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日用语”与西周早期叙事方式的萌芽
摘要
殷人以干支纪日,其纪日用语仅用以满足占卜所需,没有明确的线性叙事意图,也未发展出成型的历时叙事方式。周人则习惯于月相纪日法,在西周建制以后,既以干支日号承袭了殷商历制,又将月相名糅入纪日用语,建立起新的纪日范式。随着宗法制在西周早中期的建立和完善,周人产生了历史叙事的需求。为了将散落在各个时间点的事件编次为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在西周早中期的部分铭文及传世文献中,周人以纪日用语在篇首设定时间起点,借助"■"字结构建立起时间连续性,以使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事件遵照时间逻辑相互关联。"以时系事"为历史文献的写作提供了有效的话语方式。
引文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69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参见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参见魏鸿雁:《编年体记史散文时间叙事结构的嬗变与定型》,《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
[4]参见张秉权:《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3分册,第37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版。
[5]根据常玉芝、甘露的研究,甲骨文中仅有14例地支纪日,其中又仅有4例能推出所纪具体时间。参见甘露:《甲骨文地支纪日补例》,《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
[6]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裘锡圭、胡振宇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5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参见顾炎武著:《日知录校释》,张京华校释,第272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8]陈久金、冯时、刘雨等学者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结合周人择吉的习俗,应当是组织礼仪活动时所选择的吉日。笔者认同此说,同时认为“初吉”与月首亦存在关联。作为每月第一个吉日,“初吉”落在月初或上旬的概率显然更高。因此从统计学上的印象出发,将“初吉”视作月首,在结果上也能成立。
[9]董作宾从殷末周祭周期为36旬,提出殷人以“祀”称“年”。(参见董作宾:《祀与年》,《殷历谱》上编卷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版。)当代学者如冯时等认为殷人有历年观念,称回归年(太阳年)为“岁”,历年与祀年两种系统同时并行。(参见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第264-2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释文参考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第140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1]“初吉”的性质于今仍有争议,陈久金、冯时、刘雨等先生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结合周人择吉的习俗,应当是组织礼仪活动时所选择的吉日。吉日系统来源于干支纪日法,以“择干”为主要手段。而“初吉”作为每月第一个吉日,往往落在当月上旬,因此呈现出“月首”的统计学印象。
[12]参见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3]参见[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4]参见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年第5期。
[15]参见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第38页,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16]张素格:《再谈殷周金文中的“”》,《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
[17]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550-2551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18]李山认为“”和“若”作为西周早中期的标志性连词,可用于反推商周书编纂整理的时间。参见李山:《〈尚书〉“商周书”的编纂年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参见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参见魏鸿雁:《编年体记史散文时间叙事结构的嬗变与定型》,《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
[4]参见张秉权:《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3分册,第37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5年版。
[5]根据常玉芝、甘露的研究,甲骨文中仅有14例地支纪日,其中又仅有4例能推出所纪具体时间。参见甘露:《甲骨文地支纪日补例》,《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
[6]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裘锡圭、胡振宇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5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参见顾炎武著:《日知录校释》,张京华校释,第272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8]陈久金、冯时、刘雨等学者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结合周人择吉的习俗,应当是组织礼仪活动时所选择的吉日。笔者认同此说,同时认为“初吉”与月首亦存在关联。作为每月第一个吉日,“初吉”落在月初或上旬的概率显然更高。因此从统计学上的印象出发,将“初吉”视作月首,在结果上也能成立。
[9]董作宾从殷末周祭周期为36旬,提出殷人以“祀”称“年”。(参见董作宾:《祀与年》,《殷历谱》上编卷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版。)当代学者如冯时等认为殷人有历年观念,称回归年(太阳年)为“岁”,历年与祀年两种系统同时并行。(参见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第264-2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释文参考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第140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1]“初吉”的性质于今仍有争议,陈久金、冯时、刘雨等先生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结合周人择吉的习俗,应当是组织礼仪活动时所选择的吉日。吉日系统来源于干支纪日法,以“择干”为主要手段。而“初吉”作为每月第一个吉日,往往落在当月上旬,因此呈现出“月首”的统计学印象。
[12]参见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3]参见[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4]参见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年第5期。
[15]参见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第38页,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16]张素格:《再谈殷周金文中的“”》,《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
[17]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550-2551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18]李山认为“”和“若”作为西周早中期的标志性连词,可用于反推商周书编纂整理的时间。参见李山:《〈尚书〉“商周书”的编纂年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