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长吹,夕阳西下,辞职归乡的张载经过一天的风尘,在临潼的一家馆舍住下。当晚,张载就寝时,忽地感觉到一丝异样,他心一惊,但很快又恢复了从容。他知道,虽然距离他的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已不远,但他终究看不到等候自己的亲人与弟子了,他不禁将思绪放飞至十五岁那年冬天的艰难时刻 ……
那一年,张载的父亲张迪病逝在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州的任上,张载带着五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着灵柩,欲跋山涉水归葬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家人越巴山,过汉中,出褒斜古道,千辛万苦行至郿县横渠,因前方发生了战乱,不得已滞留于此,遂将父柩葬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当时还是少年的张载,没有料到日后自己竟以横渠先生闻名于世,其道出的 “ 横渠四句 ” 也被后世士大夫奉为圭臬。
张载在父亲墓旁搭起草棚,为父守孝,日以继夜勤奋研学。张载十岁时,即已展现出非凡的气质,识者称其 “ 志气不群 ” 。张载其名,也是源自《周易 · 坤卦》中的 “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之意,所以张载字子厚,这是与其名相呼应的。有趣的是,子厚这个字也与唐代大儒柳宗元一致。
当时,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到西夏侵扰,宋廷向西夏 “ 赐 ” 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处于边境地带的张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此格外关注。为了能保家卫国,张载 “ 少喜谈兵 ” ,有志投笔从戎、收复失地。
庆历元年( 1041 年),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肃一带),形势危急,青年张载豪情勃发,奋笔疾书,写下《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他甚至打算联合知兵的朋友,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
不久,张载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前辈范仲淹,而这一番相逢则改变了张载的人生走向。在延州军府里,张载面对范仲淹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将自己对军事边防的思考与见解倾囊奉上。范仲淹作为一方统帅,不但没有轻视这个年轻人,更 “ 知其远器 ” ,断定这位小友能担大事,能传正道,于是赋予他更重的嘱托,点拨他道: “ 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 并非驰骋疆场不好,而是范仲淹认为,张载在传承道统上能有更大的贡献。
张载听取了范仲淹的劝诫,捧着范仲淹赠送的《中庸》,一头扎入经典之中,直至每字每句都咀嚼无数遍,把这本书读厚又读薄,但张载仍不满足,总觉得还有很多答案不甚明了。
于是,张载又 “ 访诸释老 ” ,遍寻佛家、道家、法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其深刻含义,学习了多年, “ 知无所得 ” ,他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最后,再次返回 “ 六经 ” ,通过这一轮博观约取,为他的学说体系积淀了丰厚的底蕴。不过,一切还需要岁月去酝酿。
嘉祐二年( 1057 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京应考,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巷,看着鳞次栉比的商铺,张载感慨万千,这里曾是他祖先生活的地方,如今,他以一名外乡人的身份来此,要用腹中的学识证明自己。
张载此次参加的科举考试,被誉为千年科举 “ 龙虎榜 ” ,此榜不仅后来出了九位宰相,还涌现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及宋代理学大家张载、程颢等,而此次主考官正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们将在不同领域照亮中华文明的星空。
已近不惑之年的张载,褪去了青年的锐气,看起来面容清癯、举止沉静,这源于他对专研学问心得的自信。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开坛讲易,一时名动京城。一日,张载遇到程颢、程颐兄弟,若论起来,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他们相互都久仰大名,自是惺惺相惜,在客栈秉烛夜谈,探讨《周易》的见解,次日,张载对他的听众讲: “ 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 ” 二程顿时名声大震,由此可见张载虚怀若谷、襟怀坦荡。与此同时,张载并不妄自菲薄,认为已寻得大道: “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
思想和学问的真谛,不能只从古书中寻求,还要在实践中探究。张载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等职, “ 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 ” ,做了许多实事好事。
张载推行德政,体恤民情,每月都设酒食款待乡老,征询老百姓对官府的意见,以广开言路,并培育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为云岩县兴办了第一所免费学堂,为穷苦子弟提供了读书机会。他还说服上官在大灾之年取数万军资救济灾民,并创 “ 兵将法 ” ,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展现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
张载曾说: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这便是 “ 民胞物与 ” 的著名主张,张载更是躬身践行者。
熙宁二年( 1069 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张载,宋神宗在召见时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答道: “ 应以古代为法,德治为本,均土地,解民困。 ” 宋神宗甚为满意,任其为崇文院校书。
当时王安石欲大力推行 “ 新法 ” ,想得到张载支持,张载的想法与苏轼相近,本身并不反对变法,而是觉得不可太急太过,提出不能 “ 教玉人追琢 ” ,但这并不符合王安石一往无前的性格。后来,张载其弟张戬也因反对变法而与王安石产生激烈矛盾,于是张载便辞官回到郿县横渠。
张载近天命之年时,也正是其思想成熟期,他 “ 俯而读,仰而思。直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 ……” 在书山之中,不仅采摘不已,而且在孜孜灌溉着自己的学说之树。他常对学生表示,天下的富贵,总有穷尽的时候,只有道义取之无穷啊。在长时间的传道授业中,最终创立了具有社会关切和务实取向的 “ 关学 ” 。
张载在去世前一年,终于写成了《正蒙》一书,这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典籍。《正蒙》中有很多张载的独创思想,正如他在芭蕉诗中所写的, “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 发扬是最好的传承,对于圣贤之言,不仅要照着解出来,还要接着说下去。
熙宁十年( 1077 年),秦凤路守帅吕大防推崇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思想,便向朝廷举荐,宋神宗召其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实现政治理想的良机,便带病入京,然而又遭挫折,辞职西归。
张载在临潼安然离世后,竟无余财成殓,他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料理后事,并护柩回到横渠。大雪纷飞,万物萧瑟,故乡的溪水只是在冻结中安眠,那不是涸竭,只等新的春天,便继续潺湲流淌,风中的枯叶也不因飘落而伤感,那不是凋零,而是归根化土,滋养大地。
张载平生或许没有历经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就像无边无际的沧海一样,深邃而辽阔,雄浑而苍茫。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的崇高境界与恢宏目标,为无数仁人志士所铭记与追随,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为民努力奋斗。(蔡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