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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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Empire: The Political Order of Globalization by Hardt and Negri demonstrates the new generation logic of imperial order, in which there are three inevitable key points. First, Hans who is consider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rationality fo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based on rational d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ory, has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beyond nations on sovereign nations, thus form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ganism composed of various sovereign stat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 Harmony. Second, the theory of just war emerged from the middle ages. From the scholastic theologians such as Augustinus and Aquinas to Grotius and others protestant theologians, the concept of"just war"went through several changes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only justice in line with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through several large-scale wars. Third, by means of the regularization of the exception state governance pre?dicted(or confirmed) by Benjamin, Foucault, Agamben and other the western Marxists, through the"police power"as the"screen of the exception"to cover the essence of global discipline, the universal order is being intervened in the coercive.
Empire: The Political Order of Globalization by Hardt and Negri demonstrates the new generation logic of imperial order, in which there are three inevitable key points. First, Hans who is consider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rationality fo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based on rational d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ory, has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beyond nations on sovereign nations, thus form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ganism composed of various sovereign stat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 Harmony. Second, the theory of just war emerged from the middle ages. From the scholastic theologians such as Augustinus and Aquinas to Grotius and others protestant theologians, the concept of"just war"went through several changes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only justice in line with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 order through several large-scale wars. Third, by means of the regularization of the exception state governance pre?dicted(or confirmed) by Benjamin, Foucault, Agamben and other the western Marxists, through the"police power"as the"screen of the exception"to cover the essence of global discipline, the universal order is being intervened in the coercive.
引文
(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y Press,Cambridge,London,2001。本文采用的是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齐泽克称“《帝国》在重写《共产党宣言》”,参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见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84页。国内学者将《共产党宣言》与《帝国》对勘比较的研究见陈志刚:《全球化条件下反对帝国统治的新联合与斗争:兼评〈帝国〉》,《探索》2009年第2期。佩尔·奥尔森针对《帝国》写了一个书评《并非〈共产党宣言〉》,参刘志明、林强:《超国家的“帝国”秩序还是帝国主义新阶段?--评〈帝国〉一书》,《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7期。
(1)美国是否是“帝国”,美国政界与学界存在极大争议。参看夏亚峰:《美国是“帝国”吗?--对美国政界学界相关争论的辨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
(2)笔者认为,哈特、奈格里提出的“帝国”实际上是要取代“帝国主义”以及传统的“帝国”观念,为区分以上两个概念,下文都以“新帝国”表述哈特、奈格里提出的概念。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3页。
(4)关于“帝国”的阐述来自刘小枫教授2018年7月17日北京大学法意暑期学校讲授的“科耶夫的复兴欧洲帝国之梦”。
(5)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归纳了帝国主义五大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1页。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4页。尽管本书在第23章(第284页)又提到了“国家也在经济规范中担任主角”,但第1章关于帝国论述的重点仍是“司法构造”。
(2)1939年之前,人们从未用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而是将1914-1918年的战争称为“大战”(The Great War),直到1939年的大战在欧洲再次来临,才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参见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3)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载于《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4页。
(1)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2)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7-38页。
(3)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2页。
(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第175页。
(5)Hans Kelsen:Peace Through Law,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p.3-8.
(6)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6页。
(7)黑勒:《国家学的危机社会主义与民族》,刘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8页。
(2)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0页。
(3)关于这个论题的出色研究,可参看林国华:《西洋正义战争学说简述--从奥古斯丁到维多利亚》,《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佀化强:《基督教与早期战争理论: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政治与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2页。
(5)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6)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第69页。
(7)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第1页。
(1)康德:《永久和平论》,收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5页。“先决正义”和“正式条款”的归纳分析可参看万俊人:《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14-15页。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2页。
(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第467页。
(5)这一观察集中体现在卡尔·施米特:《作为国际犯罪的侵略战争和“罪刑法定”原则》,方旭译,载《自然法:古今之变》,吴彦、杨天江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4页。
(2)“生命政治”一词来源于瑞典地缘政治学家契伦,关于这一个问题的描述参看Thomas Lemke,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地缘政治学与生命政治论之间关联请参看方旭:《从地缘政治学视角看“生命政治论”》,《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30页。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同上。
(5)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对“例外状态”的专题论述可参看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罗斯托:《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张旭:《阿甘本论例外状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2)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第1、5页。
(3)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69页。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239页。哈特、奈格里与福柯的区别见该页注2。
(5)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8页。
(2)齐泽克称“《帝国》在重写《共产党宣言》”,参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见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84页。国内学者将《共产党宣言》与《帝国》对勘比较的研究见陈志刚:《全球化条件下反对帝国统治的新联合与斗争:兼评〈帝国〉》,《探索》2009年第2期。佩尔·奥尔森针对《帝国》写了一个书评《并非〈共产党宣言〉》,参刘志明、林强:《超国家的“帝国”秩序还是帝国主义新阶段?--评〈帝国〉一书》,《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7期。
(1)美国是否是“帝国”,美国政界与学界存在极大争议。参看夏亚峰:《美国是“帝国”吗?--对美国政界学界相关争论的辨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
(2)笔者认为,哈特、奈格里提出的“帝国”实际上是要取代“帝国主义”以及传统的“帝国”观念,为区分以上两个概念,下文都以“新帝国”表述哈特、奈格里提出的概念。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3页。
(4)关于“帝国”的阐述来自刘小枫教授2018年7月17日北京大学法意暑期学校讲授的“科耶夫的复兴欧洲帝国之梦”。
(5)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归纳了帝国主义五大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1页。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4页。尽管本书在第23章(第284页)又提到了“国家也在经济规范中担任主角”,但第1章关于帝国论述的重点仍是“司法构造”。
(2)1939年之前,人们从未用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而是将1914-1918年的战争称为“大战”(The Great War),直到1939年的大战在欧洲再次来临,才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参见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3)施米特:《国际联盟与欧洲》,载于《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4页。
(1)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2)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7-38页。
(3)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2页。
(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第175页。
(5)Hans Kelsen:Peace Through Law,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p.3-8.
(6)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6页。
(7)黑勒:《国家学的危机社会主义与民族》,刘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8页。
(2)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0页。
(3)关于这个论题的出色研究,可参看林国华:《西洋正义战争学说简述--从奥古斯丁到维多利亚》,《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佀化强:《基督教与早期战争理论: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政治与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2页。
(5)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6)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第69页。
(7)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第1页。
(1)康德:《永久和平论》,收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5页。“先决正义”和“正式条款”的归纳分析可参看万俊人:《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14-15页。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2页。
(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第467页。
(5)这一观察集中体现在卡尔·施米特:《作为国际犯罪的侵略战争和“罪刑法定”原则》,方旭译,载《自然法:古今之变》,吴彦、杨天江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
(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4页。
(2)“生命政治”一词来源于瑞典地缘政治学家契伦,关于这一个问题的描述参看Thomas Lemke,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地缘政治学与生命政治论之间关联请参看方旭:《从地缘政治学视角看“生命政治论”》,《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30页。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同上。
(5)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对“例外状态”的专题论述可参看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罗斯托:《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张旭:《阿甘本论例外状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2)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第1、5页。
(3)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69页。
(4)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239页。哈特、奈格里与福柯的区别见该页注2。
(5)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