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钟亦成”再遇“灰影子”——王蒙与《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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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引言一九七九年一个灰影子钻到了钟亦成的卧室。灰影子穿着特利灵短袖衬衫、快巴的确良——(一种流行的化纤混纺面料)喇叭裤,头发留得很长,斜叼着过滤嘴香烟,怀抱着夏威夷电吉他。他是一个青年,口袋里还装有袖珍录音机,磁带上录制了许多"珍贵的"香港歌曲。……或者,他又是另一副样子。总之,他是一个灰影,在七十年代末期,这个灰影常常光临我们的房舍。
引文
(1)当时影响最大的小说《班主任》,可以看作在“谢惠敏”与“宋宝琦”两极之间的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辩论。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刘心武的另一名篇《醒来吧,弟弟》。该作以对比和辩论结构全篇,讲述工厂党委卢书记教育“灰影子”式的弟弟的故事。在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中,也含有周瑜贞与吴遥关于是非标准的辩论情节。相关讨论,参见黄平《〈今天〉的起源:北岛与20世纪60年代地下青年思想》,《文艺争鸣》2017年第2期,赵天成《一个“传奇”的本事--〈天云山传奇〉诞生考论》,《东吴学术》2017年第1期。张光年拍板发表《班主任》时的意见“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据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可谓道出了这一时期小说的性质与功能。在“真理标准”尚且需要讨论的年代,“辩论”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等级。在这个意义上,《布礼》只能算是一部刚刚及格的作品,立场正确,但缺少《班主任》般一针见血的锐利与精确。
(2)王蒙在自传中援引另外的片段,指出《布礼》受到了鲁迅《野草》的影响。王蒙在1961年“摘帽”之后,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教授的助教,并且写出一篇《〈雪〉的联想》。鲁迅(特别是《野草》)与王蒙及一代“复出”作家之间的联系,或是可做延伸讨论的话题。
(3)如刘武:《理想的迷惘--论〈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1期;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1期。
(4)《名Famous》2010年7月刊,网络资源参见http://ent.sina.com.cn/s/2010-07-30/18473035494.shtml,该杂志为新京报社创办于2010年3月的综合性人物生活周刊。与一般作家不同,因为事业发展的“跨界”性质,徐星、刘索拉的访谈与报道,多来自商业性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
(5)代表性著作如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刘禾编:《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健编:《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等。
(6)(7)李陀:《1985》,引自李陀《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第88页。
(8)此段内容参见徐星:《〈剩下的都属于你〉再版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徐星-骄傲不可放弃》,载郝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西祠胡同网站访谈《一个先锋作家消失之谜:徐星对话录》,http://www.xici.net/d13444361.html。
(9)张辛欣1953年生于南京,不久因父亲张麟(曾为铁道游击队队员、随军记者)工作调动迁居北京,定居东城区内务部大街部队机关大院。张辛欣的身世经历,可参见她的自传体小说《我》、绘本故事《拍花子和俏女孩》,张麟《车轮之下五千里》(《收获》1986年第1期)。
(10)该书为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之一,由王蒙作序。
(11)徐星自2006年起一直以拍摄纪录片为主业,导演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罪行摘要》等。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徐星将大量影像资料与对当事人的寻访剪辑在一起,讲述了几个人的“文革”故事,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纪录片以徐星低沉的画外音开场:“如果做一部我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完成了青春期。……四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有时我会问问自己,如果不是这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2)“626指示”,是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的指示,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庆阳县位于甘肃省东端,毗邻陕西省界,距西安仅200公里。
(13)有批评家就此借题发挥:“《变奏》的主人公有着自己的历史,他在‘十年浩劫’中流浪到张家口车站,在‘寒风能把人撕成碎片’的夜晚因无所依靠而‘号啕一场’,他那时还是八岁的孩子,是所谓‘烙印’吧。‘历史的创伤在个人的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阿兰·佩雷菲特),顾及到这点,我们就能意识到作品强烈的、带历史感的批判意义。”参见许振强《天凉未必秋---也评〈无主题变奏〉兼与何新商榷》,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14)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对徐星的专访《作家徐星:我才50岁还很年轻》。
(15)参见《〈剩下的都属于你〉再版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女孩名叫颖滔,此语出自她在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中的讲述。出于愧意,定居美国的颖滔特意回国,参与徐星纪录片的拍摄,与她的同班同学杨柳(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一起讲述了这段往事。本节部分资料,来自于笔者2017年6月16日与杨柳女士的对话。
(17)杨晓帆:《何谓“现代”,“自我”何从--重读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兼及新潮批评》,《长城》2010年第7期。
(18)参见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5-149页(及周宪撰写的译序)。
(19)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本身就包含着为她77级作曲系的几位同学“打抱不平”的创作动机,几位主人公都有具体的人物原型。《无主题变奏》中玩世不恭的“我”,也经常显出作者本人的身影。“你的生活态度是向下的”,是女朋友老Q对“我”的评价;徐星在1981年分配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后,工作状态也一直是“吊儿郎当”。除此之外,小说中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无所依靠的眼泪,没有结果的爱情,张家口车站的寒风,甚至“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饭馆儿的”这样的戏谑之语,其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参见解玺璋《刘索拉说:我别无选择》,《中国青年》1985年第10期;西祠胡同网站访谈《一个先锋作家消失之谜:徐星对话录》,http://www.xici.net/d13444361.html;《徐星自述〈无主题变奏〉始末》,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46724/;《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20)李建立在《“人生”问题与人道主义传播的困境》(《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中,颇有见地地以“潘晓讨论”为参照重读《无主题变奏》。持续半年多的“潘晓讨论”,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前期以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中心,后期则有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的来信《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再掀高潮。简单地说,《布礼》中“灰影子”的思想观念,正可概括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爱情,青春,自由,除了属于我自己的,我什么都不相信。……’灰影子说。”
(21)参见《徐星自述〈无主题变奏〉始末》,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46724/。
(22)对于《你别无选择》的发表过程,朱伟回忆说:“李陀在此时成为北京写作圈的一个中心人物,有很多发表不了的小说都会转到他那里,由他鉴定一番。小编辑们也都爱听取他的意见,鉴别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作品。那时,我住白家庄,李住东大桥,我们离得很近,每周不是他来就是我去,总要来往好几次。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就是在李陀那里发现的。我记得,那天我待到很晚,刘索拉打电话问李陀小说的事情,他于是把小说推荐给我。我看后从直觉上就觉得这是一篇好稿子,决定把它发出来,但又担心被毙掉,于是写了一个很长的稿签,分析了这篇小说的积极意义交给王蒙。”参见张映光采写《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
(23)李红强在考察“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时认为,“在新中国的文学期刊编辑群体中,《人民文学》的主编、副主编属于作家、官员、编辑三位一体”,如茅盾、艾青、丁玲、严文井、张天翼、秦兆阳等。因此,一方面,《人民文学》主编这一职位赋予他们的权力性先于编辑的个人性。另一方面,他们所编辑的刊物又极易显出他们自身因素的痕迹。参见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24)王蒙:《林震及其他》,篇末落款为1957年。收入温奉桥、张波涛编:《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5)此为王蒙在1957年5月6日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自《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26)《本刊编辑部在京召开座谈会》,《清明》1979年第2期。
(27)《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朱伟还回忆说:“初到《人民文学》的时候,我很想立刻改变这本刊物的现状,发表一些我喜欢的优秀、新锐的小说。但王蒙叫我不要操之过急,从1983年到1984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他一直显得十分谨慎小心。后来我才理解,他是在为1985年的总爆发做充分的准备。”1985年《人民文学》的转变,被喻为一场“脱掉中山装”的革命。对于这次转变的背后动因,须另辟专文讨论。
(28)(32)郜元宝:《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29)王蒙:《青春的推敲--读三篇青年写青年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87年2月28日。
(30)王蒙:《谢谢你,爱读〈青春万岁〉的朋友》,《山西日报》1982年4月15日。
(31)参见程光炜:《“我”与这个世界--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在这篇文章中,程光炜借助个人经验指出,“对我们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起源于当代文学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诗歌《向困难进军》延伸至1980年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最强音’,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长期遵从的人生价值,突然有人(指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引者注)如此说话确实感觉奇怪。”
(33)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34)“祝词”中提到,“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的党、政府和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相关情况,可以参看吴自强《“创作自由”与作协“四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黄发有《“作协四大”的文学史考察》,《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3期;《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35)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页。
(36)但到了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张光年被迫为此做出检讨:“我脱离了大的生活实际,对文艺战线的全局若明若暗。忽视了大量灰暗的、以至十分有害的创作和评论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泛滥成灾,没有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参见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37)《人民日报》1985年1月7日。
(38)语出李陀对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个思想运动的歧途的总结,参见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3页。
(39)王蒙接任《人民文学》主编,有一个长逾一年的筹备过程,详情可参见张光年1982年7月23日、1982年11月28日、1982年12月7日、1983年2月20日、1983年3月4日、1983年3月8日、1983年3月18日、1983年4月20日1983年4月30日、1983年6月3日的日记,收《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王蒙对张光年及他们之间的交谊的回忆,参见《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40)《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
(41)《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42)张光年在“作协四大”的报告中说:“有些奇才异能,奇花异卉奇彩异芳,还在母体中继续酝酿,待到更适宜的情况下才会怒放出来。”
(43)程光炜:《文学史与80年代“主流文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页、第291页。
(45)陈村、吴亮、程德培:《80年代:文学·岁月·人》,《上海文学》2008年第5期。
(2)王蒙在自传中援引另外的片段,指出《布礼》受到了鲁迅《野草》的影响。王蒙在1961年“摘帽”之后,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教授的助教,并且写出一篇《〈雪〉的联想》。鲁迅(特别是《野草》)与王蒙及一代“复出”作家之间的联系,或是可做延伸讨论的话题。
(3)如刘武:《理想的迷惘--论〈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1期;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1期。
(4)《名Famous》2010年7月刊,网络资源参见http://ent.sina.com.cn/s/2010-07-30/18473035494.shtml,该杂志为新京报社创办于2010年3月的综合性人物生活周刊。与一般作家不同,因为事业发展的“跨界”性质,徐星、刘索拉的访谈与报道,多来自商业性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
(5)代表性著作如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刘禾编:《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健编:《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等。
(6)(7)李陀:《1985》,引自李陀《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第88页。
(8)此段内容参见徐星:《〈剩下的都属于你〉再版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徐星-骄傲不可放弃》,载郝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西祠胡同网站访谈《一个先锋作家消失之谜:徐星对话录》,http://www.xici.net/d13444361.html。
(9)张辛欣1953年生于南京,不久因父亲张麟(曾为铁道游击队队员、随军记者)工作调动迁居北京,定居东城区内务部大街部队机关大院。张辛欣的身世经历,可参见她的自传体小说《我》、绘本故事《拍花子和俏女孩》,张麟《车轮之下五千里》(《收获》1986年第1期)。
(10)该书为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之一,由王蒙作序。
(11)徐星自2006年起一直以拍摄纪录片为主业,导演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罪行摘要》等。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徐星将大量影像资料与对当事人的寻访剪辑在一起,讲述了几个人的“文革”故事,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纪录片以徐星低沉的画外音开场:“如果做一部我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完成了青春期。……四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有时我会问问自己,如果不是这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2)“626指示”,是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的指示,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庆阳县位于甘肃省东端,毗邻陕西省界,距西安仅200公里。
(13)有批评家就此借题发挥:“《变奏》的主人公有着自己的历史,他在‘十年浩劫’中流浪到张家口车站,在‘寒风能把人撕成碎片’的夜晚因无所依靠而‘号啕一场’,他那时还是八岁的孩子,是所谓‘烙印’吧。‘历史的创伤在个人的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阿兰·佩雷菲特),顾及到这点,我们就能意识到作品强烈的、带历史感的批判意义。”参见许振强《天凉未必秋---也评〈无主题变奏〉兼与何新商榷》,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14)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对徐星的专访《作家徐星:我才50岁还很年轻》。
(15)参见《〈剩下的都属于你〉再版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女孩名叫颖滔,此语出自她在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中的讲述。出于愧意,定居美国的颖滔特意回国,参与徐星纪录片的拍摄,与她的同班同学杨柳(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一起讲述了这段往事。本节部分资料,来自于笔者2017年6月16日与杨柳女士的对话。
(17)杨晓帆:《何谓“现代”,“自我”何从--重读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兼及新潮批评》,《长城》2010年第7期。
(18)参见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5-149页(及周宪撰写的译序)。
(19)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本身就包含着为她77级作曲系的几位同学“打抱不平”的创作动机,几位主人公都有具体的人物原型。《无主题变奏》中玩世不恭的“我”,也经常显出作者本人的身影。“你的生活态度是向下的”,是女朋友老Q对“我”的评价;徐星在1981年分配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后,工作状态也一直是“吊儿郎当”。除此之外,小说中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无所依靠的眼泪,没有结果的爱情,张家口车站的寒风,甚至“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饭馆儿的”这样的戏谑之语,其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参见解玺璋《刘索拉说:我别无选择》,《中国青年》1985年第10期;西祠胡同网站访谈《一个先锋作家消失之谜:徐星对话录》,http://www.xici.net/d13444361.html;《徐星自述〈无主题变奏〉始末》,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46724/;《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20)李建立在《“人生”问题与人道主义传播的困境》(《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中,颇有见地地以“潘晓讨论”为参照重读《无主题变奏》。持续半年多的“潘晓讨论”,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前期以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中心,后期则有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的来信《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再掀高潮。简单地说,《布礼》中“灰影子”的思想观念,正可概括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爱情,青春,自由,除了属于我自己的,我什么都不相信。……’灰影子说。”
(21)参见《徐星自述〈无主题变奏〉始末》,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46724/。
(22)对于《你别无选择》的发表过程,朱伟回忆说:“李陀在此时成为北京写作圈的一个中心人物,有很多发表不了的小说都会转到他那里,由他鉴定一番。小编辑们也都爱听取他的意见,鉴别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作品。那时,我住白家庄,李住东大桥,我们离得很近,每周不是他来就是我去,总要来往好几次。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就是在李陀那里发现的。我记得,那天我待到很晚,刘索拉打电话问李陀小说的事情,他于是把小说推荐给我。我看后从直觉上就觉得这是一篇好稿子,决定把它发出来,但又担心被毙掉,于是写了一个很长的稿签,分析了这篇小说的积极意义交给王蒙。”参见张映光采写《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
(23)李红强在考察“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时认为,“在新中国的文学期刊编辑群体中,《人民文学》的主编、副主编属于作家、官员、编辑三位一体”,如茅盾、艾青、丁玲、严文井、张天翼、秦兆阳等。因此,一方面,《人民文学》主编这一职位赋予他们的权力性先于编辑的个人性。另一方面,他们所编辑的刊物又极易显出他们自身因素的痕迹。参见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24)王蒙:《林震及其他》,篇末落款为1957年。收入温奉桥、张波涛编:《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5)此为王蒙在1957年5月6日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自《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26)《本刊编辑部在京召开座谈会》,《清明》1979年第2期。
(27)《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朱伟还回忆说:“初到《人民文学》的时候,我很想立刻改变这本刊物的现状,发表一些我喜欢的优秀、新锐的小说。但王蒙叫我不要操之过急,从1983年到1984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他一直显得十分谨慎小心。后来我才理解,他是在为1985年的总爆发做充分的准备。”1985年《人民文学》的转变,被喻为一场“脱掉中山装”的革命。对于这次转变的背后动因,须另辟专文讨论。
(28)(32)郜元宝:《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29)王蒙:《青春的推敲--读三篇青年写青年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87年2月28日。
(30)王蒙:《谢谢你,爱读〈青春万岁〉的朋友》,《山西日报》1982年4月15日。
(31)参见程光炜:《“我”与这个世界--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在这篇文章中,程光炜借助个人经验指出,“对我们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起源于当代文学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诗歌《向困难进军》延伸至1980年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最强音’,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长期遵从的人生价值,突然有人(指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引者注)如此说话确实感觉奇怪。”
(33)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34)“祝词”中提到,“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的党、政府和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相关情况,可以参看吴自强《“创作自由”与作协“四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黄发有《“作协四大”的文学史考察》,《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3期;《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35)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页。
(36)但到了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张光年被迫为此做出检讨:“我脱离了大的生活实际,对文艺战线的全局若明若暗。忽视了大量灰暗的、以至十分有害的创作和评论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泛滥成灾,没有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参见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37)《人民日报》1985年1月7日。
(38)语出李陀对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个思想运动的歧途的总结,参见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3页。
(39)王蒙接任《人民文学》主编,有一个长逾一年的筹备过程,详情可参见张光年1982年7月23日、1982年11月28日、1982年12月7日、1983年2月20日、1983年3月4日、1983年3月8日、1983年3月18日、1983年4月20日1983年4月30日、1983年6月3日的日记,收《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王蒙对张光年及他们之间的交谊的回忆,参见《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40)《朱伟:亲历先锋文学潮涨潮退》,《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
(41)《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42)张光年在“作协四大”的报告中说:“有些奇才异能,奇花异卉奇彩异芳,还在母体中继续酝酿,待到更适宜的情况下才会怒放出来。”
(43)程光炜:《文学史与80年代“主流文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页、第291页。
(45)陈村、吴亮、程德培:《80年代:文学·岁月·人》,《上海文学》2008年第5期。