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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财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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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史”的视角,就汪伪政府财政独立自主权的缺失来探讨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扶持下,汪精卫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发达的华中地区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之后,伪府建立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结构,并不断扩大收入规模,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1年度伪府的财政收入在1940年保持结余的情况下再度剩余不菲。然而,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重要一员,汪伪政府必须不遗余力地“协力”日本,这造成其财政收入与支出失衡。1942年度伪府收支基本平衡,1943年度支出已大大超出收入,1944年度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1945年完全崩溃。
     汪伪政府财政状况变化清晰地反映出其财政的四大特点:一、为掩盖傀儡政府的实质,汪伪政府成立时以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建立了财政体系,这是它与别的伪政权不同之处。二、为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汪伪政府的财政原则经历了从保守的“量入为出”到被动的“量出制入”变化。三、日本对伪府的“指导”与“顾问”导致其财政管理权缺失。四、日本“分而治之”的对华政策造成伪府财政体系被分割,名义上归属于汪伪政府的华北地区的财政始终独立于伪“中央”政府。
     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持傀儡政权的目的是通过“以华制华”的方式来维持占领区的统治秩序,进而达到“以战养战”。这种战略思维造成汪伪政府财政状况不得不随着日本侵略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日本开始将侵略眼光从中国转向南太平洋地区。这种转变给予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府“整理”财政的机会;加上1940、1941年华中地区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也为伪府扩大财源奠定了经济基础,所以这两年是伪府财政收入最好的年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大影响了其财政收入,加上1941年7月日伪联合发起了“清乡”运动,使伪府军费开支膨胀。在日本的有限扶持下,1942年伪府的财政勉强维持了平衡。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不断失利,战略物资奇缺。伪府完全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物资提供者,且承担了在华日军军费支出,致使整个财政体系畸形,1944——1945年从严重的入不敷出恶化至崩溃。
The thesis discusses, from the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perspective, the puppet characteristic of Wang Ching-wei's regime from its 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n finances.
     On March 30,1940,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eaded by Wang Ching-wei and under Japanese control was created in Central China, which was then the most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 The puppet regime established a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in which the main body was taxation. It expanded the revenue scale incessantly and obtained considerable effects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December 1941. The government's fiscal revenue achieved surplus in 1940 and 1941. However, Wang's regime as a vital member of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rendered it to unreservedly support its host country and consequently caused fiscal disorder. In 1942, the government's finance basically remained balance. In 1943,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ignificantly exceeded revenue. In 1944, the fiscal deficit further deteriorated and finally collapsed in 1945.
     Four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learly deduced from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ns's fiscal condition. Firs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false regimes, the fiscal structure it established was claimed to be inherited from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former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econdly, in order to serve Japan's invasive purpose, Wang's fiscal principle shifted from conservative to passive, from making both ends meet to adjusting income according to expenditure. Thirdly, Japan's "guidance" led to Wang's lack of fiscal autonomy. Fourthly, Wang's fiscal system was divided by Japan's "ruling in partitions" policy so that its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were never under Wang's control.
     Wang's puppet regime was created for Japan's purpose of using the Chinese to rule the Chinese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sing the war to sustain the war, hence Wang's changeable fiscal situation.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 War in September 1939 forced Japan to shift its attention from China to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and gave Wang a good chance to settle with its finances. In 1940 and 1941, the most economically constructive years in Wang's administration, the economy in Central China region almost recovered to its pre-war level thus provided a sound fiscal base for Wang's regime. Nevertheless, Wang's fiscal revenue worsened with the outbreak of Pacific War and the rise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caused by QingXiang movement in July 1941. By 1942, Wang's fiscal could hardly remain stability without Japan's assistance. Japan's failure in the Pacific War in 1943 heavily burdened Wang's finances by extensively requiring goods, materials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s. During 1944 and 1945, Wang's fiscal balance was distorted and finally came to a collapse.
引文
1 有关汪伪政权研究陆续出版的档案资料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科院合编的《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台湾方面有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等等。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不断开放其所藏的有关伪政权的档案。
    2 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第104页。
    1 近十年来,研究汪伪政权金融的论文主要有陆伟的《日本在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货币金融侵略政策》(《历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张根福的《汪伪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日伪统治时期南京金融业畸形繁荣之剖析》(《南大学报》2001年特辑)等;关于经济统制的论文主要有张根福的《试论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5期)、黄美真的《1937——1945: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陆伟的《“军配组合”与战时日本在华中的物资统制》(《历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李峻的《战时日本对上海的经济掠夺》(《南大学报》2001年特辑),赖正维的《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南地区经济掠夺与统治的特点》(《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潘敏的《略论日军在苏浙皖地区的军粮征购》(《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等。
    2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 《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
    1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26页。
    2 闻少华著:《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2页。
    3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清乡”运动》,《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314页。
    1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39.
    1 《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况统计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全宗号2063,案卷号5049(以下简称2063—5049)。
    2 时新荣、郑礼明主编:《财政与金融》,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第83页。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1号,第2页。
    4 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和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2页。
    1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78页。
    2 李占才:《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第67页。作者所引用的国民政府1936年财政收入与关盐统三税收入的资料来源为上海档案馆所藏的资料,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61页不同,该书认为1936年国民政府的收入为8.17亿元,关盐统三税收入为5.91亿元。
    3 孙健著:《中国经济通史》(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072页。
    4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6页。
    5 孙健著:《中国经济通史》(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072页。
    6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4-15页。
    7 《中国经济志(南京市)》,国民政府实业部 1934年编印,第136-211页,转引自经盛鸿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3页。
    1 李占才:《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第66页。
    2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总序”第4页,正文第11页。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6页。
    4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1页。
    5 韩启桐等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第24、25、15页。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6页。
    6 韩启桐等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第14、15、24、25页。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7页。
    1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147页。
    2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总序”第3页。
    1 据日本商工省、农林省、大藏省1935年至1937年对日本国内生产及主要物资消耗量的调查统计,直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日本急需的主要战略物资自给率为:煤炭89.7%,生铁69.8%,铁矿石17.5%,盐31.2%,石油9.4%,棉花3.4%,羊毛接近于零。详见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4页。
    2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4-5页。
    3 陶希圣:《“新中央政权”是什么?》,汪大义编:《汪日密约》,岭南出版社出版,无出版时间,第76页。
    1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3-4页。
    2(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编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3 费正、李作民、张家骥著:《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96-97页。
    4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39.
    1 这就是第一近卫次声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政权》(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31页。
    2 闻少华著:《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23页。
    1(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284页。
    2 1939年11月开始的日伪关于成立新政府的淡判中,日方就要求“在长江下游地域,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并把上海的管理问题单独提出,要求“日、华合作,建设新上海”。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559、528页。
    3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234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前言”第1-2页,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49页,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9,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280页。
    1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后,日本将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的整个战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
    2(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Ⅱ,台湾军事译粹社 1978年版,第175页。
    3 所谓的日本“对华新政策”,是1942年中途岛海战日军失利后,为同美英进行长期战,必须确保日本占领圈内自给自足的战争经济,而中国占领区是“大东亚战争进行中的兵站基地”,也是最终向美英决战的末一道防线,而汪伪政权占踞的华中地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汪精卫集团在政治上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所能引起的影响和作用,更非其他傀儡政权所能比拟。因而,着重扶植汪伪政府的统治力就成为日本“对华新政策”的重心。
    4(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Ⅱ,台湾军事译粹社 1978年版,第251页。
    1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帝国政府声明”,史称“第二次近卫声明”,在该声明中,日本正式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论。该秩序的构成主体是“日满支”,希望通过“日满支”的相互联合,“以成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之互助连环关系为主干,期待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以及实现经济联合”。详见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 2006年版,第18页注释2。
    2 这三个阶段是以美国的Parks M.Coble在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一书中划分的标准为参考。
    1 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编:《敌伪经济情报》1939年,重庆档案馆藏档案,0020—0101—139(一)。转引自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1页。
    2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8页。《立报》,1937年11月22日,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七卷《日本侵华暴行日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61页。
    3 储东涛主编:《江苏经济史稿》,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485页,转引自经盛鸿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542页。
    4 郑伯彬著:《日本侵占区之经济》,重庆出版社 1945年版,第57页。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8页。
    5 韩启桐编:《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4年版,第32页。
    6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七卷《日本侵华暴行日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69页。
    1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50页。
    2 《中国棉纺织业概况》(194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S30—1—7。转引自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3页。
    1 《申报》,1938年10月12日。
    2 《沪战以来上海工厂业之损失数量》,《银行周报》第二十三卷第43期,第4页。
    3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41页。
    4 《申报》,1938年10月12日。
    5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42页。
    6 《沪战以来上海工厂业之损失数量,》,《银行周报》第二十三卷第43期,第4页。
    7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42页。
    8 《申报年鉴》(1944年),第666页。
    9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5页。
    10 原文如此,疑有误,被毁生产力占原生产力似应为3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江浙制丝工厂被害状况调查书》(1938年4月),转引自郑忠:《略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城市经济环境的恶化》,《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44页。
    1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39.
    2 《立报》,1937年11月12日。
    3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06页。
    4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39.
    1 陈介生编:《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观》,无出版社,1940年版,第4-5页。
    2 中央调查统计局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1941年版,第59页。
    3 此处统税收入额取的是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的数额,80%的比例取的是李占才的《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第67页)一文中的比例,这样的计算方法可能有一定的误差,但误差不是太大。
    4 中央调查统计局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1941年版,第58页。
    5(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郑文华校:《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 1978年第158-159页。
    1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254页。
    2 所谓“军管理”,就是日军占领了华方一些未遭战火摧毁或受损程度较轻的企业之后,对其实行军事管制,用军管理的方法维持其生产和运作,既直接获得产品,又设法获取利润。“军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企业直接由日军自行经营,一是“委托”给日本公司、工厂代为经营,后者居多。见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43页。
    3 1938年12月16日成立,专门负责侵华事务,由日本首相任总裁,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任副总裁。在中国各个占领区设有连络部,华北连络部设北京,华中连络部设上海。具体见本论文第113页。
    4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158页。
    5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437页。
    6 国策公司指的是集军事、经济一体化的由日本政府直接监督和支配,享有政治、经济上许多特权,同时也必须履行国家要求的一些战略义务的公司。
    7 华中振兴公司,又称为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是向日本政府登记的、实行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日本国策公司,日本政府对该公司拥有直接的监督和支配权。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复兴”日本所占领的华中地区经济,扩大日本在华中的经济势力,故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8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07页。
    1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社 1947年编印,第475页。
    1 中央调查统计局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58页。
    2 中央调查统计局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59页。
    3 具体内容见第五章第二节。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政权》(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1302-1303页。
    2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82页。
    1 《申报年鉴》(1944年),第665页。
    2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82页。
    3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84页。
    4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5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6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1959年第二次印刷,第28页。
    1 商鞅:《商君书·立本》。
    2 《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一。
    3 《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括统计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9。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77页。
    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77页。
    3 但伪府内日本经济、财政顾问的存在,使伪中政会只能秉承日本的旨意对伪府的财政作出决策。具体内容见第四章第三节。
    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78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66页,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275-276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157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185-189页;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3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497-498页。
    9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77页。
    1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305页,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128页。
    3 《申报年鉴》(1944年),第619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293页,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121页。
    3 《申报年鉴》(1944年),第619-620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310页,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115页。
    7 《申报年鉴》(1944年),第619页。
    1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115页。
    2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95页。
    3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95页。
    4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95-96页。
    5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94页。
    6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96-97页。
    7 《汪伪国家总预算》,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57。
    1 孙文基、魏晓锋主编:《财政与金融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年版,第31-32页。
    2(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编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139页。
    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462页。
    2 3月15日汪伪政府尚未正式成立,八路军、新四军就率先发出讨汪救国通电;3月30日,重庆国民政府对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鲍文樾等28人下令通缉后,又对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等77人下令通缉;同日,湖南各界召集讨逆锄奸大会,发出讨汪通电;吉隆坡森美兰筹赈会主席黄盖堂通电讨伐伪府等等。见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25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政权》(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204-216页。
    1 《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3772。
    2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
    3 王美涵主编:《税收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4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65页。
    5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1940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注:抗战爆发前,关税收入在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最高的年份占到了47.2%,最低也占到23%,详见(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483-485页。
    1(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55页。
    2 申学锋著:《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4页。
    3 从1938年5月3日日本与英国签订了非法的《海关协定》后,日本方面始终规定沦陷区的关税收入款必须存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内,并不断挪用该款。除用来兑换外汇以向美国购买战略物资外,日军还挪用关税款作为在华中发行军票的价值维持资金。如成立于1939年6月的“乙资金”,就是靠挪用江海关的500万元法币的存款才得以设立的,此后,该资金不断增加,到1940年6月增加到了3500万日元,增加资金均系“由上海海关存款中挪借”。这笔资金用于军票价值下跌时将其买入,以维持军票价值。1940年3月,汪伪政府甫立,南京一带发生米荒,日军动用了外汇400万日元作为购买华中大米的费用,这动用的也是华中的关税收入款。连日本的学者都承认“挪用海关存款是日本惯用手法”。1942年底在决定实行“对华新政策”之后,日方同意从1943年1月起将扣除债赔款外的关余款由正金银行移存伪府的中央储备银行,但仍然扣留了以中国关税款为担保的本该付给英、美等国的外债与赔款,其金额很大。
    4 关余,指扣除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外债与借款外剩余的关税款。本文所指的伪府关税收入均指关余,为叙述方便,下文不再一一指明。
    5 因汪伪政府成立时,与日方达成谅解,关、盐、统三税仍为中央税,但鉴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特殊情况,允许华北地区征收的关税的50%、盐税的70%留归华北政务委员会使用。见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8页。遂本文论述关税、盐税时将涉及华北的情况,其他税收则略。
    6 华北有6关: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与胶州;华中有16关,包括上海、汉口、重庆、沙市、长沙、宁波、温州等;华南有18关,包括广州、福州、厦门、汕头、九龙、拱北、江门、三水、蒙自等。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编:《中外经济统计汇报》第一卷第2期,第2页。
    7 即江海关、金陵关、镇江关、苏州关、杭州关、芜湖关、九江关、江汉关、粤海关、潮海关、江门关、三 水关、琼海关、北海关、厦门关、南宁关、胶海关、东海关、津海关、秦皇岛关等20个海关以及两个分关——龙口分关与威海卫分关。见陈介生编:《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观》,无出版社,1940年版,第2页。随着战争的进展,位于战争前线的海关管理权屡有在日军与国民政府间交替的现象,但大体上变化不大,几个重要的海关,如津海关、江海关、粤海关、胶海关等在战争期间始终被日伪控制着。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46册),京华出版社 2001年版,第332页。
    2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352页。
    3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第41-42页。
    4 许毅主编:《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南京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80页,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第44页。
    5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第44页,(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42页。
    6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 1965年版,“编辑说明”第1页。
    1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事业公司 1948年版,第148-150页。转引自许毅主编:《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南京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80页。
    2 《我国海关被劫实录》,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一卷第3期,第198页,童蒙正著:《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5年版,第196页。
    3 《我国海关被劫实录》,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一卷第3期,第198页,童蒙正著:《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5年版,第196页。
    4 贾士毅:《论财部对海关担保债赔各款之新处置》,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一卷第2期,第特1页,谭秉文:《我国关税行政完整问题》,《财政评论》第一卷第1期,第96页。
    5 童蒙正著:《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5年版,第198页。
    6 贾士毅:《论财部对海关担保债赔各款之新处置》,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一卷第2期,第特1页。
    7 有关1938年5月英日非法协定全文内容可见中央调查统计局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1939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18页及童蒙正著:《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5年版,第198页。
    1 《财政部通告今后关税偿债办法》,《财政评论》第一卷第2期,第特7页。
    2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1939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19页。注:据战后估计,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9月3日,中国被日伪劫夺的关税,达226亿元以上。见《财政年鉴》(1948年),第724页。
    3 《财政部通告今后关税偿债办法》,《财政评论》第一卷第2期,第特7页。
    4 高丹予:《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第46页,(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郑文华校:《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8页。
    5(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4页。
    6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第44页。
    7 童蒙正著:《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96页,齐春风著:《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1 童蒙正著:《关税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5年版,第196页。
    2 谭秉文:《我国关税行政完整问题》,《财政评论》第一卷第1期,第96页,《我国海关被劫实录》,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一卷第3期,第201页。
    3 汪杨时著:《战时经济问题》,无出版社,1943年版,第36页。
    4 谭秉文:《我国关税行政完整问题》,《财政评论》第一卷第1期,第97页。
    5 1938年2月12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成立。该银行的设立,是日本军政当局为了筹措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扭转华北金融机关不健全和货币流通混乱的局面,并为推进所谓的“日满华经济一体化”而同意成立的。资本总额5000万元,伪临时政府出资一半,剩余部分强行摊派给中国、交通、河北省、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冀东等8家银行。总裁由伪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汪时璟兼任,但银行实权把持在日本顾问坂古希一手中。
    6 1939年5月16日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成立。总资本5000万元,由维新政府与日方银行分别认股50%。总裁由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担任。
    1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75页。
    2(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3 中国的外汇市场向以英国汇丰银行的货币兑换汇率为标准,7月18日,上海汇丰银行停止挂牌出售外币,造成法币黑市惨跌至5便士。见(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99页。
    4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36册第604页中记载1940年5月华兴券发行达6386315元,“是为该行发行之最高数额”;林美莉的《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252页记载华兴券的发行额更低:“华兴券由1939年5月15日至1940年12月9日的发行期间,总发行额只有560余万元”。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维新政府的档案(《一年间施政资料》,2104—892)记载,华兴银行兑换券及辅币券的流通数额,截至1940年1月底止,仅达5283083.90元。可见华兴券最高发行量亦不超过640万元。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32册),京华出版社 2001年版,第680页。
    6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71页。
    1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1939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261页。
    2(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9(上),商务印书馆 1978年,第159页。
    3 截止至1939年底,被日军截留的关税收入,“总约计四万三千一百五十三万元”,其中津海关被掠去关税1.24亿元,江海关被掠去关税2.51亿元。见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三卷第5期,第166页。
    4 竹内提出:《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345页,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13页。注:“竹内”即日方对汪精卫的代称。
    5 兴亚院连络委员会决定:《日本方面回答要旨》,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4年版,第419页。
    1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2 中国以关税作担保的外债,向来是以银计算,按金支付,后因金价趋涨,银价趋跌,民元以来中国每年因“镑亏”损失多者120多万两,少者30多万两,自1929年起,金价暴涨,银价低落,亏赔更甚。中国国民政府遂决定从1930年2月1日开始实行海关金单位,所有海关进口税一律改用海关金单位计算,并由政府规定值60.1866公厘纯金,等于0.40美金、19.7265便士英金、0.8025日金。抗日战争初期,日占区的海关仍延用原国民政府的做法。参考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许毅主编:《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南京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修订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437页,(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48页。
    3 详见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85页。
    1 《民国日报》(南京),1942年1月1日、《财经新闻剪报》,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653。
    2 汪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于1941年1月6日,总行设在南京,1月20日上海分行开业,在实际中上海分行执行了总行的职能。关于中央储备银行的具体情况,可详见本论文第四章第三节内容。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2期,第72页。
    4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11期,第91-92页。
    5 1940年法币与联银券的平均比率为100:94.00,1941年平均比率为100:60.11,由于汪伪政府在1942年3月开始驱逐法币,因此该年的币值极为混乱,从平均比率来看,1942年法币与联银券比率为100:27.00,但从5月至12月,法币与联银券的比率徘徊在100:14与100:8之间。1942年5月26日起法币与中储券的比率调为100:50。如果取全年的平均值计算,1942年中储券与联银券的比率为100:54;如果从5月份开始计算,中储券与联银券的比率就降为100:28到100:16之间。详见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 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6年版,第185页。
    1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2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3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59页。
    5 陈介生编:《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观》,无出版社,1940年版,第3页,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的《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58页中亦提及在维新政府时代,伪府对于关税“毫无所用”。
    6 竹内提出:《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345页,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13页。
    7 兴亚院连络委员会决定:《日本方面回答要旨》,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19页。
    8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284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28页,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4期,第82页。
    2 王美涵主编:《税收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420页。过境税又称“转口税”,是对从一通商口岸运往另一通商口岸供国内消费的土产货物征收的税。见(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52页。
    3 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出口税占到了关税总收入的80%以上。
    4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548页。
    5 黄美真:《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6 如1942年2月份,伪府关税收入仅600万元,“嗣经积极整理后”,至3月份进出口税亦仅增加了300万元。见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6页。
    7 华北、华中沦陷区1941年的进口额是4.695亿美元,其中日元集团占了30%,1942年的进口额是1.234亿美元,其中日元集团占了82.9%;1941年的出口额是1.343亿美元,其中日元集团占了23.4%,1942年的出口额是0.443亿美元,其中日元集团占了88%,日元集团基本上独占了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对外贸易。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428页。
    1 王美涵主编:《税收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906页。
    2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39页。
    3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39页。
    4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6页。
    5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6 《申报》,1942年4月16日,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7号,第64页。
    7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7号,第64页,《申报》,1943年6月30日。
    8 根据《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与《1941至1945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计算得出。
    1 《申报》,1944年2月1日,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3号,第63页。
    2 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第一条就规定:两国政府“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而且在该条约的“谅解事项”中也清楚表示“在中华民国之各种征税机关,目前因军事上的需要处于特殊状态,故基于尊重中华民国财政独立之宗旨,速予谋求调整”,见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9、797页。
    3 1941年12月8日,日美开战后,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即于当日召开临时会议,授权汪精卫发表声明,支持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向日本表示,要对英、美宣战,欲借此机会扩大国际影响;但日本认为伪府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接收英美权益,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510页),反对其“参战”。1942年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愈发明显,急需伪府的支持,遂同意伪府“参战”,以激发其积极性。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宣布对英、美宣战,并发表《宣战布告》:“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见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692页)
    4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112页。
    1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112页。
    2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112页。
    3 东条英机:《攻陷新加坡一周年纪念的演词》,黄和材:《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分析》,《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2期。
    4 许毅主编:《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南京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27页。
    5 1939年度江海关的关税收入达到16680万元,超过1936年度的14887万元。见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 1941年版,第58页。
    6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p39.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29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729页。
    2 《申报》,1942年1月28日。
    1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1页。
    2 居第一位的是关税,占总预算的43.99%,第三位是统税,占20.92%。见李宏略:《中国战时财政之出路》,《财政评论》第一卷第6期,第66页。
    3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1页。
    4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248页。
    5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1页。注:习惯上,海州盐指的是淮北盐,淮南盐不包括在海州盐范围内,单独称为淮南盐。本文亦从惯例。
    6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4页。
    7 李宏略:《中国战时财政之出路》,《财政评论》第一卷第6期,第66页。
    8 汪杨时著:《战时经济问题》,无出版社,1943年版,第40页。
    1 李宏略:《中国战时财政之出路》,《财政评论》第一卷第6期,第66页。
    2 1936年全国盐税收入为217811000元,1937年为217705000元,1938年剧减,收入为138597000元,1939年为125720000元。见《维新政府时期盐务统计概略》,二档馆藏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档案,2104-996。注:上列收入数额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与沦陷区伪政府的盐税收入。
    3 李鹏图等:《长芦盐务五十年回顾》,《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44辑(总第4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年版,第160页。
    4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2页。
    5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292页。
    6 李鹏图等在《长芦盐务五十年回顾》一文中认为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7年10月,丁长清、刘佛丁在《民国盐务史稿》第311页中认为该公司成立于1939年8月,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2004年第二次印刷)第280页中认为华中盐业公司成立时间是1939年4月。本文认为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的时间应是1939年8月,见王元《中国的盐业》一文、《民国盐务史稿》第313页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1104页。
    7 陈介生编:《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观》,无出版社,1940年版,第4页。
    8 天津为长芦盐务的中心,故盐税收入额较高。
    9 陈介生编:《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观》,无出版社,1940年版,第2页。
    10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59页。原书中百分比为32%,疑有误。不过据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所编的《维新政府成立初周纪念册》第85页记载,1938年度维新政府全年税收仅1634万余元。本人认为维新政府自己所编的材料似更准确,二者之所以数额不一,估计是统计的时限不同。
    1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2页。
    12 李鹏图等:《长芦盐务五十年回顾》,《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总第4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1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5页。
    2 李鹏图等:《长芦盐务五十年回顾》,《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44辑(总第4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年版,第160页。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8页。
    4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43页。
    5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4页。
    6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44页。
    7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4页。
    8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44页。
    9 黄美真主编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第220页中认为汪伪政府“特税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盐税”,此一说法有误。在汪伪财政收入中,盐税是三大税之一,仅次于关税与统税;而特税是包括鸦片税,糖类、化妆品、茶叶、桐油、猪鬃、禽毛以及消费特税在内的税种,两者不可混同。
    10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1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8 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293页。
    2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5页。注:因海州地处华中与华北交界,对海州的管辖权,华北、华中屡有争执,遂直到1944年初,汪伪政府才完全实现对海州盐区的直接管理。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页。
    4 《申报年鉴》(1944年),第625页。
    5 《财政部行政工作报告》,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91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5页。
    6 海州所产盐品质良好,“所含纯盐成分高达百分之九十,不仅可以供给一般生活之需要,且可作为化学工业原料之用,此正合于对日输出之目的”。见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页。
    7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4页,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25页。
    8 此处的“华中五省”指江苏、湖北、江西、湖南、安徽五省。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25页。
    9 “七七”事变前海州年均产量为850万担(《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26),但事变后的1940年度,尽管伪府极力恢复,其年产盐亦只能达280余万担(《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况统计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9)。
    10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印:《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6页。
    11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5页。
    1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44页。
    2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3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况统计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9。
    4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6页。
    5 见拙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汪伪财政收入》,《福建论坛》2007年第4期。
    6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7 王元:《中国的盐业》,申报月刊社编辑发行:《申报月刊》(复刊)第二卷第5号,第25页。
    8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1941年第一季度南京出现盐荒,虽根本原因是日方控制了盐的供应量,但华中盐业公司运输力不够,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盐荒,亦是其中原因之一。
    9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10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309页。
    11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1 “引岸制”即以一定之盐与一定之商行销一定之地。所谓“引”者,在清朝初年,刊铸引式(彼时叫作“龙票”),招商领引行盐。盐商完纳引价后,随即发引支盐,在指定的区域销售。盐与引不许相离,违者同私盐追断,历代传流,相沿成例。盐的行运范围称为“引岸”,如在直隶境内者统称“直岸”,在河南境内者统称“豫岸”等等,此为引岸名称的由来。抗战结束后引岸制才取消了。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8页。
    3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4 具体见《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5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6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7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8 《南京新报》,1941年2月20日。
    9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1 《南京新报》,1941年3月1日。
    2 《南京新报》,1941年2月20日。
    3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308页。
    4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注:此处所指“匪区”系指国民政府军及中共新四军控制下的游击区。下文同。另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8页。
    5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6 《一年来调整盐务之经过及最近之计划》,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8。
    7 如“海州产盐之税由华中盐业公司取之销商转缴政府”。见《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26。
    8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或5026。
    1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44-745页。
    2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或5026。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61页。
    4 《南京新报》1941年1月12日,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5 伪财政部盐务署编:《续中国盐政实录》,下册《筦榷》。
    6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745页
    7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79页。另外,具体的盐税税率增幅,亦可见该书第280-281页。
    8 《申报》,1945年7月5日。
    9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89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63页。
    1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3页。
    2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页。另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所载:抗战时期中国出口日本的食盐每担税额仅3分,工业盐另加公费银3分,共计6分。
    3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页。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8、294页。
    5 军用盐是供给日军及其马匹的食盐,“军用优抚盐”则是日军用来向沦陷区人民抵换粮食等物资的盐。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3页。
    6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95、296页。
    7 《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
    8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或5026。
    9 在闻少华的《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中,作者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盐场划归华中盐业公司直接经营,盐税减少,伪财政部不得不于1942年停征盐税,由裕华公司承包食盐专卖。但实际上,在汪伪的国库收入中,1942年后每年仍然有盐税收入这一内容,而且呈递增趋势。故作者的说法不够准确。
    10 《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况统计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2)-5049。
    1 1940年4—5月份具体的盐税概算数未能见到官方记录,遂以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日记中所记的每月200万元为参考值。见《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243页注释1。
    2 以上数据根据《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与《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统计得出。注:1944年度实际收入的起止时间为1944年4月1日——1945年3月31日,虽然统计时间与财政预算年度的时间有一定的时间差,但从总体趋势来看,伪府的盐税收入是呈下降趋势的。
    3 由于汪伪政府在1945年8月的垮台,遂无法查到该年前8个月的财政实际收入,但从其发展的趋势来看,其财政的恶化是不言而喻的。
    4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299页。
    5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299页。
    6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6页。
    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63页。
    1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第100页。
    2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版,第100-101页。
    3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4 邵式军,字啸越,或筱月、啸樾、啸月,曾化名邵军、张元声,盛宣怀的外孙。抗战前曾在福建税务机关任职员。上海沦陷后,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支持下,将原南京国民政府所设的财政部税务署改名为苏浙皖税务总局,自任局长;汪伪政府成立后,兼任税务署署长。
    5 陈介生编:《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观》,无出版社,1940年版,第4页,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98页。在《汉奸丑史》第一辑中亦记述苏浙皖税务总局是不受维新政府节制而直接由日本兴亚院统辖的,见《汉奸丑史》第一辑,大同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14页。
    6 《汪伪苏浙皖税务总局任命及征税情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U38—2—466。
    7 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编:《维新政府成立初周纪念册》,无出版社,1939年版,第103页。
    1 《汪伪苏浙皖税务总局任命及征税情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U38—2—466。
    2 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编:《维新政府成立初周纪念册》,无出版社,1939年版,第103页。
    3 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编:《维新政府成立初周纪念册》,无出版社,1939年版,第85页。
    4 竹内提出:《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14页。
    5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99-200页。
    6 《日本方面回答要旨》,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17页。
    1 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63页。
    2 《南京新报》,1941年1月8日。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84页,《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况统计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30页。
    4 《汪伪苏浙皖税务总局任命及征税情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U38—2—466。
    5 各省的具体人选为:江苏省税务局局长蒋叔和、印花烟酒税局局长董修甲,浙江省税务局局长朱少臣、印花烟酒税局局长喻潜霖,安徽省税务局局长鲍震、印花烟酒税局局长陈无畏,税务查缉处处长邵以力。见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84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7 《财政部行政工作报告》,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915,《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 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申报年鉴》(1944年),第626页。
    1 《民国日报》(南京),1942年1月1日。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9-770页。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2号,第79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5 其中砂糖税率12%,化妆品税率12%—70%。见《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1期,第72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771页。
    7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8 《苏浙皖税收情形》,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2002。
    1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26,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40。
    2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26。
    3 《苏浙皖税收情形》,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2002。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国民政府公报》(第10册)第540号(1943年9月2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无页数标明。在《汪伪政府全史》(下卷)第740页中,作者认为统税“包括棉纱棉布税、烟酒税、糖类税、化妆品税、蚕丝税、面粉税、火柴税、印花税、所得税等”,这样的说法不够严谨,其中烟酒税、蚕丝建设特捐(不称为“蚕丝税”)、印花税及所得税均单独收税,不在统税收入内。详见汪伪政府历年的财政预算书。
    1 《南京新报》,1941年1月8日。
    2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注:在对《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与《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3772)进行统计得出1941年度统税预算收入额为108844572元。据中支那经济年报刊行会编的《中支那经济年报》第2辑(1942)(日文版)第466页记载,1941年度汪伪政府全年统税收入为1.67亿元。
    3 中支那经济年报刊行会编:《中支那经济年报》第2辑(1942)(日文版),第466页。
    4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5 以上海为例,以1937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43年指数是16602.0,1944年暴涨至250970.6。详见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49页。
    1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87页。
    2 梅思平:《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19页。伪方始终认为禁烟计划为五年,如《申报》1945年2月16日记载1935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禁烟实施办法》,规定自1936年起至1940年止为五年禁烟期限。《申报》1945年3月31日刊登的《汪主席训词全文》也是认为当时国民政府的禁烟期为五年。
    3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90页。
    4 Reins: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ium,1900-1931,,第280页,转引自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6页。
    1 Reins: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ium,1900—1931,第280页,转引自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6页。
    2(日)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205页,转引自经盛鸿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922页。
    3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95页。
    4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95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49页。魏斐德在其著作《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与李恩涵在《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96等页中均将“戒烟总局”误称为“禁烟局”,实际上,“禁烟局”是汪伪政府成立后才出现的机构。梅思平在《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中交代,1938年维新政府援照华北临时政府的成例,于行政院下设立戒烟总局,1940年3月初,戒烟总局移归内政部管辖。
    6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版,第351-352页。
    7(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著、芮传明译:《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第6页。
    8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版,第350、352页。
    9 梅思平:《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1页。
    10 梅思平:《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 版,第421页。
    1 王宏斌著:《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05页。
    2 王宏斌著:《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05页。
    3 张铨、庄志龄、陈正卿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326页,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版,第356页。
    4 李恩涵在《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一文中认为宏济善堂成立于1938年3月,系仿照1914年在大连为贩卖鸦片而成立的宏济善堂。
    5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版,第354页。
    6 盛文颐,号幼盫,又称盛老三,是盛宣怀侄子。对于宏济善堂的理事长,也有记载认为宏济善堂没有设理事长,或认为是由里见甫兼。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4页,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93页以及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264页,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498页。
    7 梅思平:《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1页。
    8 又名李见夫、李鸣,日本浪人。日本大仓商事株式会社社员,久住中国。上海沦陷后,在日本特务部的指使下,支持盛文颐开设宏济善堂,并“负责搬运、分配、贩卖鸦片”事宜。见(日)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 2003年版,第513页。
    9 张铨、庄志龄、陈正卿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327页。
    10 输往华中地区的毒品由日本“在热河华北一带用兵舰运来”,另外还有从伊朗、“东北热察绥各省及张家口、大连”一带运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501、504页。
    1(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著、芮传明译:《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第6页,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0页。
    2 《申报》,1945年2月16日。
    3 即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伪特务委员会所属特工总指挥部下辖的特工,因总部设在当时上海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
    4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229页。
    5 陶希圣著:《日本经济独占组织》,转引自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1940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390页。
    6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37页。
    7 王宏斌著:《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13页、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9页。
    1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9页。
    2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506页。
    3 如1938年秋至1939年间,自大连输入的鸦片每两价格为10元,通过华中宏济善堂批发给南京的土膏行商,每两价格就涨到19元。由此可见宏济善堂收入之一斑。见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0页。
    4 梅思平:《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0-421页。
    5 梅思平:《办理禁烟之经过情形》,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1页。
    6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18页。
    7 《申报》,1945年2月16日。
    8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96页。
    9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1页。
    10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1页。
    1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96-197页。
    2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96-197页。
    3 《修正维新政府戒烟制度要纲说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内政部档案,2010-6203。转引自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1998年6月),第197页。
    4 张效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第369页。
    5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00页。
    6 《1941——1942特税、统税收入及有关文件》,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1)-3330。
    7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210-211页。
    8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3页。
    1 1944年度汪伪政府的总收入是120.5亿元。见《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2 李恩涵:《日本在华中的贩毒活动(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79页。
    3 《民国日报》(南京),1941年12月29日。
    4 中支那经济年报刊行会编:《中支那经济年报》第2辑(1942)(日文版),第466页。
    5 《财政部、局拟定各项税收办法》,上海档案馆藏档案,R48—1—132。
    6 1942年度汪伪政府的特税收入为32001632.53元,占财政收入的5.92%。据《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计算而得。
    1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1号,第51页。
    2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2号,第124页。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6号,第60页。
    4 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所编:《经济研究》第一卷第2期,第126页。
    5 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所编:《经济研究》第一卷第2期,第126页。
    6 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所编:《经济研究》第一卷第2期,第125页。
    7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2号,第79页。
    8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2号,第79页。
    9 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所编:《经济研究》第一卷第2期,第125页。
    10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1号,第51页。
    1 《消费特税收支表》,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439。
    2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3 《周总裁在沪行周年纪念演词》,《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2号,第70页。
    4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82页。
    5 1942年上半年伪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2.36%,下半年则高达43.38%。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398页。
    7 陈禾章、沈雷春、张韵华编著:《中国战时经济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3年版,第20页。
    8 侯坤宏著:《抗战时期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台湾国史馆 2000年版,第36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1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1页。
    3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抗战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无出版社,1943年版,第80页。
    4 安定金融债券虽遭到上海各行庄的抵制,但各行庄仍被迫购买了493.3万元,其余的基本由中央储备银行承受。见戴建兵、王晓岚著:《罪恶的战争之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35页。
    5 具体内容见本章第二节有关汪伪政府财政支出的阐述。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2页。
    2 《申报年鉴》(1944年),第22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3页。
    4 参见戴建兵、王晓岚著:《罪恶的战争之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36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7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312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4-856页。
    2 戴建兵、王晓岚著:《罪恶的战争之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38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859-860页。
    1 戴建兵、王晓岚著:《罪恶的战争之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43页。
    2 《申报》,1945年7月30日。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5、6号合刊,第86页。
    4 《申报》,1945年7月30日。
    1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63页。
    2 戴建兵、王晓岚著:《罪恶的战争之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152页。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5、6号合刊,第86页。
    4 《申报》,1945年7月4日。
    5 《申报》,1945年8月3日。
    6 孙修福主编:《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年版,第422页。
    1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30页。
    2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第13页,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18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17页,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7页,(日)罔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経済新报社昭和49年版,第216页,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址:www.jacar.go.jp)的档案A—0720记载,从1939年10月以后,每月费用为400万元。
    3 Gerald E.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72,P255.
    4 《中美日报》,1940年4月6日。
    5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13页。
    6 汪大义编:《汪日密约》,岭南出版社出版,无出版时间,第34页。
    7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271页。
    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481页。
    2 《申报年鉴》(1944年),第37页。
    3 李广在《抗日战争时期苏南与苏中的反清乡斗争》一文中认为伪府“乞得五亿日元作为清乡经费”的说法有误,应为3亿日元,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29页。
    4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一卷第3号,第98页。
    5 《中报》,1941年7月3日,《财经新闻剪报》,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653。
    6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484页。
    7 《民国日报》(南京),1943年3月30日。
    8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480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6页。
    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574页。
    3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626页。
    4 李安庆编选:《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第76页,Gerald E.Bunker: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72,P274,《向日寇银行签订发行中储券准备金借款1亿日元和4亿日元的契约书及有关文件》,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0页。
    5 《政治月刊》第四卷第2期。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884页,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第633页,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67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884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6页。
    2 李安庆编选:《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各银行》,《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第77页。
    3 前者借款以中储行或汪伪政府“所有之特别圆或股票”作为担保品,后者以华北各海关收入存款为还款的款。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5-886页。
    4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版,第916页。
    1 根据《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计算得出。
    2 《1941——1945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
    3 《汪伪国家总预算》,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5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298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298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23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411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9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版,第433-434页。
    3 胡泽吾:《汪伪内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29页。
    4 胡泽吾:《汪伪内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29-130页。
    5 胡幼植、傅大兴:《汪伪政权“建军”拾零》,《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99辑)(总第9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年版,第179页。
    1 《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
    2 《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3772。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4 《汇集敌伪财政动态总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财政档案,L057—010—0159。
    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167页,汪曼云:《千里哀鸿说“清乡”》,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279页。
    6 汪曼云:《千里哀鸿说“清乡”》,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7 具体参阅潘敏著:《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128-134页。
    8 《汪伪国家总预算》,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57。
    9 这是预算数字。汪伪政府财政支出中“补助费”项包括给各省市的补助费与支付给日军的特别治安协助费两个内容。1941年度,伪府给地方的补助费是13102236元,特别治安协助费是2268万元,合计35782236元(根据《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与《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计算得出)。而该年的伪府国库收支表中“补助费”支出是29673697元(见《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比预算数少了6108539元,因为国库收支表中未分支出细目,遂无从比较减少额是地方补助费还是特别治安协助费。但从伪府每年特别治安协助费数额逐渐减少的预算中推测,国库收支表中减少的数额可能是特别治安协助费的减少。
    1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62页。
    2 《汇集敌伪财政动态总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财政档案,L057—010—0159。
    3 张生等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 2003年版,第70页。
    4 李士群:《在江苏财政会议上的讲话》,《清乡新报》,1942年12月8日。
    5 《汇集敌伪财政动态总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财政档案,L057—010—0156。
    6 《申报年鉴》(1944年),第1078页。
    7 1941年度各省解款中央数为近1100万元,而1942年度达到了2100多万元,1943年达到了2.14亿元。见《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1 陈毅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认为伪府第一次清乡行政会议上提出拨款6000万元作为清乡经费,应该是当时为了政治宣传需要而夸大了数字。伪府的任何中央级费用支出部必须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因此,本文中所引用的1941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的清乡费用1200万元,应是比较确切的数字。陈毅一文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所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本文转引自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7页。
    2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187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4 第49次伪府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1200万元的清乡费,加上追加的780万元,共1980万元。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6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26。
    1 根据《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3772),《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计算得出。因无法查阅到汪伪政府每年财政实际支出的细目,只好以概算数额取代。不过,概算的制定一般均要参考上半年的财政支出情况,遂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2 《申报年鉴》(1944年),第16页。
    3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政会档案,2006-201。
    4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政会档案,2006-201。
    1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2 因伪府的国库收支表中没有各项支出的细目,为便于比较伪府军务费与经济建设费的多寡,本文只得引用伪府预算的数额。预算与实际支出有一定的差距,但从每年的预算数仍可看出伪府财政支出的趋势。
    1《财政评论》第十一卷第2号,第124页。
    2 1943年度军务费月平均增加2178万余元,加成费月平均增加750万元;而为发展产业,仅在下半年每月增加近525.8万元。具体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7册第23页、第20册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1 在汪伪政府1943年度财政收支表中,收入为2 601 022 469元,支出为1 175 092 574元。《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2页。
    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1 汪精卫:《在上海招待外国记者谈话》,《中华日报》,1939年9月8日,转引自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页。
    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3页。
    3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1页。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页。
    5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234页。
    6 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8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申报年鉴》(1944年),第549页。
    1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0-681页。
    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77页,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页。
    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177页,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91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页。
    4 《申报年鉴》(1944年),第6页。
    5 《申报年鉴》(1944年),第6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编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第56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0页。
    1 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1、6页。
    2 马寅初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上册),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4 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127页。
    1 孙翊刚主编:《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2 上海市档案馆藏:《财政部财政会议意见》,R32-1-51。
    3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4 王琪延主编:《大众常用经济词典》,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2 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7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份卷宗号为2041(2)-116的《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档案,这是惟一的一份出现“决算”字样的资料,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该资料也不是真正的政府决算报告表,而只是后人对汪伪政府档案进行整理时所编的档案名,并非汪伪政府时期的决算报告。
    1 孙文基、魏晓锋主编:《财政与金融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2 时新荣、郑礼明主编:《财政与金融》,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第42页。
    3 《财政部行政工作报告》,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915。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5 《汇集敌伪财政动态总资料》,浙江省档案馆藏财政档案,L057-010-0156。
    6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1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347页、《南京新报》1941年3月31日。
    2 如1940年5月11日,周佛海“核(1940年)五六月份预算,令人心焦”。见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5月22日,汪精卫为海军预算问题而“心情恶劣”。见《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298页。5月29日,周佛海因军费问题,“与任援道争执”。见《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301页。
    3 《汪伪国家总预算》,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57,《南京新报》,1941年4月4日。
    4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页。
    5 《南京新报》,1941年4月4日。
    6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注:此处的1941年度时间从1941年4月1日——1942年3月31日。
    7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5页。
    1 具体见第二章第二节内容。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400页。
    3 1942年4月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标志着日本丧失了制空权。
    4 《财政评论》第十一卷第2期,第124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7 银行学会编印:《银行周报》第二十九卷第9—12期合刊,第4页。
    8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109页,《申报》,1943年12月14日。
    9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2页。
    1 《1941——1945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
    2 《申报》1945年3月15日、《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4号,第80页。
    3 《1941——1945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
    4 《本部拟由国库向中央储备银行透支》,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050。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6 马寅初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上册),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 在伪府的财政概算表上,可以看到的对日本的直接支持的仅有一项是“补助费”中的“特别治安协助费”,而且逐年减少。其中1941年度支付2268万元,1942年度支付1620万元,1943年度支付1230万元,1944年度上半年支付2610万元,随后就不再支付。1944年数额增加是因为通货膨胀的缘故,不是实际值的增加。见《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28、《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3772、《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二档馆藏汪伪中政会档案,2006-201。
    2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汪伪政府掀起第一次增税高潮。1941年11月4日,伪行政院会议通过《通行税则条例》,规定:“凡飞机、火车、电车、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及船舶之乘客,依照本条例之规定,征收通行税”,“通行税按票价最高征收10%”。12月16日,伪行政院又决定增加糖类及化妆品特别税。1942年新年伊始,汪伪行政院的第一次会议,便决定大幅度提高棉纺品和麦粉统税税率,提高幅度竟达100%。3月,又决定对桐油、茶叶、猪鬃、禽毛等征收临时特税。见费正、李作民、张家骥著:《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00页。
    3 在汪伪财政预算中,事业费、总预备费、抚恤费中均含有与军事支出有关的费用。
    4 1941年10月23日汪伪中政会第68次会议通过追加军事预备费600万元,1942年6月11日第97次会议通过追加军事预备费400万元,这些军事预备费全部用于清乡;1942年12月17日第119次会议又通过追加治安预备费、其他税警经费及总预备费共1380万元。
    1 麦履康、黄挹卿主编:《中国政府预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 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伪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1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馆藏档案:《对支局设置ニ関スル件》,资—00356-100,转引自(日)久保亨著、张美珍译:《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中国调查》,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2 日本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務省の百年》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83页,转引自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3(日)久保亨著、张美珍译:《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中国调查》,
    4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1页。
    1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页。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4-285页。
    3 关捷主编:《日本侵华政策与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291页。
    1(日)汤泽三千男演说:《如何协助华北政权》(1938年5月),《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卷四,第130-135页。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2 天津市档案馆藏:《政府聘用顾问约定》、《附属约定》,1-3-1660。
    3 详见(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99-100、109、116-117、131页。
    4 闻少华著:《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6页。
    6 《关于顾问文件》,二档馆藏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档案,2104-89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4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顾问文件》,二档馆藏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档案,2104-89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5页。
    8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3页。
    9 闻少华著:《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蔡德金著:《讨逆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0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5页。
    1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页
    2(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5页。
    3 闻少华著:《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页,闻少华著:《汪伪政权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5(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6页。
    6 在1939年底汪日签订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协议书类》“秘密谅解事项”之第六项中规定“中国中央政府可以聘请财政、经济、自然科学的各种技术顾问”,“中国最高军事机构可以聘请军事顾问”等等,均用了“聘请”字样。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9页。
    7(日)冈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27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期第168页。
    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551页。
    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3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第756页,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时间,第15页。
    4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页。
    5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时间,第13页。
    6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7 王晓华、张庆军著:《大红大黑周佛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8 胡宣同:《中央储备银行见闻》,《中央银行史话》(附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45-146页。
    1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江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2(日)冈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28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期第168页。
    3(日)冈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28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期第169页。
    4 《汉口市政府及各局人员任免文件、履历、日籍顾问名单、该府重要工作报告表》,二档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3(4)-630,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
    5(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Ⅱ,台湾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174页。
    6(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原书房1969年版,第578页。
    7 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1 《税务署等机关日籍顾问》,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2011。
    2(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3 胡英甫:《汪精卫之死》,《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9辑(总第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
    1(日)冈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29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期第170页。
    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页。
    3(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43页。
    4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职员有关请假等事项、条例及中日经济合作基本问题》,二档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3(4)-133。该档案没有时间记录,笔者估计为汪伪政府初立时的档案。
    5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1号,第75页。
    1 《财政部及所属机关工作报告》,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50。
    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
    3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4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5 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三卷第6期,第158页。
    6(日)冈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17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期,第163页。
    1(日)冈田酉次著:《日中战争裹方记》,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217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期,第163页。
    2(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43页。
    3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4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5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6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1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2 1941年7月前,武汉地区的盐税每担仅征日金1.5元,7月起每担才加征2.5元,合为日金4元。见《申报年鉴》(1944年),第625页。
    3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112页。
    4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1号,第112页。
    1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一卷第2号,第1页。
    2 《中华日报》,1940年4月1日。
    3 王晓华、张庆军著:《大红大黑周佛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4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5 周佛海在1940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中央银行前途暗淡,日军部既因维持军票反对发行钞,大藏省又不愿将华兴之外汇交回,中行能否成立,殊为疑问。”见《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285页。
    6 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02页。
    1 “桐工作”,指日本特务机关的铃木中佐在香港与重庆方面假冒的“宋子良”进行秘密谈判工作。日本期望通过这一谈判,能够在1940年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而重庆方面则以此来拖延日本政府对汪政权的承认。
    2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编:《中外经济年报》(1940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3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4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3页。
    5 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6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4页。
    1(日)清水善俊著:《中国事变军票史》(非卖品),1971年版,第174-175页。
    2 觉书,即备忘录、协议书的意思。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1-962页。
    4 伪府为表明其是国民政府合法的继承者,对自己发行的货币亦称为“法币”或“新法币”(俗称“储备券”),而将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称为“旧法币”。后人从研究角度出发,一般将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通称为“中储券”。
    5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4号,第76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32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0页。
    2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第252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2页。
    4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20页。
    5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第101页。
    6 陆志濂:《上海“孤岛”时期的对外贸易》,《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第50页。
    7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26页,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第318页。
    8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第236页。
    9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27页,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第318页。
    10 此时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151亿元。见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6年版,第101页。
    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页。
    2 1939年至1941年,日本为扩大战争而抢购战略物资,至1941年12月,日本向美国累计支付黄金609吨,黄金储备降到不足8吨。由此可见法币可自由兑换外汇对日本的重要性。见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 塞藏:《战后上海的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第14页。转引自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3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1页。
    5(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6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1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1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43页。
    2 《关于日寇军队特务机关等借兑国民党法币的文件》,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1)-2739。
    3 《关于日寇军队特务机关等借兑国民党法币的文件》,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1)-2739。
    4 根据《关于日寇军队特务机关等借兑国民党法币的文件》(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1)-2739)计算所得。
    5(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注:如果按作者所引的原材料,确切数字以表4-4为准。
    1 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五卷第2期,第61页。
    2(日)清水善俊著:《中国事变军票史》(非卖品),1971年版,第3-4页。
    3(日)清水善俊著:《中国事变军票史》(非卖品),1971年版,第4页。
    4 吴广义著:《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5 张慕清:《华中币制统一过程》,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四卷第9号,第1页。
    6 Commerce and Finance Vol.37,No1,Jan.1,1941.转引自龚家麟:《论“储备券”之前途》,财政评论社:《财政评论》第五卷第2期,第62页,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7 Monthly Trade Report,China,Aug.15,1940,Prepared by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Attache,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转引自龚家麟:《论“储备券”之前途》,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五卷第2期,第62页。
    1 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页。
    3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394页。
    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5页。
    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2页。
    1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50页,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0页。
    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另见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3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5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6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63.
    1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5页。
    3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0页。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0页。
    5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0页。
    1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3页,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A—0723(网址:www.jacar.go.jp)。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8页。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页。
    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页。
    1 程华:《日军卵翼下的伪湖北省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2页。
    2 程华:《日军卵翼下的伪湖北省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8-899页。
    3 傅大兴:《汪伪时期江西省情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4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1页。
    5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1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2 王晓华、张庆军著:《大红大黑周佛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3(日)信夫清三郎等著:《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7页。
    4 1940年4月份伪府中央概算华北将解缴200万元,但分文未收;5月份之后,甚至将概算中的“华北各项收入解缴数”这一目划去。从此,在伪府中央的概算书中,再未出现对华北财政收入的概算。见《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5 “社论”,《中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转引自问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伪中央的对抗》,《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05页。
    6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7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8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9 《华北中央税卷》,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329、《汪伪财政部有关税款事宜卷》,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91。
    1 此处1941年度收入已扣除1940年度剩余的5555万元。
    2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85页。
    3 尽管表格作者未指明华北的总收入是否已扣除应解缴伪府“中央”的税收款,不过根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1373页所示数据,应是已扣除解缴伪府“中央”,税款后的收入。
    4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1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2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1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1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2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3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1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2 《华北统税公署向苏浙皖税务总局结算南北互运统税税款》,二档馆藏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2005(1)-266。
    3 在1941年度华北政务委员会岁出岁入概算总表中,岁入中确实有“中央政府还款500万元”一项,不知是否包括这笔“欠拨税款”。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4 《华北中央税》,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329。
    5 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止,对海州盐场出产的盐征税额即达1800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售盐所得。见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59页。
    6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58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大社2002年版,第306页。
    2 1942年1月,汪伪政府在徐州设立了苏淮特别行政区,不久又成立公署。1942年2月19日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成立。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1册),广西师大社2002年版,第242页。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页。
    5 汪正禾:《一年间的国内大事》,《申报年鉴》(1944年),第9页。
    1 汪正禾:《一年间的国内大事》,《申报年鉴》(1944年),第9页。
    2 汪正禾:《一年间的国内大事》,《申报年鉴》(1944年),第9页。
    1 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62页。
    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前言”第2页。
    1(日)久保亨著、张美珍译:《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中国调查》,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2 汪精卫等人所提出的所谓的“和平运动”,就是不愿抗日的对日投降的妥协。以周佛海、梅思平等为首的一批对抗日前途悲观的国民党人在抗战爆发后即暗地策划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3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54-155页。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前言”第1-2页,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49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2-463页。
    2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51页,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1页。
    3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页。
    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一 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1 F.M.Fisher著、于希武译:《日本开发华北经济资源的困难》,《日本的经济危机》,时与潮社1939年版,第51页。
    2 帆足计著、榷山译:《战时日本输出贸易的衰退》,《日本的经济危机》,时与潮社1939年版,第32页。
    3 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7页。
    4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51-152页。
    5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6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64页。
    1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65-166页,蔡德金:《关于<汪日密约>的谈判、签约与被揭露》,《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2期,第42页。
    2 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3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为显示其军事威力,悍然发动了挑衅苏联的“诺门坎战役”,但以失败告终。9月,日苏签订了停战条约。“诺门坎事件”暴露了日本对苏军事战备的弱点,使日本不得不又重视起对苏的军事战备。
    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1页。
    5 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
    6 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7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391页。
    1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7-448页。
    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587页。
    3 1939年7月,汪精卫到广东,呼吁历来反对蒋介石的张发奎和邓龙光邓部队局部停战,却遭到了失败。而且在重庆政府特工暗杀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汪精卫等人的生命安全都已失去保障,不得不在日本的军事力量保护下成立所谓的“新中央政府”。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9页,《<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及附录》,《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32页。
    5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2页。
    6 汪伪政府原计划于1939年10月10日、11月12日、1940年元旦、2月22日、3月26日成立,但均因日本的干涉,被迫不断延缓成立的时间。具体见徐少红:《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民国春秋》1992 年第2期。
    1 4月20日,中美签订了《华锡借款合约》,美国将贷款2000万美元给中国,中国则以4万吨的滇锡为抵押,分7年偿清。
    2 在日本档案中,近代日本一般称中国为“支那”。从伪满洲国成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日本政府所称之“支那”并不是指整个中国,仅指“关内中国”。并在地理概念上,把关内分为“北支”、“中支”和“南支”三大部分,“北支”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华北地区,“中支”指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省份,大致为今天的华东地区,当时被称为“华中”,“南支”系指今天的华南地区。
    3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4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5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235页。
    6 《中央导报》第三卷第34期。
    7 《财政部长周佛海氏谈财政部施政方针》,《中华日报》,1940年4月1日。
    8 《中华日报》,1940年4月1日。
    1 “查现今徘徊于投机和囤积的资金,约达数十万万元之巨。”仁林:《上海金融的病态及其对策》,财政评论社编印:《财政评论》第一卷第7号,第25页。
    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171页。
    3 战前,上海人口号称350万,1938年下半年仅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人口就增至450万人。见王季深编:《战时上海经济》,无出版社,1945年版,第14页。
    4 孙礼榆:《最近上海物价之飞涨》,《金融周报》第9卷第7、8期合刊,转引自潘连贵著:《上海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170页。
    2 《民国日报》,1942年1月1日、《南京新报》,1941年4月4日。
    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171页。
    4 《民国日报》,1942年1月1日,《南京新报》,1941年4月4日。
    5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347页,《南京新报》,1941年3月31日。
    1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1948年版,第475页。
    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171页。
    3 浙江省档案馆藏:《汇集敌伪财政动态总资料》,L057-010-0156。
    4 《南京新报》,1941年1月19日。
    5 《财政部行政工作报告》,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915。
    6 据伪府财政部报告,1940年4—12月,伪府财政“收入部分盈收及支出节余除拨凑中央储备银行基金外,实存五千八百四十六万九千五百五十七元四角六分”。见《一九四二年度上半年概算中与日本有关各款清单》,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4620。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420页也记有1940年伪府财政节余“大约共有五千六百万元”。
    7 但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的《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非卖品)(无出版社,1941年版)第62页中,推算伪府在1940年度“全年度亏空额闻达八千万元”,此数据仅是编者以伪府1940年4月1日至15日的税款收入为基数来推算伪府的全年收入,再与其支出额相比较,得出1940年度伪府财政亏空数。笔者认为不够准确,毕竟推算与实际收入有一定差距,而且4月份为伪府刚刚成立之时,许多收入还未到账,以1日至15日为基数,过于武断。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
    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3 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昭和十六年即1941年。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46页。
    5 1939年12月,日本参谋本部特务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与自称是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国民党特工进行停战谈判。重庆方面达到以此谈判拖延日本对汪伪政府的承认的目的。9月后日本在与重庆停战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在1940年11月30日与汪伪政府签订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了汪伪政府。
    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0页。
    7 汤重南、汪淼、强国、韩文娟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980页。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页。
    2 “南洋”,即现在的东南亚地区,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西马来西亚及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部分,马来群岛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和东马来西亚部分等(见《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但当时“南洋”一词对日本政府来说,是“包括澳大利亚的整个南太平洋地区”(见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具体指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外南洋全域、菲律宾、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与地区。
    3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4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3页。
    5 1940年4月,在华日军总兵力达到85万人。日本计划在本年11月底将在华兵力控制在72万。
    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页。
    7 日本的财政年度是从当年的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
    8 1940年3月军票暴跌的原因有:1940年日本中国派遣军发动了宜昌、襄阳战役,军费消耗急剧上升:日军为实现对华中的长期占领,加大了对该地区矿产、电力、棉、丝等物资的掠夺性“开发”,使军票资金投放量增长100%以上;为华北日军代采购军米等军需物资,华中日军垫付了大量军票资金,使军票的流通量大为膨胀。与此同时,支持军票币值的日军物资供给却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曾许下开放长江的诺言,市场上已出现了储存货币以备采购内地物资的势头,却因在华日军反对,内地物资未能运来;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于1939年底因国内电力不足引发了生产力的严重衰退,使出口华中的物资大幅度削减。这些原因造成了军票与法币兑换率的下跌,1939年底,军票与法币的比率维持在75:100上下,1940年3月比率却一度跌破了85:100。详见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
    1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8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1页。
    4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30页。
    1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2 百团大战发起于1940年8月20日,11月底结束。八路军针对华北地区日军控制的交通线和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奇袭,共发动了1824次大小战役,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共达4.64万余人,使日军惊呼:“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详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93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7页。
    4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页。
    5 日本在1940年度比1939年度削减对华战费1/3的基础上,1941年度又比1940年度减少了1/3的对华军费。其中要求华中地区承担1.5亿日元,华中地区实际承担了1亿日元的日军军费。这1亿日元中,汪伪政府与武汉地区分担了约4000万日元,剩余的由民间团体以“国防献金”的名义支付。见(日)清水善俊著:《中国事变军票史》(非卖品),1971年日文版,第198、199页。
    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页,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2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1948年版,第476页。
    3 上海的进出口贸易,1940年和1941年的绝对输出额都比1936年高出5倍左右,输出贸易在全国的比重,从1936年的51.3%,增加为1941年70.9%。见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1 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67.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332页。
    4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5 1943年5月2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议决,将已不适合现状机构的清乡委员会撤销,所有清乡事务改归伪府行政院统率办理,各地清乡事务由各省市政府负责。随后在伪府行政院内设置了清乡事务局。1944年8月以后,清乡事实上不再进行。见《申报年鉴》(1944年),第1066页、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6 张生认为,汪伪政府在“清乡”事务上并不是像以往研究认为的那样,是被动的,而是一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试图在“清乡”中达到有效控制其统治区域,争取沦陷区更多民众的支持的目的。具体见张生等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第三章《华东地区日伪关系实证研究之一——以“清乡”为例》,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1 戴建兵著:《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2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页。
    3(日)清水善俊著:《中国事变军票史》(非卖品),1971年日文版,第199页。
    4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7页。
    5 当时华中沦陷区流通的法币、军票、华兴券与中储券中,只有法币可以直接兑换外汇。
    6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7 如,1941年1月9日,上海银行业、钱业公会举行代表会议,根据重庆当局的指示,拟定了拒用中储券的办法;上海公共租界内各商店拒用中储券、各银行储蓄柜拒收中储券;上海中中交农四行在被迫收存伪府当局强行存储的中储券时,在存单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时仍以原券支付”,以示抵制,还把收到的中储券集中汇解英国的汇丰银行,然后向中储行兑换法币。民众也拒用中储券,百货公司的营业员拒收中储券,等等。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
    2 具体内容见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63页。
    3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318、101页。
    4 据雷国山考证,日本最早提出“东亚新秩序”论是在1937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招待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宴席上。见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 雷国山著:《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
    1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页。
    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8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具体的数字可见拙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72页。
    2 1942年上半年伪府军事预备费为600万元,但至6月份,即追加了400万元;12月又追加了治安预备费与总预备费共1190万元。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册第42页、第15册第378页。
    3 据伪府财政部呈报,仅1942年上半年其财政支出,“共亏一万万余元”,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4 在日本对美作战部署中,对在华的中国派遣军的指令就有“竭力减轻我对中国战场的负担。不仅如此,为了尽量支援南方作战的完成,……中国方面并须对战略物资起到总兵站基地的作用”内容。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6-717页。
    1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2 5月27日,伪府宣布禁止法币在华中沦陷区流通:6月8-21日,首先在苏、浙、皖三省与京、沪两市强制实行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
    3 3月23日起,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00:77,5月20日则降为100:74,21日又降为100:71,22日为100:66,23日为100:60,至26日则为100:50。此后的兑换率一直保持在100:50。
    4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5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81页。
    1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7号,第91页,《申报》,1942年6月16日。
    2 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3 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4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经理部:《关于以储备券支付部分军费事项》,昭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1942年9月22日),上海档案馆藏。转引自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第177页。
    5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经理部:《关于军队自设物资交换所以军票、储备券两种货币销售等通知》,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942年11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6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二卷第12号,第79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0页。
    8 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65页。另见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 刊》第二卷第8号,第71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884页。另见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第633页,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167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1997年版,第884页。
    3 张铨、庄志龄、陈正卿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4 Auther·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第366页。
    5 根据《1941、1942、1943年度上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会档案,2041(2)-128)与《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下半年国家收支总概算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3772)统计得出。
    6 郑友揆编:《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7 如,1942年2月份,关税收入仅为600万元,“嗣经积极整理后”,至3月份进出口税亦仅增加了300万元。见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中央经济月刊》第三卷第1号,第6页。
    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301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2 《太平洋战争前后日军实行华中金融统制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第15页。
    3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1 《本部施政概况》,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49。
    2 《国民政府还都及参战后之财政实施概况统计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49。
    3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71、675、677页等。
    4 1942年8月开始,中储行与日本正金银行签订了“军用票及中储券互相存放款契约”,由中储行以100:18的比率向日方支付中储券。从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所编的《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第63页中的“中储行存放正金银行日元收付统计表”可以估算1942年8——12月中储行的日元存放额折算成中储券,其数目应该不菲。因此很有可能1942年度汪伪政府的财政支出即已超出了收入。
    1 以1936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1,1941年度是10.892,1942年度则达35.274。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7年版,第548页。即使根据汪伪政府1944年保守统计,以1940年的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42年则达到了475,是1941年195的2.6倍强。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2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1 据1941年初的统计:美国煤炭的产量是日本的7倍,钢铁是10倍,原油是475倍,生铁是12倍,发电量是5倍。详见蒲瑞元:《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文集》,第202页,转引自汪熙:《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第68页。
    2 汪熙:《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第68页。
    3 源于1942年4月18日美军空袭东京,使日本日感威胁。
    4(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Ⅱ,台湾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174页。
    5(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Ⅲ,台湾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221页。
    1 财政评论社:《财政评论》第七卷第1期,第224-225页。
    2 财政评论社:《财政评论》第七卷第1期,第224页。
    3(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Ⅲ,台湾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221页。
    4 汤重南、汪淼、强国、韩文娟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8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0页。
    2 《申报》,1943年3月13日。
    3(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1 李安庆:《试谈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民国档案》1982年第4期,第132页。
    2 《日本的货币》,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47页。
    3(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4(日)清水善俊:《中国事变军票史》后篇第六章附记,《停止军票再发行后当地通货金融状况》(非卖品),1971年版,第317页。
    5(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6(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1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64页,安慧编:《梦幻石头城:汪伪国民政府实录》,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2(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3 逆汇,指本地用款,异地归还。
    4 姚盛祥、沈家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汪伪政权内幕》(《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江苏文史资 料》编辑部1989年出版发行,第257-258页。
    1 1942年12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内容,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420页,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3页。
    2 《申报年鉴》(1944年),第618页。
    3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汇集敌伪财政动态总资料》,L057-010-0159。
    1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53页。
    2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9页。
    3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54页。
    4 姚盛祥、沈家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汪伪政权内幕》(《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9年版,第256页,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55页。
    1 林美莉著:《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319-320页。
    2 姚盛祥、沈家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汪伪政权内幕》(《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9年版,第258页。
    3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4 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编印:《中央经济月刊》第五卷第1号,第1页、
    5 《各年度国库收支决算报告及财政部追加国家收支总概算案并附表(1941——1945)》,二档馆藏汪伪政府中储行档案,2041(2)-116。
    1 《本部拟由国库向中央储备银行透支》,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050。
    1 可喜的是,以南京大学张生等几位青年学者对这一领域做了探索。2003年12月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张生等著的《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一书,对日、伪之间既合作、勾结,又有矛盾、冲突的史实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本涉及日伪矛盾的著作。但遗憾的是,作者对日伪双方在财政方面的矛盾基本未予涉及。
    2 梅思平:《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3 周佛海在战后的《自白书》中就曾提到伪府利用了在华日本军部与大使馆的矛盾。具体见周佛海:《简单的自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1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198页。
    3 袁愈佺:《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98-999页。
    1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2 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3 1940年4—12月,苏浙皖税务总局卷烟税收入为5500万余元.1941年度为13700余万元,1942年1—7月仅近5400万元。见《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4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之现在情况及将来方案》,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5 袁愈佺:《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页。
    6 袁愈佺:《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1001页。
    7 袁愈佺:《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页。
    8 袁愈佺:《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7页。
    9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6 淮南盐区是由于治安未定,“所产盐斤时有走漏”;两浙盐区是由于日军的控制,“盐务行政尚未承移交”给伪府;松江盐区的盐斤销售因为日本涡川部队的支持,被奉贤合作社垄断,伪府对该地的“产盐纳税丝毫不能干涉”。见《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5026。
    7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8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5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将德源公司成立时间记为1938年,此记录与史实不符。
    6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财政部行政工作报告》(1941)(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915)中亦记录有通源抬价居奇的行为。
    4 竹内提出:《有关新中央政府财政问题对日本方面的希望》,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6 丁长清、刘佛丁著:《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
    7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1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评资料选编》(内部参考资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印行,第246、250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3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6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7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1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2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3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42页。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5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页。
    6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3页。
    8 《财政部主管关盐统三税及货币金融现在情形及将来方策》(1942),二档馆藏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2063-1955。
    1 中央储备银行在1941年1月成立后,日本在中储行内设立了先后由37人任职的顾问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储券和攻击法币的力度,1942年1月31日日本兴亚院连络委员会制定了《大东亚战争开始后华中通货金融临时处理要纲》,提出“鉴于储备银行必须尽可能早日成为我方筹措军费及其他必需资金的银行起见,应即相应对该行顾问制度进行调整扩充,进一步加强我方对该行的控制,同时使该行的经营得以全面配合我方的政策”。详见(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2 傅文龄主编:《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9页。
    3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47页。
    4 《中央储备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间之互相存款契约书》,二档馆藏汪伪政府档案,转引自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2页。
    5(日)浅田乔二著、袁愈佺译:《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6 安慧编:《梦幻石头城:汪伪国民政府实录》,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7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65页。
    1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中华民国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2 《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1印刷,第289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第25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4 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而进行的伪日谈判结果,日本所获得的权利与利益包括有:(一)地域性实权的掌握:1、蒙疆的总括性的实权;2、华北的国防上和经济上的实权;3、对上海、厦门的支配权;4、海南岛及附近岛屿的军事权及资源开发权。(二)军事实权的掌握:1、防共驻屯权;2、治安驻屯权:(1)厦门、海南岛及附近诸岛屿海军部队的驻屯;(2)其他驻屯;3、在驻屯区及与之相关地区,日本在军事上对铁道、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及水路的要求得到确保;4、通过军事顾问及教官,对中国军队内部领导权的确保。(三)经济权益的获得:甲、全中国:1、关于航空的支配性的地位;2、关于开发与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企业权(华北日本优先,其他地方日华对等);3、日华之间及中国沿海主要海运的参与权;4、关税和海关手续上的亲日政策;5、通过招聘日本财政、经济、技术顾问进入中央政府而确保执行日本政策。乙、蒙疆:对于经济的全面领导权及参与权。丙、华北:1、关于铁道的实权;2、关于通讯(不含有线电讯)的日华共同经营权(日本优先);3、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需的埋藏资源的开发利用权;4、国防所必需的特定事业的合办参与权(日本优先)。丁、扬子江下游地区:1、通过设置日华经济协议会而确保对贸易、金融、产业及交通等等的日华协议权;2、通过招聘技术顾问及技术员而确保对上海特别市建设上的领导权。(四)政治、外交及文化上的权益:1、承认满洲国;2、外交、教育、宣传及文化等方面的协作;3、军事以外的防共协作。见(日)陆军省军务课:《日本通过现地交涉成立案所获得的重要权益》(1940年1月4日),日本みすず书房编:《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691-692页,转引自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汪伪政权全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5(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5页。
    1 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6页。
    2(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5页。
    3 汪精卫:《举一个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82页。
    4(日)池田诚编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1 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2 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3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7页。
    1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2 郑友揆、程麒荪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3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0页。
    4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5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史编写组编:《日本经济侵略的工具——记中央储备银行罪恶史》(油印本),无出版社、出版日期,第64页。
    1 蔡德金:《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争取的几个问题之我见》,《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蔡德金:《讨逆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
    2 曾业英:《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第31页。
    1 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第305页。
    2 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76页。
    3 如Parks M.Coble的Japan's New Order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1937—1945,R.Keith Schoppa的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Elite Collaboration in Occupied Shaoxing County,见David P.Barrettt和Larry N.Shyu合编的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5-179。
    4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2页。
    5 袁愈佺:《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98-999页。
    ▲汪伪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2002)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档案(全宗号2006)
    ▲汪伪政府行政院档案(全宗号2003)
    ▲汪伪政府财政部档案(全宗号2063)
    ▲汪伪政府实业部档案(全宗号2012)
    ▲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全宗号2038)
    ▲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档案(全宗号2041)
    ▲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2004)
    ▲伪维新政府档案(全宗号2001)
    ▲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2005)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档案(全宗号R1)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财政局档案(全宗号R32)
    ▲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档案(全宗号R13)
    ▲伪中央储备银行档案(全宗号Q325)
    ▲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全宗号Q198)
    ▲汪伪政府财政档案(全宗号L057、L059、L078)
    ▲伪中央储备银行档案(全宗号L028)
    ▲《银行周报》
    ▲《申报》
    ▲《中华日报》(上海)
    ▲《中报》(南京)
    ▲《中央导报》(南京)
    ▲《南京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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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年鉴》(1944年)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外经济统计汇报》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中央经济月刊》
    ▲财政评论社:《财政评论》
    ▲新中华杂志社:《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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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佛海:《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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