(四月一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
620《批第八讲演所(四月十一日)》、《批第四讲演所(四月二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6月,第30期。
621《批公立第十一通俗教育讲演所(五月十六日)》,《京师教育报》,1916年7月,第31期。
622
623《呈教育部(四月二十日)》、《咨京师警察总监第二七号(四月二十一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6月,第42期。
624《指令(五月五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7月,第43期。
625《指令(六月七日)》、《指令(六月十三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8月,第44期；《指令(八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6《指令(八月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7《指令(八月八日)》、《指令(八月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8《指令(八月二十七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29《指令(八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30《指令(八月二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0月,第46期。
631《指令(九月二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7年11月,第47期。
632《训令第二一一号(十一月七日)》、《指令(十一月十三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月,第49期。
633《指令(十二月八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634《指令(十二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635《指令(十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2月,第5卷第2号。
636《指令(一月十二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3月,第5卷第3号。
637《指令(二月二十八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4月,第5卷第4号。
638《指令(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教育报》,1918年11月,第5卷第11号。
639《指令(十月三十日)》,《京师教育报》号,1918年12月,第5卷第12;《讲演经理员呈学务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讲演经理员呈学务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093。
640《指令(十二月十九日)》,《京师教育报》,1919年2月,第6卷第2号。
641据1914至1916年各期《京师教育报》视察报告。
642据1916年《京师教育报》各期视察报告。
643据1918至1920年东郊劝学所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7。
644据1918至1920年北郊劝学所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号J004-001-00177。
645《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1919年1月,第56号。
646《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4月21、22日,第357、358号。原件文句不连贯,疑有排印错误处,及用字用词与今不同处,存原貌；字迹模糊处以口号表示；并重新标点。
647《晨报》,1919年4月26日、27日,作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之演说”连载于“自由论坛”栏,署名“若愚”,系王光祈的笔名。段落与分行依发表时原貌,重新标点。
648本表所列教员姓名及任课情况据1918年4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117号所载《校役夜班教员录》。在校情况反映的是校役夜班成立时,即1918年4月时的情况,主要依据同年编写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及1948年版《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并参考《北京大学日刊》有关材料,稍加增补修正。
649讲演团成员名单依据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26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9号《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及此后各期有关材料。“与《国民》和《新潮》的关系”反映的是讲演团成立时的情况,两社名单依据1919年1月《国民》第1卷第1号《国民杂志第一期职员录》、同卷及1919年2月第1卷第2号连载的《国民杂志社社员录》、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社员》名录。舒衡哲在其《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附录三中曾给出了一个“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新潮社和国民社社员名单”。这个名单有一个初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疑问,即《五四时期的社团》明明已收录了讲演团发起时《征集团员启》所附的14人姓名,舒衡哲在主要根据该书材料制作的名单中却将“创社者”列为16人。这个问题和她制作名单的方式有关,即未曾区分1919年3月7日刊登启事的14人和1919年3月23日开成立大会的39人,同时未考虑不在“新潮”或“国民”社中的讲演团员的情况。这两个因素,特别是后者,使得《中国启蒙运动》一书对讲演团的构成,并未提供完整的反映。
J004-001-00001;J004-001-00037；J004-001-00038； J004-001-00044；
J004-001-00045；J004-001-00054；J004-001-00061；J004-001-00062；
J004-001-00074；J004-001-00076；J004-001-00083；J004-001-00093；
J004-001-00104；J004-001-00122；J004-001-00124；J004-001-00125；
J004-001-00129; J004-001-00134； J004-001-00145； J004-001-00171；
J004-001-00177； J004-001-01593；
《教育公报》,1914—1920年
《内务公报》,1913—1920年
《京师教育报》,1914—1919年
《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19—1921年
《通俗教育研究录》,通俗教育研究会,1912年
《都市教育》,北京教育会,1915—1918年
《今闻类钞》,国群铸一讲演社,1913年
《通俗教育丛刊》,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1919—1921年
《教育杂志》,1912—1921年
《学生杂志》,1914—1921年
《新教育》,1919—1920年
《东方杂志》,1917—1921年
《青年》,1914—1917年
《进步》,1911—1917年
《青年进步》,1917年
《清华周刊》,1914—1921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报》(61期起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7—1919年
《北京高等师范教育丛刊》,1919—1923年
《平民教育》,北高师“平民教育社”,1919—1923年
《北京大学日刊》,1917—1920年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
《通俗丛刊》,上海学生联合会,1920年
《新潮》,1919—1920年
《国民》,1919—1920年
《少年世界》,1919—1920年
《少年中国》,1919—1920年
《晨报》,1918—1920年
《民国日报》,上海,1919—1920年
《新社会》,“共和国宣讲书”,包天笑,第1、2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
《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北京教育会,1913年
《北京教育会成立第四周年纪念册》,北京教育会,1916年
《京师学务局一览》,第1至5期,1913—1917年
《通俗讲演录》,京师学务局编,第1至10辑,1913—1917年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1916年
《通俗教育讲稿选录》,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1、2辑,1916、1917年
《北京高等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至4期,1916—1918年
《考察日本、斐律宾教育团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纪念录》,1918年
《教育部行政纪要》,第2辑,教育部,1919年
《基督教青年会原理》,谢扶雅,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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