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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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殷墟手工业作坊可分为中、南、西、东四个工业区,每区内多种手工业生产并存,工业区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补充,以满足殷商贵族、平民对产品的需求。手工业生产至少存在家族及王室等两种管理模式,以便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承与掌控。殷墟手工业布局承自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同时对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During the Yinxu Period, diversified handicraft categories represented by bronze-casting,jade working, bone processing and pottery making,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Yinxu Site. The handicraft workshop remains discovered in the past 90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laid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icrafts in Yinxu during the Yinxu Period. Roughly, the handicraft workshop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middle, south, west and east industrial zones, within each of which various handicraft categories were coexisting, and the industrial zones were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in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ristocrats and common people to their products. The handicraft productions had at least two management modes, namely the clan-managed mode and royal court-managed mode, in order to hand down and control the handicraft techniques.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icrafts in Yinxu Site is the succession of that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early Shang Dynasty, and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icraft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During the Yinxu Period, diversified handicraft categories represented by bronze-casting,jade working, bone processing and pottery making,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Yinxu Site. The handicraft workshop remains discovered in the past 90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laid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icrafts in Yinxu during the Yinxu Period. Roughly, the handicraft workshop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middle, south, west and east industrial zones, within each of which various handicraft categories were coexisting, and the industrial zones were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in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ristocrats and common people to their products. The handicraft productions had at least two management modes, namely the clan-managed mode and royal court-managed mode, in order to hand down and control the handicraft techniques.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icrafts in Yinxu Site is the succession of that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early Shang Dynasty, and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icraft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引文
[1]白云翔:《手工业考古论要》,见《东方考古》第9集下册,科学出版社,2012年。
[2]马萧林:《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3]李志鹏等:《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见《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4]孟宪武等:《殷墟都城遗址中国家掌控下的手工业作坊》,《殷都学刊》2014年第4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第8期。
[6]2016年始,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城北约10公里的辛店村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揭露许多与铸铜生产相关的遗迹。出土大量铸铜遗物,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自殷墟文化二期持续到四期,甚至更晚。此作坊距离殷墟宫殿宗庙区达10公里,远远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所认识的殷墟范围。其与殷墟都邑是何关系、作坊的规模、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等问题目前因材料所限,尚难进行充分研究。本文暂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安阳市辛店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及学术意义》,见《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7]岳洪彬、孙玲:《殷墟小屯宫殿区甲组基址的年代和性质探析》,见《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8]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
[9]岳占伟:《殷墟铸铜遗址综述》,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136、13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13]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14]石璋如:《第七次殷虚发掘:E区工作报告》,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15]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
[16]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19]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20]同[3]。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22]a.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b.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2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安阳北徐家桥村北商代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24]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任家庄南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2016~2017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25]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8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d.同[21]。1962~1964年发掘资料未发表。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2007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
[27]a.同[22]。b.同[21]。c.同[25]c。d.同[5]。e.同[25]e。
[28]a.同[22]。b.同[21]。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89号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3期。
[30]何毓灵:《试析殷墟一座玉匠墓》,见《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31]《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69页。
[32]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34]a.《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85~89页。b.《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95页。c.李阳:《殷墟北辛庄村商代遗存考察》,见《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
[35]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司空村第二次发掘报告》,台北,2008年。
[36]a.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科学出版社,1955年。b.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c.《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70~85页。
[37]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38]石璋如:《乙五基址与宾、师层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卷,1990年。
[39]Yong-ti Li,The Anyang Bronze Foundries:Archaeological Remains,Casting Technology,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Harvard University.
[40]同[9]。关于其废弃年代,主要是针对“大连坑”出土陶范年代而定。
[41]铃木舞:《关于殷墟小屯东北地铸铜作坊年代的再探讨》,见《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42]《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91页。
[43]《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92页。
[44]同[43]。
[45]同[32]。
[46]同[33]。
[47]同[35]。
[48]同[3]。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第120~131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0]陈芳妹:《小屯五座墓的青铜容器-从二里冈到典型殷墟风格的转变》,见《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正中书局,1991年。
[51]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
[52]何毓灵、岳洪彬:《洹北商城十年之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53]a.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见《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年。b.路国权:《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考古》2011年第8期。c.内田纯子:《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见《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54]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55]王学荣、何毓灵:《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相关认识》,《考古》2007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是铜圆盘,见岳洪彬、岳占伟:《试论殷墟孝民屯大型铸范的铸造工艺和器形-兼论商代盥洗礼仪》,《考古》2009年第6期。
[56]何毓灵:《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探析》,见《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57]唐际根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59]同[25]e。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61]仿铜陶礼器墓被认为与“殷纣亡国”有关,年代属商末周初。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62]岳占伟、岳洪彬:《谈谈殷墟都城的毁灭原因》,《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64]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65]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考古》2016年第5期。
[6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7]常怀颖:《郑州商城铸铜遗址研究三题》,见《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5年。
[6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69]徐昭峰:《成周城析论》,《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70]a.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科学出版社,1955年。b.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71]付仲杨:《丰镐遗址的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考古》2015年第9期。
[72]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73]许宏:《青铜的政治性消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A05版。
[74]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75]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考古》2009年第10期。
[2]马萧林:《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3]李志鹏等:《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见《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4]孟宪武等:《殷墟都城遗址中国家掌控下的手工业作坊》,《殷都学刊》2014年第4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第8期。
[6]2016年始,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城北约10公里的辛店村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揭露许多与铸铜生产相关的遗迹。出土大量铸铜遗物,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自殷墟文化二期持续到四期,甚至更晚。此作坊距离殷墟宫殿宗庙区达10公里,远远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所认识的殷墟范围。其与殷墟都邑是何关系、作坊的规模、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等问题目前因材料所限,尚难进行充分研究。本文暂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安阳市辛店商代铸铜遗址发掘及学术意义》,见《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7]岳洪彬、孙玲:《殷墟小屯宫殿区甲组基址的年代和性质探析》,见《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
[8]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年。
[9]岳占伟:《殷墟铸铜遗址综述》,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136、13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13]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14]石璋如:《第七次殷虚发掘:E区工作报告》,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15]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
[16]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19]孟宪武、谢世平:《殷商制骨》,《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
[20]同[3]。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22]a.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b.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2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安阳北徐家桥村北商代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24]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任家庄南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2016~2017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
[25]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8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d.同[21]。1962~1964年发掘资料未发表。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新安庄西地2007年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
[27]a.同[22]。b.同[21]。c.同[25]c。d.同[5]。e.同[25]e。
[28]a.同[22]。b.同[21]。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89号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3期。
[30]何毓灵:《试析殷墟一座玉匠墓》,见《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31]《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69页。
[32]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34]a.《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85~89页。b.《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95页。c.李阳:《殷墟北辛庄村商代遗存考察》,见《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
[35]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司空村第二次发掘报告》,台北,2008年。
[36]a.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科学出版社,1955年。b.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c.《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70~85页。
[37]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38]石璋如:《乙五基址与宾、师层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卷,1990年。
[39]Yong-ti Li,The Anyang Bronze Foundries:Archaeological Remains,Casting Technology,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Harvard University.
[40]同[9]。关于其废弃年代,主要是针对“大连坑”出土陶范年代而定。
[41]铃木舞:《关于殷墟小屯东北地铸铜作坊年代的再探讨》,见《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42]《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91页。
[43]《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92页。
[44]同[43]。
[45]同[32]。
[46]同[33]。
[47]同[35]。
[48]同[3]。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第120~131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50]陈芳妹:《小屯五座墓的青铜容器-从二里冈到典型殷墟风格的转变》,见《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正中书局,1991年。
[51]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9期。
[52]何毓灵、岳洪彬:《洹北商城十年之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53]a.何毓灵:《殷墟周人灭殷遗存研究》,见《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年。b.路国权:《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考古》2011年第8期。c.内田纯子:《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见《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54]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55]王学荣、何毓灵:《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相关认识》,《考古》2007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是铜圆盘,见岳洪彬、岳占伟:《试论殷墟孝民屯大型铸范的铸造工艺和器形-兼论商代盥洗礼仪》,《考古》2009年第6期。
[56]何毓灵:《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探析》,见《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57]唐际根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59]同[25]e。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61]仿铜陶礼器墓被认为与“殷纣亡国”有关,年代属商末周初。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62]岳占伟、岳洪彬:《谈谈殷墟都城的毁灭原因》,《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64]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65]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考古》2016年第5期。
[6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7]常怀颖:《郑州商城铸铜遗址研究三题》,见《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5年。
[6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69]徐昭峰:《成周城析论》,《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70]a.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科学出版社,1955年。b.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71]付仲杨:《丰镐遗址的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考古》2015年第9期。
[72]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73]许宏:《青铜的政治性消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A05版。
[74]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75]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考古》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