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赫章可乐M20年代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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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赫章可乐墓地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清理了砖室墓M20,《赫章可乐发掘报告》将其年代定为新莽时期。通过分析中轴线配置型前堂后室砖室墓结构、叠涩穹窿式墓顶两方面的墓葬形制特点以及陶槃灯、鎏金车马器饰件、"大泉五十"铜钱等随葬品的年代特征,可知M20的年代应为东汉中期。
引文
[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2]关于贵州汉代砖室墓的发展,参见夏保国、张晓超:《贵州汉代砖室墓的初步研究》(待刊)。
[3]同[1]。
[4]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第239页,巴蜀书社,2010年。
[5]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82页,岳麓书社,2003年。
[6]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
[7]目前学界对于叠涩四角钻尖顶与叠涩穹窿顶相关联系定义并不明确。本文认为叠涩四角钻尖顶应为穹窿顶中的一种。原因如下,穹窿顶是应墓内祭祀空间增大要求而出现的,加高墓顶从而方便祭祀活动的开展,同时关于其一般定义中有“穹窿顶是一般从外观来看为球形或多边形的顶部形式”、“穹窿顶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的描述。叠涩四角钻尖顶符合应祭祀空间增大要求、外形呈多边形及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的属性,故叠涩四角钻尖顶可视为叠涩穹窿顶。具体参见:a.王其钧:《中国建筑图解词典》,第10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b.史连江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史》(下),第39页,太原工学院,1983年;c.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d.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6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e.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8]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9]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8页。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37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3]a.同[11];b.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9页。
[14]众多发掘报告中对墓葬穹窿顶应是拱壳穹窿、叠涩穹窿并未作出明确判断,而统称为穹窿顶,本文也无法细分,故采用穹窿顶一词。本文认为砖室墓某一室顶拥有穹窿顶这一因素便可视为穹窿顶砖室墓,即穹窿顶砖室墓应包括穹窿合券顶砖室墓、单穹窿顶砖室墓及多穹窿顶砖室墓。
[15]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56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373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466页。
[18]《赫章可乐发掘报告》中M20平、剖面图中为“银戒指”,后文又称为“银环”,实为一物。
[19]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7期。
[20]孙建君、高丰著:《古代灯具》,第31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411页。
[22]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3]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24]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怀化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大庸东汉砖室墓》,《考古》1994年第12期。
[26]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阳荆田村发现东汉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27]程应林:《江西南昌市区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
[28]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4辑,第24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29]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沙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
[30]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茶陵县文化局:《湖南茶陵县濂溪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6期。
[32]怀化市文物事业管理处:《湖南溆浦县茅坪坳战国西汉墓》,《考古》1999年第8期。
[33]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3,第10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34]衡阳市文物处、耒阳市文物局:《湖南耒阳白洋渡汉晋南朝墓》,《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35]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第68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36]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第1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37]同[22]。
[38]同[24]。
[39]同[25]。
[40]同[26]。
[41]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4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25~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3]同[8]。
[44]a.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23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b.同[41]。
[45]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46]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180~181页,中华书局,1997年。
[4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7页,中华书局,1965年。
[48]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86页。
[49]杨伟林:《大理庆洞东汉墓的清理》,《云南文物》2006年第1期。
[5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安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53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51]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3,第100页。
[5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53]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54]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郊东汉墓》,《考古》1985年第9期。
[55]a.同[45];b.同[1]。
[2]关于贵州汉代砖室墓的发展,参见夏保国、张晓超:《贵州汉代砖室墓的初步研究》(待刊)。
[3]同[1]。
[4]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第239页,巴蜀书社,2010年。
[5]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82页,岳麓书社,2003年。
[6]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
[7]目前学界对于叠涩四角钻尖顶与叠涩穹窿顶相关联系定义并不明确。本文认为叠涩四角钻尖顶应为穹窿顶中的一种。原因如下,穹窿顶是应墓内祭祀空间增大要求而出现的,加高墓顶从而方便祭祀活动的开展,同时关于其一般定义中有“穹窿顶是一般从外观来看为球形或多边形的顶部形式”、“穹窿顶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的描述。叠涩四角钻尖顶符合应祭祀空间增大要求、外形呈多边形及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的属性,故叠涩四角钻尖顶可视为叠涩穹窿顶。具体参见:a.王其钧:《中国建筑图解词典》,第10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b.史连江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史》(下),第39页,太原工学院,1983年;c.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92页;d.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6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e.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8]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9]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
[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8页。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37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3]a.同[11];b.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179页。
[14]众多发掘报告中对墓葬穹窿顶应是拱壳穹窿、叠涩穹窿并未作出明确判断,而统称为穹窿顶,本文也无法细分,故采用穹窿顶一词。本文认为砖室墓某一室顶拥有穹窿顶这一因素便可视为穹窿顶砖室墓,即穹窿顶砖室墓应包括穹窿合券顶砖室墓、单穹窿顶砖室墓及多穹窿顶砖室墓。
[15]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56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373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466页。
[18]《赫章可乐发掘报告》中M20平、剖面图中为“银戒指”,后文又称为“银环”,实为一物。
[19]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7期。
[20]孙建君、高丰著:《古代灯具》,第31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411页。
[22]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葬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3]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苑小区古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24]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怀化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大庸东汉砖室墓》,《考古》1994年第12期。
[26]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阳荆田村发现东汉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27]程应林:《江西南昌市区汉墓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
[28]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4辑,第242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29]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沙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
[30]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3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茶陵县文化局:《湖南茶陵县濂溪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6期。
[32]怀化市文物事业管理处:《湖南溆浦县茅坪坳战国西汉墓》,《考古》1999年第8期。
[33]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3,第10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34]衡阳市文物处、耒阳市文物局:《湖南耒阳白洋渡汉晋南朝墓》,《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35]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第68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36]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第1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37]同[22]。
[38]同[24]。
[39]同[25]。
[40]同[26]。
[41]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4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25~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3]同[8]。
[44]a.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236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b.同[41]。
[45]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46]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180~181页,中华书局,1997年。
[4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7页,中华书局,1965年。
[48]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86页。
[49]杨伟林:《大理庆洞东汉墓的清理》,《云南文物》2006年第1期。
[5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安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53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51]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3,第100页。
[5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53]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54]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郊东汉墓》,《考古》1985年第9期。
[55]a.同[45];b.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