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经文中国化
摘要
宗教中国化不仅要有外在的形式,更要有实质的内容。基督教中国化的深层内容、实质内容就是构建中国基督教自己的神学体系,而这离不开《圣经》经文的中国化。《圣经》经文的中国化涉及两个层面:经典翻译和经典诠释。经典翻译需要足够的翻译人才,当前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当致力于对《圣经》的诠释,发展出中国基督教自己的《圣经》诠释学。通过合宜的《圣经》诠释,消除教会内思想上的混乱,铲除异端邪说赖以产生的土壤,发掘优秀的宗教道德,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道德资源。
引文
(1)《汪洋在河南调研时强调: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水平,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4月18日,第3版。
(2)参见卓新平:《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再思考》,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1)卢云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立与基督教的中国化》,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第152-153页。
(2)[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正典”一词由希腊文kanōn一词演变而来,原意指用作规尺或标准的直杆,后引申为规则或标准。《圣经》正典是指“由教会公认为神启示的文献的著作目录”。[英]布鲁斯(F.F.Bruce):《圣经正典》,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1)一方面,像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和摩门教都是在基督教正典之外加添内容。洪秀全承认《圣经》(即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汉译本《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为“天书”,但他常按自己的心意批解《圣经》,他的诏书也被列为太平天国《圣经》的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明令宣布:当时的真道书是《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真天命诏书》(简称“真约”)。摩门教又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其经典包括创始人约瑟·斯密斯所翻译的《圣经》和《摩门经》。摩门教不被接纳为基督教。另一方面,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叫马吉安派的异端主张删除正典的一些内容。其创始人马吉安(Marcion)认为《新约》所启示的上帝是完全纯爱而满有怜悯的,《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罪恶世界的根源,是一个专横的暴君。他主张废除《旧约》,删除《新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他着手编订的《新约》书目,只收录《路加福音》和保罗的十封书信。马吉安异端受到当时基督教护教士的猛烈批驳。公元2世纪的教父爱任纽(Irenaeus)著有《反异端》一书,批驳马吉安的异端思想。稍后的特图良(Tertullian,150-230年)则写出五大册《驳马吉安书》。
(2)谢扶雅:《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3)参见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香港:道风书社,2018年,第21、23-28页。
(4)参见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6、115页。
(5)汪维藩:《圣言的诠释》,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9年,第148页。
(1)谢扶雅:《我们要直探耶稣》,《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6页。
(2)谢扶雅:《一个中国平信徒对新旧约的管窥》,《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21页。
(3)[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4)参见谢扶雅:《巨流点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253页;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年,第172页。
(5)谢扶雅:《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75-76页。
(1)王作安:《我们愿意看到的基督教》,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当代福音派神学家阿勒特(Craig D.Allert)指出,诉诸《圣经》为权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要诉诸恰当的解释。恰当的诠释就是教会的正典“准则”,而教会也是孕育《圣经》的地方。阿勒特:《圣经不是从天掉下来的?》,曾景恒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15年,第253页。
(3)参见骆振芳:《弘道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4年,第248-249、251-253页。
(4)《以赛亚书》41章所说的“从东方兴起一人”是指波斯王古列(居鲁士),而不是指基督弥赛亚。而《马太福音》24章的“闪电从东方发出”,只是形容当主基督降临时,一方面如同迅雷,令人措手不及,另一方面是全地的人都能看见,并不是隐藏的。
(5)参见蔡凌云、区应毓:《异端与邪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0-198页。
(6)丁光训:《怎样读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5年,第19页。
(1)“一方面,有些人的关心完全集中于个人的蒙恩,世界则是撒旦的占领区,基督的重要性仅仅限于他是个人的救主。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是由于他们对'登山宝训'和作为教师的耶稣五体投地地赞赏钦佩。”丁光训:《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2)《丁光训文集》,第84页。
(3)汪维藩:《圣言的诠释》,第156页。
(4)汪维藩:《圣言的诠释》,第159页。
(2)参见卓新平:《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再思考》,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1)卢云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立与基督教的中国化》,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二辑,第152-153页。
(2)[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正典”一词由希腊文kanōn一词演变而来,原意指用作规尺或标准的直杆,后引申为规则或标准。《圣经》正典是指“由教会公认为神启示的文献的著作目录”。[英]布鲁斯(F.F.Bruce):《圣经正典》,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1)一方面,像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和摩门教都是在基督教正典之外加添内容。洪秀全承认《圣经》(即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汉译本《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为“天书”,但他常按自己的心意批解《圣经》,他的诏书也被列为太平天国《圣经》的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明令宣布:当时的真道书是《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真天命诏书》(简称“真约”)。摩门教又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其经典包括创始人约瑟·斯密斯所翻译的《圣经》和《摩门经》。摩门教不被接纳为基督教。另一方面,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叫马吉安派的异端主张删除正典的一些内容。其创始人马吉安(Marcion)认为《新约》所启示的上帝是完全纯爱而满有怜悯的,《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罪恶世界的根源,是一个专横的暴君。他主张废除《旧约》,删除《新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他着手编订的《新约》书目,只收录《路加福音》和保罗的十封书信。马吉安异端受到当时基督教护教士的猛烈批驳。公元2世纪的教父爱任纽(Irenaeus)著有《反异端》一书,批驳马吉安的异端思想。稍后的特图良(Tertullian,150-230年)则写出五大册《驳马吉安书》。
(2)谢扶雅:《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3)参见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香港:道风书社,2018年,第21、23-28页。
(4)参见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6、115页。
(5)汪维藩:《圣言的诠释》,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9年,第148页。
(1)谢扶雅:《我们要直探耶稣》,《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6页。
(2)谢扶雅:《一个中国平信徒对新旧约的管窥》,《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21页。
(3)[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4)参见谢扶雅:《巨流点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253页;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年,第172页。
(5)谢扶雅:《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第75-76页。
(1)王作安:《我们愿意看到的基督教》,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当代福音派神学家阿勒特(Craig D.Allert)指出,诉诸《圣经》为权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要诉诸恰当的解释。恰当的诠释就是教会的正典“准则”,而教会也是孕育《圣经》的地方。阿勒特:《圣经不是从天掉下来的?》,曾景恒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15年,第253页。
(3)参见骆振芳:《弘道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4年,第248-249、251-253页。
(4)《以赛亚书》41章所说的“从东方兴起一人”是指波斯王古列(居鲁士),而不是指基督弥赛亚。而《马太福音》24章的“闪电从东方发出”,只是形容当主基督降临时,一方面如同迅雷,令人措手不及,另一方面是全地的人都能看见,并不是隐藏的。
(5)参见蔡凌云、区应毓:《异端与邪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0-198页。
(6)丁光训:《怎样读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5年,第19页。
(1)“一方面,有些人的关心完全集中于个人的蒙恩,世界则是撒旦的占领区,基督的重要性仅仅限于他是个人的救主。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是由于他们对'登山宝训'和作为教师的耶稣五体投地地赞赏钦佩。”丁光训:《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2)《丁光训文集》,第84页。
(3)汪维藩:《圣言的诠释》,第156页。
(4)汪维藩:《圣言的诠释》,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