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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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主体民族志"的一项微型实验,旨在通过"第一主体"即田野对象关于宗教信仰问题讲述的直接呈现,"第二主体"即民族志者解读过程的曲折显示,"第三主体"即评审者审读意见的公开展出,提出了"三重叙事"的新的民族志文本方式,以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对话性文本"所面临的"两种危险"和"一种批评"困境,进而走出"表述的危机"。
As a microscale experiment on subjective ethnography,this article suggests a new form of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ethnographic text which consists a narrative of triplex subjects to respond to the predicament with which the dialogue text of post-modern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s confronted, "the two dangers and one criticism",so that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 of the dialogue text can be eliminated.Those triplex subjects in this new form of ethnographic text are as follows:the first subject,a fieldwork informant whose narrative about religious beliefs is exhibited directly;the second subject,an ethnographer whos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is demonstrated circuitously;and the third one,an article reviewer whose comments are displayed publicly.
As a microscale experiment on subjective ethnography,this article suggests a new form of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ethnographic text which consists a narrative of triplex subjects to respond to the predicament with which the dialogue text of post-modern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s confronted, "the two dangers and one criticism",so that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 of the dialogue text can be eliminated.Those triplex subjects in this new form of ethnographic text are as follows:the first subject,a fieldwork informant whose narrative about religious beliefs is exhibited directly;the second subject,an ethnographer whos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is demonstrated circuitously;and the third one,an article reviewer whose comments are displayed publicly.
引文
在《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等三篇文章中,笔者提出了“主体民族志”的概念,从理论上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认识论”、“目的论”与“表述观”等问题。本文中“裸呈”、“词语扇面”、“目的论的民族志”、“互镜”等概念均见上述文章,这里不再重复解释。本文给出了“主体民族志”的一个田野个案,是“主体民族志”的一项微型实验,属于“特殊身材”的袖珍民族志,未能容纳实验的全部主张与内涵。笔者将在“对踱人”这个新的总课题中全面进行“主体民族志”系列实验。本文采用“主体民族志”三重主体叙事的方式。“主体民族志”的“第一主体”即田野对象,是田野叙事的真正主体,在本文中还是文章第二部分的讲述者;“第二主体”即民族志者,在本文中还是文章整体的构思者,参与了本文除第四部分之外各部分的撰写;“第三主体”即评审者,在本文中还是文章第四部分的实际撰写者,将审读意见公开展出,由隐性在场转为显性在场。事实上,三重主体在民族志者接触田野对象那一刻起,就是同时产生的,此时的“第三主体”作为学术思潮、社会规范的隐性存在。“第二主体”是三个主体之间的串接者。为了便于表述及表述口径的统一,本文各部分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
①参见[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页。
②参见Kevin Dwyer,Morocco Dialogues:Anthropology in Question,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Press,1987。其他例证可参见Vincent Crapanzano,Tuhami:Portrait of a Morocc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Jean-Paul Dumont,The Headman and I,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Press,1992。这些作品展示了后现代实验民族志的典型形态之一,即“对话性文本”。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虽非“对话性文本”,但同样都是全部或局部田野经验的书写。例如:Paul Rabinow,Reflections fieldwork in Morocco,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Marjorie Shostak,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Kung Woma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③参见Kevin Dwyer,Morocco Dialogues:Anthropology in Question,pp.15-18.
①参见Vincent Crapanzano,Tuhami:Portrait of a Moroccan,p.14。
②[美]马尔库塞、费彻尔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2-103页。
③[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第12页。
④段绍升,男,白族,1938年生,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村民,读过五年小学,曾任周城大队副大队长,当过小学教师。笔者在周城白族村进行田野工作的14年间(自1999年底至今),段绍升共讲述56次,相关的田野录音资料经整理共有50多万字,其中有17次谈及宗教问题。在这个微型实验文本中,仅仅节录了9000多字,主要是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讲述。
①“五几亩”即五亩几。
②“杜朝选”为周城村本主神。
①以上是2007年2月12日上午讲述。
②“南方广”指“南方广莲池会”,“北方广”指“北方广莲池会”,皆为周城女性参加的宗教组织。
③以上是2004年8月8日中午讲述。
④以上是2002年2月18日下午讲述。
①即段绍升长子段晓云,时为周城村党总支书记。
②以上是2007年2月12日上午讲述。
③以上是2006年7月17日上午讲述。
④以上是2002年1月30日晚上讲述。
⑤即民族志者朱炳祥。朱炳祥参加了2000年农历六月十五日的段氏龙王节。
⑥段氏宗族二世祖段隆被尊为“治水龙王”。
⑦以下的内容是家族中一位成员开头承包修龙王庙,后来半途而废导致家庭遭灾之事。段绍升在审读时注:“这一段不要,或不要用真名。”为尊重讲述者的意见,这部分内容已被删除。
①即指段绍升的叔叔。
②以上为2002年2月18日下午讲述。
③以上为2006年7月24日讲述。
①以上为2007年2月1 2日上午讲述。
②在完整的“主体民族志”中,这一部分解读是与“第一主体”的讲述同样重要的部分,应该更为详尽而全面地加以展开。在这个微型文本中,本节仅是一种示意式表述。
①[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以学术为业》,《韦伯文集》(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83页。
②[美]罗伯特·墨菲著、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5页。
③[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序)。
④参见[德]马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⑤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汲箍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9-561页。
①刘海涛博士是一个代表,他身后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包括肯定与主导“主体民族志”发表的《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与主编王延中研究员及相关匿名评审专家,也包括2014年4月20日在《民族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对“主体民族志”提出肯定与批评意见的学者,还包括阅读与引用“主体民族志”系列文章的学者。
①包括“第三主体”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学术规范与约束,“第二主体”明确交代研究背景,着重强调“第二主体”的自律性,重视“第一主体”对自我讲述文本的意见和建议等。
①④参见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②例如,本文在第二部分的一个注释及第五部分中明确交代,朱老师已经将所写的内容交由段先生审阅,并根据段先生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必要的文字调整。“第一主体”与“第三主体”也有自律性问题,但“主体民族志”主要首先要考虑的是“第二主体”的自律性问题。参见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③在周城的那段日子里,我也曾与当地一些普通群众进行过访谈。零散、杂乱是这些访谈的共同特点。要让读者读懂、看明白这些普通群众的讲述,需要民族志者进行较多的转写。相比之下,段绍升(作为当地普通群众中“文化精英”的代表)所讲的东西,可能要少一些转写。转写应该是不可少的,只是转写程度可能会根据田野对象的讲述情况而有所不同。
⑤目前国内学界有让村民写日志,直接撰写和展示自己文化的实验民族志尝试,参见何明:《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也有让研究中的当事人写日志,直接记录和展示其心路历程的常人民族志实验类型,参见罗红光:《常人民族志——利他行动的道德分析》,《世界民族》2012年第5期。
⑥参见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⑦参见[意]马力罗著、吴晓黎编译:《时间与民族志:权威、授权与作者》,《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①参见张小军、木合塔尔·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①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未能在纯粹意义上进行这种实践,不得不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取舍和整合。
②[美]克利福特·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③这可在段绍升日记原稿中得以证明。2007年寒假我在周城做田野工作,曾让段绍升等人记下这个月的日常生活。
①参见[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页。
②参见Kevin Dwyer,Morocco Dialogues:Anthropology in Question,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Press,1987。其他例证可参见Vincent Crapanzano,Tuhami:Portrait of a Morocc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Jean-Paul Dumont,The Headman and I,Prospect Heights:Waveland Press,1992。这些作品展示了后现代实验民族志的典型形态之一,即“对话性文本”。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虽非“对话性文本”,但同样都是全部或局部田野经验的书写。例如:Paul Rabinow,Reflections fieldwork in Morocco,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Marjorie Shostak,Nisa:The Life and Words of a!Kung Woma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③参见Kevin Dwyer,Morocco Dialogues:Anthropology in Question,pp.15-18.
①参见Vincent Crapanzano,Tuhami:Portrait of a Moroccan,p.14。
②[美]马尔库塞、费彻尔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2-103页。
③[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第12页。
④段绍升,男,白族,1938年生,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村民,读过五年小学,曾任周城大队副大队长,当过小学教师。笔者在周城白族村进行田野工作的14年间(自1999年底至今),段绍升共讲述56次,相关的田野录音资料经整理共有50多万字,其中有17次谈及宗教问题。在这个微型实验文本中,仅仅节录了9000多字,主要是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讲述。
①“五几亩”即五亩几。
②“杜朝选”为周城村本主神。
①以上是2007年2月12日上午讲述。
②“南方广”指“南方广莲池会”,“北方广”指“北方广莲池会”,皆为周城女性参加的宗教组织。
③以上是2004年8月8日中午讲述。
④以上是2002年2月18日下午讲述。
①即段绍升长子段晓云,时为周城村党总支书记。
②以上是2007年2月12日上午讲述。
③以上是2006年7月17日上午讲述。
④以上是2002年1月30日晚上讲述。
⑤即民族志者朱炳祥。朱炳祥参加了2000年农历六月十五日的段氏龙王节。
⑥段氏宗族二世祖段隆被尊为“治水龙王”。
⑦以下的内容是家族中一位成员开头承包修龙王庙,后来半途而废导致家庭遭灾之事。段绍升在审读时注:“这一段不要,或不要用真名。”为尊重讲述者的意见,这部分内容已被删除。
①即指段绍升的叔叔。
②以上为2002年2月18日下午讲述。
③以上为2006年7月24日讲述。
①以上为2007年2月1 2日上午讲述。
②在完整的“主体民族志”中,这一部分解读是与“第一主体”的讲述同样重要的部分,应该更为详尽而全面地加以展开。在这个微型文本中,本节仅是一种示意式表述。
①[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以学术为业》,《韦伯文集》(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83页。
②[美]罗伯特·墨菲著、王卓君等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5页。
③[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序)。
④参见[德]马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⑤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汲箍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9-561页。
①刘海涛博士是一个代表,他身后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包括肯定与主导“主体民族志”发表的《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与主编王延中研究员及相关匿名评审专家,也包括2014年4月20日在《民族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对“主体民族志”提出肯定与批评意见的学者,还包括阅读与引用“主体民族志”系列文章的学者。
①包括“第三主体”对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学术规范与约束,“第二主体”明确交代研究背景,着重强调“第二主体”的自律性,重视“第一主体”对自我讲述文本的意见和建议等。
①④参见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②例如,本文在第二部分的一个注释及第五部分中明确交代,朱老师已经将所写的内容交由段先生审阅,并根据段先生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必要的文字调整。“第一主体”与“第三主体”也有自律性问题,但“主体民族志”主要首先要考虑的是“第二主体”的自律性问题。参见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③在周城的那段日子里,我也曾与当地一些普通群众进行过访谈。零散、杂乱是这些访谈的共同特点。要让读者读懂、看明白这些普通群众的讲述,需要民族志者进行较多的转写。相比之下,段绍升(作为当地普通群众中“文化精英”的代表)所讲的东西,可能要少一些转写。转写应该是不可少的,只是转写程度可能会根据田野对象的讲述情况而有所不同。
⑤目前国内学界有让村民写日志,直接撰写和展示自己文化的实验民族志尝试,参见何明:《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也有让研究中的当事人写日志,直接记录和展示其心路历程的常人民族志实验类型,参见罗红光:《常人民族志——利他行动的道德分析》,《世界民族》2012年第5期。
⑥参见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⑦参见[意]马力罗著、吴晓黎编译:《时间与民族志:权威、授权与作者》,《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①参见张小军、木合塔尔·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①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未能在纯粹意义上进行这种实践,不得不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取舍和整合。
②[美]克利福特·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③这可在段绍升日记原稿中得以证明。2007年寒假我在周城做田野工作,曾让段绍升等人记下这个月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