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越南新史学对传统中越关系的解读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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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夺取越南后,越南知识分子在西方及中国、日本传来的新思想的鼓舞下,以独立、自由、竞争、进化等观点撰著新的史学著作。其中改良派史学家服务于法国殖民政府和阮朝朝廷,因此不能以这些观点号召抗法,遂转而以此评论历史上的中越关系,将中国塑造为"竞争者""外敌"。革命党人则在倡导抗法的同时,也大肆批判传统中越关系于国无用,号召争胜自强。这些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观点,又影响了后来人对传统中越关系的历史认知。
After Vietnam colonization by the French in the 19th century,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were inspired by the thoughts freedom,independence,competition and evolution fr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wrote the new historical works.Because the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worked for the colony government and couldn't object the French,they r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and shaped China as the"enemy"and"competitor".Th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called upon Vietnamese to resist the colonist and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as useless.These thoughts were created by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but influenced the opinions of the later scholars.
After Vietnam colonization by the French in the 19th century,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were inspired by the thoughts freedom,independence,competition and evolution fr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wrote the new historical works.Because the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worked for the colony government and couldn't object the French,they r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and shaped China as the"enemy"and"competitor".Th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called upon Vietnamese to resist the colonist and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as useless.These thoughts were created by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but influenced the opinions of the later scholars.
引文
(1)参阅王志强:《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145页。
(2)本文所称“新史学”主要针对越南传统史学而言,包括具有西方及近代思想的越南史学家和汉字及越南语史学著作。越南“新史学”又分为“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前者指开明具有新思想服务于法国殖民政府和阮朝朝廷的史学家和著作,后者指致力于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和阮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者史学家及著作。
(3)韩国学者刘仁善在《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Volume 6,Number 1,2009,pp.81-117)中指出《大越史记全书》中越南历代对中国王朝并不用“贡”,不确,但越南对中国用“贡”远远少于记载周边部族和国家“贡”越南。
(1)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
(2)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6《邦交志》,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号VHC02694。“历代邦交”此抄本为“丕代邦交”,上海师范大学朱旭强教授指出越南古代汉喃文献抄本常误抄“歷”为“丕”,抄本可能有误。笔者检索东洋文库本《历朝宪章类志》,原文即为“歷代邦交”,今从东洋文库本改之。在此向朱旭强教授谨致谢意。
(3)钱盛华:《越南阮朝早期的周边政策研究(1802-1858)》,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大南典例撮要》,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538,第2页。此书封面题《大南典例撮要》,每卷之首又题《大南典例撮要新编》。
(5)《大南典例撮要·礼例》,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538,第49-55页。
(1)《越史新约全编》卷上《序》,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编号R1416,第5页。
(2)《越史新约全编》卷上《序》,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编号R1416,第4页。
(3)《越史新约全编》卷上《自志三则》,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编号R1416,第1、2页。
(4)丁克顺、叶少飞:《越南新发现“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陶列侯碑”初考》,载《元史及边疆与民族研究集刊》第3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5)《安南初学史略》,河内:汉喃研究院藏刻本,藏书号A3114。笔者所见版本,版心汉字页码不清晰,示以篇名。
(6)《越史镜》,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822,第30页。
(7)《越史镜》,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822,第30、31页。
(8)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印本,编号R1342。
(1)《越史要》,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73、R174、R175。该书封面题《越史要》,每卷卷首题《越南史要》,本文皆称《越史要》。
(2)《大越国史改良》,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书号A1146。
(3)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3《属东汉纪》,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年,第125页。
(4)《中学越史撮要》春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32页。
(1)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95、400页。关于殖民地和保护领的区别,请参看高岱:《论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2)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94页。
(3)叶少飞:《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
(4)叶少飞:《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编撰体例略论》,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9-361页。
(5)《中学越史撮要》冬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75、76页。
(1)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越史标案》,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书号A11。
(3)《大越史记前编》,河内:汉喃研究院藏刻本,藏书号A.2/1。
(4)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第36页。此书为在日本庆应义熟大学1961-1981影印发行的《大南实录》整理而来,主编松本信广教授介绍底本为顺化宫廷所藏《大南实录》。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92页。
(6)郑怀德:《艮斋诗集·自序》,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年,第132页。
(1)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第35-36页。
(2)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载《形象史学》2016年下半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中学越史撮要》夏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35页。
(4)《越史要》卷之2,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73、R174、R175,第23、24页。
(5)《中学越史撮要》冬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1页。
(1)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2)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485页。
(3)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
(4)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505-506页。
(5)潘佩珠:《潘佩珠全集》第2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
(6)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1)陈荆和:《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重金》,载《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1987年,第99-116页。
(2)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页。
(3)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4)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5)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6)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8页。
(7)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1998年;郑永常:《论清乾隆安南之役:在道义和现实之间》,《成功大学学报》1996年第22期;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安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1)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9页。
(2)本文所称“新史学”主要针对越南传统史学而言,包括具有西方及近代思想的越南史学家和汉字及越南语史学著作。越南“新史学”又分为“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前者指开明具有新思想服务于法国殖民政府和阮朝朝廷的史学家和著作,后者指致力于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和阮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者史学家及著作。
(3)韩国学者刘仁善在《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Volume 6,Number 1,2009,pp.81-117)中指出《大越史记全书》中越南历代对中国王朝并不用“贡”,不确,但越南对中国用“贡”远远少于记载周边部族和国家“贡”越南。
(1)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
(2)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6《邦交志》,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号VHC02694。“历代邦交”此抄本为“丕代邦交”,上海师范大学朱旭强教授指出越南古代汉喃文献抄本常误抄“歷”为“丕”,抄本可能有误。笔者检索东洋文库本《历朝宪章类志》,原文即为“歷代邦交”,今从东洋文库本改之。在此向朱旭强教授谨致谢意。
(3)钱盛华:《越南阮朝早期的周边政策研究(1802-1858)》,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大南典例撮要》,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538,第2页。此书封面题《大南典例撮要》,每卷之首又题《大南典例撮要新编》。
(5)《大南典例撮要·礼例》,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538,第49-55页。
(1)《越史新约全编》卷上《序》,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编号R1416,第5页。
(2)《越史新约全编》卷上《序》,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编号R1416,第4页。
(3)《越史新约全编》卷上《自志三则》,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编号R1416,第1、2页。
(4)丁克顺、叶少飞:《越南新发现“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陶列侯碑”初考》,载《元史及边疆与民族研究集刊》第3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5)《安南初学史略》,河内:汉喃研究院藏刻本,藏书号A3114。笔者所见版本,版心汉字页码不清晰,示以篇名。
(6)《越史镜》,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822,第30页。
(7)《越史镜》,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822,第30、31页。
(8)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印本,编号R1342。
(1)《越史要》,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73、R174、R175。该书封面题《越史要》,每卷卷首题《越南史要》,本文皆称《越史要》。
(2)《大越国史改良》,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书号A1146。
(3)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3《属东汉纪》,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年,第125页。
(4)《中学越史撮要》春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32页。
(1)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95、400页。关于殖民地和保护领的区别,请参看高岱:《论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2)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94页。
(3)叶少飞:《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
(4)叶少飞:《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编撰体例略论》,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9-361页。
(5)《中学越史撮要》冬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75、76页。
(1)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越史标案》,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抄本,藏书号A11。
(3)《大越史记前编》,河内:汉喃研究院藏刻本,藏书号A.2/1。
(4)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第36页。此书为在日本庆应义熟大学1961-1981影印发行的《大南实录》整理而来,主编松本信广教授介绍底本为顺化宫廷所藏《大南实录》。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92页。
(6)郑怀德:《艮斋诗集·自序》,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年,第132页。
(1)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第35-36页。
(2)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载《形象史学》2016年下半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中学越史撮要》夏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35页。
(4)《越史要》卷之2,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73、R174、R175,第23、24页。
(5)《中学越史撮要》冬集,河内: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藏书号R1342、R1345、R1348、R1351,第1页。
(1)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2)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485页。
(3)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
(4)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505-506页。
(5)潘佩珠:《潘佩珠全集》第2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
(6)潘佩珠:《越南国史考》,载《潘佩珠全集》第3册,河内:顺化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1)陈荆和:《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重金》,载《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1987年,第99-116页。
(2)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页。
(3)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4)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5)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6)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8页。
(7)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1998年;郑永常:《论清乾隆安南之役:在道义和现实之间》,《成功大学学报》1996年第22期;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安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1)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